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的爱国事迹及其护国思想

学佛无坏事

释迦牟尼的爱国事迹及其护国思想释迦牟尼出生的迦毗罗卫城是印度一个弱小的国家，时常面临着大国的威胁。释迦牟尼虽然出家修行，但时刻不忘祖国，当自己的国家迦毗罗卫城遭受邻国憍萨弥罗国的入侵时，多次用自己的行动来拯救他的国家。释迦牟尼前三年，憍萨弥罗国波斯匿王之子毗琉璃王即位后，率领大军欲攻伐迦毗罗卫城。释迦牟尼听到这个消息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国家的安危，他便来到琉璃王军队必经的道路上，在一棵没有枝叶遮蔽的枯树下静坐。毗琉璃王见到释迦牟尼后，便下车对他说：“佛陀，那边有枝叶繁茂的大树，您为何不坐到那里乘凉，却在这枯树下静坐？”释迦牟尼回答道：“亲族之荫，故胜外人。”意思是说，自己的国家都快要被灭亡了，还有什么荫凉能比得上祖国和亲祖的荫凉呢。凶暴的毗琉璃王听到此话也深受感动，立即停止了进攻，暂时延缓了迦毗罗卫城和释迦族的灭亡。此后，毗琉璃王又向迦毗罗卫城发动了两次战争，都被释迦牟尼所制止。虽然在强大憍萨弥罗国的进攻下，迦毗罗卫国最终被灭，但释迦牟尼不忍祖国和亲祖的不幸，他的护国之举令人感动。还有一次，拘利族与释迦族人在争夺水源，准备为水一战，佛陀阻止他们说：“以血换水，请问水贵还是血贵？”两族人听后终于省悟，放下干戈，使自己的父母之邦避免了一场战争之苦。从释迦牟尼的护国的行动可以看出，他虽然出家，但依然热爱着自己的故乡，并努力用实际行动拯救自己的祖国，他的护国之情为后来的佛教徒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释迦牟尼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反映在报国王恩、报众生恩的慈悲利他精神中。佛教的报国王恩，是说国王福德最胜，国界中的一切山河大地都由他统领，如果国王政治清明，则能使人民安居乐业。相反，如果国王统治昏庸，人民则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要安居乐业，必需要有国家，若无国家，不但无法抵御外患，国内人民的生命也没有保障。所以报国王恩，说明佛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尊重贤明的君王对国家的治理，勤修善行，以佛法辅助国家的教化。所谓报众生恩，就是因为世间因缘无尽，一切众生犹如自己的父母一样，应当时刻常思报答。《华严经》说：“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这说明佛教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增一阿含经?力品》中释迦牟尼曾说：“为家忘一人，为村忘一家，为国忘一村，为身忘世间”。就是说为了国家的安宁，为了世界的和平，要不惜放弃个人和小集体的利益。在《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中，释迦牟尼对弟子说：“将一滴水放到大海中去，那么这一滴水就永远不会干。”就是要行菩萨的大悲愿力，积极利益世间众生。总之，从佛教的报国王恩和报众生恩此可以看出，个人的修行解脱离不开众生的成就和国家的护持，所以佛教的爱教是以爱国为前提的。 释迦牟尼的时代，当时印度大国之间战争频繁，释迦牟尼在反对此类战争，大力宣扬慈悲济世的和平教义。在《中阿含?雨势经》等经典里，提出富国的方法。在《中阿含?七法品城喻经》中讲述一个国家要具足“边城七事”和“四食丰饶”，才能不被外敌所破。“边城七事”就是要在边境地区修造坚固的防御瞭望楼，开凿深广的护城池，修建开阔平坦的道路，训练象军、马军、车军、步军四种兵力，预备弓、箭、鉾、戟等各种兵刃，有勇敢智谋的守卫大将、修筑高峻牢固的城墙等七项保卫国家的措施。“四食丰饶”就是要边城多储备水、草、樵木，稻谷、畜麦，秥豆和大小豆，以及酥油、蜜、甘蔗、糖、鱼、盐、脯肉等生活食品。释迦牟尼的这些主张，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古印度，对于国家的自我防御观念已相当完备。可以看出，这些防御措施的提出，完全是出于对自己祖国的真切热爱。 根据史料记载，释迦牟尼经常游化五印各国，积极倡导和平，教化当时各国国王，努力熄灭战争。在《仁王护国般若经》中，释迦牟尼专门为波斯匿王等十六国王宣讲救护和保卫国家的道理，指明护国应采取的措施。释迦牟尼认为，仁慈之心是护国的根本，有了仁慈之心，人人安居守道，国家就会和平富强，天下才能太平。《中阿含经》说“以欲为本故，母共子诤，子共母诤，父子兄弟亲族展转共诤。……以欲为本故，王王共诤，民民共诤，国国共诤。彼因共相诤故，以种种器杖转向加害：或以手叉，或以石掷，或以杖打刀斫”。欲望是造成家庭、社会、国际间争斗的重要原因，所以释迦牟尼认为，只要人类的欲望得不到扼制，内心得不到净化，世界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当时的波斯匿王、阿阇世王、频婆娑罗王、优填王等，无形中受到释迦牟尼人格与道德所感化，在政治上出现和平安宁的景象。据《长阿含?游行经》记载，摩竭陀国阿阇世王准备讨伐邻国跋祗族，派遣雨势大臣拜访佛陀，佛陀借此机缘说服并阻止了这场战争。在《杂阿含经》卷四十六中也记载，一次摩竭陀国阿阇世王与憍萨弥罗国波斯匿王发生了战争，结果波斯匿王军队大败。释迦牟尼因此而说法，指出：“战胜增怨敌，战败卧不安，胜败两俱舍，卧觉寂静乐。”这是释迦牟尼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重要思想。在佛教经典中，有很多内容是对和平思想的阐述和对国王的教导。后来的马鸣、龙树等人以书信的形式，留下了若干篇论述政治的文章。这些内容都是教导国王要怜恤人民，使人民生活安乐，决不能与他国发生战争。 佛教从不以武力征服，而是靠道德来感化对方。如果万不得已发生了残暴的事情或者战争，首先应该不主动开战，想出击退对方的方法。如果处于非战不可的状态，在大乘佛教中也是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在《佛说大方广善巧方便经》中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说五百商人将证阿罗汉，而有一恶人想杀这五百商人，于是其中一个商人出于慈悲心，将恶人杀死。这一商人虽然杀了人，但在大乘佛教看来却有功德。因为他不但救了五百商人，而且不让恶人犯极大的恶罪，如果恶人杀了五百商人，那么他将堕入无间地狱。