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纪念 佛教界纷纷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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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天从教50年：哲学大家与佛学的不解之缘 2011年09月17日 21:21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马海燕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的500余位海内外嘉宾出席，既是对这位78岁哲学大师50年学术研究的肯定，也是对30年前一直处于边缘的佛学、宗教学近年来日益兴盛的见证。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说，在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方立天教授秉持“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由一名青年学子成长为国际知名的佛教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和宗教学家，被誉为“新中国培育的能够矗立在学术史上的学者”。 迄今为止，方立天共发表著作17部，文章370余篇，其中《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等著述产生广泛影响，成为代表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最高水准的著作，并被翻译为英、韩、日等多种文字出版。 方立天亲历了佛学和宗教学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认为是“唯心主义”、“封建迷信”到改革开放后回归哲学研究本体，新世纪又被置于一个新高度的漫长过程。由方立天邀请到人民大学任教的哲学院教授何光沪说，“近些年来，学界同行都看见，方老师声誉日隆，但我们都记得方老师几十年前的境遇，恰如陆游所咏之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何光沪说，在经过“文革”等历次运动的暴风骤雨后，一般人很难理解方老师的研究。然而，方老师依然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终于完成了多部学术精品。 方立天1933年生于浙江，1956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受业于汤用彤、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他们的治学态度、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是真正的泰斗。”方立天当时是班里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课代表，与冯友兰的接触较多。后来由于政治运动，冯先生的课被停，但方立天还是自学了冯友兰的全部讲义。 1961年，方立天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当他确定以佛学为研究对象时，也就选择了一条异常艰难的治学之路。除前人研究成果甚少，需要研究者本人具有广泛学科知识、研读浩瀚佛学典籍外，当时的社会氛围也不适合佛学研究。 方立天曾说：“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体现出来。对工作、事业，我取儒家的态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对生活、名利，则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顺其自然、淡然处之。” 正是这种自强不息、顺其自然的态度让他经受住了历次运动的波折，最终迎来了厚积薄发的新时代。1978年以后的10年间，方立天出版专著6部，合著4部，发表论文50余篇，由于成就突出，国务院1984年将其从讲师破格晋级为教授。 何光沪说，方立天的研究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发那种不顾事实的高论，也不写那类无法论证的虚言。他有着对社会现实的直接面对，对文化危机的忧患意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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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向方立天致敬 祝贺方教授从教50周年2011年09月17日 18:31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丹珍旺姆 字号:T|T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与会代表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合影。(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丹珍旺姆) 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现场。(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李保华) 方立天教授致辞。