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佛教的一世法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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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母教拜观音 毛泽东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过：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 这说明毛泽东少年时代对佛教信仰的家庭影响，完全是来自母亲文七妹（18671919）。文七妹对佛教的信仰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1893年毛泽东诞生之际。原来文七妹的娘家在湘乡县凤音乡唐家圫（今韶山市大坪乡），与毛顺生的家湘潭县清溪乡韶山冲上屋场相隔约20华里。由于文家的祖坟离上屋场不远，为了祭扫祖坟有个歇脚之处，父亲在文七妹13岁时便将她许配给毛顺生（18701920），这时毛顺生还只有10岁。1885年，文七妹18岁时，与毛顺生完婚。在婚后至毛泽东出生前的8年期间，文氏曾先后怀过两胎，但都不幸在襁褓中夭折，其盼子之心，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诞生之后，他的母亲除了高兴之外，还千方百计地要使他长命百岁。为此，文七妹先后做了四件事：其一，是让毛泽东拜七舅妈为干娘。其二，是替他向南岳观音菩萨许愿，答应毛泽东长大成人之后去还愿。其三，是让毛泽东拜石观音为干娘。其四，是自己吃观音斋。 毛泽东的七舅妈子女颇多，而且个头长得健壮结实。母亲要毛泽东拜七舅妈为干娘，是希望托七舅妈的福，庇荫他健康成长。在上述四件事中，除这一项属于民间风俗之外，其他三项都与佛教有关，而且都是与观音信仰有关。为什么观音在毛泽东的母亲眼中，具有如此大的法力呢？这与汉化佛教对观音的特别推崇是分不开的。观音在唐代以前本来称观世音，它是从梵文翻译而来的，所以也有译作光世音、观自在、观世自在的。在唐代为了避太宗李世民的讳，便将观世音的世字去掉，简称观音。 《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说，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菩萨，他能现33种化身，救12种大难。众生遇到困难或灾难时，只要念诵他的名号，菩萨即时观其音声，前往拯救解脱。他不分贵贱贤愚，对一切人的苦难均加以拯救，即所谓随类化度。因此，他的尊号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在阶级社会处于种种差别相、人间无处找到平等的中国老百姓，对于这样一位能公正而平等地对待一切众生的观音菩萨，当然是十分欢迎的。所以观音也就成为中国民间四大信仰之一，是影响最大、信徒最众的佛教菩萨。 佛教认为，佛和菩萨都是没有生死和性别差异的，他们在世人面前可根据不同需要，示现各种化身。因此在佛教中便有六观音、七观音、三十三观音。六观音、七观音的各种说法，实指观音的各种不同化身。天台宗所传之六种观音的称谓是：大悲观音、大慈观音、师子无畏观音、大光普照观音、天人丈夫观音、大梵深远观音。密宗所传六种观音的称谓是：千手千眼观音、圣观音、马头观音、十一面观音、准胝观音、如意观音等。三十三观音则是指观音所拥有的33种不同的形象，包括杨枝观音、读经观音、白衣观音等等。此外，近代还流行送子观音。这是一尊女像的观音，手上抱着一个欲赐予的小男孩儿，很受求子心切的妇女的欢迎，她是中国汉化佛教创造出来的一尊观音。毛泽东的母亲当时求子和保子心切，所以她礼拜的对象很可能就是送子观音。 根据佛教传说，浙江省舟山群岛的普陀山是观音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华严经》中便有观世音住在普陀洛伽山的说法。所以普陀山便成了朝拜观音的圣地。处于内地的湖南省，要去普陀山朝拜观音，路途太远。但是湖南自古以来便有一座佛教名山南岳，据说山上有72座寺庙，其中许多寺庙中都供奉有观音菩萨像。所以毛泽东的母亲便就近向南岳的观音菩萨许了愿，希望他保佑自己的儿子平安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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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的传说，观音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九日，成道日是农历六月十九日，涅槃日是农历九月十九日。毛泽东的母亲吃观音斋，就是说在这三个十九日忌吃肉食，只吃素食。曾国藩后人曾宝荪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过曾国藩家吃观音斋的传统，其时间正是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本来，印度佛教只禁荤食而不禁肉食。