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祥剑群书治要五十讲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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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梁国边亭的人晚上在暗中给他们灌溉这些瓜。他们感到很惭愧，就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楚国的县令。楚国的县令知道这个事情后，又把这个事报告给楚国的国王。楚国国王听到这个事，被宋就的这种行为所感动。
宋就以德报怨，是一个真正有仁德的大善人。楚王就因为这个事情送给梁国国王重礼，表示感谢，并且请求和梁国交好。他希望和有仁义、有仁德的人做朋友。《弟子规》上讲，“能亲仁，无限好”。所以古人常讲，“将败而为功，因祸而得福。”别人可能因一件事情而欺负我们、折磨我们、侮辱我们、诽谤我们，这也是好事，它让我们有机会提高自己的德行。所以，老子讲要以德报怨。遇到不好的事情、对我们不善的人，要用德行去感化他。人都是有良心的，都是能够感化的。“人之初，性本善”。人人都有一颗本善的心。所以，宋就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但是他促成了两个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
这个故事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学习《群书治要》，学习古圣先王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要怎么样治国平天下？是不是只有自己身居高位才能治国平天下？不是。宋就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一个小县官，按道理不可能对国家的外交关系产生影响，但是他做到了。怎么做到的呢？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位置上，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做好了也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有这样一个故事，西方有一个主教去世前说，我小时候有个梦想，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后来发现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我又有个梦想，想要改变我们的国家，后来发现我也不能改变这个国家。梦想又变小了，想要改变我的家乡，后来发现自己也改变不了家乡。于是就想，我要改变我的家人，最后发现家人也改变不了。他在临终前悟到一个道理，如果我先改变自己，或许就能改变家人了；我的家人改变了，可能就会影响周围的人，或许就能改变我的家乡；能够改变我的家乡，或许就能改变全国；改变了我的国家，可能就能改变整个世界。
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根本在于修身。为官之道，根本也在于修身。治国平天下，每个人都可以，并不是说只有国家领导人治国平天下。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为世人做一个榜样，那都是在治国平天下。哪怕我们是在一个很小的岗位上，哪怕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人，也都可以治国平天下。
通过宋就的例子，我们能感受到选择国家基层官员的重要性。古代朝廷为什么要选孝廉呢？就是因为重视基层官员的德行。古代选拔人才之后，先让他们从最基层做起。古人特别重视基层官员。领导者真正爱民，那就要选拔真正有德行的人来教化百姓。
基层官员不能频繁更换
《群书治要》里面不仅提出基层官员要有德行，而且还提到一个制度，就是基层官员任职期限不能太短，不能频繁调动。《群书治要·三国志》里面就引用了陆凯直陈时政得失的奏书，奏书中写道：“今州郡职司，或莅政无几，便征召迁转，纷纭道路，伤财害民，于是为甚。”这是讲州县的在职官员，上任没多久马上要调走，或者是转成他职，导致经常搞这种官员任职调遣的迎新送旧，浪费国家的钱财；既害老百姓，又劳民伤财。这种情况对国家影响最大。
《群书治要·傅子》里面也讲到，对于基层官员不能频繁更换，“重亲民之吏而不数迁。重则乐其职，不数迁则志不流于他官。乐其职，而志不流于他官，则尽心恤其下。尽心以恤其下，则民必安矣”。想要百姓过上安定的日子，社会安定，就要重视接近百姓的基层官吏，不要频繁调换基层官吏。重视他们，他们就会乐于尽职尽责；不频繁调遣他们，他们就会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乐其职，而志不流于他官”，他能够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心也就不会想着做其他的官位，而乐于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他就会尽心体恤他管辖的民众。官员能体恤民众，百姓就能安定。所以古人选拔、罢免官员，要“三载九考”，三年考核一次，经过三次考核以后才根据政绩进行提拔或者罢免，等于是九年才换一批官员。如果官员调动很频繁，为官时间短，他就会热衷于搞一些成效快、见效快的政绩工程，而不去做长远的谋划。因为做长远的谋划，事情还没成功，自己可能就要调走了。所以他会做短时间能促成的事情。如搞工程建设，几年就可搞好，但是搞道德教化成效就没那么快，如果很短时间就进行一次调动，那么我们也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即使做了，可能下一任来了也未必能够继续坚持，百姓也很难得到真正的实惠，获得真正的利益。
晏子治理阿城的故事
《群书治要·晏子》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当时齐景公派晏子到阿城做最高长官。晏子在阿城当了三年长官，三年之后全国都流传诋毁晏子的话。景公听了很不高兴，我让你去治这个地方，治了三年，怎么全国人都说你坏话呢？就想要罢免晏子。晏子听了就谢罪，我已经知道我的过错了，希望你再允许我回去治理这个地方，三年之后我向你保证，我的好名声一定会传遍全国。
景公听晏子这么一讲，那也行，再看三年是不是真能让全国人都说你好。晏子在阿城又治理了三年。结果这个好名声真的传遍全国了。景公很高兴，就把晏子叫回来，要大大地赏赐他。但是晏子拒绝赏赐。景公就问晏子，你为什么不愿意接受赏赐啊？晏子说了一番话，他说以前我治理阿城的时候修筑小路，建设住宅，整修街巷的房屋，导致邪恶的人都憎恨我。以前我提倡生活节俭，厉行节约，让大家孝顺父母，热爱兄长，对偷懒的人进行惩罚，结果懒惰的人也都很怨恨我。我治理阿城的时候，前三年判决案件从不包庇显贵豪强，导致显贵豪强都厌恶我。我身边的那些同事有所求，合法的我就给予，不合法的我就不答应，这样就导致身边的人也讨厌我。那时候对地位显贵的人，绝对不允许超过礼仪的规定，他们也不喜欢我。所以就导致邪恶的人在外面毁谤我，后两种人在内部诽谤我。这些毁谤久而久之就都传到国王的耳朵里了。现在我回去了，放松住宅和街上房屋的建设，邪恶偷盗的人高兴了；不主张节俭、孝顺父母，不惩罚懒惰的人，懒惰的人也高兴了；判决诉讼偏袒显贵豪强，显贵豪强高兴了；身边的人有所求我统统答应，身边人也高兴了；接待地位显赫的人，隆重程度都超过了礼仪的规定，地位尊贵的人也都高兴了。所以，这样一来，我的好名声也就传到你耳朵边了。以前我受责备的那些事情实际上应该受到奖赏，如今我受奖赏的这些事情实际上应该受到责罚，所以我不敢接受赏赐。景公听了之后深有所悟。
所以真正做一个基层的官员，上级领导如何考核他们，要有智慧。大家说他好不一定是真好，大家说他坏也不一定是真坏。领导者要有智慧，能够明察，看他真正是为百姓好，还是为了谋私利。而且真正要治理一个地方，纠正歪风邪气，必然会引来既得利益者的诽谤、攻击。这个时候，领导者要有智慧，要真正做一些利于百姓的事情，推行伦理道德的教化。古人讲“欲速则不达”。推行伦理道德的教化，需要时间。如果官员调动太过频繁，即使有心把这个地方治理好，往往也难以实现，因为他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等到很快要出成果的时候可能就被调走了，再换一个官员，可能治理方式又变了。所以古人任免官员要九年，这是很有道理的。《礼记》上讲，七年小成，九年大成。学习是这样，治理一个地方也是这样。
作为一个官员，最重要的是能为百姓谋福利。所以，为官之道重要的一点是要放下自私自利。一个官员，真正推行伦理道德的教化，百姓受福，社会受福。能让百姓真正得到利益，自己也能得益，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群书治要·后汉书》里面记载了卓茂的故事，汉朝卓茂担任密县的县令。他真正爱民如子，特别善于伦理道德的教化，说话、做事都非常和善，从来不伤人，百姓都学习伦理道德的教育，最后达到了“路不拾遗”的景象。汉平帝年间，全国遭受了严重的蝗灾，黄河以南二十多个县都遭受了灾难，唯独密县没有受灾。卓茂的伦理道德教化搞得好，不仅能感动人，连蝗虫都能感动。这是史书上记载的史实。所以，基层官员真正爱百姓，进行道德教化，这个地方一定风调雨顺。
德薄而位尊，很少没有灾祸的
官员的任免，尤其是封官赐爵要非常慎重。封官赐爵，要看人的德行；增加俸禄，要看他有没有功劳。没有德行的人不能让他身居高位，没有功劳的人不给他厚禄。
《群书治要·典语》里面就讲道：“先王重于爵位，慎于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禄必施有功。是以见其爵者昭其德，闻其禄者知其功。然犹诫以威罚，劝以黜陟；显以锡命，耀以车服。故朝无旷官之讥，士无尸禄之责矣。夫无功而受禄，君子犹不可，况小人乎？”
古代帝王对封官赐爵都非常慎重，真正有德的人才赐予爵位。封赐俸禄，要有立功，没有功劳不随便给他俸禄。这样的结果是“见其爵者昭其德”，看一个人的爵位就知道他的德行，知道他的俸禄就知道他立了多大的功劳。这样，人们就会努力修德，努力立功，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之后，还要用刑罚进行警戒，对没德的人、不做事情的人进行处罚；对有德有功的人要提拔，再通过赐封官职的诏书，来使他们得到显贵，同时给予相应的车马朝服，让他享受荣耀。古代，每一个级别官员穿什么样的衣服，乘什么样的车子，都有等级区分。这让人一看，就能知道他的德行，知道他立了多少功劳。这都是劝人修德，为国尽职。这样一来，朝廷就不会因为空缺官位而遭讥讽，为官者也不会因为只拿俸禄不做事而遭到指责。让真正有德的人处在相应的位置，有功的人得到相应的俸禄，让社会百姓不再指责，不再讥讽朝廷，为官者也不会因此受到指责。
《群书治要·傅子》里面讲道：“爵禄者，国柄之本，而贵富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则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封爵授禄是国家权力的根本，也是个人实现富贵的正路。国家不能不重视。虽然重视，但是赐爵、赐予俸禄也应该坚持原则，就是要以德行为依据。没有德行，不赐予相应的爵位；没有功劳，不给俸禄。
古人为什么这么重视德行？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深刻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的德行和他的位置不相配，往往会带来灾祸。《周易》里讲，“厚德载物”。物是官位、俸禄。你想做到高的官位，得到丰厚的俸禄，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德行。如果没有这个德行，在高位往往会遇到灾祸。
《群书治要·汉书》里面就说道：“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没有德行反而要到高位上去，那会不祥。自己的德行承载不住这个物，会把自己压垮。命里没有这个官位，非得要去争，争来的都是祸。“能不称官”，自己没有能力做好这个官职，那会给自己带来灾祸。“赏不当功”，没有这个功劳，就不能接受这个奖赏，无功受赏，这是不吉祥。“刑不当罪”，犯了这个罪不接受相应的处罚，反而是拉关系，走后门，通过行贿的方法来减免自己的罪责。要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逃得了此时，逃不了彼时。这都是人生最不祥的事情。
《周易》里讲，“德薄而位尊”，德行浅薄而身居尊位；“知小而谋大”，自己没有智慧，想图谋大事；“力少而任重”，能力薄弱，却要想担当重任，“鲜不及矣”，很少没有灾祸的。所以我们要想自己有多厚的德行，而不是想自己应该做多大的官，得到多少俸禄。看看自己的德行，自己现在的德行和这个位置相配吗？为官，要以德赐爵，因功食禄。古人理政行事，都是以道德仁义为核心。任命官员，实施奖罚，最根本的原理都是道德仁义。
如何解决贪污腐败
《群书治要》特别重视官员的道德问题，尤其是对贪污腐败，这个大难题，根本要从道德教化上来解决。《群书治要》为什么这么重视道德教化，因为道德是人内心的自律。人真正能把修德作为自己人生目标，时时刻刻以道德仁义来要求自己，就不会贪污腐败。
除了道德教化外，在《群书治要》里面也谈到一些如何让官员清廉的具体方法，提出要重视官员的俸禄，精简官职。
《群书治要·傅子》里面讲道：“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则事繁而职乱。知省其职，而不知节其利、厚其禄也，则下力既竭，而上犹未供。薄其禄也，则吏竞背公义、营私利，此教之所以必废而不行也。”
要治理好百姓，就要精简政事。不精简政事，会导致事务繁多而职责混乱。精简官职，但不能节制财用，否则会导致下位者财力已经供尽，但是在上位的人，却可能还没有充分的供给。“下力既竭，而上犹未供，薄其禄也”，如果做官员的俸禄很微薄，不够养家糊口，会导致官吏竞背公义、营私利。所以对官员要廉洁，不是说薪水越少越好，一定要让官员有足够的收入来养家糊口，过上正常的生活。如果官员收入太低，那他会违背公义，另谋财路，导致教化不能够推行。当然也并不是说一味地增加官员的俸禄就能解决贪污腐败问题。首先是要教育人节制贪欲，以道德仁义作为做人的准则。
《群书治要·傅子》里面还说道：“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禄，近不足以济其身，远不足以及室家，父母饿于前，妻子馁于后。不营则骨肉之道亏，营之则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亏，则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则仁义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无以致养，必不采薇于首阳、顾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禄不重，则夷叔必犯矣。”
这是讲如何让像伯夷、叔齐这样廉洁正直的人去为官。如果俸禄很薄的话，只给他微薄的薪水，近不能养活自身，远不能赡养家人，让自己的父母受饿，让妻子儿女没有饭吃，那么他们自己不谋私利，养家糊口都有问题。但是谋私利又会违反公家的法律，这样会让他们怨恨，道德仁义就丧失了。所以《管子》里面就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为官者也是这样，生活有了保障，他才能真正去落实道德仁义。为官者也要孝养父母。所以《傅子》讲，“使夷、叔有父母存”。像伯夷、叔齐他们这样正直廉洁的人，要是父母还在，不能赡养父母的话，那他们也不会去首阳山，为了公制守节而死。所以，官吏俸禄不足，即使是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也会违反禁令。
伯夷、叔齐两人，是商朝时期孤竹君的儿子。两个人因为不肯登上王位，相率而逃到西伯姬昌的周国，为西伯所养。西伯就是周文王。武王伐纣的时候，两人当路叩马而谏，说文王去世，武王没守孝，反而去讨伐君主。但是武王并没有杀他们两个人。他们在周朝得了天下之后，不愿意吃周朝的粮食，都到首阳山上隐居起来，靠采野菜充饥，最后饿死。
他们是真正有节气的人，但是如果他们连自己父母都不能奉养的话，那也会违背国家的禁令。所以，《群书治要·刘廙政论》里就讲道：“夫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故选托于由夷，而又威之以笃罚，欲其贪之必惩、令之必从也，而奸益多、巧弥大，何也？知清之为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无耻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禄，禄薄所以不得成其清。”
治国理政的人，都希望官吏能够勤政廉洁。所以，选拔清正廉洁的人为官，而且加强刑罚来加以威慑，希望实现有贪必惩，有令必从。但是相反，伪诈的事情越来越多。什么原因？选拔廉洁的官员，反而欺诈、虚浮的风气越来越严重，这是因为领导者虽然知道怎样选拔廉洁的官员，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实现清廉。他们做的只是让人逃避惩罚，而没有廉耻之心。要让人有廉耻之心，懂得清廉，最重要的就是教化。教化的同时，还要给官员足够的俸禄。所以“日欲其清而薄其禄”，想让官员清正廉明，但是又给他很少的俸禄。却不知，正是因为俸禄太少，所以不能让其清廉。当然要先进行道德伦理的教育，再增加官员的俸禄。而且，重视俸禄也并不是俸禄越多越好，让官员能足够奉养家事就可以了。对官员要进行教化，要让他们懂得节俭，不能贪污腐败，过上奢侈的生活，要给百姓做表率。要让基层官员过上稳定的生活。同时，也要重视官德的教育。让官员清正廉洁。
赏罚，政之柄也
除了要让官员清正廉洁外，《群书治要》的吏治思想里面还谈到一点，就是要注重赏罚。在《群书治要·申鉴》里面就讲道：“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赏罚也是为政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该奖的一定要奖，该罚的一定要罚，奖罚的目的是劝善惩恶，奖罚一定要慎重。对于有德行的人做的善事要进行奖赏。奖赏是为了让大家都行善；惩恶是警戒大家，让大家不要行恶。
《汉书》里面讲到孝文皇帝的时候说：“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无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与刑措无异。”汉文帝成就了“文景之治”。怎么成就的？“贵廉洁，贱贪污”。崇尚廉洁的官员，鄙视贪污腐败的人，并处罚他们。奖善罚恶，奖励有德行的人，处罚恶行的人。亲戚也不袒护；罪行明白无误的，就要让他接受应有的罪罚；罪行有疑点的就要听从民意，根据民意来处理；“无赎罪之法”，不能用钱财进行赎罪。这样，令行禁止。国内风气大变，以致刑法和刑罚废弃不用了，社会清明，百姓安定了。
关于赏罚的言论《群书治要》里面有很多，主旨就是劝人向善，惩治作恶，都是教人回到道德仁义上来。
我们学习《群书治要》，也感受到了魏徵等人的政治智慧，不仅要太宗注重道德教化，同时要注重制度建设，注重具体的措施。这个制度和措施虽不是每个时代都能完全照搬的，制度背后的道理，却值得我们学习。这都是让人回归道德与仁义，通过道德教化和制度、措施相结合，最终实现清明的吏治，使社会和谐，百姓安定，官员清正廉明。所以，社会真正得到和谐，人人都要把道德仁义作为立善之本。
第四十讲  勤修善政，化解灾害（一）
——应对灾害的古老智慧
近年来，全球各地天灾人祸频频发生，从地震、海啸到龙卷风、水灾、旱灾、火灾等，各种灾难时常发生，给人类生活带来很大的灾难，造成巨大的损失。
灾难不是说只有今天才有，自古以来人类都在和灾难做斗争。历朝历代，各种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在《群书治要》里面就讲到了如何来应对灾难，看看我们古圣先王是如何应对灾难的。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天人合一。中国古人追求人天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这个和谐，就是没有灾难、祸患，自然界风调雨顺，人人身心健康。这是我们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更是古圣先贤在传统文化里面治理国家的理想境界。
要达到和谐，首先要能化解灾害。怎样化解灾害？中国古人有着高度的智慧，从这部《群书治要》里就能看到，老祖宗是怎么化解灾害的。
中国传统文化告诉我们，解决冲突，不是用对抗的办法，而是要化解。比如治病，中医讲解毒、排毒，而西医却讲消毒、杀毒。
中国古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灾难发生的根本原因，认为“人反德为乱，天反时为灾”。中国古人一直倡导天人合一，追求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社会和谐、人天和谐，提出人要和自然和谐相处。人要和天地万物和谐相处，就要效法天地之德。中国古代圣人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知道人和天地宇宙是一体，人的意念会对天地宇宙产生影响；人违背自然规律，不和自然和谐相处，自然界就会发生灾难。
《群书治要》里面节录了很多言论，指出灾异现象是自然界对人的警示，人一旦违背自然规律，就会感召到天地发生灾异。
《周易》里讲：“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上天垂现各种征兆，垂现征兆是让人们看出吉凶，通过天象来预测吉凶祸福，圣人懂得按照天象来行事。
古代圣主明君，像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他们明了天地宇宙人生之道，看到天象就知道应该怎样做事情。圣人真正懂得天地人是一体。《三字经》里讲，“三才者，天地人”，真正明了圣贤学问，通达圣贤之道之后，我们也会明白天、地、人、宇宙是一体。
现代人可能认为“天垂象，现吉凶”是封建迷信，认为天象和人的行为怎么可能会有联系？对圣贤之道不明了。《周易》能流传几千年，这里面的字字句句都是真理。“天垂象，现吉凶”讲的是人和天地、自然界之间的一种因果规律。天地、人、宇宙本来是一体的。
既然是一体，那人与人之间伦理道德的秩序，人的行为必然会影响天地，体现在自然现象当中。天象变异往往和人的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预示着人间的祸福。
《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里面就讲道：“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这句话把灾难产生的根源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
“天反时”，上天不按照四时运转，冬天不像冬天，不下雪了；夏天出现七月飞雪、下冰雹的现象，四季不再分明，这叫天反时。
“地反物为妖”，大地生养的万物，违反万物的自然属性，这叫妖异。什么叫地反物呢？如现在的农作物，流行反季节蔬菜，本来冬天才有的，夏天也有得吃，夏天生长的东西，冬天也能生长。这些通过科技手段培育出来的作物，违背了天地自然的规律，结果现在吃的很多东西，失去了先前那种味道。万物违背它本来的属性，这叫“地反物”。
“民反德为乱”，灾害、祸乱之所以发生，根本在于伦理道德没有了，五伦关系没有了，人们不按照五伦关系来行事了。父子不再有亲，夫妻不再有义，兄弟不和，君不仁，臣不忠，朋友之间没有信用，人人道德败坏，因此就产生了祸乱。
“乱则妖灾生”，人违背伦理道德，就会产生祸乱。现在地球气温越来越高，各种灾难频繁发生，根本原因就是伦理道德没有了。中国古人早在几千年前就明了这个道理。所以要想化解灾难，让人回归到伦理道德上来，把古人治国的常道“道、德、仁、义、礼”恢复起来，人人守德，就没有祸乱了。人人守德，地就不会反物，天就不会反时。并不是说把房子盖的更结实就没有地震了；做好防火的设施，火灾就不会发生了；修好堤防，洪水就不会来了。这些虽然也很重要，但是治标更要治本，根本是要恢复圣贤教育，恢复伦理道德的教化。
天子见怪则修德，士庶见怪则修身
在《群书治要》节录的另外一部经典《周书》里面就讲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
天子，现在讲国家元首，见到怪异现象，自然灾害，要修明德政。诸侯，现在讲是一个地方的首长，见到怪异现象，自然灾害，要修明政事。“大夫见怪则修职”，大夫，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县长、镇长，是最基层的官员。他们见到灾异现象，要修职。修职就是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为人民服务。“士庶”，这是读书人和普通老百姓，见到怪异现象，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发生异象、天灾，就是提醒我们要反求诸己，更加努力修养自身道德。
在中国历史上，一旦发生灾异现象，许多帝王会心存戒惧。帝王要发布罪己诏，反省自己政事的得失。历朝的礼制也都规定，一旦国家发生自然灾害，君王都要素服斋戒，贬膳废乐，退避正殿，反躬自责，一直到灾异结束。灾异严重的，要颁布罪己诏，宣布大赦天下，鼓励臣子上书直言、推荐人才。
汉文帝时期，发生了一次日食，汉文帝发布诏书，诏书里面讲道：“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谪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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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汉文帝开创了汉朝“文景之治”，是非常贤明的君王。遇到日食，他反省自己，承认自己没有把政事治理好，导致上天降灾。他让臣子上书指出自己的过失，鼓励臣子推举贤德的人才，匡正自己的过失。
这里面有没有迷信？我们真正把传统文化学明白了，懂得圣贤之道就会明白，这里面没有迷信。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如果是迷信，千年前的帝王都会这么做吗？迷信的事情，怎么可能传承几千年呢？现代科学才有多长的历史？中华文化有多长的历史？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些做法，有深刻的道理，我们不能因为不理解、不明白，就斥之为封建迷信。
《群书治要·后汉书》里面节录了东汉时期汉明帝的一些事迹。汉明帝也很贤德，遇到日食也下“罪己诏”。明帝八年，发生日食，汉明帝就下罪己诏说：“朕以无德奉承大业，而下贻民怨，上动三光。日蚀之变，其灾尤大；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陈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
诏曰：“群寮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民力，缮治室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竦然兢惧。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汉明帝下诏，反省自己没有德行，导致百姓抱怨，惊扰日月星三光，发生日食。罪过在于我自己，希望大臣要勉力职守，敢于进谏。明帝能反省自己，让臣子直言进谏，官员也都上书，陈述政事得失。明帝看过奏章之后，深深引咎自责。自己在诏书里讲，大家所奏的事情，都是我的错误，百姓蒙冤不能申理，官吏狡诈不能禁止，随便动用民力、擅自修筑宫宇，出入没有节制，喜怒过度。应该永远记取以前的教训。这让我感到竦然惊恐，担心自己修德不够，时间久了将造成堕怠的后果。
历史上唐太宗也是一个面对灾异懂得自我反省的帝王。贞观十一年，大雨，发生洪灾，洛阳的城门被冲毁。洛阳宫里，毁坏了宫室19处，淹没民房700多家。唐太宗就跟侍从大臣讲，是我自己没有德行，所以皇天才会降灾。都是因为我视听不明，刑罚失当，才使得阴阳错乱，雨水反常。我现在要抚恤百姓，反省自己的过失。用膳的时候，他就讲，我还有什么心情，独自享受这些美食？要求身边的人停止给他供应肉类，只吃蔬菜，然后让文武百官都上书，指出朝政的得失。
汉武帝、汉明帝、唐太宗都是历史上优秀的帝王，不仅是帝王要懂得反省，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要懂得反省。《论语》里面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我们要每天反省自己的过失，是善的念头多，还是恶的念头多，这个很重要。天天起善念，就会有福，起恶念就会有祸。
现在人崇尚科学，以为古人讲的这些没有道理。我们真正深入学习才会明白，古人的教诲很有道理，处处教人修德。真正人人修德，国家一定是社会和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盛世。
古代的人很敬畏自然。现在的人自以为科学进步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就没有了。对天地都不懂得敬畏。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对别人升起怜悯恻隐之心呢？
人弃常，则妖兴
中国古人认为，灾异的根源就是“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人违背伦理道德，天地就会出现异象。
《左传》里面还讲到一句话，叫“人弃常，则妖兴”。常就是常道。儒家讲“仁、义、礼、智、信”五常，人如果把五常舍掉了，妖魔鬼怪就出来了。
我们看一个人，不是看他地位有多高，他有多少财富，而是看他，是不是落实仁、义、礼、智、信。这是做人的基本条件，人要是违背做人的基本条件，那和禽兽没有两样，所以人不守五伦五常，灾异现象就会发生。
五伦五常是天地之道，是宇宙人生的规律。
