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士 儒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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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士 儒 商 超级主义者的导论

当我1993年底进入三井物产（综合商社）工作不久，一次工作上遇到了紧急的问题，赶紧去向总经理请示，却莫名其妙地遭到了训斥，原因是我没有首先向这个业务的主管和副总经理汇报，直接找到了这位总经理。显然，我在无知的情况下犯了日本公司的一个大忌，即：“越级报告”。此时，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曾经工作过的国家机关或者说是国营企业的感觉，那就是所谓的“等级观念和制度”。随后，我注意到职员手册中明确地将职员规定为九个“级别”，另外还有一套“职称”评定规定。我突然意识到，这种等级制度和职称评定与军队建制几乎丝毫不差。军队是按照“士、蔚、校、将”分级，同时有“班、排、连、团、师”等职称。      仔细想来，中国的国营企业体制实际上就是从战争时期延续下来的战时经济体制，或者说是前苏联斯大林体制的继承。经济学家们把这种体制称为“计划经济”，而我更愿意称它为“战时经济”或“军人经济”。考查日本两家最大的财团，即；“三井财团”的起源和“三菱财团”的创业，可以发现它们都是由日本的武士家族弃武从商而来。另外，从两家有名的日本综合商社“伊藤忠商事”和“丸红商事”的创始人“伊藤-长兵卫”和“伊藤-忠兵卫”的名字可以看到日本武士“长兵卫”和“忠兵卫”的身影。日本财团企业的快速发展的历程与日本的对外战争和大规模军需有着密切关系。另外，日本的复员军人也有相当数量被安排进大企业工作。所以说，日本的大型企业集团具有军人的血统和属性，是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的藏身之处。可以不难想象到，一旦战争爆发，日本的财团企业可以迅速完成向军队的转变，综合商社也会随之成为军团的指挥中心。   然而，与中国国营企业不同的是，日本企业或着说日本社会还有另外两种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家属性，这同样有着历史渊源，并不断延续至今。人们通常按照西方教科书的习惯谈论“市场经济”，而我更喜欢把“市场经济”称为“商品经济”或“商人经济”。“商品”和“商人”并非西方所特有或独创的东西，而是我们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社会发展中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的属性。只不过，这种属性在一定历史阶段受到了压制，不被显现出来。当人们赞叹秦始皇陵兵马俑的雄伟，感叹秦始皇凭借强大武力征服各国建立中国历史上首个统一国家时，我们往往忽视了造就这一切的背后人物 -- 大商人“吕不韦”。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证实吕不韦是秦始皇赢正的生身父亲。吕不韦担任秦国宰相期间，秦国由弱转强的史实，我们可以体会到“商人”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强大的属性。   在日本大企业工作的中国职员往往感觉日本企业是国营公司，可能是体验到了日本企业的组织方式和行为方式其间隐藏的军人属性。而日本人通常称日本的这些财团大企业都是民间企业，他们事实上强调了企业的发展历史和其中包含的商人属性。“企业就是社会”，这几乎是所有日本人的共识。至此，我可以说“军人属性”和“商人属性”是日本企业和日本社会的两个本质特征。记得年轻时对商人的最初感知仅仅是个体户或香港商人的形象，他们不过是一个或几个人从事买卖，而且是一种自由而随意的经济活动。可是，来到三井物产工作后，我发现原本自由的商人也可以用军队的思想组织起来。也许“军人属性”和“商人属性”的结合就是巨大的综合商社产生于日本的根源所在，也是日本一百多年来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奥秘所在。   如果说强大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商人”与“军人”属性结合的结果，可是这种结果并没有持续很久，秦朝在建立统一帝国15年后很快出现了危机而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期繁荣和强大的国家，这就是“汉朝”。众所周知，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成为大汉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由此，儒家思想确立了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成为两千年来中国各代帝王得以继承的治国之道。同样，我们看到日本大财团和其所属的大企业领袖们采用儒家思想为经营理念，指导企业做大、做强和做长。事实上，儒家思想和道德一直在日本社会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与日本和中国古代交往的历史密不可分。有西方学者把日本视作“儒家资本主义”，“公社制资本主义”或“从外看是资本主义，从内看是社会主义”，这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如此说来，“儒学主义”、“公社制”和“社会主义”存在着共同的哲学思想基础，这也是我后续研究设立的一个新命题。　   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日本大企业和日本社会是一个“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学思想”的统一体。