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佛教的一世法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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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22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西藏和谈代表到达北京。4月27日，班禅大师一行也到达北京。5月1日，班禅和阿沛均应邀到天安门城楼观礼，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5月23日，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谈判的结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不仅解决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各项原则，而且解决了达赖与班禅长达数十年的矛盾。协议的五、六两条专门谈到班禅的地位及其与达赖的关系：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5月24日，毛泽东举行宴会，庆祝协议的签订。班禅大师与西藏首席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等都应邀出席。在宴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毛泽东在5月26日审阅《人民日报》社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草稿时，还专门就西藏两位政教领袖的地位作了评价，指出，在西藏人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因此，协议中不但规定对宗教应予尊重，对寺庙应予保护，而且对上述两位藏族人民的领袖地位和职权也应予以尊重。这不但是为和解藏族内部过去不和睦的双方，也为使国内各民族对藏族领袖引起必要的尊重。可见，《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矛盾的解决，不仅是毛泽东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也是他的宗教政策的伟大胜利。协议签订之后，班禅于5月30日致电达赖，表示愿意精诚团结，彻底实行决议；而达赖亦于藏历七月十九日复电班禅说：我卜卦所得良好征兆，您确是前辈班禅化身，从而正式承认了班禅的地位，并希望他即速启程回寺。

解决了达赖与班禅的关系之后，接着要解决的便是班禅返藏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十分关心。早在1950年昌都解放不久，中央即指示西北局准备组织力量护送班禅入藏。1951年1月4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提出，要以在玉树之八百骑兵为核心，招收若干青海藏人参加，作为护送班禅入藏的兵力，尔后即作班禅的卫队。1951年5月，班禅在北京参加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后不久，即返回青海塔尔寺，并着手准备返藏。同年10月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同意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报告，以毛泽东名义给班禅送黄缎子袈裟料、砖茶等礼物及毛泽东亲笔题字的照片。12月初，班禅致电毛泽东，报告即将从西宁启程返藏，并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合作，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2月13日，毛泽东复电班禅：感谢你的来电。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喇嘛紧密团结，为彻底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并祝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1951年12月19日，班禅一行从西宁塔尔寺启程返回西藏。途中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1952年4月28日抵达拉萨。当日十世班禅与十四世达赖第一次相见，这是自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之后，27年来班禅与达赖第一次相聚，它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班禅在拉萨期间，噶厦政府和堪布会议厅讨论并解决了若干涉及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和职权的一些问题。随后，十世班禅便于6月9日从拉萨启程，并于6月23日返回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从而结束了班禅29年的流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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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回藏之后，精神振奋，工作积极。他于1952年11月3日向毛泽东呈送了九、十两月的工作报告，毛泽东于12月4日复电予以肯定。1953年8月1日，班禅又给毛泽东写信并送了礼物。1954年4月，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说：知道你身体很好并经常为团结努力，我很高兴。毛泽东还给班禅赠送了牛奶分离机一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无线电收音机一台。同年9月4日，班禅和达赖都作为西藏的人大代表抵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亲切地接见达赖和班禅。当年9月27日，达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常务委员。12月25日，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达赖当选为政协常委。这年，达赖19岁，班禅才16岁，他们都成了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在京期间，毛泽东多次勉励他们：你们是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你们两位都很年轻，前途远大，要好好团结，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努力学习，大胆工作。我们要共同努力，把西藏的事情办好，把全国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事情办好。这样，西藏人民就会感到高兴。毛泽东还反复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他说：

你们两位不仅是西藏的领袖人物，而且是国家领导人，搞好你们两位活佛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还要搞好噶厦方面和堪厅方面的团结，搞好藏族同志和汉族同志之间的团结。

要搞好团结，就要互相学习。在藏工作的汉族同志要学习藏语文，不懂藏语文，怎么和藏族同胞接触？怎么能为藏族同胞服务？你们两位都很年轻，建议你们在可能的条件下学点汉语文。

1955年2月23日，是藏历木羊年正月初一，这天下午，达赖和班禅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拜年。次日下午，达赖和班禅在中南海举行盛大宴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达赖和班禅先后致词。班禅在致词中说，毛泽东等领导人出席藏历新年宴会一事，使他深深地认识到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和祖国温暖大家庭中，才能如此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才能如此关怀备至。这是毛主席伟大民族政策的光辉。毛泽东也在宴会上致词，他说：1955年春，班禅、达赖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度藏历木羊新年