所以《菩萨戒本》上说：“我宁杀彼，堕捺落迦，终不令其无间业成。”所以杀敌实是救敌，因为敌人无间业没有造成，把他杀掉，他决不会堕捺落迦。而在杀者方面，虽犯杀戒，却又是为护国爱民的菩萨心所驱使，不但不成罪业，反而植了功德。所以《菩萨戒本》又说：“于菩萨无所违犯，生多功德。”由此可以看出，佛教爱国之心，可算无所不至。佛教的这一说法无疑具有灵活性，推而广之，当国家遭受外敌的入侵时，为佛教信徒起来保家卫国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比如《华严经》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中，就有从事于烽火战争及严刑峻法的菩萨；在《法华经》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三应化身中，也说观世音菩萨现有大将军身。说明出于菩萨利益众生的悲愿，以勇猛的精神，努力制止邪恶的战争，这在大乘佛教中也是许可的。 佛教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世佛教徒的影响是巨大的，阿育王是实现佛教和平理想的一个典型。阿育王是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第三世王，承袭自祖父以来的强大帝国，并扩张其势力，曾以武力统一印度各国。当他征服了东印度迦林迦国时，死伤者不计其数。阿育王由此产生了忏悔之情，归依了佛教，立下把作为和平宗教的佛教弘扬世界的志愿。此后，阿育王停止了一切战争，国土和平，人民也生活安乐，并且帮助疾病、贫穷的人建立了福利设施。阿育王还积极地将佛教从印度传播到国外，为弘扬佛法，向希腊人居住的王国派遣使者，以期传播自己的理想。而且，阿育王时代，佛教始于斯里兰卡、缅甸和中亚一带。使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为世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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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宰相张商英因读《维摩经》而倾心佛法，他在《护法论》）中与韩愈、欧阳修的排佛观点进行了论战，认为佛教无论在贯彻五戒、十善的戒条伦理方面，还是在宣传善恶报应等教义方面，都可以辅助国家用纲常名教教化民众，维护社会安定秩序。他说，佛教僧尼从事修行和教化，可以起到“小则迁善远非，大则悟心证圣，上助无为之化，密资难报之恩”，实现“极治之世”。元朝居士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中也努力调和儒释道三教，认为儒教端正纲常，示明人伦，道教崇尚清虚无为，佛教则舍伪归真、自利利他，各有其价值和任务，缺一不可。特别强调，佛教与儒教并不相违背，皆教人舍恶趋善，可以有助于世教，使天下坐致太平。 中国佛教在发挥五戒十善净化社会人心的道德教化功能，大乘菩萨六度四摄的慈悲济世的社会功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五戒是佛教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戒律，具体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是五戒的扩展，具体体现在身、口、意三业中。身业有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业有四：不妄语、不两舌（不挑拨离间）、不恶口（不说粗言秽语）、不绮语（不花言巧语）。意业有三：不贪欲、不瞋恚（不起愤恨之心）、不邪见（不违背佛教见解）。就十善的基本内容而言，可以说是提倡普遍的社会公德。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扎根于中华大地，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中，拥有众多的信众，所以中国佛教中的伦理原则，如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等，对社会有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作用。由于中国佛教历代高僧和在家居士大德的努力，佛教在辅助国家及儒家的道德教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客观上有利于保持社会安定秩序。从整体上说，佛教与儒家、道教能够长期和平共处，虽有争论，又能互相吸收，互相补充，从而共同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各自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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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的护国事迹 ( 转帖) 爱护自己的祖国、维护国家安定与世界和平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佛教僧众每日早晨在佛前做功课时，都要念诵经咒，并且唱颂回向：“三塗八难俱离苦，四恩三有尽沾恩，国界安宁兵革消，风调雨顺民安乐。”这是提醒自己虽然出家修行，但仍不能忘记国家、众生的恩德，希望国家和平，人民安康。据《佛祖统记》卷47记载，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经过台州章安镇，入金鼇寺，见一老僧在佛前祷祝，都是忧时保国的话语。高宗因问：“老和尚，您刚才所念诵的是什么经典？”老僧回答：“《护国金光明忏》。”高宗因宿于寺，后每年都要施舍财物令诸僧修行此法。在中国佛教寺院中，进山门后第一个大殿是天王殿，内有四大天王，其中东方持国天王，意谓能护持国土，其职责是保护自己的国家。佛教中的所有造像，都是起表法的作用，即表达佛教的精神，以护国天王为四天王之首，表达了佛教对国家的热爱。从中国佛教僧众的日常修行及其精神，都反映了中国佛教爱国护国的善良心愿。 从中国历史上看，不少中国僧人还自发组织僧兵，抵御盗贼匪徒对国家人民声明财产的威胁。