换一种说法，现代日本经济是一个“儒学主义的 - 军事化的 - 商人经济”三位一体的结合体系，日本财团和其所属的大企业是一个儒家思想指导的、商人领导的和军事化体制的经济组织。日本的综合商社和财团体系是考察这一结论的最好的实证。与此同时，我作出了如下大胆的联系和臆测：“社会主义”对应“儒学思想”，“计划经济”对应“军人属性”，“市场经济”对应“商人属性”。那么，我要问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日本的“儒学主义的-军事化的-商人经济”是否存在着更多的哲学共性呢？汉王朝时期的强大力量和长期繁荣来是楚人“反秦”既而又“承秦”的产物，也是官、私工商业近一步发展的结果，实质上正是“儒学主义的 - 军人属性 - 商人属性”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与此相反，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变革中，大量的机关分流人员、高学历理论家和留美经济学者进入国营企业，形成了“自由主义-文人属性-官僚属性”的结合体，不由得不让人担心他们面对日本企业军团的战争结局。   西方人的基督教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将教义中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的辩证关系称为“三位一体”。以此为对照，我们看到日本财团大企业和日本现代社会发展的突出特征：首先，父辈是武士（军人属性突出），开始创业；其后，子孙坚持继承武士属性的同时，又建立综合商社这样的商业组织（保留军人属性，突出商人属性），使父辈的事业发展壮大；其间，朱熹的理教（儒家思想）成为日本社会近千年以来思想和道德的主导力量。此时，我们看到日本大企业和日本社会是一个军人属性（圣父）、商人属性（圣子）和儒家思想（圣灵）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的完整体制。缺少其中任何一种属性都不可能造就持续长久的统治力量。“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把日本企业管理的精髓总结为“士魂商才”，而中国学者普遍按照传统思维把其中的“士”理解为“文士”，也就是那些高学历的理论家。但作为一个在长期日本综合商社的中国人，我有不同的理解：“士魂商才”指的是“武士的精神”与“商人的才智”的结合，其中“士魂”指的是“武士的精神”，说白了就是武士道（军人属性+儒学理论）。   军人属性是父性，也是任何组织强健的根本，是成功创业者和继承者必须具备的属性。日本首相小泉不顾中国人民的感情不断参拜专门供奉日本历代军人（包括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其实质就是在提醒当今不断自由化的日本年轻人不要放弃祖辈的军人属性。所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强国思想的根本，是他们不会抛舍的军人属性。只不过，这种军人属性在某些时期被其它属性的相对强势而掩盖，没有被外界注意到。“军国主义”原本是描述一个国家动员所有资源形成的“全民皆兵”的体制，是一种绝对的“军人属性”体现。从中国秦汉时期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深切领会“军国主义”的强国力量。几百年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造就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军国主义体制，为其短时间内迅速跻身于世界列强奠定了基础，但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亚洲国家带来了战争的灾难。   当军国主义无限膨胀，使一个国家或组织的“军人属性”绝对化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必将出现崩溃的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的失败和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最终解体都重新验证了二千年前中国秦王朝短命的历史教训。从近年中国企业的兴衰中，我们可以看到德隆集团倒台和长虹企业危机都隐含着军人属性绝对化带给扩张型大企业的灾难。与之不同的是，海尔集团却在过去的几年中拼命打造它的“商人属性”，这是其高明之处。日本在二战后吸取了教训，首先制定贸易立国的政策和措施，培育和强化商人属性。同时，日本将“军国主义”隐藏为“军团主义”，表现为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商业军团（财团）重新集结和占据日本社会的主导地位。当我们斥骂日本右翼势力在教科书、台湾问题和钓鱼岛主权的恶劣言行时，无不联系到日本的大财团。大家可以在我的另一篇文章《原形毕露》中找到大量资料。   但是，让我更担心的是另一种倾向，军人属性正在从中国大企业和中国整体社会中逐步退化。不由得不怀疑，自由化的年轻一代能否继承和发扬前辈们的事业和强国梦想？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建立一个祠堂，每年定期地由国家领导们带领我们的国民瞻仰那些中国历代抵御外敌的军人们呢？诸如：霍去病（汉代）、叶青（汉代），岳飞（宋代），戚继广（明代），郑成功（明代），邓世昌（清代）等，以及大量的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革命烈士，让我们不断地纪念和缅怀这些军人，将军人属性一代代传给我们的子孙。青少年时期聆听收音机中的评书《岳飞传》，“精忠报国”的思想和意识至今贯穿在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信念之中。