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师公——圆 瑛 法 师

柔如水

我的师公——圆 瑛 法 师

圆瑛法师(西元1878～1953年)
　　圆瑛法师，青年时期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涌泉寺是曹洞宗的传承，但他后来却继承临济正宗三十九世慈运老和尚的法脉，为临济宗四十世法嗣。到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又得福州大雪峰崇圣寺达本老和尚传法授记，为曹洞宗四十六世法嗣。他是民国时代佛教重要领导人之一，担任过七届中国佛教会主席和理事长，对佛教有著重大的贡献与影响。
　　圆瑛法师俗家姓吴，乳名昌发，学名亨春，出家后法名宏悟，字圆瑛，号韬光。他是福建省古田县人，清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岁次戊寅五月十二日，出生于古田平湖端上村。他的父亲元云公，兄弟五人皆无子。母亲阙氏信佛，当年持诵观世音菩萨圣号，故圆瑛诞生，一家人均视菩萨感应，对之珍爱逾恒。不意年甫五岁，父母先后逝世，由叔父诗瑛公抚育成人。他幼年入塾受学，勤读不懈，四书五经均能背诵如流，于此奠定下其深厚的国学基础。十六岁参加县学考试，中式秀才。
　　年龄稍长之后，感于父母早逝，人生无常，时有出家之想，唯为叔父所阻，未能如愿。十八岁之年，患了一场伤寒病，几濒于死。病中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自思设病得愈，决定弃俗出家。翌年病愈，说服他叔父，他叔父陪同他到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剃度出家。增西上人为诗瑛公说法，阐述出家乃大丈夫所为的道理，进而为他宣讲四圣谛、八正道的妙义。也是吴诗瑛善根成熟，当时即要求增西上人为他剃度，叔侄二人同时出家，同礼一师，成为师兄弟，一时传为佛门佳话。时为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十月间的事。
　　光绪二十三(一八九七年)年四月，圆瑛在涌泉寺依妙莲老和尚受具足戒。圆戒后赴大雪峰崇圣寺，依方丈达本老人修学苦行和威仪。他要求自菜头和饭头做起，负责认真，做好炊事工作，受到全寺大众的称赞。翌年离开崇圣寺，出外行脚参学。初到上海，在小南门留云寺挂单。继而到常州天宁寺，依冶开禅师学禅。在天宁寺一住四年，冬参夏学，于修持上大有进境。在天宁寺禅堂的第三年，寺中举行禅七，于二七第二日，定境现前，身心廓然，即说偈曰：
　　狂心歇处幻身融，内外根尘色即空，
　　洞彻灵明无挂碍，千差万别一时通。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三月，离开天宁寺，复至宁波天童寺，依八指头陀敬安禅师学禅，并为禅师佐理文墨工作。天童寺原是子孙庙，敬安禅师于年前入主天童，此时得圆师辅佐，大力改革，任贤用能，冬禅夏讲，后来并改子孙庙为十方丛林，号称天童中兴。圆师在天童，任书记兼知客，对挂单接众，佛事筹画等事务，负责认真，如是三年余，深为敬安禅师所器重，也获得诸山长老的称道。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六月，圆师于宁波十塔报恩寺，拜谒慈运老和尚，慈老为临济正宗三十九世，是年已八十高龄，道阶、水月等都是他的法子。是时亲传法印，传圆瑛为临济正宗第四十世法嗣。
　　是年五月，年方十六岁的太虚，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山，依士达和尚披剃。十一月到天童寺受具戒。以其聪慧异常，卓然不群，深受敬安禅师的激赏，许以有玄奘大师的资质，嘱太虚的师祖奘年老和尚，要他对太虚加意维护。寄老并为太续写介绍信，要他到宁波永丰禅院，依水月(法名岐昌)法师读经及学习文字。圆瑛对于这个卓然不群的少年比丘，也十分欣赏，时以探访水月法师之便，同时探望太虚，二人由此发生友谊，谈及身世，皆为家中独子，无有兄弟，乃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七月望日，在天童寺御书楼，订盟结为兄弟。是年圆瑛年二十九，太虚仅十八岁。圆师手撰盟书，文采可观。盟书文曰：
　　夫纲常之大，莫过于五伦，而兄弟、朋友，乃五伦之二也。世有生无兄弟，以异姓结手足之亲；分列友朋，竟同盟寄腹心之托。即如桃园结义，管鲍通财，同安乐，共生死，千载咸钦义气。而吾侪身居方外，迹脱尘中，虽曰割爱辞亲，尤贵择师处友。然友有善者焉，有恶者焉。善者固可有益于身心，恶者难免转妨乎道业。悟自投身法苑，访道禅林，所见同袍如许，求其如弟之少年聪敏，有志进修者，亦罕逢其匹也。兼之气求声应，心志感孚，是以欲结同参，以为道助。恭对我佛座前，焚香致祷。???
