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走近佛陀（连载）

明玉

走近佛陀

        ——释迦牟尼佛行迹事略系列随笔

界 定

写作缘起

说起我的随笔《走近佛陀》，说来真是惭愧，因为起初我并没有写这些随笔的打算。但有个因缘，使我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其中写作最大的因缘，便是日本文化名人池田大作的一本书，叫《我的世尊观》。
《我的释尊观》的内容主要是池田与一位叫作野崎勋的对话录——它实际上就是一本有关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应化世间事迹的的传记浓缩。全书不长，共分七个部分，加上注解，计二百来页，算是一本薄薄的书。这本书起初并未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对佛教方面的书看得不多，兴趣也不是十分浓厚——当然，身为一个佛教徒，说这样的话大约有失身份，但我是诚实的人，我不愿不懂装懂，更不会装腔作势地摆起多么虔诚的架子。记得2008年的一月中旬，我到南京大学作短期面授，住在距南大较近（大约150米）的华达宾馆。我们上午8点钟开课，11点钟下课；下午2点钟开课，5点钟结束。白天上课，晚上基本没有事情，或者与同学们聚聚，海阔天空地胡侃一能，或者就躲在房间里无聊地频按遥控器。但是时间一长，还是觉得有些枯闷，于是就打算出去走走。
南京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但也并不熟悉。南京是六朝古都，自古繁华。但是，它给我的印象却总显得有些沉闷，缺乏生气。或许以前南京作为国都，政治烟霭仍未散尽，或许我对南京存有偏见。但我是一个不愿四处走动的人，没事逛街，或陪客人聊天吃饭，那是我最头疼的事情。于是就在宾馆周遭走走，慢步细踱，一不留神，就站在一家书店的招牌底下。
这家书店，名曰万象，大约是其中书籍种类包罗万象之意吧。从外面看，规模不大，但进去一瞧，楼上楼下，群书满目，似乎还有些气派的。而他所处的位置，似乎也恰到好处：北面不远便是南大，南边不远，但是南大附中，而它居二者之间，且与华达宾馆处于隔壁，很是方便。这个书店所面向的读者，大约主要就是两类，一类就是南大的师生，一类就是南大附中的师生。不过这家书店，还小有名气，凡是在南大学习或工作过的人，一般都是知道它的，因此店里的书籍品种较为齐全。有关宗教之类的书也是不少的，尤其是佛教方面的著作，深浅兼备。我以前喜欢买书，而且无论新货二手货，一概通吃。后来这个习惯渐渐地淡化了，直至变得懒散了。究其原因，大约是书籍这东西太沉，背着很不舒服；再者是自己的书已放了好几个书柜，这些书大部分都没有细读，有的也就随手翻翻，也就束之高阁，再也没有动过。还有个原因，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现在网上阅读一则方便，二则全面，需要的资料，网络上一般都可以查到。而往深里说，就是自己的惰性使然。不知不觉地，自己也已迫近不惑之年。年岁一大，便万念俱灰，仗着自己以前读过几本破书，也够自己这辈子消遣了，多读似乎并无多大用场——我想是这种思想在作怪，是根源罢。然我深知，好书需细读精读，非网上一带而过消遣式的阅读所能比拟，因此必纸质书籍是不可或缺的……
步入书店，随手翻翻，也没什么十分中意的书。我的意思是，并不是说书不好，而是不大对自己的胃口。时下书籍所用纸张以及装帧设计皆属一流，定价也十分离谱，即使为自己所钟爱，也会因囊中羞涩而塞回原处。就这样在店内辗转两周，弄得店老板对我都颇为诧异——这个人不会是在冒充斯文吧——或许他们在私下思忖。然在在书店的一侧，也是很不起眼的一个角落，上面书写“特价书”几个字，便引起我的兴趣，一一看去，便发现了日本池田大作的著作，上面有好几本。我随手挑了四本，分别是《我的释尊观》、《我的佛教观》、《我的佛教观（续）》以及《我的天台观》。我原来是想，对于佛教教主释迦牟尼，我并不陌生，对其生平也大体能够知晓大略。而且，对于释迦，教内也是叫好声此起彼伏，虽发自肺腑声若寥若晨星，大多只是人云亦云，但这也实属大气候所致，千人一面在所难免。因此，国内的一些教界表达有关佛教的观点文章是十分稀缺的，尤其是自己的个人观点，而非信徒的模式观点。作为一个信仰者，公然表达自己独特的观点，可能与大环境有所不合，弄不好会招惹谩骂，甚至会被扣上“败类”或“欺师灭祖”之类的子帽，那是很不划算的。因此还是人云亦云的好，起码总不会犯大错。如此一来，国内许多对佛传的研究，始终建立一种宗教情感的基础上。宁愿相信传说，也不会去相信历史，相信考证。相对于我而言，我是一个佛教徒，不能说没有宗教情感；但是相比之下，我更希望历史的真实，我更希望将一个真实的释迦还原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因为信仰而放弃理性，但也不能因为理性而丧失信仰——这是我想看看一个日本人，从他们的角度上，是怎样看待佛陀的，是怎样对佛法加以评说的。这么说并不等于我媚外，我只想通过他们著作，更进一步地认识佛教，认识佛陀。我想，这没有什么过错。
购买此书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此书的译者潘桂明先生，起先我们是相识的。潘先生是哪儿人我记不清了（后来一查是上海人）。大约在1993年的时候，我在合肥明教寺呆过一段时间。有一次潘桂明来到寺院，与我攀谈了一番。其时他在安徽大学哲学系任教，给我的印象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好像戴着眼镜，个子并不高，穿着也不太讲究，大约身着中山装，上衣领别着一支老式的钢笔，颇像个老学究。印象之中，那时他好像有些失意，因为什么，就不甚清楚。后来我离开合肥去滁州，一别十余年，从此就未曾谋过面。别后彼此是否通过信，不记得了。但是“潘桂明”这个名字，却是一直牢牢地刻在脑子里的。后来听说他调走了，有的说是厦门大学，经证实，他是到苏州大学去了。在百度上输入“潘桂明”三字，竟是十分地可观，著作也有一、二十本。看来在安徽，实在是委屈他了。
下面来谈谈有关日本创价学会以及池田的有关情况（注：网上摘录，综合而成）。
日本创价学会是日本最大的宗教团体，池田大作现在是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他生于1928年，在日本东京接受教育。1947年夏，池田邂逅创价学会领导人户田城圣，成为他的弟子。1960年，池田大作出任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
创价学会是一个以佛教的生命尊严思想为根本，使人人幸福，推进世界永久和平的民众团体，也是受到联合国承认的非政府组织。在池田的领导下，日本各主要城市都开设了幼稚园、小学、高等中学等教育设施，1971年4月，创办了创价大学。2001年，还在美国创办创价大学。1963年，成立民音，通过音乐活动致力于推动文化交流。1983年，成立东京富士美术馆，致力于促进国际美术、文化的广泛交流。1970年代，创价学会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1975年1月，池田大作就任国际创价学会会长，遂在香港和东南亚等世界各国和地区成立国际创价学会，会员遍布183个国家和地区约有130多万人。连同日本本土的会员，至2001年底，全世界大约有1200万人。
池田大作先生是日本公明党创始人。他长期致力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倡导人之一，为促进中日人民友好作出了巨大贡献。
看过《我的世尊观》一书后，突然触发了我写作的欲望。如果沿着池田的思路，顺便谈谈我自己对佛陀以及佛教的看法，岂不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这想的念头的生起，竟不由自主地敲起了键盘。原想写个几千字也就作罢，可是一敲起来，竟不可收拾，一不留神，上十万字的随笔竟喷涌而出，这是自己都始料未及的。这些东西起初是一篇一篇地登在我的博客上的，写完就上传到网上，急急忙忙，因此未及修饰，都是半成品。需要注明的是，这其中有许多借鉴了池田等人的观点，自己稍加发挥；有的是别人的观点，自己拿来一用；有的是历史公论，就吃现成饭。而自己的看法及主张，其实只是占了极小的一部分。我想，既然是随笔，并无定式，东扯西拉，甚至张冠李戴也在所难免。但是，它们是我的心得，是我的劳动结果，虽是敝帚，然我还是珍视它们的，虽然有时观点有些偏颇，甚至胡言乱语。
关于这些随笔的综合命名，我也费了一些脑筋。后来，就索性定名为《走近佛陀》，就好像我们尊敬的释迦佛，依然站在我们的面前，依然在为我们作永不疲倦的谆谆教导；而我们依然在恭敬地聆听，欢喜地信受，我们每人岂不是沐浴置身于正法昌隆的远古么？
以上为《走近佛陀》系列随笔的写作因缘，聊算作序。

