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祥剑群书治要五十讲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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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祥剑群书治要五十讲



第二十六讲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
——为政要以民为本
民本思想是《群书治要》里面非常重要的治国思想。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唐太宗读了《群书治要》以后，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也是他常常说的一段话，就是“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这段话我们都比较熟悉，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治国要以百姓为根本，同样治理企业也要以员工为根本。员工也能载舟也能覆舟，公司兴盛要靠全体员工的努力。国家要富强要靠全体国民努力奋斗。所以作为领导者，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关心百姓的疾苦，关注民心的向背，爱护民众。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后他本人就非常注重这一点。他登上帝位以后把爱民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作为自己执政的指导思想，制定了一系列顺应民心的开明政策。正是因为他能爱民，能采用与民生息的政策，一切以民众的利益为导向，所以使得贞观时期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景象，使得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富强的国家。虽然唐太宗那时实行的是君主制，他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现代的学者看来，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他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安定生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
“贞观盛世”的出现和《群书治要》里面魏徵等人向太宗进谏，强调要以民为本、注重民生是很有关系的。《群书治要》里面也反复强调，为国者一定要以民为本，注重民生；无论是作为一国之君还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官吏，都要爱民，更要懂得恤民、富民、教民，这样才能够让天下大治。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熟悉经典的都知道，这是出自《尚书》中的一句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政治思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尧舜禹的时代就提出了要以民为本，把民众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种思想，重点就是让为政者、领导者在执政的过程中，要注意顺从民心，认识人心的向背。这决定一个朝代的强弱、盛衰、存亡，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盛衰兴旺。同样我们现在经营企业，员工人心的向背也决定着这个企业的盛衰兴旺。中国古圣先王这种民本思想，起源非常早。我们读《尚书》，里面大禹和咎繇在讨论治国之道的时候就讲过：“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这是讲治国核心的两条，一条是知人，一条是安人。知人就是知人善任，治理国家要能够知人善任。什么叫知人？我们讲知人者智，能够了解别人，真正认识别人这是大智慧。知人者能官人，你有这样的智慧就能够选拔恰当的官员，知道选拔什么样的人来治理百姓。怎么样知人，首先在于知己，先要了解自己。“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给予百姓利益，这是大人真正对百姓仁慈，百姓就会归顺他。“黎民怀之”，就是百姓都能够对君王、对领导者真正拥护，人心都向着这个领导。要想把国家治理好，把企业治理好，就要真正从心底去为百姓为员工着想，为企业的客户着想。
《尚书》里面记载，太康为政的时候，开始腐败，失去民心，有一次他出去打猎，被有穷国的国君后羿率领民众拦住了，不让他返回京城，从而失去帝位。太康的五位弟弟在洛水等待他回国，做了《五子之歌》。《五子之歌》里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廪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弗敬。”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讲百姓是立国的根本，根本得到稳固，国家才会安宁。老百姓人心稳定这个国家才能安宁。所以后面讲，“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做领导者的，他只是一个人，谁都可能能战胜他。做领导的最重要是要有敬畏之心，对每一个臣民对每一个百姓，都有敬畏之心，存有敬畏之心才能够赢得百姓的心。“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在民怨没有显现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谋划，不能够等它明显了才警醒。这是讲真正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要对百姓有敬畏之心。百姓心里有一点的怨恨，做君王的就要警醒。
如果百姓怨恨积得越来越多，这个朝廷就危险。真正懂得治国的人，懂得防范于未然，百姓有一点怨气的时候就小心戒备，消除百姓的怨气。所以下面讲：“予临兆民，廪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这是比喻，君主对待民众，兆民这是讲亿万民众，廪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这个畏惧的心情就像腐朽的绳子驾驭马车，小心谨慎畏惧到了极点。“为人上者，奈何弗敬”，作为民众的君主，作为领导者，怎么能够不时刻谨慎忧惧。所以，古代的君王都是朝乾夕惕，从早到晚都是小心翼翼。
“为君难”，孔老夫子讲，做领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时时刻刻要有这种戒慎惊惧的心，能够对百姓心存敬畏，才能不骄傲，心存谨慎。“在上不骄，高而不危”，领导者要对百姓心存敬畏之心，不能反过来让百姓对领导者心存敬畏之心。现在反过来了，百姓见到领导很害怕，领导者见了下民趾高气昂，作威作福，这样的领导就有危险。
我们读圣贤的经典，才明白做领导应该怎么做，不是作威作福，要把自己放在低处。领导者身在高位，要想保住这个高位，就要懂得戒慎谨惧，把自己身架放低，才能够没有危险。
视民知治不
在《史记》里记载着商朝时期汤王的话，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视形，视民知治不。”商汤讲，人看水能够见到自己的形象，看民众的情况可以知道国家是否安定，就知道这个国家治理的情况。
如果百姓都在争夺利益，正如孟子讲，“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国家就危险了。如果百姓都是追求道德仁义，那是盛世。同样，在一个企业里面，如果员工之间都讲求利益，比每个月各自拿的奖金多少，争业绩、抢客户，表面上这个公司可能蒸蒸日上，背后其实蕴藏着很深的危机。如果企业的员工互相谦让，互相帮助，人人都讲求仁义道德，这个企业必定能够得到长远的发展。所以我们做领导者，想要知道自己治理一个地方治理得怎么样，看看这个地方的民风就知道。企业家想要知道自己的企业治理得怎么样，看自己企业员工的人心就能知道。
在中国历史上，盛世明君都是勤政爱民的，真正心存危惧。当帝王不好当。清朝时期雍正皇帝，自己写了一个匾，上书“为君难”。他自己讲，为君为臣都是一件难事。做君主做大臣都是为天下来服务，都很难。雍正后面有乾隆盛世，和雍正皇帝勤政有很大关系。历史上文武周公、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都是勤政爱民的君主，也有很多著名的廉吏都是勤政爱民的。为君者能够以民为本，就能够把社会治理好。为官者能以民为本，就能把一个地方治理好。经营企业能以员工为本，就能把这个企业治理好。我们看中国历朝历代的治乱兴衰的循环，无不与这个朝代的政事有关，政事以民为本则兴，不以民为本就会衰败。
善为国者，爱民如子
要以民为本，首先是要爱民。古人讲五伦关系，五伦关系里面君道和父道是非常接近的。父亲首先慈，做父亲的要慈爱自己的孩子。天子，就是让天下人亲爱得像一家人一样，也就是为君者首先要爱护自己的臣民。
《左传》上讲：“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一个国家要兴盛，君主就要把百姓看作是自己的伤口一样，不忍触碰。为君者能够视民如伤，国家的官员能够对百姓有这样的态度，这个国家就会兴盛起来。“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土芥是泥土草芥，把百姓看得像泥土和草芥一样，随意践踏百姓，抢夺百姓的利益，这是国家的灾难。就像一个公司里面，如果企业老板把员工看作是泥土和草芥，把员工看得一文不值，这个企业很快就会有衰败的危险。孟子讲：“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怎么样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怎么样对待你。比如如何解决官民冲突的问题，从哪里开始？就要从爱民开始。
《群书治要·汉书》里引用《洪范》里的话说：“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天子过去称君王，现在领导一个地方的领导者我们也称他为父母官，这就是要做民众的父母，方可成为天下之王。我们现在在一个地方做领导，也要当民众的父母，才能够配得上这个领导的称呼。
中国古人讲，做领导要扮演三个角色。第一个是作之亲，像父母爱孩子一样爱护百姓，这是作之亲。第二个是作之君，这是要能够成为百姓的领导，能够让百姓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能够教化百姓。第三个是作之师，是要做百姓的老师，要能够起模范带头作用，做百姓的榜样。做百姓什么样的榜样？五伦关系的榜样，自己把这个五伦关系展现出来，从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夫义妇听，君臣有道，朋友有信都要展现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人做到了，五种关系都处理得很好。晚清的曾国藩先生，他这五种关系就处理得很好，堪称模范。在君主面前他是得力的臣子，在下属面前他是一位好领导，在兄弟面前他是一位好兄长，在孩子面前他是一位好父亲，对待朋友他是一位好朋友。我们看《曾国藩家书》，他一生真正把五伦关系落实好了，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代名臣，被人称为儒家最后的圣人。他能够做到那么高的官位，不是偶然的，是他一生努力修德成就的。曾国藩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位大孝子。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个好的领导，怎么样来做？首先从做一个好的儿子开始。《礼记》里面讲道：“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后可以为人君。”懂得做儿子的道理之后，才懂得怎样做父亲；懂得怎样做下属，才知道怎么样做领导。
君德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仁字。你要守住领导者的位置，《周易》里面讲：“何以守位，曰仁。”你要有仁慈之心，要懂得爱百姓。
圣君和贤臣的对话
在《群书治要》里有一段周文王和姜太公的对话。文王问太公：“愿闻为国之道，太公曰：‘爱民。’文王曰：‘爱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向太公请教治国之道，太公只说两个字，爱民。现在我们讲治企之道、治家之道不也是这两个字吗？你想把一个单位管理好，领导好，不也是这两个字吗？在企业里面你真正爱护企业的员工，你真正把爱心发出来，就能够打动你的员工。你真正要想齐家，把家庭治理好，也是这样。你真正爱护自己的子女，爱护自己的家人，他们能够感受得到，只要把这个爱做到极致，就一定能够感化人。
文王继续问，“爱民奈何？”怎么样去爱民呢？太公就说，“利而勿害”。什么是利而勿害？就是要保护民众的利益，不要损害民众的利益。简单讲就是做让民众得利的事情，不要做对民众有害的事情。什么是有利的事情，就是让民众懂得道德仁义，让他们知道趋吉避凶。古圣先王为什么这么重视道德教化，因为让百姓懂得伦理道德这是最大的利益；让百姓不要受苦；人人如果违背伦理道德，百姓的日子就苦。反过来讲，不对百姓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这就是残害百姓，让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当中。“成而勿败”，要成全百姓，不要破坏。这是讲要促进百姓的生产，不要破坏百姓的生产，让他们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生而勿杀”，生是要珍惜百姓的生命，不要用刑法杀害百姓。“与而勿夺”，要给百姓利益，不要和百姓争夺利益。孔老夫子在《孔子家语》里面讲到，当时鲁国的君主想要国家富强起来，就问孔子，我把这个税收增加一成行不行？孔子就说你要把这个税收减低，要降低赋税。孔子做了一个比喻，哪有做儿子的富有，做父亲的很穷的。反过来讲，哪有一个国家百姓很富有，而国家反而很穷困的，没有这个道理。“乐而勿苦”，乐是要让百姓过上安乐的生活，不让百姓受苦。百姓苦不仅是在衣食上不满足，更重要的是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得人生的真相，不懂得伦理道德。
现在我们看到，社会经济发展了，但是人们的精神财富并没有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得到增加。很多人有钱了，但是内心的苦恼反而越来越多。“喜而勿怒”，这是讲要让百姓喜悦，不要让百姓怨怒。这都是讲爱民，要想实现太公讲的这几条，最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治理一个国家是如此，治理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也是这样。
就像我们做父母的，对于自己的孩子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就是要教育孩子，教育孩子一生懂得这些道理，懂得如何趋吉避凶，懂得做一个好人，这是最大的爱。所以古代这些圣主明君时时刻刻讲到要进行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这是真正的爱民。
太公进一步讲：“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善于治国的君主，善于领导企业的领导，他对待百姓，对待员工，对待自己的下属，就像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
世间哪个人不爱自己的子女？哪个兄长不爱护自己的弟弟？真正见到自己的子女受到饥寒，做父母的痛心呀。见到子女受苦、劳累，都会为他感到悲痛。这是人之常情，我们见到自己的子女，见到自己的亲人受苦，会感到忧虑，感到悲痛。但是见到别人我们这种怜悯心就没有了，这不是一个常人所为啊。像《弟子规》里面说：“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对待别人的父亲要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对待别人的兄长要像对待自己的兄长一样，对待别人的子女也要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尤其是领导者，你是一个地方的领导，那你就是这个地方人的父母，你要把这个地方的人真正视为自己的亲人。在一个单位做领导，这个单位员工的家人都指望着你，我们做领导的怎么能够不时时刻刻谨慎戒惧，怎么能够不时时刻刻有这种危机感，哪里还能够在自己的下属、自己的百姓之上作威作福。所以古代这些圣王都展现给我们看，告诉我们做领导应该如何做。
尧帝是如何对待百姓的
古圣先王，他们是怎样对待百姓的？在《群书治要·说苑》里讲：“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终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民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
尧帝这是圣人，那个时候真正是大同之治。他心里念念不忘的是天下，而不是自己。“加志于穷民”，这是讲他真正用心去周济平民百姓。“痛万姓之罹罪”，看到百姓受苦受难自己痛心。“忧终生之不遂也”，为天下一切生灵都忧心，为万民，他真正是把天下人都作为自己的子女一样。所以看到一个百姓挨饿，就像看到自己的儿子挨饿，是自己让他挨饿。是我这个做领导的没做好，我的百姓没饭吃。“有一民寒”，有一个百姓寒冷，他反思自己，自己领导没做好让百姓受冻。“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看到有一个百姓犯了罪，他反思，是自己教育失当。就像做父母的看到自己的子女犯罪，首先是反思自己，自己没有教育好。所以这些古圣先王告诉我们，做帝王，做领导，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大家。
大禹的自我反省
《说苑》里讲：“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顺道使然，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民，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也。’”禹也是圣王，他遇到一个犯罪的人，看到百姓犯罪，他就下车哭泣，就像看到自己的子女犯罪那样痛心疾首。他左右的人说这是这个犯罪的人自己不走正路，违反法律，所以才会这样，君王你何必要伤痛成这个样子。这个话很有道理，但是细细想，又没有道理。百姓犯罪责任在谁？责任在于君主啊。君主没有教化好，就像孩子犯罪，责任在谁？在父母，父母没有教化好。所以“禹曰：尧舜之民，皆以尧舜之心为心”，尧帝舜帝的时候，人都以尧帝舜帝仁爱之心为己心。大家都是一样讲求仁爱，现在我当了君王，百姓却各自以自己的私心为己心，所以我感到痛心。大禹遇到百姓犯罪，首先是反省，自己没有做好。
我们看到古代这些圣王，他们做君主，最重要的是爱民。真正有了这个爱心，你自然会把这个领导工作做好；有了这个爱心，就会有无穷的动力，你会用尽全力去努力做好领导者的工作。
君者，民之源也
《群书治要·荀子》里面讲：“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这是说，为君者是百姓思想行为的源头，百姓所作所为都是看领导者。领导者怎么做，百姓就会怎么做。领导者爱百姓，百姓就会爱护这个领导者。相反，领导者不爱百姓，不关心百姓的疾苦，百姓也就不会拥护这个领导。所以讲“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这都是比喻，水源头清澈，水流就清澈；水源头浑浊，水流就浑浊。“故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你拥有国家不能爱护人民，不能有利于人民，却希望人民亲近爱戴自己，是不可能的。就像企业，你拥有企业不能够爱护员工，不能够做有利员工的事情，却希望员工能够爱护自己、亲近自己，这也是不可能的。“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众不能够亲近爱戴领导者，而领导者希望这些民众能够为自己所用，甚至为自己牺牲性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如果民众不能为自己所用，不能够为君王牺牲性命，却企求兵力强劲，城防坚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自己兵力不强劲，城防不坚固，却企求敌人不来侵犯，是不可能的。“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敌兵已经到来，却企求国家不危险，不被削弱不被灭亡，这也是不可能的。这里从爱民讲到不爱民最终会导致国家灭亡，所以治理国家、治理企业都得要以爱民为根本，要替百姓替自己的员工着想。“故人主欲强固安乐，则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国，则莫若求其人，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也。”做君主的想要国家强大、稳固、安乐，莫若反省自己对人民的态度；要想使臣子亲附，人民团结一致，莫若反省自己政令的得失；要想政治清明，国家美好，莫若访求德才兼备的人。所以作为一国君主，爱护人民自己才能够安泰，爱惜德才兼备的人自己才会荣耀；两者都不具备，国家就会灭亡。
我们为什么要爱民？这里讲，为君者爱民而安，你自己会安全、安泰。我们爱民，爱他人，其实就是爱自己。我们自己和他人本来就是一体。为什么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要仁，要有仁德，把仁作为万德之首？根本是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体，大家互相爱护，这个世界就没有灾难；人与人之间讲求仁义道德，世界就没有冲突。你能够爱民众，民众自然就能拥护你、爱戴你。我们要想把家治好，把企业治理好，把单位治理好，希望这个国家好，就要反省自己对人民的态度，是不是做到了仁爱，是不是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把这个仁爱落实，真正爱人如己，那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学习圣贤的教诲就没有白学。真正把自己对亲人的那份爱扩大到每一个人，那你就和古圣先王是一样的境界。我们真正这样去做，真正落实，那你自己就是圣贤，就是君子。
我们学习《群书治要》，并不是学这些为政的知识，而是要学会真正把圣贤的这些教诲在生活中落实。《大学》上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群书治要》里面这些治国之道，同时也是在教我们修身。把这一部书落实在生活当中，就是修身。修身的根本在于仁爱。领导者要爱民，我们普通人也要有爱人之心。你能够爱周围每一个人，在这一群人中，你就是无形的领导。
第二十七讲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二）
——得民心者得天下
中国古话常讲，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朝代、一个国家，政事治理得好，必定是因为顺应民心；治理得不好，必定是因为违背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
《群书治要·管子》里讲：“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政事兴旺，关键在于能够顺应民心；政事衰败，社会出现乱象，根本原因在于违逆民心，所以管子在讲到应该如何来顺应民心时是这样说的：“民恶忧劳，我逸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逸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这是讲如何顺应民心，核心其实还是讲如何安民。忧劳困苦，人都是趋利避害的，都希望能够获得安乐的生活，而不希望过忧愁困苦的生活。爱民首先就要顺应民心，就一定要让百姓过上安乐的生活。所以这里讲：“民恶忧劳，我逸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人都希望不要过贫穷的生活，不愿意处在低贱的位置。作为领导者，要让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贵是讲要尊重百姓，富和贵都要做到，不仅让百姓过上安乐的生活，还要让百姓生活得有尊严。“民恶危坠，我存安之。”危坠这是讲危难，人不愿意生活在危难之中，这是人之常理，所以君主要让百姓生活在安稳的生活当中，不能够让社会发生动荡。动荡不安，最苦的是百姓。“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族后代能永远传承下去，希望自己的家业能够永远传下去。所以作为领导，就要让百姓生育子嗣，对百姓进行抚养、教育，让百姓家道能够永久传下去。
如果领导者能够让百姓生活安乐，过上幸福的生活，百姓就能够为领导者承受忧劳。如果领导者真正能对百姓讲求仁德，百姓也会愿意为领导者来付出。所以“能逸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危坠”。为君者能够让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能够尊重百姓，那么百姓也愿意替领导者承受这样一种哪怕贫穷困苦的生活；领导者只要能够给民众这样一种希望，民众在领导者身上能看到这样的希望，民众愿意跟着领导者吃苦。领导者能够使百姓安定，百姓就能够为领导者承受危难。像过去每一次朝代更替，为什么这些民众愿意跟着那些起义的将领、开国的君王，就是因为这些领导者不是图自己的私利，而是想让天下人都过上安定的生活。“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能够对百姓进行抚育，能够让百姓子嗣不灭绝，百姓就愿意为领导者付出。古人讲为国尽忠，古代有那么多的忠臣、那么多忠烈的将士，愿意舍小家为大家，根本在于领导者对民众有仁德，真正仁爱百姓。
治理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顺应民心。能够顺应民心就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护，就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大家真正一心就能够把这个团队、这个企业搞好。
管子和齐桓公的对话
《管子》里面记载了一段管子和齐桓公的对话。对话指出，要把国家治理好，根本在于以民为本。
有一次齐桓公坐在席位上，管仲和隰朋两个人来见齐桓公。站了一会儿，有两只鸿雁飞过，君臣三人在这个朝堂上坐着就开始交流。齐桓公看到这个鸿鹄飞过，就感叹地说了一句话：“今彼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四方无远，所欲至焉。寡人之有仲父，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壹言教寡人乎？”齐桓公得到管仲真是得到了一位真正的贤臣。所以他看到这个鸿雁也很有感慨，就讲到你看那些鸿鹄有时飞向南，有时飞向北，四方无论多远，想要到哪里就能到哪里。所以我有了管仲你这样一位贤能的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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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鸿鹄有羽翼一样，就像欲渡大河有船有桨一样。所以齐桓公尊称管仲为仲父，说你可以给我什么教诲。你看，这个为君者能够向臣下请教，懂得学习，请教。所以管子就讲道：“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君主你想要称霸天下，称霸诸侯，成就大业，必须要先从事根本之事。《论语》里面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真正有智慧的人做事情懂得抓住根本，把根本做好了，枝末自然就好办了。所以桓公就讲：“敢问何谓其本？”什么是根本啊？管子就讲道：“齐国百姓，公之本也。民甚忧饥，而税敛重，民甚惧死，而刑政险；民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轻其税敛，则民不忧饥；缓其刑政，则民不惧死；举事以时，则民不伤劳。”这是管仲对齐桓公的教导。告诉君王应该如何成就大业，如何来治理国家，和他讲治国的根本。什么是根本呢？齐国的百姓就是君王你的根本。百姓是君王治国的根本，人们担忧挨饿，但是税赋沉重；人们害怕死亡，但是刑罚险苛；人们忧劳疲惫，但是国君征收税赋没有定时。这是在批评桓公的政策，不能够为民众考虑，不能够爱民。所以管仲讲到，如果你减轻赋税就不用担心百姓挨饿；刑法、刑政能够宽松，法令宽松，百姓就不怕动不动就判处死罪；国家征收赋税有时，按照时令，不随随便便给百姓增加赋税，百姓就不会感觉到疲劳。这都是讲为君者要懂得爱民，真正爱护民众。可见，贤臣治国他知道什么是治国之本。治国之本在于能够让百姓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让百姓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百姓就愿意为国家付出。所以桓公听了管仲的这些话，感到自己很受教育。
顺应本性，而不是习性
讲到顺应民心，是不是百姓要求什么国君就顺从？是不是员工要求什么领导者都顺从？顺应民心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要顺应的是民众的本性而不是习性。什么是习性？人爱财、色、名、食、睡，这是人生来的习性。本性是什么呢？仁、义、礼、智、信，这是人的本性。顺应民心并不是要顺从百姓满足大家的这些自私自利的欲望，而是要让百姓能够回归到道德伦理上来。百姓都希望过上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常人追求的倒未必能够给他带来真正的幸福。
比如追求财富，并不是要百姓一定过上很奢侈的生活，而是要过上真正能吃饱穿暖、丰衣足食的生活，不是崇尚奢靡的生活。色也要有节制，不能够让百姓过度地纵欲。古人都讲究礼，特别制定婚姻之礼，这都是让百姓回归到正道，懂得遵守伦理道德。所以古人顺应民心，顺从民情，并不是完全顺从百姓的种种私欲，而是要顺从百姓的本性。这是我们作为领导者要认识清楚的。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尤其是人的贪心，做领导的怎么能够去顺从民众的贪心呢？
《群书治要·文子》里面就讲：“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为之节文，无其性，无其资，不可使遵道也。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王为之法度，不可使向方也。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威行如神矣。因其性，即天下听从，咈其性，即法度张而不用。”这是讲古圣先贤他们如何制定治国之策。“因民之性”是讲依据百姓的本性来制定各种政策条文。“无其性”，不随顺百姓的性情。“无其资”，不关心百姓的生活保障，就不可能使百姓遵从伦理道德的规律。人之性有仁义之资，这是讲人虽然有仁义的本质，正如《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人人都有仁义的资质。但是“非圣王为之法度，不可使向方也”。如果没有圣贤，没有圣主明君为他制定相应的法度，制定礼法制度加以约束引导，就不能使人走仁义之道。所以古圣先王就制定了各种礼，教导人五伦关系，这都是让人回归到仁义的道路上来。“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威行如神矣。”百姓厌恶的行为都要禁止，以防止邪恶发生。为什么古代把这个礼看得这么重要？不符合礼的事情，就是人人厌恶的事情，这些厌恶的事情就不能让它发生。所以古代从道德教育，从各种礼，再到法令，都来禁止这些奸邪、邪恶的行为。“因其性”，即顺应人的本性，人人都有仁、义、礼、智、信的本性，都有仁爱，顺应人这种天生就有的仁德，爱心。人的本性本善，这样就能够让天下人，信服君王的教导。“咈其性，即法度张而不用”，你真正能够顺应百姓的本性，能够顺应人心，让人回归本性本善，百姓都能够回归本性本善，那么法令制度虽然设置了，但可以不用。因为法律、法令、制度、刑法永远是最后一步，是百姓到了违背伦理道德之后，最后的惩罚手段。如果领导者能够顺应百姓的本性，能够把伦理道德的教化搞好，人人就不会去违背法律，都能够依法而行，都能够讲求仁义，社会自然安定和谐。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我们前面讲到要爱护民众，要顺应民情，顺应民心。百姓首先最重要的是要解决生存问题。生存问题第一个就是要让民众能够过上稳定富足的生活。领导者爱护百姓，以民为本，第一点就是让百姓过上稳定、安逸、富足的生活。所以《管子》里面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还有我们非常熟知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是讲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要先让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人们衣食丰足，国家有丰富的财富，百姓就知道礼节，懂得荣辱。另外在《傅子》里面也讲到“民富则安，贫则危”。民众过上了安定富裕的生活，就会安稳，贫困就会感觉忧虑。我们看到历朝历代，每一个王朝的末年百姓生活都很苦，不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常常是吃不饱，穿不暖，百姓因为忍受不了这种困苦的生活，才被逼来造反。中国古人都受过伦理道德的教育，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起来造反。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贤明的君王都把富民作为最重要的一项基本国策。
