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佛教的一世法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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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果然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当达赖等人到达印度之后，在印席的一小撮西藏反动分子，疯狂进行分裂活动，公然成立所谓西藏政府，并企图把达赖、班禅推向分裂的道路。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对分裂主义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和达赖、班禅作了长时间的谈话。班禅向中央表示，绝不受外界影响，并于1957年1月29日先期返国；而达赖则晚一些时候才回国。关于这次事件，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再次作了评论。他说，西藏有一派想搞独立王国，现在这个当局有些动摇。这回印度让他们去，现在已经回到西藏。印度有个地方叫噶伦堡，那个地方就是专门对西藏做破坏活动工作，尼赫鲁自己跟总理谈，那个地方是间谍中心，主要是美国、英国，要西**立。我们是这样：你搞独立就搞，你要独立我是不要独立的，我们有协议十七条。我们劝达赖，你还是回来好，你若在印度，或到美国，不见得有利。总理跟他谈了几次话，又同跟他搞独立运动的人谈了话，劝他们还是回来。至于改革，十七条规定是要改的，但是改要得到你们同意。你们不改就不改，你们最近几年不改就不改。我们最近这样说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不改，第三个五年计划看你们的意思，如果你说改就改，如果你说不改还可以不改。为什么要那么急呢？这些讲话说明，毛泽东对达赖的动摇，还是采取帮助和等待的态度的。所以当达赖从印度回到拉萨，并于4月1日致电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时，毛泽东于4月22日复电，表示问候，并祝他在加强各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的工作中做出新的成就。

1957年8月18日，毛泽东在给达赖的信中，指出：去年对实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机构也太大了，这是缺点。现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改革，并且把过大的机构作了精简，这就改正了缺点。信中还肯定达赖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出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并指出：他们大概还要找机会进行反动活动，要教育僧俗官员对他们保持警惕。尽管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对达赖反复进行开导，但达赖的思想并没有真正地转变。所以在1959年3月10日发生的西藏叛乱中，达赖还是出逃到印度去了。尽管如此，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还是希望争取达赖回国。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接见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人时说：本来我们要根据和谈协议逐步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一九五六年年底我们说过，从一九五七年起六年内，西藏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连试点也不搞，六年后改不改革，要根据那时的情况，由西藏上层和人民群众共同协商解决。可是达赖不高兴，叛逃了，这件事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但只要他们回心转意，我们还是欢迎的。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以二届一次全国人代会还是决定保留达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位。直到1964年12月下旬，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才撤销他的这些职务。

除了与班禅和达赖的交往外，毛泽东与喜饶嘉措、巨赞、陈铭枢、赵朴初等高僧或居士，也有过很多交往。下面，我们分别予以介绍。喜饶嘉措（18831968），他曾被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誉为爱国老人和藏族学者。喜饶嘉措出生于青海省循化县的一个藏族家庭。幼年在循化古雷寺出家，后在甘肃拉卜楞寺及拉萨哲蚌寺学经十余年。32岁时，他在拉萨考取拉仁巴格西学位（西藏最高学位），曾奉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命，主持重刻甘珠尔大藏经，任总校编。他是藏语系文化学术界的知名学者，在西藏讲学多年，三大寺及前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多出其门。国民党政府统治大陆时期，他被聘为国立五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西藏文化讲座讲师，并任历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新中国成立之后，先后担任过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文教委员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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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初，喜饶嘉措到了北京，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切接见了他。毛泽东还特意送给他一辆小汽车和几台收音机，供他使用。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他曾多次到电台广播讲话，并写信给达赖喇嘛和在西藏地方政府中任职的学生，呼吁他们接受和平解放，走爱国的光明道路，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积极贡献。1952年，有人制造谣言，说什么世界即将毁灭，有饭无人吃，有路无人走，在青海省藏族、蒙古族、土族群众及各喇嘛寺庙中造成极大混乱。喜饶嘉措发表《驳波地白马噶圣地记》、《驳假预言，扫除黑迷雾的智慧太阳之光》及《先行的书信甘露珠》等文章，从佛教的经论出发，痛斥反革命谣言的荒谬和无耻，对稳定民心，安定社会秩序，维护民族团结起了无法替代的作用。后来，刘少奇当面称赞他：喜老，你的文章写得好。毛泽东也曾亲笔写信给他，表示鼓励。1953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喜饶嘉措担任第一副会长；同年9月，会长圆瑛法师圆寂，他便任代理会长。1955年8月，全国佛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喜饶嘉措正式当选为全国佛教协会会长。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成立，喜饶嘉措出任院长。1957年2月27日，喜饶嘉措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当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资产阶级要改造，工人阶级也要改造时，对喜饶嘉措说：我这个人从前也是知识分子，各种思想都有。喜饶嘉措先生，你那个佛教我是拜过菩萨的，我朝过南岳山，为我母亲还愿。我信过无政府主义又信过康德的唯心论，你看我这个人多复杂。毛泽东的这些话，反映了他与喜饶嘉措的感情是很亲密的。

