儒家与现代人生——傅佩荣先生的讲演

东方净琉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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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荣，祖籍上海，1950年6月12日出生,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专攻宗教哲学。曾任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所教授。2009年6月，他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孟子的智慧》，并先后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开展了一系列国学演讲，引起了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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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把孔子称作“至圣先师”，缅怀孔子最具体的方法就是“温故而知新”，认识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进而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他的教导，尽到承先启后的责任。这不仅是个人的身心安顿所需，也是社会稳定发展，文化赓续创新的契机所在。



　　由孔子所奠基的儒家学说“究竟”有何主张？它对现代人还有指导作用吗？首先，它在历史上的际遇十分复杂，从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利用，成了安定社会的主导思想。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可以用“阳儒阴法”一词来描述，表面打着儒家的招牌，里面采取法家的手段，等到国家陷入困境，就把责任推给儒家。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诠释，为了配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形成僵化而封闭的教条，也就不足为怪了。



　　于是，一般人对儒家的刻板印象是：重视群体和谐而忽略个体差异，讲究人情面子而忘了真诚坦荡，最后沦为不讲道理的三纲五常与不分黑白的酱缸文化。像这样的儒家难免让人望而生畏生厌。但是，这是儒家的真正内涵吗？这是孔子立说的原始精神吗？答案显然并非如此。



　　其次，现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导及全球文化交融交锋的大趋势下，变得既丰富又复杂。我们身处其中，容易觉得盲目而茫然。许多学者以“后现代主义”一词为其卷标，意思是：没有任何观点可以免于受质疑及被否定，由此形成价值中立或“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现象。这种接近虚无主义的态度，正是人类心灵的最大挑战。针对这种处境，孔子思想能够提出什么解药？如果经由深入研究，发现儒家学说可以救治人类的时代之疾，那将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幸运，也是全人类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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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将依序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一、孔子在重视群体和谐时，并未忽略个体的主体价值；若是不谈行动者的主体，人生又如何可能建构真善美圣等价值？



　　二、相对于西方（以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这三大一神教为代表）所揭示之人类普遍具有“罪恶感”，儒家所侧重的是人类应该有其“羞耻感”。这两种观点反映的都是人性不完美，因而需要进行修练，那么今日又该怎么做呢？



　　三、儒家深刻的“悦乐精神”，对人生充满向往，要以个人力量承担造福众生的责任，这其中所涉及的人性论是值得深究的。



　　孔子的言行在上述三个问题上都有精准的见解与示范，且让我们略说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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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与群体

　　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会发现“群体”的作用远大于“个体”。这也许是个客观事实，但是如果回溯于儒家的起源，向孔子请教的话，就会察觉原来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孔子的观念对于现代人生仍然深具启发性。

　　孔子主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认为实践人生理想的主动力量在于人。他心目中的人是不分阶级、族群与贫富差异的，所以在得悉家中马厩失火时，他的当下反应是“曰：伤人乎？不问马。”因此推崇孔子为人文主义者，说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怀，乃是合宜的判断。

　　问题在于：孔子所谓的“人”，一般都被认定为侧重于群体，这是正确的观察吗？譬如他的核心观念是“仁”，而“仁”字“从人从二”，自然不离人我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分辨：孔子是否注意到道德行为的主体是个人呢？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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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孔子对人的期许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己”显然是指个体而言，君子与学者应该有此自觉。另一方面，平凡百姓也有其自我要珍惜，最典型的话语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百姓心中打定了主意，谁都无法再去左右他。在道德修行上更是如此，孔子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要进要止，全在于“吾”的选择。

　　为何需要强调个体呢？因为不论群体如何相处，道德价值的主体必须是个人，并且是真诚的个人。像“巧言令色，鲜矣仁”一语，不是暗示我们行仁的条件是真诚吗？有真诚才有动力，也才能从事道德实践，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不真诚，又如何可能“欲”仁？同时这个“我”自然是就个体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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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中最受误解的章节之一，是“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关于“克己复礼”，许多学者的理解是“克制（或约束）自己的欲望，去实践礼仪的规范”。但是读完本段全文，会发现孔子所说的更可能是“能够自己作主，去实践礼仪的规范”，因为他接着谈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由己”是主动，“由人”是被动；若要走上人生正途（仁），就必须“化被动为主动”，经过个体的自觉与自动，真诚而愿意“复礼”（实践礼仪的规范）。

　　这种真诚而主动的个体将会表现让人惊讶赞叹的力量，在《孟子》书中有一段话，就是谈到三种勇敢时，最高层次的示范是底下这句话：“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通常我们会因为这句话出于《孟子》而以为那是孟子之语。事实上，那是孟子引述曾子所转述的孔子之语：我若反省自己，发现自己理屈，那么就算面对平凡百姓，我不觉得害怕吗？然后，反省自己，发现自己理直，那么就算面对千人万人，我也向前走去。

　　“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句话中的“千万人”不是指群体吗？群体若是表现偏差的观念与作为，“吾”这个个体不仅毫不妥协，并且要择善固执、起而对抗。孟子由此发展出“大丈夫”的人格典型，其表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试问：天下还有比这句话更能显示个体的尊严与独特价值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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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儒家思想重视个体，其重点不是今日社会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所保障的人权，而是肯定：每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杀的尊贵价值。这也是孟子所谓“人人有贵于己者”的意思。

　　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会发现“群体”的作用远大于“个体”。这也许是个客观事实，但是如果回溯于儒家的起源，向孔子请教的话，就会察觉原来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孔子的观念对于现代人生仍然深具启发性，其故在此。他所启发的不只是我们华人世界，也将是全人类。道德行为的主体是个人，而道德实践的条件与效应则不离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个体的真诚出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才能真正普遍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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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诞生地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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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心与罪恶感

　　罪恶感源自个人面对上帝时的特殊心态，因此它的最大挑战是不信上帝。羞耻心源自个人面对社会标准或个人良知的要求。如果只看社会标准，个人很可能变得世俗化、功利化、空洞化、而这也正是当前社会的一大危机。

　　就人的现状而言，中西双方的文化都强调修养是不可或缺的。为何需要修养？因为人性并非生而完美。关于“完美”的判断，是不能脱离一个参考标准的。以主导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为例，就在其教义中谈到人的“原罪”。他们相信上帝是完美的，并且上帝所造的人也应该是美好的，但是人的始祖未能恪遵他们与上帝所订的盟约，亦即犯了罪，这才造成人性的缺陷。换言之，人在面对完美的上帝时，不免自觉其“罪恶感”，然后只有凭借虔诚信仰与真心忏悔才有可能获得救赎。这种罪恶感对心灵的影响是极其深重的。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说：“许多人因为罪恶感而犯罪。”这句听来像是颠倒的语句，其实充分反映了西方人由其宗教所塑造的心灵状态。

　　如果说“罪恶感”是个体在面对无限完美的上帝时所自觉的无能与卑屈，那么“羞耻心”呢？羞耻心是个体在面对“群体”所要求的标准时所自觉的不足与惭愧。个人不能脱离人群社会而生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一套言行禁忌与评价系统，那么当一个人自己觉察或者被人指称未达此一要求标准时，就会产生羞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