当着藏族新年的时候，让我们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祝贺，向西藏全体在京人员祝贺，向西藏和其他地区的全体藏族人民祝贺！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1955年3月9日，国务院举行第七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专门讨论西藏工作。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并决定由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为第二副主任委员。会议还通过了《国务院对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从而使噶厦和堪厅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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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毛泽东亲自到畅观楼班禅住地看望班禅，并和班禅作了长时间亲切交谈。在座的有汪锋、计晋美等人。毛泽东一开始就说：昨天我去看望了达赖，今天特意来看您，为您送行。毛泽东又说：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班禅听到毛泽东称自己是领袖，感到很惊讶，以为自己听错了。毛泽东便再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班禅觉得自己承受不起，对毛泽东说：我不是领袖，只有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认真地说：您就是领袖嘛！我看在西藏，不能只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还要喊达赖喇嘛万岁！

班禅喇嘛万岁！毛泽东问计晋美：我早给张代表讲过，在西藏，不能只挂我和朱总司令的像，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他们挂了没有？计晋美答：1953年国庆节时，在拉萨和日喀则都挂了。毛泽东满意地说：这就好嘛！毛泽东还对班禅说：昨天我给达赖喇嘛讲了，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一要抽烟，二要喝茶，三还要买点书看。这样一来，所剩无几。你们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礼物可送，就送你们八个字：团结讲步，更加发展，作为临别赠言。以后，经中央讨论，团结进步，更加发展就成了指导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召开，毛泽东致电祝贺。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率中央代表团赴藏做了大量工作。当时，西藏邻近的四个省，包括这些省藏民族聚居的地区都先后开展了民主改革。在西藏，班禅和堪布会议厅，以及昌都地区，也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但中央考虑到西藏上层大多数仍心存疑虑，便决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这一方针，得到了班禅的理解和支持。1959年3月10日开始，拉萨发生叛乱事件。17日深夜，达赖喇嘛出走印度。3月19日，人民解放军奉命平叛，局势很快平定。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指出：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3月29日，班禅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他个人并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命令。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4月14日，班禅抵京，15日，他参加了毛泽东主席召开的第十六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谈了西藏问题，对西藏的平叛斗争和民主改革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并提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班禅大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9年国庆节时，班禅又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活动。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人，对西藏的民主改革、宗教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问题，作了重要指示。班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之后，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西藏和邻近省藏族聚居地区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扩大化和左的倾向，于是趁1960年9月赴京参加国庆十一周年庆祝活动之机，向周恩来总理和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作了汇报。他的汇报引起了中央重视。中央决定，由李维汉、陈叔通两位副委员长和汪锋陪同，让班禅到南方去疗养、参观，开一个小型的神仙会。这次南方之行的结果，是形成了《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员长谈话纪要》。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和班禅作了谈话，在座者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张经武等。毛泽东指出，现在西藏要纠正左的偏向，并就如何纠左，谈了六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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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现在只搞互助组，不搞合作社，要让农民安定下来，生活得到改善。第二，要把三千多上层人士工作搞好，真正实行赎买，长期合作，给他们安排一定的职位，思想改造不要急。

第三，同意班禅要保存一部分脱产喇嘛的意见，赞成有几千人学经，成为佛教知识分子。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派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性的问题，要做群众工作，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不行。

第四，反右必出左，日喀则有些群众抄了班禅父母、计晋美和拉敏等人的家，这种行为是不对的。毛泽东说：你们是爱国进步人士，我们从香日德起就合作。我们一起搞了这样久，从1959年以来，在平叛、改革等大政方针上，我们都是一致的。始终一致合作。毛泽东明确表示信任班禅及与他一道工作的人。

第五，关于什么时候成立自治区的问题。毛泽东说，主要是选举问题。先要把县、乡两级人民政府，用选举的办法建立起来，以后再选自治区的代表。

第六，要求西藏工委和班禅的关系搞得更密切一点，工委要使班禅了解西藏各方面的情况；班禅有什么意见、不满，就向工委讲。也希望班禅多关心前藏和昌都方面的情况，同这两方面的上层和劳动人民多联系。毛泽东对班禅说：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就向他们讲。听说你有这个作风，很好。你所想的他们不知道不好。工委给我们汇报说他们满意，觉得你讲真话，有时你同他们开个座谈会，把你的牢骚也发出来，双方一讲就通了。