怎么样富民？在中国古代就是要轻徭薄赋，减轻税收，少征集百姓为国家做事情，少对百姓横征暴敛。而要想达到富民，关键在于要能够公平的分配社会财富。社会财富一旦分配不公，就会引发社会矛盾。这个矛盾往往就会导致社会走向衰败。《管子》里面就讲：“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天下不愁没有财富，只是担心没有贤德的人去分配。所以，一个真正贤明的君王，贤明的领导者，要懂得怎么样分配财富。现在经营企业也是一样，领导者懂得怎么样分配财富，才能让企业的员工工作有积极性。
《论语》里面也讲道：“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有国有家的诸侯、大夫，不担忧财富不多，而是担忧财富分配不均；不担忧贫困，而是担忧境内不安。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平，就会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有了矛盾，社会就自然不安。贫富悬殊，这是产生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
治理国家要让人感受到公平。有了这种公平，即使大家生活得苦一点，也不会有怨言。但是一旦一部分人富裕起来，而另外一部分却人生活得很贫穷，这就会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贫富悬殊一拉大，民众仇富心理起来，就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
治国最重要的是使民富且寿
在《孔子家语》里面，哀公问夫子，治国最重要的是什么？夫子讲道：“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治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使百姓富裕而且长寿。人往往都追求三样东西：财富、健康、智慧。但一般常人最看重的是财富和健康，对于智慧并没有那么高的认识。这从当前人的所作所为就能看到。拼命赚钱，拼命吃补品，养生，希望长寿。但是因为没有智慧，他往往并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富贵、长寿。所以要想使百姓获得富贵、长寿，应该怎么做？哀公问夫子，我应该怎么样做？孔子就讲道：“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省力役”，因为古代有徭役，要减少徭役，不要老是征用百姓去为国家做事情。“薄赋敛”，这是讲降低税收，减轻赋税，那百姓就富裕了。国家不与民争利，那百姓的生活就会富裕起来。“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敦礼教”是讲要推广伦理道德的教育，人都懂得伦理道德那就能够远离惩罚，不会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了。“远罪疾”，疾病就不会来了。一个人的疾病和他是不是能够落实伦理道德也有很大的关系。真正落实伦理道德的教育，推广伦理道德的教育就能够让百姓远离违法犯罪，远离疾病。这样百姓不就长寿了吗？为什么古人这么重视教育，这里面有非常深的道理。
说到这里，鲁哀公他还没有明白。鲁哀公讲：“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我想按照你说的去做，减轻劳役，减轻赋税，推行伦理道德的教育，但我担心这么做的话我们国家会走向贫穷。
现在我们就有这个问题。现代企业之间讲竞争，传统文化都教“让”，不要搞竞争，教导企业这个利益不能独自享用，要多给员工利”益，多给客户利益。像《弟子规》里面讲：“凡取与，贵分晓，与宜多，取宜少。”自己要取少的这一部分。取少的这一部分国家会不会贫穷，企业老板会不会贫穷？我们如果没有认真学习，可能都会有这个疑惑。因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有这个自私自利的心，这个贪心没放下。贪财你就贫了。你看中国汉字，贪字和贫字多么接近。所以夫子跟哀公讲：“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孔子没有直接回答他，国家会不会因此贫穷，只是说《诗经》里面讲到，一个执政的君子，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他的态度是和平快乐的，德行是平易近人的，像民之父母。前面我们讲到爱民，就要像父母爱孩子一样，见之劳苦则为之悲，真正像父母爱子女那样爱，爱戴自己的民众，爱戴自己的下属，爱戴自己的员工。“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夫子这是比喻，没听说过孩子富裕起来了而父母很贫穷的，没有这个道理。反过来讲，没有听说民众富裕国家很贫穷的。民富才能国强；百姓都过上安定富裕的生活，社会安定国家自然强盛。
所以在《孔子家语》里面夫子还讲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是讲用度，如果百姓的用度够，做君主的用度怎么会不够。就像我们家里做父母的，如果孩子都有吃有穿，做家长的你还缺什么呢？如果百姓用度不够，君主怎么可以求得自己的用度够？做父母的如果自己的孩子吃不饱，穿不暖，你怎么样求得自己得到满足呢？所以只有百姓富足，国家才会富足；人能够解决生存问题之后，他才能够衣食无忧；衣食无忧，他才能够真正来学习礼教。
管子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现在我们社会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但是并没有出现管子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生活过得好了，并没有知道这个礼节，懂得礼仪道德，有荣辱之心。关键问题是什么呢？中国古人往往是一手抓民生问题，让百姓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一手抓教育，把教育视为和让百姓吃饱穿暖一样重要。
富之教之，取信于民
百姓过上稳定的生活之后，要推广伦理道德的教育，甚至教育的工作比让百姓过上富裕稳定的生活更为重要。这不是我们自己讲的，这是夫子在《论语》里面讲到的。在《论语》里面，夫子和他的弟子冉有有一段对话，《论语》里面记载：“子适卫，冉子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是讲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夫子驾车，夫子感叹到卫国人口很多，冉有就问老师，人口多那你去治理卫国应该怎么办呢？夫子说先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之后应该怎么办？夫子讲要教育他们。所以，教育非常重要。
同样在《论语》里面，有一段子贡和夫子的对话，子贡问政，子贡去问夫子，如何来治理政事。夫子讲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这是讲粮食充足，大家生活有稳定的生活来源；足兵这是国家有足够的国防力量；民信之矣，就是能够取信于民。“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这三者就是前面讲的，足食、足兵和取信于民，子贡讲如果这三者要去掉一个，先去掉哪个？夫子讲去兵。把这个兵先去掉，子贡又讲：“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这是讲去“食”和“信”，这两个哪个更重要？一个是吃饭问题，一个是信任的问题，百姓相不相信政府，相不相信国家。夫子这里讲到要去掉粮食。夫子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名，夫子讲：“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自古以来人都免不了要死，如果百姓不相信国家，那就国将不国。民众不相信国家，没有伦理道德的教育，君臣之间没有信任，民众不相信领导，最终会导致国家灭亡。所以，中国古人把教民视为最重要的事情。
乡间教育的重要
在《傅子》里面也谈到重视教育的重要性。除了让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最重要的是要实施教育，尤其是这种乡间的教育。《傅子》里面讲：“笃乡闾之教，则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相恤而亡相救，则邻居相恃、怀土而无迁志。邻居相恃、怀土无迁志，则民必安矣。”我们希望百姓能够有安定的生活，社会安定和谐，就要重视乡间的教化。现在讲就是农村的教育，社区的教育，这种最基层的教化。如果重视这样的教化，重视这种在最底层的伦理道德的教育，大家和谐相处，在社会安定的时候，大家懂得互相体恤，互相帮助，遇到危机大家能够互相救助，就不会四处迁徙。百姓能够互相依赖，人就能够怀念故土，不愿意四处迁徙，社会就一定能安定。
现在我们看到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人口流动非常大。这种人口流动，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社会治安，流动人口多的地方，社会秩序往往比较混乱。古人有很多治国理政的原则和方法，在今天我们应该深入思考，认真体会古人为什么这么做？古人是真正希望百姓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而这种幸福安定的生活并不完全是用物质就能够解决的，精神非常重要。人一旦内心失掉信仰，失去道德准绳，那物质生活再富有他也会生活得非常痛苦。
治理一个地方，治理一个企业，需要能够赢得百姓的信赖，得到员工的拥护，这比经济多发达更有价值。大家真正能够对你信任，在你的领导下，经济建设、物质建设都能很快搞起来。最让人担心的就是百姓不相信你，就像一个企业，如果员工不相信领导，那么这个企业表面上看可能很兴旺，但是这种兴旺必定不会长久。
愚公谷的故事
在《说苑》里面就记载了一个故事，讲齐桓公有一次追逐一头鹿，进到一个很远的山谷里面，看见一位老翁，就问这位老人家，说这个山谷叫什么谷啊？那个老人家回答说叫愚公谷。齐桓公就问为什么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呢？为什么叫愚公谷？老人家回答，这都是因为我而取的名。齐桓公就问为什么因你取名叫愚公谷呢？这个老人家就跟他讲，我从前养了一头母牛，这头母牛生了一头小牛之后，我把小牛卖掉了，买了一匹马驹。有一个年轻人看到了就讲，这牛是不能生马的，于是就把老人家的这个马驹给牵走了。邻居听了这件事都认为这个老人家很愚蠢，所以就把这个山谷命名为愚公谷。老人家的马驹随便被牵走，大家都认为他很愚蠢。齐桓公就讲你确实太愚蠢了，你怎么能把马驹给了这个年轻人呢？第二天齐桓公回到宫里，在上朝的时候就把这个事跟管仲讲了。齐桓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管仲是贤臣，一听说这个事，他马上反省，他说这是我的错。怎么会有人随便拉走别人的马驹呢？怎么会发生像这个老人家随便被人欺负的事呢？而这位老人家知道诉讼案件判处不会公正，所以马驹被人牵走之后也没有报官，也没有去要这个马驹。所以，让我回去好好地整顿政事吧。管仲是贤臣，他看一件事能够见微知著，一眼就知道这是因为老人家不信任政府，不相信司法公正，所以自己被欺负了也只能算了。
对上访的正确认识
从齐桓公的这个故事，我们来看看现在社会关于民众上访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社会有很多上访的问题。上访的人往往被很多地方的领导认为是为难政府，是刁民。但是从这些上访者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人他愿意选择上访这条路，其实是他相信政府。一个国家不要怕上访的人多，那是因为民众愿意选择诉讼上访，这是相信政府、相信国家。领导者要有这个认识，就像一个公司里面一样，员工敢于向领导反映问题，说明什么？说明员工相信领导，相信公司。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首先要懂得反省自己。做领导的要赢得他人的信任，要能够取信于民。所以后来孔子对齐桓公这个故事发表自己的看法，教育他的学生。齐桓公是建立霸业的国君，管仲是贤臣，像他们这样的人都有把智者当成愚者的时候。那个老人家真正是愚公吗？不是，那个老人家真正有智慧。他懂得不与人争，谁要就给。他的修行很好，他不去打官司。我们学习到这，就应知道，这是教导我们不要打官司。即使是打官司胜了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打官司本身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管仲真正是一个贤能的丞相，他能够从小事里看到百姓对朝廷的不信任，从而努力去整顿政事。
第二十八讲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三）
——时刻心存百姓
在《群书治要》的民本思想里面，非常宝贵的一点，就是讲领导者一定要知晓民情，使民情上达；而且提出，为君者一定要让民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
防民之口，甚于防水
现在很多人讲我们中国人不讲民主，其实并不是这样，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并不是没有民主。在《史记》里面就节录了一段周朝时召公对于周厉王的建言。这一段话对于领导者来讲非常有用，对于治理企业、治理地方、治理单位都有非常宝贵的借鉴意义。
召公对周厉王建言讲道：“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夫民虑之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这里面讲到要充分地让百姓发表自己的意见，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不让百姓说话，堵塞百姓的嘴巴，这个后果比把河流堵住还要严重。我们知道把河流堵上，一旦决口就会有水灾，河堤一冲垮就会伤及到很多人。民众之口就如同河水一样，堵住民众的口比堵塞河水的后果还要严重。
领导者如果不让民众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你也就无法了解真实的民情。就像我们教育小孩，做父母的如果一直不和小孩沟通，小孩有什么也不敢跟父母说，久而久之就会出问题。所以这里打了个比喻说，“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治水要怎么样治？要疏通河道，使水流通畅。“为民者，宣之使言”。治理百姓，要充分让百姓讲话，让百姓的意见能够得到充分的发表。“故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民众有嘴巴，他有言论自由，正像大地有山河。“财用于是乎出”，人为的财富从哪里来的？从大地山河，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又好像大地上有高低干湿的各种各样的土地。有的土地产粮食，有的土地产棉花，有的土地产其他不同的作物以满足人的衣食。所以下面讲：“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放手让百姓讲话，政事的好坏就能够从这里反映出来。如果你不让百姓讲话，你就无法知道政事的好坏。“夫民虑之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这是讲民众在心里想的，说在嘴上，成熟的意见便予以推行。能够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当领导的能够听取百姓的意见，成熟的意见能够推行，就会鼓励大家都积极提意见。就像一个公司，鼓励大家多提意见，如果哪一个员工的意见得到采纳，他就会更努力，他会感觉到自己受到尊重，感觉到自己有价值，会努力工作。百姓也是一样。毕竟领导一个团队，领导者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能够真正让百姓发表意见，那这个领导者才会有更多的智慧。
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汇聚民智”，汇聚民众的智慧，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有能够发表意见的平台。“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你要是都不让大家说话，堵塞大家的嘴巴，那有几个人支持你？
这里是讲周厉王。周厉王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他专门设立专制制度，以此来与民争利，获取钱财，实行严法，百姓见面都不敢说话，都是看脸色行事。最终百姓受不了他这种统治，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周厉王只好逃跑。
防民之口，甚于防水。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古代的君王，特别重视民情能够上达，充分听取民众的意见，像尧舜禹这些圣王他们都懂得这一点。《后汉书》里面杨震讲，“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尧舜的时候，“谏鼓谤木”立在朝堂的门口，大家都可以进谏、建言，百姓的意见能够上达。“殷周哲王”，殷朝周朝这些贤明的君主，“小人怨詈，则洗耳恭听”，听到百姓有怨言他就洗耳恭听。现在一般的人做领导，哪能够对百姓的怨言洗耳恭听。这些圣王之所以能够成为圣贤之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听取民众的意见，能够让民情上达。他们这么做，是希望“所以能够达聪明，开不讳”。“达聪明”，是希望耳聪目明，能够听取大家的意见，能够了解民情。“开不讳”这是讲开放言论，让民众不要有所顾忌，能够大胆说话。“博采负薪”，是广泛采纳民众的意见。即使最微贱的下民的意见他都能够采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了解百姓的情况。
就像我们经营一个企业，这个企业领导者一定要对公司的情况了如指掌。如果不了如指掌你怎么能够做正确的决策，如何管理这个企业？做家长要对孩子了解。如果不了解他，就不能和孩子进行很好的沟通，那你怎么教育孩子？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古人特别重视让民众发表意见，听取民意，了解民情。在现在大家都提倡民主的今天，做领导者更要能够听取民意，了解民情。
把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
为君者要以民为本，爱民，教民，富民，听取民意，他做的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事情有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利益民众。做这些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要能够有利于百姓。所以在《群书治要·文子》里面讲到，“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治国有常道，根本就是要利民，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百姓服务，为天下众生服务。
《文子》里面还讲道：“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真正是对百姓有利，不一定完全效法古人；只要措施合宜，不一定完全顺从旧俗。比如我们现在学习《群书治要》，是不是我们的所作所为都一定要以古人做标准？古人没做过的我们就不能做？或者这个符合古人旧俗、古代的典章制度，但是未必对现代人有利。那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要取有利于民。所以只要有利于民，不一定完全效法古人，不一定完全顺从旧俗。我们学习要学到根本，根本就是要学习这种利民的思想，真正全心全意为社会谋利益，真正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不仅是一个领导者应该为人民服务，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应该为人民服务，我们做任何工作都在为人民服务，而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在接受人民的服务。我们要真正明白每天喝水、吃饭、行住、坐卧都是有人给我们付出，这就是有人为我们服务，而我们也应念念想的是怎样为他人，利益他人。古圣先贤，他们念念想的是天下，想着天下人的利益。我们应该明白，其实天下人和我们自己本来就是一体，你为人人，人人为你。
一切政事要以民为本
《群书治要·贾子》里面就特别强调，一切都要以民为本。“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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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以为本。”这是讲人民始终是一切政事的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君主以人民为根本，官吏也是以人民为根本。所以我们作为领导者，要懂得以民为本。以民为本，你才能够得民心、得天下。要得到天下，最终得得到老百姓的心，要得到老百姓的心就是要以百姓为根本。
贾子继续讲：“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国家安危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百姓。君主的威严屈辱取决于什么？也是取决于人民和百姓。君主为什么有威严，因为君王心系天下，所以百姓敬服你。末代君王违背君道，大家都起来反抗他，最终这些君王会丧失君位，甚至丧失身家性命。为什么古人讲士农工商？士就是讲做官的读书人。古代那些做官的都是真正读圣贤书的，他们受到人的尊重。那是为什么？他们念念想的是天下国家。“君以民为威侮”，侮是讲官员违背以民为本的根本，你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违背国家的法令，贪污腐败，你最终会自取其辱。你贪心起来就会作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所以你违背这个原理原则可能就会给自己带来灾殃。人民是一切政事的根本所在，国君、领导者、官员都要以民为本。
贾子继续讲：“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不为命也。”这是讲人民百姓是一切政事的命脉，国家以人民为命脉，君主以人民为命脉，官吏以人民为命脉。国家为什么能存在？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人民。如果没有人民这个国家就没有了，有人民有百姓才有天下。君主是百姓的领导者，如果百姓没有了，那你做谁的君主？官员也是以人民百姓为命脉，没有百姓你做谁的官员。所以国以民为命，国以民为存亡。国家的存亡在于什么？在于百姓。“君以民为盲明”，这个君主是昏庸还是贤明，在于什么？在于人民，在于你如何对待人民。你爱民，治理国家以民为本，那你是贤明之君。如果你处处压榨百姓，与民为敌，你就是昏乱之君。昏乱之君就会有人来推翻你。“吏以民为贤不肖”，官吏贤能不贤能，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是不是以民为本，你违背以民为本这个原则，那么你就不是人民的官吏了。这个根基一动摇，你可能就会违法乱纪，甚至给自己带来灾祸。“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这是讲人民是国家、君主、官吏的命脉所在。
“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故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否，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社会一切功绩是谁创造的？是百姓创造的。国家要取得成就靠什么？依靠人民。君主要取得自治，要取得盛世之治靠什么？靠人民的力量。官吏要创造政绩，要靠什么？靠人民百姓。所以国家的兴衰在于人民。君主的权威强弱，你是一个盛主还是一个衰主，是一位有权势的帝王，还是一位无能的君主，这都取决于百姓，取决于百姓能不能听你的话。所以说人民百姓是一切功劳的创造者。没有百姓的支持，国家不可能兴盛；没有百姓的拥护，君主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没有百姓的支持拥护，官员不可能把一个地方治理好。所以君主要把国家治理好，官吏要想取得政绩，必须以民为本。所以贾子讲道：“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百姓虽然处在低贱的位置，但是不能够轻视。虽然愚昧，但你不能够欺骗他。“故自古而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矣。”从古到今，凡是与民为敌的人，不管迟早人民都会取得胜利。
有一句古话讲：“万事民为先。”治理国家，要把百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你一旦违背这个原则，天下就很难治理好，甚至会失去天下。所以古人常常讲到，“得民心得天下，失民心失天下”。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都是最好的证明。王朝能够兴起，原因是什么？得到百姓的拥护，真正替百姓着想，所以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同样，一个企业能够兴盛，是因为得到了员工的拥护，企业能够替员工着想，大家共同努力，这个企业就能做好。企业衰败，是因为不能得到员工的拥护，不能把员工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以企业会衰败。治企和治国，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自古以来这些圣祖明君都非常重视百姓。
万事以民为先
《贞观政要》里面，也记载了唐太宗自己对民本思想的认识。唐太宗能够成就“贞观之治”，和他懂得万事以民为先是有很大联系的。
在《贞观政要》里面，太宗就曾经讲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做领导的心里应念念能够替百姓着想。“若损百姓以奉其身”，即要是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利益，就像你把腿上的肉割掉，来满足自己，填饱肚子。最终肚子填饱了命却没了。所以百姓就这么重要。太宗还讲道：“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所以为什么古人这么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任何一个人都要遵从于伦理道德。为君者要是违背君道，那人民就会远离你。你要是讲求道义，那有德的人都会推你为主。像过去最早三皇五帝的时代，实行禅让制。禅让制是什么？寻找最有德行的人，让他来做君主。像过去在家族里面选族长，怎么选呢？推选最有德行的人。你有德行那人家推你为主，你没有德行人家就会弃你不用。所以一个人能够做到领导者的位置，根本在于要有德行。没有德行，你坐了这个位置也可能会被民众推翻。不得民心，那你这个位置就坐不稳。所以唐太宗非常懂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所以他治国一直以“民为邦本”作为治国的指导准则。贞观二年，太宗就讲道：“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做帝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一句话就要想想说出这句话对百姓有利益吗？没有利益不敢说啊。君无戏言，做领导者说话要很谨慎。《弟子规》上讲，“话说多，不如少”。做领导者不能随便，真正要说一句话，要想到能够利天下万民。如果你这句话说错了，那可能会害天下万民。
小一点说，在单位里做领导也是一样的，要能利益这个单位，利益这个企业。贞观二年的时候全国发生蝗虫灾害，太宗就讲道：“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他讲到，百姓都以谷子为生命，跟蝗虫讲你把百姓的粮食给吃掉是害百姓。百姓有了过失在为君者一个人身上，你要是真的有灵性的话你应该来吃我的心，而不要去伤害百姓。他把捉到的几只蝗虫自己生吞了。为什么贞观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能够达到兴盛的局面？根本在于太宗有一颗爱民之心。
到了太宗晚年，慢慢这种爱民之心就减弱了。在贞观十二年，魏徵上了非常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魏徵在奏疏里讲道：“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批评太宗讲的这句话没有爱民之心，批评太宗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并且批评他的若干行为，像万里遣使，市索骏马，并访怪诊，难得之货杂然并进，玩好之作无时而息，长傲纵欲，无事兴兵，问罪远裔。太宗晚年在治理上取得成绩之后，产生了骄奢淫逸之心，所以魏徵就警告太宗，告诉他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规劝太宗一定要牢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之道；要能够有始有终的视民如伤，爱民如子。太宗最后也是接受了魏徵的这些建言。可惜的是魏徵去世以后，真正敢于向太宗建言的臣子越来越少，所以太宗晚年还是犯了一些过失。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把“民惟邦本”这个原则忘掉了，不能像初期那样爱民如子，视民如伤。“贞观之治”之所以得以成就，和贞观君臣他们这种爱民、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正是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才成就了“贞观之治”。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唐太宗贞观君臣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目的都是希望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比如说：第一，普遍推行均田制，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大量开垦荒地，促进农业生产。第二，推行租庸条法，减轻人民的劳役负担，实行灾情减免的办法。还有前面讲到的，健全法治，推行宽松的法律，不是搞严刑，而是减少施刑；另外非常注重选择州县官员。真正爱百姓，州县的官员很重要，因为这些官员是和百姓最为接近的。这些官员选得好不好，对百姓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如果领导能够为百姓着想，百姓就能够得到福利。如果这些最基层的官员没有爱民之心，即使国家有好的政策，国家的这些惠民政策也未必能够落实到百姓头上，百姓未必能够得到这些政策的优惠，政策的益处。所以当时各州的刺史由皇帝亲自选拔。对于县令，必须由五品以上的官员推荐，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选用。同时我们知道，太宗历史上著名的释放三千宫女，把宫里面所养的宫犬全部放掉，命各地不要向皇宫进献各种奇异珍宝，禁止厚奢之风，提倡节俭。这些全部都是领导者、为君者能够替百姓着想。所以替百姓着想，自己首先做一个好的样子，给百姓做一个示范。