令人担心的是，在我们还远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之前，西方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已经开始在年轻人中弥漫开来，人们如同吸食鸦片一般而不能自拔。这种自由化的倾向可以是人们创造多元社会的一种尝试，但绝不能作为中国社会中流砥柱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选择。   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用“儒学主义的 - 军事化的 - 商人经济体系”这一基本概念来考察一下我们身边的中国大型企业集团，看看它是不是中国企业强大的内在力量。海尔集团被视为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奇迹般发展起来的企业集团，我们来分析它的本质属性应该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大学生进入海尔工作的三年经历告诉我们的是如同军营般的海尔工作和生活实录。其中反映出一些所谓的负面问题，带有充满理想和抱负的自由学生对海尔军队般纪律生活的不满。事实上，海尔公司的军事化管理是一个众所周知甚至被人称道的成功创业典范。海尔集团的创始人张瑞敏与国内国外的大企业领袖一样都是军人出身。很显然，“军人属性”是海尔集团和其领导人最明显的本质特征。最近学术界爆抄的一个所谓的企业管理新概念“执行力”实际上就是“军人属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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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集团最高领导人张瑞敏先生过去几年专心从事的一项事业“流程再造”，本质上是三井财团企业之一的丰田汽车公司早就运用于生产及时制 - Just In Time(JIT)体制。20多年前，丰田汽车公司占领北美市场，引起美国实业界和理论界的关注。一些研究者纷纷奔赴日本，考察丰田生产方式，总结出准时生产制等生产管理思想和运作方法。三井物产的战略伙伴“7-11”便利店集团正是应用丰田JIT体制，与三井物产百年来的经营哲学一脉相承，而实现了在连锁零售业的霸主地位。丰田方式最重要的是它的经营理念，一切具体做法都源自理念。而JIT实质就是尽量地减少原料和产品库存，并减少资金占用，这不过是千百年来“空手套白狼”的商人哲学重新用西方经济语言描述的结果罢了。日本综合商社的“空手道”集中体现了商人的经营哲学。  

  再看张瑞敏先生提出所谓创新的“内部模拟市场”的概念和“SBU理论”与三井财团形成初期内部各成员企业形成以综合商社为中心的交易关系和命运共同体有着相同的思想基础，它是一种集权与分权辩证哲学的生动体现。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不过是为这种商人哲学而服务的，把这种换汤不换药的东西称为一种创新，只会干扰人们对事物本质的判断。无论外界怎样描述，张瑞敏先生和他的海尔集团现在努力奋斗的一件事就是：培育和壮大商人属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和难能可贵的。需要提醒张瑞敏先生，当他放权要把海尔的3万名员工变成一个个孙悟空式的“小老板”时，一定要有一个集权的“如来佛”掌控局面，否则齐天大圣们大闹天宫的场面可难以收拾。在日本财团内部，综合商社正是充当了“如来佛”的角色。例如，风险管理是综合商社的领导们挂在嘴边常说的一句话。

  当张瑞敏先生把美国通用公司当作自己的偶像和老师，赞美和效仿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发展时，他是否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20多年前开始全面学习和拷贝丰田汽车公司（三井财团成员）的经验后才得以重生？当张瑞敏先生佩服和学习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建立起的金融和投资体系时，他是否知道丰田集团早已经开始此项事业，于1936年以丰田汽车的销售金融为目的而创立「丰田金融株式会社」，1945年迈向商业领域，1948年发展为「日新通商株式会社」，1956年公司名称改为「丰田通商株式会社」，最终以综合商社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丰田集团的运营核心。“综合商社”不应该被机械地理解为某种特定的企业形态，而更应被视为一种经营哲学，它可能根据行业和产业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表面形态，但它们的核心经营理念完全一致，组织结构也都是大同小异。

  毫无疑问，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正是以丰田的经验和理念（本质上是三井的经营哲学）为基础，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美国综合商社”。著名畅销书《追求卓越》的作者也认为，“GE曾经是本世纪最光彩夺目的技术类公司，现在正在变成大杂烩、变成一个杂牌公司了”。事实究竟如何呢？“我们与杂牌公司有着本质的不同，”GE前任CEO杰克·韦尔奇曾经这样分析说，“杂牌公司是一些没有核心理念、没有统一步调的企业组合。而GE的各个企业却有着统一的价值观念；与此同时，GE还有一个市场研究机构，向GE所有的企业提供研究结果。通用电气从任何一个方面看，都是一个集中领导下的公司，是一个‘统一多样化’的公司。”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于1979年1月开始实行“执行部制”，是“超事业部”管理体制的一种形式，与丰田通商株式会社（综合商社）有着极其相近的机能。

