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伦理]略论佛教伦理及“心灵环保”

wlxg20130220

摘自《无量香光网文章集锦》

●[佛教与伦理]略论佛教伦理及“心灵环保”之浅见(王春华)
略论佛教伦理及“心灵环保”之浅见
编辑：王春华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佛教伦理中蕴涵着强烈的关注人生、关怀生命等精神价值资源，有益于人们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调适自己的心灵，从而使生命得到真正的安顿。人间佛教的“心灵环保”立足于人心浮躁和困惑的现代社会，以“心灵环保”为方便说法，有利于诊治现代人的焦虑、浮躁等社会问题，提升现代人的精神品质，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安康。
　　关键词：佛教伦理生命关怀人间佛教心灵环保
　　作者简介：王春华，浙江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
　　一、佛教伦理与世俗伦理
　　伦理学是以“应该”、“应当”等价值陈述来讨论和阐释某某事是否善、正确或合乎道德的一门学问。与事实判断相比较，价值判断或许更难于断定或辨其真伪，因为基于不同文化、宗教、习俗等背景认知的群体，往往会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和价值观以及由此而影响(决定)下的生存(生活)方式。但却不能因此而否认：确立价值判断并不比研判事实不具有重要性。尤其在全球化境遇的今天，在探讨人际关系、共同福利或善恶之争的时候，价值知识的判断就比既往任何时候都来得必要和有益。
　　在世界各大宗教文化传统中，佛教伦理正是如此亟待阐发和深掘的对人类共同福祉有益且重要的价值研判知识。不过，佛教伦理的这种知识资源却不能直接拿来为世俗的价值判断所用，而必须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这种“转化”和“创造”理应奠基于对佛教伦理和世俗伦理之关系的准确体认和把握上。佛教伦理和世俗伦理相比，佛教伦理是宗教伦理，它以宗教信仰为出发点，以追求体悟终极关怀的解脱为依归，因而具有彼岸性，是出世的，也是超越的；但其超越性不离世俗性，其彼岸性也不完全脱离此岸性。佛教伦理之真精神、真践行在于净化和提升世俗生活的境界和意义，而这种于世俗生活中以调节伦理关系、净化和提升世俗生活境界的道德规范，恰好正是世俗伦理的观照之域。首先，佛教伦理和世俗伦理有在世俗性上相统一的一面，但又不失其特有的宗教意涵和对超越性的追求。这就如同周敦颐《爱莲说》中所赞咏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亦如维摩居士的修行：
　　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眷属，常乐远离；虽服宝饰，而以相好严身；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乐。若至博弈戏处，辄以度人。受诸异道，不毁正信。虽明世典，常乐佛法。〔1〕
　　其次，佛教伦理思想中的许多戒律、规范也多有与世俗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容相同或相近之处，只不过佛教从宗教立场出发，往往赋予其十分神圣化的意义。例如，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就一直讲求孝，即做子女的要孝养父母，包括物质上的供养和情感上的尊重和满足。佛教原本是讲出家的，后来演变至中国佛教伦理，不仅大讲孝，还讲求“至孝”，包括劝自己的父母信奉佛法，愿父母追求和享受出世解脱之乐，等等。这些事例体现了佛教伦理对世俗伦理境界和意义的提升，体现佛教伦理对现世中的芸芸众生的深刻关怀。最后，佛教伦理中所允诺的、吸引人们追求的理想彼岸与世俗伦理所追求的美好世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共同点有三：一是自然环境优美；二是社会生活和谐；三是居者身心健康。
　　综上，挖掘和阐发佛教伦理的精神资源不仅对提升世俗伦理的境界和意义有着相当直接的理论借鉴意义，而且对构建和谐人生、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二、佛教伦理思想中的生命
　　关怀精神 佛教伦理是传统伦理思想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宗教伦理，它是在佛教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是以佛教信仰为中心调节佛门僧人之间以及僧俗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体系。作为宗教伦理，它发挥着世俗伦理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同时，也承载着佛教对现实社会、生命人生的强烈关注和深切关怀。
　　1.佛教伦理以缘起论为理论基石。作为佛教基本教义和佛教伦理之理论基石的缘起论或缘生理念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由种种条件或原因和合而成，所谓缘集而生，缘灭则散，这里的“缘”实际上就是条件或原因。这种缘起论或缘生理念启示人们：世界既然是“因缘和合”而成的，那么，每个个体、每一部分都不是孤立的“岛屿”，都要依赖于他人和社会才能存在并发挥作用。用今天的视角来看，作为佛教伦理哲学基础的缘起论或缘生理念实际上蕴涵着世间众生相依相存的道理，这就要求人们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和他人以及自己和社会的关联性、依存性。
