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佛理散文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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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台湾佛理散文的勃兴，无疑应该归功于台湾一批年青的散文作家的自觉尝试与努力实践。像林清玄、林新居、方杞、王静蓉、黄靖雅、季瑛棣等在佛理散文创作上比较活跃的作家，大都是五六十年代出生，深受“人间佛教”精神的熏陶滋养。他们在佛理散文的创作上表现出一些颇引人瞩目的共同特征，首先，他们几乎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良好的文学修养，这一点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那些作家们是相似的，但是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只是偶尔写作一些佛理散文，而这些青年作家们却以此为自我创作的基本主题。现代作家是用佛理来观察人生现象，他们则往往是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来阐释佛理，弘扬佛义，其自觉程度无疑更深些。其次，他们都自称是佛弟子，不仅学理上习佛，而且能亲自体证，像王静蓉就在杂志上自立副刊教习瑜伽，林新居也担任过专业禅修的指导教师，所以，他们创作的佛理散文是融佛经、禅典和自我生活感悟于一体的，而尤以自我生活感悟为其特征；其三，他们的佛理散文创作在基调上贯穿着人间佛教的人世精神，一扫传统的厌世情绪，倡扬充分地享受人生，如林清玄在阐述自己之所以写作菩提系列散文的因缘时，指出自己：“与许许多多的佛教徒接触，发现许多人不仅未因学佛迈入心灵平安、生命喜乐之境，反而增加了许多烦恼和痛苦：他们苦恼的行囊不仅没有放下，反而在背上新增了许多包袱，包袱上写着‘业障’、‘轮回’、‘因果’等等字迹，背带上则写着‘人生是苦’‘厌离世间’的言语。”[①a]林清玄还说：“由生命的苦恼走入佛门，是很好的，但是闻法而雀跃，欢喜信受不是更好吗？苦恼中求悟是很好的，但是以喜悦的心来求悟不是更好吗？以厌离世间的心走向净土是很好的，但是以欢喜净土的心走向极乐世界不是更好吗？”林清玄自然认为后者才是佛所言的“喜无量心”，才真正符合佛对菩萨最根本的教导。可以说，正是上述特点决定了这些佛理散文作家们题材、主题、风格、体式的规定性，并且使他们俨然以一种共同的新颖的群体风格出现在散文创作领域中。 佛教理论宗派众多，大小有空之中还有许多分别。其中禅宗可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所谓禅者，佛之意也。释迦拈花，迦叶微笑，这个故事曾被禅宗用为说明自己的理论是释祖所传的正法眼藏，确实，禅宗在中国思想史上，深受儒家人性、心性学说的影响，把禅落实到人生、人性上，以致于六祖慧能的《坛经》几乎以人性、心性替代佛性。古代的僧侣常从禅宗学说中找出冲破佛门戒律、亲身体证生活的理论依据，本世纪佛教改革家杨度倡扬删除迷信和违背生理的戒律的“新佛教”，太虚提倡“人生佛教”也都是以禅学为宗的。释迦牟尼创立原始佛教时，是整个地立足于人生，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所以，禅宗声称自己得佛之真义神髓，并非没有道理。当代台湾的佛理散文作家深受人间佛教精神的浸润，其创作所弘扬的佛理自然以禅为中心。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向读者介绍禅宗公案故事。禅宗授法倡扬顿悟，以心传心，以意会意，不诉诸文字，不求诸语言。但是既然要传心法，就必然无法完全排除语言的参与，所以禅宗思想发展史上充满了机锋、辩才、灵感、慧悟的故事，这些故事“多半”简洁而含蓄：“对语文及禅的精神无法把握的人，较难领会其中妙义。透过文学的技巧来呈现它，也许是帮助读者对禅产生兴趣的第一步，然后才能漫步禅林，欣赏黄花翠竹，享受夏风抚触清凉。”[①b] 能够把一个禅宗公案故事讲叙得生动活泼，元气淋漓，美妙隽永，这对于一篇散文而言已经是难能可贵，但对于这些习禅有年的散文作家而言，讲叙禅宗公案故事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进入主题的方式，他们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一个禅宗公案故事来阐发佛理。