1959年西藏叛乱被平息之后，喜饶嘉措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表示坚决拥护政府的平叛决策。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言和两次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中，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进行武装叛乱，是一件最可恶的事情。他们违反了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了祖国，也背叛了佛教教规，为国法教规所不能容。喜饶嘉措还根据大量的历史事实，严辞驳斥了西**立的谬论。他又列举解放以来党和政府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事实，驳斥了所谓共产党破坏佛教的论调。毛泽东后来在最高国务会议期间，曾找喜饶嘉措谈话，称赞他对平息叛乱所作的努力。谈话时，两人还合影留念，喜饶大师十分珍视这张照片，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了。但喜饶嘉措决不一味歌功颂德，他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敢于尖锐地提出批评。他在批评1958年甘肃、青海藏族地区平叛工作中一些违反宗教政策的错误做法时指出：有的人不研究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认为宗教是迷信，应一破了事，于是产生了毁寺庙，砸佛像，遣散僧侣，禁止念经，甚至对某些有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也加以禁止等做法。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他还坦率地指出，我们个别领导同志和一些干部，由于长期生活于和平环境，在不断取得成就面前产生了骄傲自满、唯我独尊等倾向。可是，喜饶嘉措的这些苦口良药，在60年代初期反对统一战线和民族政策、宗教工作的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被错误地批判。1964年年底，喜饶嘉措被遣送回青海老家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死。

巨赞（19041984）原籍江苏江阴，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于江阴师范学校毕业后，继入上海大夏大学。1929年回江阴任金童小学校长，并秘密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负责江阴东乡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后为土豪劣绅告发，被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通缉，1931年经太虚法师介绍，至杭州灵隐寺从却非方丈披剃出家，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名巨赞。抗日战争时期，在叶剑英等指导下，与明真等人组织南岳佛教救难会、佛教青年服务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并主编《狮子吼》月刊，宣传抗战救亡爱国理论与佛教革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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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巨赞从香港到达北平。经过调查研究，以北京市佛教同仁名义，为改革全国佛教上书毛泽东和各民主党派。其内容有以下四点：一、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历史上最光辉最伟大的，佛教界同人一致欢喜赞叹，踊跃爱戴。

二、佛教来我国，虽有1800多年历史，和我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虽也曾调和融摄，但在封建社会的长期统治下，不免逐渐变质，近30年来，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毫无成绩。

三、佛教的本质，不同于别的宗教，他无神，又主张实践无我。与时代精神相吻合，加以即待解放的西藏和台湾，都是崇奉佛教的。我们毗连着的国家，如安南（越南引者）、暹罗（泰国引者）、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引者）、印度、朝鲜乃至日本，都是根深蒂固的佛教国家。假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漠视了佛教这个因素，恐怕对于解放西藏、台湾会发生困难的。反之，如果新中国的国土上，出现了佛教的新姿态，对于全国的完全解放，或者也不无便利之处。