　　翌年，太虚到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楞严经》，闻道老赞叹阅藏利益，心生向往，圆师力赞其成，亲送他到汶溪西方寺，安置他住在寺中阅藏。太虚法师后来在其自传中称：“后来他──圆瑛──与我虽不无抵牾，我想到西方寺的阅藏因缘，终不忘他的友谊。”
　　宣统元年(一九○九年)，圆师三十二岁，是年九月，宁波佛教界同人及地方缙绅，请他住持宁波接待寺。接待寺为历史名刹，圆师晋山后，重新予以修建，并于寺内设立佛教讲习所。是年深秋，圆师回到福州鼓山，于涌泉寺讲《护法论》，翌年三月，复于七塔寺讲《金刚经》，此为圆师讲经弘法之始。五月，寄禅长老到接待寺相访，劝圆师回天童寺，作有〈接待寺纳凉感旧，并促圆公还天童二首〉，诗曰：
　　到此清凉境，能消热恼心，
　　如何明月夜，胜我碧松荫。
　　品竹思前事，闻蝉忆旧吟，
　　卅年一弹指，两鬓雪霜侵。
　　圆公吾旧侣，曾掩万松关，
　　一别玲珑石，长辞太白山。
　　岩花空自笑，诗草共谁删，
　　便欲运神力，携君天际还。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圆师在接待寺建讲堂落成，改名接待讲寺，他先后在讲堂讲过《大乘起信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法华弘传序〉等经论，并各撰有讲义行世。
　　是年八月，辛亥革命事起，翌年民国肇建。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壬子四月，寄禅长老抵上海，联合十七省僧侣开会，筹创中华佛教总会，寄禅被选为会长，圆师被选为参议长。大会发布宣言，主张保教保僧，提倡教育，拥护中华民国。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子十月，以北京政府有清查寺产、销毁佛像之议，佛教总会开会，推举寄禅以总会会长名义，代表全国僧界入京请愿。寄老十月首途，月底抵京，寓宣武门外法源寺，翌日与法源寺方丈道阶和尚赴内务部陈情，礼俗司长杜某态度蛮横，争辩有顷，未获结果，乃愤而返回法源寺。甫下车，感胸部不适，亟就榻休息，侍者亦各归寝。明日昧爽往视，已作吉祥卧圆寂矣！时为壬子岁十一月二日，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元月八日，世寿六十有二。曾任国务总理、时任热河都统的熊希龄，以事闻于大总统袁世凯，中华佛教总会章程乃经国务院判定公布，佛教寺产一时赖以小安。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五月圆师到北京法源寺，参加追悼寄禅长老法会，事后偕智圆、自真诸师朝礼五台山，而后返鄞。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八月，接任宁波永宁寺住持。十一月远涉重洋，赴南洋弘法。其间曾到过新加坡、槟榔屿、暹罗(泰国)、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在印度请得佛舍利三粒，复回锡兰、缅甸，请得贝叶经、玉佛，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返回宁波，安奉舍利、玉佛、贝叶经于永宁寺。翌年三月，圆师当选宁波市佛教会会长，接事之后，在宁波创立了一所宁波普益学校，在镇海创立了一所僧立国民学校。
　　圆瑛法师首次升座讲经，是宣统元年秋末，在涌泉寺讲《护法经》。以后四十余年间，讲经说法，无间无休，少有中断。如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在一吼堂讲《法华经》，翌年在接待寺讲《大乘起信论》，民国九年(一九二○年)于北京观音寺讲《楞严经》、《法华经》，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于宁波七塔寺讲《无量寿经》；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厦门南普陀寺讲《楞严经》，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二月于槟榔屿极乐寺讲《阿弥陀经》，同年七月，复应台湾善慧和尚之请，于基隆、台北、新竹等地演说讲经，以后每年讲经，不及细述。
