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诗

笑獅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唐朝，进入了黄金时代，从诗歌到绘画，从音乐到雕塑，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这些文化艺术领域火山爆发、高原崛起式的突变，都与佛教的传播尤其是禅宗的兴起、繁盛有着极大的关系。 自从佛教东传，中国文化艺术受日益受其影响。尤其是到了盛唐，政治清明，思想开放，刚刚兴盛的禅宗，以其独具一格的思维方式、超然物外的洒脱飘逸、通天彻地的广博智慧，赢得了文人士大夫的倾睐。他们谈禅、习禅，思想上有一种禅理化的倾向，不知不觉里引起了他们生活情趣的变化，自然而然，也会反映在他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他们以禅入诗，以禅入画，以禅入乐……艺术思维日益由粗糙浅直，走向宏深精微，进而产生了质的飞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唐代诗歌的发展，绝对不仅仅是格律的创制与文字的成熟，促使它发生质变的力量，正是诗人习禅，以禅入诗；禅者写诗，以诗说禅；禅中有诗，诗中有禅。 知空禅师曾经与一位文友说道：“今山僧与居士评诗，居士与山僧谈禅，何耶？自古诗情半个禅。以禅为诗，以诗为禅，无可无不可也。” 禅的渗透，使得诗的魂魄更有灵性，变得更加空明灵透、飘逸超脱，达到空前的审美境界。所以，元好问说： “诗为禅客添意气，禅是诗家切玉刀。” 正是禅的修养、禅的体验与禅的领悟，成就了许许多多伟大诗人：王维，白居易，孟浩然，刘禹锡，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陆游……。在他们的作品中，诗的意象与禅的意境去留无痕，水乳交融，产生一种物我两忘、意味无穷的独特美感，从而达到涤荡世俗污浊，向往人生解脱的高洁情趣。 同时，随着禅宗的兴盛，祖师们为了阐释不可说、不可道的禅，多用偈子、诗颂“绕路说禅”。于是，诗歌海洋中诞生了一朵奇葩——禅诗。禅者有着大死大活、大破大立的气概，独具“芥子纳须弥，于一毫端现大千”的大智慧；加之禅者开悟之后，精神上获得了绝对的自由，因此他们的气质转变得超逸、洒脱、豪放，与诗人的气质相近；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日常思维方式转化成为直觉型的灵感思维：“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所以，禅者吟诗不用像诗人那样“为赋新诗强说愁”，随手拈来，即是大好诗篇： 欲知吾道廓，不与物情违，大海纵鱼跃，长空任鸟飞。 第一个明确提出，深入禅定的心灵状态与诗歌创作的精神状态相即相融的，是“清境派”的创始人——禅僧皎然。而他的的学生、大文学家刘禹锡也曾契入、描述过这种境界。 刘禹锡天生与佛有缘，他幼年时期曾经就学于著名的诗僧皎然，所以皎然也是他诗歌创作的的启蒙老师。他曾经是“永贞革新”的主要成员，政坛失意后，被流放了长达二十二年。因此，他有了大量空闲时间打坐参禅。在一次静修中，在灵明不昧的禅定状态下，他无意之中窥探到了一个天大的秘诀： 诗境与禅境，相近且相通！ 他详细描述道：“能离欲则心灵空明虚静(因戒而生定)，心灵明静则森罗万象映入（禅定显发智慧），此时，如形之于诗词，其词美妙而深邃；若赋之于声律，其曲婉转而灵动。所以，自古以来，有许多禅僧以惊人的诗才闻名于世。因禅定而得到诗的意境，故而脩然以清；由禅定显发的智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到宋代，禅宗如狂飙突进，风靡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文人士大夫更是以参禅、谈禅为时尚。他们在禅修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发现，参禅与写诗有着几乎一致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悟”——参禅须悟禅境，学诗须悟诗境。 天才诗评家严羽首发“诗禅一致”之先声，他指出：“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不知禅，亦必不知诗。”——要知道，严羽本身就是一位禅者。 从此，诗与禅便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 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韩驹《赠赵伯鱼》） 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 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吴可《学诗诗》） 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 个里稍关心有悟，发为言句自超然。（戴复古《论诗十绝》 学诗浑如学参禅，悟了方知岁是年。 点铁成金犹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龚相《学诗诗》）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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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小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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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善佛缘

“吾心似灯笼，点火内外红。有物堪比伦，来朝日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