所谓荤，是专指大蒜、葱这些气味浓烈、富于刺激性的东西。禁止肉食，这是中国汉族僧尼特有的佛教习俗，其源起于南北朝时梁朝武帝萧衍的提倡。后来，不仅所有汉族出家的僧尼都吃斋，而且一部分在家信佛的居士也吃斋。而某些崇信佛教的信男信女，则只是在他们崇拜的某些固定时间，如农历的每月初一、十五或佛教的有关节日时吃斋，以示虔诚事佛。 毛泽东的母亲虽然向南岳的观音菩萨许愿，求他保佑自己的儿子平安，可是她还是觉得南岳的观音菩萨离她太远了点。因此，她又在娘家附近找了一座石观音，并要毛泽东拜它为干娘。这座石观音位于韶山滴水洞与毛泽东的外婆家唐家圫的路途当中。从滴水洞翻过龙头山，西望龙潭圫，便可发现翠绿的树林中陡然立起一块十多米高的石灰岩巨石。岩石大小两块相连，作搂抱状。岩石底下有一股清泉，一年四季，流水不断。传说此地过去曾出过妖怪，危害生灵。有个神人移来这个巨石，将妖怪镇在石头底下，从此一境太平。后来，人们便把这块石头当作神佛朝拜，取名石观音，并在巨石上建了座小庙，名雨神庙。光绪七年（1881）修的《韶山毛氏二修族谱》上刊载了一幅木刻《韶山图》，石观音在图中亦有标记。文七妹领着年幼的毛泽东拜石观音做干娘时，还向石观音表示，从此这个小孩就寄名石头，因他排行第三，所以就叫他石三。于是，石三伢子的乳名，就在亲友中喊开了。 毛泽东童年时从两岁至八岁主要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他的外祖母也虔诚信佛。每逢观音菩萨的生日、成道日和涅槃日，他都少不了由母亲或舅父、舅母领着，去向石观音礼拜。所以石三的乳名和石观音的形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因革命斗争，环境的险恶，毛泽东还曾用石山的化名发表文章或通信。这个石山显然就是从石三衍化而来的。例如1923年7月1日，毛泽东在《前锋》杂志上发表《省宪下之湖南》一文时，署名便是石山。同年9月28日，毛泽东在致林伯渠、彭素民信的附语中特别交待：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1951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他的表兄文运昌等人时，曾谈到拜石头为干娘事。他说： 我小时候有个乳名叫石三伢子。那时候，我母亲信迷信，请人算八字，说我八字大，不拜个干娘难保平安。母亲带我去棠佳阁外婆家，发现路上有一块人形巨石，便叫我下地跪拜，拜石头为干娘。因此，母亲又给我取名石三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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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了他阔别了32年的家乡韶山。6月26日傍晚，毛泽东在韶山招待所设了几桌便宴，款待当年曾和他一道出生入死的赤卫队员、老共产党员和烈士家属，还邀请了他少年时代的师长和亲友。当宾主各就其位之后，生活秘书轻声地告诉毛泽东：主席，客人都来齐了，可以开始了。毛泽东站了起来，举杯环视四周，微微笑道：今天，各位父老乡亲都到齐了，就只差我干娘冒来呢。顿了顿，他用商量的口气说：是不是还等呢？乡亲们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都感到奇怪。他们知道主席有个干娘是七舅妈赵氏，已死了30多年，这是主席自己也知道的。怎么现在又冒出个干娘呢？毛泽东见乡亲们迷惑不解的样子，也未作进一步的说明，只是爽朗地笑道：大家喝吧，我们不等啦。席间，几个年轻人仍想打听个究竟，便指使一个小姑娘去问毛泽东：主席爷爷，您的干娘是哪一个呀？毛泽东放下杯筷，笑容可掬地抱起小姑娘，大手向西一指说：我是那个山圫里石头的孩子，你又是哪个的孩子呀？原来毛泽东讲的就是石观音。他拜石观音为干娘，是幼年时代在外婆家生活时发生的事，在韶山即使是当时在座的五六十岁的老人亦不知情。所以当毛泽东重提此事时，人们都感到诧异。 在母亲对佛教的这种虔诚信仰的影响下，少年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也十分真诚。他不仅和母亲一样，对父亲不信佛感到伤心，而且曾和母亲讨论，如何改变父亲不信佛的态度。他回忆说： 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了神佛。从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然而他只有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 毛泽东的父亲只有在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这是存在于中国农民中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对宗教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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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资料介绍，1909年，即毛泽东16岁时，他曾去南岳朝山进香。