据少林寺碑文记载，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盗贼竞起，少林寺僧人精通武艺，曾有效地抵御了“匪徒”的进攻。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当时为秦王，奉命讨王世充，少林寺昙宗等十三人一齐加入战斗，勇猛向前，荡平叛军。少林武僧们受到唐王朝的重赏，昙宗被封为大将军，其余不愿做官的，各赐紫罗袈裟一件。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古代朝五台的僧众都要经过旧路岭。明嘉靖初年，盗贼纵横，在旧路岭一地占山为王，过往僧众及老百姓被杀被抢者无数，官兵也没有办法。当时朝五台的信众，往往聚集上百人携带武器，才敢进五台。当时五台山有一出家人名，武艺高强，组织五十二位僧人，合力围剿土匪。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尽歼盗贼。慧定在剿匪战争中，现金刚力士身，身先士卒，受到佛教信众及当地老百姓的赞誉，被尊称为马大士、莽会首。 中国佛教的护国报恩的爱国实践还表现为，在国家民族遇到外来的侵略时，大义凛然，积极抵御外来敌人的入侵。如宋代临济宗僧人大慧宗杲(1089～1163)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大力提倡“忠君护国”思想，反对朝中权臣秦烩妥协投降。大慧宗杲是宋代临济宗杨岐派僧人，参学于圆悟克勤，得法后克勤令他分座说法，名振京师。靖康元年（1126），丞相吕舜徒奏赐紫衣，并得“佛日大师”之赐号。绍兴七年（1137），应丞相张浚之请，住持径山能仁寺，诸方缁素云集，宗风大振。绍兴十一年，侍郎张九成至能仁寺跟随宗杲学习禅法。张九成是朝中的主战派，当时秦桧大权在握，准备与金人议和，因为宗杲论议朝政，被秦桧剥夺僧籍，流放到衡州（今湖南衡阳），后又贬迁至梅州（今广东梅州）。宗杲虽然历尽坎坷，但其爱国之心始终没有改变，他曾说：“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 明嘉靖年间，日本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很多寺院的僧人自动组成僧兵，参加到保家卫国抵御外寇的战争中。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侵犯杭州，大肆抢掠和破坏。如怀疑雷峰塔中藏有伏兵，纵火烧塔，使该塔仅剩赭色塔身。朝廷任命少林寺僧天真、天池为的大将，带领僧兵四十人前去抵御，大败倭寇。倭人逃往上海太仓，当地官兵和老百姓起而抵抗，却连打三十七仗都以失败告终。当时的军队统领蔡克廉听说杭州有一批英勇善战的僧兵，便派人去邀请助战。经过僧人鹿园的举荐，请月空带领杭州僧人十八人，又请少林寺僧天员带领另外一批僧兵四十八人，协力征剿。六月初十日，发现贼军一百多人，奋力追击，终于在翁家港一举剿灭敌军，结果僧兵伤亡四人。以月空和尚为首的三十多位少林寺和尚组成的僧兵队伍，在松江的一次战斗中，僧人们手持铁棒，击杀很多倭寇，后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以身殉国。 不仅僧人如此，佛门居士中也不乏抗击外侮的英雄。如明朝中期的抗倭英雄戚继光和清末民族英雄林则徐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当倭寇入侵中国东南沿海，杀人放火，肆意奸淫掳掠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难以估计的损失。戚继光组织的戚家军纪律严明，英勇作战，与其他爱国军民配合作战，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他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表现出一位在家佛弟子爱国爱民的菩萨心愿。林则徐也是一名佛门弟子，虔修净土，日诵《阿弥陀经》、《金刚经》为常课。当英国向国大肆鸦片，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官兵百姓深受鸦片之害。时为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毅然上奏，严禁鸦片，被道光皇帝委任为钦差大臣，赴广州进行禁烟。林则徐不顾列强的威胁，将英、美商人交来的鸦片约二百三十七万多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所以，近代净土宗祖师印光法师曾说：“详观古人之大忠大孝，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印光法师所言不无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在家居士的爱国之心和对于国家人民的积极贡献。 总之，中国佛教不仅在思想上有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而且通过实际行动，实践着大乘菩萨“报恩度苦”、“忘我利他”的积极精神。佛教中所讲的菩萨杀数十强盗而救五百商人的故事，后来一直为中国佛教徒所效仿。在佛教看来，杀死恶人实际是拯救恶人，因为恶人的恶业没有造成，所以不会堕落到恶道中去。而对杀者来说，虽犯杀戒，却又是为护国爱民的菩萨心所驱使，不但不成罪业，反而种下了功德。明末高僧莲池《梵网戒疏发隐》中也说：因为恶人有罪而杀，所以杀生并没有犯恶业。中国历史上虞舜讨伐四凶，周公诛杀二逆，就是这个意思。况且在处死恶人之前必为之流涕，三覆然后才行刑，这就是即杀而成慈，虽杀非杀。既没有违背佛法的精神，也没有损伤国家的恩德，所以于国政、佛心这二者都没有妨碍。莲池大师的这一解释反映出中国佛教僧人对于佛教戒杀与报恩二者关系的理解，为佛教徒爱国报恩的实际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佛教虽然强调戒杀，这是出于爱护众生的慈悲心。