  如果仔细发掘，大家会发现美国通用公司与日本三井物产不是一般的关系。在1999年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99财富全球论坛特别报道”中，三井物产社长“上岛重二”将美国通用公司和上海宝钢称为三井的成员（伙伴），一定让大家吃惊不小吧。当张瑞敏先生为其不断扩张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帝国的有效运营和管理而感到困惑和苦恼的时候，是否有人告诉他日本的三井物产和丰田通商这样无所不及的综合商社可以成为其传道、授业、解惑最好的老师呢？当人们赞叹丰田公司创造的财富奇迹时，是否知道三井财团与丰田集团的历史渊源呢？正是三井财阀将丰田的创始人佐吉由一个机械工程师培养成企业家；正是三井财阀为丰田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最急需的资金；正是三井物产为丰田公司首先提供了进入海外市场的通道；正是在三井物产的人才加盟丰田企业成为经营和管理骨干后，为丰田企业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也许三井财团的核心商社“三井物产从卫星到鸡蛋都经营”不太容易学习，那么三井财团的成员“丰田集团”的专有商社“丰田通商”应该更符合张瑞敏先生和其领导的海尔集团现阶段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当中国人摩拜“丰田汽车”经营方式时，是否知道其真正的奥秘却集中于丰田集团的综合商社，即：丰田通商株式会社。要知道，没有日本人愿意提醒中国人去注意到他们的综合商社，因为它是日本大企业乃至日本社会的重要核心。不幸的是，韩国人早已发现了这个秘密，并加以认真学习和仿效。韩国人在经济高速成长期效仿日本三井物产，建立了诸如“三星物产”为代表的一批综合商社，以此为核心组建的韩国财团企业成为日本人头疼的竞争对手。拥有三星物产的韩国三星财团，以其三星电子公司努力超越日本三井财团的东芝电气公司的实例，讲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生动故事。  当我们的企业领袖们忙于运用西方经济学“正确地做事”的时候，是否应该首先利用“东方经济学”来检验一下我们是否正在“做正确的事”。人们对清朝末年改革派主要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不同的释义，褒贬不一。而我是这样理解他的主张：所谓“中学”指的是“哲学”，“西学”指的是“科学”；“哲学”用于判断事物的对错，是世界观问题；“科学”用于规范做事的程序，是方法论问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深层含义告诉我们：用哲学的世界观确定“做正确的事”，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正确地做事”。我在这里花费很多的笔墨探讨哪些属性是建立持久强大组织所必须的要素，正是以历史观和归纳法探讨哲学问题，用以确定综合商社和财团机制为表现形式的“儒学主义的 - 军事化的 - 商人经济体系”是否对处于弱势和落后地位的组织和社会的迅速崛起具有普遍意义。
  探索“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儒学主义”三位一体的强大力量对于大型企业集团从内部发掘或从外部引进领袖级管理人才有指导作用，也为企业集团的文化和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领袖级企业干部的选拔和考评不应该简单地以学历标准或类似MBＡ毕业证书来衡量，而更应重视其人生经历和信念，判断他是否具备军人、商人和儒学三者结合的特质。同样，在审视大企业或企业集团是否具备迅速扩张和持久经营能力时，需要剖析企业内部的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学主义是否已经充分培育起来，并得到平衡发展而形成有机整体，就是说是否形成了“儒学主义的-军事化的-商人经济”体系。对于投资者来说，当人们面对眼花缭乱的股市或寻求合资伙伴无所适从时， 寻找“军人、商人和儒学”三位一体的企业领袖和企业组织将是投资者使其财富增长和长期保障的最佳秘诀。

  在我们国家的社会和大型企业集团中培育“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儒学主义”三位一体的机能时，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仅供参考：1）在军校中设立商业课程，为大企业输送有军人作风的毕业生；2）部队兵员多来自农村，为他们开设适合农村地区商品交易的实用课程；3）给与那些未被外国财团渗透和操控的民族制造企业大量军需品订单，变相扶持和补贴这些企业的发展，对抗外国财团企业；4）鼓励大型民间企业接收和优秀的军队复员和专业干部，提供优惠政策；5）评选出具备“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学主义”品质的民族企业领袖，将某些国营企业纳入或低价转让给他们领导的企业集团；6）招唤在日本综合商社的中国职员，让具有长期工作资历的人才进入未来中国大型企业集团自己的的综合商社担任领导工作；7）以日本和韩国的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为标杆，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大企业军团。8）充分肯定综合商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作用，综合商社建设应成为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白 益 民
                                                                  200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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