关于这次进香的原因，有的说是因为母亲生病时许了愿，治好之后去还愿。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也是这样说的。我们根据毛泽东童年与佛教的关系，在毛泽东幼年时代，母亲曾向南岳的观音菩萨许愿，祈求保佑儿子健康成长。因此，不能排斥这次进香可能肩负着双重任务，既替母亲还愿也替自己还愿。按照湖南民间习惯，去南岳进香的主要对象，是南岳的山神。而关于这个山神是谁，有多种传说，如祝融氏（《枕中书》）、霍山将军朱丹（《重修纬书集成.龙鱼河图》）、伯益（《历代神仙通鉴》）、金蝉氏之子崇覃（《历代神仙通鉴》）、崇黑虎（《封神演义》）、茹瑺（《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等等。唐玄宗封南岳神为司天王，宋真宗又加封为司天昭圣帝，所以民间一般称南岳圣帝。道教认为，圣帝职能是主世界分野之地，兼督鳞甲水族。相传南岳圣帝之生日在农历八月，这时进香叫赶八月。因为此时农忙已过，新谷登场，农民既有钱财，又有空闲，于是湖南及邻近一些省份的城乡居民，往往成群结队前往进香。进香的方式，一般有四种：其一为拜香，即行走一定的距离，如三步、五步、七步、九步或二十一步，要跪拜一次；其二为行香，即在路上不跪拜；其三为饿香，即路途不进食只喝水；其四为肉香，即在祝融殿上坐一夜，待黎明时从膀子上割下一块肉放在香炉内焚烧。进香的目的，可分两类：一类为替生者求平安，称保香，进香者用红包头、红香袋，或青包头、青香袋；一类为亡者求超度，称亡香，进香者用黄包头、黄香袋。当年青年毛泽东去南岳进香，是为了求菩萨替母亲保平安，所以是烧保香。 中国一般老百姓可以同时信奉多种宗教，所以一般人去南岳进香时，并不局限于朝拜南岳圣帝，他们往往是见了菩萨就叩头，只要是神就可以跪拜，以此来取得神的福祉，并没有什么儒、佛、道的门户之见。而且香会本身的组织者和主持者也大多是僧侣和道士，他们使用这个机会，可以得到大量信男信女的布施，如灯油、布匹等等。至于南岳圣帝本身，也并非唯我独尊。在南岳衡山，供奉南岳圣帝的庙宇有两座。一座在山巅，叫祝融殿，殿内南岳圣帝的神龛后面，就供奉有观音菩萨、雷神和慧思和尚的全身塑像。一座就是山麓的南岳大庙，庙中除圣帝殿外，在东回廊外面有八座道观，供道士居住；在西回廊外，有八个佛寺，供僧人住宿，其中就有观音庙。所以青年毛泽东在替母亲向南岳圣帝还愿时，同时也就十分方便地替自己向南岳观音菩萨还了愿。 南岳衡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胜地之一。这里不仅有祝圣寺、南台寺、福严寺、方广寺、上封寺、藏经殿等著名寺院，而且历史上有不少知名的高僧曾在此修行。如禅宗的重要传法人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石头希迁等，均在南岳活动过，福严寺、磨镜台就是他们活动的遗迹。又如天台宗的三祖南岳慧思造福严寺，四祖智顗、五祖灌顶，均曾住南岳。此外，佛教其他各宗亦有不少有学识的僧人曾在衡山修持参学。青年毛泽东在进香之余，又到各寺庙参拜，从而增加了不少佛教知识。 如果说毛泽东的母亲早年信佛，主要是为了求菩萨替子女保平安的话，那么她晚年信佛，则更多地是为了替自己求长寿。我们这样说的根据之一，是毛泽东的母亲晚年体弱多病，并死于瘰疠，俗称疠子颈，这是中医学对颈项间结核的总称，是一种慢性病。所以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当他重睹自己和母亲、两个弟弟的合影时说过，这种病如果在现在，是可以治好的。根据之二，是毛泽东在母亲逝世之后撰写的一副灵联： 族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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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的母亲本来信佛的历史，这里讲的长生新学佛，只能理解为是为了求长生而重新理解佛教之精义。根据佛教的教义，本来是以解脱为根本宗旨的，即只要通过修炼达到佛的境界，就可以摆脱生死的轮回，得到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所以一般来说，佛教是不讲长生术的。但是中国的信徒由于受道家思想影响，一般又都具有求长生的愿望。特别是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浙江人汪普喜（道号长生）还专门创立了一种长生教，主张吃斋念佛，谓可却病延年。长生教信奉白衣观音大士和禅宗六祖慧能，说六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11页。宁度白衣千万众，不度空门半个僧，因此长生教也是专度居士，不度空门。任善知识辈，必再生有发，方得成佛作祖。在清代，长生教曾流传江、浙一带。毛泽东的母亲长生新学佛，虽然不一定就是信的长生教，但受了这种思想影响则完全是可能的。而且长生教所信奉的白衣观音大士，不过是观音形象之一种，毛泽东的母亲早年就信观音，并吃观音斋，到了晚年又求观音保其长生，这也是合乎逻辑的思想发展。