当人民受到暴徒的肆虐残害，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或者国家受到外敌的入侵，挥刃杀我同胞时，出于菩萨的慈悲心，除暴安良，杀敌而救国，在佛教本身也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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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大师的爱国护国事迹 （ 转帖） 印光法师（1861—1940）为近代高僧，由于法师的极力提倡，净土法门得以重兴，被尊 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 1936年，中国佛教会主席圆瑛法师与上海佛教人士启建护国息灾法会，此时法师尚在掩 关，圆瑛法师恭请法师出关说法，号召全国佛教徒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法师护国心 殷，利生愿切，欣然允诺，以70岁高龄带一侍者，自行来沪，每天开示大众常达数小 时，闻法者莫不欢喜信受。 印光法师在法会中开示道：“现在绥远战事甚急，灾祸极惨，我忠勇之战士，及亲爱之 同胞，或血肉横飞、丧身殒命，或屋毁家破、流离失所。无食无衣，饥寒交迫。言念及 此，心胆俱碎。今晨圆瑛法师，向余说此事，令劝大家发心救济。集腋成裘，原不在多 寡，有衣助衣，有钱助钱，功德无量，定得善果。要知助人即助己，救人即救己，因果 昭彰，丝毫不爽。若己有灾难，无人为助，能称念圣号，佛菩萨于冥冥中，亦必加以佑 护焉。余乃一贫僧，绝无积蓄，有在家弟子布施者，皆作印刷经书用。今挪出一千圆， 以为援绥倡。能赈人灾，方能息己灾。” 1937年的一天，有人引领日本军官到灵岩山寺里找印光法师，日本军官拿出当时日本修 订出版的《大正藏》大藏经，赠送给灵岩山寺，可是印光法师当即拒绝了。他委婉而又 坚决地说：“我们这里的僧众都是念经的僧人，不是研究经文的僧人，请把你们这么好 的《大藏经》转送给有关研究人员吧。”就这样不卑不亢地给对方一个软钉子，拒绝了 日本军官的赠送物。 1937年农历八月初三，在给某皈依弟子的一封复信中，法师更是义愤填膺，满怀爱国热 忱声讨日寇侵华罪行，揭露并谴责汉奸助纣为虐的无耻卖国行径，字字真切，语词沉痛 之至：“日人以豺虎之心，欲吞吾国。吾国许多人私受日人之贿，为彼作走狗，致彼之 凶势益大。使无人为彼用，决不至有如此之横暴也。” 法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与佛教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他对 那些搜刮民脂民膏，供己挥霍享受，不管人民死活，不顾国家安危的当局政府权贵们深 恶痛绝。他在答复一位幼子夭折的居士信中说道： “若不论好歹，惟取其不夭，则括百姓之脂膏，以其款存之外国银行，与夫杀父杀母之 人，何尝不是幸得不夭之爱子乎！此种不成器之儿子，若夭，是为大德所感。由其不 夭，至令全国人民涂炭，若当日凡属此类尽夭亡之，则吾国何至无可救药以待丧亡 乎！” 圆瑛法师（1878—1953）：中国近代佛教领袖，1929年与太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 会，并连续数届当选主席. 1937年10月以后，圆瑛法师几度携带其随侍弟子明旸法师出国，分赴新加坡、吉隆坡、 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讲经说法，筹款救国。每到一处不仅得到当地佛教界的欢 迎，而且得到广大华侨的热忱捐助，为抗日救灾，筹集了大批款项。至1939年止，总计 募得10万余元，并陆续汇往上海，充当抗战经费。 “卢沟桥事变”一爆发，圆瑛法师就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会议决 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由他亲任团长，并紧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派 出200多名年青僧众，往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 队。随后，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 身为救护团团长的圆瑛法师，要求参加救护队的每位僧侣，发扬佛教救世的“大无 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无所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 怕难、不怕死，“忘却身家之我见”，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难。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 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仅京沪队第一分队，“出入江湾、闸北、 大场等前线，抢救受伤战士不下万人”。本为不染血腥的清静之地的寺庙也辟为收容战 地伤兵的佛教医院和接纳灾区难民的佛教收容所。 1937年冬，上海沦陷。经过激战后的上海已是废墟一片，尸横遍野。阵亡的中国士兵和 罹难的难民的遗骸，日军不准收埋，中国居民又无人敢冒杀头之险过问。岂能让卫国抗 敌的战士曝尸郊野，让罹祸难民的尸骸遗抛沟壑？圆瑛法师以大无畏精神，发起组织掩 埋队，由玉佛寺、法藏寺、清凉寺、国恩寺、关帝庙、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组 成，圆瑛法师亲任总队长。每天用4辆汽车，由掩埋队将尸体一具一具地抬上车，送到郊 外掩埋。昼夜不停，花了3个多月时间，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 圆瑛法师的正义行为，当然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忌恨。由于圆瑛法师在国内外民众中有很 大的影响力，日本侵略者先是对他进行拉拢，要他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企图以此 控制中国佛教界，进而控制中国民众，遭到圆瑛法师的严辞拒绝。 软的不行，日本侵略者就露出狰狞面目，1939年农历九月初一，时逢上海圆明讲堂莲池 念佛会成立纪念之时，正当圆瑛法师在殿堂上供礼佛，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圆明讲堂， 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等人，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怀念部进行刑讯，企图 威逼瑛法师承认并声明抗日有罪。