古圣先贤最重要的教诲是什么？还是伦理道德的教育；爱民要富民，教民，要让百姓能够有尊严，对百姓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夫子不是讲了吗？你让百姓过得富裕，让百姓生活安定，对百姓进行教育，百姓就能够远离犯罪，远离疾病，百姓能够富且寿。让百姓富且寿，那不是每一个领导者最想实现的吗？如果一个国家百姓都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都能够获得健康，获得财富，那这个社会治安就稳定了。
人最希望得到财富、健康、智慧。怎么样才能得到？最重要是进行教育，让百姓、民众都明白道理，人人都做一个讲求道德仁义的人，让社会民风转好；社会民风转好，经济肯定也能得到发展。人人都能立足自己的本业，都能勤俭节约，那社会自然就能富裕起来。《大学》里面讲，要想国家富裕，就要劳作的人多，用的少，这样国家财用就足。
我们学习《群书治要》，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古圣先王对人民的这份诚心，学习这份时时刻刻为他人、为社会、为天下着想的诚心，真正能够为天下人的利益去着想。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在这个君位上，但是古人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盛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身上开始落实，学习古人这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件事情，我们把自身修好，进而改变自己的家庭，改变自己的单位，改变我们整个国家。
第二十九讲  重本轻末，去奢从俭（一）
——治国要以农为本
重本轻末，去奢从俭，这是古圣先王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国家人口众多，所以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粮食生产，大力发展农业。中国古代工商业并不发达，而是提倡百姓生活要简朴，工人制作器具提倡要实用，商人流通货物要以流通民众的生活必需品为主，反对制造奇技淫巧、奢靡之物。
从《群书治要》节录的内容来看，魏徵等人对古人这种治国的经济思想是非常认同的，也反映了魏徵等人对于太宗治国思路的一种建言。贞观时期，唐太宗也深受这种重农轻商、去奢从俭思想的影响。
重视农业的唐太宗
太宗非常重视农业，这是贞观时期他施政的一条最主要的原则。在《贞观政要》里面就曾经记载：“唯思稼穑之艰，不以珠玑为宝。”要体会农耕的不容易，农民的不容易，不要把那些奢侈的珠宝当做真正的宝物。什么是宝物？人不能够一天离开饮食，珠宝放在那里只是好看，但是不能吃，也不能用，只有粮食才是最重要的。古人讲“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可见粮食的重要性。所以太宗在贞观时期对于农业特别重视，实行均田制，让大家都有田耕；勉励大家努力从事农业耕作，提倡去奢从俭；政府实行轻徭薄赋的赋税政策，而且大兴水利，大量开植荒地。这些都是重视农业，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的体现。所以，在贞观时期，基本上是年年丰收。
而且太宗非常体恤百姓的疾苦，他在《贞观政要》里面就讲道：“崇饰公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当领导的喜欢建造豪华的宫殿，喜欢各种娱乐，这是做君王想要的，但是百姓却不希望看到这样。所以，这些劳民伤财的事情不能够施加于百姓。历史记载，太宗曾经让三千宫女都回到民间，让她们都回家从事生产。根据史书的记载，为了劝勉大家努力耕作，从事农业，太宗恢复自东晋以来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的籍田仪式，在《旧唐书·礼乐志》里面就记载到：“太宗贞观二年正月，亲祭先农”，古代先农是指神农坛，也就是祭祀神农，神农是农业的鼻祖。“躬御耒”，过去皇帝都有自己的御耒。“籍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这个礼仪已经几百年没有帝王把它恢复了。我们看到为君者能够重视农业，作出这样的举动，受到百姓的鼓舞和热烈欢迎，也让百姓感到朝廷对农业的重视。正是因为唐太宗从各个方面推行重农的政策，才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贞观的中后期社会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史书上记载：“天下大稔，流归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这是在《资治通鉴》里面记载的，天下四处丰收，流浪的人都回到老家耕作；一斗米不过三四钱，因为丰收粮食便宜；一年断死刑才二十九人；大家都能够回到自己的本业中来，不四处流蹿，违法乱纪的人也就减少了。
另外在《新唐书·食货志》里面也记载：“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贲粮。”社会一派清明，牛羊满山坡，百姓到各地都不缺乏粮食。这都是因为重视农业的结果，而太宗实施的这些重视农业的措施，可以说和《群书治要》里面古圣先王治国理政的思想，重本轻末、去奢从俭的治国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通过学习这部《群书治要》，深深感到中国的这些古圣先贤真是高度智慧，他们真正明白治国之道。治国之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古人讲的“趋时务农，国之上务”。
吃饭问题是第一要事
古人讲：“国以人为本，民以食为天。”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吃饭问题。管子讲，“衣食足而知荣辱”。衣食足，有饭吃了人才能够讲礼义道德。一旦没有饭吃，我们看到历朝历代，许多次的农民起义，都是因为百姓没饭吃，大家饥寒交迫，最终被逼造反。所以治理一个国家，要把粮食生产作为重中之重。前面我们讲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人干什么？教育人要务本业，大家能够勤于本业，都立足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尤其是在古代，希望大家不要追求奢靡之风，不要四处奔波，而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家乡，立足于种好自己的耕地。在《群书治要·周书》里面就讲到，务农，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粮食生产的事情，不仅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每一个老百姓最重要的事情。
《周书》里面讲道：“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百姓也。”普通百姓没有隔年的粮食，遇到天灾妻子儿女都会失去。大夫，这是指有一定领地的人，他要是没有隔年的粮食，遇到天降灾荒，家丁、自己的妻妾、车马都会失去。国家要是没有隔年的粮食，遇到天降灾荒，百姓就不是自己的百姓了，国家可能会灭亡。这是讲要重视粮食储备。粮食从哪来呢？就是要努力耕作，从务农上来。所以在《礼记》里面就讲：“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九年的粮食储备，这不能称得上富足。现在我们看到有的发达国家，我们认为别人很富足。但是现在人生产的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如果遇到天灾人祸，并不能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是什么问题？粮食。所以只发展科技，不发展农业，这不叫真正的富国。没有六年的粮食储备是危急。如果连三年的粮食储备都没有，国就不称为其国了。可见古人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现在也是一样，现在科技虽然发达，但是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却显得非常渺小。而一旦有灾害，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并不能填饱人的肚子。所以，重要的是要保证粮食的生产和储备。要保证粮食生产，就必须要重视农业。
治国者要以农为本
在《孔子家语》里面夫子就讲：“治国有礼，而农为本。”治理国家最根本的是什么？是要重视农业。
在《群书治要·三国志》里面也讲道：“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国，唯农是务。”一个农夫不耕田就会有人因此受到饥饿，一个妇女不织布就会有人因此受到寒冷。所以先王治国一心想搞好的就是农业。我们看到现在织布已经高科技化了，农业也开始逐步实现机械化，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确实也有一些耕地荒芜没有人耕作，农村劳动力缺乏，所以这个问题确实也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好好的反思。为什么古人把农业看得这么重要？
在《三国志》里面还讲道：“夫财谷所生，当出于民，趋时务农，国之上务。”财富、粮食都出自于百姓。“趋时务农”，趋时是讲跟随季节，做好生产是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古人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播种的季节，只有把粮食种下去，到秋天才有收成。这都需要治理地方的官员重视农业。重视农业，把粮食生产抓好，这是最重要的。人人都要吃饭，如果不解决粮食问题，大力发展工业，即使工业搞上去了，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发生自然灾害，粮食一旦短缺，就可能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最大的危机。所以古人把农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是非常有智慧的。
中国古人为什么不重视商业
古人认为，“背本趋末，乃天之大残。”“背本趋末”，“本”在古代是指农业，“末”就是指工商业，不能背离农业。放弃农业去搞工商业，这对国家、对人民都会有重大的损害。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科技不发达，都处在农耕时代，基本上靠人工来耕作，所以要大力发展农业，就要保证有足够的人从事农业耕作。要保证有足够的人来从事农业耕作，就必须要防止大家都去从事工商业，故要抑制工商业的发展。
为什么中国古人不重视商业，现代甚至有一些人批评我们的古人没有智慧，不懂得发展经济。实际上，这是我们对古人不太了解，不能站在古人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思考问题。中国历来人口众多，如果不解决农业的问题，必然会给国民带来很大的危害。所以这种重农思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面，都是非常正确的治国之策。这种重农抑商的思想是非常有道理的，也是维护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措施，即使在今天也还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只是随便批判古人重农抑商，不懂得发展经济，既说明我们缺乏历史常识，也说明我们对古人政治思想没有全面的认识。
中国历朝历代人口众多，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治国的第一大问题。所以要解决这个吃饭问题，必须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就不能过度发展工商业。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农业没法实现机械化操作的时候，高度发展工商业，必然会伤害到农业。
在《汉书》里面就讲道：“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一旦治理国家背离以农为本，趋向工商、淫巧之业，国家那么多人要吃饭，粮食不足，这是天下最大的灾难。奢侈浪费的风气一天比一天厉害，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中国古人一直教导我们，要勤劳俭朴，要节俭，不能够奢侈浪费。像我们从小就学过一首诗——《锄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都是教导人们要珍惜粮食，不要奢侈浪费。一旦奢侈浪费，往往会养成不好的生活作风，甚至给自己带来灾祸。这种奢侈的风气一流行，对国家也有很大的伤害。历朝历代到了乱世的时候，都是奢靡之风兴起。
国家最忧心的事
在《群书治要·崔寔政论》里面讲得更加详细。“世奢服僭，则无用之器贵，本务之业贱矣。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农夫辍耒而雕镂，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众，生土虽皆垦乂，故地功不致，苟无力穑，焉得有年？财郁蓄而不尽出，百姓穷匮而为奸寇，是以仓廪空而囹圄实，一谷不登，则饥馁流死，上下俱匮，无以相济。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可为热心者也。”
你看古人多有智慧，能够看到社会安定，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在于要重视本业。“世奢服僭”，“世奢”这是讲社会风俗奢华；“服僭”这是讲人奢侈了，个个都穿得是超出自己地位的衣服。古人穿衣乘车都有身份规定，这代表的是礼，不能越级。这是教导人要节俭、守礼。如果奢华之风一起，“则无用之器贵”，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昂贵。没有实用价值的都是指什么？珠宝、一些奢侈品。这些东西一昂贵，“本务之业贱矣”，农业反而被轻视。大家重视商业，大家都挣钱了，如果你种田，种田收入少，这样农业就被轻视了。“农桑勤而利薄”，种田很辛苦，很勤劳，天晴下雨都得在外面，做农民真正苦。做工人他不用天天日晒雨淋，而做农民天天日晒雨淋，得到的利益却很少。“工商逸而入厚”，从事工商业的人安逸收入却高，现代比如说高科技的厂房都有空调，按时作息，收入还多。
“故农夫辍耒而雕镂”，农民纷纷放弃农业，放下农具去从事各种工商、手工业。“工女投杼而刺文”，妇女放弃纺织去搞刺绣，这都是讲一旦社会兴起奢靡之风，老百姓都不愿意种地了，都愿意去干什么呢？都愿意去做这个。“躬耕者少，末作者众，生土虽皆垦义，而地功不致，苟无力穑，焉得有年？”耕地的人少了，大家都去从事工商末业，土地虽然开垦出来了，但是人用在土地耕作上面的心思不多；如果不能尽力耕作，精心收割，怎么可能有丰收的年成。如果没有丰收的年成，就有灾殃。国家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国非其国。一个家庭，一个企业其也是如此。“财郁蓄而不尽出，百姓穷匮而为奸寇，是以仓廪空而囹圄实，一谷不登，则饥馁流死，上下俱匮，无以相济。”大力发展工商业，会造成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是发展工商业最明显的一个特征，财富集中在资本家手里。百姓得到的钱很少，所以是“财郁蓄而不尽出，百姓穷匮而为奸寇”，百姓穷困就会去行奸为寇，各种违法乱纪的事情就会发生。
为什么抢劫、偷盗的行为会发生？人都不愿意去干这种事，现在为什么干这个事？古人讲得好，饥寒起盗心。现在不仅是因为生活贫困的问题，而是社会奢侈之风流行，别人有的那些东西他自己没有，他这个欲望贪心一起也会去做偷盗之事。结果会怎么样呢？“仓廪空而囹圄实”，粮库里的粮食少了，监狱里的人却多了。“一谷不登，则饥馁流死，上下俱匮，无以相济”，一旦遇到天灾人祸，遇到自然灾害，年成不好，粮食收成不好，就会有饿死流亡的人。最后导致国家百姓都很穷，大家不能相互接济，引发很多隐患。
所以“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可为热心者也。”国家的根本是什么？前面我们讲到的民本思想。国家的根基在于人民，没有人民就不能成为国家了。而“民以谷为命”，人民靠什么？靠粮食维持生命。“命尽则根拔”，如果没有粮食国家的根基就会动摇。“根拔则本颠”，根基动摇那国家就会危亡，国家社会就会不稳定。所以“此最国家之毒忧”，这是治国最大的忧患，最令人焦心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古人把农业看得这么重要，

wlxg20130220

是有道理的。
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
现在我们看到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剩下的只有三种人，一是老人，二是妇女，三是小孩。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回家种田了，所以如果这种势头不能够有效得到改善的话，可能若干年以后愿意下田种地的会寥寥无几。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也给城市带来巨大的压力，城市到处拥堵，人满为患；而且给城市人口的就业也带来压力。如果这样大力地发展工商业，社会人人都崇尚奢侈，奢侈之风就会愈演愈烈；相反，愿意从事农业的人就越来越少。
从事农业的人越来越少，最终的结果，第一耕地可能大量流失。现在，有不少耕地已经好几年没有人耕种了。第二就是真正懂得耕种土地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很多专家想把那些大规模粮食的耕种模式带到中国来，但是也引发了很多弊端和问题。第一，大型机械化耕作，加大农药化肥的用量，对土地有很大的伤害。而且粮食农药打得过多，就会有各种农药残留，对人的健康都会有影响。国外为什么实施这种大型的耕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农民没有中国这么多。国外是缺乏人去从事农业，所以导致这样的问题。第二，国外现在有不少国家也是只重视商业，重视商业的结果就是只能导致农业越来越受到忽视，粮食的生产往往跟不上人的需求。现在全世界很多科学家都讲到，未来最重要的一个危机就是粮食危机。粮食危机怎么样化解？落实中国古人的智慧就能化解。中国古人为什么这么重视农业，这里面有着极高的治国智慧。我们学习《群书治要》知道，古人治国不是崇尚有多少财富，而是崇尚人人是不是有道德仁义。人人追求道德品行就会让人的贪欲得到有效的节制；人的欲望得到有效地节制，就能够保证自然资源不会枯竭。百年来，随着商业的高度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过渡的开发，导致社会出现很多问题。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人人追求奢靡之风。各个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却忽视农业，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无穷的掠夺，进而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环保问题。
人的贪欲一放大，最后导致人人都争夺利益，人人都互相比较，争抢名利。如果社会整体的价值观是利，那人人必争。中国古人提倡的价值观是道德礼仪，教人懂得礼让，所以社会就安定和谐。如果是人人争夺，社会就很难安定和谐。中国古人这么重视农业，其实很大程度上也维护了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落实。中国古代一个家乃至一个家族，都必须落实伦理道德。这种传统农业正是中国伦理道德生长的土壤，一旦这种传统农业的模式消失，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也很难再继续。因为现代的商业和农业，根本在于教人争利，而传统的农业只是让人满足生存问题，并不引发人的贪心，而是教人节制欲望。在中国古代把人分成士、农、工、商，这么分是很有道理的，这体现了古人对道德仁义和农业的重视。
士农工商为什么如此排列
中国古代社会把人分为士、农、工、商，这最早出现在《管子》里面。《管子》里面讲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四民也”。就是讲国家民众都是由这四种人组成的。在《群书治要》里面也多次提到士、农、工、商，并且特别指出要轻贱商人。现在经济很发达，企业家听到可能会有反感，为什么中国古人轻视商人？这里面既有历史原因，也包含着非常深远的治国智慧。士、农、工、商首先是士，什么是士？这是读书人，有德行的读书人。古代的读书人读书不是为自己求得功名利禄。真正士人是心怀天下的，能够为天下着想。古代人重德，所以把士放在第一位。第二位是农，农是什么？农民生产粮食。粮食是人之必需的，民以食为天。农民从事粮食生产，做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把它排在第二。工是什么？是制作器具的手工业者。过去有各种手工业，生产一些日用品，以满足人日常生活的需求。手工业也是靠自己的劳动来挣钱。商这是讲从事交易的人。从事交易的人，他是通过交易获得，赚取价差。把士、农、工、商按这个顺序来排这是很有道理的，而且很科学。第一个，士是有德行的读书人，古代人重视德行，所以士人最为受到重视，让有德的人处在最尊贵的地位上。如果一个社会有德的人处在社会底层，那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第二个，人要生存，要饭吃，解决吃饭问题最重要的是耕种。农民正好解决了这个耕种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理性社会，人人讲求理性。中国古人很理智，很有智慧，所以把农的位置看得很重，远远大于工和商。因为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离不开粮食，离不开农业，就像今天你要生活下去，可以不用电脑，不用电视机，可以不用逛商场，但是你必须要粮食。没有粮食没法维持生存，所以农比工商重要。工排在第三位，古代工人主要是指手工业制造者，工人制造的东西那是百姓日用的必需品。所以这个排在第三，为什么把商人排在最后面，商业是什么？在《群书治要·傅子》里面就讲到，众利之所充，积伪之所生。商业者是各种利益在里面交杂，商人的私利心最重，所以被排在最后。但我们现在看到好像颠倒过来了，现在最受崇拜的商人变成第一位了，人人都崇拜大企业家。商人社会地位最近几百年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这是为什么？伦理道德教育退化。现在这个社会谁有钱谁的社会地位就高，导致两种人社会地位高。第一个是商。做生意赚了钱的大企业家，现在我们讲比尔·盖茨人人都知道，人人都梦想做世界首富。第二个是士。古代是讲有德行的读书人，古代官员都是从读书人里面选拔出来的，现在我们暂且把官员称为士。但是现在国外很多所谓民主的国家，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士和商勾结在一起。比如竞选总统，首先要有商人的支持，进而导致商人和士共同来掌握这个国家的命脉。
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
在《群书治要·管子》里面就讲：“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商人一旦入掌朝政，财富就会流向上层人手中，导致社会财富越来越聚集到一小部分人手里。这是大力发展商业的必然结果。大力发展商业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各种自然资源现在被过渡地开发，已经给地球带来了很大的危害，给气侯带来反常。这都是由于社会大力发展工商业，社会民众追求奢靡之风导致的。这对于社会的长治久安都是没有益处的。人类要想长远地发展，必须要学习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所以中国古人按士、农、工、商排序是很有智慧的。中国古人对后代，对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有责任心，有长远的眼光。现在这个社会全世界人都在争名逐利，很少有人去考虑人类何去何从的问题。中国的古圣先贤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明了人生大道，所以为了人类的发展，为了利益子孙后代，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得以长久地生存下去，把工和商排在最后，这是非常有智慧的。社会价值观如果都是让人贪欲无限放大，人类必定会为自己的贪婪付出极大的代价。
第三十讲  重本轻末，去奢从俭（二）
——古人如何处理工商业和农业的关系
中国古人把民众分为士、农、工、商，特别重视道德教化，重视农业，所以把士和农放在前面，把工和商放到后面。古人把商放在最后面这是非常有智慧的，并不是说我们古人不懂得经济。经济两个字最重要的意思是要经世济民，让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并不是说只要有了财富就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安定的生活要有伦理道德的维护。所以古人把商放在最后的位置，这一点在《群书治要·傅子》里面讲得非常详细。
《傅子》的“商贾论”
《傅子》里面讲：“夫商贾者，所以伸盈虚而获天地之利，通有无而壹四海之财。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商贾”，是讲商业，商人。商业是用来干什么的呢？“伸盈虚而获天地之利”，伸盈虚是指调剂物品的足与不足，而获得天地之间的利益。“通有无而壹四海之财”，流通有无，大家互相来交换，均衡四方的财物，从中得到财富。商人是什么？商人就是通过交换来赚取利润。所以“其人可甚贱”，商人的社会地位低贱，因为中国古代是重德轻利的社会，并不是说对商人有什么样的歧视，而是社会要倡导人人仰慕有德行的人，人人都能修德，人人能够把道德作为人生最高的准则。“而其业不可废”，但是商业不能没有，因为百姓每个人需要各种生活用度，所以商业不能没有。
下面《傅子》讲道：“盖众利之所充，而积伪之所生，不可不审查也。”商业是各种利益的汇聚之处，各种欺诈都从中产生。商人买卖要公平，但是商业里面往往会伴随着各种欺诈。你去买这个东西可能在甲这个地方价格便宜一些，到乙地方又贵一些；也有可能同样价钱的东西，有的质量好，有的质量差。所以在商业里面容易产生各种欺诈，所以不可不审查也。
《傅子》里又讲道：“古者民朴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尠伪，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给用，居足以避风雨，养以大道，而民乐其生，敦以大质，而下无逸心，日中为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化淳也。”中国古代最早的商业就是大家互相交换。古代的人朴实，民风淳厚，在上位的为君者贪欲少，在下的百姓也都很老实，不会有这种伪造的行为。人人只求得衣能暖身，食可充饥，器具可供使用，住房能避风雨，并不追求奢靡，只觉得能满足简单的生活就足够了。所以要推行伦理道德的教化。“养以大道，而民乐其生”，这是讲用伦理道德来教化百姓，百姓就会安居乐业。“敦以大质，而下无逸心”，这是讲倡导淳朴的民风，让百姓能够都有美善的德行，这样的话百姓就没有放荡之心，大家都淳朴，都是好人。“日中为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古代大家都是找一个地方互相交换之后，各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就回去了。这里面大家都觉得很公平，不会有欺诈的行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教化淳厚，伦理道德的教育搞得好。
下面《傅子》继续讲：“暨周世殷盛，承变极文，而重为之防。国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赋有恒，而业不废。君臣相与，一体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征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无用之宝，民不鬻无用之货。自公侯至于皂隶、仆妾，尊卑殊礼，贵贱异等。万机运于上，百事动于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数定也。”这是讲周朝社会繁荣，国家殷实富足。“承变极文”，这是讲从前朝的这种变乱，到周朝极力推行礼乐教化。“而重为之防”，防范什么呢？防范奢靡之风。“国有定制”，国家有规定的制度，“下供常事”，下面也是按照规定来给国家缴纳赋税，侍奉君主。“役赋有恒，而业不废”，劳役和赋税都有规定，事业没有荒废的。这是国家重视礼乐道德伦理的教化，所以国家安定，社会和谐。“君臣相与，一体上下”，君臣能互相协助，上下一体。“譬之形影”，就像形影不分一样。“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官员对百姓宽厚，百姓也能遵从于国家，所以上下恩同父子。我们想想古人治国达到的境界，这是怎样实现的，就是伦理道德教育搞得好。为官的爱民，百姓也能尊重自己的君王，爱戴自己的君王。原因是什么呢？道德教化搞得好。
“上不征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无用之宝，民不鬻无用之货。”在上位的人不征收淫巧的物品，在下面的人也不拿这些奇技淫巧、珍贵的东西去赢得在上位者的欢心。国君不索取无用的珍宝，百姓不出卖无用的货物，整个国家都能倡导实用，没有奢侈之风。“自公侯至于皂隶仆妾，尊卑殊礼，贵贱异等”，从公侯，王公大臣一直到公差、仆人一直到小妾，因为有贵贱等级的区别，大家都讲求尊卑礼仪。所以古代治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举止动作符合自己的身份，大家能安于本位。“万机运于上，百事动于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数定也”，国家安定和谐，国家政策运行于上，百姓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情，各种事物都能够正常运行，天下安定。原因在于什么？在于一切都有规矩。
下面《傅子》继续讲：“夫神农正其纲，先之以无欲，而咸安其道；周综其目，壹之以中正，而民不越法。”神农是远古的圣王，神农氏那个时候就首先端正纲纪，“先之以无欲”，自己首先倡导无欲，节制自己的欲望。“而咸安其道”，这是讲百姓都能不越轨犯法，大家都安于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君者没有贪心，自己无欲就能够带动百姓。“周综其目，壹之以中正，而民不越法。”到了周朝，我们知道周公制礼作乐，制订各种条规、条文、制度，“壹之以中正”，通过公正让大家人心一致，百姓不越轨犯法。民不越法，大家都能够立足本务，都懂得敦伦积德，社会一片和谐。
“及秦乱四民而废常贱，竞逐末利而弃本业，苟合一切之风起矣。于是士树奸于朝，贾穷伪于市；臣挟邪以罔其君，子怀利以诈其父。一人唱欲而亿兆和。”秦朝实施严苛的法令，不搞伦理道德教育，天下大乱，导致乱四民，这是讲士农工商四民秩序被打乱了；“废常贱”，废弃常业，人人都“竞逐末利而弃本业”，大家都是追随工商业，大家都去经商，追逐利益，而把农业放弃。“苟合一切之风起矣”，社会逐利之风，奢靡之风起来了。这都是废本而兴起工商业导致的结果，社会兴起奢靡之风，人人追求利益，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士树奸于朝”，官吏在朝廷行奸；“贾穷伪于市”，商人在市场上弄虚作假，搞欺诈之事；“臣挟邪以罔其君”，大臣用邪恶的手段欺骗国君，最典型的就是赵高欺骗秦二世。“子怀利以诈其父”，儿子为了私利甚至会去欺骗父亲。所以这里讲“一人唱欲而亿兆和”，君主一个人一旦倡导这种私欲，百姓就会应和。所以我们看到古圣先贤为什么崇尚俭朴，就是要为百姓做一个榜样。史书里面讲到，尧舜禹都是“卑宫室，菲饮食，衣葛衣”，自己住的房子很简陋，吃的东西很简单，穿的东西都很粗糙，就是因为真正懂得一旦自己有了私欲之心，就会引发百姓都追求私欲。
《傅子》又讲道：“上逞无厌之欲，下充无极之求；都有专市之贾，邑有倾世之商。商贾富乎公室，农夫伏于陇亩而堕沟壑。上愈增无常之好以征下，下穷死而不知所归。哀夫！”“君主上逞无厌之欲”，君主贪得无厌，欲望永远无法满足；“下充无极之求”，下面为官的人各种各样的欲望没有穷尽。这个贪心一起，只会越来越贪婪，所以古人为什么不重在发展商业，就是看到商业让人的贪婪之心越来越放大。“都有专市之贾”，城市里有专市之贾，这是讲垄断市场的商人，搞商业垄断。“邑有倾世之商”，一个城市有财倾一世的商贩。“商贾富乎公室”，商人比王室还要富有。古人讲富可敌国，确实现在很多商人比一些小国家还要富裕。“农夫伏于陇亩而堕沟壑”，可是辛劳的农夫却饿死在荒郊野外，葬身沟壑。现在像非洲那些穷苦的地方，每天依然还有饿死的人。联合国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天还有大量的人身处饥饿当中。所以，我们怎么能过这种穷奢极恶的生活？“上愈增无常之好以征下，下穷死而不知所归。”在上位的人欲望无穷，对百姓无限索取，百姓困死都不知往哪里逃，可悲啊。这是讲为君者，一旦他欲望的闸门打开，就会对下面无限的掠夺，这样百姓就遭殃。所以古人为什么这么重视道德教育，就是希望人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