《群书治要·汉书》里面讲：“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也。”天最大的品行是无私。阳光照到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他地位高能够多得一些，上天给我们的滋润人人平等，对谁都没有私心。我们要学习天，去掉自己的自私自利，“顺之和起”。顺应天道，没有自私自利，跟人没有对立，你才能跟他人和谐共处。我们人与人为什么会有对立？就是因为我们有自私自利之心。我们学习天道，就不会跟别人对立了。“逆之害生”，违背天道，灾害就会发生。所以，人顺从天道就会吉祥，违背天道就会带来灾祸。
《群书治要·后汉书》里面也讲到“天地之性，阴阳正纪，隔绝其道，则水旱为灾”。“天地之性”，天地的本性是阴阳。阴阳正常运行，天下就安定，社会就和谐。隔绝其道，阴阳各自违反正道，就会发生灾难，比如水灾、旱灾。
《群书治要·礼记》里面还讲到，“男教不修，阳事不得，谪见于天，日为不食；妇顺不修，阴事不得，谪见于天，月为之食”。“男教”就是对男子的道德教育。男子失教，国家的政策不符合天道，上天责备就会出现日食的象征。男是阳，代表天。男子违背天道，没有阳刚之气，上天就会降下日食的灾祸。
“妇顺不修，阴事不得，则见于天，月为之食”。《周易》讲阴阳，日为阳，月为阴。这是讲对女子的教育搞不好，内部事物不符合天道，上天责备的象征就是月食。所以，古时发生月食的时候，做皇后的要反省女德教育有没有搞好。
古人讲的这些，现代人认为是迷信。我们把灾异现象和人世间的事情对照一看，就会明白，根本不是迷信。中国古人真正心地清净，知道天地的一举一动对世间万物都会产生影响，人的行为也和天象相合。所以，看到灾异现象，我们要懂得反省自己是不是违背了伦理道德。
既然灾害是由于人违背伦理道德导致的，那么古人教导我们只要修习德行，大力推广伦理道德的教育，就可以收到消灾免难的效果。这在历史上有记载。
卓茂和鲁恭的德政
《群书治要·后汉书》里面就节录了卓茂和鲁恭两个县官的故事。他们为官廉洁，爱民如子，善于德教，感得自己管理的地方没有灾祸。这是他们道德教化做得好。
卓茂当时是密县的县令。他做县令，懂得进行道德教化，做百姓的榜样，真正爱民如子。在他的治理下，百姓都讲仁义道德。他治理密县几年时间，道德教化大兴，民风甚好，路不拾遗。这个时候，全国都遭受严重的蝗灾时，唯独密县没有受灾。
企业家也是一样。在企业里面推行伦理道德的教化，企业可以避免灾祸。《周易》上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你积善不仅自己得到善报，更重要的是你的家人、子孙后代都能受到你的福祉。
另一个故事讲，鲁恭担任中牟县的县令，用道德伦理教化百姓。与中牟县接界的犬牙县受到螟虫的危害。当时河南尹袁安觉得很奇怪，就让官员去察此事。县令鲁恭陪同官员去，两人坐在桑树下，恰好有野鸡飞过，停到旁边。官员就说，傍边的小孩怎么不去捉野鸡呢？小孩就讲，野鸡还要喂养他的小鸡，不能抓他们。可见鲁恭治理地方，道德教育搞得好，人人都有仁爱之心。
所以，这个官员立刻站起来，跟鲁恭告别，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的政绩。现在蝗虫不犯中牟县境，这是第一件奇事；教化涉及到鸟兽身上，小孩都知道鸟兽有父子、母子，这是第二件奇事；小孩子都如此有仁爱之心，这是第三件奇事。我留在这里只是白白打扰你这位贤良推行教化了。这位官员回到府里就把看到的情况跟袁安报告，告诉他确有此事。
这一年在中牟县出现了嘉禾。嘉禾是古代代表祥瑞的一种稻谷，生长得特别奇异。袁安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报告给光武帝，光武帝都感到特别惊讶。
通过进行道德教育教化，确实可以化解灾害。我们只要去读读《二十四史》，就会发现这样的记载很多。现代人学习西方的科学，往往以为这些言论是迷信，不符合科学道理。但是，我们真正把古圣先贤这些经典教诲学透了，真正明白了，就会发现里面有很深刻的道理。
我们看看现前的灾难，再去对照一下现代人的行为举动，对灾害的起因就能认识到了。“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现前为什么这么多灾难？根本的问题就是道德伦理没有了。所以，要想化解灾难，最重要的是要把道德伦理的教化复兴起来。
第四十一讲  勤修善政，化解灾害（二）
——反躬修德，化解灾难
灾难的根源是人违背了伦理道德。知道了原因，我们就应该知道怎么样来化解灾难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人都能够反躬修德。中国古人讲，只要人人能够反躬修德，就能够化解灾难。
人人能够反躬修德，就能够化解灾难
《群书治要·孔子家语》里面就讲道：“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耶？’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弗能加也。’”一个国家的存亡祸福，是由上天注定的、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吗？夫子讲，存亡祸福，在于人自己罢了，天时的反常现象、地上的怪异事物、天灾地妖，并不能够影响人的存亡祸福。根本在于什么？在于人能够修德。天灾地妖，怎么来的？人自己感召来的。如果人人皆有德行，大家遵守伦理道德，即使遇到灾害也能化解。一个国家如此，一个人也是如此。人有没有天命？人生来并不是说没有命，但是这个命在哪里？掌握在每一个人自己手里。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经典——《了凡四训》，里面讲了袁了凡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过程。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命自我做，福自我求。袁了凡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个算命先生，把他一生的流年都算清楚了，告诉他，你应该去读书，哪年考中秀才，哪年补廪，跟他讲得很清楚，而事实上确实也和算命的孔先生讲的一模一样。这让袁了凡深信命运。后来他到栖霞寺，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告诉他一个道理，命运是什么？命自我作，福自我求。你能够积德行善，就能改变命运。袁了凡明白之后，断恶修善，积德修福，最终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原来算命的跟他讲，他只能到四川做一个县官，命里面考不中进士。结果他后来考中了进士，做了宝坻的知县，这是皇上直管的一个县。后来又到兵部工作，命运全改了。原来命里算他只能活53岁，最后活了七十几岁。命里说他没有儿子，最后他有两个儿子。所以，人生命运，都在于自己。
有的人算命，算命先生说他命很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这个算命先生说的那么好。什么原因？也是在于自己。自己造恶，你原来好的命没有了，你命里的福报都削减了。所以人生命运、人生的吉凶祸福，关键在于自己。这个道理，我们自己真正要懂得。改变自己的命运，最重要是要修习德行。
灾妖不胜善政，梦怪不胜善行
夫子在这里还向哀公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讲到作为君王，要修德才能够改变国家的命运。夫子举了商朝两位帝王的例子。第一位，是讲商纣王。商纣王时，曾经有一只雀，在城墙角下，生了一只大鸟，商纣王以为，小生大， 这是祥瑞的象征。他因为有这个祥瑞的象征，所以就不整治国事，荒淫无道，最后殷朝灭亡了。这是自己违背天道，得到祥瑞，反而变成了灾祸。
同样，夫子又讲了商纣王的一位先祖。殷朝太戊时期，政事衰败，法规不整，接着出现了灾疫，朝堂里面长了一棵桑树 ，七天就长了一拱，比人抱起来还要大。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地反物为妖”。太戊知道了这个事情，惊恐万分，努力修习自己的德行，结果并没有遇到大的灾难，反而三年之后，远方小国都仰慕他的仁义，通过使者来朝觐他。所以这是自己违背天道得到这个灾祸，但过而能改，反而转祸为福。
现在我们看到，全球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灾害。灾害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啊，就看我们怎么样对待它。看到这个灾祸，人人能够修习德行，遇到灾祸，反省自己的错误，这是好事。只要我们修习德行，那我们未来会变好。所以夫子讲到：“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梦征怪，所以儆人臣也。灾妖不胜善政，梦怪不胜善行。能知此，至治之极也，明王达此也。”上天降下的反常现象，地上出现怪异的事情，都是来警戒君主的。梦里面遇到怪异现象，反常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来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违背了道德伦理。“灾妖不胜善政”，发生这些灾异的事情，只要能够推行善政，这些反常怪异的现象就会消除。因为“天反时”，“地反物”，这是结果。原因是人反德，而改变结果，先要改变原因。因改变了，这个果就会发生改变。“梦怪不胜善行”，梦里面遇到这些怪异现象，做恶梦，你只要改变自己的行为，自己积德行善，那你就不会梦见这些事情。你会做个善人，你会夜梦吉祥。这都是自己心感召来的，心行善，你感到一切都是良善的。真正明白这个道理，“能知此，至治之极也”。知道一切现象都是人心感召的，心平则天下平，心净则国土净。人人遵守伦理道德，天下就太平了，“明王达此也”。最贤明的君王，圣贤之主，通晓这个道理。那些盛世的君王，为什么能够让社会兴盛，根本原因是他懂得让社会兴盛的道理，懂得要推行伦理道德的教化。乱世的君王，之所以国家会遇到各种异象，发生各种灾殃，社会道德败坏，根本是什么？不明此道，不知道道德伦理的教化。所以古人为什么时时刻刻讲道德伦理？因为只有讲道德仁义，才能够远离灾祸，循义修德，才能够化解灾难。
为什么盛世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在《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里面就讲道：“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上下，就是君臣，官员和百姓大家和睦相亲。周旋不逆，这是讲人与人的举动，都不违背道义，不违背道理，真正做到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君仁臣忠、兄良弟悌，朋友有信。这样神明会降之福，一年四季都没灾害。为什么盛世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每一个盛世，都是道德教化搞得好。人人修德，感召这样的环境。人心一变，社会环境都会变。所以治国最终是治人的心，让人去掉贪嗔痴慢，人人心里面都是想着道德仁义，都是想着善的，都是善念，那自然感召善的环境，自然感召社会清明，天下太平。
所以《群书治要·周书》里面讲到，如何防备灾难？“敬思以明德，备乃祸难，难至而悔，悔将安及？”敬思以明德，这是叫我们恭恭敬敬要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好好地想一想古人的这些教诲，真正有道理。古人教我们什么？《大学》里面讲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就是讲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性、本善。《三字经》里面讲：“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把自己这个明德，显明出来。怎么样显明？放下自己的欲望，革除自己的习气，学习圣贤的这些教诲。圣贤教诲怎样学？敬思，恭恭敬敬，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如果对这些圣贤的教诲没有恭敬心，反而说他是封建迷信，那你得不到利益。所以要落实道义，显明道德，才能够防备灾祸的降临。难至而悔，悔将安及？一旦发生灾难了，再后悔，你怎么来得及？你造这个因，就得受这个果。受了这个果，你如果还不懂得反省，还怨天尤人，那还会有灾难。所以这个圣贤教育不能不学。
古代为什么明君治理天下，社会就安定，社会就和谐？《群书治要·孝经》里面给我们讲了：“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古代这些圣明的君主，懂得以孝德治理天下。我们讲现在要回归到落实伦理道德，伦理道德的根本在于什么？德之本在孝。夫子告诉我们：“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落实伦理道德，推广伦理道德的教育，根本在于落实孝德教育。所以古代这些帝王，知道根本。以孝治天下，天下和平，灾害不生，不会出现祸乱。只要是圣明的君王，以孝道治理天下，就会如此。圣明的君王，怎样用孝治理天下？是不是派人每天到家家户户去讲孝道？不是。明君治理天下，最重要是自己做出来，自己为天下万民做榜样。国家领导做官员的榜样，官员做百姓的榜样。孝德教育，不是用嘴说就可以了，关键是做到。如果父母不孝敬自己父母，却要求自己的孩子对他孝敬，你讲这个道理，孩子也未必能够孝敬你。所以中国古圣先王的这些教诲，最终需要落实在“行”上，要去做。
在《群书治要·三国志》里面也讲到，灾难的发生，只要我们修德，就能够化解这个灾难。《三国志》里写到：“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
古人讲天人合一，讲究人天和谐。讲到这个灾害反常现象的发生，都是在表明上天的教导和教诲。只要人能够遵循理智、修养道德，就能够防止灾害的发生。《周易》上讲，上不俭，在上的君主、官员不能够俭朴；下不节，臣民、百姓不能够节约，就会有火灾烧毁房屋。又讲到，君主高住楼台，大兴土木，不知百姓空竭，不知道百姓已经贫穷至极了，就会发生天火，上天会降灾于这个君主，会降下旱灾，让这个殿堂起火。旱灾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在于为上的不能够俭朴。灾害的发生，都是人感召来的。古人讲：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一个地方有灾难，都是这个地方的人感召来的。尤其是这个地方的领导者，要承担重大的责任。
中国的古人并不“迷信”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学习传统文化，就是宣传封建迷信。其实我们看完《群书治要》，读了古圣先贤的经典，发现中国的古人很讲科学，而且反对迷信。
在《群书治要》里面讲化解灾难，就是要修德，落实道德教化，而且极力强调要破除迷信，不能相信巫术、迷信的说法。
《群书治要·吕氏春秋》里面，就专门记载一个周文王化解灾难的例子。周文王建国第八年，他自己生了一场病，病了五天，结果这个时候发生地震，地震的范围就在国都。百官就跟文王讲：“我们听说，地震的发生，都是因为人主的缘故。现在大王你已经卧病在床，应该设法把灾祸移到别的地方去。”文王就讲：“灾祸怎么转移呀？”这个臣子就讲：“要兴师动众，大兴土木，增高国都的城墙，这样可以转移灾病。”文王就讲：“上天显示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发生这个灾疫，是要处罚有罪的人。我自己肯定是有罪过，所以上天用地震来惩罚我。现在如果再兴师动众，加高国都的城墙，这不是转移灾祸，这是在加重我的罪过，不能够这样办。要改用多做善事，来转移它，这样就可以免除我的灾病了。”
文王在历史上是圣王，相传《周易》就是文王做的卦辞。他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明了灾祸真正的原因，知道自己有了过失，怎么样化解这个灾祸，多做善事。于是文王就严格控制礼仪，让大家都守礼，节约官俸开支，减少皮革用品的使用，尽量少杀生。他用这些结余下来的钱结交诸侯，用来礼遇德才兼备的人。结果没多久，文王的病就好了。
现在也是，我们自己人生遇到灾难，遇到灾祸，要怎么化解灾祸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善事，多积德，多行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你行善，上天会保佑你。
在《左传》里面，也记载了一个齐景公的故事：鲁昭公二十六年，齐国出现彗星。古人认为，出现彗星就是不吉祥的征兆。齐景公就想请巫师来进行祭祷、来消灾。晏子知道这个事情之后，讲了一句话，说这个没有什么用，只能招来欺骗，上天不会接受你的这个巴结奉承，你巴结奉承祈祷，并不会改变天意，何必要去做这个祭祷呢？况且天上有这个彗星，是用来扫除污秽的。君主没有污秽的德行，你又何必祭祷呢？如果你德行有污秽，你进行祭祷，又能减轻什么呢？不如去努力修习德行吧。
中国历史上，古代有各种我们现在人所谓迷信的巫术。这种巫术，有没有道理？我们相信，在最初的时候，它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个巫术，现在西方人讲祈祷，能不能消灾？不一定。这要看你心诚不诚。你真正诚，或许有用。真正消灾的根本是修德，你德行没有污秽，就能够消灾免难。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尚书》里面讲：“天道无亲，惟德是辅。”老子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你有德行，努力修德，就能够消灾免难。你信迷信、巫术，不一定有用。
在《群书治要·新序》里面还记载着齐景公时期另外一件事情，讲到齐景公遇到灾难，自己修德，最终感动上苍。齐景公做君主的时候，当时大旱三年，就请占卜的人占卜。结果占卜的人就讲，要杀一个人来祭祀，才能够下雨。齐景公听到后就讲，我之所以求雨，我是为了我的百姓，如果一定要用一个人来献祭才能下雨的话，那就把我杀了去充当这个祭品。景公真正有仁爱之心，不愿意杀人。如果真要杀一个人祭，那就拿我自己，爱百姓胜过自己的性命。结果他的话没说完，千里见方的广大地区，就下起大雨。这是什么原因？景公那一念发得心诚，真正心诚。我们知道，天地人真正是一体的，有这个诚心，就能够感动天地万物。
像这种求雨的事情，我小时候都有过经历。小时候，我们那里相传有一个风雨菩萨，干旱的时候，一些老人就去求雨，确实真有效。我自己亲身经历，不是假的。但是这个求来的雨有一个特点，下不长。一般就几个小时，很少有接连几天的。这是为什么？人乞求的时候，确实能够和天地相感应。现在相信科学的人认为是迷信，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几百、几千年了，祖祖辈辈就是这样相传下来的。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法用科学去解释它，但是只要这个方法管用，我们对于这个传统文化，不能够求全责备。你真正明了天地之道，你才能够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学习圣贤经典，明白人的心念真正能够对物质产生很大的影响。日本有一个科学家，叫做江本胜博士，他做水实验，就证明水能看，能听，你给它听不同的音乐，就会现出不一样的结晶。这个音乐是美好的，结晶就很美；音乐很吵，它的结晶就很丑；你给它写文字，你写善的语言，这个结晶就是好看的；恶的语言，这个结晶就很丑。同样的，我们相信，天地万物，都有这种感知的能力。这是讲要修德，才能化解灾难。但是除了要修德，中国古人从一些具体的措施上，也教导我们要懂得预防灾难的发生。
重视粮食储备
在《群书治要·礼记》里面就讲道：“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
这是讲要储备粮食，来应对灾害的发生。国家要有九年的粮食储备，才能称得上富足。没有九年的粮食储备，这不叫真正的富足；没有六年的储备，这叫危急；三年的储备都没有，国家一旦发生灾祸，就有危险了。如果三十年都能够这样有充足储备，遇到凶年、水旱灾害，民众也不致挨饿。这样天子用餐的时候，才能够每天奏乐。古代君王、官员遇到灾难，都是取消一切娱乐活动，不能够饮酒奏乐。而且古代君王遇到灾祸，遇到灾异现象，还有一个，要下面举拔贤能的人才。在《群书治要·后汉书》里面就讲到：“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宝爱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征可消，天应可待。”遇到灾害之后，要信任忠良，公平地评论人物的好坏；用人要使贤人能够得以处在正位，不能够任用奸险的小人；要使事情的邪正分明、各得其所；要慎重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能够任用正直、良善的人，这样灾祸的征兆就可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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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祥瑞现象就会出现。
我们看到古人遇到灾祸，他懂得学习、懂得反省。遇到灾祸，反而把危机化为转机。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古人最为重视的是什么？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搞得好，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社会清明。道德教化衰落，就会天垂异象，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乱世的时候，就往往会有各种怪异的现象，灾难频发。根本原因是什么？社会衰乱，道德教化搞不好，人心坏了，人人心念不善。所以古人教导我们要心存善念，修习德行，才能够化解灾祸。心存善念，最重要是爱一切事物，爱一切动物、植物、爱天地万物。
上天有好生之德
古人讲，上天有好生之德。《周易》上说：“天地之大德曰仁”。仁是什么？仁就是仁爱。爱天地万物，一切事物它都没有不爱的。反过来，最不仁的行为是什么？最不仁的行为就是杀生。儒家讲五常，“仁义礼智信”。佛家讲五戒，“杀盗淫妄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仁，就是不杀生。义，就是不偷盗。礼，就是不邪淫。智，是不饮酒。信就是不妄语。儒家与佛家的智慧是相通的。
杀生，这是最残暴的行为。古人杀生，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实施。虽然儒家没有强调不允许杀生，但也是教导人不要轻易进行杀戮。
在《群书治要·礼记》里面就讲：“年不顺成，则天子素服，乘素车，食无乐。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君子远庖厨，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这是讲年景不好，收成不好，遇到天灾，天子要穿素服、乘素车，吃饭时不能够奏乐。只能吃蔬菜，不能够杀生，生活要一切从简。君无故不杀牛，国君一般情况下不能够杀牛，这个“故”，古人解释讲，是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能够杀生。大夫无故不能够杀羊，士人无故不能够杀猪狗。实际上讲，尤其是祭祀的时候，也是最好不要杀生。《周易》里面讲到，殷商祭祀，他用的祭品非常丰盛，杀很多动物来祭祀，不如周人用这个水草祭祀。祭祀最重要是恭敬心。你只要有这个恭敬，你用水草，用植物祭祀，也是一样的。我们不学习圣贤文化，不懂这些道理。
“君子远庖厨”，远离厨房，“凡有血气之类，弗生践也”。这个“践”，应该作“剪”，就是自己不要去杀生，这是教人要有仁德。我们人人都希望自己要做个君子，作为一个君子，首先就是要有仁德，不能杀生。这不仅仅是佛家的戒律，儒释道三家教育，其实都教人不要杀生。
另外在《群书治要·周礼》里面也讲道：“大丧则不举，大荒则不举，大札则不举，天地有灾则不举，邦有大故则不举。”这是讲，国家有大的丧事、有灾荒、有疫病流行，发生天地灾疫，像有日食、月食、地震的时候，凡是国家发生这样的事故，都不能够设宴，不能够杀生。现在我们遇到地震了，遇到灾祸，最重要是什么？第一个不能够杀生。我们现在不能够要求别人，别人可能不会信，我们自己明白了，自己要去做。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是不主张杀生的。我们看《朱子治家格言》里面也讲到，“勿贪口腹而恣杀生禽”。你不要为了贪自己的口腹之欲，就去杀害动物。
对于杀生，佛家讲得更加彻底明了。佛家有一个古德，叫愿云禅师，他在一首劝世诗里面讲到：“千百年来碗里羹，怨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想要知道为什么世界会有战争，你到晚上半夜听听屠夫杀动物的声音你就知道了。世间哪一个动物心甘情愿被你杀。你造杀业，一报还一报，因果是真实不虚的。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习，儒释道三家，都是教育，都要学习。
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位皇帝，提倡不要杀生，就是南北朝时期梁武帝。梁武帝还号召全民吃素，这个功德很大。我们看历史才知道，梁武帝的后人，在唐朝时期，十一位坐到宰相之位，一般一个朝代灭亡之后，子孙后代都没有好的下场。而梁武帝的子孙后代，能够得到如此大的福报，那都是因为他提倡不杀生，号召全国人吃素，这个功德很大。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在历史上，凡是这些贤明的君主，遇到灾祸，都懂得反省自己。
在《群书治要·后汉书》里面就讲道：“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耶？使民疾耶？宫室荣耶？女谒盛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这是讲商汤的时候，全国遇到大的旱灾，汤王反省自己，自己施政是不是不懂得节制？使用民力是不是过于紧急？宫室是不是建筑得太豪华了？是不是有后宫、女子干预政事？是不是盛行贿赂？是不是奸佞、谄媚的臣子在朝廷猖獗？汤王是圣王，遇到灾难，首先是自我反省，没有抱怨上天。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反思自己的过错。“天子见怪则修德”，见到怪异的事情，要修德政。
遇到灾异现象，不仅是领导者要反省，我们普通人，也要懂得反省。自己是不是被欲望所主宰，生活没有节制？奢侈浪费过度？“庶人见怪则修德”，我们自己要反省自己德行上的缺陷。
在《群书治要·论语》里面还记载，汤王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我自己有了过失，希望上天不要把这个罪过降到百姓身上；百姓有了罪过，他们的过失都是由于我这个榜样没有做好，导致百姓有了过失。所以上天要责罚，那就责罚我。过去我们的老师曾经讲到，他学习的时候，他的老师教导学生，学生有了过失，老师拿这个教鞭责罚谁呀？不是责罚学生，是打自己。自己没有把学生教好。所以学生在旁边看了，真是痛哭流涕，真正受到了教育。
学习《群书治要》，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之所以有各种灾难，首先自己没有做好。我们要想治国平天下，从哪里平起？治国先要齐家，齐家先要修身，先从自己做起。所以《大学》里面告诉我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我们遇到各种灾害，灾难，这都是提醒我们要好好修习自己的德行，给我们反思的机会。我们真正有这种“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精神，灾难就能够化解。我们做家长也是一样，要给孩子做榜样。孩子有了过失，都是做家长的没做好，没有教育好孩子。企业里面，员工犯了过失，根本原因是什么？领导没做好。“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天灾是为政失道的征兆
现在全球灾祸频繁，如何化解？真正根本原因，《群书治要》里给我们讲出来了，而且告诉我们化解的方法。在《群书治要·汉书》里面就讲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也。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所谓善治者，务俭约，重民力也；所谓恶政者，从心恣欲，触情而发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灭，足以动心诫惧矣。”
这一段，比较长。我们简单和大家讲解一下。这是讲国家要失道衰败的时候，“天乃先出灾害”，上天会出现灾害来责备、告知其国，以谴告之。现在为什么地球上遇到灾害？这是上天告诉全世界人，已经有不少人不讲伦理道德了，如果还不知道反省，又不知自省，就出怪异，以警惧之。像最近几年，灾害、灾难都特别多，这都是来提醒我们，如果不警醒，那灾害会越来越多。“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如果还不知道改变，伤害和摧残就会到来。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灾难越来越严重，就是这个原因。“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上天是爱这个君主，是想阻止人不要胡作非为。“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如果不是太无道的朝代，“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上天都是想扶持，让这个国家保全安定。