圆瑛法师大义懔然面对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高 声念佛。 随后，日寇又将他押往南京的日本宪兵司令部，由日本的所谓佛学专家进行刑讯。这些 专家被圆瑛法师呱畹姆鹄聿档醚瓶谖扪浴＠砬?是畹娜湛苣招叱膳??栽茬?ㄊ??? 百般肉体折磨，每天都折磨至深夜不止，几度使其昏厥不省人事，企图迫其就范 但圆瑛法师心系民众，深信自身的痛苦可以减免众生的痛苦。最后，日寇无计可施，又 因圆瑛法师名播中外，众望所归，在日本也有很高的声誉，最后，只好将他释放。 圆瑛法师是现代中国佛教界的精英，出世常怀家国忧，在中华民族危难之秋，他不因自 己无守土之责而超然物外，挺身团结佛门僧众，共赴国难。他在抗战中所表现的大心懿 行和无私无畏的事迹，将永载在中国现代史册上。（本文主要摘自《大德高行护国抗 暴——记抗战中的高僧圆瑛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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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1890—1947）是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倡导者，近代佛教领袖，曾任世界佛学 苑苑长、中国佛教学会会长、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 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太虚法师在“九·一八”事变后，针对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局 面，义不容辞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严正谴责，他引史为鉴，指出现代欧洲 国家正因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极端化，从而使欧洲文明陷于全面崩溃的末路。日本 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堵塞了亚洲民族文化复兴的活路，使其失去化导西方国家共趋世 界和平、大同的机会，而且可能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中国固首受其害，而日 本数十年来所造成之政治的经济的优势，殆将一举而归于毁灭，亦宁日本之利！”他劝 导日本佛教徒在此危急之际，应秉承佛训，发扬大乘菩萨遏止暴力的无畏精神，速起自 救，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如力量不足，则当与全亚洲佛教徒联合起来，共同“制止其 非法行动”。 “七·七事变”后，太虚法师电告全日本佛教徒：“日本的三千万佛教徒究竟何在？有 如此庞大数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军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应当真切的知 耻，体念佛教宗旨，实现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应知之耻，和佛教徒应如此雪耻。”同 时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电告全国佛教徒：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止暴，克保人类和平。 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 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放毒等战时常识 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1938年，太虚和藏传佛教爱国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庆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 织以抗倭书》，获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会及在重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及会员 的拥护。同年7月，部分理、监事决定在重庆罗汉寺设立中佛会临时办事处，推选太虚主 持。该办事处曾筹办僧侣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难胞等，成为佛教界重要 的抗战力量。 1939年9月，太虚法师于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邵力子、陈真如等主持）欢送会中， 法师据佛教立场，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之说，号召佛教徒献身抗日救亡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煽动缅甸人民反对开放滇缅公 路，大造谣言，说中国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诬陷“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 谎称侵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妖言惑众，蛊惑不浅。在日本的谣言蛊惑下，缅甸 关闭了滇缅公路. 1939年11月，太虚法师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谣言，组成国际佛教访问团，万里迢迢 出访缅甸、锡兰、印度等国，“朝拜佛教圣地，访问各地佛教领袖，藉以联络同仁之? 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国民族懒⑸?嬗牍?秸?逯?芏罚?鸾掏揭嗤?谕沤? 一致中而努力。”