(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丹珍旺姆) 各方祝贺(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摄影：丹珍旺姆) 凤凰网华人佛教北京讯 2011年9月17日，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席傅先伟长老，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房兴耀主教，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周宁副院长，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局赵学义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所长卓新平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何日生先生，及来自海内外的各界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师生等500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北京大学、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本焕长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长老、美国西来大学、深圳弘法寺、无锡灵山书院等100多家单位与个人发来贺信、贺仪。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发来贺信。朱维群在贺信中高度评价了方立天先生的学术成就，认为方立天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学者，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佛教研究的重要纪录与象征。方先生的卓著成就，足以矗立在学术研究的光荣史册上。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教授，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何日生等分别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 叶小文在致辞中说：方立天教授作为当代宗教学界的宗师，五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诲人不倦，尤其他的尽心专一，勤学谨慎的治学态度，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高尚品德，更是堪称后人的楷模。我在国家宗教局工作了10多年，有缘拜读过方先生的大作，方先生的鸿篇巨制是现代佛教哲学研究里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叶小文在致辞中还诚挚地谈到向方教授学习宗教研究的一些体会。他非常认同方教授提出的“宗教的本质是文化，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的提法。他说：的确，正在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文化中国，宗教也可以向着建设文化宗教努力。宗教神圣神秘的奥秘来自于人类本身，是人类生活文化创造的产物，人们以不同的文化方式传之延承。我们当然也都认同将宗教完全等同于文化的观点，并不否定宗教中文化繁衍的信息所镌刻人类发展的轨迹，从文化事业看宗教，宗教经典也是编辑文学作品的一部分，宗教的物品有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若干的艺术殿堂犹存。我们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围绕着和树立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潮之中，包容着宗教文化的建设，宗教可以趁势而上，有所作为，努力建设文化宗教。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致辞中代表在国家宗教局工作的方先生的弟子和学生们向方先生表示感谢。他说：事实上，我已经和我的同事们都把方先生当做我们的老师，今天在这里一并表达我们的感谢之情。 王作安说：上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方先生的课，自从走到宗教岗位之后，读到方先生的著作，特别近些年跟方先生接触比较多，对他思想和为人有了比较多的了解，方先生思想非常活跃，这是非常难得的，方先生也没有大学者的派头，总是那样谦逊。有了新的观点还特别拿过来听一听我们这些从事实际宗教工作人的意见。从方先生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什么叫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可贵精神。我和我的同事制作了一个盘，叫做道德文章为人师表，表达我们敬意。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在致辞中回顾了1961年、1962年时时期的方教授，那时，方教授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教师来到中国佛学院进修佛学课程，其专心致志、埋头为学的姿态，给传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传印长老在致辞中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并以个人名义，向方教授致以诚挚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致辞说：中国人民大学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能在中国高等教育界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与我们拥有一批像方老师这样的学术前辈分不开的。他们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勤勤恳恳，忠于党和祖国的教育事业，他们淡薄名利，潜心钻研，与人交往如沐春风之感。