我们真正修德，就能够化解灾难。天道无亲，惟德是辅。人人只要修德，就能够消灾免难，“事在强勉而已矣”，就是在于你能不能够努力去做。强勉学问，你努力钻研学问，你就能够见闻广博，会更有智慧。这是讲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努力学习学问，你这个学问，知识会越来越多，但是知识有没有用呢？实在讲，知识解决不了问题，智慧才能解决问题。要“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努力行道，努力加强道德修养，治理国家推行德政，这个德政就会一天天兴起，而且会大有功绩。“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这样做可以迅速做到，而且会立刻有效，就是看我们做不做。灾难就在眼前，只要我们修德，马上都能改变。“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也。”做领导的，都想要自己的国家安定，谁也不愿意自己的国家危亡。经营企业也是这样，人人都希望做一个百年企业，不希望自己的企业倒闭，但是为什么这种政治混乱、国家危急的还是很多？原因是什么？所任非人，所由非道。任用的不是有德行的人，所从的道，不是正确的治国之道。所以，“诚宜思齐往古贤之善治”，要好好向古代这些古贤先王学习，学习他们美善的政治，要向古贤先王看齐。“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看看这些各个朝代末期，放荡的恶劣政治，每个朝代末期，都是朝政败坏，要以此为鉴。所谓善治者，提倡“务俭约，重民力也”。善治就是要提倡节约，珍视民力。“所谓恶政者，从心恣欲，触情而发也”。恶政是什么，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约束。现在人就是这样，没有道德，没有约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感召地球这样灾难频发。“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灭”。开国之初，为什么往往都会兴盛，到了末期，朝代会灭亡？再看看汉朝局势的变化，就“足以动心诫惧矣”，足以能够感到恐惧。我们看西汉，西汉初年有“文景之治”，东汉初年有“光武中兴”。到了末期，帝王随心所欲，没有节制，东汉、西汉末期，君王都是昏乱败德，宠爱、沉迷女色，大搞建筑。每一个朝代灭亡的原因，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要学习总结历史，盛世，学习它的经验；乱世，学习它的教训。
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
唐太宗为什么能够成就“贞观之治”，就是因为他能够学习古人。他让魏徵他们把古圣先王这些经验教训全部汇集起来，汇集成这一部《群书治要》，让我们知道盛衰治亡的规律。不仅治理国家、整理政事的人要学习，经营企业，经营家庭，这些道理也通通都有用，通通都要学。学习《群书治要》，治国，能让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治企业，能让企业发达；治家，能让家庭和谐。
在《群书治要·汉书》里面节录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疏》里就讲道：“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五者修饰，故受天之祜，而享鬼之灵；德施乎方外，延及群生也。”我们前面学习的《左传》里面讲到，“人弃常，则妖兴。”人违背伦常，不走五伦大道，不按五常来做事，妖魔鬼怪就会出来，妖会兴起。所以治国最重要的是要恢复仁、义、礼、智、信。所以真正懂得治国、治家的人，要推行五常之道。推行“仁义礼智信”的教化，这样就能够得到上天赐福，甚至感召鬼神来享受祭祀。使人德遍布方域之外，延及生灵万物。仁义礼智信，人人都要修，大家都来修习仁义礼智信，国家平安，社会和谐。
我们看中国古圣先贤，真有智慧，把灾难发生的原因，如何化解、预防，通通给我们讲了。几千年前，中国古圣先贤应对灾难的这些智慧，现在科学家也明白了。美国有一位量子力学家布莱登博士，他就讲到，面对自然灾害，面对人类空前的灾难，唯有全人类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才能够化解地球的灾难。这就是《左传》里面讲的“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怎么样化解灾难？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要怎么做？就是落实中国古人的教诲，落实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样就能够把世界引导到更好的方向。
我们读了这一部《群书治要》，深深感受到了我们祖宗的智慧，感受到了祖宗对子孙后代的爱护，真正我们听祖宗的话，人生没有灾祸。古人常讲，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人不听圣贤的教诲，灾难出现了。遇到这个灾难，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好地反省，这个灾难会更严重。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反省，真正落实圣贤的这些教诲，现在就改变，那这个灾难就可以化解。
第四十二讲  历史证明的因果律（一）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谈到因果报应，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佛家的思想。确实，佛教对因果讲得非常透彻，也非常重视因果的教育。佛家认为“因”是种因，为能生；“果”是结果，为所生。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叫做因果。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因果联系当中，都得遵循因果法则。佛家讲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法传入中国之后，和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观念结合在一起，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因果思想。这种因果思想实际上几千年来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深，上到圣人，下到普通百姓，都承认，都相信这个因果。
民间常有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讲的就是因果。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传统的经典里面，就有因果报应的思想。我们读《周易》，读《左传》这些经典里面，都可以体会到圣人在教人因果。尤其《左传》里面有很多故事，都是让人懂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这个因果规律并不是某个人发现的，而是世间万事万物都要遵循的一种发展规律，是天地之道。
中国古代圣人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明了因果报应，所以教人伦理道德，教人积德，趋吉避凶，种善因就能够得善果。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俗话常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都是讲因果道理。在传统文化里面，很多成语都体现了因果报应的思想。直到想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便讲一些成语，例如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满招损，谦受益；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里面都是讲因果关系。
因果法则告诉我们所有人的一切行为都逃不脱自然规律中的因果定律。造善得善报，造恶得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一个人要想作恶不得恶报，这是不可能的。在因果规律面前，上至帝王，下至平民，没有人能够超越这个规律。所以要想社会和谐，社会安定，就是要教人明了因果，懂得种善因得善果；教人不要种恶因，否则就会遭恶报。中国传统文化流传几千年，核心是什么？就是教人懂得因果。
在《群书治要》序言里面就讲：“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古代这些史官记录历史事件，记录君臣的言论都是为了什么？彰显美德，杜绝错误，劝人为善，惩罚罪恶；告诉我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群书治要》里面，记载着很多体现善恶因果的言论，以及历史事实。
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这个善恶报应的因果思想。从小我们都听过这个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像当年我们国家的外交部长陈毅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讲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这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圣贤教诲的核心。
在《群书治要》里面，这种教导人因果，让人明了因果报应的警句非常多。如《周易》里面就讲道：“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治家，必有余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这都是讲因果。善行不能够积累就不足以成就名声，要劝导人积善。积善是因，成名是果。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你的恶行积累多了，会导致你有灭身之祸；积恶是因，而灭身是果。这都是讲因果。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善不仅有益于自己，而且有益于子孙后代。积恶不仅殃及自身，而且殃及子孙后代。
“德薄而位尊”，德行浅薄，你反而要到高位上去，没有德行，想要做高管，享受厚禄；“智小而谋大”，自己没有智慧，却想做大事；“力小而任”重，能力不够，又想担当重任，这么做，很少没有灾祸。这都是教导我们因果。
在《尚书》里面很多地方也告诉我们因果道理。《群书治要·尚书》里面讲道：“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惠迪吉”就讲周正道，按照天道行事，就会吉祥；“从逆凶”，违背道德，违背天道，违背伦常就会有凶险。“惟影响”，影这是身体和形体，响就是回声，回声响亮。我们这个影子在阳光下，走一步影子也跟着走一步；在山谷里面我们说话说一声，立刻就会有回声。这是形容吉凶报应速度之快。
在道家经典《太上感应篇》里面就讲到，“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就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尚书》里面还讲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你积德行善，上天就会给你各种吉祥；你作不善，上天就会降给你各种灾祸。所以人要懂得积德，不管是在哪个位置，哪怕是自己处在最贫贱，地位最低的处境当中，都要懂得积德行善；要有这个善心，要有这个善念。
在《群书治要·汉书》里面也讲道：“夫瑞生必于嘉士，福至实由善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瑞生”，祥瑞在天上出现，必然是什么？必然有高尚人士，有德行的人带来福音。“国之将兴，必有祯祥。”一个国家要兴盛，一定有祥瑞现象的出现。我们现在看到了，近年来传统文化开始复兴，有不少有德行的人，天天讲解这些圣贤的经典，这是一个国家即将兴起的一个预兆。
为什么早在国外就有人讲到，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人不是靠经济，不是靠武力领导世界，而是靠我们老祖宗的文化。我们老祖宗的文化真正能够让这个世界和谐，化解世间的冲突，化解世间的灾难。中国古人懂得怎样化解危机，化解冲突，化解灾难。“福至实由善人”，一个国家有福，由什么人带来？由善人带来。“在德为瑞，无德为灾”，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有德。有德，出现祥瑞这是好事情。没有德，那会出现灾祸。所以我们要懂得种善因，种善因就是修德，不能够造恶。
在《三国志》里面就讲道：“恶不可积，过不可长。”恶行不能够积累，罪过不能够增长，要懂得断恶修善、改过，要懂得遵守伦理道德，遵守天地之道。
在《群书治要·管子》里面就讲道：“失天之度，虽满必涸；上下不和，虽安必危。”这也是讲因果。违背自然法则，违背天道，虽然一时强盛，最后必然衰弱灭亡。一个国家是如此，一个企业、一个人也是如此。上下不合，虽然一时安定，也必有危机。国家君臣不和，公司领导和下属不和，家里夫妻关系不和，虽然暂时平安没有什么事情，最后一定会有危机。
古人懂得因果。什么是圣人？圣人对因果关系完全通达明了。在《群书治要·文子》里面还讲道：“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隐行者，必有昭名。”阴德，这是讲我们做善事不为人知，这叫阴德。阴德，必有阳报，一定会得到明显的回报，而且这个回报不仅报在你自己身上，还会降福给你的子孙后代。有隐行者，必有昭名，隐行是指自己有高尚的品行，但是别人不知道，这样的人最终一定会得到显著的名声。这也是讲因果。
于公积善的故事
《群书治要》里面，不仅节录了经典的论述，也结合很多故事来说明因果的道理。历史就是在活生生的表演因果报应。
在《群书治要·汉书》里面节录有这样一个故事。汉朝有一个丞相于定国，于定国的父亲于公当时是东海郡专门审判案件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法院院长。这个人判案特别公平，能够做到凡是受到法律制裁的，这些犯人都能够在他的判决之后，没有人产生怨言。于公还在世的时候，郡里就为他建一个祠堂，叫做于公祠，真正的好人，好官，得到百姓的爱戴。
于定国从小跟着自己的父亲，也是学习司法。后来于定国做了廷尉，他自己判案也非常公平，尤其是非常爱怜那些孤寡的人。凡是有疑点的案件都能够从轻处置，凡事都能够做到详察谨慎。所以当事人都说于定国做廷尉，百姓不会被冤枉。
后来，于定国在汉宣帝的时候被升为御史中丞，最后做官做到丞相。于定国之所以做到丞相，原因是什么？他父亲于公积德。当年于定国的父亲于公所住的巷子门坏了，门坏了之后同乡父老乡亲都要给他整修。他有德行，父老乡亲都敬重他，于公就跟大家讲，要把巷子门修的稍微高大一些，我们于家后世子孙一定会兴旺发达。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我办理御案从来没冤枉过人。他让人把巷子门修得高大一点，要四匹马拉着高盖车能够通过，在古代只有很高的官员才能够乘坐这样的车子。结果他的儿子真做到丞相，他的孙子于勇也做到御史大夫，几代人都封侯。这就是《周易》上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像于公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多。宋朝的范仲淹，大家都知道，他一生清正廉明、积德行善，把自己全部俸禄捐献给别人，供养乡亲，修建学堂。范公去世的时候，家中连棺材都买不起，结果他的儿子做到宰相，后世子孙发达，传家八百年不衰。
善有善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反过来，恶有恶报，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上同样也是屡见不鲜。历史上凡是那些没有德行的君主，昏乱的君主，奸佞的臣子，没有一个得到善终的。
周歂、冶廑的恶报
在《左传》里面记载一个故事，“卫侯使赂周歂、冶廑。曰：‘苟能纳我。吾使尔为卿。’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将命，周歂先入，及门，遇疾而死，冶廑辞卿。”这里讲了一个故事。鲁僖公三十年，卫成公之前一直流亡国外。当时流亡国外之后，他被周朝的天子处以死刑，但是通过贿赂，让给他送毒酒的人把他的毒药少放一点，结果喝了这个毒酒没死。没死之后他就想办法回国，派人贿赂周歂和冶廑。这两个人是贪图官位之徒，跟他们两个人讲，如果你们两个人能够接纳我当国君，我就让你们做卫国的卿。卿是古代级别很高的官员，一般古代国家有三公九卿。结果周歂和冶廑就把卫国的大夫元咺，以及国君子嗣，还有子仪这些人都杀了，把掌管朝政的人统统杀了，把卫成公迎回国。为了自己当官，升官，他们把国君、大臣统统杀掉。杀掉之后，接卫成公回国复位，就到太庙祭祀先君。卫成公祭祀完先君，就让周歂和冶廑穿好礼服，准备接受任命。这一天周歂的车在前先行，刚到太庙门口，周歂眼睛突然反目说：“周歂你这个小人，我父子尽忠为国，你却贪图卿位，杀害我们父子，让我们父子含冤九泉，你自己却穿上盛服来陪祭祀，快活的不得了。现在我要拿你的命去见太祖，就是卫国的先君，看有何理说，我就是大夫元咺。”这是元咺变成厉鬼来索周歂的命，附在他身上要他的命。周歂突然反目说完这个话，七窍流血，就死在车里。冶廑在后面，看到这个情况大吃一惊。这时冶廑害怕了，赶忙把这个卿服脱掉，之后再也不敢做这个官了。这两个臣子为了图谋升官，贪图卿位，杀掉国君，果报立刻现前。这个故事在《东周列国志》讲得比较详细。卫成公知道周歂死的稀奇，也就没有勉强冶廑做卿相，没超过一个月，冶廑也死了。周歂，冶廑贪图卿位，干这种无义之事，结果一天的荣华富贵没享到，自己反过来落得个千古骂名。
要知道，你做不了那个官，你用任何手段也得不到。命里有时终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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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里无时莫强求。你用违背道义的手段登上官位，你自己没有这个德行，最终肯定灾祸马上就会来临。因果报应的道理，确实是真实不虚。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所以在《墨子》里面讲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你真正爱护人，为人谋利，爱护百姓，念念为大众，上天都会给你降福；你害人，害人害己，上天也会降祸于你。我们学习圣贤文化，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令尹子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周易》里面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一个人积德行善，不仅可以免掉自己灾患，更能够庇荫子孙，子孙都能够得福，自己的福报更大；你有不善，会殃及子孙，自己肯定没有好的下场。
在《群书治要·左传》里面就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楚子灭若敖氏，其孙葴尹克黄使于齐，还，及宋，闻乱，其人曰：‘不可以入矣’，葴尹曰：‘弃君之命，独谁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归复命，自拘于司败。王思子文之治楚国也，曰：‘子文无后，何以劝善？’使复其所。”
这段话的大意是鲁宣公四年，楚庄王消灭了若敖氏，以前楚国的令尹子文是若敖氏人，他的孙子克黄当时担任葴尹，这是一个官名，当时楚王派他出使齐国。出使齐国之后，克黄途径宋国，就知道国内发生叛乱，知道消息的人告诉他，你不能再回楚国了。克黄就讲，君主让我出使，我废弃君主的命令不回去复命，天下哪个人能够接受我？君主就像上天，难道我可以逃避天吗？春秋时期，虽然说没有仁了，但是你看，人还是讲道义，讲君臣之义。臣子把君视为上天。于是克黄就回到楚国复命，把自己绑起来，到楚庄王那里去投案。楚庄王想，过去令尹子文治理楚国很有功劳，如果我们楚国让子文这样的善人、好人都没有留下后代，我拿什么劝人为善？于是就让这个克黄官复原职。
子文和克黄他们都是若敖氏的族人。若敖氏是楚国一个大族，当时跟楚国王氏发生冲突，族人叛乱，都被抓起来诛杀了。克黄作为族人，却没有被杀死，而且担任原职，原因就是他的祖父子文在楚国做令尹的时候，一心为公，积功累德。祖父有德行，所以能够庇荫子孙。
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子文，子文当时出任楚国令尹。“令尹”是春秋时期诸侯国里面级别仅次于君王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总理。子文担任令尹之后，一上任就拿自己家里的财产来资助国家，后世人称他有一个成语，叫“毁家纾难”，就是牺牲家产，为国来减轻负担。他当令尹二十多年，中间有两次被去职，自己没有一点怨气。他为官不是为自己谋利益，你让我做，我好好做这个官；不让我做，我自己好好修身，真正有德行。
他做令尹，自己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把自己家里的钱都用来帮助百姓。当时是楚成王执政，楚成王听说子文吃了上顿没下顿，每次上朝见到子文就送他一点干肉、干粮。成王每次给子文增加俸禄，子文一定会逃避，自己不要增加的俸禄，一直到成王停止给他增加俸禄，自己才返回朝廷。
这样的人世间少有，是真正的好人。在楚成王在位的时候，他有一个亲戚犯了法，被廷理，也是掌管司法的官员给抓了起来。这个人知道犯人是子文的亲戚之后，就把他放了。子文听说这个事之后，马上就召见廷理，严厉的责备他，说：“国家之所以设立你廷理的官职，就是让你惩罚恶人，维护国家的政策，维护国家的法令。一个真正负责的官员应该严于执法，不畏权势。你现在不按法律办事，私自放任不法之人，居心不公，你作为执法官吏怎么能够看我私人的情面，违背公家的法律。我身为令尹应该做百姓的表率，我的亲戚犯了法，只要有依据，就要依法处置。如果你将他无罪开脱，你不是告诉百姓我徇私枉法吗？你与其让我活得不讲道义，不如让我死了好。”说得这个廷理很不好意思，而且子文把自己的亲戚找来，亲自送给廷理，跟他讲，你要是不依法治他的罪，不如我死了，我也不想活了。这个廷理害怕，就依法处理了他的亲戚。
楚成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来不及穿鞋，就急忙赶到子文家里跟他讲，寡人年幼，设置了这个廷理，违背了你老人家的意愿，于是就以执法不公的罪名把廷理罢免了。楚国人对子文就更加尊重了，成王对子文也是更加尊重，让他治理内政，楚国的百姓知道这个事情，都称子文公正。
这样的人难得，做官能够如此公正廉洁，是百姓之福。所以有人对子文讲，现在人活着就是求个富贵，你却逃避它，是什么原因？国君追着给他增加俸禄，他自己要逃跑。为什么要逃跑？子文就讲，当官是为了百姓，百姓的财富空了，我得到富贵，这是使百姓劳苦；用百姓的劳苦来增加我的财富，那我离死亡也就不远了。我是在逃避死亡，不是在逃避富贵。
在五行里面，财为水。水多了淹人，会有水灾。财为水，应该让它流动。古人讲，积财伤道。所以后来楚庄王灭若敖氏家族，若敖氏家族叛乱的时候，只有子文的后代保留了下来，而且他的后代一直都是楚国的良臣。原因是什么？就是子文积德、积善，有这个余庆。
宋朝司马光讲：“遗金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遗书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当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你把钱留给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的住；你留一些书给子孙，子孙也未必能读。所以古代为人父母者，他们想什么？他们懂得道理，知道积德，积福。你看子文就是这样，自己积德。他是真正有智慧的人，自己不享乐，只是努力修习德行，有德行，所以能够庇荫后代。而且他为官的这种风范，也为子孙后代做一个很好的表率，所以能够传家久远。
我们的家要想传久远，最重要是自己修德，所以《群书治要·左传》里面也讲道：“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禄。夫岂无僻王，赖前哲以免也。”
夏商周三个朝代都能够享国几百年，难道这其中几百年里面就没有品行不正之君吗？有啊！夏朝第二个帝王德行就不如夏启，商朝中间也有品行不正之君，周朝也有，都是靠圣祖的德行免除灾祸。夏商周三朝的开国君主都是圣人，大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这都是圣人，真正积了大德，所以能够享国几百年。
杨震家族三代的故事
在《群书治要·后汉书》里面节录了杨震家族三代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杨震四知”的典故。杨震很有德行，他当时任东南郡太守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恰巧这个地方的县令王密是他原来举荐的。王密知道自己的老师路过这里，马上就来拜见老师，拿了十斤黄金给杨震。杨震讲：“我这个老朋友了解你，但是你不了解这个老朋友，为什么呢？”王密就讲：“晚上天黑了，没人知道，谁知道我给你黄金。”杨震就讲：“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听了之后感到特别羞愧。后来杨震做了太守，为人公正，为官特别清廉，子孙常常吃粗食淡饭，外出都是走路，不乘车。他的老朋友中，年纪长的大家都为子孙置产业。人家就问杨震，你也要给你的子孙置一点产业，要给他们买一点田。杨震讲了一句话说：“让后世人称他们是清白官员的子孙，以此作为我留给他们的遗产，这不是也很丰厚吗？”有智慧的人给子孙留德。《群书治要》还特别节录了杨震的儿子杨秉、孙子杨赐的故事，他们都和杨震一样，很有德行，位居三公，都敢于直言进谏。
杨震是一个敢于直言进谏的臣子，他直言进谏，皇上没听，自己被冤杀了。杨震积了阴德，子孙后代统统得到善果，皇帝后来也给他平了反。你真正有德行，不用担心子孙后代。现在人常常为子孙谋福。什么叫谋福？给子孙好的房产，给他留下家业。古人讲：“士大夫当为子孙造福，不当为子孙谋福。”造福是什么？造福就是积德，教导子孙学习伦理道德，学习圣贤文化。要知道，造福者，澹而长；求福者，浓而短。
第四十三讲  历史证明的因果律（二）
——作恶多端，必遭恶报
我们真正明了因果，就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在《群书治要》中，我们看到很多败德昏君、乱臣贼子的故事。夏桀、商纣、周幽王、秦二世，这些都是没有德行的人，最终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奸臣，比如赵高，这些逆臣也都没有好下场。这些都是教导我们恶有恶报。
秦将白起的故事
在《群书治要》里面，记载了白起的故事。白起是秦国的一位将军，他特别善于打仗。在秦昭王的时候，派白起做上将军，去攻打赵国，前后斩杀了赵国的士兵四五十万人，而且对赵国投降的士兵，说好不杀的，最后却把他们放在坑里面全活埋了，非常残忍。赵国人听说之后特别震惊，就想要报仇，派苏代带了重礼去游说秦国的丞相范雎。他们跟范雎讲，白起替秦国攻下了这么多的城邑，如果赵国灭亡，秦王统一天下，那么白起一定会位列三公，你甘心居于他的下位吗？但是如果那个时候你不愿意处于他的下位，也是不可能的。秦国曾经进攻韩国，保卫邢丘，围困上党，上党的百姓转而归附赵国。天下人不愿意做秦国的百姓已经很久了。现在如果灭掉赵国，北部的土地会落入燕国之手，东部的土地会落入齐国之手，南部的土地会落入韩国、魏国之手。那么秦国能够得到的百姓、土地也就没有多少了。所以不如趁此机会割得韩、赵两国的土地，不要再让白起建立更大的功劳。
范雎他自己也有私心，怕白起立了大的功劳，位置超过自己。所以就跟秦王讲，秦国军队疲劳了，请您允许韩赵两个国家割让一部分土地来讲和，让我们士兵休息一下。于是秦王就听从了范雎的话，停止军事行动。这样一来，白起和范雎两个人就有了间隙。秦国第二次出兵，秦王就派了另外一个将领，叫做王陵的，去进攻赵国。王陵作战收获不大，秦王又想起了白起，代替王陵统兵。白起这时候心里有怨气，白起就讲，现在秦国虽然歼灭了长平的赵军，但是秦国的士兵死亡率超过半数，国内也空虚。远涉山河去夺取别人的国度，赵军在里面接应，各国军队从外面进攻，打败秦军是必然的，还是不要打了。白起自己就不去，不愿意打。这时秦王强令白起再来担任这个作战的将军，白起自己称病，不愿意。范雎就去请他，他也是不肯。最后秦王就把他的官职给免掉了，把它降为普通的士兵，请他前往阴密，这是一个偏远的地方。这时候白起就病了，真病了，没有力气动身。秦王就派人去驱逐白起，让他不要留在咸阳城中了。结果白起走出咸阳城，走出这个城门才十里地，到达杜邮这个地方，秦昭王就跟范雎和大臣们商量，白起被驱逐，心情郁郁不乐，不服气，还有怨言。秦昭王怕有后患，就让使者赐了白起一把剑，让他自杀了。《史记》里面记载，白起在自杀时讲，“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又讲，“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于是自杀了。
你看白起作为秦国的将领，虽然为秦国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杀戮太多，最后自己被迫自杀。《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又枉杀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杀也。”冤枉杀人就像换取刀兵相杀一样。你杀别人就是杀自己人，只是换一个形式。
为什么很多武将不得善终
在中国历史上有些武将不得善终。像韩信，立了那么多功，最后不得善终。为什么？我们学传统文化明白，杀人太多了。中国古人教导我们，要学习上天，上天有好生之德，教人仁爱。我们再看历史上那些执法严苛的酷吏，也很少能够得到善终。前面我们讲过严延年的故事，严延年是酷吏，杀人，把囚犯集中一起处理，处理一次囚犯血流几里地。用这种方法治理，虽然百姓怕他，治理的地方大家都不敢犯法。但他母亲就跟他讲，你做官不用伦理道德教化百姓，实施严苛的法令，你一定会遭恶报的。你违背天道，上天会给你降灾。结果他母亲说完这个话，不到一年他就出事，被皇帝给处死了。真正明了因果的人知道，恶有恶报，违背天道，你做这个恶事肯定会遭恶报。所以上天教人道德仁义，这是叫你不要受这个恶报。