通过太虚法师的出访，宣示了日寇暴行，揭破敌方阴谋，滇缅公路重 新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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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抗日护国事迹年表 一九三一年 “九·一八事变”，柏林教理院因经费无着停办。世苑筹备处移南京佛国寺。太虚 发表《为九一八事变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勉励发扬佛陀救世精 神，维护世界和平。 一九三三年 五月，时日军占榆关，侵热河，国难曰深。太虚于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并电 《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主张部分从军抗暴，部分助捐、组救护队，慰祷队、 运输队等。 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七事变”爆发，国难教难，日深一日，太虚致电发表《告全日本佛教 徒众》，又电《告全国佛徒》等文件，以号召反侵略、卫和平。 汉藏教理院学生，实施军事防护训练。汉口正信会成立救护队。 一九三八年 章嘉、太虚等于重庆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宣布废止沦陷区中佛会机 构，并发出通电，告党政机关及全国佛教徒。 太虚设尼众避难林于重庆江北塔坪寺，收容入川尼众。 一九三九年 四月，受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聘 之为名誉主席。 八月，云南省佛教会理监事联席会议，公推太虚为整理鸡足山导师。云南省僧众救 护队成立。 西南国际路线日形重要，太虚组织之“佛教访问团”终得朝野重视，拨给费用，由 政府函聘为访问团团长，以佛教徒自动组织名义，赴南洋、印度一带访问。于十二 月抵达缅甸，次年五月返国。 十二月，太虚建议发起滇西特区佛教会，教育夷僧，转化夷人，提高其文化水平。 是年，太虚作《佛教的护国与护世》、《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 一九四零年 一月，太虚抵印度，曾会见当时泰戈尔，尼赫鲁及继承达磨波罗负责摩诃菩提会的 法理性海氏，并应甘地的邀请抵瓦耳达。 在印度，曾出席印度文化协会，为永久会员。朝礼印度圣迹：菩提伽耶金刚塔、尼 连河、灵鹫山、七叶窟、竹林精舍遗址、那烂陀遗址、转法轮塔、五比丘纪念塔、阿 育王石柱、中华寺、拘尸那、岚毘尼园、舍卫城及祇园故址、楞伽山等处。 佛教访问团，分别参访了缅甸、印度、尼泊尔、锡兰、新加坡各国；当时因暹罗排 华，情势恶化，故直接由西贡、河内搭机返昆明，结束五个月的访问工作。 五月，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中国文化协会、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中印学会、 中国佛学会等五十余团体，对太虚成功率导之访问团，作联合盛大之欢迎。 五月，回昆明期间，太虚筹组“滇边特区佛教会”，由云南佛教会呈请社会部，俾 加强夷民内向，利于抗战。十一月，得政府核准协助，太虚派学僧往芒市，就地推 进。 一九四二年 三月，太虚指导协助成立“佛教中医慈济院”，及佛慈药厂之筹设。 一九四三年 一月，太虚与冯玉祥、于斌、白崇禧等发起“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五月，正式成 立，太虚任常务委员。该会之任务为“拥护抗战建国，尊重信仰自由，提高精神修 养，励行社会服务，促进世界和平”五项。 一九四五年 一月，太虚莅国际宗教联合研究会演说。应国民外交协会之请，致电美国总统罗斯 福论和平之道。 七月，太虚以德国投降，乃作《告日本四千万佛教徒》，劝其慨然无条件投降。 八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八年抗战终获最后胜利；太虚作《告世界佛教徒》，呼吁努力于人类真正和平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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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僧，翻开佛教史，数不尽数，并有诸多典范，近代的弘一法师即为其一。 　　弘一法师，1880年出生于天津，祖藉浙江，俗姓李，号叔同，是我国近代新文代运动早期的著名活动家；1918年，出家于杭州虎跑定慧寺，名演音，号弘一；1942年逝世于泉州晚晴室，享年63岁，于去世前的病中，写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生命弥留之际书：“悲欣交集”四字遗世。 　　法师所处时代，国家内忧外患，其爱国精神也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可从两个阶段看，即在俗时，为僧期。 　　在俗时的爱国表现： 　　康有为变法救国，李叔同很崇拜之，19岁时，就刻闲章谓“南海康君是吾师”。 　　1905年，与许幻园、黄炎培等思想先进青年创办“沪学会”，定期演讲爱国、自立、卫生等专题。该“沪学会”，附设补习学校、培植后进，为该补习学校作《祖国歌》、《大中华》歌颂祖国。 《祖国歌》： 上下五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 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 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 乌乎大国民，乌乎唯我大国民！ 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 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 谁与我仗剑挥刀？ 乌乎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丰子恺说：他“少年时，排着队，唱着歌，扛着旗子，上街宣传‘抵制美货、抵制日货、劝用国货’时，《祖国歌》即是所唱的歌之一”，可见，其歌流传之广。 《大中华》 万岁，万岁，万岁，赤县膏腴神明裔。 地大物博，相生相养，建国五千余岁。 