《傅子》还讲：“且末流滥溢而本源竭，纤靡盈市而谷帛罄，其势然也。古言非典义，学士不以经心；事非田桑，农夫不以乱业；器非时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资，商贾不以适市。”“末流滥溢”这是讲商业泛滥。“本源竭”，这是讲农业被破坏。“纤靡盈市”，奢侈品充满市场。“谷帛罄”，粮食和布枯竭，古代农业没有得到重视，就会导致各种无用的奢侈品到处横流，人人都追求这些奢侈品。造成这种社会形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忽视伦理道德教育。所以在古时，“古言非典义”，言谈不符合经典的道义；“学士不以经心”，读书人不学这样的经典，不用这样的经典来调整自己的心智；“事非田桑，农夫不以乱业”，不是耕田养蚕的事情，农夫不会因此而扰乱本业，大家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器非时用，工人不以措手”，这个器具不是真正的实用，不能帮助人解决问题，工人就不去做它；“物非世资，商贾不以适市”，这物品不是社会需求的，商人就不把它运到市场上。不是满足人生活的必需品，商人就不卖它。士、农、工、商大家都务本业，大家都讲职业道德，所以社会安定和谐。
“农思其务，工思其用，贾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匮。”读书人整天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经典里面的道理，想着圣贤的经典，圣贤的教诲。农民想着什么？想着耕作的事情。工人想着自己做的器具要实用，要能给百姓带来益处。商人想着什么呢？想着经营日常用品，而不是经营那些无用的奢侈品。这样就会怎么样呢？“上用足而下不匮”，在上面国家君主用度能满足，在下面的百姓生活也不匮乏，大家生活都能很安定。所以《傅子》讲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要真正实现社会安定，社会和谐，大家都要立足本务。
《傅子》里面继续讲道：“故壹野不如壹市；壹市不如壹朝；壹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真矣。不息欲于上，而欲于下之安静，此犹纵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凋瘁，难矣。”这是讲什么呢？“故壹野不如壹市”，壹这里是做限定的意思讲，你限定民间不如限定集市，限定集市不如限定朝廷，限定朝廷不如限定用度，限定用度不如减少在上者的欲望。现在社会大力发展经济，人人的欲望都无限地膨胀，更重要的是现在很多国家都提倡刺激消费，刺激消费就是刺激人的欲望，刺激人的欲望和古圣先贤的教诲完全背道而驰。所以古人讲：“不息欲于上，而欲于下之安静，此犹纵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凋瘁，难矣。”在上的人能去除欲望，节制欲望，百姓才能返璞归真。我们现在常常感叹社会民风越来越不像以前那么纯朴了，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大家都急功尽利。要改变这种世风，在上者要能去除奢欲。如果在上者不能去除奢欲，而让大家安稳清静，民风纯朴，这就好比纵火焚烧森林，却想使原野不凋零枯败，实在太难了，怎么可能呢？
“故明君止欲而宽下，急商而缓农，贵本而贱末。朝无蔽贤之臣，市无专利之贾，国无擅山泽之民。”有智慧的君王贤臣，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宽待百姓，对商从严，急商而缓农，对农业宽松，大力促进农业的发展。“贵本而贱末”，本就是农业，末就是工商业。“朝无蔽贤之”，朝廷没有蒙蔽贤人的佞臣。集市中没有专利霸市的商人，国家没有擅自开发山泽的农夫。这都是伦理道德教育搞得好。
“一臣蔽贤，则上下之道壅。商贾专利，则四方之资困。民擅山泽，则兼并之路开。兼并之路开，而上以无常役下。赋一物非民所生而请于商贾，则民财暴贱。民财暴贱而非常暴贵。非常暴贵则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国富民安，未之有矣。”如果朝中有奸佞的臣子就会遮蔽贤臣，贤能之人就不能得到晋用。这样为君者和百姓之间就不能沟通，民情就不能上达。“商贾专利，则四方之资困”，商人垄断市场，财富大量的聚集在一小部分人手中，物资就会困乏。现在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很多富人纷纷把资产转移到别的地方。这个财富实际上不是他个人的财富，都是国家人民创造的财富，只不过是交给他个人保管而已，怎么能把这个财富私自转移到国外？所以一旦财富聚集在一小部分人手里，就会有垄断罢市的行为，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民擅山泽。则兼并之路开。”农民擅自开发山泽，开发土地，这样的话兼并土地的路子就被打开。“兼并之路开，而上以无常役”，一旦这样就不能按常规征役。“下赋一物非民所生”，这样的话百姓缴纳的赋税、物品就不是自己生产的。只能怎么样呢？“而请于商贾”，只能去商人那里购买。“则民财暴贱”，百姓只能去商人那里购买物品来缴纳国家的赋税，这样的话，农产品就会暴跌，而非常用的物品就会暴涨；非常用的物品暴涨农业就会衰竭，商人就会富裕。一旦商人富裕，农业衰败，社会财富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这样社会就不能安定，国家就不会富强。
《傅子》里面就讲：“故明君”，这是指有智慧的君主，“止欲而宽下，急商而缓农，贵本而贱末。”节制自己的欲望，也教育大家都能节制欲望。对商业从严，对农业从宽，重视农业，限制商业，通过实施这样的政策，农业自然就得到重视。
商业时代更应重视农业
同样在《群书治要·管子》里面也讲道：“故上不好本事，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君主不重视农业，工商业就不能得到限制；工商业不能得到限制，民众就迟慢于农时，而轻视土地之力，大家去做生意了，都去赚钱了，不专心务农。“轻地利”，种田得不到多少利益，社会流行的都是奢靡之风，这样还指望田野得到充分耕种，粮库充实，这是办不到的事情。这也是教育我们，要想国家安定，粮仓充实，就要重视农业，大家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农业生产上来。
现代社会在近百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的发展确实随着社会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古人的这些教诲并没有过时，即使在今天的社会还是很有道理的。重视农业，对现代人来讲也是一样的。虽然现在科技发达，可以用机械来代替人工，但是毕竟还需要足够的人来从事农业生产。而且我们看到，年轻人现在都不愿意回家务农。如果不重视农业，以后愿意务农的人越来越少，懂得务农懂得农业耕种的人越来越少，这不仅对社会和谐、安定造成影响，更重要的是现在世界粮食短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粮食生产必须要重视。如果不重视，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出现粮食危机，那时百姓就会真正受苦。所以古人如此重视农业是很有道理的。要让农业得到重视，根本还是要推行伦理道德的教育，教育人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人人务本才是大治之道
《论语》里面讲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做任何事情都要务本。什么是治国根本？前面我们讲到，治国要以农为本。在《群书治要·潜夫论》里面就讲道：“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厄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
怎么样能富民？《潜夫论》里说，要大家从事农业，以游业为末。流动性职业，是社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各种无业游民，或者是没有稳定职业的人，往往是社会安全的隐患。所以古人一直强调让大家都能够立足于本业。“百工者，以致用为本”，这是讲手工业劳动者，做各种用具要以实用为根本，“以巧饰为末”，不要在那些无用的修饰上下功夫。中国古人特别反对的就是一些无用的奇技淫巧。“商贾者，以通货为本”，商人的本职工作是什么？流通货物，满足人们日常的需求。“以鬻奇为末”，不要贩卖那些奇异珍宝，那个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人都需要的这些物品。“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以上三种人，商人、农民、工人，大家都能够守本弃末百姓就会富裕，要是大家弃本从末百姓就会贫穷。贫穷则会使人困苦忘善，人处在贫困之中，他就很难做利益他人的事，很难去积德行善。古人常讲：“饥寒起盗心。”富则乐而可教，人富裕了容易接受教化。夫子也讲到对于民众要“富之，教之”。富之就是让大家都能够守住本业，发家致富。
同样在《潜夫论》里面还讲到怎么样来使国家富强。《潜夫论》里面说：“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于时，百物取于野，此富国之本也。游业末事，以收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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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贫邦之源也。忠信谨慎，此德义之基也，虚无谲诡，此乱道之根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这是讲运用天地之间的规律，用天时地利，饲养六畜收获万物。这都是讲人要务本，重视农业。大家立足于本职工作，本职的事业，这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游业末事，以收民利，此贫邦之源也”，用这种流动性的职业，像商业这种末事来攫取百姓的财力，这是国家贫困的根源。国家大力发展商业，好像能收到一定的赋税，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这只会导致国家变得贫困。因为商业耗费国家资源，国家各种物质资源耗尽，表面上得到了一点钱，但是资源耗尽那会让国家真正穷困。“忠信谨慎，此德义之基也”，忠诚谨慎这是道德的基石。“虚无谲诡，此乱道之根也”，虚伪欺诈，是败坏道德的根源。所以古人很重视伦理道德。
下面讲：“故力田所以富国也。今民去农桑，赴游业，披采众利，聚之一门，虽于私家有富，然公计，愈贫矣。”这是讲大家都能勤于农事才可富国。如果百姓纷纷放弃农业去从事工商业，攫取众人的利益，汇集于一家，这样会使得少数人家富裕，但是大多数人家更加贫穷。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农村的劳动力去发达的城市打工，一个工厂几百人，大家创造的利润最终汇集在企业家手里，如果企业家没有学习圣贤的教诲，他把这个财富用在自己的家人身上，不能为社会奉献。所以现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财富聚集在一小部分人手里，民众仇富心里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就为社会安定埋下了隐患。所以《潜夫论》里面继续讲道：“百工者，所使备器也。器以便事为善，以胶固为上。今工好造雕琢之器，伪饰之巧，以欺民取贿，虽于奸工有利，而国计愈病矣。”工人从事各种手工物品的制作，为的是让人们得到各种完备的器具。器具最重要的是能方便使用，以坚固结实为上。但是现在的工匠喜欢什么呢？喜欢雕琢纹饰，搞一些虚浮装饰，以此来欺骗百姓获取钱财。现在人们常常感叹，买的东西不像以前那么耐用了。原因是什么？人的心思都是在做得怎么样好看，而不是想着能够用多久。注重雕饰，纹饰，这样做虽然对于那些奸巧工匠有利，但是对国家来讲会使国家变得更贫困，因为做这个东西同样也是在耗费国家的物资。“商贾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为要，以坚牢为资。今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弊，以惑民取产，虽于淫商有得，然国计愈失矣。”商人的本质是流通货物，物品要以适用为要，又要以结实耐用为基础。这是商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现在的商人却竞相贩卖那些好看而不实用的货物，用供奉奢侈有害的东西来迷惑百姓，骗取百姓的钱财。这样做虽然对奸商有利，但是国家的经济会因此失衡。所以“此三者，外虽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内有损民贫国之公实。故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伪，困辱游业，勿使擅利，宽假本农，而宠遂学士，则民富而国平矣”。这三种人，商人、农民、工人，农民不种地了而去追求更多的钱。工匠不注重物品的结实耐用，而是崇尚雕饰，崇尚这些无用的装饰。商人不贩卖日常的物品，而是用那些奢靡无用的东西来迷惑百姓。这样做他们虽然能够得到勤力而家富的名声，但自己家里赚到钱了，是不是真的就能让自己生活变得好了，让国家变得富强了？并不是。从本质上来讲，这样做不仅有损百姓，从而导致国家贫困。过多的发展工商业，会大量耗费国家的自然资源，甚至耗费我们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资源，这是从根本上使国家贫困。
所以执政者应该“明督工商，勿使淫伪”。这是讲对工商业要明确监督，要严格管控，不能过渡生产和伪造。“困辱游业”，限制流动性的职业；“勿使擅利”，不要使他们独占名利；“宽假本农”，宽待从事本业的农民；“宠遂学士”，爱护尊重有道德仁义的读书人，这样才能使民众富裕，国家太平。我们想要把这个社会治理好，把士、农、工、商四者的关系搞好。士、农、工、商大家都各务本业，读书人心想天下，努力修习德行，推广伦理道德的教育；农民能够立足于耕作，保证国家的粮食生产；工人制作使用的器具，不崇尚奇技淫巧；商人能够让国家的这些物资很好地流通，而不让那些过分奢侈、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横行于世。大家都能务本，社会自然和谐，大家生活都能富裕，国家社会自然安定太平。这种生活不仅对我们自己有利，而且对于子孙后代同样有利而且更能够保护环境，让人类长久地在地球上生存。
第三十一讲  重本轻末，去奢从俭（三）
——杜绝奢靡之风，禁作奇技淫巧
古圣先王治理国家，经世济民，特别注重农业，强调重本轻末，尤其是注重道德伦理的教化，要求人们做好自己的本业。人人都愿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尤其是农业得到重视，社会就不会兴起奢靡之风。中国古人有一个重要的经济思想：“杜绝奢靡，禁做淫巧。”这一点非常重要。
成由勤俭败由奢
中国古人谈到修身、齐家、治国，都强调要以节俭为本，要求不论是君王，还是民众，都要节约用度，不能崇尚奢靡之物。奢侈之风一旦流行，对社会会有很大的危险。所以古代一位诗人李商隐在诗里面就讲到：“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
社会兴盛的根本在于提倡节俭之风，社会衰败的根本在于兴起了奢靡之风。在《群书治要·崔寔政论》里面，奢靡之风对社会的危害就讲得非常详细。里面讲到：“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昼则思之、夜则梦焉，唯斯之务，无须臾不存于心，犹急水之归下、下川之赴壑。不厚为之制度，则皆侯服王食，僭至尊，逾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闭民欲，崇堤防以御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乱，堤防堕而水泛溢。顷者，法度颇不稽古，而旧号网漏吞舟，故庸夫设藻梲之饰，匹竖享方丈之馔，下僭其上，尊卑无别，礼坏而莫救，法堕而不恒。斯盖有识之士所为于邑而增叹者也。律令虽有舆服制度，然断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今使列肆卖侈功，商贾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见可欲，不能不买。贾人之列，户蹈僭侈矣，故王政一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时势驱之使然，此则天下之患一也。”
这一段比较长，我们一句一句来学习。“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这是讲人的习性。人都喜欢什么呢？喜欢过富贵荣华的生活。穿华丽的衣服，戴漂亮的首饰。人都希望过这种骄奢淫逸的生活。古人常讲，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一般人贪心很重。财、色、名、食、睡，样样都贪。
古人为什么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就是要节制人的贪欲。这里讲到：“昼则思之、夜则梦焉，唯斯之务，无须臾不存于心，犹急水之归下、下川之赴壑。”欲望很凶猛，朝思夜想都是想什么？想荣华富贵。古人设立礼制，进行道德教育，就是希望节制人的欲望。“不厚为之制度，则皆侯服王食，僭至尊，逾天制矣。”如果贪欲不能够节制的话，大家都希望和王侯一样讲究吃穿，甚至穿的、吃的超过皇帝，就违反了国家的法令制度。
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教我们讲求道德仁义礼，道德仁义礼的根本就是让我们节制欲望，如果贪欲不能节制，人就会违背伦理道德。所以圣人看到人衣食住行都有了，就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因为不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人就会和动物没有两样。
“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闭民欲，崇堤防以御水害。”这些古圣先王怎么样治理天下呢？首先就是要明确法度。法度不仅仅是讲法律，还有礼教，伦理道德的准则。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以闭民欲”，达到人人减少欲望的目的。“崇堤防以御水害”，就好象高筑堤防防治水灾一样。
人的贪婪之心一旦起来，不能受到节制，人人都贪婪，社会就会混乱。所以下面讲到：“法度替而民散乱。堤防堕而水泛溢。顷者法度颇不稽古，而旧号网漏吞舟。故庸夫设藻梲之饰，匹竖享方丈之馔，下僭其上，尊卑无别。礼坏而莫救，法堕而不恒。”法度衰退，道德伦理都没有了，百姓就会散乱，就好象这个堤防，道德仁义礼都是节制人贪欲的堤防，这个堤防一旦被毁，就会泛滥成灾。
《群书治要》里面提到当时一些君主之国，不能参照之前的法制，如“顷者，法度颇不稽古”。《政论》里指出当时的领导者不能学习古圣先王的教诲，就导致法网破得连吞舟的大鱼都能漏掉。“庸夫设藻梲之饰”，普通人家都能够雕梁画栋。“匹竖享方丈之馔”，一般人也能够享受很高规格的满桌的美食。“下僭其上”，在下位的百姓生活很奢华，甚至超过高官，“尊卑无礼”，人没有尊卑次序，高低贵贱都没有了差别，礼仪败坏，没有人来挽救。道德教育堕落，都没有人来维持，这是讲世风奢靡，人人都崇尚这种奢华的生活，导致没有了尊卑次序，道德伦理都失去了，没有人来讲这些，所以社会一片混乱。“斯盖有识之士所为于邑而增叹者也。”有识之士为此感到悲伤，为此感到忧心。
“律令虽有舆服制度，然断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当时虽然乘车穿衣有等级限制，但是没能得到遵行。现在社会已经都没有了。古代人对于穿衣、乘车，都有等级的限制，现在人人讲平等。这种限制是不是违背人权呢？其实并不是。古人设立这样一种等级制度，最根本的是让人能够尊崇道德伦理，懂得尊卑秩序。这是效法天地之道，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让人维持道德仁义。
可是当时的领导者、官员，对违法、违礼者不能从源头上杜绝。“今使列肆卖侈功，商贾鬻僭服，百工作淫器。”市场上都在卖奢侈的工艺品，商人随意可以出卖超越等级的服饰，手工业者做淫器，都是卖这些奇技淫巧的奢侈品。“民见可欲，不能不买”百姓的欲望不能得到节制，都随心所欲，想买就买。
“商人之家，贾人之列。户蹈僭侈矣”。商人之家，户户奢靡，“故王政一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时势驱之使然。”国家政策一旦出现偏差，普天之下都会追求这种奢侈的生活，这并不是有人到各家宣传倡导，而是社会风气使得他们这样做。所以社会兴起奢靡之风，是天下最大的祸患。人人奢侈，人人都愿意过安逸、舒适的生活，不愿意干辛苦的农活。这样农业不能得到稳固，大家生产的都是不切实用的工艺品、奢侈品。这些东西实际上来讲都是在浪费自然资源。
崇尚节俭是兴国之本
所以在《群书治要》里面反复强调治理国家要崇尚节俭，古圣先王，尧帝、舜帝、禹帝，他们都非常节俭。“卑宫室，菲饮食”。自己住的房屋非常矮小，饮食非常简单。他们都是为天下万民做勤劳俭朴的榜样。
在《群书治要·政要论》里面就讲到，“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每个王朝的末期，都是君王昏庸，追求奢侈、享乐。百姓也是追求奢靡，导致朝代灭亡。所以古圣先贤一直强调要勤俭节约。
在《群书治要·新语》中就讲到，“国不兴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国家干什么事都要讲求务实，家里没用的东西不要去收藏。这都是强调要兴起节俭之风。
在《群书之要·傅子》里面也讲过。“上不征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无用之宝，民不鬻不用之货。”做领导的不要去征收奇异的物品，下面也不要给满足领导的额外需求。在上位的不要索取无用的珍宝，百姓也不要出卖无用的货物。要做到节俭，提倡节俭之风。
古圣先贤告诉我们最重要就是要节制人的欲望。节制人的欲望，首先要从伦理道德教育开始。让人明白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提高自己的德行。古人除了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以外，尤其对衣服、器具的使用，列出了贵贱等级。在现代社会里面，人人追求平等，无法理解这种做法。但是这种做法，实际上可以起到节制社会奢靡之风的作用，让人回到以修德为本的人生正道上来。
在《群书治要·袁子政书》里面就讲到，“夫服物不称，则贵贱无等。于是富者逾侈，贫者不及，小人乘君子之器，贾竖袭卿士之服；被文绣，佩银黄，重门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颐指而使。是故有财者光荣，无财者卑辱，上接卿相，下雄齐民，珍宝旁流，而刑放于贿。下而法侵，能无亏乎？”
这是讲对人穿衣，使用器具不能进行限制的话，那人穿的衣服和使用的器具就会和自己的身份不相称。这样就分辨不出人的贵贱等级。于是富人就会超越等级享用，贫寒的人却还达不到相应享用的标准。小人使用君子才能使用的器具，商人穿着卿士才能穿着的衣服。穿着刺绣的衣带，佩戴金银首饰，住着好房子，吃美食珍肴。对左右的人颐指气使。这是讲人有了钱，生活没有节制，如果没有这种对衣服器具的限制，那有钱人就是老大。他有钱，他可以穿好的，可以雇很多佣人。这样导致什么呢？导致有财者光荣，大家觉得有钱就荣耀，都追逐利益，没钱的人就卑下屈辱，就低贱。有钱人，“上接卿相，下雄齐民。”在上和那些官员相结交，对下面的贫民百姓就逞势作威。
“珍宝旁流”，一些珍贵的宝物到处转送，而“刑放于贿。”他们犯了错误，可通过贿赂得到释放。整个社会都是以利益，以金钱为导向，这样会导致什么呢？“下而法侵，能无亏乎？”导致法律不起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古人按照人制定的等级来穿衣服，来使用器具，是很有道理的。这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心，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风气。而且在《群书治要》里面也反复讲到，社会兴起奢靡之风，往往是世道开始衰落的信号。
社会风气衰败的特征
在《淮南子》里面就讲到，“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社会风气衰败了，从哪里可以看出呢？人变得不那么纯朴了，都开始欺诈，民风不再纯朴。“饰众无用”，雕饰重度无用的器具。“贵远方之货”，重视远方来的东西。“珍难得之财”，珍视那些难以得到的财物，不注重生活必需品的积蓄。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都是这样，人人都“巧智诈伪”，人人喜欢奢侈品，这不就是“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吗？而我们看到，现在社会奢侈品的消费越来越厉害。根据有关资料记载，仅仅在2012年的春节，中国人在海外消费奢侈品就达到72亿美元。
所以现在一些明智的人就指出，这些奢侈品是西方人带给我们中国人的新型鸦片。中国古人一直教导自己的后世子孙，要俭以养德，过节俭的生活。这种节俭的生活，能够涵养人的德行。而过奢侈的生活，那是在削减自己的福报。古人常讲，福尽悲来，为什么教人节俭？教人节俭最重要的就是叫人懂得珍惜自己的福报，教人懂得惜福。怎么样惜福？就是珍惜粮食，穿衣吃饭，尽量的节俭。否则福享尽了往往就是福尽悲来。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人一有钱，立刻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常常没有几年，积累的财富被挥霍一空，人生遇到灾祸，就过得很苦。尤其是现在人，常常放纵欲望，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首先是身体有了毛病。
我们看社会，现在为什么健康类的产品这么受欢迎，大家都讨论健康，追求健康。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大家没有了健康。不健康的根源是什么？大家不遵循伦理道德，放纵自己的欲望。古人讲，“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奢靡之风，对人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而让人产生奢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奇技淫巧，人受到物质的诱惑，导致人迷失本性。所以中国古人特别提出，要禁作奇技淫巧。
什么是奇技淫巧？就是讲那些过于奇巧，而没有实际用处的技艺和制品。现在好多高科技的东西并不是一定需要，它都是用来满足人的贪欲、虚荣心，这会让人变得更加懒惰。
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
所以在《群书治要·管子》里面就讲到，“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富。”
治国当务之急是什么？就是要禁止奇巧之业。奇巧之业一被禁止，百姓就无法四处游荡求食，不能四处游荡求食，必然就会安心务农，大家从事农业，国家就富裕了。
另外在《孔子家语》里面，也讲到，治理国家有四类罪犯可以不用按照规定时间、规定的司法程序来审判。其中一类就是制作奇技淫巧的人。夫子在《孔子家语》里面讲到，“设奇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对于那种制作奇技淫巧迷惑君上的心智，还包括迷惑百姓的心智的人，要处以死刑。圣人为什么对做奇技淫巧的人处以如此严厉的刑罚？就是意识到这种人对社会风气有很大的破坏力。中国的古圣先贤懂得这一点。
墨子为什么不造飞机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里面，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子拿木头做了飞鸟，能让它在天上飞三天三夜不落地，他有这个本事。
有人讲这可能是传说。我们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要相信圣人的话，要是不相信，那就很难得到真实的利益。如果你不相信，你认为墨子这个不是真的，那四大发明你认为是不是真的呢？中国古人有这个本事，但是他不用。墨子这个技术没有传给他的弟子。我们看到有一位老教授，研究墨子，他就评论到，墨子真的很愚钝，当时他要把这个小小的木鸟，继续研究下去，没多久可能第一个上月球的就是我们中国，而不是美国。研究墨子的专家，都这么讲。
这个错了，他没有真正了解古圣先贤的存心。墨子自己做了这个东西，他自己怎么讲？他做了这个飞鸟之后，他的学生也来模仿他，也做了这样一个东西。墨子就跟他的学生讲，你这个是奇技淫巧，不是什么好的东西。你学这个还不如去给农民做一个推粮食的车。墨子为什么要这么讲？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中国古人早就看透了宇宙人生真相，看透了人性。现在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感受到科技无限的发达，无限的去推广科技，最终会把人类推向绝路。
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讲过，科技是一种手段，它的功能就是服务人类的欲望。欲望如果被无限的放大，人就会违背伦理道德，被欲望掌控，社会就会彻底毁灭。现在我们对大自然资源的无情掠夺，导致气侯发生变化，地球温室效应。现在许多有预见性的科学家讲，地球再过几十年，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而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不让人做奇技淫巧。
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了自动化的机械运输工具“木牛流马”。他发明这个，仗打完了，没有传人就把它烧掉了。诸葛亮为什么把这个东西烧掉？墨子为什么不让他的学生学习做飞鸟？这里面都有很深刻的道理，他们明白天地之道，希望后人能够和天地共存共荣，不要无限的去发展科技。高科技的无限发展，最终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而这种奇技淫巧，过分迷惑人心，一旦流行，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手机引发的命案
我们看到近一两年来，特别流行一款手机，很多年轻人为了得到这种手机都不择手段。有偷的，有抢的，还有人居然为了买这样的手机把自己的肾给卖掉。肾是人生命之本，把肾卖掉，就是为了买一个几千块钱的手机。还有一个女孩，为了得到这样一部手机向母亲要钱，母亲没有钱，她就和母亲吵架，结果母亲一不小心把女儿捂死。现在我们不明白，已被这种物质的欲望冲昏了头脑。而且现在还在把设计这种奇技淫巧的企业家，视为英雄，视为偶像。这都是因为没有学习伦理道德，不懂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正邪不能区分。孟子讲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做一件不义的事情，伤害一个无辜的人，即使能够得到天下，也都不去做。而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奇技淫巧，女人为了买一个包可能和丈夫生气，孩子为了要一个什么东西可能跟父母吵架。这都是为什么？不懂得分辨善恶，黑白颠倒，这都是因为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人人都被物欲所蒙蔽，真心、本善显发不出来。
我们现在处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人类对地球资源的掠夺，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可能只有当人类穷奢极欲，把地球资源耗尽了，才会明白为什么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前，就教导人要重农轻商，去奢从俭。中国人是真正厚爱自己子孙后代的，有责任心，有长远心。圣人考虑事情长远，所以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有着勤劳、节俭、艰苦朴素的美德，这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精神财富。这种美德的形成都是因为古圣先王教导人们要重农轻商，去奢从俭，现在要想化解世界各种危机和灾难，必须从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里去寻找化解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人类价值观。如果照这样下去，一味的掠夺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经济，刺激经济，把人类的欲望无尽的扩大，人类迟早会遭到灭顶之灾。