四、提出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作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标。生产化可以打破旧时各寺院封建的经济组织；学术化则加强佛教徒对于佛教的认识与正信，以破除迷信。封建的组织与迷信的愚昧既已毁弃，佛教革命的本质，才能完全流露。这对于争取佛教信众参加革命队伍，不是没有帮助的。

巨赞的这些远见卓识，深得林伯渠、李维汉、胡乔木、张友渔等人的赞赏。

1950年6、7月间，巨赞与陈铭枢等人组织现代佛学社，李济深等人列名常务委员，筹备出版《现代佛学》月刊，巨赞任该刊主编。经过两个多月筹备，《现代佛学》于当年9月15日出版第1期。当时在锡兰大学主讲中国佛学的法舫法师，看到国内佛学的兴盛情况，于当年9月9日致信巨赞法师，建议征得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和李济深副主席的同意，请他们担任中国佛教的保护人。巨赞法师当即将此信转呈毛泽东。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法舫法师致巨赞法师的信上批示：共同纲领已予各种宗教以信仰自由的保护，不须要再说个人保护。

如果说，创办和主编《现代佛学》，是建国后巨赞法师使佛教学术化的重要措施之一的话，那么他和周叔迦居士等人创办大雄麻袋厂，则是使佛教生产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巨赞法师对解放前佛教内部的腐败情形深为不满。他认为振兴佛教的根本措施，还得采取百丈提出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老办法。每所寺庙应该既是宗教活动场所，又是生产单位；每个僧尼应该既是生产劳动者，又是如法如律的佛教徒。只有这样，佛教才能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尊敬，僧尼也才有自己安身立命之处。所以1950年春夏之际，巨赞法师便积极筹办大雄麻袋厂。到1951年初，聚集到一百几十位僧尼群众开工生产。巨赞还在《现代佛学》上，多次向全国出家佛教徒发出号召，要大家积极行动。在大雄麻袋厂开工半年之后，北京、天津两市佛教界开办了大仁、大力等大小工厂十余处。在收回广济寺、创办《现代佛学》、创办大雄麻袋厂、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学院等一系列问题上，巨赞法师多次上书中央有关领导，得到有关方面大力支持，并曾得到毛泽东的亲笔复信。毛泽东在信中，指示法师与政务院李维汉秘书长联系。对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法师很珍惜，请人裱好，悬挂在自己的书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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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巨赞法师参与发起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他担任佛协副秘书长。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后，他又担任副院长。他对僧尼教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早在建国前主持武林佛学院时，他就主张采取开放式教学。他说，佛经里明明写着，菩萨上求佛道，当于五明中求。佛学是五明中的一明，只能占一周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学生的大量学习时间，应放在文化知识学习上面。他以水与船为喻：文化知识好比水，佛学知识好比船。唯有水涨才能船高。否则，陆地行舟，是寸步难行啊！建国之后，他的僧尼教育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佛教的任务，既然是生产与学术研究两件大事，佛学院就应该按照这个目标来培养人才。课程设置、教学计划，都应依据这个指导方针进行，并培养学生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知识：一、工、农、商、医、学各行业的职业技能；二、寺庙管理和接待业务；三、文史哲基础知识；四、较高的佛学水平。巨赞法师的这些意见，与毛泽东1961年1月23日和班禅谈话时，强调培养佛学知识分子时，应同时让他们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的思想，是完全相通的。

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广西合浦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和二次革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陈铭枢不甘心祖国大好河山沦陷，所以当1932年1月日寇侵略上海的时候，他同十九路军将领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准抵抗的禁令，发动了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孤军奋战30余日，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斗争。事后，蒋介石以违令抗日的罪名，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1933年11月，陈铭枢与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反对以蒋中正为灵魂之卖国政府。福建人民政府成立虽然只有两个月就被蒋介石摧垮，但它却唤醒了更多的人认识了蒋介石对内剿共、对外媚日错误政策的严重危害。1945年10月，陈铭枢与谭平山等人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后来民联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9月，陈铭枢作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选派的代表，被邀请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农林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在民革组织内，先后任中央常委兼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等职。