如林新居的散文集《满溪流水香》，或者有系统地介绍历代禅师言行，或者不失深度地解析禅宗公案，几乎每一篇都会有作者本人对佛理的阐发。其中《无心之悟》写一位有道行的禅师专注一心参悟无心的境界，一天到晚不敢放逸自觉精进神速，但有一天他偶然经过花街柳巷，里面恰好有一个妓女在高声叫喊“你今天无心来找我……”，“这无心的声音飘过窗口，划破虚空，传入这位禅师的耳里，仿佛隔着千山万水慈母的呼唤，唤回了游子远扬的佛性，震撼了禅师多年来的参悟”。禅师当下明心见性，悟入实相本体。作者分析阐发说：“禅师执著在‘无心’上，仍是有所用心，但由于他太专注了，所以只剩下这个‘无心’。这个‘无心’念头，装满了他的黑漆桶，只待一个力量，便可使漆桶底脱落。正好他‘无心’走过花街柳巷，妓心‘无心’的召唤，声缘触发，拨动了心底那根弦。于是他悟到了此时此刻，此情此境，就是真正的‘无心’，所以产生了共鸣！他开悟了。因为在那一刻里，他无所用其心，所以才能悟到真心。”又如方杞的《人生禅》所讲叙的大都是禅宗史上有名的公案故事，《听风》一篇写南泉普愿禅师与一学僧、一侍者之间的问答，都莫不如此。林新居与方杞这两种风格在禅理散文创作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王静蓉、黄靖雅等与林新居相似，李瑛棣则靠近方杞），两种写法当然是各有千秋，林新居的议论堪称点睛之笔，其见地更是平实、中肯、允当，让人读之感受亲切自然，而方杞的佛理阐发是通过故事本身而表现的，读完之后需要掩卷沉思，方能领悟其中奥义，这样，对读者本身的悟性慧根也有更高的要求，不过，倘若读者对佛学并无太多了解，即使将方杞的《人生禅》系列散文纯粹当作美文来读，也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 关注现实人生的另一个焦点，就是如何在喧嚣嘈杂、支离破碎、机械单一的工业文明的阴影中保持心灵的安定与人格的圆融。20世纪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给人类造就了巨大的福益，但同时也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无可回避的深刻危机，受益的是人类的肉体，落难的是人类的精神，这种历史悖反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本世纪来无数有识之士怀着无尽的焦虑探索与求解的问题。在无限膨胀的物欲刺激下，在以消费赢利为目的文化工业的无微不至的控制中，人类心灵的自由受到威胁，精神的家园正在荒芜，主体的价值已经失落，人的物化趋势已经到了严重关头。台湾作为一个比较发达的工业社会，作为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区域，居住其中的知识精英是较早地感受和认识到了这一工业文明精神危机的。宗教从来就是人类精神的守护者，而佛教的禅由于其代表着东方诗性文化的精魂正被探求补救西方文化之弊的文化学家寄予着厚重的期望。因而如何在这种物化趋势中拯求自我，进而普渡人类，当然也就成了以禅为中心的台湾佛理散文作家写作与思考的基本主题。综而观之，台湾佛理散文作家在这一基本主题的探索方面，仍然是以禅心为出发点。 如果把台湾当代佛理散文与二三十年代作家的佛理散文作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精神上的承继。譬如对童心的崇拜与礼赞，林清玄曾写过一篇题为《孩子，是我的禅师》的散文，很明显受到丰子恺的启发影响，文中还多次提到丰子恺的《护生画集》里的诗与画。在《姑婆叶随想》一文的结尾，林清玄说：“在姑婆树高大身影下，我种了一种在松山路天桥上捡到的植物，名叫‘婴儿的眼泪’，想到许多宗教都说唯有心肠如赤子，才可以进天堂。小孩子纯真，没有偏见，没有知识，也不判断，他只有本然的样子。或者在小孩子清晰的眼中，我们会感觉那就像宇宙的某一株花，某一片叶子，他们的眼泪就是清晨叶片上的一滴露珠。”这种礼赞与丰子恺当年的文章简直如出一调。林新居的《菩提心语二帖》中也提到丰子恺的童话《明心国》，并以此来说明“明心见性”的道理。王静蓉的散文有不少是将佛理同少年夫妻间的口角逗乐结合起来写的，如《闭关》写作者的男友阿瑟朝山之后与作者之间的一段对话，阿瑟为了精进要去“闭关”清修，“我”自然很不高兴。阿瑟就说要“我”皈依他的足下，还给“我”取了个法名叫“QQ”。“我笑了。我名字中有个安静的静字，取其单写：Q，他又看我脸儿圆圆，撒起娇来像QQ糖，所以常喊我Q小姐。