我们看到在《群书治要·三国志》里面也节录了一段话，这是吴国的一位大臣陆凯。在陆凯的传记里面就讲到，当时负责这个殿堂警卫的将领，就相当于御林军，将领何定，这个人为人奸猾，特别善于谄媚逢迎，受到当时吴主孙浩的宠幸，担任要职。这个孙浩也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当时陆凯就责备何定讲：“卿见前后事主不忠，倾乱国政，宁有得以寿终者？何以专心奸邪，秽尘天听？宜自改厉。不然，方见卿有不测之祸矣。”跟他讲，你看这个古往今来，侍奉君主不忠心，扰乱朝政的奸臣，难道有得善终的吗？你为什么只做奸邪之事，使圣上的耳朵蒙上污秽和尘土？你说这些奸佞的话，蒙蔽圣上。你为什么要做这些恶事呢？你要好生改悔，不然的话就要遭到不测之祸。古代这些君子贤人都懂得因果，都能够看到问题。从一个人的举止行为、所作所为就能看到他的最终祸福。《三国志》里面记载，最后何定被诛杀了。作恶，恶有恶报，你要不回头就肯定要受恶报。这些扰乱朝政的奸臣哪一个得善终了。汉朝的石显，权倾一时，最后不得善终；明朝严嵩，位置首辅，最后沦为乞丐。这都是例子，奸臣、佞臣，没有一个得善终的。
这些善恶报应的例子，我们读史书，读《二十四史》，里面记载的很多。民国年间有一本书，叫做《历史感应统记》，就把《二十四史》里面这些因果报应的例子节录出来，我们都可以学习。而且只要我们留心观察，在我们身边年长的人，到了一定年龄，这些人因果善恶的事实，在我们生活里随处可见。古人讲这个因果报应，真的是真实不虚的，我们自己要明白。
洞悉祸福的中国古人
古代这些君子、贤人、学习圣贤文化的人、圣人统统都明了因果，都能够根据这个因果的规律，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就能看出他的吉凶祸福。为什么有的人说的这么准？他通达这个道理，懂得因果的道理。
在《春秋左传》里面就有这样一个例子。“晋程郑卒，子产始知然明，问为政，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喜，以语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今吾见其心矣。’”
这是讲晋国的程郑去世以后，子产才开始真正了解然明这个人，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因为然明在一年前就预测了程郑去世的事情。他为什么能够预测？他懂因果。然明是郑国的大夫，这个人虽然相貌丑陋，但是很有智慧。当时郑国负责外交的官员公孙挥访问晋国。晋国大臣程郑深得晋平公的宠幸，担任军队的统帅，地位显赫。结果程郑担心自己树大招风，引来祸患，就向公孙挥求取如何保身之计，当这么高的官怎么保身。公孙挥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回到郑国以后，他就向然明请教。然明就讲了一句话，看来这个程郑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不然程郑就是想逃到国外来。其实只要甘于居人之下，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如果一个人已经登上高位，却觉得不称职，要求降低官位，这是明智之举。但是程郑这个人只是心里有这个疑心病，担心自己地位显赫，怕遭不测。但并不舍得降低自己的官位，看来他要在忧心中死亡了。到了高位，又担心自己德行不够，又舍不得这个官位，《周易》里面讲这种人很少没有灾祸的。结果第二年，这个程郑果然忧心而死。
你看，然明这个人有智慧，懂因果。懂因果的人有智慧，懂得为政之道。所以子产就向然明请教为政之道，然明讲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对待百姓要像对待自己子女一样。《群书治要》的民本思想里面就专门讲到怎样爱民。“见不仁者，诛之”，要把这些不仁不义的人去除掉，像鹰鹯逮捕鸟雀一样。子产听了很高兴，就把这个话告诉子大叔，说我往日只是见到然明的表面，这回我看到他的智慧了。所以你看有智慧的人他明了因果，不会去做恶事。因为他知道作恶必遭恶报。而且有智慧的人不做恶事有德行，看别人吉凶祸福，一眼就看准了。
同样在《左传》里面还讲到一个故事，讲吴国的公子札预知叔孙穆子的灾祸的事情。《左传》里面讲到：“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焉。’”
这是讲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的公子札来鲁国访问，见到了叔孙穆子就讲，你呀，恐怕不得善终。古人他为什么跟别人说这种话？其实也是提醒别人，你恐怕不得善终。因为什么呢？“好善而不能择人”，你喜欢行善事却不能选择贤人。你身为鲁国的宗卿，承担鲁国的国政，又不知道慎重举荐人才，怎么可以呀？灾祸一定会降临到你身上。叔孙穆子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又叫叔孙豹。叔孙豹最后是怎么死的？死在他儿子制造的家乱当中。这个在《韩非子》里面有记载，当时叔孙豹宠爱家臣竖牛，竖牛是叔孙豹当时流亡齐国的时候和另外一个女人私通生的孩子。叔孙豹有个儿子叫做壬，竖牛就很嫉妒他，想害死他，就带这个人去见鲁君。鲁君赏给壬一个玉环，壬不敢戴，让竖牛去请示叔孙豹。竖牛讲，我已经替你请示过了，你就戴吧。然后又去问叔孙豹，你怎么不让壬去见国君。叔孙豹就讲了，小孩子见什么国君。竖牛就说，他呀，早就见过国君了，国君赏给他的玉环都戴上了。结果叔孙豹把这个壬叫来一看，果然如此，他手上戴着国君的玉环。叔孙豹一怒之下，就把这个壬杀了，上了竖牛的当。
叔孙豹还有一个儿子，叫做孟丙，竖牛也想除掉他。叔孙豹给孟丙做了一口钟，孟丙就不敢敲，也是让竖牛去请示叔孙豹。竖牛就讲，你敲吧，我已经替你请示过了。叔孙豹听见这个钟声以后就讲，这个孟丙怎么不经过请示就擅自敲钟，就把这个孟丙赶走了。孟丙逃到齐国，竖牛又假装替孟丙向叔孙豹谢罪。结果叔孙豹就让竖牛去召回孟丙，竖牛去召人，回来却跟叔孙豹讲，孟丙很生气，不愿意回来了。结果叔孙豹大怒，又派人把孟丙杀了。两个儿子死了，结果叔孙豹自己病了，竖牛独自侍奉他，也不让别人进入，也不给他东西吃。最后把叔孙豹给饿死了，而且密不发丧，把叔孙豹的财宝带着逃到齐国去了。
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叔孙豹没智慧。没智慧的原因在哪里？你看他做臣子不知为人臣，不能够举贤，也不懂得为人父。没智慧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德行，所以遇到这个灾祸。当然，竖牛最终也没有逃脱恶报，也是被人杀死了。
我们深入学习传统文化你会明白，竖牛是什么人呢？按佛家三世因果讲，他是来讨债的。
相反，吴国的公子季札，他为什么又能够预知叔孙豹的命运，他为什么有这个智慧。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德行。季札是一个很有德行的人，历史上流传一个故事，季札让国。他当时是吴国人，他的祖先是谁呢？祖先就是周朝的泰伯，我们知道“泰伯三让”的故事，当时泰伯本来是周王的继承人。但是他的父亲太王有意传位给幼子季历，和他的孙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于是这个泰伯主动把王位让出来，自己以采药为名，逃到了荒芜之地建立吴国。
这个故事很有味道。泰伯，本来他是做君王之命，他让掉王位，自己到吴国之后，他还是做了君王。人们大力拥立他为王。所以命里有做君王的命，你让也让不掉；没有，你抢也抢不来。而且泰伯他自己有这样的举动，过了很多代以后，他的后代寿梦继承吴国的王位，他四个儿子当中，四儿子札最有德行，所以他就想把这个王位传给札。札的兄弟也特别疼爱自己的弟弟，认为札的德才最适合、最能够继承王位，兄弟也都拥戴，希望札能够继位。但是札自己不肯受，坚持要把王位让给自己的哥哥。他的哥哥觉得自己的德能远在札之下，就想把治国的重任还是托付给札。但是札还是婉言谢绝，而且讲到，过去曹国的人想拥立贤能的子臧为国君，来取代无德的曹王，但是被他所拒绝。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坚守臣民的忠义。他为了坚守自己做臣子的忠义，而且打消国人拥立他为王的念头，自己离开曹国，逃到宋国，使曹国的君主仍然在位执政。子臧谦恭的美德被人认为是守节的盛德之人。国君的尊位，哪里是我季札所需求的呢？虽然我无德，但是我也想远追这个圣贤人，希望向这些古人学习。
所以札的厚德感动了吴国人，大家都想拥立他为王，但札还是没有接受，自己还退隐到民间，躬耕劳作，最后打消了吴国人拥立他为王的念头。但是札的哥哥在过世之前，还念念不忘自己的弟弟，留下这个遗训，让后人必将王位传给弟弟。这样老大传老二，老二传老三，老三传老四，最终希望传到自己弟弟札的手里，以满足先王生前的遗愿。最后这个继位的吴主，这也是札的哥哥，要把王位传给札，札还是拒绝了。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再度归隐而去。
为什么人家古人有这个智慧？原因是他真有德行。有这个德行才有智慧。这是真正的智慧，有大德的人，才真正有智慧。读一点书那是有知识，知识不能解决问题，智慧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申无宇知命
在《群书治要》里面还节录一个故事，讲申无宇预知楚国公子围的命运。《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里面讲到，“三十年，楚公子围杀大司马蒍掩而取其室。申无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国之主也。王子相楚国，将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祸国也。且司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体也。绝民之主，去身之偏，刈王之体，以祸其国，无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这是讲在鲁襄公三十年，楚国公子围把大司马蒍掩杀了，而且夺取了他的家产。申无宇就讲了，这个王子围一定不能免于祸乱，最终肯定会有灾难。贤人是国家的支柱，王子围为楚国的宰相，应该扶植贤人。现在却掠杀他们，这是危害国家。况且这个司马是令尹的副职，是辅佐令尹的，也是辅佐国君的人，就像国君的四肢一样。这个王子居然锯断国家的支柱，除去辅佐自己的人，斩断君主的四肢，危害他的国家。没有比这更大不祥的，怎么可能免于祸乱。这个公子围是谁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楚灵王，是楚共王的次子，后来他杀了自己的侄儿，即位后改名叫熊虔。这个人特别偏爱细腰美女。有一首诗写到：“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讲这个楚灵王，也就是这个公子围，没有德行，得到这个王位后只顾穷奢极欲，建立了章华宫。专门选这种细腰的女子，对外又穷兵黩武。公元前五百三十一年，蔡灵侯到楚国，楚灵王把人家杀掉，蔡国灭亡了。他又派兵包围徐国，威胁吴国，还打仗。最后楚国人不满意，大家起来把他给推翻了。最后他自己逃跑了，自己身边的人也都离开他了，只好自己吊死在郊外。他两个儿子也都被蔡公杀死，自己没德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自己的子孙后代也没有好的下场。所以你看古人看一点细节，看一个人做什么就知道他未来人生吉凶祸福。
这个申无宇也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真正有智慧他才能够看得懂这个因果的道理，才能看出人的吉凶祸福。所以古代这些贤人君子都懂得因果，《周易》、《尚书》、《左传》里面关于因果的道理很多。因果不是迷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明白的一个道理。你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这如同现代人讲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你打一下墙，墙也会反弹力量给你。
唐太宗重视因果教育
唐太宗李世民，他自己对善恶因果的教育也特别重视。贞观七年，太宗就和魏徵讲，自古以来这些王侯最后能够自我保全的很少，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富贵的环境里面长大，喜欢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不懂得亲君子、远小人。他希望所有的子弟都能够记住前代这些王侯子弟，做善、做恶的果报，了解古人的这些经验教训，作为行为的规范。他让魏徵特别编了一本书，叫做《自古诸侯王善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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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古代这些诸侯王，帝王的后代，这些君王的善恶成败事迹编成了一本书。太宗就把这本书交给了自己的孩子。这是什么教育？因果教育。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面就讲道：“凡为藩为翰，有国有家者，其兴也必由于积善，其亡也皆在于积恶。故知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然则祸福无门，吉凶由己，惟人所召，岂徒言哉！”凡是诸侯君王有国有家的人，现在讲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兴盛原因是什么？不断做善事。衰亡原因是什么？不断作恶开始的。“其兴也，必由于积善”，我们想要家庭兴旺、企业兴旺，最重要是什么？要懂得积善。“其亡也皆在于积恶”。有的家族最后后继无人，甚至一个为官者最后东窗事发，原因都是因自己不断作恶，恶行积到一定程度就会遭报应了。“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善行不积累不足以成就一个人的名声。“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不作恶，恶行不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不至于有灭身之灾。所以一个人的吉凶祸福都在自己。“祸福无门，吉凶由己，惟人所召，岂徒言哉！”这是《太上感应篇》开篇就说的，“祸福无门，惟人自召”，祸福都是自己召来的。世间这个祸福本来是没有来路的，不是说每个人生来就要遇到灾祸，生来就会享福。
虽然说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都有一个命运，但是这个命运也会随着你后天积善积恶而改变。你命运不好，你积善命运可以变好；你命好，你积恶，这个命里的福就会削减，最后可能也不得善终。所以这些“岂徒言哉”？不可能是空话呀。我们看魏徵，他早年曾经做过道士，肯定是对道家的学说很了解。中国儒释道三家，讲因果都讲得很多，像我们知道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这些都是讲因果的道家经典。所以《自古诸侯王善恶录》这本书编成以后，太宗非常高兴，特别称赞，对他的孩子讲：“此宜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这个你要放在你们身边，时时刻刻学习，要以此立身，多积善积德。所以我们看到唐太宗对于因果教育、善恶的教育，也非常重视的。
善于教民的古代明君
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来都特别重视善恶教育、因果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就是教化，道德仁义的教化。教化的内容主要三块：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古人就是讲这些，伦理、道德、因果。
明朝时期永乐皇帝朱棣，他就曾经编过一本书，把因果报应的例子全部收集起来，刊布全国，宣讲因果报应的道理。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明朝在他治理下，永乐年间是国力最繁荣最强盛的时期。这和他懂得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他还编了一本书叫做《御制孝顺事实》，就是把孝子的故事汇编在一起，给臣民。这是儒家孝道的教育，同样也是讲因果的。他自己还注释过《金刚经》，这是佛家的。儒释道三家的教育他都懂得推行。所以治国为政，儒释道三家都要学习。
清朝雍正皇帝，这是康乾盛世康熙和乾隆之间的一位帝王，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勤政、精通儒释道三家学问的一位帝王，他为乾隆盛世奠定了基础。他自己讲过，以儒治世，以道养性，以佛养心；讲儒释道三家，理同出于一元，道并行而不悖。儒释道三家教育，都是教人做善，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伦理的教育，五伦八德，这个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果教育。伦理教育教人怎么羞于作恶，因果教育教人不敢作恶。因果教育让人明白你作恶会有恶报，你怕这个恶报你不敢作恶；做善有善报，你想得到这个好，得到善，得到吉祥，你会懂得行善。真正因果教育能够让人乐于行善，不敢作恶，比伦理的教育更有效。所以近代有一位大德讲到，“因果报应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要想把社会真正治理好，必须注重因果教育。这种教育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没有断过。
清朝的孝廉教科书：《宣讲拾遗》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是清朝的孝廉教科书，叫做《宣讲拾遗》。这本书是清朝当时用来教育人民的。朝廷当时派人以说书形式，去每一个村宣讲，宣讲的内容就是伦理道德因果。把这个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恢复起来，就可以让人真正明了善恶祸福的道理，人人都愿意行善，因为行善你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现在的人贪名贪财，但是做法违背天道。想求财富、求健康，要按道去求。你要种善因才能得善果，你种这个恶因，违背道，不但取不到，还会祸及自己。要把这个因果、善恶、祸福的道理跟人讲明白，人人都会行善，人人都会做好事。所以治理企业，治理国家，我们修身，最重要的是明白这个因果的关系，明白这个因果的道理。明白因果你就会时时刻刻律己，即使一个人也不敢放肆，因为你会害怕，害怕这个报应。
我们读《群书治要》，要真正会读。仔细一看，这里面因果报应的道理非常明显，尤其是史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臣子非常忠诚，但结果还是被奸佞之人害死，被帝王诛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想，这里面还有没有因果？想到背后再去看一看。就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这些被诛杀的大臣，后代往往骤发。像我们前面讲的杨震，他因为上书被赐毒酒自杀，结果他的子孙后代位至三公。在补录的《汉书》里面，节录的王嘉，也是个忠臣，但结果怎么样？被赐死。后来帝王认识到自己错了，又让他的子孙后代做了很大的官。所以积善，近报在自己，远报在子孙。只要是积善，就不要去担心，即使可能被冤枉了，也不要有任何虑疑。真正的善人，他不会为自己，只为自己的福利去积善，这个心量太小了。这些忠臣，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为自己谋福利，而是念念想着天下苍生，想着国家人民。
我们再看看《群书治要》的编者，魏徵、褚亮、虞世南、萧德言等人，他们编这部书，成就贞观之治，利益后世子孙。我们看虞世南、褚亮、萧德言他们自己都是很长寿。这些人的子孙，魏徵的儿子做到了太子的洗马；褚亮的儿子褚遂良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后来也是太宗的臣子；萧德言的曾孙萧至忠，是唐中宗时的宰相。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以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只要念念为天下，为众生，不用去想自己，我们这个福报会很大。我们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努力去做。
第四十四讲  齐家治国，女德为要（一）
——王化始于闺门
女德，简单来讲就是女子的道德品质。古人教导我们：“正天下，首正人伦；正人伦，首正夫妇；正夫妇，首重女德。”这说明女德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根源。早年孙中山先生就曾经讲过：“天下的太平安危看女人，家庭的盛衰看母亲。”社会是不是安定、太平，女人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一个家庭、家族能不能传家久远，母教影响特别大。近代有一位道德教育家王凤仪老善人他就讲到，女子是世界的源头，源头清则水流清，源头浊则水流浊。
王化始于闺门
我们学习这一部《群书治要》，可看到古圣先贤对于女德的教育非常重视，而且指出，一个朝廷政治的兴衰和女德教化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通过学习历史，我们会发现历代那些成就盛世的君主、贤能的君主，背后往往都有贤能的女性在辅佐或者是教育他，要么是有一位贤明的皇后、妃子，要么有一位贤明的母亲。而那些导致国家灭亡、社会衰败的君主，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宠爱女色。他们受到这些有色无德的女子诱惑，荒淫无道，最终身灭国亡。所以要想治理天下，古人告诉我们最根本的是道德教育、伦理教育。古人治国首重教育，教育核心又在女德教育。因为有好的母亲才会有好的子女。好的母亲哪里来？好的母亲是从媳妇来的。好的媳妇从哪里来？从好的女儿来的，而好的女儿又是母亲教育出来的！
近代有一位大德印光法师他就讲道：“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印光大师还讲道：“教子为治平之本，而教女更为切要。盖以世少贤人，由于世少贤母。有贤女，则有贤妻贤母矣。有贤妻贤母，而其夫与子之不为贤人者，盖亦鲜矣。其有欲挽世道而正人心者，当致力于此焉。”
要想治理天下，最重要的是要有贤能的母亲、贤惠的妻子。一个家里做母亲的、做妻子的贤惠，这个丈夫、子女很少不贤能的。历史上这些贤明的君主往往都有一位贤明的母亲，或者是一位贤明的太太，而那些昏庸的君主往往都沉迷于女色。中国古人常讲红颜祸水，红颜祸水就是讲没有德行的女子，可能会败坏朝政，是国家的祸根，是一个家庭的祸根。
在《汉书》里面就有记载：“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而纣之灭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诗》首《关睢》，《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昏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
古人在史书里面对女子的道德、教育看得很重要，每一部史书里面都有皇后、妃子的传记，有德行的都会记载在里面，没有德行的也会记载下来警示后人。班固在《汉书》里面讲到，夏朝兴起是因为大禹娶了涂山氏为妻。这是一位非常贤明的女性，不仅辅佐大禹，我们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而且她对孩子的教育也很好，他们的孩子夏启，也是一位贤明的君主。
“桀之放也用末喜”，夏桀后来被商汤放逐，夏朝灭亡，原因是夏桀宠爱一个有色无德的叫做末喜的女子。“殷之兴也以有娀”，殷朝的兴起离不开这个有娀氏，也是一位有贤德的女子，协助商汤。“纣之灭也嬖妲己”，商周的灭亡是由于商纣王宠爱妲己。妲己也是一位有色无德的女子，商纣王昏庸无道，所以最后导致商朝灭亡。“周之兴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这是周朝三太，也就是太姜，太任、太姒，我们在后面会具体介绍这三太的德行。“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西周为什么到东周？也是因为周幽王宠爱褒姒，这也是一位有色无德的女子。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介绍这些故事。
“《易》基乾坤”，《周易》前面两卦，这是《周易》六十四挂都是由《乾》、《坤》两挂演变而来。《乾》是六爻皆阳，《坤》是六爻皆阴。阳代表男，阴代表女。乾卦在《周易》里面代表男性，坤卦代表女性，就是讲男女是构成社会的最根本的元素，有男女然后才有家，家是整个社会最小的单位。
“《诗》首关睢”，《诗经》的第一篇《周南》，《周南》里面第一首诗就是《关雎》。《关雎》是讲后妃之德，就是讲文王的妻子太姒希望找到贤德的女子来辅佐文王。这说明夫妇是人伦之始。
“《书》美厘降”，《书》是《尚书》，这是讲尧帝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帝，以天子之女嫁给一个普通百姓。
“《春秋》讥不亲迎”，《春秋》里面讽刺过去鲁隐公娶妻子，自己不亲自迎娶。“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五伦关系里面，五伦之始是夫妻关系，有夫妇而有父子，而有兄弟，而有君臣，有朋友。所以五伦关系，最根本的是夫妻关系。
“礼之用，唯昏姻为兢兢”。婚姻关系，婚姻之礼要格外谨慎。婚姻是男女的结合，是成就一个新的家庭的开始，往往也是一个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生往往就是因为婚姻而发生关键性的转变，所以结婚要非常慎重，要依照古礼来进行。
《汉书》里面讲，“婚姻礼之废，则夫妇之道苦”。现在社会乱象根源在哪里？在于男女不和谐。社会不和谐，原因在于家庭不和谐；家庭不和谐，原因在于男女不和谐；男女不和谐，根源在于婚姻不和谐，结婚的时候不慎重，没有慎重选择自己的另一半，没有慎重地依照礼法举行婚礼。在家庭伦理道德里面，夫妇之道是最根本的。如果这个人在选择婚姻的时候不谨慎，不仅对自己未来的人生、事业、身体健康，甚至对自己孩子一生的身心健康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古人特别重视婚姻。“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婚姻是需要最为谨慎的。因为“乐调而四时和”，音律和谐你四时才能够和谐，男女关系和谐社会才能和谐，男女是构成社会最根本的基础。
我们的社会存在天地之间，社会和谐就是天地和谐；天地和谐，男子为天，女子为地，男女和谐天地才和谐。所以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阴阳，男子为阳，女子为阴，阴阳的变化是万物成化的根本。我们从哪来的？父母生的。所以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是否和谐，对孩子一生的影响非常大，有好的父母才会有好的孩子。而在这个父母的教育里面，尤其是母亲的教育最为重要。所以女德尤为重要。
女德对于国家兴衰的影响
女子的德行对于国家兴衰的影响，魏徵在《群书治要》序言里面就讲道：“至于母仪嫔则，懿后良妃。参徽猷于十乱。著深诫于辞辇。或倾城哲妇。亡国艳妻。候晨鸡以先鸣。待举烽而后笑者。时有所存。以备劝戒。”这就是讲女子的德行，对一个国家兴衰的影响。
前面讲的是贤淑的皇后、妃子，有德行，能够辅佐君主，以后妃之德来辅佐君主，成为君主的助手。“参徽猷于十乱”，这是讲周朝时期，十个辅佐周武王治国平乱的大臣。这十个大臣里面有周公、召公、姜太公等等，其中九位是男子，还有一位是女子。史书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文王之后，太姒，这是周朝三太，是非常有贤德的女子；另外一种是讲武王的妻子邑姜，这也是一位非常有贤德的女子。总而言之，这是讲真正女子有后妃之德，能够辅助君主来治国。
“或倾城哲妇，亡国艳妻”，这是讲那些没有德行的女子。没有德行的女子往往诡计多端，祸国殃民，只是徒有其表，没有真正德行。“候晨鸡以先鸣”，就像清晨的母鸡先于公鸡鸣叫一样，这是违反常道的现象，我们知道早晨一定是公鸡先叫。“待举烽而后笑者”，这就是讲历史上著名的“烽火戏诸侯”，周幽王宠爱女子褒姒，最后亡国。这样的人物历史上时常出现，所以《群书治要》里面节录了这些，劝诫后人。
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出事的官员，往往或者是太太有问题，或者是在外面有情人，生活作风有问题。身边没有有贤德的女子，而且自己作为男子又不能够守住道德，可见这个女德的重要性。
魏徵在序言里面就专门讲到这两个故事。“参徽猷于十乱”，这是讲辅佐武王治国平乱的十位大臣中，有一位是“文母”，在中国历史上，周朝享国八百年，原因就是周朝开国初年，有三位真正有德行的女子“三太”，分别是太姜、太妊、太姒。这三位有德行的女子辅佐、教化了几位能够为万世开太平的君主——文王、武王、周公。
首先是太姜。太姜是周朝先祖太王的夫人，王季的母亲。太王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古公亶父，他是一个很有德行的人，自己广积善德，以仁厚待人，得到人民的拥护。当时他们受到外族的侵掠，他自己迁徙到岐下这个地方，因为他有德行，百姓都纷纷追随他。
古公有德行，他的妻子太姜也是一位非常有德行的人，分别生了泰伯、仲雍和王季。这三个儿子都是非常有道德，有德行的人。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一个故事，泰伯让国。当时古公特别钟爱王季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但是按道理王位应该传给长子，而王季是三子，所以泰伯看到父亲有这个心思，便自己逃到山里去采药，希望成全父亲。泰伯一逃，他的弟弟仲雍也和哥哥一起逃了。他们逃了之后，古公又把他们找回来，找回来之后结果这俩人又逃了。兄弟俩为了满足父亲的这个愿望，最后逃到荆蛮之地，再也没有回来，成就了这个兄弟友爱礼让的佳话。