据陈铭枢75岁时所作《知离歌并序》中称：五十三年前我在日本东京师事德安桂伯华居士。考陈氏系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东渡日本的。1964年陈氏75岁，往前推53年，如果按年头计算，刚好是1913年。可见，陈铭枢学佛是由来久矣。据蒋光鼐之子蒋建国说，陈铭枢还师事过著名佛学家欧阳竞无。新中国成立后，陈铭枢对保护和革新佛教十分热心。1950年夏，他与在北京的一些佛教界和热心佛教事业人士联合发起现代佛学社，陈铭枢自任社长。吕澄任名誉社长。出版《现代佛学》杂志，主编为巨赞法师。现代佛学社之常务理事为：李济深、巨赞、叶恭绰、周叔迦、沙咏沧。编辑委员为：巨赞、叶恭绰、李书城、张中行、周叔迦、周太玄、虞愚、游侠、许丹、林子青。现代佛学社简章第二条称该社宗旨是：

本社依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之提示，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在理论方面研究佛教大乘显密各宗派教理，弃伪扬真，以澄清思想；在行执方面发扬菩萨行，无我除执，以实证理论；在文物方面，搜集资料，芟芜去秽，以整理典籍。同时本此研究、实证、整理之结果，编辑与发行现代佛学杂志，以推进新中国佛教思想的改进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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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佛学社的成立及《现代佛学》的出版，在当时对活跃佛教学术研究，宣传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反映广大佛教徒意见和心声，团结广大教众学习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之后，《现代佛学》成了该会会刊。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陈铭枢写过不少有关宗教政策和佛教教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曾送呈毛泽东审阅，有的在《现代佛学》上发表过。1950年6月12日，毛泽东复信陈铭枢：

真如先生：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存放甚久，迟复为歉。敬颂健吉

纵观陈铭枢建国初期的一些佛学论文，其中不乏许多合理见解，但也正如毛泽东所说，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这里我们仅以《陈铭枢纪念文集》上所收集的《关于佛学与佛教问题的陈述和建议》一文为例说明之。根据其内容判断，此文系写于1951年至1952年之间。

在这篇文章中，陈铭枢从文化典籍和风景名胜的保护及民族、外交政策等方面，论证了保护宗教的重要性。他说：佛教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的保存，和关于风景古迹在艺术上的价值上的问题，不应该忽视的。昔年，解放军在山西某县，曾为保护一部金藏教典牺牲了六位战士，才免落敌人之手。现今移藏在首都图书馆内，足证政府注重此事。不过地方干部不了解，到处寺庵典籍，不免被一般干部一概目为迷信刊物而遭毁弃。我个人对于寺庙的保存，以风景古迹或具有艺术价值为主。其他存与毁，最好经过当地政府与佛教会商定（指佛教会成立后）。其次，在典籍方面，除晋唐以来各大法师的翻译的著述，与其各宗派源流的部门外，其他无数杂著，十九系穿凿附会，或全迷信一途，实在可弃之列。然如何鉴别真伪和价值，只好待诸佛教本身自行决定，不妨暂置不论。在谈到宗教政策关系民族与外交时，陈文指出：佛教对国内关于政教合一的西藏等民族，和对外关于南洋群岛至锡兰等弱小民族的影响，似应对佛教有适应这些民族的积极的政策表示。至于日本以佛教为国教，信仰这教之广与研究这学之多，亦不可忽视。