第三十二讲  偃武修文，以德怀远（一）
——谨慎用兵，不可好战
“偃武修文，以德怀远”是《群书治要》里面主要的军事和外交思想。我们知道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追求和平，以仁义道德为核心价值观的民族。中国古圣先王都不好战争。这一点我们在学习《群书治要》的时候也深有体会。
魏征等人在编辑《群书治要》时，正值贞观初年，刚刚经历了隋朝末年的战乱，百姓受战争之苦，非常需要得到安宁。所以魏征等人一直劝谏太宗要实行“偃武修文，与民生息”的政策。太宗接受了臣子的谏言，在贞观初期和中期一直都在推行“偃武修文”的政策。虽然在贞观初期突厥部落势力强大，对大唐构成很大的威胁，多次入侵大唐，太宗都是被迫采取抵抗，率领民众积极防御。打败突厥以后，国家的政策，重点就放在发展农业上，注重与民生息。结果农业连年丰收，出现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的新气象。
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部落上，太宗也非常注重通过道德教化来感化人，他采取以德怀远的策略，当时被少数民族群众称为“天可汗”，这在中国历代帝王里面是非常罕见的。
我们知道，当时唐朝文化发达，各国都来唐朝学习。这在魏征写的《群书治要序》里面就有体现。这都是因为太宗实行“偃武修文，以德怀远”的政策，得到了周边少数民族部落以及附近国家的认可，像日本、朝鲜当时都仰慕大唐。现在在世界各地都有唐人街，可见唐朝时期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核心就在于用道德教育来影响人，感化人。
大禹感化有苗的故事
“修德怀远，以文化人。”是通过施行德政，通过伦理道德的教育，自己修德来笼络、安抚远方的部族，用恩惠，用德政去安抚边远地区的民众。中国古圣先贤，他们治国核心在于什么？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上，都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就是道德仁义。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有很多“修德怀远”的例子。
在《群书治要·尚书》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大禹征伐有苗族未能成功，后来大禹听从伯益的建议，通过修习文德，而让有苗族来归顺的故事。
有苗族是蚩尤部落的后代，黄帝和蚩尤打仗之后，蚩尤被打败，然后就迁徙南方，他们是南方的部族。在舜帝的时候，有苗族叛乱，舜帝就对大禹讲，“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弗恭。侮嫚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弗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词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三旬，有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至诚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尚书》里面的文字都比较深奥难懂，能够读懂的人很少，我们学习传统文化，读不懂古圣先贤的经典，非常惭愧，真对不起我们的先人。文言文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这在世界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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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民族里面都是唯一的，古人通过文言文，保证让后代人能够读懂前代人的文字。因为语言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但是文言文却能让文义一直延续下去。
所以在中国古代，读书人都必读《四书》、《五经》、《十三经》。像《大学》里面讲的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古人读完小学那些蒙学读物，就读《四书》、《五经》。只要一生把这几本书读透，他就能够做一个好领导。像《尚书》更是教导君主和臣子如何治国的经典。《尚书》里都是君王和大臣之间的对话，里面讲的都是治国之道。这一段里面是讲舜帝的时候，有苗族叛乱，违背伦理道德，“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在这个情况下，舜帝和大禹讲，现在三苗不遵循道德，我命令你去讨伐他们。大禹于是会聚各方诸侯，在誓师大会上讲到，各位你们都要听从我的号令，这个蠢蠢欲动的三苗，昏庸，糊涂，妄自尊大，违背道义，败坏道德，侵犯君主。人人都不遵守社会道德规范，有德行的人都散落在民间，而追逐名利之徒反而得到重用。正直贤良的人被排斥，奸佞之徒当道。导致百姓不愿意保护自己的国土，上天给它降下灾害，“民弃弗保，天降之咎”，百姓叛乱，出现天灾人祸。“肆予以尔众士，奉词伐罪”，我现在率领你们大家奉舜帝的命令去讨伐有苗，只要“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只要大家同心尽力，必定在这次征战中获得成功。
结果过了三十天，有苗虽然被舜帝的武力所震慑，但内心还是不顺从。就像《弟子规》里讲的，“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于是大禹下属伯夷谏言：“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满招损、谦受益”，这个我们都比较熟悉，“惟德动天”，就是讲人要修习德行，人修习德行就能感动上天，无远弗届，这种感召力多远都能够达到。就是讲我们一个善念，能够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现在科学已经证明，这个念力确实能够在一瞬间遍布世界，甚至遍布整个宇宙。圣贤人都是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他们明白一个善念，就能够遍布尽虚空遍法界。所以这里讲，“惟德动天，无远弗界，满招损、谦受益”。
“满招损”很简单，我们看到一个杯子，你往这个杯子里面倒水，倒满了，就倒不进去了。我们看到太阳到中午就得往西斜，月亮到了十五圆了就会缺，这都是天道。“谦受益”，我们学习《周易》，《周易》六十四卦里面，惟独谦卦六爻皆吉。谦虚能够得到益处，这在《群书治要》里面讲了很多，谦虚是最好的保生之道。
此乃天道，这是天下之理，天地之道，万世万物的规律都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人骄傲自满，就会受到众人的攻击、厌恶。骄傲自满的人走到哪里都不受人欢迎。如果能够谦卑、恭敬，你到哪里都能得到众人的拥戴和帮助。我们能够谦虚、恭敬、有礼，这样的人到哪里都受人欢迎。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自然法则。至诚感人，至诚心能够感动神灵。中国古人讲，至诚感通。至诚，这是讲诚到极点，诚到极点是什么呢？清朝曾国藩先生曾讲，“一念不生谓之诚”。你没有念头，纯净，纯善，这叫至诚，至诚能够感动神灵，创造奇迹，感动天地宇宙万物。“矧兹有苗”，何况这个有苗呢？
这是讲人人都是本性本善，都可以通过道德教化来感化。所以大禹听了伯夷的话之后，采纳了伯夷的建议，把士兵撤回来，让士兵得到修整。
“帝乃诞敷文德”，舜帝于是就努力进行礼乐教化，为什么古人一直强调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最重要是教化，教人懂得伦理道德，懂得道德仁义，感化人。所以通过道德教化后，大禹是怎么说的呢？“舞干羽于两阶”。这是讲在宫殿两侧持盾牌羽具，演奏祥和的音乐，演出祈祷幸福和平的歌舞，是用道德伦理，用音乐传播善的信息，传播爱的信息。我们传播友好的信息，人的诚心能够感动天地万物。所以大禹推行这个礼乐教化七十天以后，有苗主动来归顺。你看 ，伦理道德教育的力量远远大过武力。
所以《弟子规》教导我们，“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教人怀德，教人讲道德仁义的王道文化。就是“内圣外王”，自己修行德行，而不是通过武力去让别人屈服。用武力去征讨是用霸道，我们看到，最近几百年，西方人在世界各地都采取霸道，所到之处掠夺人家的资源，把人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但是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都是“以德怀远”，郑和下西洋到各个国家去，带去的是中华民族这种道德仁义。所以这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一个根本的区别。
兵者，不祥之器
在《群书治要》里一共节录了65部经典，但是军师典籍节录的不多。像《六韬》、《孙子兵法》、《尉缭子》、《司马法》等等，节录的内容并不是教人军事谋略。而是强调要把道德仁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尤其提出国家不能好战，战争是在被逼不得已才能用兵。
在唐朝，贞观时期，突厥、蒙古的势力远远强于大唐，他们屡次侵犯大唐的边境。有一次，还打到了长安。当时唐太宗刚刚登基没多久，长安城内只有三万士兵。结果被颉利20万重兵包围。唐太宗能文能武，有智有谋，他亲自去和颉利谈判。最后让颉利退兵。
后来颉利又多次侵犯大唐，都被大唐打败。所以中国古人强调，我们不去侵略别人。但是别人来侵略我们，我们也不怕，有勇气把敌人打回去。我们看到过去八年抗战，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中国人有决心，有勇气能够保卫自己的家园。所以中国古圣先王，念念教导后世子孙，不能够好战。认为战争不是吉祥的事情，只有在被逼的情况下，受到侵略，或者是讨伐不义来造福民众。
在《群书治要·老子》里面就讲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兵者，不祥之器”，就是讲到兵戈、甲胄这些武器都是不祥的器物。这些器具都不是与人为善的。那子弹是要人命的，炸弹、核武器，那都是杀伤力非常大的武器，这“非君子之器”。不是君子的器物，君子内心只有道德仁义。不拿武力去威慑别人。
君子是要用自己的道德仁义去感化别人，“不得已而用之”。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遇到叛乱，用来自卫。“恬惔为上”，君子内心淡泊，没有贪心，不贪求别人的土地、财宝。战争是怎么样起来的？那都是贪图别人的财宝，都是因为人的贪心而起。像鸦片战争，那都是外国列强贪图侵占我们国家的资源才发生的。而圣人只有在遇到叛乱、衰败，被逼才用兵。所以“胜而不美”，即使打了胜仗，也不会觉得欢喜。如果打了胜仗，觉得很高兴，以其为美，这就是以杀人为乐。“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要是以杀人为乐，则不能够得志于天下。
我们学习《周易》知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地之德是生养万物。杀人是违背天地之德的。以杀人为乐怎么能得志于天下呢？要知道道德仁义是符合天道的。中国古圣先王修身、齐家、治国是以天地之道为准则。人要效法天道。所以在《老子》里面讲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军队征战的地方，民生凋敝。大仗之后，必有凶年。打大仗，会有重大的军事行动，杀人，会大伤和气，必定会有灾荒之年。我们看历史就能知道，这是规律。凡是大的战役过后，这个地方几年中一定会闹灾荒。我们学习圣贤教诲真正明白，这都是因果，自然规律。
所以古人连连劝导人，不能好战。像道家的，《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又枉杀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杀也”。冤枉杀人，就好象是换过来用刀子杀自己一样。
所以在历史上，凡是好战的君主，往往会给国家留下隐患。我们看西汉王朝，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落？从汉武帝开始就已经埋下了衰落的祸根。电视剧《贞观长歌》里，有一次太宗和他的儿子谈话，问儿子，汉朝是汉文帝优秀还是汉武帝优秀。太宗就讲到，文帝是汉朝最优秀的皇帝。武帝多次征战，导致百姓受苦，国力急剧下降，百姓怨声载道。
好战必亡
一个国家好战必危，这在《群书治要·典语》里面也有所引。《典语》里面讲到，“昔秦杖威用武，卒成王业。吞灭六国，帝有天下，而不斟酌唐虞以美其治。损益三代以御其世，尔乃废先圣之教，任残酷之政，阻兵行威，暴虐海内，故百姓怨毒，雄桀奋起。至于二世，社稷湮灭。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传曰：夫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秦无戢兵之虑，故有自焚之祸。好战必亡，此之谓也。”
这是讲战国时期，秦国用商鞅变法，国力强盛，军队强大。于是依仗军威发动战争，很快就吞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称帝于天下。但是“不斟酌唐虞以美其治。损益三代以御其世”。唐虞，这是指尧舜等古圣先王的教诲。秦朝治国独用法治，不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把古圣先王的教诲完全抛弃。“损益三代以御其世也”。不是在夏商周三代治国之道的基础上，不是用古圣先王的治国之道来治理天下，“尔乃废先圣之教”，而是把古圣先贤的教诲全部废弃。焚书坑儒，泯灭伦理道德。“用残酷之政”，运用残酷的政治，“阻兵行威”，依仗兵力炫耀武力。“暴虐海内”，对天下百姓都采取暴政，“故百姓怨毒，雄桀奋起”，所以百姓不拥护他了，到处都有人起义，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一直到秦二世社稷被湮灭，秦朝废掉古圣先王的教诲用法治，结果国家很快就灭亡了。
“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这是讲并不是武力不能夺取政权，而是用武力来保持政权这就错了。要用道德伦理的教化，来治理天下。古人讲，“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打天下是用武力，比较容易，但是要守天下，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要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需要领导者首先自己修好身，克服自己的各种习气、毛病为大众做榜样。在历史上，能够打天下，也能够治天下的，只有唐太宗李世民一人，是一个杰出的典范。“传曰：夫兵犹火也、不戢也，将自焚”。用兵就像是用火一样，不收敛，就会招致自焚。“秦无戢兵之虑”，秦朝的统治者得到天下之后，并不懂得收敛用兵。不能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不能恢复古圣先王的治国之道，“故有自焚之祸”。秦朝真的是刘邦、项羽灭了秦朝吗？不是，是他自己，自己毁灭自己。我们人生也是一样的，一个人走到走投无路，那是被别人逼的吗？不是，是自食其果，最终走投无路。“好战必亡，此之谓也”。好战者必然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忘战必危
同样，在《群书治要·典语》里面也指出，“忘战必危”。“忘战必危”是讲如果不进行积极防御，国家可能也会有危险。在《典语》里面就列举了徐偃王的例子，“徐偃王好行仁义，不修武备。楚人伐之，身死国灭。天下虽安，武不可废。况以区区之徐，处争战之世乎？忘战必危，此之谓也。汉高帝发迹泗水，龙起丰沛，仁以怀远，武以弭难，任奇纳策，遂扫秦项，被以惠泽，饰以文德，文武并作，祚流世长。此高帝之举也。”这是讲徐偃王喜欢实施仁义之政，不整治军备，楚国出兵侵犯，自己就被杀了。所以天下虽然安定，军备也不能废弃，更何况徐国这样的小国，处在你争我夺的战争时代。忘记战争，必然危险。
“汉高帝刘邦发迹于泗水，起始于沛县，文以怀远，武以弭难。”他用仁爱来安抚民众，用武力来消除危难，“任奇纳策”，任用奇士，采纳良谋，于是能够“遂扫秦项”，把秦朝灭掉，打败项羽，最终夺得天下。得到天下以后，又用文德来进行整治，“文武并作”，所以能文武结合，“祚流世长”。国家传承，朝代长久。这是汉高帝倡议治国的举措。
在史书上记载，徐偃王是西周徐国的国君，他建都泗水，讲求仁德，得到很多人的拥护，就引起了周天子的疑虑，所以在后来周穆王就命令造父联合楚军去进攻徐国，徐偃王主张仁义，不肯战，所以败逃。因为他讲道德仁义，好几万百姓都跟随着他。他临终就讲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务，以至于此。”只是讲仁义道德，不注重国家的军备，不能保护自己的国民，导致这样的下场。
武备就好象我们的粮食储备，要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能讲仁义道德，就忘掉基本的保障。而且真正遇到恶人，仁义道德不能感化，那要有足够的能力进行自卫。治国和修身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你遇到恶人，如果不反抗，这也不对。
所以在《群书治要》里面古圣先王也讲到，治理国家要用文治武功，武功不是用来侵略别人，而是用来保护自己的城池。你不能让自己的百姓受苦。所以古人讲到，国家不可好战，但也不可忘战。忘战的话就是对自己的百姓、人民不负责任。在《司马法》里面就讲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春搜秋狝，振旅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国家虽然很强大，但是如果你好战的话，必定会灭亡。好战是违背天道的，违背天道，那能长久的存在吗？早晚都会被灭掉。“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虽然安定，如果忘掉战争，也一定会有危险的隐患。所以古代在天下太平时期，还是“春搜秋狝”，这是讲春秋两季还要打猎，现在讲就是进行军队操练，进行演习。“振旅治兵”，要整顿训练军队，不要忘记战争。虽然古人讲到“忘战必危”，但古人还是教导我们，既使是被逼打仗，这也是不吉祥的事情。《群书治要》里面反复讲到，一定要谨慎用兵，更不要以用兵为乐。
圣人的用兵原则
《政要论》里讲，“圣人之用兵也，将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将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战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遗后，命将出师，虽胜敌而反，犹以丧礼处之，明弗乐也。”过去的黄帝、大禹、舜帝都有带领百姓征战的经历。圣人战争是为了造福民众，并不是以此来祸害民众。前面我们讲到，大禹去征伐有苗是什么原因呢？是有苗族不讲伦理道德，违背道义。就是希望让有苗部落的百姓能够受到好的教育，能过上安定的日子。所以圣人用兵是利益百姓，而不是危害百姓。
“将以救亡，非以为存也。”是来拯救危亡，并不是用来危害生存。救亡就是国家遇到侵略，要自卫。危存就是你去侵略别人了，自身会有危险。“故不得已而用之也。”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运用。所以“战者危事，兵者凶器”。战争毕竟是危险之事，兵器毕竟都是杀人的器械。“不欲人之好用之”不希望人爱好战争。
“故圣人治法遗后”，所以圣人制定法律留给后人。说明什么呢？“命将出师，虽胜敌而反，犹以丧礼处之，明弗乐也”。将士出征，打了胜仗回来，还是要用办丧事的礼节来对待。规定不许奏乐，因为打了胜仗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打了胜仗，都会有伤亡，有伤亡，不管是自己人还是敌人，都是死于战争，实际上讲，杀人毕竟违背天道，违背仁义道德的事情。圣人真正仁爱一切，所以圣人时时刻刻都以道德仁义为存心教导人。
第三十三讲  偃武修文，以德怀远（二）
——诛暴讨乱、奉行天道
古圣先王提出不能好战，尽量不要用战争的行为来解决问题。如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运用战争的手段，那就是要“诛暴讨乱、奉行天道”。
圣人是如何用兵的
在《群书治要·三略》里面就讲到圣人是如何用兵的。“圣王之用兵也，非好乐之，将以诛暴讨乱。夫以义而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荧火，临不测而挤欲坠。其克之必也。所以必优游恬淡者何？重伤人物是天道也。”圣人时时刻刻以道德仁义为怀。他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兵，并不是他喜好用兵。像历史上商汤、武王，商汤灭掉夏桀，武王伐纣，不是因为他们好用兵，而是为了诛暴讨乱、为了天下苍生。
“夫以义而诛不义”，就是用正义讨伐不义，“若决江河而溉萤火”，就好像决开江河的河堤，用很大的水去浇灭微弱的火苗。用这种正义去讨伐不义，取得胜利是很简单的。 “临不测而挤欲坠”，就像在深渊的边缘去推一个将要坠落的物品，这个胜利是必然的。
“所以必优游恬淡者为何。”圣人既使这样也会犹豫不决，反复谨慎的思考。 “重伤人物”，担心战争行为会造成人和物的重大损失。
因为战争毕竟是不吉祥的事情。用兵就得死人。圣人以仁义为怀，奉行天道，所以对用兵无比的谨慎。相反，如果不是以仁义道德为前提，不是为了诛暴讨乱去用兵，这样往往就会很凶险。
五种不同的军队
在《汉书》里面就讲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胜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这是讲五种不同的军队。“义兵”是正义之师。“救乱诛暴，制止叛乱，讨伐暴君”用兵坚持正义，可以称王。像历史上，武王伐纣，商汤打败夏桀，这都是义兵。“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敌人来侵略我们，我们不得不去抵御。为了应敌而出兵必然会胜利。古人很有智慧，为什么当年太宗只有三万军队，被颉利二十万铁骑包围，能够取得胜利，这就是“应兵者胜”。
“争恨小故，不胜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为了一些小事争夺，怨恨，不胜愤怒，这叫忿兵。因为一时愤怒而出兵，必会失败。人愤怒就没有智慧，这个时候出兵都是意气用事，很难取得成功。太宗晚年，就有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当时，朝鲜三个部落之间发生战争，这本来是异族之间的矛盾，和唐朝没有多大关系。但太宗为了体现自己大国风范，让人去调停，结果对方没有听从太宗使者的调停，太宗很愤怒，他御驾亲征，去打高丽，结果失败了。 这就是典型的“忿兵者败”，因为一时愤怒，轻易用兵，结果失败。
“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贪图别人的土地，财宝，这叫做贪兵。因贪婪而出兵，必定失败。我们中国历史上，中国人很少去侵略别人，西方罗马帝国很强大的时候，打到中国的甘肃，结果全军覆没。像近代日本对东亚各国的侵略战争，也是贪图别人国家的利益、资源。这就是“贪兵”，因贪婪而出兵，必定破败。
“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依仗国家强大，自恃人口众多，想要别人害怕，这叫骄兵，古人讲，“骄兵必败”。骄傲自大，出兵必然灭亡。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很多。
这五种情况，不仅符合人情事理，更符合天地之间的规律。所以古人教导我们，凡事要以天地之道为准则。《三字经》里面讲：“三才者，天地人”。人之所以和天地称为三才 ，就是因为人讲仁义道德。人之所以高于一切动物，就是因为人懂得礼，如果人不讲仁义道德就没有礼了，那和动物无异。所以人要效法天地之道。
以战去战，虽战可也
在《群书治要·司马法》里面就讲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治之谓正，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去战，虽战可也。”
古圣先王都是以仁爱为根本，以正义、道义来治理天下。所以一切都是以道德仁义作为准则。“杀人安人”，杀掉坏人是为了安抚大众，这样杀人是可以的。这也是仁慈的一种体现，让人不要犯更大的过失。
在佛经里面有个故事讲到，有一位阿罗汉，他看到一个人要害商船上所有的人，阿罗汉知道这个人的动机之后，就把这个人杀掉了。阿罗汉杀掉这个人有没有罪？没有罪，他反而是帮了这个人。这个人如果害了一船的人，就会造更大的杀业，就要受更大的苦报。所以古人讲，“杀人安人，杀之可也。”这叫以杀止杀，杀人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生存。
“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攻打别的国家，是为了爱护其民众，这种攻打是可以的。像历史上武王伐纣，以下犯上，以小击大。但是武王的存心是为了让天下人过上安定祥和的日子。武王有没有过失？没有过失。他是为了天下万民。所以“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就是为民除害，杀掉这种暴乱之君，是可以的。
“以战去战，虽战可也。”用战争来消除战争，这也是可以的。像二次大战，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大家联合起来对抗法西斯。这种用战争的行为来消除战争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战争是为了让天下和平。
古人处处教导我们，用兵的核心在于实施仁爱，利益天下万民。真正为此而战的仁义之师，征战必定能够获得胜利。
在《孔子家语》里面就讲到，“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废者也。是故诛其君而改其政，吊其民而不夺其财。故曰：明王之征也，犹时雨之降也，至则民悦矣。是故行施弥博，得亲弥众，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
贤明君主讨伐敌国，必然是讨伐那些被天道废弃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君主违背伦理道德，“是故诛其君而改其政”，所以诛杀其国君，更改其政治。“吊其民而不夺其财”，怜悯其民众，而不掠夺他们的财富。古圣先王征伐，不是为了获得自己的私利，不像现在，一些国家以战争的名义去夺取别人的资源。
“故曰”，所以讲，“明王之征也，犹时雨之降也，至则民悦矣。”贤明君王的征伐，就像天降及时雨一样，大兵所到之处，都能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是故行施弥博，得亲弥众，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真正的仁义之师，征伐得越广，讨伐得越远，得到百姓的拥护也越多。这就叫做“高枕于衽席之上而无忧”。
历史上“武王伐纣”，武王的军队打到东边，西边的民众就盼着武王的军队早点来。打到西边，东边的民众就期盼武王的军队早点到来。就像久旱的人希望早点下一场及时雨一样。所以战争要想取得胜利，最根本是以仁爱存心，得到民众的拥护。
政善于内，兵强于外
《群书治要》里面，魏征等人很有智慧，他们对军事谋略，也包括《孙子兵法》等各种军事经典里的用兵谋略节录的很少，指出修理好政事，得到民心，才是用兵取胜的关键。
在《政要论》里面就讲到，“夫用兵之要，在于修政。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利之，利之之要，在于仁以爱之、义以理之也。故兵之要，在得众者，善政之谓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于内，兵强于外。”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圣贤人看问题，能够看到本质。用兵的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整治国家的政治。整治国家政治，修理好政事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得民心。古人常讲，“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怎样得到民心？关键在于利民。这个“利”范围很广，不仅仅是给百姓一点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对百姓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利之之要，在于仁以爱之，义以理之。”要用仁爱来爱护百姓，用道义来教导百姓。让百姓懂得仁义道德。“故兵之要，在得众者，善政之谓也。”所以战争的关键在于得到百姓的拥护，就是要有好的政治。
周朝，最初是一个小国，周文王把这个地方搞得很好，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武王伐纣”时，民心归附，轻易就取得胜利。
“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什么是善政？善政就是体恤百姓的忧苦，消除人民的忧患。简单一句讲，就是让百姓趋吉避凶，过上好日子。不实施严苛的政治，不进行横征暴敛，处处以百姓为本。“故政善于内，兵强于外。”所以对内有好的政策，把百姓治理得好，百姓愿意为国牺牲，为国奉献，对外才会有强盛的军队。在《群书治要·政要论》里面讲到，“历观古今，用兵之败，非鼓之日也。民心离散，素行豫败也。用兵之胜，非阵之朝也，民心亲附，素行豫胜也。故法天之道，履地之德，尽人之和，君臣辑穆，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赏罚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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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奸慝于未萌，折凶邪于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德以为卒，威以为辅，修仁义之行，行恺悌之令，辟地殖谷，国富民丰，赏罚明，约誓信，民乐为之死，将乐为之亡，师不越境，旅不涉场，而敌人稽颡，此王者之兵也。”
这是讲到用兵胜败。古人很有智慧，战争一开始，就看到了最终的胜败。“历观古今，用兵之败，非鼓之日也。”用兵的成败，不在于作战那些日子，在于什么呢？在于民心。“民心离散，素行豫败也。”如果民心离散，根据过去的行为，就可以预料到他必定会失败。同样，“用兵之胜，非阵之朝也，民心亲附，素行豫胜也。”战争获得胜利，也并不是在于临阵那些日子，而在于得到民众的拥护，根据往常的行为就预料到国家会取得胜利。古人常讲，“得民心者得天下”。
古人教导我们要“法天之道，履地之德，尽人之和，君臣辑穆，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赏罚未施，消奸慝于未萌，折凶邪于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古人处处教我们仁义道德，让我们向天地学习。“法天之道”，要效法天道，天道无私，完全利益万物。“履地之德”，学习大地的德行，养育一切万物，因此，君子要“厚德载物”，敦厚自己的德行，承载万物。“尽人之和，君臣辑穆，上下一心”，大家都能和谐共处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可以不用盟誓，不用进行赏罚。古人常讲，“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亲兄弟、父子不需要什么样的盟誓，不需要赏罚。能够“消奸慝于未萌”，让奸险的人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就被消除了。“折凶邪于殊俗”，凶兆妖异的现象刚刚出现，就让它夭折了。“此帝者之兵也”。这是能够称帝于天下的用兵之道，真正圣王的用兵之道，这是最高的境界，不需要用兵，就已经让天下太平。
差一点的境界是，“德以为卒，威以为辅，修仁义之行，行恺悌之令，辟地殖谷，国富民丰，赏罚明，约誓信，民乐为之死，将乐为之亡，师不越境，旅不涉场，而敌人稽颡，此王者之兵也。”这是讲对待士兵用恩德，同时用威严作为辅助。“修以仁义之行”，培养道德仁义，“行恺悌之令”，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发布军令， “辟地殖谷，国富民丰” 大家开垦荒地，种植各种粮食作物，让国家富强，百姓丰足。赏罚严明，有奖有罚，“约誓信”，大家都讲信用，“民乐为之死”，百姓都愿意为国效命，“将乐为之亡”。将军都乐意为国付出。这是以德治军，“师不越境，旅不涉场”，队伍不用跨越疆界，不用到达战场，敌人就会稽颡，行跪拜礼，屈膝投降，这是王者的军队。