　　就自己与他人而言，每一个“我”都不能离开“他”而独立存在。由于经济全球化，交通、通讯的便捷，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拉近，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却越来越疏远：他人对于个体来说，只有手段的意义，即它只是满足个体目的和需要的工具，只有在满足个体的需要和利益时，他人才有存在的必要，否则，随时可以被抛弃。人们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逐渐疏离，个体完全蛰居于自我的心灵之中，个体与他人之间的亲切感和交流所带来的满足感则荡然无存。而佛教伦理中的缘生理念正视个体与他人之间的这种彼此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或许能为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利，促进人际和谐有启迪意义。就个人与社会而言，社会其实是由无数个人所组成的，离开个人无所谓社会，但个人离开社会也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人。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要求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要为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追求获得美好生活的机遇，以使自我有更加充分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要求每个公民应自觉承担起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从而实现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良性互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社会呈现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表达公开化、利益冲突尖锐化等势头，我们应积极融摄，创造性地转化佛教伦理中的缘生理念所蕴涵的“依存”智慧，顾全大局、合理分配、普遍受益，真正做到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激发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促进并构建一个和谐、祥和的社会。
　　2.佛教伦理以慈悲为怀。《大智度论》云：“大慈予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予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予众生。”佛教伦理中的慈悲襟怀是生命关怀精神的集中体现。具体来说，慈悲精神有三个层次，即小慈悲、中慈悲和大慈悲。小慈悲是主客有别，自他有别的；而大慈悲则是一种无差别的、普遍的慈悲，也称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大乘佛教强调慈悲乃佛道之根本，中国佛教伦理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充满普遍的深厚的生命关怀的精神理念。不仅如此，中国佛教还重塑体现慈悲理念的神格形象，其中，又以观世音菩萨最为典型。观音菩萨慈悲精神的特点有三：一是现实性。观音菩萨能解救现实生活中众生的种种苦难，满足众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愿望和要求；二是随类性。观音菩萨随类度化，对众生一视同仁，不分贵贱贤愚，有针对性地开示教化，度脱苦厄；三是融通性。观音菩萨应化形象千姿百态，圆融自在。佛教慈悲理念的最重要实践就是布施，布施实际上就是“给予”。每个人都从社会和他人处索取，所以也都应回馈社会和他人。当社会和他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应当伸出援助之手，每个人都有回报和救助的义务，不能只是索取而不给予。人们以自己的财力、体力和智力尽可能去救助贫困者，积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如救灾扶贫、照顾鳏寡孤独、参与医疗卫生、挽救失足者等。显然，这对于缓解社会弱势群体的实际困难，消解社会公共生活的矛盾，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大有裨益的。
　　佛教伦理中慈悲理念的倡导，不仅有助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和谐社会的构建，而且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确立。科技革命使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发展，人类取得征服自然的辉煌胜利，自然界成为可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加以剖析、“拷问”和利用的对象，有力推动了人类摆脱在自然面前俯首称臣的命运，同时，也强化了人类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中心地位。人们全然不顾自然的生命及其内在价值，所思考的只是如何从自然中获取更大的利润和功效，算计着如何满足自己无限的私欲，而渐渐忘却了自己生存的基础——大自然被彻底地“驱魅”，从而导致了“大地的毁灭”〔2〕。当代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自然资源极度浪费，人与自然的异化已非常尖锐，因而，正确认识个体与自然、群体与自然，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佛教伦理的慈悲情怀能够转化成构建人与自然之和谐关系的有用资源。
　　中国佛教推崇的慈悲理念——“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即对众生包括无情识之物，如山河大地、花草树木、墙壁瓦石等都抱有慈悲之心怀，因为它们与我们及这个世界都是和谐共生的；在佛家看来，它们也都有成佛之佛性，所谓“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因此，要尊重和爱护包括无情识在内的世间一切万物，持一种和谐共生的理念。不仅如此，还要充分认知到：大自然与人类有着平等的价值以及生存权、生命权，人类与其他自然万物共同构成一个共同体，彼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们之间是一种和合共生、唇齿相依的关系。因此，作为有思维、有理性的人类应该普度众生、泛爱万物。
　　3.佛教伦理倡导忍辱精神。佛教伦理中的缘生理念、慈悲理念等生命关怀精神为世俗伦理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包括伦理价值和道德实践、道德选择的理论依据。这不仅丰富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内容，强化了中土道德教育的信仰力量，增强了世俗伦理的约束力，而且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建构也有诸多的启发意义。佛教六度中的忍辱精神正是人类生存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佛教伦理对人生和生命的深切关怀。佛教伦理倡导的忍辱，其实质就是做到人瞋我不瞋、人恼我不恼，集中体现了佛教伦理所追求的宽容境界，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分析和参照的。佛教很早就发现了人性的三大弱点，即贪、瞋、痴。贪即贪欲、贪爱，对事物起爱著之心；瞋即瞋恨、瞋恚，对事物起怨恨之心；痴即愚痴、痴迷，迷惑于种种假象而不见真理。贪、瞋、痴被认为是污染众生、燃烧众生身心的三种根本烦恼，也称“三毒”。为了直接对治“三毒”，佛教提倡不贪、不瞋、不痴的伦理要求，即忍辱精神，以消除根本之烦恼。