按佛家戒律，不能着白衣；汉族也是将白衣作孝衣。所以观音形象中虽有白衣观音，但在造像中少见。长生教所以信奉白衣观音，大概正是想利用人们忌讳的这种白色，来避邪驱鬼。无独有偶，在民间还曾流传一种《白衣观音经》，它和《血盆经》之类，在湘潭、湘乡、衡山等县流传。一些生育过多的妇女，深惧因生育时血流得过多，死后难受地狱血河池的痛苦，所以叮嘱子女，死后一定要请僧人念《血盆经》、《白衣观音经》等。毛泽东的母亲信佛，对这些民间风俗也是清楚的。她对佛教信仰那样虔诚，目的是即使不能住世长寿，那么在地狱中也希望尽量减少一些痛苦。 毛泽东少年时代信佛，直接影响固然来自他的母亲，但是与他的家乡韶山的社会风俗及毛氏宗族对待佛教的态度，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韶山地区历来有信仰仙佛的风俗。据光绪十四年（1888）编的《湘潭县志·礼典》记载，韶山所在的七都（都相当于现在的乡），就有佛寺十四所：宁田寺（亦作银田寺）、清溪寺、永峰寺、瞻仁庵、阿罗庵、师子林、报恩寺、慈悦寺、阿罗庵、引善庵、白龙寺、阿罗庵、团山寺、万福庵（三所阿罗庵系不同姓氏所建）。据韶山志编纂委员会所编《韶山志》（送审稿）介绍，韶山地区建于唐代的寺庙有三：清溪山法海寺（清溪寺），罗仙山报恩寺，贞观十年（636年）建，韶峰庵。建于明代者有三：银田镇的静安寺，天顺三年（1459年）建；杨林的石屏寺、石旗寺（宝林寺）。清代境内小寺日渐增长，至清末境内大小寺庙达33所。崇信佛教，不仅是当地人民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也成了当地重要人文景观之一。清人周定宁所写《韶山记》中，便有一段专门描绘了宫观和寺庙：太乙观，中夜燃藜；白莲庵，四时玉藕；韶峰庵、仙女庵，列三女仙之金像；团山寺、清溪寺，绘诸菩萨之仪容。九天《韶》乐，明来迭奏罗音；三邑叟童，日每瞻依圣境。 所以作者最后的结论是：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此处所说的仙境，固然更多地是指韶山自然景观的幽雅，但与众多的寺庙、宫观所造成的宗教氛围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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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韶山地区，最大的佛教寺庙是清溪寺。该寺始建于唐代，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位于今韶山乡清溪村，韶山火车站附近。寺宇坐北朝南，有四进：第一进是三开间的寺门，门额竖写清溪法海寺。门楼有戏台，戏台两侧为厢房。台前有宽敞的庭院，可容上千僧众。院两旁有回廊，与前后寺宇相连。第二进是五开殿宇。门额上书关圣殿三个大字。神座上有关云长塑像，周仓、关平执大刀长矛侍于两侧。汉化佛教将关云长视为护法，故有此祀。每逢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关公生日，人们络绎不绝前来祝寿。第三进为大雄宝殿。中厅供奉两尊一米许铁铸佛像，三大厅供奉释迦佛、弥陀佛、药师佛。两侧小厅供奉十八罗汉。第四进为观音殿。两侧设有墙楼，十二诸天神像相对而坐。这里早年是湘潭县上七都驻地。清末曾办初等小学堂。毛泽东之弟毛泽覃等曾在此读书。大革命时期，为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和中共清溪区委所在地。1927年1月，毛泽东回韶山考察农民运动时，曾在此召开了农协干部座谈会。1952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他少年时代的老师李漱清等人时，还曾问及清溪寺。 据韶山毛氏族谱记载，在毛泽东旧居附近的韶峰，就有五个庵子：韶峰庵、白莲庵、仙女庵、寻源庵、慈悦庵。而且其中至少有两个庵子是毛氏祖先所建造，即仙女庵和慈悦庵。 仙女庵所以用仙女为名，是因为韶峰又名仙女峰。至于仙女为谁，有两种传说。一说为舜帝南巡，奏《韶》乐于此，后崩于苍梧（今九嶷山）；其妃娥皇、女英陪舜帝南巡时，亦曾在此停留。韶峰及仙女峰之来源均与此传说有关。一说是唐代恒氏二女，曾隐居韶山修道，有凤凰衔书来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二女采药东台（今湘乡东台山），就井洗药。岳麓僧迥登山见之，二女赠迥以紫檀香树。之后，见峰顶祥云缭绕，鸾鹤飞翔，二女冉冉升去，其遗像留仙林观中（见《湘乡县志.方外》），故后人称韶峰为仙女峰。元人王文彪曾有诗记述此事： 潇湘云水梦中来，犹记蓬莱进酒杯。歌罢远游人不见，玉箫吹月过东台。昔年辛苦读丹经，梦里瑶台月自明；玉洞桃花今寂寞，凤音亭下竹风生。 后一传说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但毛氏祖先虽用了仙女之名，创建的却不是道教的宫观，而是佛教的小庵。据毛氏族谱所载《仙女庵记》一文说，此庵为毛氏第四代祖毛鉴公所建。毛氏在湖南的始祖毛太华，是明洪武十三年（1380）从云南携长子清一、四子清四居湘乡县城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后，清一、清四移至湘潭县七都七甲，即今韶山市韶山乡定居。