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最宝贵的财富。 1961年8月方立天自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历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顾问，中国宗教协会副会长顾问，中国佛教协会特邀顾问，中国哲学史宗教研究，宗教社会科学等刊物主编。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部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方立天先生秉承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由一个青年学子成长为国际知名的佛教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和宗教学家，被誉为新中国培育了能够耸立在学术史上的学者。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方教授共发表著作17部，文章370余篇，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等著作屡获大奖，成为当代代表中国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最高的水准的著作，并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等多种文字。 据悉，在为期两天的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近百名学者法师将在16场学术报告会上发表主题演讲，这些学者和法师大多是方立天教授的师友、学生，会议将围绕方立天教授在哲学、宗教学领域的学术成就展开研讨，亦藉此展现中国当代哲学、宗教学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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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1年09月17日 20:09:18 来源： 新华网 点击图片查看下一页 　　9月17日，方立天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言。当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方立天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是在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著有《方立天文集》《中国哲学研究》《中国佛教研究》等著作。新华社发（李青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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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坊】方立天：学问多从静里来 2010-06-07 17:08:39 来自: 碧血丹心(在书籍和网络之间纵横捭阖。) 生平简介：方立天，1933年生，浙江人。1956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任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人大佛学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佛教学者。 主要著作：《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法藏》、《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等。出版有《方立天文集》（六卷本）。 陈洁/文 我最喜欢方老师斑白的两撇佛眉，颇有古拙之气。还有他说话的神韵。方老师语速很慢，身体不适时更是声若游丝。慢却稳妥，说话办事，一二三四，有条不紊。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别人跟方先生说话，颠三倒四说了一大通，搅得人发晕。方先生一直垂睑静听，面无表情，简直像走了神。可等别人一说完，方先生马上应道，你刚才 说的是三件事，第一件……再乱的一团语言麻绳，也被他轻描淡写理清了，桩桩件件、分门别类给答复。我在旁边见了，折服不已。 　　方先生荣衔颇多，参加的社会活动也很多，备受各方尊重，可你平时与他交接，从没见到他多么高调和张扬。听头衔明明炙手可热，观其人，却到底只是冷清角落里一介学人，不温不火，遗世而独立。这个人，一点儿没有“气焰”，却热度逼人。你禁不住要惊叹：他是怎么做到的？ 未曾生我谁是我 生我之时我是谁 　　1933年3月，方先生出生在浙东的农村。方立天一直记得他小时候摸鱼的那条小溪，还有学校后面的那座小小庙宇，观音和关公共处一室。记得母亲每日里的烧香拜佛，半夜里叫他起床，走四十多里山路去拜神，吃斋饭。佛像后面那个神秘的世界，如一颗种子，就此埋入了方立天幼小的心灵。 　　这个乡下孩子没受过像样的基础教育，读小学的时候正在抗战期间，烽火连天，兵荒马乱，书读得断断续续。1949年，他刚刚从永康县初级中学毕业，常规的求学历程被打断了。1950年春，方立天来到上海，进入华东财政系统的干部学校短期学习，然后留校工作。 　　整整六年的时间，他在教务科打杂，当过校长文书，给领导写材料，也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当过助教，上过中共党史等课，辅导过政治经济学等政治课程。那些杂事，方立天一言以蔽之，曰“浪费时间”。他风华正茂，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并为此担忧了。 　　