毛泽东这次与班禅谈话时，还谈到佛教问题。毛泽东问：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班禅答：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毛泽东问：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班禅答：释迦牟尼讲经分三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毛泽东问：《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多吧？班禅答：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毛泽东说：《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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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次谈话之后，班禅于1961年至1962年继续在西藏和川、青、滇藏区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在很多地区，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没有认真贯彻和落实，有的地方左的东西不但没有纠正反而更加发展。于是班禅便将他了解的情况和意见于1962年整理成一分长达七万言的《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建议分八个部分：一、关于平叛斗争；二、关于民主改革；三、关于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四、关于统一战线工作；五、关于民主集中制；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七、关于宗教问题；八、关于民族工作问题。这份建议送中央后，毛泽东曾专门接见班禅，中央还责成李维汉、习仲勋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提出改进西藏工作的意见，并形成了四个文件：一、《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草案）》；二、《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草案）》；三、《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草案）》；四、《培养和教育干部的具体办法（草案）》。可是，当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后，一场对李维汉等人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中的投降主义的批判开始了，班禅的厄运也就随之而来。从1962年底，班禅就开始受到批判，给他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三顶帽子。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又决定撤销班禅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职务，免去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后来又在全国政协会上免去其副主席职务，仅保留常委一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逐步为他落实政策。1979年7月，班禅被增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0年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他1989年1月不幸逝世前的最后十年里，他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为西藏的建设、佛教的发展、寺庙的维修作了艰苦的努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不愧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班禅大师自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起，就一直是该会的名誉会长。他曾向毛泽东赠送彩银制喜玛拉雅山和珍珠松石金盾。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是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33年10月30日圆寂后，由噶厦政府经过二年多的时间，在青海湟中县一家藏族农民家中找到的转世灵童。1940年2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承认青海灵童拉木登珠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1940年2月22日，十四世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

在十四世达赖灵童确定过程中，由于热振活佛起了重大作用，所以当十四达赖坐床之后，热振便成了摄政，掌握了西藏政权。热振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比较接近，具有反英倾向，并支持内地人民的抗日战争。他的这些作为引起了英帝国主义的不满，便策划噶厦政府内的一些亲英分子逼热振下台。

他们的手法是，利用宗教迷信，说热振有三年厄运，要他暂时退休，闭门静坐，以便消灾。热振为了缓和攻击，向噶厦提议暂时退休三年，而把摄政的职务让给他的师傅大札佛代理。大札是一个地位不高的小活佛，热振选择他代理摄政，是为了便于继续控制西藏政权。可是事与愿违。当大札佛代理摄政之后，很快便被亲英分离分子所包围和支配。亲英分离分子索康、拉鲁、噶须巴等人都升任噶伦，完全控制了噶厦，并企图闹分裂，搞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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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仅于1947年5月将热振活佛勒毙，制造了著名的热振事件，而且于1949年7月，制造了驱汉事件，要求国民政府驻藏机构和人员，在他们指定的时间内撤走。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之后，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极大恐慌。以大札摄政为首一小部分亲英分子和分裂主义者，挟持了18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往亚东，并企图逃亡国外。这时，西藏当权派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部分人主张逃亡，大部分则反对逃亡。斗争的结果，是1951年春大札摄政下台，由十四世达赖亲政。

达赖喇嘛亲政后，于1951年2月委派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等5人为西藏方面的全权代表，前往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达赖还要阿沛带交了他致毛泽东的信和礼物。1951年5月23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协议第四条明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5月24日，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感谢他经阿沛.阿旺晋美带给他的信和礼物。信中还特别肯定：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以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北京举行谈判。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信中还希望达赖及他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

1952年3月，在代理司伦鲁康娃、罗桑札西的暗中支持下，西藏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组织伪人民会议一千余人，示威游行，包围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的驻地，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西藏。鲁康娃和罗桑札西还下令寺庙、贵族和拉萨附近几个宗的藏族人民，不准卖给解放军粮食与燃料。到4月中，十四世达赖解除了鲁康娃和罗桑札西的职务，并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解散。4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指示在谈到伪人民会议时指出：

最近拉萨的示威不应看作只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作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他各条。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辈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而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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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这段分析，显示了高度灵活的策略原则。他总是善于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情势，改变自己的策略。而在他看来，伪人民会议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反映当时西藏的实际情势。这种情势就是如毛泽东在指示中所分析的：

看来不但是两司伦，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议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为了改变这种情势，毛泽东在指示中提出了两条基本政策：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往后几年西藏历史发展证明，毛泽东的上述分析和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毛泽东十分细致地做了大量工作。1952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一周年时，达赖和班禅联名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为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努力。当天，毛泽东即给他们复电说：你们来电表示愿为逐步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努力，极为欣慰。同年5月14日，达赖喇嘛曾致函毛泽东并赠以黄金五两、红花一桶、哈达一条。7月11日，毛泽东指示将上述礼物送存民委。8月18日，毛泽东给达赖复信，并赠16毫米电影放影机一部，附《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民族大团结》影片各一部，黄缎二匹。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除了重申保护西藏人民信仰，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之外，特别指出：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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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8日，毛泽东写信答复达赖喇嘛1952年8月19日的来信及所赠照片。毛泽东给达赖回赠了一张照片，同时在信中特别指出：

在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破坏分子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并克服我们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

信中还再一次重申了党的保护宗教的政策：

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尊重和保护。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坏。