古圣先贤的这些教诲，才是真正最高明的用兵做法。不战而胜，才是最好的胜利。
战争取胜的根本
在《群书治要·孙卿子》里面也讲到，依靠军事谋略，作战行事，用这些方法叫术，不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根本在于得到民心，施行仁德。
“临武君与荀卿，议兵于赵孝成王前，王曰：‘请问兵要。’临武君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临武君是楚国的一位将军，他和荀子两个人在赵孝成王前讨论用兵之法。赵孝王就问，什么是用兵的要领，临武君讲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察敌人的动向，然后伺机行动，在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先占据有利形势，这是用兵的要领。
荀子是圣贤人物，他的回答就完全不一样。荀子讲到，“不然，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战攻之本，在乎一民也。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荀子不认可临武君的说法。他讲到什么呢？我听古人讲，用兵的根本在于统一民众的心志，得到民众的拥护。弓箭没有调好，就是善于射箭的后羿，也不能射中小的目标。马匹不协调，造父也不能把车子驾到遥远的地方。军队和百姓不能拥护你，即使是商汤武王去征战，也不能取得胜利。所以懂得使百姓归附自己赢得民心的人，才是真正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之道，在于得到民心。
临武君听了荀子的讲述之后，他又开始反驳，“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之者，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乎？’”
临武君反驳说，并非如此，兵家重视的是有利的形势，所实行的，是诡诈机变。要用谋略，用术。善于用兵的人，能变化迅速，神秘莫测。让敌人不知道他从哪里出动，这都是讲军事谋略。孙武和吴起都是古代特别善于用兵的人。他们用这种战术能够无敌于天下。难道一定要等待人民的归附？
临武君讲得似乎也有道理，但是，荀子讲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利，攻夺变诈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故以桀诈桀，犹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挠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下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
荀子的话和临武君完全不一样。荀子讲道，不然，我讲的是仁德之君的军队。仁德之军的军队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有在天下称王的志向。能在天下称王，要靠什么？要靠道德仁义，不是靠你有多厉害。所以荀子讲到，你所看重的只是那些权术、谋略，作战形势有利，以及攻城掠地，攻夺变诈，这都是一些谋略，一些术的东西而已。但是仁德之人的军队，是不能用诡诈的手段来取胜的。那些能够被欺骗的只是一些懈怠、轻敌的军队。
生活中也是一样，你用这个小人的手段，你能骗得了那些智者吗？你一起心动念，人家就看透了。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最重要是学里面的道，学道德仁义，而不是学一些术。很多人读古书，喜欢学谋略，学一些小人的伎俩，这些东西不能派上大的用场，对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大的帮助，根本要学天地之道，学道德仁义。所以“仁人之兵不可诈也”，仁者之师是不能用诡诈的手段战胜的。
“故以桀诈桀，犹有幸焉。”如果像夏桀这样的昏君，去欺诈夏桀这样的君主，可能会有侥幸的成功。如果像夏桀这样的昏君，想要去欺诈尧帝这样的圣君，那就好像拿鸡蛋去碰石头，用手指去搅动开水，很容易就会失败。小人还没有行动，圣人早就看在眼里了。就像我们有时候自认为很高明，其实人家不说，你起心动念，你那点心思，人家早就看透了。所以又好比投身水火当中，身入其中，自己就会被消灭、被淹没。
“故仁人上下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仁人的军队，大家一条心，全军协力，臣下对待君主，下级对待上级，如同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兄长一样。如同手臂保护大脑和眼睛，掩护胸腹一样，这是仁人的军队。
为什么臣子对待君主，下级对待上级会像儿子对父亲一样，最关键就是君爱臣，臣忠于君。所以古人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都讲道德仁义，对这样的军队，实施欺诈之术，突袭对方，这如同先惊动对方而后攻击是一样的。
临武君听荀子这么讲，彻底被荀子折服了。所以临武君曰：“善。”你说得太好了。
下面还有一段：
陈嚣问荀卿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悦喜。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义；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
陈嚣问荀子，先生你谈论战争总是把仁义作为根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仁者爱别人，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义者循理”，举止动念都合理合法，符合天地之道，为什么还要打仗呢？陈嚣不解。“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凡建立军队打仗都是为了争夺利益，争夺地盘。荀卿就跟丞相讲道理，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仁德的人爱护百姓。正是由于爱护百姓，所以憎恨那些害人的人。坚持正义的人讲求道德仁义，正是因为讲求道德仁义所以憎恨那些作乱，扰乱道德仁义的人。
圣人用兵就是禁止暴力消除祸害，并不是为了争夺城池。国家养军队不是用来侵略别人，只是用来消除祸害。仁者军队驻守的地方，百姓视为神明，他们经过的地方，百姓都能受到教化。就像及时雨从天而降，受到百姓的拥护一样。近处的人喜欢他们良善，远方的人仰慕他们的德行。这都是因为讲求道德仁义，以道德仁义作为行为的根本。所以能够达到什么效果？不用进行流血战斗，远方的人都来归附。有这样的大德，影响就会遍布四海。
选择将领的标准
在《群书治要》里面，魏征等人对于如何用兵，内容节录得很少。对于治军只讲了几点。
第一是要选择将领以及将领如何对待士兵。治军最重要是选择将领。我们前面讲到，治国最重要在用人，治军最重要也是用人。治军用人就是选择军队的统率。
在《六韬》里面就讲到，“兵者，国之大器，存亡之事，命在于将也。先王之所重，故置将不可不审察也。”军队是国家的支柱，是最重要的，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大事。所以历代帝王都很重视，军队的命运掌握在为将的手里，古人设置将领都非常谨慎。而考核、审查将领，最重要的还是以德为本。不是能征善战就能被任用，最重要是要有德行。对于如何做将领，《群书治要》里面谈得最多，就是要爱护士兵，就像做领导的要爱民一样。
在《孙子》里面就讲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做将军的，真正关怀士卒，像关照婴孩一样，那么士卒就愿意不畏艰险，和将军共赴深谷；对待士卒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士兵就愿意和自己的主帅同生死共患难。这都是讲做领导的最重要是有仁德，有爱心，有仁事。所以“君仁”才能“臣忠”。
另外在《群书治要》里面魏征等还反复提到，不能轻易发动战争，因为战争耗费国力，用军事行动取得胜利，不是最好的胜利。不战而胜才是最好的胜利。魏征多次提醒唐太宗不能好战，要“偃武修文，与民生息”。
在《尉缭子》里面就提到，“战再胜，当一败。”取得胜利，其实也等于是失败。“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用十万人的军队打仗，一天的军费高达千金，打仗拼的就是国力，就是钱财。所以能够百战百胜不是最好的胜利，要耗费多少钱财，甚至还要牺牲多少战士的生命。所以“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不用打仗取得胜利，才是最好的胜利。
同样在《孙子》里面也讲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攻攻城，战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不久也。”
战争的行动能使敌兵屈服，才是用兵中最好的。所以最好的用兵策略，“上兵伐谋”，用谋略来讨伐。“其次伐交”，这是讲用外交手段来讨伐。“其次伐兵”，再次用军队来讨伐，“下攻攻城”，最下等的就是攻城。
“故善用兵者”，善于用兵的人，“屈人之兵而非战也”，使敌军屈服，但不是用战争的方法，“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夺得敌人的城池不是用强攻的方法。“毁人之国而不久也”。毁灭敌国，占领敌国，不是持久用兵的方法。我们看到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意大利法西斯头目，要是能读到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就应该不会去侵略别人。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真正能让地球人共存共荣，真正能让人类在地球上长久地生存下去。
此外，在《群书治要》里面还讲到一点，率领士兵的将军不能贪爵禄贪金银。古人讲文官不爱财，武官不爱命，国家才能够兴盛。如果一个国家的文武官员贪图名利，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有危险。所以在《孙子》里面特别讲到，“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千金，内外骚动，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发兵十万，出征千里，会耗费百姓的财富，公家的开支。每天会耗费多少呢？耗费千金。“内外骚动”，打起仗来国内外会惊扰民众，百姓奔波疲惫，不能安心耕作的会有七十万家。这都是讲战争最终受苦的是百姓。“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双方互相防守，数年来只为了争夺一朝的胜利。“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如果将领只爱爵禄金银，不了解敌情的真实情况，这是最大的不仁，这样的人，“非民之将也”，不配为人之将。“非主之佐也”，不配做君主的辅臣，不能够辅佐君主。“非胜之主也”，这样的将领很难取得胜利。所以古人教导我们要放下自私自利，念念想到仁义道德，想到天下万物。只要有仁德，就能够取得胜利。
夫子讲仁者无敌，仁者的心中没有敌人。正是因为仁者心中没有敌人，所以能够真正战胜任何人。因为他心里面没有冲突，正因为无敌，所以才能够无敌于天下。中国古圣先贤在治国上，军事上，外交上，根本都是教人学习伦理道德，搞好伦理道德的教育。爱好和平，崇尚道德，是古圣先王的教导。这些教诲在任何时代都历久弥新。因为古人所讲的这些道理，都是真理，是道，是永恒的规律。
第三十四讲  虚心纳谏，忠言直谏（一）
——为君要善于纳谏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以能够虚心听取臣下的谏言而著称，魏徵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谏臣。《群书治要》这部书就是魏徵等臣子向太宗谏言的一部进谏之书。纳谏和进谏是古代君臣治国最常见的现象。古代君臣每天上朝，君臣对话，共商国事，臣子要敢于进谏，君主要能够虚心纳谏，国家才能成治。所以，在《群书治要》里面关于进谏和纳谏的内容有很多。可见魏徵等人花了很多心血，处处都体现了他们劝谏太宗如何治理天下的苦心。
善于纳谏的唐太宗
通过学习《群书治要》，唐太宗有一个非常大的收获，他自己讲到，“纳谏则国治，杜谏则政乱”。能听取谏言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如果不能够听取臣下进谏的意见，就会把社会搞乱，就不能治理好国家。
同样，在一个企业里面，如果企业领导独断专行，企业的经营就很难搞好。一个人的才智是有限的，即使像唐太宗这样英明的帝王也深有体会。他讲道：“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籍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哉？”
人要想知道自己什么模样，必须要照镜子。当领导的想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忠直、敢于进谏的下属。做君主的自以为很贤能，而做臣子的又不能匡正君主的过失，想要不走向败亡，怎么可能呢？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改正过失。古人讲，“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但是，改过的前提是要知道自己有过失。要懂得自我反省；做领导的，要想知道自己有过失，还需要有臣子给他指出来。所以太宗讲到“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哉？”做君主的一定要得到敢于匡正君主过失的臣子，防止君主犯错误。做领导，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如果完全靠自己一个人来做出决断，就算再努力再忙，也不能做到尽善尽美。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唐太宗提倡一定要集思广益，发挥大家的力量，汇聚大家的智慧。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自矜夸，自以为是。这种傲慢不能克服，就很难接受别人的直言劝谏。这个我们自己都有体会，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常常就有这样的过失。所以，唐太宗把这种“好自矜夸，护短拒谏”的行为，视为亡国之道。
在《贞观政要》里面，他曾经说：“观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之得失。忠正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历代帝王治理天下，有的天下兴盛，有的天下衰亡，原因就是看你能不能了解社会民情，了解社会真相。言路不畅通，耳目被人遮蔽，不知道政治的得失，忠贞的臣子不敢进言，奸佞、谄媚的臣子掌握权力，诱导君主犯下种种过失，做君主的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所以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
同样，很多企业的失败，往往都是领导者个人不能听取下属的建议，自以为是，一意孤行，认为自己什么事都能做成。企业的失败和国家败亡的道理是一样的。
唐太宗之所以能虚心纳谏，是因为他非常善于学习古人的经验教训。唐太宗清醒地意识到，领导者身边时时刻刻有各种各样的人，并时刻受到这些人的攻击，那些奸佞的臣子时时刻刻都想攻占领导者的心智，从领导者那里得到荣宠。《资治通鉴》里面就记载了唐太宗曾说的话：“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其售，以取宠禄。人主稍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
当了领导，臣子们想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取得你的欢心。有的人谄谀奉承，拍领导马屁；有的人用奸诈的手段，满足领导的一些个人嗜好、欲望，都希望从领导那里得到荣宠和俸禄。简单讲，现在的人，做了领导之后，每一个人都希望从你这里得到好处，要么是拿到工程项目，要么是解决自己的升职问题……做领导的稍一松懈，就会被这些人攻倒。一旦被这些奸邪的人攻倒，这个领导很快就有危险。
所以，唐太宗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做君王很不容易。他反复跟臣子讲：“君有过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审思，必择善而用之。”我做君王只要是有了过失，你们都要极力劝谏我。我听了你们的规劝，纵使当时不能听从，也会再三思考。如果你讲得有道理，做君主的会采纳。所以，当领导的一定要有一批敢于进谏的臣子。这样，领导犯的过失才会少。通过各种复杂的治国实践，唐太宗明白了，“国之安危，资于辅弼”，一个国家的安危就在于有没有好的臣子。
夫子讲，为政之道在于得人。作为君主要想治理好天下，重要的是得到好的辅佐人才。像文王、武王得到了姜太公，齐桓公得到了管仲，天下大治。前面我们在用人的那一部分讲得非常详细。得到人才，为君者还要虚心纳谏，为臣的则必须敢于进谏。
唐太宗特别鼓励臣子进谏。贞观十一年，他就在一道手谕里讲道：“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治也。”
做臣子的应该“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时时刻刻想着怎么样尽到自己的忠心，自己如何替君上补过。能够补正君主德尔过失，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君主有了过失，臣子不能补正，可能就会危害到天下万民。臣子不能匡救君主的过失，天下就很难得到大治。
所以唐太宗常常对群臣讲：“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做君主的要知道自己的过失，最重要的是要有忠直、敢于进谏的臣子，能够指出君主的过失。做臣子的不能进谏，正君主的过失，那不是一个合格的臣子，而且还会给自己带来祸害。君臣是一体，君主犯了过失，不仅危及天下，同时也会危及臣子。
唐太宗举了一个例子，讲到隋炀帝的臣子虞世基“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毋惜进言。”虞世基常谄媚隋炀帝，什么都听隋炀帝、顺从隋炀帝的，以保住自己得到官位。隋炀帝有了过失，他也不敢进言，下面农民已经到处起义了，他也不敢告诉隋炀帝。结果，隋炀帝被杀之后，虞世基也被诛杀。唐太宗告诉自己的臣子，大家要以此为鉴，吸取隋炀帝、虞世基的教训，君主灭亡，臣子也没有好的下场。唐太宗要他的臣子们，“事有得失，毋惜进言”，一定要敢于进谏。所以，我们做人臣的，也要明白为臣的道理。
正是因为唐太宗善于纳谏，而且懂得择其善者而用之，对臣下的谏言，能够兼听，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而让自己少犯错误。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做到兼听，能够做到虚心纳谏，这和他特别善于学习历代帝王的经验教训是有很大关系的。
《群书治要》里面就讲了大量臣子进谏，君主纳谏的内容。有的暴君，不能听取臣子进言，最终自取灭亡；或者是偏听偏信奸佞之臣，最终君主、奸臣都没有好下场。这些，处处提醒唐太宗要虚心纳谏，广泛听取大家的建议，共同努力把国家治理好。所以“贞观之治”，没有魏徵、房玄龄这些敢于进谏的臣子，是不可能成就的。
一个团队、一个企业、一个单位，做领导的一定要广听谏言；不能独断专行，或者是偏信哪一两个人，否则会犯下过失，很难把团队领导好。而在一个团队里面，做下属的要能忠直进谏，补正领导者的过失。做领导的能够接受大家的意见，做下属的能够敢于提建议，这样团队单位才能兴旺起来。
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做一个明智的领导，做一个明君，一定要广纳谏言，听取众人的意见。因为一个人的智慧毕竟是很有限的。尤其是现在，我们不是圣人，即使是圣人，像尧、舜、禹、文王、武王和周公，他们都还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
所以《尚书》里面讲：“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木从绳则正”，就是讲要用墨斗打上线来锯木头，才能把木头锯直。做君主的，要听从臣下的劝谏，才能成为一个圣明的君主。你什么事都不听别人的，一意孤行，独断专横，这样的君主，往往都是亡国之君、昏乱之君。
《群书治要·汉书》里面就讲道：“明主垂宽容之听，崇谏争之官，广开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后百僚在位，竭忠尽谋，不惧后患。朝廷无谄谀之士，元首无失道之愆。”
这是讲圣明君王是如何治理天下的。圣明的君王往往把自己放得很低，虚心听取臣下的谏言；广开言路，让臣子都能勇于进谏，哪怕是有些臣子说话过分。“不罪狂狷之言”，不怪罪那些狂狷耿直之人说的话。这样就使得朝中百官，都能安居在位，对君主尽忠尽力，全力辅佐君主，不怕后患。这样，朝廷就不会有谄媚阿谀的人，做君主的就不会有不合道义的过失。
做君主要能广泛听取别人的意见，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胸怀。古人讲，“宰相肚里能撑船”。做君王的也是，要有大的肚量，不能够人家一说，你就马上反对，这不是领导之道，也不是为人之道。修身是什么？修身就是不断的修正自己的过失。做领导，最终也是修身，不断修正自己的过失。领导者的一个过失，往往会影响到很多层面。所以，一个领导者不仅要事事反省自己有没有过失，也需要臣子敢于进谏，指出领导者的过失。这不仅有利于领导者，也有利于整个团队，整个社会。
所以，中国古代选取领导者，尤其重视领导者的德行。为什么古人这么重视德行，根本在于领导者一旦德行有了缺失，危害将是最大的。
刘邦从谏
过去，帝王都是圣人来做，早期的尧帝、舜帝、禹帝，都是圣人。后来的皇帝不是圣人了，但“后从谏则圣”，你要是能够听取臣下的劝谏，也可以成为一个圣明的君主。所以，历史上那些成就大业的君主，往往都是能够虚心纳谏的人。唐太宗就是最著名的一个榜样。汉高祖刘邦也是这样的人。刘邦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与他能够听取下属的谏言，采纳臣下的谋略也有很大关系。
项羽为什么失败？刘邦就讲，项羽只有一个谋士范增给他提建议，他还不能采纳，岂有不败的道理。其实，一个人的失败，不是别人把你打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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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败给了自己。《群书治要·汉书》里面讲了刘邦善于听取臣下谏言的一个例子。这是在《张良传》里面记载的一件事。
“张良，字子房，韩人也。沛公欲以二万人击秦峣关下军，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欲连和俱西。良曰：‘此独其将欲叛，士卒恐不从，不如因其解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遂至咸阳。秦王子婴降沛公。沛公入，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为天下除残去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这是讲当时刘邦打算用两万兵力攻打秦国峣关的守军。张良就讲，现在秦军的势力还很大，我们不能轻视。听说那里的守将是一个屠夫的儿子，这样的市井小人，容易用钱财使他动摇。希望沛公派谋士郦食其携带金银财宝去收买这个守将。峣关的守将果然背叛秦朝，愿意跟沛公一道西进。为将的人就是不能贪财。秦朝的失败，也有用人的问题。这个将领，很快就被用金钱给收买了。这是张良献策给刘邦，让郦食其收买秦军的将领。收买了之后，张良又讲，这仅仅只是秦朝的将领想要反叛，这些士兵还不一定依从。所以张良就讲，倒不如趁现在敌人麻痹大意的时候袭击他们。于是刘邦听取张良的建议，带兵进攻秦军，大败秦军。这样，刘邦的军队进逼咸阳，秦王只得投降刘邦。
刘邦一进秦朝宫殿，见到各种宝物，许多宫女，就想住在那里。人的贪心这时很容易起来。刘邦的将军樊哙，规劝他没听。张良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进谏说，秦朝因为不行仁政，所以大王你才能打到这里。你打到这里，是替天下人铲除残暴，除去强贼。这个时候，你应穿素服，以缟素围之。不应该一取得胜利，就飘飘然了，应该朴素、节俭，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才能够保住胜利的果实。历史上李自成，一攻进北京城就骄奢淫逸了，他占有了吴三桂最宠爱的陈圆圆，结果导致吴三桂大怒，投靠清军打进北京城。太平天国也是如此。太平天国一成事，许多将领马上就过上了骄奢淫逸的生活，结果都不得善终。所以，通过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一旦顺从骄奢淫逸的生活，很快就会有灾难。
所以张良跟刘邦讲，我们现在才进秦都，就要立即享受安乐，那和秦始皇有什么区别？和商纣王、夏桀有什么区别？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张良希望沛公听从樊哙的劝告。听了张良这番话，刘邦就率军队返回霸上了。刘邦若不是因为有这两个臣子的劝谏，他怎么可能会成功？
这里不仅讲到，为君的人要能够听从谏言，更重要的是做部下的要敢于劝谏。敢于劝谏挺不容易，像樊哙、张良，指出领导者的过失，可能会受到处罚，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古代这些人真正值得我们钦佩。因为古代的忠臣，常常冒着生命危险进谏。
这是讲刘邦能够听从谏言，最终得到天下。相反，做君主的要是不能听从谏言，违背正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首先自己会有灾难，第二国家会有危险。企业也是一样，当领导的如果自己行为出现错误，又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终可能会导致企业破产。这在历史上、在现代，都有很多例子。其根本原因就是领导者自以为是，不能够听取下属的谏言。
芮良夫的劝谏
历史上，因为不能听取谏言而灭国的特别多，如夏桀，商纣王。这些昏君，大抵都是偏听偏信，宠信佞臣。在《群书治要·国语》里面记载，周厉王有一个臣子，叫芮伯，也叫芮良夫。
文中写道：“厉王失道，芮伯陈诰做芮良夫解。”就是讲周厉王是一位暴君，违背君道，芮伯就上书劝谏周厉王，写了这篇《芮良夫解》。这篇文章体现了一个臣子真正的忠心。芮伯若曰：“余小臣良夫，稽首谨诰，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无远不服，无道，左右臣妾乃违，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德民仇。”
芮良夫叩首敬告，天子都是万民的父母，天下人都依靠你。“致厥道，无远不服”，你真正依道治理天下，用道德仁义礼治理天下，“无远不服”，再远的诸侯都会来归附你；“无道”，你不讲君道，违背伦理道德，违背仁义礼智信，骄奢淫逸，残害民众，“左右臣妾乃违”，你身边这些近臣、妻妾都会背叛你。这都是芮良夫劝谏自己的君王。
“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德民仇”。百姓会归附有德的人，你有德行，百姓就会拥戴你；没有德行，百姓就会仇恨你。
“兹允效于前，斯不远，商纣弗改夏桀之虐，肆我有周有家。呜呼！”前面讲的这些道理，已经被历史验证了，并不久远。所以，违背伦理道德，就会有灾殃；不推行伦理道德教育，社会就会混乱。芮良夫讲商纣不改夏桀之虐。周朝怎么来的？周朝是因为商纣王违背君道，沿袭夏桀的暴虐，实施暴政，才得了天下。武王伐纣，为什么会迅速取得胜利？因为商纣已经引起了商民的共怒，大家都希望他灭亡，所以这才有了周朝的天下。
“呜呼”，这是感叹词，哎呀，“惟尔天子，嗣文武之业，惟尔执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罔顾，道王不若，专利作威，佐乱进祸，民将弗堪”。“惟尔天子”，现在您是天子，“嗣文武业”，继承文王、武王开辟的事业。文王、武王都是圣王，希望周厉王能效法文王、武王。但是现在您做了帝王，您的臣子“惟尔执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您执政地位跟先王大臣一样，却“昏行罔顾，道王不若，专利作威，佐乱进祸”，只顾自己的利益。“昏行罔顾”，是讲行为愚昧；“道王不若”，诱导君王您，不顺从先王之法；“专利作威”，追求自私自利，作威作福；“佐乱进祸”，导致天下大乱，助长社会动乱，招引祸害，民将不堪。百姓对这些官员非常怨恨，不愿意供奉这些官员了。
“治乱信乎其行，惟王暨尔执政小子攸闻，古人求多闻以鉴戒，弗闻是惟弗知，尔闻尔知，弗改厥度，亦惟艰哉。”“治乱信乎其行”，治乱，在于领导者的作为。 “古人求多闻以鉴戒”，古代人希望多听到一些谏言，以作为未知之事的借鉴。尧、舜、禹这些圣王，都鼓励大家多提意见。他们担心自己不知道社会的情况，不知道自己为政的得失。“弗闻是惟弗知”，古人担心不知道为政的得失，由于自己不知道，所以希望臣下能够谏言。“尔闻尔知，弗改厥度，亦惟艰哉”，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已经听说了，却不改变自己的做法，难道是由于很难吗？知道过失而不改正，这是最大的过。古人讲：“过而不改，实为过也。”
“夫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仇，后作类，后弗类，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亿兆，后一而已，寡弗敌众，后其殆哉！呜呼！”“后除民害”，君王要能为民除害。“不惟民害”，除去的不只是百姓之害，“害民乃非后，惟其仇”，如果君主祸害百姓，那就不是百姓的君主，而是百姓的仇人。“民至亿兆，后一而已”。百姓多达亿万，君王只有一个，寡不敌众，君王非常危险。做君主的不讲道义，不能为天下人着想，不能用道德仁义教导民众，就危险了。上下都不讲道义，大家争夺利益，互相抱怨，那人数少的就危险。没有人拥护你，那你做领导的就危险了。
“野禽驯服于人，家畜见人而奔，非禽畜之性，实惟人民亦如之。”野鸟、野禽被人们驯服。家畜见了生人会逃跑，这不单单是鸟兽的本性，百姓也是一样的。“今尔执政小子，惟以贪谀事王，不勤德以备难，下民胥怨，财力单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乱而。”现在这些执政的臣子，只知贪婪，阿谀奉承，而不是想方设法防备灾难。现在下面的百姓已经抱怨了，大家都抱怨财力枯竭，手足无措。不拥戴君主了，这不就是要作乱了吗？民众抱怨君主，君主加罪于民，这样双方的冲突会更大。民众不堪君主的统治，君王不能以仁义道德来对待人民，那民众必然会作乱。
“惟祸发于人之攸忽，于人之攸轻，心不存焉，变之攸伏。”灾祸起于人的疏忽，错误发生于人轻视。凡事不放在心上，就会埋下变乱的祸根。治国、治企、修身都是这样，凡事要小心谨慎。《周易》里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时时刻刻都要小心，才能够没有灾害。做领导要时刻为百姓着想；当老板要时刻为员工着想，因为员工一家老小可能都靠着企业来过生活，所以凡事都得要用心。
“尔执政小子，弗图大艰，偷生苟安，爵以贿成，贤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并得其求，唯曰：‘哀哉。’”现在你这些官员、执政者，不考虑国家艰难，苟且求生，贪图眼前的安逸，凭行贿来做官；有智慧的人闭口不言，奸邪的小人鼓唇弄舌。贤人为了躲避祸患，隐藏起来；小人贪财，贪利的人就设法取利。两者各得其求，有德行的人隐藏起来了，小人求利，这只能让人痛心。“我闻曰”，这是芮良夫自己讲。“我闻曰：‘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惟尔小子，饰言事王，实蕃有徒，尔自谓有余，予谓尔不足，敬思以明德，备乃祸难，难至而悔，悔将安及。’”
这是芮良夫对厉王的劝谏。他讲，现在这些官员都没德行，你自己不学习古圣先王的教诲，不爱护民众。我们知道周厉王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他这个人最是贪利，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到。芮良夫讲，“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言谈取人，人就会巧言令色。你用人只看他说得怎么样，那很多人能说，未必能做。“以行取人，人竭其行”。你要看他的所作所为，看他做得怎么样。你用这个来求取人才，人会竭尽其能。这也是讲到用人。怎么样用人，不是看他能不能说，有的人说得好听，真正干起事来，干不好。所以，做领导要以行取人，“行”不光是他的所作所为，还有德行。你以人的德行来求取人，人才会努力修德。所以，用人最重要的是以德取人，你不仅要看他怎么说，还要看他怎么做。“饰言无庸，竭行有成”。巧言令色没有用，只有努力把事情干成，才能取得成就。“惟尔小子，饰言事王”，你这些执政者、官员，都是用巧言令色来侍奉君王。“实蕃有徒”，他们确实有很多追随的人。“尔自谓有余”，你自己觉得很好，我认为这样不能治理好天下。