传到第四代，清一之孙三人，即毛震、毛瑺、毛鉴，清四之孙一人，即毛深。四人后裔便构成韶山毛氏的四大房，震为大房，瑺为二房，鉴为三房，深为四房。如果以毛太华为整个韶山毛氏大宗始祖的话，那么上述四房则为小宗，震、瑺、鉴、深则分别为四小宗的始祖。毛泽东一家便属于毛震公这个长房始祖之后裔，而创建仙女庵的毛鉴公，则系三房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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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女庵记》对于毛鉴公创建仙女庵及当时庵内外景况是这样介绍的：吾祖鉴公，自前明隐居斯山，披荆斩棘，结一茅庵，以供如来。松间听月，石上观泉，四时花鸟，一尘不到。诚哉别有天地，非复人间矣。庵左有白石泉，古井前有飞来船，石后有四方竹，右有核桃古木。当庵一松，参天蔽日，古致盎然者，六朝松是也。官贵文人，登临不绝，唱和题咏，翰墨沉壁，古佛场直诗人打坐场也。胜境仙景，真有令人一步一回头，低徊不忍去者。噫！吾祖宗之遗泽，遥遥数百年，香火如新，后之孙子当世守于不替焉。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仙女庵从它创建开始，就是以供如来。如来正是佛的十号之一。据《韶山毛氏二修族谱》卷二所载《仙女庵图说》称，此庵建于前明。剪茅结庵者，吾祖鉴公之辟构也。招僧奉佛，由来旧矣。关于该庵的建筑结构及布局，《图说》是这样讲的：庵中堂一龛，香火供奉三仙女遗像、如来诸佛，诸大菩萨左右两座，色相如生者，四六诸天二九罗汉也。佛座后即招僧习禅之所，左阶进为僧舍卧云居、香积厨，空门受用；右阶进为客堂，古书名画四壁，西厢琴数张，棋一局。可见，仙女庵原来的建制还是比较宏敞的。因为此处原系毛鉴公隐居之所，又是建于仙女峰（韶峰）山腰，所以在供佛的同时，既供三仙女遗像，又留有客房，以供文人学士、官绅贵介之登游流连。其二，此庵之修建者虽为三房始祖毛鉴公，但在清光绪七年（1881）编纂的《中湘韶山毛氏二修族谱》中，《仙女庵记》的落款则有阖房公识、韶山主人著的字样。所谓阖房公识，是说对仙女庵中如来佛的崇拜是得到毛氏全族，即四房后裔共同承认的。如果没有这种共同的崇拜，就不可能遥遥数百年，香火如新。韶山毛氏将仙女庙视为吾祖宗之遗泽，并且希望后之孙子当世守于不替，说明毛氏对佛教信奉是有历史传统的。据毛氏族谱所载《慈悦庵记》，慈悦庵的修建，是三房毛鉴公的后裔旦斗九三公。记云：韶山结庵五，韶峰、白莲、仙女、寻源，其一则吾祖旦斗九三公所遗慈悦也。庵两晋，前晋供王爷圣像，双目露睛，一鞭电掣，屡著现身，诛奸灵报。拜瞻者心先震慑，有不敢仰逼焉。上晋奉弥勒、观音诸佛。而观音，著灵救世，名传九有，泽沛万民，膜拜纷纷，日夜不息，故庙祀之肥，驾四庵而独立。庵筑山之腰，登其地俯视，有万山罗伏，千峰揖拜之胜。佛灵耶？地灵耶？其有两相不朽者？庵前古柏二，苍翠错落，枝盘若龙，时有珍禽老鹤栖宿其上。庵左有白果树一，大数围，瘤垂若乳，软润细腻，花开五夜，人不得见。果熟时，遥望累累如黄金串络，拾取者动以石计。庵右白果树一，亦大数围，亭亭挺立，气象岩岩，不花不果。两树遥遥相对，每春深候，不风不雨，有柯交叶接，雌雄情洽之意，草木无知，灵意若此。庵后，危石嵯峨，交相磊落，苔钱斑绿，草带团青，令人攀萝跋蹬，把玩不尽。石际洞开八达，蟒蛇巨鼠出没其间，樵歌互答，牧笛横吹，偶有见之者，物有仙气亦不惊人。 记中所说庵两晋之晋同进，是说慈悦庵有前后两殿。前晋供王爷圣像，这里的王爷指四大天王。印度佛教传说，须弥山腰有一山名键陀罗山，山有四峰，各有一王居之，各护一天下。佛教传入中国后，汉化佛教寺院中，将南方增长天王，塑成身青色，穿甲胄，持宝剑像，立于刚进寺庙的大门内，作守护神。韶山在南方，故慈悦庵奉南方增长天王。 《慈悦庵记》说双目露睛，一鞭电掣拜瞻者心先震慑，正是对南方增长天王形象的如实描绘。至于所谓屡著现身，诛奸灵报中的现身，指佛的现身说法。《景德传灯录》卷一释迦牟尼佛：亦于十方界中现身说法。就是说佛为方便施设，随顺众生而显现种种身形，为之说法；当然也就可以利用天王之身形，进行现身说法，诛奸灵报。所谓上晋奉弥勒、观音诸佛一语中的弥勒，按佛教的说法，他是未来佛。弥勒的本像着菩萨装，戴天冠，与京剧中唐僧帽相近。可是汉化佛教寺庙中常供奉大肚皮坦露笑口常开的弥勒，其原型则为五代时的布袋和尚。此和尚名契此，身宽体胖，常常面带笑容，背个布口袋在闹市中出现。临终时遗偈：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识世人，世人总不识。因此北宋以后，寺庙中便以大肚弥勒取代了天冠弥勒。在他的身旁往往还悬挂一副有名的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世上可笑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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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形象可爱，所以在汉化佛教中，成了仅次于观音，为人们最熟悉的菩萨之一。