明玉

第一节 世尊的青年时代
一、世尊概述
作为历史的的一位圣者，而且作为佛教的最初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名字为教内外各界人士广为熟知。释迦牟尼是古印度人，其生卒生代大约在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年之间。他是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其人格为后世弟子所仰慕。人们在诵经时，往往称念他为“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本师，就是最根本的导师，亦即与教主一词同义。《秽迹金刚禁百变法经》曰：“常须念我本师释迦牟尼佛，我即常随逐之，令一切法皆助成就。”当今没有人会否认释迦是一位圣人，也没有人会否认他是一位拥有众多真知灼见的觉悟者。讲东方便会提起孔圣人，讲西方自然要谈到释迦佛。一个是彻头彻尾的世俗主义者，教导人们如何去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一个是让人悟得世间万事万物皆是因缘聚合，无有实在，通过不断的冥想与修炼，最终达到超越三界的那种奇妙境界。既然是宗教，虽说立足于现实，然与现实总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有时出现崇敬和赞美之词是理所当然的。对于信徒们而言，他们总是会把自己的教主描绘得完美无缺，毫无瑕疵，这样溢美之辞便随处可见，久而久之，就不可避免地创造出种种灵异传说，把人化的释迦演进为神化的佛陀。因此，日本文化名人池田大作的观点是：“可以肯定地说，释迦的真实面貌反而被历史歪曲了。”在佛陀生活的年代，他的许多言论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只能靠一些记忆好的弟子加以牢记，然后根据记忆去加以整理。我想这中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失误，但是总的意思不会有大的出入。当然，有时掺杂了弟子们的臆测与发挥，也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我想他们都是佛的忠实弟子，不会去凭臆想而加以杜撰吧。