为什么他们兄弟之间能够这样礼让？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一位好母亲，这和母亲太姜对他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所以太姜也是古公非常得力的一位助手，非常贤明，辅佐自己的丈夫，真正有贞淑的美德。周朝创业和太姜善于协助丈夫，教育孩子分不开。
三太的第二位是太妊，也就是太姜的儿媳妇、王季的夫人、周文王的母亲，也是很有德行的人。王季在自己两位哥哥让国之后，自己不能再跑了，自己再跑那王位就没有人继承了。所以王季继承这个王位之后，自己也是很有仁德风范，得到百姓的拥戴。王季能如此，也是因为有太妊的辅佐，尤其是太妊非常仰慕自己的婆婆太姜的美德，她主持后宫，把这个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
太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进行胎教的。史记上记载太妊怀文王的时候，“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文王生而明圣，大任教之以一而识百。”目不视恶色，这是眼睛不看那些不好的东西，非礼勿视。耳不听淫声，一些无礼的话，过分的音乐都不听。口不出傲言，口里不讲傲慢的话，非礼勿言。所以太妊生下文王，文王一生下来就很圣明，圣德卓著，特别得到古公的喜欢。太妊教育他一点，他就知道很多，很有智慧。我们学习《周易》知道，文王作卦辞，推演周易，这是圣人。圣人怎么来的？因为有一位贤明的母亲，真正懂得胎教，真正有德行。
三太的第三位是太姒，这也是圣人的母亲，生下了周公和武王。太姒也非常有德行，当年文王就特别仰慕太姒的美德，亲自到渭水去迎娶他。渭水没有桥，文王就把这个舟连接起来造成一座浮桥，把太姒接到彼岸。太姒成为文王的夫人以后，非常的贤德，尤其是看到自己的祖母太姜和婆婆太妊这两位非常有贤德的女子，自己也继承了祖母和婆婆的美德，非常勤勉，极尽妇道，而且她没有一点嫉妒心。我们知道《诗经》里面第一首《关雎》就是赞美太姒有后妃之德，念念想的是协助文王治国，希望找一位贤德的淑女共同辅佐文王。历史上因太姒以妇道、妇礼教化天下，被后人尊称为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内。古代我们常常讲男子主外，女子主内，这是中华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
周朝之所以享国八百年，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三位有德行的女子。这三位有德行的女子成就了文王、武王、周公几位圣人，其中武王的妻子邑姜也特别有德行。周朝以仁德立国，享国八百年，奠定这个基础的就是母亲和后妃，可见女子对国家影响之大。
同样，一个女子对一个家庭影响也特别大，我们要想一个家庭兴旺，最重要的是要娶一个有德行的女子。我们现代人常讲，你娶一个好媳妇能够旺三代，娶一个坏媳妇可能会败三代。所以教育女子很重要，我们教育好一个男孩子，是利于自己的家族；教育好一个女子，却是为了全世界。
我们现在人讲古代重男轻女，其实并不是这样。古代人才是真正对女子重视。你看哪一个贤德的君王不都是在母亲和太太的辅佐下成就伟业的？所以古人对这些有德行的女子非常赞叹。《毛诗》里面就有一首诗叫做《思齐》，专门赞叹周朝三太。后人之所以把妻子称为太太就是从这个“三太”来的，希望我们女子都要效法“三太”，以“三太”为榜样，真正修养自己的德行来相夫教子。
班婕妤辞辇
在《群书治要》序言里面还讲到“著深诫于辞辇”，这是讲汉朝成帝的妃子班婕妤。班婕妤是班固的姑母，很有德行。她很小时被选入后宫，开始是做少使，后来获得成帝的宠爱，被封为婕妤。有一次成帝在后宫游玩，他打算和班婕妤一同乘坐车子，班婕妤就推辞。她说，臣妾我观察自古以来这些帝王的画像，发现圣明的君王旁边座着的都是有名的大臣，只有夏、商、周三代这些亡国之君身边坐着被宠幸的女子。现在我要是和陛下同乘一辆车，那陛下不就和那些亡国之君差不多了吗？你看这个女子念念想的是什么？不想自己得到宠幸，想的是君王，想的是国家。成帝听她这么一说很有道理，也就没有坚持。当时太后听说了这个事，特别高兴，特别赞叹。而且这个班婕妤特别有才华，常常诵读《诗经》，诵读这些古代女德教育的经典，像《窈窕》、《德象》、《女师》，所以她每次被成帝召见，上书言事都能依照古礼行事。
汉成帝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特别宠爱女色的帝王，后来就是宠爱赵飞燕姐妹，这两姐妹都是非常妖艳无德的。赵飞燕当时诬陷汉成帝的皇后许皇后和班婕妤两个人，说她们两个人行妇人媚道，也就是说她们两个人诱惑主上和她们争宠。并且说她们两个人每天祈祷希望后宫有祸，甚至谩骂皇上，结果导致许皇后被废掉。
国家乱从哪里乱起？首先就是从后宫乱起。汉成帝废掉许皇后之后又审问班婕妤，班婕妤就回答说，我知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善良正直还没得到福分，做那些邪僻事又有什么用啊？假设鬼神有知，怎么会接受这种丧失为臣之礼的祷告？如果鬼神无知，祷告也没有什么用，所以我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自己很有德行，成帝也觉得她讲的很有道理，对她非常怜悯，最后没有给她治罪，而且赏赐给她一百斤黄金。
魏徵在这里用这个典故，也是提醒太宗要以此为戒；更是说明了女子的德行，对于国家的盛衰兴亡关系很大。
女子要效法大地，以柔顺为本
女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德行呢？《周易》里面讲，男子要学乾道，要效法天，自强不息；女子要有坤德，要效法大地，要能够厚德载物。
中国古代的这些圣人，都是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这些圣人明了宇宙、人生真相之后，看到其他人还没有明了，就来教化大众，教育大众，希望大家都能够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圣人如何教化大众，教人怎么学习？向天地学习，教人顺从天地之道。因为他们明白，天地万物是一体。所以中国古代圣人就是教我们向自然学习，向天地学习，自己和天地是一体。
在《周易》里面，最开始两卦就是乾坤。乾代表阳，在大自然是天，在人是男，在国是君，在家是主；坤代表阴，在大自然是代表地，在国代表臣，在人代表女。男子要向天学习，做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女子要向地学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系辞传》里面讲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子要效法乾道，女子要履行坤德。什么是坤德？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大地，我们看大地有什么特征？
大地承载万物，我们谁能够离开大地呢？离不开。万事万物都得在大地上生存，存活，你不能离开这个地球。所以大地能够承载万物，接纳万物，善的、恶的、美的、丑的、好的、坏的，大地都能接受，都能够承载。做女子的就是要有大地这种气度，有大地这种胸怀，能够接纳万物，包容一切。而且大地还有一个什么特性？安定祥和。大地它贞静，而且大地柔顺、宽容，无私的付出，这是我们女子要学习的品质。所以在坤卦彖辞就讲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至哉坤元”，这是赞叹大地有至高的美德。万物都依靠它得以资生，“乃顺承天”，这是讲地，柔顺承接天。“坤厚载物”，有淳厚的德行，能够承载万物。“德合无疆”，大地的德性包容万物，没有边际。“含弘光大”，含弘是讲包容一切，养育一切万物，并且使它光大，让一切万物得以成长。品物咸亨，万物都能够亨通，畅达。品物是讲所有的物类，万事万物都能够亨通，都能够受到大地的滋养。
大地给予每一个人的都是一样的。任何人，只要你劳作，大地都能够给你水，给你土地，给你一切滋养。所以我们称大地为母亲，大地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而且大地是顺承天，承接天道，这是教育我们女子，要顺从天。你家里的天是谁啊？这个天没出嫁之前是父亲，以父为天，出嫁之后是自己的丈夫。所以中国古代讲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讲男子是天，做女子的要顺从天。这个不是封建迷信，这是讲天地之道，讲宇宙人生的规律，自然万物的规律。做女子的就应该顺承天。这个顺承不是完全听从，讲女子在家从父就是完全听从父亲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从”是要成就，辅佐，帮助。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也帮助父亲，协助父亲来承担这个家业；出嫁以后要协助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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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如果不幸比自己早离开世间，自己要协助、帮助自己的孩子，这是从的意思，不是说完全听从。现在人不学传统文化，把三从四德认为是封建糟粕，这是没有弄明白，而真正学了《周易》，了解这些道理就知道了。
传统文化里面五伦关系最重要的是夫妇关系，夫妇是五伦之首。夫妇里面这个关系怎么落实的？夫义妇听。夫义，男子要讲道义，义者循理，你要讲道理，做事、说话要讲原理原则；妇听，妇听的意思就是顺承，就是坤卦里面的顺承天，顺承的是什么？不是丈夫说什么都听从，是要听这个义，顺承这个义。所以男子要讲道义，如果这个丈夫不讲道义，违背伦理道德，你去顺承，那就没智慧，要顺承背后的义。
前面我们讲到班婕妤，帝王让她同坐一辆车子，她没听啊。因为这个帝王说的不符合义，不符合义就可以不听。所以这个传统文化男子、女子都得学，不学可能就不了解，不知道怎么落实。
女子真正有女德，懂得女德、妇道，往往就能够和谐家庭，懂得成就自己的丈夫，懂得教育自己的孩子。
女子怎么样学习坤德，怎么样培养自己的德行？最重要的是要懂得谦卑，万事不敢为人先。在家听从父母，听从丈夫的安排，自己没有意见。一个家里，男子负责一个家庭的生计，在古代，男子主外，女子主内，这个《周易》里讲的，是天地之大义。女子最重要的，是做好相夫教子的工作。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真义
古人常讲，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无才不是讲女子什么都不会；而女子什么都会，真正能够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这是什么都会。但是不以为自己很有才，能够做到有德而不显，有能而不显，再能干也一切都听从家人的安排，永远保持这种谦卑柔顺的美德。
讲到女德，讲到男女，中国人常讲男尊女卑。一般人讲男尊女卑，就以为中国古代重男轻女，贬低女性，这也是完全误解了古人。男尊女卑意思是什么？这也是圣人教我们学习天地之德。男尊女卑只有分工不同，而无地位之别。《周易》里面讲，天尊地卑，男子为天，女子为地。男子要效法天道，像天一样能够统率万物，要有阳刚之气，所以讲男尊；女卑这是讲女子要效法地德，效法大地，向大地一样包容、承载万物，自己处在低处。这是讲女子要有大地的这种卑弱，大地的这种谦卑。这是男尊女卑真正的意思，这是交代我们向天地学习。
我们看到在中国最早的一部女德教材《女诫》里面，第一篇就讲卑弱。女子最重要的德行就是要有这种卑弱的德行，谦卑，自己有德而不显，顺承自己的丈夫，成就自己的丈夫，成就男子。一般人看到卑弱这两个字，以为这个女子是地位卑微，不是这个意思。卑弱这是讲女子要向大地学习，你看大地永远在低处，在低处成就万物，自己不居功，做女子的要这样向大地学习。所以古人讲女子要怎么样？要以柔为本，以刚为刑。女子你不能“刚”，这不是你应该有的，“刚”是违背女道，万物生来有它自己的性格，万物都有它的属性。苦瓜是苦的，西瓜是甜的，如果这个西瓜变苦了，那就不是西瓜了。
男子要刚，女子要柔，如果女子刚，男子柔这就乱套了。所以要以清为奇，以浊为贱，这都是教我们要懂得柔顺，懂得要清闲贞静。
卑弱，我们再举个例子，女子示弱像舌头，男子示刚像牙齿。你看人老了可能牙齿掉了，没听说舌头没了的。所以女子要懂得柔弱，真正懂得柔顺这是为女子之道。我们还常常讲女人是水，你看水它有什么特性，它永远流向最低处，永远把自己放在低位；第二它不执著，永远往低处流。这是女子要学习的道理。
第四十五讲  齐家治国，女德为要（二）
——男女要各守本位
男主外，女主内
中国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怎么齐？中国古人最重要的教诲就是“男主外，女主内”。这个教诲是从哪里来的呢？也是从《周易》里来的。《周易》是圣人给我们讲人生之道，讲人生的真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告诉我们处理人生中各种事情的智慧。在《易经·家人卦》里讲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义也”。女子处理家庭内部的事情，家庭内部的事情有两个，第一个是相夫，第二个是教子，这是一个家最重要的后勤保障，女子把家安顿好了，男子才能全心处理外面的事情，这样才符合天地阴阳的大道。
《周易》还讲，“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天下为什么不安定？家道没有端正。家道为什么不端正呢？因为违背了“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看现在社会，男女都出来做事情，而且出现很多女强人。现在社会竞争激烈，一个家庭要想维系生活，确实需要夫妇都出来做工作，但是我们在做工作的同时，作为女子，往往忘掉了自己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相夫教子”。所以“家人有严君焉”，是说家里要有严正的主人，就是父母，父母最重要，生育子女，一个是生一个是育，育就是教育，教育什么？教育道德。“父父”就是父亲要尽父亲的责任，父亲要为一家人谋生计。“子子”就是儿子要尽儿子的责任，做儿子要“父慈子孝”。“兄兄”就是兄长要做到兄长的责任，对自己的弟妹友爱。“弟弟”就是做弟弟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尊敬兄长。“夫夫”、“妇妇”，就是夫妇要尽到各自的责任，大家各自落实自己的责任，这个家道就正了。在家能够尽到父道，在外就能懂得做领导。在家懂得做儿子，你到单位才能懂得去做好员工。
《礼记》上讲：“知为人子然后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后知为人君。”这些道理从哪里学？从家里学，家道正，天下和谐，家道不正，社会就会有各种冲突。而家道要正最重要的是女子，女子要懂得持家，女子要懂得教育。历史上的圣王是怎么成就的？背后都是因为有贤德的女子。
女子主内是讲女子和男子的分工不同。负责家里的工作，主要是哪些工作？第一是管理家庭，第二是教育孩子，尤其是教育孩子最为重要。中国古人特别重视教育，首要是母教。所以古人常讲“母教为太平之源”，母亲的教育是社会安定、社会和谐的根源。女子真正有德行，就能教育出有贤德的后代；女子要是没有德行，往往就会教育出没有道德的孩子。
过去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杀人犯被抓起来要判处死刑，判死刑之前他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还想见一下我的母亲。见到母亲后，他向他的母亲提了一个要求，“妈妈，我还想最后吃一口你的奶”。结果这个杀人犯的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子，最后同意了儿子的请求。但是让这个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儿子在母亲身上深深的咬了一口，说了一句话：“妈妈，我今天走到这个地步，都是由于我小时候干坏事你从来不阻止，导致我今天走上了这条死路。”
为什么现在社会上青少年犯罪率增多？根本原因是失掉了母教，没有好的母亲教育，所以你看古代特别是重视母亲的教育。
皇后掌管女子教化
古时候，君主负责治理天下，处理朝政大事；皇后处理后宫的教化，负责女教。后宫一乱，天下就乱，所以后宫的教化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掌管后宫的女子没有德行，往往就会败坏朝政。
《群书治要·后汉书》中讲到，“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夫人坐论妇礼，九嫔掌教四德”。讲王后是宫闱正位，和帝王是一样的，皇后的地位和君王一样受到人的尊重。皇后负责女子的教化，夫人坐论妇礼，比皇后低一个等级，但是妇女要尊重的礼仪，就是讲女德。九嫔掌教四德，四德是女子的三从四德，前面说的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是讲要辅佐，不是完全听命于男子。古代尤其是夫死从子，并不是说丈夫去世了，母亲就要听从儿子的，而是说这个做母亲的要辅佐儿子。过去做儿子的要听母亲的，做儿子的要讲孝道，哪有做母亲的要听儿子的理？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古人的教诲我们现在人没有搞懂，把这个说成是封建迷信，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无知。
四德，分别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德”是讲德行，并不是说你要有很高的、特别出众的才华，而是要懂得伦理，要守女德。“妇言”并不是说你要能讲会道，而是说不能恶言恶语，不能随便说，说话要谨慎，不是说要有很好的口才，最重要的是不要说三道四，不要有恶语。“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不是要你打扮得很漂亮，很有姿色，而是让你干净、整洁。我们学过“衣贵洁，不贵华”，一个家里不是要有多豪华，最重要的是干净整洁，显示这个女子的德行。“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就是女子要懂得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做饭、打扫卫生，古代还有织布、针线活、裁缝等等，这些都是“妇功”。这些并不是要你手艺过人，而是要你做事的时候用心严肃，能够踏踏实实做事情，这些都是教你守德，基本的为人之德。这样看，三从四德就不是迷信了，不是糟粕。难道现在的女子就不要这些三从四德了吗？现在女子在家可以不听父亲的？出嫁可以不听丈夫的？没有这个道理。女子不讲究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那这个女子的生活肯定一团糟。
所以，三从四德是让女子生活幸福，家庭圆满。在古代对于王妃还有一个要求，要求“进贤才以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做女子要能够进贤能之人，辅佐君子。自己重视内心的美德，不能重视自己的美色。“进贤才以佐君子”，在《群书治要》里有一个例子，楚庄王有个妃子叫做樊姬，她很有德行，自己做了王妃之后，见到好的女子，自己并没有嫉妒心，反而把这些有德行的女子推荐给庄王，使庄王得到好的辅佐。有一天楚庄王很晚回来，樊姬就问楚庄王，为什么回来这么晚？楚庄王就说：“我今天晚上和一些贤臣在讨论，讨论得很起劲，结果忘记了时间。” 樊姬就问，你今天和哪位贤臣在聊？楚庄王就说是沈令尹。樊姬一听说是他，就笑了。楚庄王就问：“你为什么笑呢？” 樊姬就说：“我还以为是哪一位贤臣呢，原来是沈令尹啊！”
沈令尹在樊姬看来并不贤能，为什么呢？樊姬给楚庄王讲她自己，说：“臣妾做了您的妃子，我并不是不想独占您的宠幸，但是我还是四处打听有贤德的女子进献给您。我进献的这些女子里面，地位超过我的已经有三个了。但是沈令尹，自从当了令尹以来，从来没有听说他推荐过优秀的人才。”前面我们学习过用人，学习过为臣之道，为臣之道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懂得举贤。所以樊姬这么一说，楚庄王也深有感悟，第二天就把他和樊姬的对话给沈令尹讲了。很快沈令尹就推举了一个贤人，就是孙叔敖，从此以后孙叔敖把楚国治理得很好。
这里面最大的功劳是谁？就是樊姬。所以说有贤的女子，对国家帮助太大了，而且这个女子要重视德行而不是夸示自己的美色，注重美德。窈窕是讲自己内心有德行，表现在外面很庄严，真正是一个有德行的女子。所以古代的皇后、妃子，也是和君王一起教化天下，也是在治国平天下，只是君王处理朝政大事，女子负责教化后宫，分工不同而已。
《周礼·天官·九嫔》里说，“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都是在讲重视女子伦理道德的教育。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皇后，每一位贤明的君主都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女人。我们看唐太宗的皇后长孙皇后就是一个例子。
贤明的皇后
《群书治要》里面，也节录了好几位贤明的皇后的事迹。
例如汉明帝的皇后，明德马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女儿。她自己做了皇后之后，特别谦恭，而且她非常有才华，能够诵读《周易》，特别喜欢《春秋》、《楚辞》，尤其喜欢《周官》。自己常常穿很朴素的衣服，裙子都没有花边，其他的妃子去请安，远远看她的衣服很粗糙，大家都非常敬佩她。当时，国家的刑事案件特别多，囚犯之间互相牵连，导致犯法的人特别多。这个马皇后特别仁慈、有德行，担心其中有滥用刑法的行为，就和明帝谈到这个事情，明帝很感动，最后赦免了很多罪犯。她陪侍皇帝的时候，谈到朝政大事她都会提出好的建议，但是从来不给自己的家里人谋私事，谋私利。后来明帝去世，她做了太后，自己写了一个皇帝的起居注，特地把她哥哥马防参与制药的事情给删掉了，不显示家里人的功劳。章帝就问她，过去我舅舅在宫中任职一年多，你又不给他褒奖，又不给他记载，这是不是太过分了？马皇后说：“我不想让后世人知道先帝多次亲近后宫的家人。”马皇后真正是很有智慧，不希望给后人做这样的榜样。因为我们知道，汉朝历史上外戚掌权的事情特别多，所以马皇后希望自己不要给后人留下不好的影响。章帝打算给自己的舅舅进封爵位，马皇后也没有同意，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的家人对国家政事有影响。她特别懂得女子的德行，对自己的家人，能够谦恭守己的，她就赏赐财物劝勉；要是家人犯了小的过错，她就非常严厉地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有做太后的威严；对奢侈的人，穿衣服、乘车不符合法度的，就取消他们的资格；对朴素的人，反而给予嘉奖，导致朝廷内外都受到她的感化。
这是什么？夫死从子。什么叫做夫死从子？就是丈夫死后她协助儿子。尤其当时农业丰收，天下太平，汉明帝、章帝在历史上都是比较优秀的帝王。章帝准备封三位舅父为列侯，马皇后又拒绝了，自己不争这个名利，真正做女子的她有智慧，知道给家人这些利益未必是真的好，汉朝历史上外戚得到好下场的不多，能够得善终的也不多。
守住女子的本位
做女子， 真正有智慧，要懂得守住自己的本位，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如果违背了女子之道，非要干男子的事情，你看现在女强人，她们大多有一个特点，身体不好，脾气不好。现在女性得癌症的特别多，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女子的柔顺，违背了女子之道。
《群书治要·申鉴》中说：“以阴乘阳，违天也；以妇凌夫，违人也。违天不祥，违人不义。”女子不守妇德女道，不守女子之道，这样阴置于阳之上，家里本来是男人主事的，但是女人扮演了男人的角色，男人什么事都得听女人的，这是违背天道；妻子凌驾于丈夫之上，这是违背人伦。曾经有位学传统文化的女企业家，她去参加女企业家培训班，一调查发现，全班四十几个女企业家，有三十几个都是离婚的。女强人，强来强去最后把自己的丈夫强没了。做妻子的凌驾于丈夫之上，这就违背了人伦，“违天不祥，违人不义”，那你能得到幸福和健康吗？所以说女子要明白这样的道理，在家里丈夫就是天，自己是地，地怎么能够凌驾于天之上呢？所以真正有德行有智慧的女子，懂得把自己放在低处，懂得柔弱。
《群书治要·老子》里说：“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强。”女子要学习什么？学习水的德行。水是世界上最柔弱的东西，但却能够水滴石穿，最软的东西但是它能攻击最强硬的东西。水和大地一样，一是在最低处，二是恒顺一切。水永远往低处流，自己没有执著。女子要学水的恒顺。地顺承天道，永远在天之下，这是女子之道。
贤明的君王都有贤德女子相助
我们学习中国的历史，学习《群书治要》，一个特别明显的规律，就是贤明的君王都有贤德女子相助。
我们看一个家庭兴旺，最重要的是这个家里要有个贤德的老太太，或是一位贤德的妻子。如果这个女子懂得持家，那么这个家庭一定会兴旺。
我们看舜帝，他成为圣王，他的两位妻子在背后立了很大的功劳。尧帝知道舜帝很有德行，为了检验他，把自己两位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帝，考察舜帝在家里的处事态度。而娥皇和女英是帝王的女儿，帝王的女儿嫁给一位普遍农民，而且在家里不受欢迎。舜帝的后母和弟弟都想害舜。娥皇和女英两位媳妇怎么协助他？她们很有德行，她们作为帝王的女儿并没有高高在上，来到舜帝家里后对他们全家人都关心倍爱。我们知道，舜帝的父亲、弟弟、继母对舜都百般刁难。有一次舜帝的父亲和弟弟让舜去修理米仓，他们想害舜，舜的妻子知道弟弟要害死哥哥。如果舜帝被害死，将会陷父亲和弟弟于不义。为了不使自己的丈夫死掉，她们两个人把这个事情悄悄告诉舜。舜爬上米仓之后，他的弟弟就在下面纵火，这个时候舜就手拿着斗笠，像鸟一样从天上跳下来，躲过了一劫。
舜的父亲瞽叟和弟弟还是想要继续害他。有一次让舜去挖井，当井挖得很深的时候，舜帝的父亲和弟弟就在上面往井里填土，把土填上，以为这回舜就跑不了了，一定死了。两个人以为大功告成，很高兴地回到家里，舜帝的父亲和弟弟两个人就在讨论要分财产。舜帝的弟弟讲，兄长的两位妻子和琴归我，牛羊和米仓归你们，我就住在哥哥的房间里。弟弟跑到舜的房间里，在舜的房间弹琴的时候，突然舜出现了，把他吓一大跳。原来是舜帝的两位妻子早就知道是他们让舜去挖井，想要害死舜的阴谋，两姐妹在旁边挖了一条通道，通到屋子里面，所以舜的父亲和弟弟在往井里添土的时候，舜早就跑出来了。舜之所以成为圣王，离不开两位贤德妻子的相助。
晚年舜帝到南方视察，相传葬在湖南的九疑山，她两位妻子也陪同舜帝去南方巡视，和舜帝葬在南方，还留下了许多非常美丽的传说。
因此我们看到，古代女性的伟大，并不是她要自己来成就什么样的事业，最重要的是她慈爱、容忍，有包容万物的胸怀。真正有德行的女子，能做到不出家门而教化天下，这是古代有德行的女子应有的能力和智慧。所以古代有句话说：“王化出自闺门，家利始于女贞。”一个国家的教化从哪里开始？从女子开始。一个家庭要兴旺起来，始于有德行的女子。
历史上周朝享国八百年，就是因为“三太”懂得教育自己的孩子，真正有女德。而周朝实现“成康之治”，周成王的母亲，武王的妻子邑姜，也是一位非常有德行的女子。汉朝早期的“文景之治”，这背后也是有一位有贤德的女子——薄太后。薄太后是刘邦的妃子，当年她并没有得到刘邦的宠幸，自己和儿子汉文帝相依为命。后来吕后掌权之后，把过去刘邦宠幸的女子一个个都杀了，唯一没有杀她，原因是她不跟别人争宠，对吕后没有威胁，自己默默的和儿子在边远的地区，离开长安到代国，和自己的儿子在一起，所以吕后专政唯一没有伤害到她，也没有伤害到代王。
吕后掌权以后，很残忍，先折磨自己的儿子，最后她把刘邦的后代杀得差不多了。后来吕氏家族被铲除，大家要立一个新的皇帝，当时刘邦的儿子没有几个了，就发现代王很有仁德，年纪也大了，不会出现太后干政问题，而且他的母亲也为人忠厚，最后代王反而因祸得福，自己在边远地方和母亲没有受到宠幸，不受重视，反而坐上了帝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汉文帝。
汉文帝自己也是非常有孝道，对母亲非常孝顺。他母亲生病之后，古人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帝王。但汉文帝在母亲生病的三年时间，每天都陪在母亲的身边。太医每次送药进来，汉文帝都要亲自尝，认为没有问题才给母亲喂下，对母亲真正尽到了孝道。
但是汉文帝最后先于自己的母亲去世，她的母亲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汉文帝觉得特别惭愧，自己先离母亲而去，教导他的妻子和儿女都要对太后尽孝。汉朝之所以有“文景之治”，跟薄太后很有关系。就是这样一位女人懂得不与别人争宠，懂得女子之德，懂得女子卑弱之道，自己不仅躲过吕氏的清除，而且自己的子孙后代都享福，根本原因就在于她有德行有智慧。
她还会教育孩子。为什么汉文帝能够孝顺母亲？因为她懂得教育。汉景帝后来也是非常孝顺，这也都是因为太后真正懂得教育，懂得守住女子之德。
同样东汉“光武中兴”时期，汉明帝的皇后马皇后，也是很有德行的女子，《群书治要》里面有节录她的事迹。
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也特别有德行。有一次上朝，魏徵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受气，想发作又发作不起来，忍住回到内宫，见到自己的妻子就说，总有一天要杀了魏徵。皇后一听，就回到自己的内宫换上正式的服装，向唐太宗下拜，唐太宗就很奇怪，说：“你干什么？”她就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陛下有这样的大臣，正说明陛下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这一句话把唐太宗满腔的怒火都浇灭了。所以做女子的要懂得做女子，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火上加油，如果火上加油，真有可能把正直的大臣处死。历史上很多昏君把大臣处死，往往都是背后女子从中纵容，甚至从中设计把忠臣处死。