期间，因为干部学校校长和复旦大学校长是老战友，方立天被派去复旦大学听课。他生性沉静寡言，独好读书。去复旦旁听，是他在干部学校工作期间，难得的一个美好记忆。 　　方立天至今还记得1956年某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有条半个巴掌大的通知，是当时行政院的通知，欢迎大家报考高等院校，其中在职青年参加高考的，任何单位不得阻止。当时方立天还不清楚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但对好学的他来说，这就是政务院专门发给他的通知。 　　方立天的目标是北大哲学系。他沉静好思，自然地倾心于理性思辨的哲学专业，至于学校，他要报考最好的。 　　只有两个月时间准备了，他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方立天分析了一下形势：政治、语文，没问题；历史地理，加紧学习也能过关；最怵的是作为参考的数学。他想，既然只是参考分，大概只要不考零蛋就行了，他因此决定放弃自学高中数学，只把初中学过的数学复习一遍。他还准备了一篇作文范文，居然押对了题。 　　那一天，方立天一进宿舍，看到桌上摆着自己的一封信，来自北大招生办，他双手一拍，好，中了。果然如愿以偿。他当即出门买了套新衣服，请假回了趟家，就意气风发地北上了。这是他人生的第一大转折点。 　　当时的北大，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都还在，哲学系里的冯友兰、汤用彤、洪谦、郑昕、张岱年、任继愈、任华等人都还在站讲台，图书馆藏书国内第一，方立天求知若渴，如鱼得水。即使在冯友兰靠边站之后，作为中国哲学史课代表，方立天还是有机会与冯先生有较多的交往。在踏入学术殿堂之初，就有机会亲近先哲，感悟学术，并受到纯正学术路数的熏陶和浸染，这为方立天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石。 　　在北大5年，其实正经上课的时间不到两年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方立天不是风流人物。一来他出身地主，二来还有“污点”。1959年，他参加北大和人大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去考察河南、河北等地的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较真的方立天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把四亩地的水稻移植到一亩地里，这样“放卫星”，不是弄虚作假吗？方立天提出质疑，结果是北大因此开了他的批判会，方立天淡淡说：“开批判会的时候要求我做笔记，我很硬的，我不服。本子有多大，我在上面打的问号就有多大。”好在他没有反党言论，当时定性属于粉红色道路，还不算白专。但批判的人也说了，粉红色更坏，更有欺骗性。 　　政治“落后”，是没办法的事了。但方立天从不放弃学习。只要一有机会，就泡在图书馆人文阅览室。不管遇到什么挫折，方立天就坚持两点：第一，做人不能坏，把握住这个度，不留下人生污点；第二就是要学习，他坚信，现在这样的形势是不正常的，以后总会变化的，现在好好学，以后总有一天能用得上。这道理，他不敢跟任何人说，但心里的主意却是坚定明确的。无论是大学求学阶段，还是后来工作期间，方立天都严守这两条原则。 　　毕业是在1961年，国内的政治气氛有所缓和，即使这样，方立天也不乐观，出身不好，政治上又不是“进步人士”，他很苦闷也很消沉。毕业生可以填四个分配志愿，方立天填的一水儿青海。 　　谁也没想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到北大来要毕业生，挑了中哲、西哲各一人，其中中哲的人，就是方立天。 　　方立天总结自己的人生，最重要的两个转折点，一是考上北大，二是分配到人大。这样专业对口，以后没浪费时间。方立天的另一个总结是：人生浪费的两段生命，一是1950到1956年，二是文革十年。 　人从巧计夸伶俐 天自从容定主张 　　到了人大工作，除了教学以外，还要搞科研。中国哲学史时间跨度那么大，得有分工，中国哲学教研室便开会，要大家各自敲定研究领域。先秦、宋明都有人认领，唯独魏晋南北朝没人要，皆因那一时期思想太乱，研究难度大。方立天一权衡，没人做的更好，我做，就是要做难的，别人做不了的，这样做好了，无人能比。而且自己在北大学过，有基础，应该能拿下。于是就把自己的大好年华，交代给了那段天下纷争、文人风流、佛教大兴的岁月。 　　魏晋时期的思想，基本上由道教和佛教两分。或许是因为童年的浸染，研究过程中，方立天对佛教更有感觉。他真真是有心人，当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以后做中哲的人肯定越来越多，竞争也必然越来越激烈，自己如何能够突出呢？不行，除了中哲，自己还要有另外一手。一手中哲，一手佛教，学术的饭碗就端稳了。 　　可是，研究佛教，谈何容易？马克思已有定论，宗教是鸦片。不管是否是误译误读，在当时，鸦片就是宗教的定性。方立天找遍了北京高校，居然没有一处开设佛学课。他到处打听，终于得知在中国佛学院所在地法源寺里，出家人还在传授佛教课程。方立天便每天从动物园坐15路公交到宣武门，步行到法源寺旁听佛教课。这还得悄悄地，瞒着单位。而僧界对方立天这样的“另类”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担心方立天来学习是为了批判，另一方面又觉得高校教师愿意来寺学习，很光荣。这样“走读”一段时间后，冬天就要来了。当时的副院长周叔迦很慈悲，便允许方立天住到寺院。由此，方立天得以有机会亲近佛学院虞愚教授以及法尊、正果、明真、观空等法师，较为系统地学习佛教的历史、理论、典籍和仪轨。尤其是周叔迦，亲自给他开书单，并让他定期报告读书心得，可谓耳提面命。 　　在寺里与出家人比邻而居，一住8个月，这段经历对方立天影响很大。从那以后他对佛教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对僧界也有了实际的认识、同情的理解。从此他写文章，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还不免批判佛教，但毕竟是讲道理的，不谩骂，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有合理的成分，这些都获得了佛教界的认同。