明玉

二、世尊生活的年代
释迦生活的年代与中国的孔子是极为相近，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巧合，甚至有人把这种现象作为是上天的刻意安排。但可以肯定的是，印度的哲学思想在那时已经是相当出色的，并不亚于文明的中国。但是从总的方面讲，那时印度的文字文明似乎还赶不上中国。在春秋时期，中国的文字已经相当成熟，而那时印度的文字似乎还处于萌芽状态。中国有较为系统的五经四书，这些东西是完全依靠文字记载而传承的，而印度释迦的思想只能靠口口相授；再者，在印度还存在着不太喜欢记录历史的习惯，这一点与中国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古代都是有史官的，而且地位还很显赫）。这样一来，要把释迦准确的生存年代搞清楚，是一件颇为麻烦的事情。池田说，印度人对思索很感兴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与中国大相迥异。他们把思索看作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甚至乐此不疲。不仅如此，印度人的时间观念也是相当糟糕。对话者野崎在书中举了一个很是搞笑的例子：一个日本人去印度访问，与印度一位高级官员约好时间在某地见面。日本人很守时，到了约见地点却见不着印度官员的影子，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仍然不见踪影。日本人还以为对方把见面的事给忘了，于是不得不返回宾馆。四个小时以后，对方才姗姗来迟。这个日本人很不高兴，指责那个官员不能如期赴约。你猜印度官员怎么着？他对此竟满不在乎，认为日本人在小题大做，反而觉得十分诧异，说：“我不知道您为什么生气。等待，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在等待期间，您可以独自悠闲地沉湎于愉快的沉思。”这件事无从考证，因此未必完全属实，但足见印度人对于时间观念的相当漠视。而且这种漠视观念极有可能存在着历史传统，从而慢慢地积淀出独具特色的印度的“等待文化”。正是因为这种等待传统，使得现在实在搞不清我们尊敬的释迦佛的确切的生卒年代。——在苦等中能够沉思冥想，进而从中获取快乐，我想咱们中国人对此既觉得不可思议，也是相当不耐烦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正是印度人这种捉摸不透的沉思风尚，使得印度的哲学思想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他们把山川树木日月星辰看得很透，通过日出日落、四季更迭，悟出了无常的道理，悟出了成住坏灭、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我想这可能是这种在等待中的那份苦恼（相对于我而言）所换取的收益吧。像佛教小乘里有面有种叫“独觉”的果位。这种果位，又叫辟支佛，就是靠自己的冥想，最后无师自通而获得证悟的一种修行方式。这种修行人“性好寂静孤独，不事说法教化”，不喜欢与外界打交道，也从来不喜欢与别人多罗嗦。这种果位，也算是印度特色吧。
其实，要想弄清楚释迦思想的形成，必须要考察一下当时印度社会的具体情况，以及那里的风俗习惯、哲学思想和政治制度。一个人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他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他的国家、他的周围环境以及他的亲朋眷属，他的生活经历，进而考察他所处的种族的民族性格，这些对考察释迦的行为方式以及思想形成，是很有帮助的。有关释迦行迹的有关确切资料不太明了，但是马鸣的《佛所行赞》还是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大体轮廓。我们若完全抛开那些假说臆想的成分，再结合释迦的时代背景等诸种因素，那么就可能接近真实的释迦。在这个问题上，池田大作认为：“在保留着释迦的思想的经典中，也有一些描述释迦形象的资料。如果把这种资料筛选出来并据此加以推断，大概也能获得有关人间性释迦的一个确切的轮廓了。”
一般认为，释迦的俗家名字叫悉达多，意思是“一切义成”或“达成目的”。在马鸣的《佛所行赞》中认为，释迦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净饭王发愿，“一切达成，国富民强”。但也有学者认为，与其说悉达多是释迦的真名，倒不如说它是人们仰慕释迦成道及其伟大人格而给予的一种尊称，属于后人的假托。
释迦的故国叫迦毗罗卫国。据考古研究，认为该城位于今天尼泊尔的泰来地区。而释迦的出生地是在距该城大约20公里外的蓝毗尼。蓝毗尼是一个规模中等的小镇，公元七世纪唐朝的玄奘大师造访了该地，在他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说释迦国气候温和，土地较为肥沃，那里以农耕为主，甚至还盛产稻米。而蓝毗尼则是一个充满祥和平安的乡间小镇，景色怡人，民风淳朴，人口大约也不是很多，估计也就几万人的规模吧，不像今天的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