正因为观音是汉化佛教中为人们普遍熟悉和供奉的菩萨，所以《慈悦庵记》中说观音著灵救世，名传九有（九州），泽沛万民，膜拜纷纷，日夜不息，故庙祀之肥，驾四庵而独立。 毛泽东少年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幽雅、寺庙林立的韶山冲，其母亲文氏又虔诚地信佛，并坚持吃观音斋，因此肯定是要定期带领他去这些庵寺中膜拜一番的。稍长，毛泽东还到这些庵寺中向僧尼借佛教经书阅读。 韶山毛氏的祖先不仅有人亲建庵寺，而且有些人对佛学理论还有较深的修养。例如，纂修乾隆二年（1737年）韶山毛氏族谱的毛文伯（1674年至1760），字尔达，即是以文章为游戏，将希刘勰之逃禅。（周定宁：《韶山记》）而写作《仙女庵记》的韶山主人，不仅将古佛场直当作诗人打坐场，而且写了《韶山八景》词。关于《韶山主人》，《韶山吟》一书的编者疑为光绪七年（1881）编《中湘韶山毛氏二修族谱》的当时族长毛祖基。但同治七年（1868）所修之《韶山毛氏房谱》即已记载《韶山八景》词，且未署作者之名。因此，我们怀疑此组词写作的时间比二修族谱时间要早得多。《韶山八景》词中就流露了许多佛教思想。例如《仙女茅庵》一词写道： 山深别有天，草木皆仙，茅庵丹灶筑当年。道中女子今何在？一座金莲。晨钟暮鼓边，惊醒尘缘，高僧无事抱云眠。何必普陀观自在，面壁依然。 词的上阕是讲唐代恒氏二女修道的故事，但已成往事；下阕则是描写仙女庵的现在。作者认为，此处虽不如观音显圣的普陀山那样有名，但仍不失为面壁修禅的胜地。 又如《胭脂古井》一词写道： 仙迹寄高冈，古井流香，胭脂笑问为谁妆？色即是空空即色，春雨斜阳。一派玉琼浆，寒碧冰芒，无纤尘染影岚光。参透神仙中妇艳，红粉何妨？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此处之色指物质现象，受、想、行、识则是指精神现象。大乘佛教认为不论是物质现象还是精神现象都是无自性空相。显然，《韶山八景》词的作者毛祖基吸收了这种一切皆空的思想，所以他说参透神仙中妇艳，红粉何妨？ 再如《石壁流泉》一词写道： 素练影空悬，瀑布飞泉，佛幡高挂五云边。半点红尘飞不到，石上因缘。撑起半边天，清洁澄鲜，水晶帘卷万家烟。说与王维难着笔，此景才仙。 这里不仅佛幡、红尘、因缘等为佛教用语，而且所讲的王维固然是以善写山水诗称著，同时也是对佛学很有造诣的诗人，有诗佛之称。王维字摩诘，摩诘二字即从佛教维摩诘菩萨而来。王维的山水诗，往往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不难看出，《韶山八景》也有受王维诗风影响的痕迹。 《韶山八景》词为历次纂修之韶山毛氏族谱所载，八景成为毛氏后裔十分熟悉并引为自豪的风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爱好学习，无书不窥。这八景词他肯定也是很熟悉的。通过这种学习，他在无形之中又接受了一些佛教理论的影响。 必须指出，毛氏家族由于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僧道虽不坚决地反对，但也不主张佞佛。例如在同治七年（1868）纂修的《韶山毛氏房谱》卷二所收的古今格言中，便有与其朝山拜佛，何不孝顺父母。与其创修寺院，何不建立宗祠。与其供道斋僧，何不施孤济寡。与其虚设佛事，何不诚行家礼等记载。光绪七年（1881）修的《中湘韶山二修族谱》的《家戒十则》中，不仅有戒符法、谋风水的内容，且有戒为僧道一条。这条说：邪说异端，莫如僧道，高者谈元（玄），卑者应教。昔圣昔贤，辟佛辟妙，倘非虚无，何故抹倒？人有五伦，僧归一扫，尽如此辈，人类绝了。邪正两途，各宜分晓。尽管族谱上这样写了，但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从眼前利益出发，还是要求神拜佛。所以在同治《毛氏房谱》上记载的《时祭赈孤文》，就具有十分浓厚的佛教空宗思想和因果报应思想： 劝孤魂，生无乐，死多忧，人生在世一蜉蝣，谁能免得黄泉路，都落荒丘！劝孤魂，富莫喜，贫莫愁，一场空梦一时休，千年田地八百主，谁管到头！劝孤魂，贵何显，贱何羞，荣华无定等云浮，东西南北皆荒冢，谁辨王侯！劝孤魂，分有定，事有由，冤报冤来仇报仇，为人莫作千年计，何等优游！劝孤魂，莫乱想，莫强求，听天由命度春秋，一念澄清成正果，便上琼楼。 如果说毛氏宗族的人们对于孤魂，是希望劝说它们一念澄清成正果的话，那么对于生人，他们则是要求招僧奉佛作一方之保障。所以《慈悦庵记》在介绍该庵的创建情况及其内外景观之后，接着写道： 庵宇田山，先人遗置，为我三房孙子公管，历来招僧奉佛，香热金炉，不断千年之火，光腾玉盏，长开不夜之天。鼓柱敲晨，钟楼打晚，不独惊醒梦中人，直作万家之菩提，一方之保障矣。厚望孙子，当永保之，毋负菩萨救人之心，先人贻裕之泽焉可。 这篇《慈悦庵记》虽以三房嗣孙公识的名义写作，但同样载入《中湘韶山毛氏二修族谱》，可见是为毛氏全族所承认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少年毛泽东受佛教影响，既有家庭的，特别是母亲的原因，同时又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特别是家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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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是十分虔诚的。