　　圆瑛法师早年在天宁、天童二寺，受冶开、寄禅二大禅师培育，宗下工夫深有基础；以后听通智、祖印、道阶、谛闲诸法师讲演台贤教义，自己于经论上痛下工夫，所以宗说兼通，行解相应。他辩才无碍，讲经深入浅出，使听众心领神会，获得法喜，因此所到之处，法筵之盛，恒座无虚席。他的法席遍及于海内外，如宁波、杭州、上海、扬州、南京、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厦门、福州、潮州，并远及于台湾、香港、新加坡、槟榔屿，以至于印尼、苏门答腊、日本、朝鲜。他所讲的经典，如《楞严经》、《法华经》、《心经》、《金刚经》、《阿弥陀经》、《弥陀要解》、《弥陀疏钞》、《大乘起信论》、《百法明门论》等等。尤其是对于大乘法宝的《首楞严经》，精研数十载，演讲十余遍，谛闲老法师推之为“楞严独步”。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圆师的皈依弟子顾联承、邢明心夫妇，捐出上海延安西路祖产花园用地，为圆师兴建“圆明讲堂”。圆师晚年，在讲堂内创办“楞严专宗学院”，聚众讲学，并编撰出《楞严经讲义》二十四卷，人尊之为“楞严座主”。
　　圆师一贯主张，要振兴佛教，教化众生，必自提高僧伽的素质做起。而提高僧伽素质之道，首重教育与训练。基于此一理念，故早在宣统元年，出任鄞县接待寺住持后，即在寺中创办“佛教讲习所”，培育僧材。后来于住持槟榔屿期间，在槟榔屿创办“佛教研究会”，鼓励僧侣研究佛学。晚年创办楞严专宗学院，圆明佛学院，皆由振兴佛教，培育僧材之理念而来。至今在海内外弘宗演教的大德，有不少是毕业于专宗学院的。
　　入民国(一九一二年)后，圆师讲经弘法，道誉闻于丛林，各地名山古刹，争相延致。他先后住持过十余座道场，都是因缘成熟，众望所归，固辞不得而出任的。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三月，圆师自槟榔屿弘化回国，应请出任泉州开元寺住持，晋山之后，见殿宇破坏，僧侣星散，决心予以重建。未几转道、转物二法师自南洋返国，三人协同兴修，由大殿至万善戒坛及双石塔等，一一予以修缮，寺容为之一新。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于寺内创办泉州开元慈儿院，自任院长，陆续收容孤儿两百余人。开元寺修建初期工程完成，圆师辞位，推转道法师继任。圆师到上海为院童采购衣服寝具，时宁波天童寺住持文质和尚，及监院志峰和尚，率两序大众致函圆师，请他出任天童寺住持。圆师以慈儿院初创，开元寺修建工程犹待进行，复函辞谢。翌年四月复远赴南洋，为开元慈儿院筹募基金，所得之款，于马六甲成立董事会保管，以所得息金，汇交泉州开元慈儿院支用。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十月，圆师应福州大雪峰崇圣寺两序及护法会之请，出任崇寺住持，并得崇圣寺达本老和尚传法授记，为曹洞宗第四十六世法嗣。是年十一月晋山，说法语曰：
　　一别兹山三十年，算来空费草鞋钱；
　　今朝振赐归桑梓，坐断雪峰最上巅。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圆师接受了福州市内的法海寺为雪峰下院，披荆斩棘，重修殿宇，并新建万缘堂，使此荒废多年的古刹，重为中兴。同年，他又被选为宁波七塔报恩寺住持。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二月，复当选为宁波天童寺住持。天童寺是六朝古刹，禅宗祖庭，常住僧众三千余人，冬参夏讲，行之有年。四月举行晋山大典，仪式极为庄严隆重。天童是圆老旧游之地，此番重来，进院说法曰：
　　一别天童已有年，今朝策杖返林泉，
　　青山面目仍如旧，翠竹苍松尽是禅。
　　是年十一月，圆老于天童传授千佛大戒，设千僧斋，盛况一时。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应福州瑞峰林阳寺大众之请，出任林阳寺住持。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二月，圆老自天童寺辞位，是时有六处大丛林争相迎致，他皆辞谢。唯鼓山涌泉寺，为闽中首刹，也是他早年披剃之地，桑梓所关，义不容辞，乃就任涌泉丈席。晋山之后，立意整理僧规，端正道风。自立规则十二条，曰：
　　不放逸、不偷安、不坏规、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用势、不居功、不徇情、不背理、不欺弱、不畏强。
　　他与四百余常住众共同遵守。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圆老在上海组织僧侣救护队，十一月赴南洋募化经费，翌年三月，又为槟榔屿首刹极乐寺推为住持。此后虽也有许多寺院请他出任住持，他都一一婉谢了。