“敬思以明德”。敬思，凡事要慎重思考；明德，显明道德。“备乃祸难”，防备灾难的降临，做君主的时时刻刻要想到道德仁义。道德仁义能让你趋吉避凶。一个做领导人能趋吉避凶，就能够让一个团队趋吉避凶，大到让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趋吉避凶。“难至而悔，悔将安及？”灾难发生了，再后悔来得及吗？古代帝王中确有人等到自己沦为阶下囚了，才知道后悔，但这时后悔已经没有用了。
第三十五讲  虚心纳谏，忠言直谏（二）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前面我们讲到芮良夫向周厉王直陈当时社会政治的问题。可惜，周厉王并没有听从芮良夫的这些建议。周厉王是一个特别贪图财利的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
周厉王不听谏言
《史记》里面讲到，“厉王即位，好利，近荣夷公。芮良夫谏曰：‘  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今王学专利，其可乎？ 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
历史上说周厉王实行专利政策，把全国的山林、田野都垄断，老百姓干任何事都要交税。《大学》里讲：“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孟子说：“上下交征利益而国危矣。”做君主的和百姓争夺利益，那国家就危险了。而且他亲近荣夷公，荣夷公也是一个好财利的人。所以君主是什么样的人，自己就会亲近什么样的人。做领导的希望有贤臣，自己就要有贤德。自己没有贤德，就感召不来贤臣。自己好利，感召来的也是好利之人。
所以芮良夫劝谏厉王，“王室其将卑乎”，周王室大概就要衰微了，“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荣公喜欢独占财利，而不知道会有大祸。好利必定有大祸。为什么呢？“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财利是百物所生的，是大自然赐予的。如果一个人独自占有它，就必然会有祸患。为什么占有财物会有祸患？那是因为人违背天道。这个财富难道真的是你的吗？都是天地宇宙创造出来的。古人教导人，学习伦理道德，学习道德仁义，根本是让人效法天地之道。你违背天道必然会有灾害。“皆将取焉，何可专也？”众人都希望得到一份财利，而财利是天下的，作为天子就要让利益天下人共享，怎么能够独占呢？“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独占财利，必然会招来怨怒。不懂得防备大祸，这样来教导君王，君王怎么能长久安宁？现在我们企业的领导一定要从中悟出点智慧，企业要想长久、稳定地发展下去。根本在于领导者要有德行。不是说企业资金实力雄厚就永远不败了。
《大学》里面讲，“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财应该怎么用？用在德上。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企业组织越来越多，企业家聚集的财富也越来越多。企业家拥有财富也不能独占其利，要把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用在个人独自享用上，这样企业才能长治久安。
“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今王学专利，其可乎？ ”作为君王应该引导百姓开发土地，努力生产，让大家都能公平分配利益。使万物各得其分，大家都得到应该得的。财富不能由一小部分人来掌控，甚至掌握在君主的手里。即使做到这样，还要每天警惕，“惧怨之来”，害怕招来怨恨。
“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你现在做帝王要独占财利，怎么能行呢？普通人独占财利还被称为强盗，如果你干这样的事，归附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做君王最重要的是要利益百姓，为百姓谋福利，为官的要为民众谋福利。同样一个企业也是这样，你为自己谋福利，员工可能跟着你死心塌地干吗？所以芮良夫跟厉王讲，要是像荣公这样贪财贪利的人得到重用，周朝必定会衰败。当时还有很多贤臣也都劝阻厉王，但是厉王都没听，他还是我行我素，实行暴虐的统治，全国人都议论他的过失。最终还禁止百姓批评他的为政，导致周朝国事衰落，政事更加腐败，百姓怨声载道。于是百姓最终起义，冲进王宫，试图杀掉厉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周厉王最后被迫逃出京城，客死他乡。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唐太宗看到历史上亡国昏君的事例，特别警醒。尤其看到隋炀帝不喜人进谏而亡国。让太宗明白兼听的重要性，明白偏听的危害。
唐太宗重视兼听，广泛听取臣下的谏言。这一点在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早在贞观初期，太宗就让五品以上的官员在中书省轮流值宿，随时召见这些官员，每次召见都和他们交谈，力求掌握朝廷政事的得失，了解道德教化推行的效果。如果只听身边几个人的，身边人可能会蒙蔽君主。君主一定要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企业也是，不能只听几个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要多到员工中去。
在贞观二年有一天，太宗就跟魏征讲，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就讲，“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亲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欢兜不能蔽。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至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
君主要能够听取四方的意见，不能只听身边几个人的意见。尤其是不能偏信哪一个人，就很可能会有祸乱。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魏征举了两方面的例子，尧帝到百姓中去寻问意见。他能知道有苗违背道德仁义。尧帝广开言路，推行道德教化。舜帝时有苗叛乱，就让大禹去征讨。最后大禹用道德仁义来感化有苗。
相反，如果这个君主偏听偏信奸佞之臣，就会招来败身亡国的祸乱。秦二世偏信赵高，最后被赵高杀害，梁武帝偏信朱异，最终发生“侯景之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最终到处有农民起义，隋炀帝被诛杀，虞世基也被诛杀。
“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做君主的能够兼听广纳，臣子就不敢拥蔽君主，下情就能上达。经营公司也不能只听几个高管的意见，要了解最下面的真实情况，所以，做领导的要能虚心听取谏言。
亲近谏臣，远离谀臣
谏臣就是敢于直谏的臣子。谀臣就是谄媚、阿谀奉承的臣子。从理上讲做君主的要“远小人，近君子”。但是在现实中挺难做到。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君主当领导后都知道一定要远离这些拍马屁的人。但是人都喜欢听赞美的话，不喜欢听忠直的谏言，所以常常被奸佞的小人迷惑。
在《群书治要·后汉书》里面讲，“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然而历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谄谀蒙幸者，盖听忠难，从谀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恶，贵宠，人情之所甚欲。是以世俗为忠者少，而习谀者多。故令人主数闻其美，稀知其过，迷而不悟，至于危亡也。”
人君都喜欢忠诚的臣子，厌恶谄谀之人。不仅说做君主的懂得这个道理，一般常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为什么历世的祸患，最终都是忠臣获罪，谄谀的人受到宠信？企业里面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懂得巴结、奉承领导的人得到重用。那些踏踏实实干事的，敢于冒犯领导直言己见的，却没有得到重用。原因是“盖听忠难，从谀易也”。听忠言不容易，而顺从谄谀的话容易。
在《群书治要·中论》里面就讲到，“先民有言，人之所难者二：乐知其恶者难，以恶告人者难。夫唯君子，然后能为己之所难，能致人之所难也。”一般人人最难做到的有两点，第一乐于知道自己的过失难。为什么听忠难？人都乐于听赞美的话，一心想掩盖自己的过失。第二，“以恶告人难”，把别人的错误告诉对方，也不容易。谁愿意讲别人的过失，当面提出别人的过失呢。因为人听到别人说自己的过失不一定欢喜。只有自己成为君子之后，才能乐于知道自己的过失，勇于改正自己的过失。“能为己之所难，能治人之所难”，也才能敢于指出别人的过失。所以只有道德品行很好的人才会做忠臣。
为什么谀臣在历史上一直能得到生存的空间？根本的原因就是一般人都喜欢听好话，听不得批评。所以“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恶，贵宠，人情之所甚欲。”获罪都是人不愿意的，谁愿意自己获罪，受到惩罚？而得到君主的宠信，都是人向往的。说漂亮话，别人高兴，说忠直的话，别人未必高兴。所以“世俗为忠正者少”，世俗的人，愿意忠言直谏的人少，而习惯说阿谀奉承话的人多。 “故令人主数闻其美”，做领导的常常听到赞扬的话，“稀知其过”，知道自己过失的很少。这赞美的话听得多了，就会自以为是，执迷不悟，不了解真正的自己，最终走向危亡。
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学习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学习认识自己，不能别人称赞两句，就以为自己了不得。当领导也是，领导有权有势，常人都不敢去批评他，但是如果领导耳边常常听到赞美之言，不懂得时时反省自己，那就危险了。在《群书治要》里面就讲了很多听信谄谀之言，而导致灭国亡身的例子，里面反复提醒为君者要远离谄谀之人。秦二世信赵高，汉元帝偏听弘恭、石显，隋炀帝偏信虞世基，都导致国家走向衰亡。
为臣谏言之难
在《群书治要·申鉴》里面就讲到，“人臣之患，常立于二罪之间，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罪也。尽忠直之道焉，则必矫上拂下，罪也。”做臣子的常常处于两罪之间，如果是做官不行忠直中正之道，这是一条罪。做臣子的就要来匡正君主的过失。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又是一条罪。但是尽忠直之道，尽做臣子的本分，匡正君主，“则必矫上拂下”，必然会违背上意，得罪同僚。有的同僚是奸佞之人，天天阿谀奉承领导，图谋利益。如果君主没有智慧，听奸佞之人的话。忠臣直谏，违背上意，反而会获罪。“有罪之罪，邪臣由之，无罪之罪，忠臣致之”。“有罪之罪”，不尽忠直之道，是有罪的，只有奸臣才会这么做。真正的忠臣不怕罪及自身。忠直进谏把性命都豁出去了。所以按照常人、常理来讲，做一个敢于进谏的臣子是非常不容易的。
学习《群书治要》，我们非常感叹古人的德行，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为了君主，为了道义，敢于冒生命危险进谏。正是古人所讲，国之将兴，在于有能进谏的臣子。一个家庭要兴旺，在于有能进谏的孩子。谏臣才能使国家兴盛，唐朝“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出现，关键在于唐太宗的这些臣子，个个都敢于直言进谏。像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等，都是敢于进谏的臣子。
赵简子与周舍
为什么臣子敢于进谏？最关键的是君主要能够纳谏，君主能听取臣下的意见，国家才能治理得好。
在《群书治要·韩诗外传》里面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赵简子有一个臣子叫做周舍。他在赵简子门下站了三天三夜。赵简子就派人去问他，你想见我有什么事？周舍回答，我希望做一个能直言敢谏的臣子，手里拿一个笔墨竹简，跟在君主的后面，每天记录君主的过错。每月都汇集起来给你看。希望每年都能匡正你的过失。
赵简子于是就让周舍跟着他，赵简子到哪里，周舍就跟到哪里，把他的过失一条一条都记下来。当领导的身边有这样一个人，他的过失就会越来越少。赵简子得到周舍，非常难得。但是过了没多久，周舍死了。赵简子失去周舍特别痛惜，有一天他跟大夫一起在洪波台饮酒，喝到高兴的时候，突然哭了起来。他的那些大夫都很慌张，准备要离开，就跟赵简子讲，我知道我们都有罪，但是不知道犯了什么罪。
赵简子讲，各位大夫都没有罪，过去我朋友周舍讲；“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掖，众人之唯唯，不若直士之愕愕。”一千张羊皮不如一匹狐掖珍贵，一群人对你唯唯诺诺，不如一个敢于直言进谏的士人在你身边，。所以当领导，要有智慧，不要以为身边的人都很听你的话，你就得意忘形，以为自己很有领导水平，没有人敢提出意见，认为自己很有威信，这是没智慧。
所以，最重要还是我们自己能反省自己的过失。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犯了过失自己并不知道，常常都是别人一说才明白。。因为坏的习气、毛病养成不是一天两天，可能是很久，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要改掉很不容易。
“众人之唯唯，不若直士之愕愕”。过去商纣王的臣子默默无言，结果商朝灭亡了。周武王的臣子敢于直言进谏，结果周朝兴盛。历史上“贞观之治”也是这样，因为臣子敢于直言进谏，才有大唐盛世。赵简子就讲到，自从周舍去世以后，我就再也没听到我的过失了。我的灭亡估计也没多久了，因此才伤心，痛哭。人不知道自己的过失，过失会越来越多。过失一积累，就会留下巨大的隐患，甚至给自己带来祸害。所以一个领导者身边最重要的是要有直言进谏的人，这样就能减少领导者的过失。我们做人也是这样，对待自己周围的人，都要真正关心、提醒别人。对朋友，能够提醒，对父母能够劝谏，一个人的智慧毕竟有限，领导者身边如果没有直言进谏的人，阿谀奉承、谄媚巴结的人就会靠近，决策就容易错误，这样领导者不灭亡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所以在《群书治要·孙卿子》上就讲到，“谄谀者亲，谏争者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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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欲无灭亡，得乎哉？”你亲近阿谀奉承的人，批评疏远直言进谏的人，正直的人被讥笑，忠诚的人被残害，历朝历代灭亡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阿谀奉承、奸佞之人得势，直言进谏的人被疏远。正直的人被讥笑，忠诚的人被残害。像明朝严嵩当政的时候，杨继盛连上两道奏书，弹劾严嵩，最后被杀。这就是至忠被残。明朝从那个时候就埋下了灭亡的祸根，后来不断走向衰落，最终灭亡。如果是这样的话，做领导者的不想灭亡，能不灭亡吗？所以作为领导者，最重要的就是要鼓励臣子直言进谏。这不仅是治国之道，也是领导者保身之道。
第三十六讲  虚心纳谏，忠言直谏（三）
——体谅为臣进谏的不易
做臣子的要能向君主直言进谏，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做领导、做君主的要能虚心纳谏。向领导进谏，指出领导的过失，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所以，自古以来忠直进谏的人少，阿谀奉承的人多，就是因为做臣子的直言进谏要冒很大的风险。
臣子进谏的不易
《群书治要·晋书》里面傅玄就讲道：“凡关言于人主，人臣之所至难。而人主若不能虚心听纳，自古忠臣直士所慷慨也。其甚者，至使杜口结舌。”这是讲臣子进谏的危险。所以凡事关系到君子的过失、缺点、错误，这对做臣子的来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前面讲到一个人做人有两难，第一乐于知道自己的过失，第二敢于指出别人的过失。“人主若不能虚心听纳”，做领导的如果不能够虚心听取臣下的进谏，这对做臣子的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提意见领导听不进去，那他以后就不愿意再提，而且会对领导者失去信心。所以“自古忠臣直士所慷慨也”，忠诚正直的人为这件事伤怀感慨。“其甚者，至使杜口结舌”，更严重的后果是以后这个臣子就不会再提意见了。臣子不能进谏，那领导自身一旦有了过失，没有人匡扶改正，这不仅会危害领导者，而且会危害到整个国家。企业里面也是一样，企业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决策失误。老板的决策失误对企业伤害最大，要想决策不失误，就一定要广泛听取下属的意见。
《非有先生》的启示
《群书治要·汉书》里面，专门节录了东方朔的传记，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非有先生》。东方朔是汉武帝时期的臣子，他是一个能够直言进谏的人，常常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他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非有先生》，说明臣子谏言的不容易。
“非有先生仕吴，进不称往古以厉主意，退不扬君美以显其功，默然无言者三年矣。”这是讲非有先生在吴国做官，他不称颂往古之事，不用古圣先贤治国的这些事情来激励君主，也不传播君主的善行，不显扬君主的功绩，一直在朝廷默默无闻已经三年。
吴王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你怎么不发表你的意见呢？怎么也不向我进谏呢？非有先生就跟吴王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对做领导的，不管是在企业还是在单位的领导，都很有意义。非有先生说：
“有悖于目，咈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悦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非有先生对吴王讲，向领导提意见不容易。有时候你说了这个话，违背君主的所见，违背君主的主张，悖逆君主所闻，不符合君主的心意，让君主听了很难受，甚至会冒犯君主。但是这些话可能对君主有利益的。古人讲“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是有些话君主听了会很喜悦，很顺耳，很舒畅，但是却会毁坏君主的品行。奸佞之臣说的就是这样的话。但是谁说的是忠言，谁说的是谄谀的话，要做君主的来判别。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怎么能判断这些话呢？
君主最重要的是能端正自己的视听。古人讲，“有所好恶则不得其正”。你如果都喜欢听好话，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这个事，往往就会让那些奸佞的邪臣得利。如果臣子说的是忠言，但领导不能分别，就会被认为是臣下在侮辱领导，违背领导的意图。所以做臣子也并不容易，进谏是为领导好，反而可能获罪。
这篇文章又继续讲道：“何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先生试言，寡人将听焉。”吴王也算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他就问为什么认为必须要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够和他进言呢？因为不是圣明的君主，不能够辨别臣子的话是忠言还是谄谀的话。“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是中等才智的人，才可以和他谈高深的道理。“先生试言，寡人将听焉”，先生你现在讲一讲，我一定会洗耳恭听。这位吴王看到臣子没有进言，就很难了解到真实原因。所以非有先生就讲了：“昔者，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皆极虑尽忠，闵主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非有先生举了两个例子。第一讲到关龙逢向夏桀进谏，结果被夏桀以妖言犯上的罪名处死。臣子直言进谏，遇到这种昏君，自会有杀身之祸。所以做臣子的要直谏确实不容易。“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 比干是商纣王的叔叔，纣王无道，比干向商纣王进谏，劝商纣王改正过失，结果他的心被纣王挖出来，家人也都被杀害。这个商纣王很烦比干，把比干的心给挖了出来，把他给处死了，把他的家人都杀掉。
“此二臣皆极虑尽忠，闵主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这两个人都是忠臣，念念想的是国家社稷，希望君主的恩泽能够惠及百姓；看到国家有危险，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直言君主的过失，希望君主不要听信那些奸佞的小人。为了匡正君主的过失，为君主除祸，让君主远离灾祸。一片忠心，都是为了国家社稷，但是结果遭遇的是什么呢？两个人都被处死了。
所以下面继续讲：“今则不然，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今则不然”，今天就不是这样了，反而认为这是诽谤君主，违背做臣子的礼节，导致先人跟着受辱，被天下人耻笑。人家认为你很傻，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谏，天下人都知道保护自己的安全，为自己的家人谋利益。你做了官员，做为臣子直言进谏，那不仅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可能还会祸及全家，有的臣子直言进谏甚至被株连九族。所以做忠臣难，故曰“谈何容易”。
“是以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遂及飞廉、恶来革等。二人皆诈伪，巧言利口，以进其身；阴奉雕琢刻镂之好，以纳其心；务快耳目之欲，以苟容为度。”正是因为这样，忠臣直言进谏反而没得善终。导致辅助君主的重臣，权力被剥夺，反而使奸邪、谄媚的人都入朝为官，像飞廉、恶来这些人得到重用。他们巧言令色，阿谀奉承来求得自己的晋升；暗地里向领导者进献雕刻精细的玉器；向君主行贿，抓住君主的嗜好，使君主接纳自己；“务快耳目之欲”，满足君主的耳目之欲；“以苟容为度”，以自己能苟且荣升为做事的法则。这样的人当政，国家会有危险。所以历朝历代国家衰亡的时候，朝廷都是这些奸佞之人。
下面继续讲道：“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庙崩驰，国家为墟。”对这种人，做君主的常常不能戒备。像商纣王不能够戒备这些奸佞之臣，最终导致自己身被杀戮，国家成为废墟，宗庙被毁，招致灭身亡国之灾。
“故卑身贱体，悦色微辞，愉愉呴呴，终无益于主上之治，则志士仁人不忍为也。”这是故做卑贱，面带喜色，说一些极尽奉承的话，语言温和动听。就像前面我们讲的，说话很中听，说到领导的心坎上去。但是“终无益于主上之治”，对治国无益。当领导的都喜欢听这些好话，如果听多了就会飘飘然，以为自己什么都行，意识不到自己的过失。这对企业、对团队都会有很大的危害，最终是害了领导者，也害了自己。“故而志士仁人不能为也”。真正的志士仁人，君子贤人绝不会这么做。君臣其实是一体的，害君主等于害自己，甚至害所有的百姓。
“将俨然做矜言之色，深言直谏，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损百姓之害，则忤于邪主之心，历于衰世之法。如果邪住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谈何容易。”
志士仁人不会溜须拍马，会很认真严肃地直言进谏。这样上能够纠正领导者的过失，下能够减少百姓的灾害。如果臣子遇到昏庸的君主，则意见不被采纳，甚至被罢免官职，更有的被处以极刑，所以做臣子不容易。 “历于衰世之法，如果邪主之行，固足畏也”。如果臣子直言进谏，违背时势。如我们前面讲的关龙逢、比干，最后可能会被君主处死。昏暗的君主违逆伦理道德，导致天下人反叛。所以说臣子忠言直谏，如果遇到的主子、领导是昏暗的，自己就会有危险。因此非有先生讲，向领导者进言不容易。
听到这里，吴王很有感慨，于是“吴王惧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听。”吴王非常有智慧，听到这个话，脸色都为之一变。“捐荐去几”，把草席都撤掉，靠近茶几，开始认真地听。
非有先生继续讲：“接舆避世，箕子阳狂。此二子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圣主，得赐清燕之闲，宽和之色，发愤毕诚，图画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接舆，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一位隐士，当时不满楚国政治而隐居。箕子，是商纣王的叔叔，看到商纣王把比干都杀掉了，逃离商国，跑到朝鲜去了。这些人都是贤人，看到君主昏暗，要么隐居起来，要么装疯卖傻，都逃避乱世，保全自己。遇到昏庸的君主，有智慧的人就会隐居起来。“使遇明王圣主”，这样的人如果遇到圣明的君王，他们能为天下人谋福利。乱世的时候，往往都是君子贤人在野，小人在位。所以像接舆、箕子这样贤德的人遇到圣主，“得赐清燕之闲”，给他们一个安定舒适的空间，让他们有机会为社会服务，他们就会“发愤毕诚，图画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君主能够用贤人，这些贤人就会努力为君主服务，为国家安定献计献策，考察国家政事的得失；上能使君主身心安泰，下能使百姓生活安乐。所以要想治理好国家，重要的是能任用贤人。一旦任用奸佞之人，这些有贤德的人，看透社会时势，就会隐居起来。
所以要想做好一个领导者，治理好一个地方，管理好一个企业，必须要得到贤德之人。得到贤德之人，在于能任用贤能。任用贤能，贤者就能够为社会服务，小人就会远离。“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五帝三王都是用有德行的人。
非有先生继续说：“故伊尹蒙耻辱、负鼎俎以干汤，太公钓于渭之阳以见文王，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义，裒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总远方，壹统类，美风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伊尹是商朝时期的贤臣。他曾经是一个奴隶，后来成为商汤的臣子，告诉商汤如何灭掉夏朝，教给商汤治国之道。太公是周文王、武王的老师。当时他在渭水钓鱼，知道文王有德行，希望遇知文王，得到重用，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君主有德行，有德行的贤士也愿意出来为社会大众服务。如果在乱世，没有文王这样的贤德君主，太公也不可能去那里垂钓。古人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如果有贤君有贤臣，君臣配合得好，能心合意同，就能谋无不成、计无不从；思考问题，能够深谋远虑。“引义以正其身”，君主能按照道德仁义来端正自己，把道德仁义作为自己修身的准绳。“推恩以广其下”，把自己的恩德拓展到天下，为天下人着想。“本仁祖义”，以仁义为根本。“裒有德”，把有德行的人聚集在一起。治国，需要聚集有德行的人。周朝兴起，文王、武王聚集了有德行的人。唐太宗成就“贞观之治”，汇聚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所以“裒有德，禄贤能”。“诛恶乱”，对奸佞之臣进行诛伐；“总远方”，就是惠及远方之民；“壹统类”，统一法令、政令；“美风俗”，让民风淳朴起来，“此帝王所由昌也”，这是帝王之业得以昌盛的缘由。
“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于是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名显后世，民到于今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逢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故曰谈何容易。”帝王要让天下昌盛，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治国以天地为准绳。天地之道落实在人世就是道德仁义。“下不夺人伦”，人人都能够遵守伦理道德。“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治政符合天道，人人穆德修义，天下和谐。“于是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明显后世，民到于今称之。”对功臣都封地，给他们公侯爵位，而且这个爵位还传给他们子孙后代，祖宗的德行、功绩受到后人的称颂。伊尹、姜太公被后人称颂，就是这样。
可是，关龙逢、比干这些贤德之人，却遇到杀身之祸。遇到的君主不一样，臣子人生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像关龙逢、比干这样的遭遇，难道让人不感到悲伤吗？所以臣子向君主进言很不容易。
我们经营一个企业也一样，要把企业做好，如光靠领导者，就算领导者再有能力而下属不行，也很难经营好；下属很卖力，能直言进谏，有各种各样的点子，但是如果领导不听，这个企业也不能经营好，必须要上下配合，齐心协力，企业才能做好。
非有先生劝戒吴王，其实也是劝戒每一个领导者。所以做好一个领导，要时时刻刻能站在他人的角度着想，要常想到做臣子的不易。
唐太宗虚心纳谏的故事
唐太宗被后人称为一代明君，就是因为他能够体恤臣下、虚心进谏。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太宗虚心纳谏的故事。
在贞观年间，太宗下令重修洛阳城乾元殿，以作为他的行宫。张玄素却上了一道奏折，痛批此事。
奏折中说，秦始皇修阿房宫，秦国灭了；楚国修章华台，楚国灭了；隋朝修乾元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远远比不上当时的隋朝。现在大兴土木，让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钱财，从这一点看，陛下你的过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张玄素把唐太宗比作隋炀帝，比隋炀帝还厉害。
在古代，张玄素这是冒犯天威，满朝文武都为他捏了把汗。在历史上，一般而言，看到这种大不敬的奏折，肯定会立刻把这个人杀掉，甚至会株连九族。
然而，唐太宗真正有胸襟度量，他不仅没有怪罪张玄素，反而下令召见他。见到他时就问，我跟夏桀、商纣相比怎么样。他就讲，如果陛下真修了乾元殿，那你和夏桀、商纣没有两样，都是昏君。唐太宗深深被张玄素的冒死直谏感动，立刻收回谕旨，命令不要再修乾元殿，并且表扬了张玄素。
魏徵听到这个事之后，也是非常感慨，说张玄素有回天之力，冒死直谏，最后让皇帝停止修宫殿，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财富。大唐有盛世正是因为有大量这样敢于直谏的官员，同时也在于唐太宗虚心纳谏，广听谏言。
虚心纳谏、知过能改
做君主的除了能虚心纳谏，还要能够改过。古人讲，“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人能改正自己的过失，这是最大的善，尤其是帝王。帝王改过，给万民做一个很好的表率；在公司里面，领导者能够改正自己的过失，也会鼓舞员工。所以史书上记载，唐太宗“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自己一坐下来就反省自己，上担心自己治国违背了天地之道，下担心百姓怨恨自己。
古代有贤德的君主，每天朝乾夕惕。贞观六年，有这样一件事，唐太宗想要封禅泰山。封禅，这是古代的一种祭天祭地的仪式，是只有在社会太平、社会繁荣安定的时候才举行的一种祭祀天地的大礼。魏徵就跟太宗讲，现在百姓生活还不殷实，国家粮库里面粮食还不多，国力还不强。这个时候祭告天地，可能会有不好的影响。唐太宗能听得进意见，他听魏徵这么一讲，立刻就打消了封禅的念头。所以唐太宗能够成就“贞观之治”。
唐太宗能成就“贞观之治”，这和他知过能改、虚心纳谏有很大的关系。正是因为太宗虚心纳谏，所以群臣们都敢直言进谏，共商国事。后人提到“贞观之治”，立刻就会想到这些。这也是“贞观之治”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
第三十七讲  虚心纳谏，忠言直谏（四）
——国之将兴，贵在谏臣
古人讲，“为政之道，惟在得人”。治理国家、经营企业，主要在于得到人才。人才里面最可贵的是敢于直言进谏的臣子。
国之将兴，贵在谏臣；家之将盛，贵在谏子
《群书治要·政要论》里面就讲：“国之将兴，贵在谏臣；家之将盛，贵在谏子。”国家要兴盛，在于有敢于进谏的臣子；家庭要兴旺，最可贵的就是有敢于进谏的孩子。同样，一个企业要兴盛，也要有敢于进谏的下属。无论是治国、治企还是治家，敢于进谏的人都是最为难得的。