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多，他对佛教信仰的怀疑也随之增长了。关于此事，他在和斯诺的谈话时说过：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可是我父亲却不置可否。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这里讲的激进派教师指李漱清，又名李颉（1874生1957逝）。他家住韶山冲下部清溪湖堤涧下的陈家桥李家屋场（今属韶山乡韶北村），距毛泽东家上屋场仅三华里。他毕业于湘潭师范学堂和地方自治法政专门学校，曾在湘潭县西二区上七都都校和韶山李氏族校执教多年。由于受维新思想影响较早，所以他常在乡间给人们讲述各地见闻，劝人们不要求神拜佛，要破除迷信，反对封建礼教。他主张废除庙宇，用庙产兴办学堂，以提高农民子弟的文化科学知识。他的这些主张被一些思想落后的人们视为激进，因此得了个激进派的头衔。在清代末年的社会，这个名字并非美名，而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危险称号。可是在迫切追求新知识的青年毛泽东眼中，他却是一位可敬的先生，因此经常向他请教，并且与李先生讨论他读过的一些书。毛泽东还很希望李先生改庙宇为学堂的主张能够实现，他也可以去读书。可是，直到宣统三年（1912），清溪寺和银田寺才开始办学。这时毛泽东早已于1910年在李漱清、文运昌、王季范等人的支持下，离开韶山去湘乡、长沙等地读书去了。1925年上半年，毛泽东在韶山进行农民运动时，李漱清之子李耿侯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韶山第一个党支部的五名党员之一。同年8月，毛泽东去广州。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并主编《政治周报》，他曾邀请李漱清去广州协助办报。1927年初，李漱清到长沙，在湖南省清查逆产委员会工作。马日事变后还乡，仍任小学教员。对于这样一位曾帮助自己启蒙破除封建迷信并对革命作过贡献的校外老师，毛泽东始终没有忘怀。1936年他在和斯诺谈话时，曾就李漱清对他少年时代的思想影响给予很高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后，他于1949年11月17日复信给李漱清之子李介侯时说：尊翁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1952年9月，毛泽东还邀请李漱清及他青少年时代的三位老师邹普勋、张干、罗元鲲去北京相会。在会见时，毛泽东曾对李漱清说：1952年，邹普勋、李漱清、罗元鲲、张干（左起）应毛泽东之邀，作客中南海我小时候受到您许多教诲，您还是我的民主思想的启蒙老师呀！当年你是主张拆祠堂、毁庙宇、办学堂的，是个激进派，现在搞合作化，你要带个头。土改分了田，一人一口，七石二斗，现在生活改善了，但是人民还不富足，生活水平要提高。 毛泽东的这些话说明，他对李漱清帮助他改变信佛的立场一事，终生未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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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学任公究佛理 1910年下半年，青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时，他对佛教的信仰逐渐淡薄了，但对佛学理论的兴趣，却不但没有淡薄，反而加强了。造成这一情况的，就是梁启超的影响。因为正是在东山小学，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梁启超（号任公）主编的《新民丛报》的合编本。关于这件事，毛泽东1936年在和斯诺谈话时说过： 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新民丛报》创刊于1902年1月8日，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失败，已三年多。当时梁启超亡命日本横滨，开始是创办《清议报》，接着办《新民丛报》，继续鼓吹维新变法。为了替变法寻找理论根据，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初期，一方面大力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和哲学、伦理学说，另一方面则大力宣传宗教，特别是佛教对改革者的激励作用。为此，他于1902年10月31日该报第19号上发表了《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又于同年12月30日该报第23号发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梁氏的这些文章，在当时颇有影响。