3月10日，毛泽东又致信达赖喇嘛，感谢达赖1952年8月16日及9月3日给他的信和礼物。信中特别说明：中央对西藏的政策除已明确地写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者外，我在接见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时曾又简要地告诉过他们。这些简要的话，柳霞.土登塔巴已经在他对西藏的广播中谈到，想你已经知道了。毛泽东随函还赠达赖扩音机2个、附带喇叭4个，电转1个、附带片子12张，黄缎4匹，长白山人参1个，貂皮衣筒1件。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和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谈话时，肯定过去两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藏族和汉族之间都是一天一天靠拢的，相信将来会更加靠拢。毛泽东还再次指出：

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这点是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里写了的。但是要做，还得一个时间，而且要根据你们的志愿逐步地做。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的，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让大家都高兴，这样反而就快了。

总之，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

毛泽东的这些话，反映了当时中央对西藏的改革是十分慎重、非常耐心的；他真诚地希望达赖及西藏上层人士能逐步觉悟，跟上时代的步伐。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早在这年6月初，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就指示，要作好部署，让达赖、班禅等藏族代表尽早启程，9月5日前务必到达北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有关方面精心安排下，达赖和班禅于9月4日到达北京，受到朱德、周恩来等人的隆重而热烈的欢迎。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达赖与班禅，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十四世达赖，也是第一次同时接见西藏两位政教领袖。在这次接见时，毛泽东同达赖、班禅进行了长时间亲切交谈，勉励他们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为祖国、为西藏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9月27日，达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12月25日，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时年19岁。在此期间，毛泽东多次与达赖、班禅等人谈话，勉励他们搞好团结，并要求在藏工作的汉族同志认真学习藏语文，以便更好地为藏族同胞服务。达赖对毛泽东说：张代表（指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张司令员（指当时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谭政委（指当时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在学习藏语文，他们学得很认真，积极性很高。毛泽东说：那很好嘛。你们两位都很年轻，建议你们在可能的条件下学点汉语文。达赖和班禅都表示一定努力学点汉语文。达赖还提出：希望中央给我派一名汉语教员，下次来北京开会，我不用翻译，就直接用汉语同主席交谈。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很好。1955年初，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曾和达赖、班禅一道，同庆藏历木羊新年。3月8日，在达赖返藏前夕，毛泽东到达赖在北京的驻地御河桥送行。谈话时，肯定达赖和班禅是藏族人民的领袖，并将他1953年10月18日与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谈话时提出的团结进步，更加发展八个字，作为临别赠言。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当代表们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高呼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达赖喇嘛曾向毛泽东赠送千佛金轮和珍珠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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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1月24日，毛泽东亲笔给达赖喇嘛写信，信的开头称亲爱的达赖喇嘛，对他1955年7月6日来信表示很高兴。这封信充满了毛泽东对少数民族领袖的亲爱和关怀之情。信中写道：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大概要再等三年，等到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那时你也许会来这里吧。你回去以后的许多活动，我觉得都很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不久可以成立，各族人民都会很高兴。西藏是在前进。当然不要性急，每年有一些进步就好了。希望你好好保养身体。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是不富不强，希望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变为一个又富又强的国家。西藏是很有前途的地方，希望你们好好做去。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附寄一朵给你。希望经常看到你的信，随便写几句，不拘形式，就是好的。

这封信表明，毛泽东不仅是用政策去争取达赖，而且是努力用感情去影响和感化达赖。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筹委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主持开幕式，宣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央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宣读了国务院命令，并代表国务院授印。陈毅在西藏期间，对达赖喇嘛及西藏噶厦政府主要成员做了大量工作。陈毅对他们说：关于改革，中央已经讲了，六年不改。以后什么时候改，大家商量着办。就是改了，你们也不用怕。你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地位，都不会下降，只会比现在好。我们说要改革，是说这个旧制度不好。要改掉那些落后的、过时的、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东西。就个人来讲，改革以后，我们仍然是朋友。你们也可以成为国家干部，可以在筹委会和各级政府任职。所以，你们不用怕，有什么可怕的？尽可以放心。作为朋友，我诚心诚意地奉劝你们，开明一些，豁达一些，要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同年8月18日，毛泽东又亲笔给达赖喇嘛复信。信中指出：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大家满意。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陈毅副总理回来，转达了你的意见。我们大家对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总是担心，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请你负起责来，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

尘客

在这封信的最后，毛泽东还写道：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时改不过来，但比上次少了一点。1956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西藏问题复电中，又针对当时西藏拉萨地区可能出现暴乱的情况，加写了以下一段文字：

中央和毛主席历来认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但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

上述情况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西藏改革问题是极为慎重的，对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领导人物是仁至义尽的。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956年11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和班禅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同不同意达赖等人去印度？他们去了之后是否不再回来，并在国外搞西**立？对此，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

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他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