我们再看明朝，明朝鼎盛时期的永乐皇帝，他的徐皇后非常贤德，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女子。《女四书》中的《内训》，就是徐皇后编的。她非常懂得女德的重要性。有一次徐皇后向朱棣要求见大臣的妻子，她就跟这些大臣的妻子讲，做女子的侍奉丈夫，并不是简单的管他的衣食起居，还要关心他们的事业，帮助丈夫。徐皇后说，一般朋友的劝告不宜被采纳，同样的话如果妻子说，就容易入耳多了。我自己和皇上相处，从来不以自己的私欲向皇上要求，一切都是以百姓为念，希望你们也能够一起自勉。
徐皇后很有智慧，这一点对于领导干部的妻子来说，尤其值得学习。每一个贪官的背后，往往有一个贪婪的女人。这个女人要么是妻子、要么是情人，这都是因为没有女德。所以古人常讲：“国家将兴，必有淑哲之配，儆戒以成君子之德。”一个国家要兴盛，最重要的是要有有德行的女子。女子有德就有贤夫、贤子；女子有智慧，才能教育出好的孩子。所以我们讲，齐家治国，根本在于教育；教育的根本，首先要重视女德教育。
第四十六讲  齐家治国，女德为要（三）
——女子无德，贻害家国
前面我们说到女子的德行，对一个国家的兴衰，对社会风气的好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女子贤德，往往能够成就自己的丈夫。所以历代盛世的君主，往往都有贤德的女子在背后辅佐，辅助。相反，历朝历代那些衰败的君主、亡国之君，往往背后都有没有德行的女子，都有亡国艳妻。
前面我们讲到了“国家将兴，必有淑哲之配，国家将衰，则必有倾城哲妇”。《群书治要》的序言就讲到，“或倾城哲妇，亡国艳妻，侯晨鸣以先鸣，待举烽而后笑者，时有所存，以备劝戒”。魏徵等人编这一部书真的是用心良苦，把社会治乱的各种因素剖析得非常全面。魏徵在《群书治要》的序言里就特别指出，女子的德行非常重要，关系到一个国家兴衰。所以古人特别重视女子的道德。社会的伦理道德败坏，首先就是从女德开始败坏。
三代之亡，由乎妇人
《群书治要·典语》里就讲“三代之亡，由乎妇人”。夏、商、周，三代怎么样灭亡的？都是君主受到亡国艳妻所迷惑。
夏朝是怎么灭掉的？因为夏桀宠爱妹喜。相传公元前十八世纪，夏桀发动大军攻击有施部落，有施部落在灭亡和求和之间选择了求和，将牛羊、马匹、美女都献给了夏桀。夏桀是个好色的人。这里面有个女子就是酋长的妹妹妹喜。妹喜这个女子有三个爱好，第一是喜欢看到人在大到可以划船的酒池里面饮酒，第二个是喜欢听撕裂绢帛的声音，第三个是喜欢穿戴男人的官帽。夏桀因为宠爱妹喜，就下令建造规模大得可以划船的酒池，浪费了百姓的大量钱财，结果有一位忠臣就进言不让他建造，妹喜就让夏桀把这个官员杀掉。这个女人的心非常的狠毒，之后又开始建造这个可以划船的酒池。建完之后又邀请三名饮酒的高手在这酒池里面畅饮，最后很多人因为酒醉而淹死。妹喜喜欢听撕布的声音，夏桀就派宫里的人搬来制造精美的布在妹喜的面前把一匹匹布撕开，以博得妹喜的开心。我们知道农耕时代初期刚刚有丝绸纺织业，那个布是非常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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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种作为可以说是暴殄天物。夏桀因为宠爱这个女人，最后把那些忠臣都残杀了，最终国家被灭亡了。
《列女传》中记载，妹喜“美于色，薄于德，乱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这个女子不守女道，不守妇德，反而要像男子一样，灾难马上就来了。所以，作为女子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做好自己的本位，懂得守住妇德女道。
同样，商纣王也是因为宠爱妲己而灭亡的。相传妲己也是商纣王征伐有苏部落时俘虏到的美女。商纣王也是宠爱妲己，也是造酒池，天天和她畅饮作乐，而且让人裸体相逐。妲己完全是一个没有一点羞耻，毫无德行可言的人。有一次妲己看到有人赤脚在冰上走路，就觉得可能是这个人的生理结构和常人不同，就让商纣王把他的双脚砍下来，研究他双脚不怕冻是什么原因。商纣王有个忠臣叫比干，比干对纣王的种种举动直言进谏，妲己就怂恿纣王把比干杀死，而且残忍地将比干剖腹、挖心。纣王和妲己作恶多端，恶报很快现前，后来商纣王在鹿台自焚而死，妲己也被以祸国妖女的罪斩首。所以，女子无德不仅祸乱国家，而且自己最后也没有好下场。
我们再看西周的灭亡，魏徵在《群书治要》的序言里说“待举烽而后笑者”，就是讥讽周幽王宠幸褒姒，导致国家朝政荒废、国家灭亡的。这里面根本原因是什么？周幽王自己好色，褒姒毫无德行。相传当时周幽王为了讨好褒姒，不惜千金博她一笑。历史上有个“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褒姒一天到晚不笑，周幽王的一个奸臣就想到一个鬼点子说：“把烽火点起来试试。”古代每个山顶上有一个烽火台，烽火台上有狼烟，狼烟点起来的意思是京城有急，诸侯要来救援。我们讲“狼烟四起”就是要有战乱了，这是在国家遇到危急的时候才能用的，结果周幽王把这个烽火点起来了，四周的诸侯都以为国都有难，立刻派兵来增援。派兵来到之后才发现没有战乱，这个褒姒在城墙上看到这个场景哈哈大笑。周幽王很开心，看到褒姒终于笑了，而下面的军队却人人都咬牙切齿，发誓以后遇到狼烟再也不来了。不久，周朝果然遇到战乱，再点烽火，诸侯再也没有派兵，最后幽王死于乱军之中，褒姒也没有好的下场。
所以“三代之亡”都是亡于妇人。不仅三代，我们还看到西汉，汉成帝宠爱赵飞燕，国家走向衰败；东汉末年的灵帝、桓帝也是好色之徒。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是什么？也是唐玄宗宠爱杨贵妃。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
袁绍为什么被曹操打败
在《群书治要·典语》里有说到袁绍为什么被曹操打败。当时袁绍实力很强大，为什么还会败？这和他的妻子没有德行有很大的关系。《群书治要·典语》里说，袁绍的妻子刘氏的嫉妒心非常强，在袁绍死了之后，尸体还没有埋葬，就把袁绍的五位宠妾都给杀掉了，跟历史上的吕后一样。而且刘氏认为人死后灵魂有知，怕她们在九泉之下再见到袁绍，就把死者的头发剃掉，把死者的面容也毁掉，真是残忍至极，令人发指。女子没有德行，教出来的孩子也就没有德行。袁绍的儿子袁尚，就是袁绍和刘氏的儿子。袁尚为了取悦自己的母亲，又把被杀死的臣妾的家人都杀掉，还诬蔑自己的父亲私行暴力，忘却父子之义。袁绍当时还有个大儿子叫袁谭，袁绍本来想立大儿子继位的，结果受刘氏意见的影响，又打算让袁尚继承皇位，后来因为没有及时改正，两兄弟为皇位争夺，最后被曹操所灭。根本原因是什么？一是袁绍自己没有德行，二是妻妾没有德行，所以最后导致国家灭亡。
这些亡国昏君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困境？表面上看是因为女子，受到女子的蛊惑。根本原因是这些君王重色轻德。我们看历朝、历代的史实，只要是没有“三太”那样有德的女子辅助君王，君主反而宠幸妲己、妹喜、褒姒这样的有色无德的女子，结果就是国破家亡。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教训，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家利始于女贞”，家败也往往是从女子开始。女子生活不节俭，爱慕虚荣，不懂得教育孩子，结果就是父母辛辛苦苦劳累一生，所获家财却被败家子一夜之间给挥霍怠尽。可见，教育最重要的是母教，所以要找一个有德行的妻子、有德行的媳妇，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找媳妇，最重要不是看美色，而是要看德行，如果美色把握不好，反而会成为淫乱的一个原因。中国古人常说，红颜薄命，红颜祸水，漂亮女人往往命运不好，历史上很多这样的故事。《德育课本》里面就记载了很多女子的故事，里面说了不少有美色的女子，往往因为美色而给自己带来灾难。有姿色的女子，一旦被富贵人家看中，就面临灾祸。但是古代的女子都懂得守住贞洁，常常是宁死不从。
有一部家训经典《朱子治家格言》，讲到“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你娶一个很漂亮的妻子，不一定是有福气，家里的仆人打扮的很美，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打扮得很漂亮，往往就不会花心思在家道上，而你娶一个漂亮的妻子，往往会容易引起其他一些人不正当的起心动念，会影响你这个家庭。所以《朱子治家格言》里说到“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真正的美是内心优美，外表庄严，并不是浓妆艳抹，这个我们要懂得。
天下之害，莫大于女饰
自古以来，女子就爱打扮，而且女子的打扮往往耗费很多钱财。在《群书治要·傅子》里说到：“天下之害，莫甚于女饰。上之人不节其耳目之欲，殚生民之巧，以极天下之变。一首之饰，盈千金之资；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纵欲者无穷，用力者有尽。用有尽之力，逞无穷之欲，此汉灵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无节，众下肆情，淫奢并兴，而百姓受其殃毒矣。”
对于一个国家最大的害处莫过于女人爱装饰打扮。中国古代的服装都很简单，很少有浓装艳抹的，这是教人节制欲望。“上之人不节其耳目之欲”，这是批评一些身居高位的领导者。富贵人家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一个是好色，一个是虚荣心，往往是“殚生民之巧，以极天下之变”，把天下奇异的物品都耗尽，用这个来装饰自己。“一首之饰，盈千金之资；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一个头饰就耗费千金的资产，婢女妻妾的衣服上面都有四海的珍宝，这都是很奢华的。现在人都追求奢侈，一个女子用一个手提包要几万块，贵的还有十几万，一件衣服几万块，一块手表几十万。世间人以为这是地位的象征，却不知道这是在削减自己的福报，福尽悲来，很难有好的结果。而且这种奢侈品对社会没有用。古人常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一个国家和家庭败坏，就是从奢侈之风开始的。尤其是奢侈品，把人的欲望、贪婪之心放大，贪心一出来，人就变成了欲望的奴隶。所以“纵欲者无穷，用力者有尽。用有尽之力，逞无穷之欲”。物力是有限的，人的欲望却是无穷的，以有限的物力去满足人无穷的欲望，怎么能够做到呢？“此汉灵之所以失其民也”，这是汉朝的灵帝失去民心的原因所在。灵帝之时，社会盛行奢侈之风，东汉走向衰败。“上欲无节，众下肆情”，在上位不能节制欲望，下面的人就肆情纵欲。所以治理一个国家、治理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是从父母开始，要节俭。父母节俭往往女子就跟着节俭，父母奢侈子女也会跟着奢侈。“淫奢并兴，而百姓受其殃毒矣”，最后百姓会受到伤害。百姓受苦，家庭不和谐，子女不听父母的话，夫妻之间可能会因买一个包而吵架。贪恋物欲，欲望一起，人就没有智慧了。所以，古代真正有贤德的女子，都懂得节俭。
节俭的邓皇后
《群书治要》里面说到，东汉时期汉和帝有一位邓皇后，她就特别节俭，每次有宴会，皇帝的各个妃子都穿得很光鲜，唯独邓皇后自己不加装饰。她是怎么样被立为皇后的？在她之前有一位皇后，德行不好，后来被废掉了。邓皇后自己有德行，就被皇上立为皇后。而当她做了皇后之后，各诸侯进贡来的都是美丽的东西，而寻求这些美丽的东西，必然会劳民伤财。所以她被立为皇后以后，就要求各诸侯国不要再送这些珍宝了，这个劳民伤财，让他们只要送些纸墨表示一下就行了。她当皇后以后，自己非常谨慎，汉和帝对她非常宠爱。后来她病了，皇帝就让她的母亲和兄弟到宫里来给她治病。皇后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对皇帝说，宫廷是重地，让外戚在这待久了，从上来讲会让陛下蒙受宠幸私家的嘲讽，从下来讲也会使臣妾我落一个不知足的毁谤。这样让陛下和臣妾都受到损伤，这个事情不好。她懂得替自己的夫君着想，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家人着想，不去跟别人争宠，不争夺权力。历史上很多外戚掌权，都没有得到好下场。所以汉和帝常常说，人家都以能多次进宫为荣，而你却不争这些，还帮我解除忧愁，真是难能可贵。
现在的人也是这样，念念想着飞黄腾达，想着财富，想着权力，而不懂得反省，这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女子，过去女子受到帝王宠幸之后，命运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家里人可能都会跟着大富大贵。而一旦走到了富贵的极点，自己不懂得检点、谦卑，往往就会给家人带来灾祸。所以历史上很多外戚掌权之后被诛，株连九族的很多，而且历史上那些阴险的妇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
满招损，谦受益
《汉书》里讲，“易著吉凶而言谦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周易》在显扬吉凶的规律时，说明谦虚就会增益，盈满就会亏缺的效验，从天地鬼神以至到人没有不是如此的。《周易》讲吉凶祸福的规律， 六十四卦讲的就是人生吉凶祸福的原理，告诉我们怎样做才能远离灾祸。
在《尚书》里面也告诉我们，“满招损，谦受益”，天地鬼神一直到人道都是这样。太阳到中天就要西斜了，月亮到十五圆了以后就开始走向缺了。人也是这样，人到了“满”的时候，你不能保持谦虚，那你就会有灾祸。晚清重臣曾国藩先生，真正是有福报、有智慧、有德行，他懂得人生之道。他就经常读《周易》，他教导他的子女要懂得谦虚，他自己的书房名叫做“求阙斋”。人人都在求满，而他在求缺，他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汉书》里说“由至微而体至尊，穷富贵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祸福之宗也”。这是讲过去历史上受帝王宠爱的女子，她们往往是从最卑微的地位一下就升到最尊崇的地位。这样的事例历史上很多，她们不需要任何的功劳就能达到高位，成为皇后、贵妃。但是如果你没有福报，那你就承载不住，就会有灾祸。过去有个老师看清朝宫廷的档案，发现一个规律，有很多女子从一般的妃子晋升为贵人，往往是没到一个月就去世了。这样的例子很多，什么原因？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就明白，就是因为她自己没有这个福，没有厚德，你到的这个位置，承载不了这个福报。
生活中也会看到这样的事情，有的人突然间发了大财，但是很快又发生意想不到的灾祸。有的人升官之后，就立刻生病或者出别的什么事情。原因是什么？没有那个厚德。所以《群书治要》教我们要修德，为君要修君德，为臣要修臣德，女子要学女德，人人都要以德为本。国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而德里面最重要的是以孝为本。这些道理，从小母亲要懂得教给孩子。道德教育在家庭教育里面是最重要的。现在家庭教育不是以道德为准了，现在社会家庭教育讲民主、讲个性、讲自由，这就违背了天道，违背了父子之道。一个家庭里面，女子相夫教子很重要，你要是不懂得这些道理，这个家庭，你的孩子，以后就会遇到想象不到的挫折。我们自己要有涵养、有德行，而涵养、德行得从夫妇开始学习。所以，女德思想不仅是我们女子要学，男子也要学习。
和谐社会、和谐家庭，根本是夫妇和谐。夫妇和谐要从学习女德开始，男女各正其位。天下太平，男女不能各正其位，阴阳不协调，那就会天翻地覆。天翻地覆，这个世界就乱了。所以要让世界和平，就要女子守女子的本位，男子守男子的本位。真正男女关系和谐，男子女子都各守其道，社会关系就和谐了。
第四十七讲  居安思危，慎终如始（一）
——要懂得预防祸患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民族。中国古代读书人都是充满忧患意识的，我们学习《群书治要》就感受到。真正明君贤臣，都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天下，充满一种忧患意识。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晚清有一位名臣叫做左宗棠，他自己有一幅自勉的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古人这种忧患意识，在很多人身上我们都能看到。北宋的一位学者张载，他就曾经讲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话我们都很熟悉。张载的著作《横渠易说》里面就讲到：“圣人苟不用思虑忧患以经世，则何用圣人？”
圣人是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圣人之学就是为了排除天下人的忧患，所以圣人都是深深具有忧患意识的人。如果圣人不以民生为忧患，不通过经世以除患，那世间就不必有圣人了。我们看尧帝、舜帝、禹帝，时时刻刻担心的是什么？《群书治要》里讲，他们时时刻刻担心的是众生之不遂，担心大众不能够安居乐业，万事万物不能得到顺利的成长，为天下人忧。
大家可能都读过《岳阳楼记》，这是宋朝名臣范仲淹先生写的。他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什么？他有一位好友滕子京治理巴陵郡，当时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所以重修岳阳楼，让范仲淹写一篇文章。范仲淹写这篇文章，面对洞庭美景，范仲淹看到的不仅是湖光山色，更看到的是对社会、对天下深深的忧患。他有句话很有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念念想的是天下，想的是国家，不是想自己，得到什么东西自己不会高兴，放下这种对物的执着，“不以己悲”，自己遇到什么样的遭遇也不会感到失落。内心想的是什么？“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的这种忧患意识，也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与生俱来的一个文化基因。忧患意识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从社会和平时期能够看到危机，能从形势大好的情况下看到不利的因素，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周易》教给了我们怎么趋吉避凶，每一卦分别告诉我们有哪些危机，然后如何避免危机。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要能够懂得居安思危，《孟子》里面就讲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你天天能够有这种忧患意识，最终才会平安。
《周易》里面讲：“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保身，保家，保国，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危险。
《左传》里写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安定的时候想到危险，能够想到危险就会做各种预防工作；有这个准备，遇到危难来临就能够化解，就不会有事。这告诉我们，修身，齐家，治国都要如此，时时刻刻要看到危险，这样自己才能够努力精进。
唐太宗之所以能成就贞观之治，就是因为他早年得到天下之后，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心怀戒惧，能够居安思危，天天想着做帝王不容易，念念想着为百姓，又有贤臣的辅佐，所以国家兴盛起来了。兴盛就是因为他能够居安思危。但是贞观后期，由于前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家富裕起来了，边防也巩固了，国威远扬。在一片文治武功的欢呼声里面，太宗也骄奢起来了，慢慢忘掉了自己以民为本的思想，也不像过去那样能接纳臣下的意见了，生活日渐奢侈。一个人一旦生活奢侈，就会崇尚空谈，不顾实际，就会有灾祸。这一点魏徵看得很清楚。
《谏太宗十思疏》
贞观十一年，魏徵看到唐太宗越来越忘乎所以，忘掉了过去的根本，不能够居安思危，这个时候其他大臣都不敢进谏。于是在这一年三月到七月的五个月时间里面，魏徵给太宗连续上了四道奏疏，其中有一篇非常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在这道奏疏里面，魏徵就讲到，做君主的一定要能够居安思危。文中说到：
“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这是讲国家君主、领导者，掌握一个国家的重要职权，占据天地间最重要的位置。“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就是讲做领导要想保住权位，要能够戒奢以俭，居安思危。领导者要想永保无疆之休，永远坐着这个领导者的位置，最重要是在安逸的环境里面想到居安思危，戒除奢侈之心，要能够保持节俭。“德不处其厚”，不敦厚自己的德行；“情不胜其欲”，不能克服自己的欲望，这就好像“伐根以求木茂”，把树木的根砍断，而渴望这个树木茂盛。我们许多人是不是这样？人的根是什么？人以德为本。这个根你不去培植，反而奢侈，跟着欲望走，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这就好像是堵住源流而想要泉水远流。这是魏徵跟太宗讲，做帝王、做领导要知道找到根本。根本是什么？根本就是要增厚德行、节俭，要居安思危。我们普通人也是一样，想要人生有成就，也是要懂得扎好德行的根本。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
历代这些帝王，当上帝王之后承受天命，都是在这种很深的忧虑当中，把天下治理得很好。然而，功业成就之后，往往德行就开始衰灭了。开头做得很好的人有很多，最终能够坚持到底，真正守德至终的人很少。历史上我们看到的确实很少，即使是唐太宗晚年也没能够慎终如始；唐玄宗初期励精图治，后来也是骄奢淫逸。可见，真正要能够善始善终，很不容易。
“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
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难？过去取天下之时，能力还有余，才能也有余，现在守天下怎么就显得才能不足呢？这是什么原因？
“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
根本原因是什么？刚刚创立天下的时候，像太宗刚刚坐上帝位的时候，内忧外患很多，外有突厥部落的威胁，内有经历战乱后的百废待兴。太宗那时候很懂得对臣民，对百姓要有仁爱，但成就功业之后却放纵自己的情欲，有了傲慢。当初处在忧患之中能够竭诚对待臣子。哪怕是敌对势力，如你能竭诚相待，都能被感动，大家能够联合成一体。傲视别人，有傲慢心，不懂得谦卑，哪怕是亲人也可能会成为陌路人。为什么？你自以为是啊，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像商纣王，他叔叔的话他都听不进，作为亲人最后只得投叛周朝，所以亲人都成为陌路。“动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商纣王对臣子实施严刑，最后亡国了。你用严刑，“终苟免而不怀仁”，别人只是苟且想方设法免于刑法，但不会怀念你的仁治，“貌恭而心不服”，表面上对你恭恭敬敬，内心里面却不会对你服气啊！所以，作为领导者时时刻刻要谦卑，不能因为自己是领导就生傲慢之心。你有了傲慢之心，别人可能因为你是领导而表面不说什么，但内心会不服气；表面上对你恭恭敬敬，内心并不感恩你的仁德。
所以“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个怨恨不在于多大，但是这个怨很可怕，可怕的是民众的力量，民众的怨气。太宗常常讲，百姓就好像是水，君王就像是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他们当初能成就你为领导，也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推翻你。现在我们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是民主选举，当了领导，你不为大家考虑，那大家就会集体不让你做这个领导。“所宜深慎”，所以，呢要好好思考，要有这种忧患意识。
古人常讲，“高处不胜寒”。在领导者的位置上不容易，如果不能够居安思危，可能就会有灾祸。在《群书治要》这部书里面，我们看到魏徵这些臣子也是充满了忧患意识的，他们告诫太宗一定要居安思危，慎重务实。魏徵在贞观时期多次进谏，也是提醒太宗。在贞观前期到中期，唐太宗身边有许多臣子谏言，到了他晚年，这些臣子相继离世，进谏的人少了，唐太宗也犯下一些过失，政绩就比贞观中前期要逊色很多了，没有做到慎终如始。
圣人治未病，不治已病
《周易》的《系辞传》里面，孔老夫子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危者，就是现在遇到了危险的人。遇到了危难的人，其处境危险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之前安逸于自己的职位，自己过于安逸不为未来着想，不能够居安思危，没有危惧之心，所以导致今日的危难。亡者，为什么会有亡身之祸？是因为他过去以为自己能够长生，没有灾祸，没有忧虑和恐惧，反而导致今日的灭亡。乱者，遇到祸乱是什么原因？自以为过去把这个国家治理好了，把自己的企业治理好了，自以为是长治久安了，所以导致祸乱。
我们人生为什么会遇到危难的时刻，就是过去在自己的职位上安逸，不思进取，所以会遇到危难。“君子安不忘危”，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懂得在安定的时候时时刻刻会想到有各种危险，在存在的时候不忘记灭亡，在大治的时候不忘记祸乱。就像我们现在经营公司，公司经营的好也要时时刻刻想到会遇到各种危难、危险、隐患。公司现在存在，但是时时刻刻要记住只要一点经营不善就可能会有破产的危险。公司治理得很好的时候，也不能够忘记可能会有祸乱发生。所以时时刻刻都要谨慎，真正保持这种谨慎的心，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这样才能使自己身心安泰，企业能够经营长久，国家能够安定和谐。
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预先防患。中医里面讲，“圣人治未病，不治已病”。《群书治要》有一个故事讲扁鹊治病。大家说扁鹊医术很好很高明，他一出手就能够把人的病治好。人家问他，你们家三兄弟都治病，谁的医术最高？因为三兄弟里面扁鹊的名声最大，一般都是病情很严重了，扁鹊一去就能够把病治好。扁鹊就讲了，他说我们三兄弟里面我的医术是最差的。因为我二哥，别人刚刚病情有一点征兆他就能看出来，就能把别人的病治好；而我大哥他的技术更高，人家还没有发觉生病就能够让人预防。所以，做事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预防。“圣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懂得居安思危，懂得预防。《周易·既济卦》里面就讲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既济卦”卦象上卦是坎，下卦是离，坎是水，离是火。水在火上表示救火成功，事情已经成功，这时候要懂得居安思危。
要知道火可以烧水为饮，但是水也可以倒过来把这个火灭掉，所以要考虑可能会出现的祸患，采取措施，懂得防患于未然。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不会等到问题发生之后再去解决，问题没发生之前他就会想好各种预防措施，但一般人很难懂得这个道理。
“曲突徙薪”的故事
《群书治要》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户人家，他们家的烟囱开的方向不好。一个有智慧的人就跟他讲，你们家的烟囱要改一改，否则可能就会引发火灾。这个人没听，结果有一天真的引起火灾了，把屋子烧起来了，很多邻居都来救火。结果救完火之后，他就感恩这些来救火的人，却没有感恩那个过去提醒他烟囱要改道的人。后来有人就批评他，你要是过去听了那个叫你改烟囱的人的话，怎么会有这个火灾呢？你应该去感谢他啊。
我们人生中也是这样，那些平时善意提醒我们的人，我们可能当耳边风，真正遇到困难了，遇到危机了，才想办法找人帮忙解决危机，对帮助我们解决危机的人感恩戴德，而对那些时时提醒我们的人反而忘得一干二净。
前面我们学习过因果思想，知道古代很多有智慧的人，提前就知道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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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祸患。这些人懂得居安思危，真正明了化解灾祸的根本方法是因果的道理。
古人教导我们要修德，努力修德。修德可以让我们免灾，修德就是教我们化解人生的危机，就是教我们防患于未然，化解人生中的灾祸。
《群书治要·尚书》里面就讲道：“居宠思危，罔弗惟畏，弗畏入畏。” “居宠思危”，你身居贵宠之位，自己处在高位要懂得常思危惧，就像《诗经》里讲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果你不懂得这种畏惧，不懂得居安思危，就可能会“弗畏入畏”，就是讲你会坠入可畏的境界，你会遇到灾祸，遇到凶险。
一个人处在这个贵宠之位，处在形势大好的时候，一切顺利的时候，要想到它背后有凶险，时时刻刻有所畏惧。时时刻刻有敬畏之心，你才能够身安，国家可保。如果你什么都不怕，没有一点敬畏之心，最终可能就会遇到凶险。
不思祸，咎无日矣
就如《群书治要·周书》里面所讲：“不思祸，咎无日矣。”你不考虑这个灾祸，不多想避免灾祸，不能够居安思危，灾祸的到来就没多少日子了。《群书治要·淮南子》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赵襄子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创始人，他当时指挥军队打仗，进攻翟国大获全胜。打仗胜利了，这是很高兴的事，但是当他正要吃饭庆贺时却面露忧色。他身边的人很不理解，说一天攻占了两座城池，这个消息谁听了都会高兴，大王你却面露忧色，这是为什么？赵襄子就讲，江河发大水一般不到三天就会退去，暴风骤雨不可能持续一天，现在我们赵家德行没有积了多少，又一天攻下两座城池，恐怕这个衰亡会接踵而至。赵襄子懂得德行最重要，没有德行，遇到好事情可能反而是灾祸。