章太炎在1906年还提出用佛教建立无神论的宗教，以达到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的目的。 在《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一文中，梁启超说：言穷理则宗教家不如哲学家，言治事则哲学家不如宗教家，此征诸历史而斑斑者也。历史上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殆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学思想之人少。接着，他举了许多东西方历史名人为例，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如英国之克伦威尔，其所以犯大不韪而无所避，历千万难而不渝者，宗教思想为之也。法国的女杰贞德，其人碌碌无他长，而惟以迷信以热诚感动国人而摧其敌，宗教思想为之也。美国的华盛顿、林肯皆豪杰而圣贤也，皆富于宗教思想之人也。意大利的玛志尼，欲建新国，而先倡新宗教，其少年意大利实据宗教之地盘以筑造之者也，其所以团结而不涣、忍耐而不渝者，宗教思想为之也。日本明治维新诸人物，如大盐、中斋、横井、小楠之流，皆得力于禅学者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改革家其所以蹈白刃而不悔，前者仆后者继者，宗教思想为之也。在谈到我国的情况时，梁启超指出： 近世哲学与宗教两者皆销沉极焉，然若康南海（有为），若谭浏阳（嗣同），皆有得于佛学之人也。两先生之哲学固未尝不戛戛独造，渊渊入微，至其所以能震憾宇宙，唤起全社会之风潮，则不恃哲学，而仍恃宗教思想之为之也。 梁启超在列举了上述历史事实之后，还专门回答了宗教思想何以宜于治事的问题，他认为原因有五个方面。其一，是无宗教思想则无统一。梁启超认为宗教是一种无形之物，它能使人们的精神结集于一团，可以降客气，制私欲，平党争。其二，是无宗教思想则无希望。因为宗教可以使人们忘却或忍受现实的痛苦，而寄希望于来世：此七尺之躯壳，此数十寒暑之生涯，至区区渺小不足道也，吾有灵魂焉，吾之大事业在彼不在此，故苦我者一时，而乐我者永劫，苦我者幻体，而乐我者法身。得此希望，则有安身立命之地，无论受何挫折遇何烦恼皆不至消沮，而其进益厉。其三，是无宗教思想则无解脱。梁启超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能成就大事业，大多是因为外界因素的束缚。如果懂得了以下道理，就能得到解脱：此器世间者，业障之所成耳，此顽躯壳者，四大之所合耳，身且非我有，而身外之种种幻象更何留恋焉！得此法门，则自在游行，无挂无碍，舍身救世，直行无所事矣。其四，是无宗教思想则无忌惮。因为我佛业报之说，谓今之所造即后之所承，一因一果之间其应如响，其印如符，丝毫不服假借，此则无论据何学理而决不能破之者也。苟有此思想，其又安敢放恣暴弃造恶业于今日而收恶果于明日邪！其五，是无宗教思想则无魄力。梁启超说，人们最大的畏惧莫过于死亡。如果人们知道吾自有不死者存，曰灵魂，则死吾奚畏？死且不畏，余更何有。故真有得于大宗教良宗教之思想者，未有不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者也。综上可见，梁启超在论证宗教的作用时，其理论根据都是从佛教中拿来的。所以他在比较各种宗教之后，认为：若夫以宗教学言，则横尽虚空，竖尽来劫，取一切众生而度尽之者，佛其至矣！佛其至矣！ 梁启超在文章中谈到哲学与宗教的区别时说：要而论之，哲学贵疑，宗教贵信。信有正信，有迷信，勿论其正也、迷也，苟既信矣，则必至诚，至诚则能任重，能致远，能感人，能动物。故寻常人所以能为一乡一邑之善士也，常赖宗教；大人物所以能为惊天动地之事业者，亦常赖宗教。梁氏之所以如此重视信仰，是由于数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以小生产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加之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教育，使人民缺乏统一的思想，也缺乏公共道德心。近代西方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正是指的这种状况。梁启超在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后，对此感受尤深。所以他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民说》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因此，他认为要改革，首先就要提高人民觉悟，即日新其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那么用什么来统一人民的思想，增进人民的道德心呢？梁启超认为哲学强调理性，且一般老百姓弄不懂；而儒家学说多讲个人修身，对社会公德关心太少，因此他认为唯一能承担此重任的只有宗教。所以他在谈到如何对待宗教时说：摧坏宗教之迷信可也，摧坏宗教之道德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