其实，他哪像我那儿当真，他是在真真假假里飞翔着，这时候，我才是一只把自己闭关起来的鸟儿呢！”这篇散文是由玩-笑讲到佛法，另一篇散文《梦语》写阿瑟晚间喜欢梦话，而“我”好玩则爱逗闹他，其中既有夫妻恩爱亲密关系的描写，也有佛教义理的点化。这让读者立刻想到许地山的《空山灵雨》之影响。许地山的《七宝池上的乡思》写亡妻不愿生往金碧辉煌的佛国，而宁愿回到丈夫生活着的污浊人间，王静蓉作为佛门弟子在《花千鸟》一文中也很光朗地宣言：“每个女性多会在情之流里辗转千年万代。我也是很早就想办法要对治它的，办法是想好了，但是拿办法没办法。佛家的无常虽是一宝，但无常凭它无常，情缘起了女性丰沛的母爱和生命的实践力使她愿意牺牲在无常的车轮底下，心甘情愿。”在这些比较中，我们有理由认为，自20年代发源的佛学与人学的汇流趋势在本世纪的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史上是一直贯穿下来的。 不过，台湾佛理散文作家毕竟生活在一个工业文明相当发达的信息社会之中。他们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在写作动机上之区别不仅在于他们是自觉地用散文来宣扬佛法，现代作家则是依托佛理来写作散文，而且在于现代作家写作佛理散文主要是一种自我表现，或者说是一种不太自觉的个人修养性情的流露，而台湾的这批年青的散文作家写作佛理散文则显然是为了社会为读者而写作，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信息社会中媒体操作的特征，这样就使这些散文作家的创作品位介乎雅与俗之间。说其雅应是没有疑问的，无论从立意、构思的精妙、还是从文字的幽美，它们都可以说属纯文学的范围，但说其俗也是有道理的，首先在内容上，这些作品无不倡扬用欢乐无量之心来行世，倡导日日是好日，好好过日子，从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体悟佛性的精义，这种思路是将佛性与人性融汇起来，符合20世纪佛教与文学之关系的时代精神。但佛教义理毕竟有其谈苦说空、揭示人生之矛盾的一面，而且这也是佛教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如果过分地强调用欢乐无量之心行世，势必掩盖或者无视生活缺陷与矛盾。这或许是一种向庸常的坠落，是对生活之缺陷苦迫的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在工业文明发达的社会里，人民的物质生活日渐优裕富足，而文化工业的无孔不入的精神渗透也在剥夺着人的思考的自由与天性。日日好日，好好过日，这正是工业社会中放弃思考权利，放弃自由要求的市民阶层的口号。所以说台湾佛理散文创作的基本主题之一，无论其自觉与否，它们都是对大众趣味的一种迎合，与社会思潮的一种神契。另外，从形式上看，这些作品也显然带有媒体社会中的操作与包装的特性，如方杞《人生禅》每篇的标题都是两个字，非常整饬醒目，“风花雪月”的丛书无论是版式设计还是总体构思，都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至于每本书中都有的前序后记，虽然谈言微中，却实在是现代商品社会中自我推销的一种文学外的策略。当然，在商品发达的社会中，文化也在逐渐被商品化，从俗的倾向使台湾佛理散文创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林清玄的菩提系列两年之内重印了40次，对于普及佛教义理无疑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但是，从俗就必会掩盖人生之矛盾缺陷，佛教的慈悲精神就会被割裂开来，只突出慈的一面，而忽视悲的一面，佛法的深刻凝重的风格就会被淡化成为一种肤浅的粉红的色泽。台湾佛理散文作家尽管他们对于佛学的修养未必就比现代作家们差，但他们的作品缺乏鲁迅的《野草》那种力度，缺乏丰子恺散文的那种厚实，其原因也许正在于此。

196641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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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的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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