振衣昆仑之巅，濯足扶桑之漪； 山川灵秀所钟，人物光荣永垂。 漪欤哉，伟欤哉，仁风翔九畿； 漪欤哉，伟欤哉，威灵振四夷！ 万岁，万岁，万万岁！ 　　又作《喝火令》：“故国今谁主，胡天月已西、朝朝暮暮笑迷迷，记否天津桥上，杜鹃啼，记否杜鹃声里几色顺民旗”，尽露国家被欺不能自主的悲愤。 　　同年，其母逝，安排其母后事后，为寻救国路，诣日本，诣日本前，他作《金缕曲》“留别祖国”， 表达了誓报国恩的满腔豪情。 《金缕曲》 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 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到日本后，创“春柳剧社”，公演世界名剧《茶花女》，自饰女主角，将收入汇回祖国赈救淮河流域水灾灾民，又公演《黑奴呼天录》，揭露美国残酷虐待华工，追害华侨，强迫请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等恶行，并鞭策清庭之腐败。 　　在东京，他加入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支持维新变法。1911年回国，加入柳亚子领导的进步文学团体南社，力求唤醒国民民族精神。越年，辛亥革命、　　民国成立，他欣而填词《满江红》，对新生共和国的未来充满憧憬：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 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 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 头脑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 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 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 英雄造。 　　为僧期的爱国表现： 1933年，为晋江草庵书一联，其中有句“勿忘世上苦人多”。 1937年3月，厦门当局准备开第一届运动会，有人建议请法师作会词，一向不喜应酬的弘一法师，慨然答应，亲作词曲，充满爱国激情，《运动会歌》曰： 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 健儿身手，各显所长，大家图自强。 你看那，外来敌，多么披猖！ 请大家想想，请大家想想，切勿再彷徨。 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之下，把国事担当。 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消息传到厦门，一次用餐时，弘一法师不禁凄然泪下，伤感地对弟子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双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靦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 　　曾经他遇求字，常为人书“发心求正觉，忘已济群生”，“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此后则常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两句。当时，在泉州讲经时，讲座后壁上，常悬挂的就是他亲书的这两句。有时，还加“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捨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的跋语。且常嘱僧俗弟子，读诵《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十万遍，并自书华严偈颂，用于祈愿三途八难俱离苦，四生三有尽沾恩，国界安宁兵革销，风调雨顺民安乐。 　　38年3月，他在厦门，厦门已战云密布，敌机敌舰时常来骚扰，弟子为他安全，求他转内地，他致函弟子丰子恺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古人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他还因此，命自室为殉教堂，晚晴室。 　　其时，日本某舰队司令造访法师，司令要求法师以日语对话，法师坚持“在华言华”，拒绝说日语，司令邀法师赴日弘法，法师回答说：“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极荡时离去，纵以身殉，在所不惜”。当时，有中外报刊对此事进行报道。厦门沦陷时，弟子劝他避走桂林，他谢绝，抱着地藏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坚留闽南。 　　其老友柳亚子为弘一法师60大寿，赠五绝二首： 　　一、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救世心无岐。 　　二、闭关谢尘网，我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 　　大师回赠柳亚子《红菊》以明其爱国心不变：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这年，他一天外出，见“在马路中间有人吹口琴，其曲为日本国歌”甚感“归途凄风寒雨”。 　　据丰子恺说，有次，他送大师一些做僧装用的粗布，因看他用麻绳束袜子，又送了些松紧带给他，他受了粗布，却把松紧带还给了丰子恺，且强调说：这松紧带“是外国货”。 　　1940年冬月，有批小学教师来见大师，一教师求教法师“现在教师工作繁重，薪水低微，而物价腾贵，数口之家难予维持，有人想要改行，是否可以”？法师听后，沉默良久，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小学教育，是栽培人材的基础，关系国家民族，至重至大，小学教师，日下生活确实太清苦，然人格实至高尚”，因此“我看未可轻易改途啊”！ 　　