　　先是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有“改僧寺为学校”的建议，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更拟出了庙产兴学方案。这时佛教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组织(民国初年的中华佛教总会已经解体)，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四月，江浙佛教诸山长老，在上海举行全国佛教代表会议，决议成立佛教会。六月上旬，中国佛教会在上海成立，圆师被选为主席(以后连任七届主席、理事长。)委员有太虚、仁山、德浩、常惺、弘伞、王一亭、屈文六、关絅之、黄涵之等三十一人。以后经太虚法师们与王一亭居士联名上书国民政府蒋主席，王一亭并亲谒蒋介石，陈述佛教会成立的理由，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三月获得内政部立案，中国佛教会在上海正式成立。
　　中国佛教会成立，本可集中僧界优秀人才，运用佛教丰厚资源，振兴佛教，弘扬正法。无如当时一部分僧侣，思想保守，认不清时代背景，唯以把持庙产，操纵佛教会为事；尤以上海所谓“名流居士”者，其中固不乏慈悲喜舍，真心为教之人，但亦不无失意政客，落伍军人，虽然以佛教徒自居，但其领导欲仍然炽盛，混迹佛门，无非利用佛教群众关系，做为重入政治舞台的资本，他们在佛教会内播弄是非，翻云覆雨。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佛教会改选，太虚一系获得胜利，将会所迁至南京办公。落选的名流居士不甘，唆使圆瑛辞职，发动江浙诸山抗缴所承认的经费，进而在上海设立佛教会驻沪办事处，以架空南京的中国佛教会。太虚法师遂登报辞职，从此不过问佛教会事务。自此之后，中国佛教分为两派，保守派的江浙诸山及上海名流居士，拥戴圆瑛法师为领袖；希望佛教改革者则拥戴太虚法师为领袖。圆瑛、太虚二师，本来友谊颇笃，曾义结金兰。唯以“名流居士”之辈从中播弄是非，使他们的友谊终至于凶终隙末，影响到佛教的发展与进步，这是一件令人十分惋惜的事。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日寇侵华，抗战爆发，国难当头，圆老在上海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会，决议召集江浙沪佛教青年，成立僧侣救护队。圆老被选为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团长。未几“八?一三”沪战爆发，一百多名青年僧侣组成的救护队，在吴淞前线的枪林弹雨中，执行抢救伤兵任务。在三个多月的战争期间，他们抢救了伤兵及难民八千两百余人。而救护队的青年僧侣，也有沙场捐躯，或为炮火所伤而终身残废者。在救护伤兵的同时，佛教会首先在赫德路“觉园”成立了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以后收容所增加至八处，收容难民三千多人，供给饮食医药。后来仍收容不下，圆老在他的圆明讲堂内成立了第九难民收容所，由白圣法师任主任，明旸法师任总务。
　　沪战后期，救护队在枫林桥救出了三百多名伤兵，以各医院伤患爆满，无处收容，佛教界同心协力，赶著成立了一所佛教医院，聘请医护人员，募集器材药品，收容了这三百多名负伤战士。同时，战地横尸遍野，狗鼠啮食，惨不忍睹，佛教界又成立了掩埋队，掩埋战地遗尸。
　　十月下旬上海战事逆转，圆老率救护队撤至南京，继而撤到汉口，并在汉口成立了第二救护队。当时战局紧张，救护队经费無著，圆老奉国府林子超主席函，嘱他将救护队交付其他法师领导，希望他到南洋募化救护队的医药费。十一月中旬，圆老带著林主席的三封亲笔函赴南洋，他的剃度徒明旸法师随侍。十一月十七日抵达新加坡，受到佛教大护法李俊承居士的接待。十二月初，在新加坡总商会演讲，号召炎黄子孙，共赴国难，成立了“中华佛教救护团新加坡募捐委员会”，汇款到汉口，维持救护队经费。在新加坡募捐期间，侨领陈嘉庚倡议成立“新加坡抗日救国募赈会”，予圆老以极大的支持。而狮城诸山长老转道、转解、宏船、广洽等，也发动信徒捐输。
　　继而到吉隆坡，得到侨领胡文虎、文豹兄弟的支持，热诚捐输。商会会长黄重吉也号召组织“筹赈会”，响应捐献。由吉隆坡再到槟榔屿，侨领邱善佑、朱和乐、林佑春、谢应嘉等居士，及诸山真果、伯圆、华智、慈航诸法师，均大力支持，宣传救国赈灾，获得侨胞踊跃捐献。是时已到了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春天，三月下旬，槟城首刹，建于清季光绪年间的极乐寺，选圆老出任住持。极乐寺是鼓山涌泉寺下院，是圆老的戒师妙莲老和尚所创建，如今圆老出主此寺，也有极深的因缘。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七月，圆老应上海中国佛教会函促，返回上海。首先视察了收容所、佛教医院、掩埋队，各处工作情形令他满意，但最大的问题仍是经费困难。圆老为鼓舞工作人员的士气，声称经费由他负责筹募。是年九月，他又带著弟子明旸，再度赴南洋，向各地侨胞报告国内救护机构情形，并发起“一元钱救国难运动”，由各地募账会收款汇到上海。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春，复由新加坡渡海到印度尼西亚，于棉兰、日里坡等处弘化及募捐。六月返国，途经菲律宾马尼拉，受到早年天童寺同参性愿法师的接待。