陈文对旧社会给佛教造成的弊端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自从佛法传入中国以来，教徒的思想上从未澄清过。这犹就知识界上面而说，若就民间习俗方面说，则一切愚昧无知的荒谬诞怪的方术邪道百神，无不附会于佛，这简直是断绝了佛法的精神，抛弃了佛法的灵魂，比思想上的杂质，其为害更千万倍了。说到僧制，唐宋以来在政治上，成为很认真很郑重的处理出家人的制度。自被清朝雍正破坏这制度后，寺庙成为逃避法网的匪类无赖和求食无门的甚至藏垢纳污的渊薮。僧制底败坏，习俗的腐化和思想的淆杂如此不堪，倘长在旧制度统制之下的话，任何具有天大本领的人，也挽救不来的；一旦赖解放军的余威，连根到底一起廓清了它，凡有正确认识的佛教，莫不引为一大痛快的事！可见，仅就佛教而言，陈铭枢认为解放也为之带来了新的生机。但他又指出，佛教的这些弊端也容易使人们对它产生彻底否定的想法，即他所说的佛教徒成为世人鄙贱的阶层，庙寺成为世人鸩毒的指标，而他们所凭藉它以糊口的产业和拜经忏的收入，被视为剥削的公财。陈氏认为这种情绪的产生虽是理所必至，势所当然的，但从人民政府的政纲、政策、方针的考虑上，应该顾及这种所受的恶果的不良，甚至有害的影响。因此，陈氏极力主张人民政府应允许佛教徒成立佛教会，我相信，这种请求，不是要维持旧状态，乃是为谋新生路；不是凭藉宗教自

由来封固旧思想，乃是谋开辟新思想；不是为隐蔽旧生疮，乃是为治病求愈。陈铭枢上述观点和建议都是十分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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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毛泽东说的陈铭枢似有斟酌之必要的观点是什么呢？按笔者理解，就在于陈铭枢对佛教哲学的评价偏高。在《陈述与建议》一文中，陈氏从五个方面论证大乘佛法的理论与实践一致的精义，并认为若把它来对照辩证唯物主义，以我的愚昧，看不出有什么相冲突的地方。例如，陈氏说：佛说唯心，目的在于破心；说唯识，目的在于转识；这是佛法整个组织系统一贯的理论的最根本的立场。又说：破执我执法执，为对于人们思想意识上做工夫的总规律。客观的真理，必须从破执始能认识它，识明它。所谓法网如是，乃是破除主观上一切成见净尽而证到客观的实在的意义。这里显然是将佛教的破执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反对主观性强调客观性混为一谈了。又如陈氏认为佛法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看法系与辩证唯物论无异的。相对与绝对，并非两个东西，乃是从统一律来看它。这一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都曾分析过佛教，特别是华严宗的思想，指出它的哲学方法论是相对主义的，它并没有正确解决绝对与相对的关系。凡此种种说明，陈铭枢对佛教哲学的评价，的确有拔高之处。陈铭枢在建国初期与毛泽东交往较多。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安排陈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陈不想去。毛泽东曾两次到他家谈话，希望他先了解一下地方情况后，再回北京来，他当即接受。毛泽东在和陈铭枢谈话时，有一次谈到福建人民政府问题，毛泽东说：人家说我一贯正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以对福建人民政府问题而论，当时虽是王明领导，可是我还是可以起作用的。如果当时我们以主力由江西向江浙进军，不仅可以解福建之围，且必然形成另一局面。陈铭枢是中国共产党的净友。他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十分关心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当他发现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也敢于进行批评。1957年夏天，陈铭枢在一个座谈会上，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陈铭枢在这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讲话时还点到陈铭枢：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并对陈铭枢的几句话作了系统的批评。毛泽东提到的陈铭枢的四句话，大概不是陈铭枢的原话，而是毛泽东自己的概括。经过反右派斗争，毛泽东和陈铭枢的交往中断了。

赵朴初，生于1907年。安徽人。青年时代即任中国佛教会（1929年太虚法师创立）的主任秘书。抗日战争初期，曾负责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慈联会）工作，为救济难民、教养孤儿付出艰辛的劳动。1949年，他与巨赞法师代表中国佛教界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积极支持巨赞法师建国初期倡议的改革佛教教务，整理僧伽制度等主张，并且认为这是势在必需，与其被动，不如争取主动。1952年，佛教界人士组成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赵朴初任筹备处主任。经过一年紧张的筹备，中国佛教协会于1953年成立。在中国佛教协会的筹备过程中，一项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是拟定中国佛教协会的章程。赵朴初等人将章程草案拟定之后，曾送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审阅时，在协会的宗旨中增加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八个字。这八个字，不仅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佛教协会成立的大力支持，而且反映了毛泽东对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的充分肯定。