弘一法师曾自言“言属心声”，从他的以上言行表现可见其爱国精神之一斑，时至今日，仍对我们有极大的鼓舞和借鉴作用，只要有国家、宗教、人类存在，其深切的爱国精神，也就将永远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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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杲(１０８９——１１６３)是宁国市桥头人，俗姓奚，出生在一个祖上为官，但已“家道日微”的小康家庭。他自幼聪敏好学，充满朝气，尤其喜好佛法。１７岁遁入空门，同年便以灵根早具、慧性颖出而被授以具足戒，从而成为丛林中的一名真正比丘僧。 　　出家以后，宗杲以极大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游弋于佛学的海洋之中。他刻苦学习佛教典籍、钻研佛法、反复读诵、努力精进、夜以继日。他先后师承景德寺怀江法师习禅宗曹洞理论，跟随泐潭山宝峰寺文准禅师学习黄龙禅法，师从天宁寺克勤禅师习杨岐禅法。 　　弘扬佛法 倡导“看话禅” 　　学成之后，他四处游方，一方面，寻访名师继续求学问道；另一方面，不断接受邀请到一些寺庙讲经论道，开始了一生的传教弘法事业。几年间，他先后到过苏州的虎丘、江西的云居以及湖南、福建、浙江等地，足迹所至，声誉鹊起，慕名者纷纷前来问学请教，宗杲均悉心讲说，诲人不倦，使杨歧法系一路南扬。 　　在南下途中，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痛苦和绝望，在宗杲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为了宽解他们心灵上的重荷，给他们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宗杲决心进一步把佛教推向社会，找出一种能让禅僧尽快达到见性成佛的的好方法。 　　大约在绍兴元年，宋杲在江西云居山古云门庵创立了“看话禅”。所谓“看话禅”，也称为“看话头”，这是禅宗信徒们在追求大彻大悟，力求达到最高境界时对于古代禅师所讲公案中的某些机缘语句进行内省式参究的一种方式。此种参习方式经宗杲大力提倡，在南宋年间极为流行，对整个佛教丛林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绍兴七年，应南宋丞相、抗金大将张俊之请，宋杲出任临安(今杭州)径山住持。宗杲到达径山后，先整宗风，大力倡导临济宗杨歧派的宗旨，然后大讲其自创的“看话禅”。据史料记载：当时“释子学人争相投其门下”，聚集在他身边的僧众弟子达１７００余人，不少达官贵人经常登山问道，有的还在山上建有居所，以方便经常交谈理论。从此宗风大振，号称临济再兴。宋钦宗也赐号“佛日禅师”于宋杲。一时世内居士、世外僧众无不敬仰，被后世丛林尊称为临济宗杨岐派六世宗师。 　　提倡忠义 爱国爱教 　　宗杲认为，佛教徒也应同忠义之士一样，具有爱教、忠君、爱国的思想。佛门弟子与世俗民众之间，不应该存在“出世与入世”的区别，佛家的觉悟(菩提心)应该与忠君爱国的觉悟(义)相结合。做到这一点，那么无论“世间”的事或“出世”的事，都是佛门弟子所应当尽力之事。 　　宗杲还指出：“忠与孝也是一致，只有集忠孝于一身才能实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他认为，只要是一切遵照圣人的要求去做，身体力行去忠君孝亲，也就达到了佛门修行的极高境界。 　　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宗杲与当时坚决主张抗金、反对议和的南宋礼部待郎张九成等人都有很好的交情，反对议和卖国的秦桧。后来，宗杲被以“坐议朝廷”之罪名毁了衣牒、夺了居寺资格，流放衡州(今衡阳)，当时，自愿跟随伺待左右同去衡州的竟多达数千人，秦桧闻知后更加嫉恨，又把宗杲充军到广东梅州。但是，宗杲并没有放弃对佛法的追求，更没有放弃反对议和的主张。一天，宗杲忽闻南宋军队与金兵交战大获全胜，即兴作诗一首：“氛埃一扫荡然空，百二山河在掌中。世出世界俱了了，当阳不昧主人翁。”并命跟随僧众诵《华严经》７００余部，祝抗金胜利及保国康民。在流放充军的１５年间，他始终坚持为身边的参禅僧人讲说公案语录，为求道学佛之人讲说抗御外敌、振兴国家的主张，为保佑国家平安、丛林安宁而以心向佛、默默祷告，以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来弘化佛法，为国效力。

至善佛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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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 南无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坛城 《布施网发起共修万遍仁王经法会》 每天 早6：00—6：50 午12：00—13：30 晚20：00—20：50 共修《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 5：00—5：55早课+《金刚经》； 6：55—7：10及19：00—19：30均共修《大乘遍照光明藏无字法门经》； 19：30—19：55共修《大威灯光仙人问疑经》； 21：00—21：50晚课；21：50《地藏经》 【呱呱房间号289732，感恩随喜参与共修、护国护持法界正气】 ☆佛子护国,责无旁贷！与时俱进，弘扬大乘！ 请下载软件后，注册，查找房间289732，点击进入 回向给祖国，愿干旱早日结束，从此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愿华夏民族平稳崛起，中华民族德行文化早日得到全世界的接受，并得到广泛传播，中华民族亦因此兴盛万代！ 回向给我们的地球，愿我们的世界远离一切战争，永久和平； 愿我们的世界没有任何瘟疫、灾难，没有任何贫困、饥饿， 愿全世界的经济早日恢复，愿人们开始注重环境，愿我们的世界更加适合人们居住。 一切功德皆回向念佛禅，一切功德皆回向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处，一切功德皆回向如来法身圆觉大寂灭海！ 愿一切法界国土众生皆离七难，无有任何疾苦； 愿一切法界国土皆如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安乐； 愿一切法界国土众生皆修甚深般若，发大菩提心，住如来法身圆觉大寂灭海。 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