　　八月回到上海，未久之后，有无耻汉奸向南京日寇宪兵总部告密，称圆瑛曾到南洋募款百万，资助重庆的抗日政府。是以十月十九日，上海的日寇宪兵队，以七部汽车载著荷枪实弹的宪兵，将圆明讲堂团团包围，入内把圆老及明旸法师逮捕，解往南京的日寇宪兵总部。在南京受到日寇宪兵的刑讯，圆老不为所屈，从容陈辩，表现了佛子为法度生的坚贞气节。在狱中除应讯辩论外，他每日结跏跌坐，提起慧照，观照身心皆空，置生死于度外，了无挂碍。是时上海佛教人士也极力营救，日寇也慑于圆老在国内外的声望，不敢加害，于十一月十日将他和明旸同时释放。
　　回到上海，仍驻锡圆明讲堂。沪上佛门缁素，纷纷登门慰问，圆老对众表示，他今后将谢绝事务，专修净土和从事著述。他先后致函福州鼓山涌泉寺，辞去方丈职务，及致函中国佛教会，辞去理事长及灾区救护团团长等职务。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三月，圆老的缁素四众弟子，为了支持圆老著书立说，特于圆明讲堂成立了“圆明法施会”，行印《圆瑛法汇》及各种佛经，广为流通。
　　在日本投降以前几年中，圆老在圆明讲堂中念佛著书。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五月，应天津居士林林长靳云鹏居士之请，乘火车北上天津，在居士林讲《阿弥陀经要解》及《圆觉经》。九月又应北平佛教人士之请，转赴北平，受到佛教各寺院及社团的欢迎，作了多场演讲，并应净宗大德夏莲居老居士之邀，在崇俭素食会讲《净土法门自修之经验》；及应北平中国佛学院院长周叔伽居士之请，对全院师生发表演说。直到是年年底，始返回上海。
　　日本投降前一年，圆老感于弘法人才缺乏，培育僧材实为当务之急，因有筹办“楞严专宗学院”之计画。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元月，发表〈上海圆明楞严专宗学院缘起〉，此文发表，京、沪、杭、宁各地青年学僧报名者百余人，二月考试，录取三十二人，夏历四月八日佛诞日开学，圆老编写《楞严经讲义》，逐日亲自讲授。圆老一生听《楞严》，学《楞严》，以至于讲《楞严》，在以后数年中，编著《楞严经讲义》二十四卷，故有“楞严座主”之称号。
　　是年八月十日，日寇战败，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八年抗日侵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圆老赋诗志庆：
　　福慧从兹归净土，布施广结众善缘，
　　精进不退归净土，管教直上紫金莲。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夏历五月为圆老七十寿辰，四众弟子为他举行庆祝法会，他辞之不得，唯有随缘听之。寿诞之日，诸山长老、社会名流均光临庆贺。圆老作〈七十口占〉：
　　行年七十老头陀，满眼风光会也么？
　　万法皆空忘物我，寸丝不挂泯机梭。
　　穿衣吃饭西来意，瞬目扬眉一笑过；
　　任运随缘消岁月，了然无佛亦无魔。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退迁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始政，圆老留在上海。一九五一年辛卯岁，其晚年力作《楞严经讲义》出版，流通海内外。一九五三年癸巳岁，年老致疾，食量减少，体力日衰，经中西医治寮无效，住入宏仁医院检查，证实为食道癌。五月中旬起，病势转重，完全不能进饮食，日注葡萄糖盐水一千公撮延命。六月，北京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推举他为会长，事实上他人在上海，已病入膏肓了。
　　八月中，嘱其徒明旸曰：“我们出家人，生归丛林死归塔，我决意要回天童，你赶快设法送我去。”八月二十日回到宁波天童寺，延至九月十九日(癸巳岁八月十二日)晚十一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示寂，世寿七十六岁，僧腊五十八夏，戒腊五十七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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