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在北京广济寺举行。出席代表包括佛教界中的著名人士共121人。会议由喜饶嘉措大师致开幕词，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主任赵朴初居士，报告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的经过与筹备工作的经过；出席会议的代表经过反复酝酿协商，确定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旨为：

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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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选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虚云、查干葛根为中国佛教协会的名誉会长，选举圆瑛为会长，喜饶嘉措、公德林.晋美吉村、能海、赵朴初、葛喇藏、佑巴、阿旺嘉措为副会长。会议还确定赵朴初兼秘书长，巨赞、周叔迦、郭朋为副秘书长。会议结束之际，一致通过了《向毛泽东主席致敬电》，致敬电称：

在您的光辉照耀之下，全国佛教徒获得了真正的信仰自由，中国佛教协会产生，有力地证明了您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之正确与伟大。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永远感谢您的功德。

当此全国各地区及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派的佛教徒共同组织的中国佛协会成立的时候，我们向您保证，全体佛教徒一定要更紧密地团结在人民政府的周围，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

参加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事业，为着祖国人民的福利，为着全世界人类的安宁，贡献我们的一切力量。

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浸透着赵朴初的心血，向毛泽东的致敬电，也反映了他对毛泽东的一片爱心。赵朴初善写词曲，毛泽东十分欣赏他作的词曲。有一次，毛泽东在接见赵朴初时对他说：说是赵朴初，非是赵朴初，是名赵朴初。

赵朴初对毛泽东说：您这是双重肯定，双重否定。毛泽东这里使用的是非是是的句式，出自《金刚经》，我们在第四章曾说过，毛泽东在建国后曾多次向身边工作人员索要《金刚经》，他对此经是十分熟悉的。在《金刚经》中，上述句式很多。例如：佛说般若波罗密，即非般若波罗密，是名般若波罗密。世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这些句式反映了大乘佛教空宗的哲学思想。大乘空宗主张性空缘起，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因缘生起，自性本空。这里讲的因，指产生事物时起直接主要作用的条件；缘则是起间接辅助作用的条件。所谓自性指固定不变的实体。空宗认为，既然一切事物都是因缘所生的，那就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实体，也就是说它的自性是空无的。人们只有懂得了这个道理，才算真正认识了这个事物。这个道理既适用于整个世界，也适用于每一个具体事物。例如当人们说到微尘时，必须懂得微尘不过是因缘和合所生者，没有固定不变的本体（非微尘）。当人们认识了这个道理之后，便真正认识了微尘（是名微尘）。毛泽东用《金刚经》的句式和赵朴初开玩笑，说明他对《金刚经》的哲学思想和表述方式均是很熟悉的。而赵朴初回答毛泽东时说的您这是双重肯定，双重否定，则不是从佛学角度，而是从逻辑学的角度分析上述句式。因为毛泽东说的说是赵朴初、是名赵朴初都是肯定判断，所以说是双重肯定。而非是赵朴初是对说是赵朴初的否定，是名赵朴初又是对非是赵朴初的否定，所以说是双重否定。

1968年喜饶嘉措大师圆寂之后，赵朴初继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在20世纪80年代，赵朴初积极倡行人间佛教。他说：人间佛教主要内容就是：五戒、十善。五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佛教认为，这类不道德的行为应该严格禁止，所以称为五戒。十善是在五戒的基础上建立的，约耳、口、意三业分为十种。身业有三种、不杀、不盗、不邪淫；口业有四种：不妄语欺骗，不是非两舌，不恶口伤人，不说无益绮语；意业有三种：不贪、不嗔、不愚痴。这就叫十善，反之就叫十恶。假使人人依照五戒十善的准则行事，那么，人民就会和平康乐，社会就会安定团结，国家就会繁荣昌盛，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和平安乐的世界，一种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世界。这就是人间佛教所要达到的目的。赵朴初倡导的这种人间佛教，是使宗教与社会主义协调的重要举措，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包括佛教信徒在内的社会各方面人士的赞赏。

无题

阿弥陀佛

临时帐篷

南无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