孔子听说这个事情以后说到，恐怕赵氏会兴盛。因为他能够懂得居安思危，胜利了自己不感到高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所以胜利了还能够懂得忧虑，懂得居安思危，这样国家就能够昌盛；如果有一点小胜就沾沾自喜，很快就容易导致国家衰亡。
打胜仗并不容易，但是保持胜利就更不容易了。世人常讲，打江山易，守江山难。靠什么守？靠德守，靠自己积累德行才能守住这个江山。家庭也是一样。家业怎么守？靠德。《了凡四训》上就讲到，“德行深厚的，有百世之德者，必有百世子孙保之；德行浅薄，有二世三世之德者，必有二世三世子孙保之。德至薄者，其斩焉无后者。”德行浅薄，就没有后了。
历史上周朝有八百年基业，最重要的原因是周朝的三位开国君主德行深厚，所以周朝享国久远。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秦朝，然而德行浅薄，所以只传国两代就灭亡了。一个领导者有德行，才能守住江山。一个企业也要有德行，中国一些百年企业，这些老字号能够基业长青，都靠的是祖宗之德。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论语》里面夫子说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个人得有长远的谋划，否则就会有眼前的忧患。长远的谋划是什么？就是努力修德，不光是想自己，还要想到子孙后世。
现代人没有远虑，对地球资源肆意地掠夺，结果很快就有了众多的自然灾害，天象变化马上显现了。现在的人往往只想当前，不能够为自己子孙后代考虑。中国古人不一样，他们会想到几千年后，想到后世的子子孙孙。魏徵在《群书治要》序里就讲到，“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群书治要》这部书用在当前，可以学习和借鉴古圣先王的的教诲；“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传到将来，可以给子孙后代作为治国的参考。我们真的要感恩魏徵，感恩这些编辑《群书治要》的贤臣，他们在那个时候，就想到子孙后代以后可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这部书能够利益子子孙孙。
《周易》里面讲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这是“否卦”九五的爻辞。你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久就要灭亡了，不久就要灭亡了，用这样的警示提醒自己。过去比尔·盖茨就常常跟员工讲，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这就是《周易》里面讲的“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可能很快这个企业就会破产，只有做到这样警惧，才能够像系在一大片丛生的桑树上那么牢固。桑树的根生发得很宽，所以桑树就非常牢固，不会被风刮倒。这是告诉我们，要时时刻刻有这种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才能够平安无事。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出自老子的《道德经》。就是讲我们做一件事，从开始到最后都要能够保持同样的小心谨慎。我们不少人做事，一开始的时候都很认真，都很谨慎，到后来就懈怠了。人要想取得学业的成就、道业的成就，治理事业、企业要能够取得成就，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最初的那种心态。所以，古人讲“初发心即成正觉”。
俗话讲，新官上任三把火。领导者到一个单位，一开始都很有激情，做事很认真，雷厉风行，但是往往一段时间以后就没有当初那么有激情了，就懈怠了。所以在《尚书》里面就讲到要“慎厥终，惟其始”。对一个事情慎重结束，结束一个事物要和开始一样战战兢兢，我们真正慎终要像慎始一样小心翼翼，我们做事才能够善始善终。我们译注《群书治要》就是如此，一开始有激情的人很多，但是能够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
学习传统文化也是如此。刚接触传统文化，觉得老祖宗的智慧好，《弟子规》好，等做了一段时间，慢慢的这个心就退了。我们自己也是常常这样，学着学着，心就退了，没有做到慎终如始。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的习气太重。所以要时时学习，努力精进，才能够保持最初的这种发心。
《尚书》里面伊尹告诫太甲时讲道：“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伊尹是非常贤明的宰相。过去，太甲因为做了君王之后，不听伊尹的进谏，违背君道，纵情享乐，被大臣伊尹放逐到他祖先的陵园里面，让他反思了三年。当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伊尹又把他迎回国来让他继续做帝王。伊尹就跟他讲“无安厥位，惟危”，要时时刻刻有这种危惧之心，你才能保持这个位置。
我们不管是政府单位的领导，还是企业的领导，作为领导，我们不要自安于这个职位，要时时刻刻想到危险，能够居安思危，没有这种危惧之心，我们就守不住这个位置。做一件事情，一开始就要考虑到结果，从一开始就要慎重；做一件事之前要反复考虑，要慎重，不能随便，一直到结束我们都要小心谨慎。做事、做人是这样，修德也是这样。学习传统文化的道理也是一样的，真的要时时刻刻坚持，要有恒心，要能做到善始善终。
《群书治要·晏子》里面节录了一段话，是晏子跟景公讲的。晏子讲：“能长保国者，能终善者也。诸侯并立，能终善者为长；列士并立，能终善者为师。昔先君桓公，方任贤而赞德之时，亡国恃以存，危国仰以安，是以民乐其政而世高其德，行远征暴，劳者不疾，驱海内使朝天子，诸侯不怨。当是时，盛君之行不能进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乐，身溺于妇侍而谋因于坚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胡宫而不举，虫出而不收。当是时也，桀纣之卒不能恶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不能终善者，不逐其君。”
晏子跟景公讲，能够保持国家长久的人是哪些人？是自始至终能够行善政的人。同样，我们要保持企业长久，也是需要自始至终能够行善。诸侯并立，能够自始至终行善的人可以成为首领；士人并立于朝，自始至终能够行善，做事能够善始善终的人可以为师。过去齐桓公任用管仲能够称霸，称霸之后自己能够任用贤才，崇尚道德，所以周围的国家都能倚仗他得到安定，百姓也喜欢他的政治，世人也推崇他的道德。他出门远征，远征那些残暴的人，百姓并不痛恨他。他让天下的诸侯去朝拜周天子，诸侯也不怨恨他。那时候他真是有圣德，很有德行，很懂得治国。但是到最后，管仲去世了，他开始任用易牙、竖刁，纵情于享乐，沉迷于女色侍臣之中，谋划决策都靠易牙、竖刁这样的小人。最后，齐国衰败了，他自己死在皇宫也没人发丧，尸体都生了蛆，蛆爬到了门外也没有人给他收尸，就是夏桀、商纣的结局也没有像他这么糟糕。所以《诗经》上讲：“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很多事情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不能够坚持到底。为什么？你到了中途有了一点成绩了，傲慢就起来了，到了中间不能够坚持；不能够坚持，就不能够很好地结束。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周易》上讲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你不能够恒久的保持自己的德行，就可能会遭来别人的羞辱；不能恒久的保持自己的德行，最后你会没有容身之地。我们看齐桓公就是这样，一开始很有德行，国家治理得很好，任用的也是贤才，后来不修德了。为什么他会遇到易牙、竖刁这样的小人？他自己不修德了，感召到的就是小人，所以自己给自己带来灾难，最后死了都没人收尸。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像唐玄宗，一开始修德，所以有了开元盛世，那是唐朝鼎盛时期；后来不修德了，宠爱杨贵妃，相信李林甫这样的奸佞之臣，自己最后在“安史之乱”中出逃。这个就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第四十八讲  居安思危，慎终如始（二）
——做一个明智的“先醒者”
魏徵在《群书治要》序言里写到：“历观前圣，抚运膺期，莫不懔乎御朽，自强不息，朝乾夕惕。”古圣先王顺乎天意登上帝位，登上帝位之后，没有一个不是小心谨慎的，就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马车一样，谨慎至极。朝乾夕惕，就是从早到晚都小心谨慎，不敢懈怠。
做帝王不容易。历史上有成就的帝王，没有一个不是勤于政事、朝乾夕惕的。相反，末代的君主往往都是荒废朝政，寻欢作乐，沉溺于女色。
三种君主，三种结局
对于君主，在《群书治要·贾子》里，贾谊把君主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先醒者，第二种是后醒者，第三种是不醒者。先醒者懂得居安思危，有前瞻意识、忧患意识，时时刻刻能够预先想到事情的危机，小心谨慎，从而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后醒者是遇到困难，遇到危险时懂得自我反省，最后转危为安。后醒者是常人，先醒者就是真正贤明的君主。不醒者，就是即使亡国了也不觉悟，这种人是亡国之君。
《群书治要·贾子》里面记载：怀王问于贾君曰：“人之谓知道者为‘先生’，何也？”对曰：“此博号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为‘先生’也，为‘先醒’也。彼世主未学道理，则嘿然惛于得失，不知治乱存亡之所以然，茫茫犹醉也。而贤主者学问不倦，好道不厌，慧然先达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乱也，知所以乱；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譬犹俱醉而独先发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后醒者，有不醒者。”
怀王是梁怀王，汉朝时期一位诸侯王，当时贾谊担任梁怀王的太傅，他问贾谊：“懂得道的人可以称为先生。道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这样的人可以称为先生，这是为什么？”贾谊说：“这是个广泛的称号。”现在我们都称男士为先生，而自己并不懂得道，古代称先生是很尊敬的称呼。我们听到这个称号，要明白这个称号背后有什么样的意思。我们自己要学习，学习圣贤之道，才配得上这样一个称呼。贾谊讲：“此博号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最高的是君主，也可以称为先生，居中者卿大夫，最下的布衣是平民百姓，其实最正确的称呼不应该是先生，而是先醒。先醒是什么？贾谊打了个比方，说那些世俗的君主，没学过圣贤之道，对得失的问题，浑浑噩噩，不明白、不懂得治国之道，不知道国家存亡的根本原因，对治国之道茫茫然像喝醉酒一样。而那些贤明的君主，时时刻刻都学习，喜欢研究而且努力学习圣王之道，他们懂得治国的道理，在天下没太平的时候就知道怎样去实现太平，在天下还没有动乱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动乱，国家没有出现危机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危机。这都是有忧患意识、前瞻眼光，所以能够清楚地悟出国家兴乱存亡的原因。这叫先醒，就是提前知道未来的吉凶祸福。我们现在的人一般都不知道，一般人在遇到挫折之后才能够反省，这是常人。没有智慧的人，则在遇到困惑之后还不知道反省，最终人生走入死胡同。所以贾谊打了个比方，大家都醉酒了，先醒过来的人，先明白道的人就是先醒，后明白的就是后醒，不明白的就是不醒。
贾谊分别说了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不仅是君王和领导者要学习研究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研究的。这是讲做人之道，处事之道，是人生的哲学，让我们悟透人生，知道自己一生要怎么过。
“先醒”的楚庄王
第一个故事是讲楚庄王居安思危。楚庄王是一位很贤明的君主，有一次和晋国打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返回的路上经过申侯的封地。申侯给楚庄王送上饭菜，好好地招待国王。但是一直到中午，楚庄王都没有吃饭。申侯就上前请罪，怕是自己做的饭菜不符合楚庄王的胃口。楚庄王叹气说：“这不是你的罪过。我听人说一个君主如果是贤君，而且有好的老师指导，就可以称王；而一个君主才能中等，而且有好的老师指导，就能称霸；如果这个君主才能属下等，群臣都不如他，他就会灭亡。我自己是一个下等的君主，而我的臣下又赶不上我。我听说每个朝代都有贤德的人，天下有贤德的人很多，但是我却得不到，像我这样的人还吃什么饭呢？”楚庄王为自己担忧，所以他打了胜仗而且凭借自己的信义使诸侯顺从自己，但是他时时刻刻想的都是自己不能得到优秀的人才，时时刻刻想的是要进贤，希望有优秀的人可以辅助自己。他打胜仗并不骄傲，而是看到了更深的危机，这是真正懂得居安思危，所以叫做先醒的人。
“后醒”的宋昭公
第二个故事，后醒者宋昭公。过去宋昭公没有好好治理国家，国家发生了动乱，自己被迫逃亡。逃亡到边境的时候自己感叹，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逃亡了：“自从我受命称王之后，服侍我的有几百人，所有人都把我恭维成圣明的君主，在朝廷内外都听不到说我不好的声音了。我之所以被迫逃亡，走到这个地方，是我自己咎由自取，受这个灾难也是应该的。”宋昭公从此每天开始反省自己的言行，白天学习圣贤教诲，晚上进行讲解。就这样过了两年，自己好的名声传出去了，宋国人又把他接回去，恢复了他的君位，最后他成了一个贤明的君主，被称为宋昭公。这个昭在谥法里面就是贤明，说明他是一位贤能的君主。宋昭公是被迫逃亡之后明白了自己逃亡的原因，明白了自己做君主应该如何治理国家，能够吸取过去的教训，这叫后醒者。
孔夫子说，人有生来就懂得圣贤之道的，这是上等人；有了困惑才去学习的，这是第二等人；还有一种人遇到困惑，遇到灾祸来临还是在抱怨，不是从自身找原因，这是不行的，这是最下等的人。
“不醒”的虢君
贾谊这里也举了一个“不醒者”的例子。从前有个虢国，虢国的君主非常骄纵，喜欢自己夸自己，把谏臣都给诛杀了，导致国家政治混乱，百姓对他也不服从。结果晋国的国君来进攻，虢国的君主就被迫出逃。出逃到沼泽地带时他说：“我口渴了，想喝水。”他的随从就给他送上清酒；他说我饿了，这个随从就给他送上干肉和干粮。君主吃得很高兴，就问随从，这些是从哪里得来的？随从就说，我已经储存很长时间了。国君很高兴，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储存这些食品呢？”随从说：“我是为了你在出逃的路上要用。”国君一听就问：“你难道知道我要逃亡吗？”随从就说：“我知道啊！”国君又问：“你知道为什么不谏诤呢？”随从就跟他讲：“君主，你喜欢谄媚的人，讨厌说真话的人。我愿意进谏，但是担心性命不保。”听这个随从这么一说，国君脸色一变，立刻就发怒了，因为他听不得这样话。随从赶紧道歉，说自己错了，国君又问：“我被迫逃亡到底是什么原因？”随从就说：“你不知道吗？你之所以逃亡就是因为你太贤能了。”国君说：“贤能不是一个人的生存保障吗？我怎么能因为贤能而被迫逃亡呢？”随从说：“全国剩下的都是无德无才的，他们都记恨你是个有贤能的人，所以你只好逃亡了。”于是国君说：“当贤能的人也可能受这么大的苦。”走到山里面又困又累，就枕着随从的膝盖睡着了，随从就用土块代替自己的双膝，抽身离去。这个国王在山里活活地饿死，最后被野兽吃掉。这就是已经亡国了还不知道反省，不知道自己灭亡的原因，这就是不醒的人。所以说一个人遇到困境并不可怕，遇到危机这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懂得反省。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自然灾难很频繁，各种冲突四起，这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现在的人不懂得回头。真正回过头来什么都可以化解，最可怕的就是不懂得回头，就像这位国君一样，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这才是最可怕的。
现在这样的人很多，活了一辈子，糊里糊涂的，到死也没明白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遇到灾祸总是怨天尤人，从来不知道反省自己，实在是可悲。所以，我们要想人生吉祥平安，就要做一个先醒的人。怎样才能做一个先醒的人？就是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很多人常常学到了传统文化后会说，我经历了一辈子，总结的人生经验，古人早在几千年前用几个字就给我们总结出来了。古人几千年经验的总结，比我们自己摸爬滚打总结的经验教训要管用得多。而且这不是哪一个人的经验教训，而是一个民族的智慧结晶。所以，我们真正学习了这一部《群书治要》，就能做一个先醒者，就会明白人生吉凶祸福的规律，明白一个家族、一个团队、一个企业甚至一个社会盛衰兴亡的规律。真正懂得了这些道理，我们就会知道如何在生活中落实，知道如何去改变自己人生的命运、家族的命运，知道如何去改变一个企业，甚至改变我们的整个社会。
功成业就，守之以谦
真正落实《群书治要》的教诲，把古代圣人修身齐家的这些道理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一定能够有所成就，成就自己的事业，成就我们的家业，治理好我们的国家。
古人常讲，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我们真正有了成就之后，如何守住或扩大这个成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开始都很努力，很谨慎，但是一旦取得一些成就之后就不能慎终如始。为什么不能慎终如始？就是没有居安思危，不懂得谦卑，不懂得时时刻刻要小心谨慎。
如何守住我们已经获得的成就？《周易》里面有六十四卦，每一卦有六爻，爻有凶有吉，唯一有一卦六爻皆吉，就是“谦卦”。“谦卦”告诉我们，人要谦虚，谦虚就得吉祥。《尚书》里面也告诉我们，“满招损，谦受益”。《周易》里面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天道是亏损盈满者，补益谦虚者；地的规律，也是变异盈满者充实谦虚者。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太阳到正午时就会西斜，月亮过了十五就会缺，而初一的月亮缺到最小又会逐渐地盈满，最后变圆。“鬼神害盈而福谦”，鬼神也是危害盈满的人，给谦虚的人施予福。人道的规律是憎恶盈满的人，喜爱谦虚的人。谦虚的人走到哪里都受人欢迎，傲慢的人到哪里都不讨人喜欢。所以越谦卑的人处在高位，他的德行更加光明。“卑而不可逾”，他在卑下的位置，他的德行一般的人也难超越。谦谦君子，一个人懂得谦虚，保持谦德，人生就能够如意吉祥，只有真正的君子才能保持谦德至终。
《易经·系辞传》里面说：“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自己立了大功劳，要时时刻刻保持谦虚，才能获得吉祥，才能真正有成就。夫子讲“劳而不伐”，说的就是自己有成就但是不夸耀自己。“有功而不德”，自己立功也不认为自己有功德，时时刻刻保持谦德，虽然自己立了很大的功劳，但也要甘于人下。我们要学习水，永远处在最低处；要学习大地，它在下面，永远懂得谦卑，所以才能够成就自己的厚德。“德言盛，礼言恭”，道德要以盛大为本，礼要恭敬，要谦卑。谦卑，就是自己恭敬心到了极点，所以真正谦卑，就是自己的恭敬心达到极点，对于任何人没有不谦虚的，从而能够保持自己的地位。一旦生起傲慢心，那你的地位就不保了。所以人生要想取得成就，又要保住这个成就，最重要的就是懂得谦虚，懂得保持谦卑。
《群书治要·体论》里面说：“凡趣舍之患，在于见可欲而不虑其败，见可利而不虑其害，故动近于危辱。昔孙叔教三相楚国，而其心愈卑，每益禄而其施愈博，位滋高而其礼愈恭。正考父伛偻而走；晏平仲辞其赐邑。此皆守满以冲，为臣之体也。”这是讲人生进退取舍，最大的忧患就是遇到自己想要的就不考虑失败的后果，贪取名位，贪取财富，为了得到名位财富而不择手段，忘掉了后面的威胁。遇到对自己有利的就不考虑对自己可能会有危害，实际上都是贪心。一有贪心就会有危险和耻辱，会给自己埋下灾祸。这里讲了三个例子：
孙叔敖为楚相
第一个是孙叔敖做楚国的丞相的事。他三次出任楚国的宰相，但是每出任一次，都把自己看得更低微，更谦卑；每一次增加俸禄，他都把钱大量地布施，他的爵位越高，礼节上对人更加恭敬。孙叔敖担任楚国令尹的时候，楚庄王率领楚军包围郑国三个多月，攻破了郑国的都城，郑襄公肉袒牵羊臣服楚王。晋军渡过黄河来救郑，楚庄王和孙叔敖各率一部分楚军共同攻打晋军。晋军大败，孙叔敖立了大功。回国后，楚庄王要封赏孙叔敖，孙叔敖婉言谢绝。晚年，孙叔敖得了重病，在临死的时候对儿子说：“我死了以后，楚王一定会封赏你。到时候，你一定不要接受富饶的封地，自己选择沙石之地。我都为你想好了，靠近越国的边界有一块土地叫寝丘，因为贫瘠地名又难听，附近的楚人、越人都认为那里不好。你就请求楚王把寝丘封赏给你，这块土地能保证你和你的子孙都平安无事。” 孙叔敖死后，楚庄王果然要封肥沃的土地给孙叔敖的儿子。儿子听从了父亲的话，他没要富饶之地而选择了寝丘。当时楚国的情况，一般的功臣子弟传承爵位和俸禄到两代人的时候就保不住了，而孙叔敖的子孙后代是个例外。
孙叔敖懂得什么？懂得富贵没有德行很难守住，懂得节俭，所以能够三任宰相，子孙很好。
正考父伛偻而走
第二个是正考父的故事。“正考父伛偻而走”，正考父是在春秋时期的人，是孔老夫子的七世祖。当时任命他为士，他就非常谦虚，谦虚地把腰弯下来；后来又封他为大夫，他的腰就弯得更低；后来封他为卿，他就恐惧地伏倒在地下。他真正懂得谦卑。为什么他的后代会出现孔老夫子，因为祖上就懂得圣贤之道，真正懂得谦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晏平仲辞其赐邑
第三个是晏子的故事。“晏平仲辞其赐邑”，晏子做齐国丞相的时候，自己非常节俭，虽然官位是丞相，但是自己穿的都是粗布衣服，吃的都是粗粮，菜里面只有一点盐，没有调味品。他懂得生活越简单越开心，这是古代圣贤人的风范。结果晏子的左右侍从把这些事情告诉景公，景公就赐他封地。晏子说，过去我的先辈受封到应丘，封的土地五百里，这已经是很大了。如果能够取悦君王的人都能获得这食邑，早已经没有我栖身的地方了，所以他不要更多的土地。古代人为官不是为自己，是为天下，为国家。所以晏子说，听说臣子有德就增加俸禄，无德就退还俸禄，哪有父亲为不肖的儿子取得封邑，而败坏国君政治的。他没有接受这个封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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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也是在劝谏景公，他自己做一个榜样，做一个节俭朴素的榜样。这是保持谦逊之族，真正懂得谦虚的道理，懂得时时刻刻保持谦逊，保持自足。其实，这种人才是真正富足的。
“宥坐之器”的启示
《孔子家语》里有一个故事，说孔老夫子去一个庙，看到庙里有一个容器，孔老夫子就问守庙人“这是一个什么容器”。守庙人说这个叫“宥坐”。夫子说：“我听说过这个容器，里面空的时候他就倾斜，而里面要是装着水，就端正了，但装满的时候它又倒了。”夫子这是教我们道理，人不可以太空虚，也不可以太满，空虚立不起来，满了就倒了，“所以贤明的君主就把这个容器时时放在自己的旁边”。孔老夫子很懂得教学，后来他让学生往这样的容器里面倒一点水试一试，结果水到一半的水平，这个容器就直立起来，等到灌满的时候就倒了。学生灌完之后他就说：“万物当中哪有装满了却不颠覆的呢？”万事万物都是如此，到了极点就会重新回到原点。月亮到了十五是最圆的，之后就慢慢的不圆了；太阳到了正午就开始西斜，这是教导我们向天地学习，向自然万物学习。夫子的学生很有智慧，夫子讲万物之中任何一个事物装满了后就会颠覆，子路就问夫子：“想保持装满的状态，有没有不颠覆的方法？”这也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夫子教诲道：“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道也。”聪明，能干，又有智慧，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下场未必好，所以要“守之以愚”。有一个成语叫“大智若愚”，真正有大智慧的人看起来很笨拙，看不出他有智慧，这才是真正的智慧，那些自以为自己有智慧的人，不是真的有智慧。“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在天下立了很大的功，要用推让的姿态来表示。历史上，唐朝有一位著名的将领叫郭子仪，曾国藩先生曾经说，历史上真正能够取得大功业又能保身而退的只有郭子仪。郭子仪是怎么做到全身而退的呢？他就是懂得退让。每一次国家让他打仗去，打仗一回来他自己就把兵权交了，不贪权，自己一点也不贪权利。一般君主都防备有兵权的人，而他不贪兵权，凡事退让，国家遇到危难他就出来为国家服务，不会和一般的武将一样，功高震主，所以能够得到善终。“勇力振世，守之以怯”，你很有能力，很有力量，人家称你为大力士，你要装得很胆怯。前面我们说过一个例子，有一个人特别能识别盗贼，很有智慧，最后他反而被盗贼给杀了。所以一个人太有能力，不懂得谦虚，往往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富有四海，说你财富很多，真正富有四海的是君王，位高的人，你要懂得谦虚。谦虚是什么？谦虚就是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民国期间的王凤仪老善人就讲：“道在低处。”低处才能得道，就是教我们要谦虚。谦而又谦最终才能吉祥，所以谦虚能够让人保益终身。你要守住成就，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谦虚。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谦虚有礼的人，看不惯那些傲慢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修谦德。《周易》讲“谦，德之柄也”，《尚书》里面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弗同，同归于治；为恶弗同，同归于乱。尔其戒哉！”我们最重要的是努力修习德行。上天没有私情，上天只会偏爱有德行的人；民心也不是固定的，唯一固定的是归顺那些有德行的君主，谁爱他们就关爱谁，就像水往低处流。我们要学习谦德，像水一样，永远把自己放在最低处。“为善弗同，同归于治；为恶弗同，同归于乱”，做恶事虽然方式不同，但是结局都是国家动乱；做各种善事，最终都能让人生吉祥。所以我们要当心，要时时刻刻懂得居安思危，慎终如始，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有所成就。
五千年的智慧结晶
《群书治要》里面这些治国的原理、方法，都是我们老祖宗历经千年考验，是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每一个人修身齐家的至宝。我们要学习这本书，真正得到利益，最重要的就是谦卑，真正能做到慎终如始。有些人可能刚拿到这套书时很开心，读了一半很好，但是未必能坚持，也未必能按照圣贤的教诲去做。如果不去做，不能落实，我们学到的只是一些知识，学到的这些知识对我们没有什么受益，要去生活中落实才能真正受用。怎样落实？首先要从待人接物上落实，再就是培养自己的谦卑心和恭敬心。古人常常教导我们，“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没有诚敬就得不到利益。诚敬心从哪里学？就是从谦卑心学，把自己放到最低，不要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现在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认为古人都是原始时期的人，不如我们，这就错了。古圣先贤这些教诲历经数千年能够保存下来，那是经过无数人的检验传承下来。像现在我们写的一本书，可能传几年人们就忘记了，而圣人的这些智慧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而是他们自性中流露出来的，来自于天地万物。圣人明白宇宙人生之后，给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亘古不变的，五千年前是这样，五千年后还是这样；在东方是这样，在西方也是这样。
我们今天要想解决自己人生遇到的问题、企业遇到的问题、家庭遇到的问题、社会遇到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恭恭敬敬，好好向我们的古圣先贤学习。俗话讲：“家有疑难问父母，国有疑难问祖宗。”《群书治要》就是祖宗给我们的智慧、祖宗给我们的教诲、祖宗给我们的训诫。我们只要真诚恭敬地学习，一定会得到莫大的收获。
第四十九讲  盛衰兴亡的规律
——文化是国家的命脉
前面我们已经把《群书治要》里面主要的治国思想共同学习了一遍，深深感受到了《群书治要》里面智慧的博大精深，古圣先王的治国理论、方法，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经过千万年考验的智慧的结晶。
但是我们也看到，虽然这些古圣先贤的经典一代代的流传了下来，但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依然是在朝代的兴衰更替中由盛到衰，再由乱到盛，在动荡起伏中不断的发展。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发现有一个特点，中国乱世的时候少，国家安定统一的时间长。根本原因就是文化。但是极盛的时期，从秦朝统一后也并不多见。为什么每个朝代前期会兴盛？末期会衰亡？实际上，读完《群书治要》后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有规律的，一个国家的兴盛衰亡确实是有规律可循的。