但是他短暂的寺院生活在文革时就成了一条罪状，大字报批方立天，说，高校教员去寺院那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居心何在！ 　　从寺里回来后，方立天又自己摸了两三年，渐渐摸出门道来了，开始做个案。道安及其弟子慧远、僧肇，一个个做将开来。 　　方立天为人谦和冲淡，温和有礼，心性却很高。他刚进入学术圈，就给自己立目标，写文章专挑最好的地方发表。宁可少发，一定要在最高级的杂志发。他也知道这样要求高，可能出成果慢，但他不怕，他知道，在顶级杂志发的文章，一篇顶很多篇。方立天到老了，不无得意地总结说，现在看起来，这些思路都是对的。 　　当时他就盯着《哲学研究》、《新建设》、《人民日报》三处。因为用心，居然每稿都中，从此信心大增。 　　1964、1965两年，他一口气发表了五六篇论文，其中学术处女作《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发表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新建设》上，另有《慧远佛教因果报应说批判》、《僧肇的形而上学》、《对中国佛教思想的研究与批判》等。有一个小例子可以佐证方立天当年的论文质量。文革结束后，1978年的一天，方立天去参加一个会议，听到身后有人感慨说，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ChineseStud鄄iesinPnilosophy）杂志，翻译刊登大陆的论文，迄今只有三篇，一篇是侯外庐的，一篇是……方立天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吓了一大跳。这才知道，他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5期上的《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影响早就传到了国外，而他在江西参加体力劳动，对此一无所知。 　　两年间刚崭露头角，文革爆发了。期间他下了三年干校，在江西打石头。当然想看书，可怎么敢啊？尤其还是佛教的书，更是想都不能想。方立天暗地里思忖，形势如此，自己也不能拧着来。至少可以通过劳动，把身体锻炼好，延长生命，也是重要的。他总要等到世界变化的那一天，有好身体撑着能干点事儿。 　　当时对于干校的政策，原则上是就地消化。方立天感慨说，这时候就看出领导的能力和水平了。人大的崔校长给江西地方介绍情况，很“客观”地说，人大这帮下放人员有“三多”：老干部多，工资高的多，年龄大的多。江西一听，不干了，崔校长就这样不动声色保护了队伍，使得人大学者没被打散，又整个儿回到北京。方立天说，这可以算人生另一个小小转折。如果真的留在江西，以后的学术道路怕是又不同了。 　　回到北京后，人民大学奉命解散，教师员工被拆散分解到各校。哲学系整个并入北师大。或许正是佛教赋予的智慧，柔软又坚强。方立天并不与现实世界满拧，但也绝不无条件地顺从形势而堕落。他生性沉静寡言，但心里有主见，认定的事坚持不动摇。他努力锻炼身体，默默地思考，静静地等待冰消雪融的那一天到来。 　春日才看杨柳绿 秋风又见菊花黄 　　这一天到底还是来了。文革结束了，人大恢复，方立天又回到了久别的校园。那一年，他45岁。 　　我请方先生用一句话描述自己，他回答：从不浪费时间。 　　在人大图书馆，方立天是个“名人”。他一大把年纪了，还每天背着书包，到图书馆里看书。一开始也有心理障碍，毕竟旁边坐的都是学生，但他能放下架子，他喜欢图书馆，图书馆好啊，有气氛，可以集中精力，看书效果大大不同，时间也有保障，不会有人找上门来敲门，别看这事那事的琐屑，吞噬起生命来，却是最有力的。 　　读书人都知道，康德作息准时，他出门散步的时间可以供邻居定时用。在人大校园里，也有这样一座钟，那就是方立天进出图书馆的时间。他每天早上等着工作人员开门，晚上由工作人员催着关门。久而久之，图书馆方面也感动了。那时的图书馆，书库是封闭的，需要什么书，得填写书单，由工作人员提取。图书馆却为方立天在书库里设了专门的桌椅，这样一来，他就真的被埋在书山书海里，海阔凭鱼跃了。 　　研究佛教之难，非身体力行者不能体会。佛经难读。一来，佛教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二来，很多名词概念生僻难解，万不能望文生义。最后，佛教派别很多，一派和一派的观点都不一样，佛教又太开放，什么都接受，什么都保留，导致大藏经卷帙浩繁，让人头疼。 　　记者问，佛经难读，怎么办？方立天给了个最笨的办法：反复看。肇论他看了几十遍，才渐渐有所体悟。 　　记者又问，佛教难治，怎么办？方立天又给了个笨答案：体会。佛教虽然也有理论性的，比如唯识宗，八识就是心理分析，要心理学基础，但主体部分，还是要有生命体悟在其中。 　　说到这些年的研究成果，方立天本来是可以极骄傲的，他的《佛教哲学》一书，可以说树立了中国佛教哲学的范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本严肃的学术专著竟上了地摊。这并不是他唯一被地摊盗版盗印的书，方立天的书架上，就有一本《中国佛教和传统文化》，作为“莫须有”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种。方立天点点头，说，嗯，印得还不错。 　　但方立天自己最看重一本书，《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当年为了这本书在人民大会堂的首发式，佛学界和哲学界最大的头头脑脑们一齐亮相，盛况空前。方立天自称是“一本书主义”，他学术起步时就想着要写这么一本书，他在中哲、文献、历史方面所做的全部思考、资料的准备，最后都是为了孕育一本代表作。《要义》一书，他前后写了15年。如他所愿，他成就了自己学术生涯的“一本书”——当今但凡做佛教哲学研究者，都绝不可绕过的一本书。 　　一个人的人生，可以“尽在自己掌控中”吗？两千多年前的印度人乔达摩·悉达多也许会回答，是的。放下王子人生，独创佛陀人生。对于这个问题，方立天也可以回答，是的。以一本书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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