　　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物质生产已越来越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同时，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在人与他人和人与自我关系上，一些人自我扩张、自我膨胀、目空一切，处处以自我为中心，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僵化、紧张和冰冷；而另一些人又自我扭曲，出现自我的失落、丧失等现象，构成当代一些人精神上的莫大痛苦和悲哀。此外，现代人们又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为“物”所役的束缚中，在欲望的驱使下疲于奔命，生命沦为物欲的工具，生活的全部意义诉诸物质功利的占有，“贪婪”成了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形成上述自我膨胀、扩张或自我扭曲、失落以及对“物”的无节制追求，究其原因可能错综复杂，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代人并没有认识到佛教伦理所倡导的忍辱的真正要义。这种忍辱精神，用现代视角来看，其实就是一种宽容的理念。宽容是人与人交往和沟通的助力，也是互相信任和建构和谐关系的桥梁。
　　总之，佛教伦理中强烈关注人生、关怀生命的精神资源，有助人们在竞争激烈、压力增大的今天平衡自己的心灵，从而使生命得到真正的安顿。人间佛教中的“心灵环保”理念立足于人心浮躁、困惑的现代社会，以传统禅宗的“平常心是道”的禅法为理论基础，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意识，以“心灵环保”为方便说法，有利于诊治现代人的焦虑、浮躁等社会问题；同时，冀此提升现代人的精神品质，实现现代社会的和谐与安康。
　　三、人间佛教中的“心灵环保”
　　倡导“心灵环保”的人间佛教理念，既是为了诊治现代人的焦虑不安、彷徨孤独以及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时代问题，也是对传统佛教伦理中所蕴涵的丰富而深刻的生命关怀精神在当代的“创造性的转化”与弘扬。“提升人们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3〕不仅是法鼓山的开山宗旨，而且也是圣严法师倡导“心灵环保”人间佛教之宗旨。因而，强调利用传统“禅修”来重建人心、“提升人的品质”，自然便成了“心灵环保”人间佛教理论建构上的逻辑起点。在圣严法师看来，六祖慧能之前的“禅修”仍然带有印度原始禅观的特征，即注重次第的修定，不过，大乘佛教的禅修“重视日常生活，在任何世间都可以修行禅定，也就是重视心的定境，不拘泥于身体的坐姿，这正是后来中国禅宗理论的依据”。而从“菩提达摩到六祖慧能时代，并不一定全是顿悟法门”。“到了六祖才出现所谓直指人心，不落阶梯的禅”〔4〕。在准确把握传统“禅修”的历史流变基础上，圣严法师从“健康心灵、提升精神品质”的理念出发，着重阐发了他所倡导的“心灵环保”人间佛教的禅观。
　　圣严法师从三个方面界定和阐发了“禅”的内涵：其一，禅是清净的智慧。这里是说，以禅修所得的特殊智慧诊治现实社会中的一切我执、法执的私心杂念；其二，禅是无染的心灵。意思是说，以禅修净化人们受污染的心性，从而提升人的品质；其三，禅是无相、无住、无念的精神境界。这里，显然是以大乘中观的“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的“中道义”作为其禅观的理论支点，并在此基础上，突出“慧”的“禅悟”以破除人们对世间物质、名利、自我等精神层面的执著，从而能以清净的禅修智慧、无染的禅修心灵摆脱人生贪、瞋、痴的“无明”，最终获得终极关怀意义上的大解脱。
　　圣严法师目睹当代社会中的人心膨胀、扭曲以及环境污染等时代问题的现状，在其上述“禅观”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具体易行的“四念处观”来对治和疗救。所谓“四念处观”即观身法、观受法、观心法和观法法。圣严法师巧妙地融摄了中国禅宗“禅在平常日用中”、“平常心是道”等思想，从而使得复杂、神秘和深奥的“禅修”变成因地制宜、灵活易行、效果显著的日常生活行为，同时，也为人间佛教的重要理念——“心灵环保”提供了内心修养上终极关怀式的保证。
　　现代社会在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在提倡“心灵环保”的人间佛教看来，与其说是产业政策、技术层面上出现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人类在精神层面上出现的问题。圣严法师说：“许多人在提高人类生活的品质上，只注重物质生活品质的提升，这更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据此，圣严法师进一步强调，“从禅的精神来讲：生活是以简朴、整洁为原则。所以应该通过禅修的生活，来提高人类的精神品质，保护人类的心理健康，影响全人类的心灵，进而改善生活环境，达到全面健康的目的”〔5〕。这里，圣严法师其实明确提出了以“心灵环保”人间佛教之理念实践来完善人类的心灵、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这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注重改善和提升人们的精神品质、精神风貌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维摩经》上卷，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版。
　　〔2〕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3〕圣严：《禅与悟》，东初出版社1995年版。
　　〔4〕韦琮瑜：《圣严法师的禅学思想》，法鼓文化出版部2002年版。
　　〔5〕圣严：《禅的世界》，东初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