《弟子规》里面就讲：“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揉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父母亲有了过失要规劝父母；进谏要和言细语，如果不得以，甚至用号啕大哭的形式来劝戒父母。孝子看到父母有过失就会劝戒。忠臣见到君王有了过失，就去劝戒。《群书治要》里面就讲，敢于进谏的臣子是国之宝。
《群书治要·孙卿子》里面讲到了四种臣子，分别是谏臣、诤臣、辅臣、弼臣。这样的臣子是国君之宝。
“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陨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君主有了过失，会危害到国家，甚至导致社稷毁灭，这个时候大臣或者是君主的父兄能向君主谏言，得到采纳的，他们就会留下；如果君主不用自己的建议，他们就会离去。这就叫“谏”。
“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向君主进言，如果被采纳就留下，不被采纳宁可一死，这叫做诤。《群书治要》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汉书》里面就节录了朱云折槛的故事。朱云向皇上进谏，你要不采纳我的建议，我就一头撞死。很多臣子向君王进谏都是写好遗嘱，跟家人讲，我准备说完这个话，上完这道奏疏就死。古人为臣忠诚，为国家社稷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有能比智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比智同力”，这是讲臣子能亲近有智慧、有德行的人，领导群臣百吏一起说服君主，纠正君主的错误，化解国家的大患，消除国家的大害，完成尊重君主、安定国家的大业，这叫做辅。古代大臣辅佐帝王治国，都是这样，如过去的伊尹。伊尹做臣子把皇帝放逐，罚皇帝到太庙里思过。皇帝改过了，又把他重新迎回来，再让他做君主。这样的辅臣，真正是有智慧、有德行，而且有谋略。在历史上，做臣子的把君主放逐，这非常罕见，也很难有人做到。
“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谓之弼。”抗拒君命，甚至窃取君主的重权，回转君主之意，消除君主的耻辱，使国家转危为安，这叫做弼。前面我们讲的伊尹就是这样的。所以能够做到谏、诤、辅、弼的人是国家的重臣，君王的珍宝。真正有智慧、有德行的君主，就会特别尊重这些人；昏暗的君主会认为他们是叛贼，把他们杀掉。所以，做君主的要有心量。臣下直言进谏，可能实施种种行为，限制君主的权力，像伊尹把君主放逐，但是他念念为了国家、为了社稷。所以君主识别忠臣、奸臣，其实并不难，看他的存心和他的动机就知道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想的是道义，小人是为了自私自利。分辨忠奸，就从义、利来分。
一个国家要想兴盛，就要有敢于直谏的臣子。历史上任何一个兴盛的王朝，都有敢于进谏的臣子。像汉朝“文景之治”，文帝、景帝，都有一大批敢于直谏的臣子。武帝的时候也有很多敢于进谏的臣子，这是汉朝兴盛的原因。唐朝的“贞观之治”也是因为有很多敢直言进谏的臣子。
《群书治要·孝经》里边讲道：“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做君主的左右如有七位谏诤的臣子，即使君主无道也不至于丧失天下。这七个人古代是太师、太保、太傅、左辅、右弼、前疑、后承，这七个人能让帝王君主时刻不犯过失，他们敢于进谏，让君主时时刻刻依照道德仁义来行事，所以国家不会有危险。
做领导的位置要坐稳，身边一定要有直言进谏的下属。“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诸侯国的国君要是有五位直言谏争的臣子，即使无道，也不至于失去国家。
大夫有三位谏臣，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其家。像一个企业家，要是身边有几个敢直言进谏的下属，那么企业也不至于败掉。
“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读书人身边有直言不讳的朋友，就不会背离美好的名誉。现在人身边往往有不少酒肉朋友，不能直言规劝，做到朋友有信。对朋友真正讲道义，就要规劝他学习道德仁义。
“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做儿子的敢于在父母有了过失时直言进谏，就不会陷亲于不义。“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命，又焉得为孝乎。”面对不合礼仪的事情要直言相劝，一味听从父母的话怎么能够称作孝子呢？同样，面对领导者做一些不合礼仪的事情也要直言进谏。如果领导者明显违背伦理道德、违背社会法律，做下属的还一味听从，就不是合格的下属。
要想做合格的臣子，首先要做孝子。做孝子要敢于直言进谏，父母有了过错要劝戒。领导有了过错也要去劝戒。因为劝戒父母，父母因爱子女而不会对你怎么样。劝戒领导，领导一不高兴可能会远离、疏远你，甚至会把你开除。但还是得劝，不劝有失为臣之道。
同样反过来讲，做领导的要想得到敢于直谏的下属，自己要有度量，能够虚心纳谏。同样，经营企业也要能够集思广益、广听谏言。如果这个领导者不能虚心纳谏，做臣子的知道进谏无用，那就不会进言；即使进言，领导者不能够虚心听取的话，那和没人进谏也没有两样。所以，要想治理好天下，管理好企业、单位，不仅领导要能够虚心纳谏、广开言路，更需要有一批敢于进谏的下属。
敢于谏言的臣子才是贤臣
一味地顺从领导，不是真正的忠臣；真正敢于直谏的，才是贤臣。所以，那些听话的、一味听从领导的，未必是忠臣。做好一个臣子不容易，不是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为臣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要敢于谏言，匡正君主的过失。
《群书治要·政要论》里面就曾说：“夫谏争者，所以纳君于道，矫枉正非，救上之谬也。上苟有谬而无救焉，则害于事。害于事则危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扶之之道，莫过于谏矣。故子从命者，不得为孝；臣苟顺者，不得为忠。”
进谏是为了什么？为了让君主的行为符合道德仁义。君主有了过失，做臣子的要把他拉回来；“矫枉正非”，纠正君主的过失，挽救君主的错误。如果君主犯了错误没有人去纠正，会危害国家，危害社会。
清朝雍正皇帝讲，为君为臣都是为了天下社稷而已。做领导、做臣子都不容易，要以道德仁义为标准。为君之道核心在于修身。做臣子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匡正君主。所以夫子讲，“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君主有了危机你不去帮助，跌倒了你不去扶持，那什么时候用得着你的帮助？做下属的本就是来帮助领导、辅佐领导的。如不辅佐领导，那还要你这个下属干什么呢？所以奸臣，不但不是在辅助领导，反而会让领导一步一步走向危途。所以，君主用什么样的人非常重要。如果用非其人，很有可能这个臣子就会把君主拉向罪恶的深渊。做臣子辅助领导，就要敢于直言进谏，所谓“子从命者，不得为孝”。孝顺是让父母改正所犯的过失，而不是唯命是从；忠于领导，就是领导让你干什么马上就去做，对领导一味地顺从，这不是真正忠。所以，“臣苟顺者，不得为忠”，对领导的意思苟且顺从，不是真正的忠于领导。
历史上杰出的臣子都敢于进谏。盛世之所以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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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都是因为有直言进谏的臣子，像汉朝的“文景之治”之所以能实现，不仅是文帝、景帝开明贤能，治国有方，重要的是还有一批敢于直言的谏臣，帮助皇帝纠正错误。治世所做的事情大都是一样的，乱世犯的错误大体上也都是一样的。治世，注重伦理道德，任用贤人，臣子直言进谏，社会兴盛；乱世，道德败坏，君主昏庸，臣子阿谀奉承。盛世以道德仁义为中心，人人讲道德仁义；乱世，违背道德仁义。
敢于直谏的张释之
《汉书》里面记载了很多直言进谏的臣子，《群书治要》也节录了很多。例如张释之。张释之做廷尉，掌管司法，他是一位敢于直言进谏，而且执法公正的人。有一次，汉文帝出行经过渭桥，突然有一个人从桥下跑出来，让皇帝坐的马车受到惊吓。汉文帝身边的人抓住了这个人。文帝就把他交给廷尉去处理。张释之就问，你为什么惊驾，这个人讲，我是从长安来的，听说今天皇上的车驾要从这经过，我就只好躲在桥下回避，躲了很长时间，本以为车驾已经过去，谁知道刚一出来就恰好碰到了皇上的车驾，我只好拼命逃跑。张释之听完，就回奏汉文帝。他说，这个人虽然冒犯了皇帝，但是按照我们的汉律，只能罚他四两黄金。皇帝一听就怒了，他说这个人惊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性情温顺；要是马厉害一点，就会把我给弄伤，这么大的罪过怎么能只判他交点罚金呢？张释之就回答文帝，国家的法律，这是天下人，包括天子和老百姓都要共同遵守的。皇上要是从重处罚这个人，那么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如果皇上亲自审问这个人，您可以立即处死他。但是，现在这个事情您交给了我，做廷尉最重要的就是要秉公执法，一旦执法不公，上行下效，那天下的执法者都会受到影响，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听张释之这么一讲，汉文帝马上就改变了脸色，跟张释之讲，你这样判，判得很对。
过了不久有人去盗取汉高祖庙前的一个玉环，被官府抓住了。汉文帝听到这个事情非常愤怒，就把这个事又交给张释之处置。张释之按照汉律，盗窃宗庙器物的斩首示众，判决了这个案子，然后报告给汉文帝。汉文帝听到之后也是大怒，就跟张释之讲。我要你治他的罪，就是要你定他的灭族罪，你现在反而只判他死刑。张释之听了之后连忙磕头谢罪。但是他又讲，我们汉朝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这样判已经足够了。要是按照皇上的意思来判，如果老百姓取了高祖陵墓的一点点土，应该怎么判这个人呢？汉文帝又把这个情况汇报薄太后，太后赞成张释之的判决。因此，天下的人都说张释之执法公正。
当然，张释之敢于直谏，是因为他遇到了贤明的君王。如果他遇到夏桀、商纣王，那可能早就被皇帝给处死了。所以说没有贤明的君王，要么是直言进谏的臣子被处死，要么是没有敢直言进谏的臣子。所以，作为君主，要开明，要有大度的胸怀。
虽然臣子直言进谏很危险，很多人往往因直言进谏而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但是，很多古人明知有杀身之祸还会冒死进谏。这样的忠臣真正难得。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延续几千年？就是因为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把天下苍生、国家社稷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所以在《周易》上讲：“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王臣蹇蹇，终无尤也。”做臣子的为国忠直谏争。不是为自己，是为天下，为国家，为人民。 “王臣蹇蹇”，就是讲做臣子的为国家、为人民忠直进谏，虽然屡陷危难，但最终没有过失，“终无忧也”。做臣子的在艰难困苦的时候，还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历史上很多忠臣的家族都能够传家久远。像范仲淹，他的儿子后来也做到宰相，范家后代出了很多有德行的人。汉朝的杨震也是一位敢于进谏的大臣。他冒死进谏被皇帝诛杀。然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他的儿子、孙子也秉承了他的风范，敢于直言进谏。
我们落实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落实为臣之道，要做一个敢于进谏的人，念念为他人，为社会，为更多人谋利益。
臣子不敢言是国家最大的忧患
一个国家、组织、团队，最大的忧患是臣子不敢进谏。《后汉书》里面就讲到，臣子不能进言，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重禄不极谏，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
大臣只重视自己的利益，不能极谏；小臣害怕获罪，不能直言，下情不能上达，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同样，在一个公司里面，如果管理人员只看重自己的利益，不敢向领导直言得失，而下面的员工又害怕自己受到处罚，也不敢直言，那么这个企业的领导者就很难了解企业的整体情况，这是企业最大的危险。
治国、治企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群书治要·汉书》里面就讲：“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国家要衰落的时候，帝王做一件事情时，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却无人敢争辩。天下人以进言为禁戒，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指鹿为马”，当时赵高指着一头鹿，跟秦二世说，这是马。身边的人都不敢说话。因为害怕一说话，被赵高杀害。所以，秦二世不久被杀，秦国很快就灭亡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对的，却不敢说，都是因为君主听不进谏言，奸臣当道。隋炀帝也是这样的人，他不喜人进谏，所以他亡国了。
隋炀帝有一次抓获了两千盗贼，要把这两千人全部斩首。当时负责司法的大理丞张元济就觉得案情可疑。后来经调查发现这些人中只有九个人有重大嫌疑，而真正能定罪的只有五个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却没有人敢向隋炀帝汇报。最后两千人都被斩首了。后来，到处都有农民起义，隋炀帝还是处罚那些向他汇报真实情况的人，结果没有敢于冒死直谏的臣子，国家就灭亡了。
《群书治要·孔子家语》里面说：“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君无争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其无过者，未之有也。”商汤、武王，都是因为群臣能够直言进谏，所以能把国家治理好。夏桀、商纣的臣子都唯命是从，最后导致国家灭亡。所以，做国君的没有敢于直谏的臣子，做父亲的没有直言进谏的孩子，兄长没有敢于直言进谏的弟弟，世人、读书人没有直言规劝的朋友，要想没有过失，那是从来没有的。
我们学习《群书治要》，深深感受到魏徵等人编这部书用心良苦，每个地方都在劝戒唐太宗。正是因为唐太宗能接受劝戒，君主能虚心纳谏，臣子能忠言直谏，所以才成就了“贞观之治”。《群书治要》作为一部资政巨著，从头到尾都在提醒君主要懂得虚心纳谏。这些内容不管对我们修身、治家、管理企业，还是为人君、为人臣都非常重要，都应该学习。
第三十八讲  治国就是治吏（一）
——考功按绩，举贤任能
吏治，简单讲就是对官吏的治理，包括如何选拔官吏、任免官吏、考核官吏、监察奖惩等内容。
官吏是执行国家政策的人员，是治国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如何管理官吏，使官员发挥管理的效能，是历代统治者、政治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要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于吏治。如果吏治清明，国家就兴盛；如果吏治腐败，就会有亡国的危险。
唐太宗的吏治思想
贞观时期，吏治清明，官员都勤政廉洁，社会安定繁荣。这和唐太宗完整的吏治思想有关。唐太宗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官吏贪求。而一个国家各种政治政策、惠民政策得到落实，关键在于有清明的吏治。所以一个君主，爱护百姓，真正为百姓谋福利，还要讲究策略，要有好的吏治。
太宗登上帝位以后，针对当时民少吏多的弊端，大力合并州县，以达到裁减官吏，节省国家开支，减轻百姓负担的目的。而且，太宗特别重视选拔廉洁的官吏，特别是对地方长官的任用。
根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经把各地的都督、刺史们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把这些官员在任的时候做过的善恶行迹都记载下来，以便日后选拔、罢免官吏时参考。同时，唐太宗派朝中官员到全国进行巡视，提拔廉洁的官吏，惩治贪污腐败。太宗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凡是违法贪财的人，他从来都不赦免，加上他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推行惠民政策，所以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贞观时期的清明吏治，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一定要革除官员的弊病。过去毛主席也讲过，要精兵简政。历代的圣主贤君，也都是实行这样的政策。唐太宗一上任就精简国家机构，裁减政府官员。他自己讲到，治国最重要的是选择官吏。官在得人，不在人多。古人常讲“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重要的是要得到德才兼备的人才。
在贞观初年的时候，唐太宗就让房玄龄精简中央机构，把文武官员由两千人减到了六百四十三人。那么大一个朝廷，文武官员只有六百多人。而且对地方政府也大力裁减。同时唐太宗特别注重选用廉吏，而且用法律制度来要求官员廉洁。唐代的法律有几种罪行，“主守盗”，是贪污；“以财行求”，是行贿；“受所监临财物”，收受属下的财物，包括送礼；“请求”是请托，收人钱给人办事；“乞索”，是勒索，非法役使属下和百姓，侵吞百姓田产的种种罪行。对于这些罪行，唐代的法律都有严格规定，而且特别规定官员不能经商，也不许通过代理人经商，而且家属不能在官员管辖的范围内经商，不能利用职权进行商贸活动。《群书治要·管子》里面讲到，“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一旦商人入掌朝政，或者朝中官员经商，国家的财富就会聚集在一小部分人手中，百姓就会变得穷困。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打击贪污腐败。
同时，唐太宗还采取一系列简政措施，精简机构，整饬吏治，大大提高国家机构的效能，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达到减轻百姓负担的目的。官僚机构臃肿庞大，人浮于事，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乱世最严重的一个弊端：第一，这使得行政机构重叠，官员执政不满，互相推诿，办事效率低；第二，官吏一多，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一般都特别重视精简官僚机构。在这些人里面，唐太宗是非常突出的。唐太宗的吏治思想，如精简机构、提倡廉洁、惩治腐败、考核百官等，在《群书治要》里面都可以找到依据。
《群书治要》里面的这些思想，对唐太宗在贞观时期的施政有非常大的影响，对现在经营企业也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考核政绩进行奖罚
人人都修德后，还是要有奖罚、考核。《群书治要》里面就谈到要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要根据政绩进行提拔、奖励、罢免，有德行，也要拿出政绩来。
《群书治要·尚书》里面就讲到，舜帝时“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舜帝时对官员三年进行一次政绩考核；经过三次考核以后，根据政绩罢免昏官，提拔贤明，于是国家各种事业都得到兴盛。《群书治要·周礼》里面也有记载：“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年底，命令各级官府勘定今年的治理成绩，由太宰来负责统计；每三年对官员的政绩进行一次考核，根据政绩进行奖励或者处罚。古人讲“三载九考”是很有道理的。真正治理一个地方要想出成绩，起码要三年。我们经营一个事业也是这样的，不可能立马取得效果。古人实施三载九考有很深的治国智慧，值得我们学习。
另外，古人对官员的考核，在《汉书》里面就讲得比较详细，《群书治要·汉书》里面节录的杜恕给皇上的奏书里就讲到，“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者，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是最考课之急务也”。州郡考察人才必须从四方面来考察。是哪四方面呢？就是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四科都很优秀，然后再进行考察和举荐，由三公试用。“试辟公府”，这是讲为亲民长吏，先让他去基层锻练。
古人用人、任官，都是让他从基层干起，然后按照政绩排序，升任他为郡太守，转功次补郡守。 “或就增秩赐爵”，优秀的人可以给他增加品级，赐予爵位，“是最考课之急务也”，这是考核官员当中最重要的。第一个是要重视德行，第二个是要注重实践。所以，古人对官员的考核是很有智慧的。
精简机构，减少官吏
前面我们讲到，唐太宗减裁官员，合并州县，最终达到减少政府开支，减少百姓负担的目的。这些贤明的领导者，念念想的都是天下万民。官员少，国家的开支就少，国家向百姓征收的赋税就可以少一些，百姓日子就能够过得安定一些。
《群书治要·傅子》里面就讲到，“量时而置官，则吏省而民供。吏省则精，精则当才而不遗力”。设置官员要根据时势的需要，不要设立一些无用的官职，无用的职位只会浪费国家的财政。所以量时置官百姓就容易供给。而且官吏要少而精，真正选精干、德才兼备的人。人尽其才，大家就会努力干活。一旦人多了，人浮于事，推诿扯皮的事就会多。经营企业也是这样，企业内部任用干部也要少而精。
《群书治要·袁子政书》里面讲：“夫有不急之官，则有不急之禄，国之蛑贼也。明主设官，使人当于事。人当于事，则吏少而民多。民多则归农者众，吏少则所奉者寡。”不急之官，就是讲不必要的官。如果设立一些虚职，那国家必须要拿出相应的财政开支，这对国家是很大的负担。这样的官员，侵吞国家的财富，是国家的害虫。
所以明主设官，“使人当于事”，人数和政事相当。根据百姓具体的需求来设立官员，人事相当的话，就会使“吏少而民多”，官少百姓多。百姓从事生产劳作的人就多了。“吏少则受奉者寡”，官吏少，百姓要奉养的人就少，百姓的负担就可以减轻。这处处都是体现君主的爱民之心。这个思想在贞观年间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重视孝廉，依能授官
《群书治要》里面提出，一定要重用廉洁的官吏，根据官员的才能授予官职。中国古代选官用人最重视的就是德行。德行主要是孝和廉。汉朝时期，就推举孝廉，建立了举孝廉的查举制度。
《群书治要·汉书》里面就讲道：“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国家要想得到人才，首先要有好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汉朝的举孝廉制度，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科举制也特别重视官员的德行。古代学子读的都是古圣先贤的经典，和我们现在考公务员不一样，古代考试的内容都出自经、史、子、集，内容都是古圣先贤如何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古人考上科举，当县令、当太守，能够把一个地方治理得很好。
而我们现在，即使读完大学、读完博士，也不懂得为人处事之道。为人处事都有所欠缺，怎么可能治理好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呢？所以，《汉书》里面讲到，在汉武帝的时候全国推举孝廉，又推举贤良文学之士，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朝得到人才，仅此几种途径而已。
我们读《汉书》就知道，汉朝很多臣子都是通过举孝廉为官的，而且这些人都是忠君爱民的好官。所以，选人要有好的制度，好的制度才能够选出好的人才。相反，也必须要有好的人才，才能制定出好的制度；好的制度要有好的人才来执行才能起到效果。为什么中国古人这么重视道德伦理的教育？因为各方面都需要把道德伦理作为为人处世的根本。
古人选拔官员注重孝廉，《群书治要·晋书》里面就讲到吴隐之从孝子到成为廉吏的例子。
能孝敬父母的人，才可能忠于国家；能注重德行的人，才可能廉洁。
吴隐之早年丧父，非常孝顺母亲，奉养母亲真正做到了和颜悦色。母亲去世后，他差点悲伤得失掉性命。他家邻居是韩康伯是晋朝著名的学者，曾经和王弼共同注解《周易》。韩康伯的母亲每次听到吴隐之哭泣，吃饭时会停下筷子，织布时会放下梭子，她被吴隐之这种孝心所感动。古代为双亲服丧都是守孝三年。吴隐之的母亲去世三年后，吴隐之服丧期满才除掉孝服。
我们学习《弟子规》知道，“丧三年，常悲咽”。父母去世要守孝三年，以报答父母的恩劳。夫子讲，“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在世的时候不宜到太远的地方去。如果要去，一定要告诉父母去处。古人父母在世时都不愿意入朝为官。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像范仲淹的儿子，范仲淹去世以后，皇帝让他去朝中做官，他就讲，我先要给父亲守孝，孝满之后再为朝廷服务。可见，古人很重视孝道。
韩康伯的母亲见吴隐之特别孝顺，就对她儿子讲，你以后要是做了官，应该推举这样孝顺母亲的人。后来吴隐之通过韩康伯的举荐，被吏部选拔任命为官员，让他去担任广州的刺史。当时广州北面有一口井，叫做贪泉。当地有一个传说，说喝了这个泉水会使清廉的官员改变，成为贪污腐败的人。吴隐之到了广州地界之后，首先就到贪泉去舀泉水喝，并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讲：“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表明了自己清正廉洁为官的决心。他做官非常廉洁、清正。而且他廉洁的作风，促使当地官员也做到了廉洁。晋安帝司马德宗就表扬他，说广州刺史吴隐之孝心过人，把自己俸禄都分给了九族；自己为官一方，但是清正廉洁，生活不讲求享受，家人穿着都很朴素；而且自己坚持革除奢靡之风，倡导百姓节俭，使得社会风气得到改善。当时皇帝嘉许他的做法，颁给他前将军称号，赐钱五十万，还送了大量的粮食给他。
一个人没有贪心，念念想的是百姓，最后自然能得善报。而那些贪官污吏，下场都不好，贪污腐败，把自己搞得身心疲惫，最后身败名裂。所以，我们为官也好，做人也好，最重要的是戒贪修德。而德行的根本，要从“孝”落实。
依据才能授予官职
在提出重视官员品德的同时，《群书治要》里面还谈到，要考核官员的才能，并且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所以，能力也很重要。《群书治要·典语》里面就讲到，“夫料才核能，治世之要也”，评估考核官员的才智和能力，是治理国家的要务。如果官员没有做事的能力，会给国家、给百姓带来很大的损失。尤其现在的社会，很多官员都需要有专业能力。发展经济，不宜让搞农业的人去负责；搞金融，更不能派其他行业的人去负责，所以要考核官员的才智和能力。
《群书治要·典语》里面还讲到，“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国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尽其才，不核其能，故功难成而世不治也”。一定要任用适合这个官位的人才，或者是任用的人确实有能力担当大任。如果这样做了，还不能把政事办好，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也有特殊情况可能会出现，“用士而不能以治者”，用了合适的人，但是并没有把这个地方治理好。 “既任之，不尽其才，不核其能”。这都是因为在任用这人之后，却不能发挥他的才能、特长、强项，没对他最擅长的才能进行仔细考察。“故功难成而世不治”，所以很难把一个地方治理好。为君者确实不容易，要能识人、看人并合理地用人，要有这样的智慧。
人生有两难，第一个是认识自己难，第二认识别人难。我们要认识别人，首先得认识自己。我们为什么不能真正认识自己，就是我们的智慧被自己身上的习气毛病遮掩住了。没有智慧，就不能很好地认识自己，认识他人。所以在《道德经》里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作为领导，最重要的是要有认识人才的智慧。要具备任用人才的能力，当然要有这个智慧，最重要的是从自己修德开始。为什么古人注重孝道？我们学习《孝经》才明白，“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能孝敬父母，就能明了天地之道，就会有智慧。有了智慧，就能了解每一个人，如他有什么特长，适合干什么，如何任用等。所以，古人给我们的每条教诲都很有深意。修习德行，能使我们的孝道意识得到提高，使自己的贪、嗔、痴越来越少。现在的人常讲，烦恼轻，智慧长。你的各种贪欲减少，你就能认识自己。
现在的人为什么不能认识自己？就是因为各种贪欲、杂念太多，特别浮躁。这就好象一个湖面，如果湖面波涛汹涌，那我们照到的影像就是歪曲的，只有在湖面平静的时候，我们才能照到真实的自己。我们照到真实的自己，就能完全地认识自己。能认识自己，就能认识他人。为什么古代的圣君明主懂得任用贤才，铲除奸佞？他们有智慧分辨，因为他们有德行。我们要想增加自己的智慧，就得增加自己的德行。
第三十九讲  治国就是治吏（二）
——以德赐爵，依功施禄
亲民之吏的重要性
亲民之吏，是讲最基层的官员，因为最基层的官员时时刻刻直接都在和百姓打交道。基层官员如果腐败，傲慢，凌驾在百姓之上，百姓的利益就不能得到保障。国家就是有惠民的政策，如果基层官员没有爱民之心，百姓也未必能得到政策的实惠。所以，古人特别重视亲民之吏。
《群书治要·傅子》里面讲，“最亲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国以民为本，亲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最接近百姓的官吏，关系到百姓的身家性命。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如果他能体贴百姓、爱护百姓，百姓就有福；如果他苛刻百姓，百姓就会有祸。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君主真正的爱民，就要重视最基层的官员。如果一个国家基层官员的作风好，这不仅是国家之福，也是百姓之福。所以，国家对基层官员的选拔，一定要选拔那种能为百姓着想，为百姓谋福利的。中国古代选举孝廉，就是因为一个人如果孝敬父母，他就能把孝心扩展，把百姓也当成自己的父母亲人。古人常常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以，官员应该把爱民、教民、为百姓谋福利作为自己为官的天职。做官，重要的是要得到百姓的爱戴，正所谓，“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群书治要·鬻子》里面讲：“十人爱之，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则万人之吏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多少百姓的父母官，重要的不是你的官位有多高，而是你能得到多少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如果有十个人爱戴、拥护你，那你就是十个人的官吏；有一百个人爱戴、拥护你，你就是一百个人的官吏；有一千个人爱戴、拥护你，你就是一千个人的官吏；有一万个人爱戴、拥护你，那你是万人之吏。官员，最重要的是得到人民的拥护，而不是你管辖多少百姓。官员，重要的是自己有德行，有德行才能够感召感化百姓，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真正替百姓着想是为官者应该做的。
《群书治要·贾子》里面就记载了一个基层官员宋就的故事，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宋就是梁国边境上的一个县的县令，这个地方和楚国交界。当时，楚国和梁国这两个国家的边境上都种了瓜。梁国守边亭的工作人员非常勤劳，经常灌溉瓜田，瓜长得很好。而楚国的边亭工作人员经常偷懒，很少浇灌瓜田，瓜长得很差。楚国县令对此很恼火，经常骂楚国边亭工作人员。楚国边亭的工作人员于是记恨梁国边亭的瓜种得比自己出色，于是趁着晚上去偷盗、破坏梁国边亭的瓜，导致很多瓜都枯死了。梁国的边亭人员发现之后就向县令汇报这个事情，说楚国边亭的人把我们的瓜给踩踏、破坏，导致很多瓜枯死了，提出要对楚国这些人员进行报复，把楚国这些瓜也给毁掉。宋就很有智慧，他听了之后摇了摇头。他说，与人结怨会招来祸害的。人家对我们不好，我们也对人家不好，这说明我们心胸很狭隘。你们要以诚待人。于是宋就暗中派人，在夜晚偷偷地去给楚亭的人浇瓜，这样楚国的瓜也就越长越好。楚国边亭的人发现后，觉得很奇怪经过暗察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