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心上莲花：为富不仁的时代

yuanjue

根据陶直夫1934年写的《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民国时期，占户数4%的地主，土地占有达50%；20%的中农占地15%；而70%的贫农、佃农，占地仅17%。而且，地主所占土地多半是肥沃的上等田，产量上的比例应该更高。

    由于土地少，产量低，除了少数富农，绝大部分农民需要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种，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存。土改前全国平均的地租是五成（收成的50%），在70%以上的地方(民国政府1934年调查报告)并不是实际产量的50%，而是一个定额，哪怕颗粒无收，年底也要缴纳这个产量的五成。地淹了、旱了，租子照收。所以，很多地方地租高达农民实际年产量的六成到八成。在浙江省萧山县，1921年地租竟然丧心病狂的达到九三折(93%)，于是这里发生了农民暴*动——因为活不下去，只要有一根导火索，就会导致民众狂热追随。

    民国的20多年中，田赋普遍增长到50%以上，此外还经常“预征”。湖南慈利——此地有资格名垂青史了！1931年把田赋预征到了公元2117年(赵效明主编，《中国土地改革史》，第53页)。

    这种情况导致恶性循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土地日益集中在地主手里，农民逐渐走向破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之时，一个地方的土地基本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绝大部分农民是没有土地的，或只有极少量土地。所以建国初期划成份时，贫农的比例占压倒性的多数（无地或极少土地），少量富农（基本能自给自足的），地主的比例很低。

    地租普遍过高，农民交不起租子，只能向地主借高利贷。抵押掉自己所有的土地和财产后，农民或者当长工，或者卖身给地主成为奴婢，或者逃亡他乡。逃亡与战乱，又导致土地大面积抛荒。到1948年，河南、湖南、广东、江西四省，荒地面积达到6200万亩，湖南和广东荒地竟然占到耕地面积40%。

    当横征暴敛导致社会生产力衰竭的时候，灾荒之年的后果就会更加严重，成为导致暴*动的最后一根稻草。农民走投无路，只好造%反。不管什么主义不主义，只要有人振臂一呼，答应分粮食、分田地，就有大批农民群起响应。在太平盛世，嘴皮子说破了，也不可能有多少人愿意拎着脑袋跟着干。民穷则难治，人越富有顾忌越多，也就越胆小。“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有钱人连屋檐底下都不敢坐，怕瓦掉下来砸着。而贫无立锥之地的人，往往只剩下胆气，反正是一死，饿死不如抢顿饱饭先。

    农民大面积破产的现象，在民国时期已经很明显了。根据抗战前对山西263个村庄2000多户的调查，有30%-40%的农户明显入不敷出。1933年22省统计显示，56%以上的农户都是负债的。1929-1931年，河北定县调查的526家农户里，欠债户增加了四分之三，借债额增加一倍多。

    恶性土地兼并与高额的地租，还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如前所述，绝大部分民众几乎是赤贫状态，消费不起工业品。而大部分地主有了钱，会用来买地，或者投入高利贷，通过向农民放贷继续兼并土地。因为对地主来说，收取地租旱涝保收，投资高利贷利润丰厚，而投资新式工商业却要担巨大风险。农村经济崩盘，工业无法发展，社会积贫积弱，一旦碰上灾荒，就是战乱的导火线了，而战乱又反过来加重了贫穷。



    点评：

    当一个人不择手段、阴损到了极致、或狂妄到了极致，就是弥天大祸的前兆。同理，当一个时代普遍缺失底线、横征暴敛，导致大部分人活不下去的时候，就是重新洗牌的时候了。

    每一个时代的崩盘，都不是没来由的，而是必然的。东汉末年的严重的土地兼并，赤贫的人占绝大多数，最终导致连年社会动乱，到三国时期，已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明末也是土地兼并，很多省十之八九的农民是贫无立锥之地的，到了饥荒之年，易人相食，许多地方已经有了公开的人肉市场，被吃的人叫“菜人”，也叫“两脚羊”。所以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大旗一举，四方云集。清末到民国百余年的战乱，举国赤贫，本文上述的数据就是例证。史书中读来，令人触目惊心。大量的兼并，高额的地租，普遍的贪婪，为富不仁，把绝大部分人逼到了绝境，也就给自己埋下的祸乱的种子。







*********************

一路走来，生活中一幕幕的悲喜剧，在身边不断登场与落幕、上妆与卸妆，人生的无常总令人慨叹不已。细细思量，每一个故事中都有一根若隐若现牵引命运的线，在缠缠绕绕。

一篇篇打开，人间悲欢，红尘漫卷。在一个个的小故事中，听那心上的莲花缓缓绽放。



如果觉得博客中的文章有益于人，请广为转载与转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导人向善，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