盛世的规律
《群书治要》不仅把这些古圣先王的治国大道给我们一一总结了出来，而且把历代君王治国的经验和教训也总结了出来。这里面有社会升平时期发展的经验，也有衰败的教训，更有由乱到治的经验智慧；这里面有当时对时势的分析，也有后世人对前人的评论。这一部书不仅有治国理政的智慧，涵盖了先王的治盛之道，也把历代明主贤臣和昏主奸臣们治国的各种案例给我们统一节选了出来，供我们后人借鉴学习。
这本书不仅是治国者领导者要学习，每一个普通百姓也都可学习。 治国之道就是齐家之道，也是修身之道。每一个朝代的兴衰规律，也是每一个人人生中吉凶祸福的规律。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朝代兴衰的规律，就是社会道德教化能否得到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能否得到推行，古圣先王的治国之道能否得到落实。我们看历史上，西汉有“文景之治”、“汉武极盛”，东汉有“光武中兴”，唐代有“贞观之治”及后来的“开元盛世”，明朝有“永乐盛世”，清朝有“康乾盛世”，这些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兴盛时期。这些兴盛时期在外象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第一是国家统一；第二是社会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安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这个是盛世的结果，但是成就盛世的背后，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原因。我们看每一个盛世，第一个是君主贤明，臣子敢于进言，朝廷人才济济；第二是推行道德教化，道德教化是成就盛世最基本的原因。“文景之治”，那个时候还没有把儒家思想确立为国家的主要思想，但是汉文帝第一个带头落实孝道，孝道是儒家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汉文帝节俭、爱民，这都是古圣先王教育我们的。后来到汉武帝时期，把儒家思想列为国家的正统思想，中华民族第一次实现了文化大一统。有了文化的发展所以才有盛世，而不是说社会繁荣了文化才发展。东汉时期的光武帝，也提倡儒家思想，唐太宗更不用说了，他为了学习古圣先王的教诲，特别让魏徵等人编写了这部《群书治要》，而且我们看太宗真正是勤政爱民，与民生息，所以成就盛世。到唐玄宗时候，特别重视道德教化，唐玄宗本人亲自注解过《老子》、《孝经》，帝王来注解经典，可见当时他对教育的重视。明朝明成祖朱棣，在明朝的鼎盛时期编了一部最著名的书——《永乐大典》，可惜没有传下来。这一部书比《四库全书》分量还要大，而且我们学过历史的都知道，明成祖特别懂得教育，伦理、道德、因果三方面的教育都推行得很好。第一，推行孝道，在全国把这些孝子的事迹编辑起来让全国人民学习，编辑了一本《孝顺事实》的书；第二是推行因果教育，把因果报应、善恶之报的事例都编辑在一起让全国人民学习，专门编辑了一本《御制为善阴骘书》；第三就是佛家的教育，朱棣曾经亲自注解过《金刚经》。所以中国古代盛世的帝王，都是极为重视、懂得教育。现在我们带领一个团队、治理一个公司，哪怕是管理自己的家庭，也都要懂得这些道理。所以《群书治要》领导者要学习，老百姓也要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每一个人都要学习。
清朝康乾时期，更是注重儒释道的教育，因为清朝是少数民族的统治。为统治汉族，清朝的帝王对汉文化特别重视，康熙自己特别注重学习，曾经专门请人讲解“四书五经”；设立日讲制度，推行经筵制度，请那些有道德的人讲解这些经典，现在这些讲义都编辑在《四库全书》里面。乾隆皇帝更是注重经典的学习，他自己写过一本书叫做《日知荟说》，把他自己学习这些先王之道的心得整理出来。乾隆皇帝时期国家编辑的《四库全书》、《大藏经》，对保存中华文化，功劳巨大。每一个盛世的崛起都是文化先崛起，就如同一个人强大，最重要的是精神强大，外在才能强大。现在我们国家开始重视传统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开始。文化复兴起来，国力、经济一定会复兴。
衰亡的共同原因
我们反过来看每一个朝代衰亡的原因，虽然直接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道德教化不兴，奢侈之风盛行。每一个朝代的末期都是这样，伦理道德的教化没有了；君王骄奢淫逸，用人不当；奸臣当道，忠臣被排挤甚至被诛杀。根本原因就是君臣上下都远离了圣人的教诲。
《群书治要·中论》说道：“凡亡国之君，其朝未尝无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尝无先王之书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贤不用，其法不行也。苟书法而不行其事，爵贤而不用其道，则法无异于路说，而贤无异于木主也。”亡国之君，朝中不一定没有贤臣，像夏桀有关龙逢、商朝有比干，这些都是贤臣，但是都被诛杀。夏朝、商朝最终亡国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贤臣没有得到重用，把贤臣排挤、诛杀、流放，先王的治国之道没有得到推行。不学习圣王之道，也就不能落实这些治国之道。“苟书法而不行其事”，如果你把圣王之道，祖宗的制度放在那里，但是你不按照祖宗的制度来执行，不依照古圣先王治理国家的常道来治理政事，给臣子位置但是不采用他的意见，还是会亡国。每个朝代灭亡之前也有很多贤臣，比如汉朝末期，有萧望之、王嘉这样的贤德之才，最后却被诛杀，都是因为君主不懂得用贤臣。“贤无异于木主”，木主是神位，这是讲贤臣就像木制神位一样，只是个摆设，不能发挥他的作用。所以唐太宗讲“为政之道，惟在得人”，在《孔子家语》里面也讲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施政的方法都记录在这些竹简上面，他们在位的时候圣王之道可以落实；而他们不在世了，这种先王之道也就灭亡了。所以，圣王之道要有圣人来推行。中国古代尧、舜、禹都是圣人，圣人来执政，推行圣教，所以天下太平。所以，治国最重要的是领导者提高自己的德行。不是说学习传统文化之后，要求大家都做圣人，而是要求领导者首先落实，自己先落实圣贤之道，然后带动大家来落实，这样团队就会兴盛起来。“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为政最大的因素是人。现在全世界出现各种冲突，全球气温升高，各国为了资源而进行各种战争。要解决这些冲突，解决这些危机，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修身做起，这四件事落实下来就是一件事，就是修身，修身重在落实。因此，我们专门来分享如何学习和落实《群书治要》，从这些古圣先贤的教诲里面得到启迪。
真诚恭敬是千古之学
学习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是一个态度就是“恭敬”。我们讲“孝”，《论语》里面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体现在哪里？体现在恭敬上。《礼记》开篇就讲道：“毋不敬。”对于一切人和物没有不恭敬的，《群书治要·尚书》也讲到“敬戒无虞”。恭敬对待古人的训诫，我们才能够避免犯错误。宋朝最著名的学者程颐说到“敬之一字，聪明睿智，皆由此出”。我们要想得到古人这些智慧，真正明白治国之道、修身之道、治家之道，明白人生的真相，要从“恭敬”中来。
古人的教诲，《群书治要》这些文字都是圣贤人从真心、本性里流露出来的。像《周易》、《尚书》，经典里面每一个字意思都很深，我们在学习讲解的时候就很有体会。这和做白话翻译完全不同，在讲解的过程中，你能真正体会到这里面的意思太深广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体会到古人文字背后的真正深意？惟有真诚恭敬。古人常讲，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你真正恭敬、真诚到极点，你就能和古人的境界一样；没有诚敬我们就很难落实。我们只是落在语言上，古人这些话我们未必听得懂、看得懂，真正有恭敬心，你才能读懂古人的言外之音，就是我们自己真正有了悟处。
恭敬之心，就是“诚心”。古人讲“自诚而明”。我们看这个诚字，古人讲你恭敬到了极点就是诚了。诚到什么样？清朝曾国藩先生做到四省总督，他是一个文官，最后平定太平天国。他自己本身五伦关系都做得很好，做得很圆满，被后人称为儒家最后一位圣人。他讲什么是“诚”？“一念不生是谓诚”。一念不生这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著，真正到了和古圣先王一样的境界。我们不是，我们拿起这书就会思考，起心动念，胡思乱想，甚至想古人是不是讲错了。所以我们学习就不得受用，没有学到古人的智慧，只是有一点知识，只是懂得点儒学、道学常识。我们自己也读了很多古人的书，但是没有学到真实智慧。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恭敬心。
这种真诚恭敬的学习态度，《群书治要》的编撰者之一萧德言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根据史书记载，萧德言对于经史都特别精通，特别精通《左传》。他到了晚年学习越来越努力，一生都是努力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从早到晚废寝忘食。他是太子的老师，每次打开经典，阅读或者是讲授的时候，每次都要沐浴，梳理衣冠，恭敬到极点，到年老了还如此。他的妻子因为担心他的身体，就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这么辛苦？萧德言就说道：圣人留传下来这些言教，面对这些言教就和面对先贤一样，怎么能够惧怕劳累就不做呢？唐太宗知道他的风范后，特别赞赏，认为他是天下读书人的榜样，让他专门去教诲太子李治。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恭敬心，所以才编辑出了《群书治要》这样的治国宝典。
我们学习圣贤经典，面对圣人的语言就像面对圣人一样，打开《论语》就好像孔老夫子在我面前，打开《周易》就好像文王、周公这些圣人在我面前，要有这样的恭敬心，学习进步才能快。
信而好古，解行相应
夫子是圣人。我们读《论语》，夫子说他学习的态度，讲了两句话：“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是讲他学习的态度。述而不作是什么？是他自己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完全相信古圣先贤的教诲，他一生所学的、所教的、所传的都是古圣人的东西，没有他自己的。而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的人都在想自己发明点什么，自己提出见解。现在的科学，第一是教人要怀疑，认为怀疑是科学，科学可以去怀疑。但是，对于圣贤之道是不可以怀疑的，怀疑就什么都学不到。中国古人教导后人学习，首先是教他信，要相信古人。《周易》讲“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君子要牢记古人的教诲，来修养自己的德行。
同样，《群书治要·尚书》也讲道：“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弗迷。”这是讲学古圣先贤的教诲，你才能做官。为官者过去都是读书人，读书人都是学习古圣先贤教诲的，所以这样的人做官才能处理政务，讨论政事；以古人的制度，以先王之法来议事，这样政事就不会迷乱。同样《群书治要·汉书》讲道：“鄙谚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又曰：‘前车覆，后车诫。’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俗话说，你不懂得做官，你就看看前人是怎么做官的；不懂得治国，就学习古人。学习谁？先从尧、舜、禹学起，这是圣人。那个时代真正做官有地位的人，他都不是为自己，那个时候的人没有私心，所以我们要先向圣人学习。不懂的事情，前车覆，后车诫，前面的车倒了，后面的车要吸取教训。清朝怎么灭亡的，汉朝怎么灭亡的，唐朝怎么灭亡的，每一个朝代怎么灭亡的，后面的人要吸取前人的教训。学习古人的教诲，要学习他们的经验，也要学习他们的教训，好的我们采纳，教训我们吸取，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三代之所以长久者”，夏、商、周之所以长久，要看看他们做的事情，学习这些圣明的君王是怎么治国的。学习《群书治要》，盛世是怎么成就的，我们知道了，所以“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国家的存亡变化都在这里面。《群书治要》就是讲一个国家盛衰兴亡的规律，就是总结这个规律。
我们把这个学习明白了，怎么经营一个公司、治理一个家族，那就统统明白了，所以这一部书人人都要学习。学明白了这部书，你就真正把人世间治家、治企、治商、为政这些道理都弄明白了。
学习，首先要有信心。古人常讲“信为道元功德母”，信是我们学习的根源，是修行一切的母亲，取得一切成就的母亲。所以你要相信，不能怀疑，怀疑这几千年前的东西还有用吗？你要这样怀疑就完了，一旦怀疑你就什么都学不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维八德、五伦五常里面都有个“信”字，这个“信”字很重要。古人教我们学习圣贤之道要信解行证，首先要升起信心。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学习古圣先贤的经典，常常是用怀疑的态度，用批判的眼光；现在科学发展了，就认为现在的人比以前的人看得远。我们一位老师讲：“如果这是一种进化论的话，这充其量是一种庸俗的进化论。”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中国现在有这么多的哲学家，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哲学家，哪个哲学家能写一本哲学书像《老子》这样，几千个字能够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语言，被这么多的人研究？全世界有那么多军事学家，谁能够写一本书像《孙子兵法》被全世界研究？谁能够写一本《周易》把世界的道理都概括在里面？没有。所以古人的智慧是后人很难超越甚至是无法超越的。你能超越《周易》？不可能吧！因为古人的教诲都是古圣先贤完全通达明了宇宙真相写出来的。《论语》里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心要清净，你的心完全清净平等，你才能真正地认识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的心，心里想的很多，就像湖面波涛不平，照到的影子是歪曲的，只有湖面很平静的时候才能照到我们自己。这是教我们，学习圣人的教诲，学习来学习去就是让我们把心放平，真正把心放平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往往心浮气躁，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不能像圣人一样完全明白这些道理，不明白我们可以慢慢来学习，一点点学习，一点点让我们的心变得清静；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相信古人，古人把这些书留下来，一代代留下来。祖先留给后代的，一定是最精华的，我们要相信。
文言文：打开经典的钥匙
有了信心就要解。解就是搞明白古人讲的意思。中国古人很有智慧，把语言和文字分开，我们看到这些经典都是文言文写的。中国的语言每三十年就会有变化，而且会因为地方的不同而带来语言的多样化，所以要把语言和文字分开。后人只要花时间学会这些汉字，这几千年前的书你就能读懂，这就是中国文化了不起的地方。外国就不一样，一百多年前的外文古书现在的人就看不懂，一定要专家才能研究明白，更不用说几千年了。所以，要想打开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就要学习文言文。我们的古人很有智慧，因为文言文可以保持几千年不变。孔子读《周易》，我们现在也读《周易》，和孔子读的内容是一样的。我们只要真正能够有孔子的“韦编三绝”的精神，我们就能把《周易》读懂。当年唐太宗读《群书治要》，和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只要我们有唐太宗的那种精神，就能读懂，就会把企业治好，把家齐好。
有了信和解，第三是行。学习这一部书，最重要的是学习后还要落实。孔子在《论语》里说“学而时习之”，这个习是讲拿到生活中去实践，要去做，落实教诲。《中庸》里面讲“笃行”，我们只要落实一分对圣贤的教诲就懂得一分，再深入明白一分，“解行”并进，只要这样一直做下去，最终一定能够完全按照圣贤的教诲去做，我们就能证得圣贤的境界。
我们学习这一部书，要从“格物”做起，要革除自己的欲望。我们学习这一部书，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不是为了名闻利养。宋朝有一位学者张载，教诲我们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很多人都知道这几句话，救天下要先救自己；为天下立心要先为自己立心；为生民立命要先为自己立命；为往圣继绝学要自己来继承绝学，而不是要靠别人，是要自己努力学习；为万世开太平，我们要先让自己的心平，先和谐自己的家庭，先让自己的家庭太平无事，先让自己的企业太平无事，慢慢就能够扩大。所以，学习这一部书，最终我们要把这些古圣先贤的教诲落实在自己身上，学习一天就放下一点，落实一点，这样对古圣先贤的教诲体悟就会多一分。
我们自己学习，也希望以此带动更多的人去学习，希望古圣先贤的经典能够一直传承下去。大家学习，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圣贤之道就一定能传播开来。古人的这些教诲，能给我们带来真实利益，带来真实帮助，对于和谐家庭、和谐企业，减除自己的烦恼，增加自己的智慧都有帮助；能让我们明白很多人生道理，懂得待人接物的道理，懂得做事的智慧，懂得认识世界，认识社会，更懂得进一步认识自己。我们要明白，不要以为《群书治要》是讲治国的，我们平常人就不需要学习了，不是这个道理。这一部书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群书治要》有儒，有道，还有诸子百家的经典。过去清朝雍正皇帝就讲过：“以儒治世，以道养身，以佛养心。”治世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社会的关系，这都需要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不管任何人，普通百姓、为官者、大学教授、商人，任何人都要和人打交道，

wlxg20130220

都需要学习这些古圣先贤为我们留下的经典。所以，这部《群书治要》，是人人必读之书。
第五十讲  以古鉴今，古为今用
——学习的目的全在应用
我们学习和落实《群书治要》， 最重要的是要有恭敬心、诚敬心，相信古圣先贤的教诲。在明白之后，我们还要懂得古为今用。
随时之义大矣
我们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并不是让我们把古人的东西完全搬到我们的现实社会来，因为时代在不断的变化。《周易》里面有一卦叫做“随卦”，就讲到“随时之义大矣”。这是让我们要懂得通达时变，要懂得审时度势，要把古圣先贤这些教诲和我们现在的人事相结合，做到以古鉴今，古为今用。
《群书治要·史记》里面讲道：“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过去这些经验我们不能够忘记，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是我们后人齐家治国应该借鉴的。古人的经验，我们后人应该学习。好的经验我们保存下来，他们的教训我们要避免，“君子为国”，就是治国，也包括齐家和修身，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要听古圣先贤的教诲，学习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这些常道，用之当代，和现代的情况相结合，参照具体的人情事理，从而了解兴盛衰亡的道理，根据时势的变化采取合宜的措施，懂得“去就有序，变化应时”。要懂得取舍，懂得随顺时代，才能够历时长久，才能够让国家安定这一治国之道。
现在科技发展很快速，我们的生活环境和古人生活的环境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是不是我们就要回到古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求我们学习古圣先贤这些教诲的核心精神，这就是我们讲的道德仁义礼，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永久不变的。
魏徵他们在辑录《群书治要》里面经文的时候也讲到，学习这些古圣先贤的治国之道，尤其是在具体的制度和措施上，在使用时要懂得根据时势变化而有所变化，不能够一味照搬前人的制度。因为毕竟时间、地点、人物都已发生变化，周围的外在环境也发生变化。
《群书治要·典语》里面就讲道：“政有宜于古而不利于今，有长于彼而不行于此者。风移俗易，每世则变。故结绳之治，五帝不行；三代损益，政法不同；随时改制，所以救弊也。《易》曰：‘随时之义大矣哉！’”
治国的措施、治国的方法，可能过去有用，适合过去的时代，但是在现代却不一定有用了。这就是讲具体的制度在具体的应用上，我们要明白，不是说古人的经验教训对我们现在没用。这些根本的原理原则是永久不变的，只是在具体的为政措施上，比如说古代实行的土地政策是封建制，封侯建国。那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不能说回到古代，再来封侯建国。古代的国家军队的制度也不一样了，唐太宗就对府兵制和募兵制进行了改革，这都是要懂得根据时势来做事情。
我们要学的古圣先贤的根本原理和原则是什么？是道德伦理。这些是常道，而一些具体的制度、措施可能每一个时代都不一样。所以“长于彼而不行于此者”，在其他地方发挥的长处，可能在这个地方难以实现其功用。比如说普选制度在西方能够实行得很好，但是硬要搬到我们东方，搬到现在的中国，未必就能够实行得好。
美国安利公司，他在全世界有一个制度，你对它的产品用完之后不满意，可以拿这个空瓶子来退货。结果这个制度在国外实施得很好，因为国外的人如果是真正不满意，他可能会拿这个空瓶子去退；如果自己满意，他就不会去退。但是这个制度在中国实行一年就实行不下去了，因为相当一部分人用完了都会拿这个空瓶子去退，不管他是真的不满意还是假的不满意。你看每个地方各不一样，在彼处有用，在此处不一定能够实行。
“风移俗易”，风俗、习惯，这些都会随着时代而变迁；“每世则变”，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生变化。所以“古结绳之治，五帝不行”，结绳记事时期的治理之道，五帝不去推行。“三代损益”，三代的制度，从夏传到商代，他们每一个朝代治理的制度都是有增有减，都懂得根据时势来调整，政令法规不一定完全相同。所以说“随时改制，所以救弊也”，根据时势的变化来调整治国的这些措施、举措，这是为什么？为了补救过去制度的弊端。 过去的制度可能随着时势的变化需要调整。如近十年，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很多法律法规对互联网这一块规定比较少，这就需要根据时势变化来调整。一些新鲜事物的出现，我们的法律制度要随之进行调整，所以在《周易》里面就讲到，“随时之义大矣”，你要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时势的变化来变化。
不能够食古不化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不能学成一个书呆子，不能够食古不化。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里面就讲：“济时救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治哉？期于补绽决坏，枝拄邪倾，随形裁割，取时君所能行，要厝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闻也。”
拯救时势是不是一定要照搬尧舜的做法，然后天下才能安定？不是。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爱民的精神，视天下百姓为一体、一心为公的精神。学习他们的精神，不是说要完全学习他们的做法。因为几千年前的做法和现在的做法肯定不一样。几千年前大禹治水那是靠人工，我们现在治水是不是也要效仿大禹？那是不可能的。因此，现在的社会，我们要复兴传统文化，就要懂得运用科技，比如说电视、互联网，通过这些来复兴传统文化。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不是要学成一个书呆子，自己在书房里，两耳不闻窗外事，这不是真正传统文化教我们的。传统文化教我们要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我们学习古代读书人，应胸怀一个理想，就是平天下，为天下服务，心里想的都是天下。同时，我们也要懂得随时代的变化而懂得变迁，要与时俱进。
“期于补绽决坏，枝拄邪倾”，要补好这个破的，去掉这个坏的，治好倾斜的，随行才可，要按照实际情况来做事情。这都是比喻。我们弘扬学习传统文化，不管用什么样的推行方法，最终目的是要把道德恢复起来，让人们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真正落实。所以，要“取时君所能行”，要选取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当下能够实施的。
“要厝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关键在于使天下得到安宁，在于把伦理道德教化恢复起来，让天下太平，人人修德。
“古圣人执权，遭时定制”，古代圣贤人掌握管理天下、治理天下的权柄，他们会按照时势来定制度，“步骤之差，各有云设”，根据不同情况来设置各种不同的措施，不强人以不能，不勉强别人做做不到的事。
“背所急而慕所闻也”，不能够不顾当务之急而去追慕古代耳闻的这些政事。比如当前，我们人的德行、人的素质，直接决定一切事情的成败，迫在眉睫的是道德滑坡的问题。要懂得解决眼前最重要的，懂得事情要有一个轻重缓急。当然解决的方法、根本还得从推动伦理道德教育做起。所以当务之急是把伦理道德恢复起来。
王莽之败的反思
我们学习这些古圣先贤的教诲，学习古圣先王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不是说我们事事要效仿，完全把古人的法律制度搬过来，而是要懂得通达时变，不能够食古不化。没把圣人的道理弄明白，反而是一味地去模仿古人，最终只会招来屈辱。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王莽就是一位食古不化的改革家。王莽建立新朝15年，朝代就灭亡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王莽在那个时候一心想恢复周朝的制度，恢复周朝的礼仪。因为这和当时的时势完全不能相结合，结果失败了。
《群书治要·桓子政论》里面就讲道：“王翁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致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王莽自己很崇尚古圣先王这些和谐天下的治理之道，对古圣先王心生仰慕之心，但是他鄙薄汉朝的法律，希望事事效法古人，不明白自己根本推行不了先圣之治。先圣之治如何推行？我们前面讲过，“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推行先圣之治最重要的是要有先圣的德行，要有他们的胸怀，要有这些圣人的智慧。王莽不明白这一点，只是学习到古圣先王治国之术，没有学到治国之道，因而舍近求远，所尚非务，自己崇尚的并不是当朝的要务。“故以高义退政废乱”。反而把社会导向衰败，导向动乱。这叫不识大体。
根据历史记载，王莽登位以后推行新政，仿照周朝的制度，改变币制，更改官制官名；把王田制改为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都收归国有，想回复到西周时期的周礼模式。但是他不知道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这些古制在现代不一定马上就能适用，未必一切都合时宜。这些新政违反历史规律，开历史倒车，结果最终失败。
王莽事事复古，脱离现实，最终导致失败。是不是古人讲的这些就没用了呢？不是。是他个人不懂得通达时变，而且王莽违背了重要的一点：古人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他不是教学为先，他也不知道治国先在修身。自己身并没有修好，他是篡权登上帝位，所以自己没有那个德行，没有那个智慧，没有那个能力足以推动这场变革。《周易》里面讲：“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王莽就是这样的人。《桓子政论》就多次讲到王莽，说他“维王翁之过绝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饰非夺是，辨能穷诘说士，威则震惧群下。又数阴中不快己者。故群臣莫能抗答其论，莫敢干犯匡谏，卒以致亡败，其不知大体之祸也”。王莽超过世人的有三点。一是他很有智谋，可以颠倒是非。但这不是真正的大智慧。二是他“辩能穷诘说士”，很有辩才，这是世智聪辩，不是真正的智慧。三是他“威则震惧群下”，威严能震慑下属。但这个人心量很小，“又数阴中不快己者”，暗算不合自己心意的人，不听我的话就暗算你，对你进行处罚，所以导致群臣不能够抗辩他的谬论，没有人敢冒犯他直言进谏。
前面我们讲到君王不能够纳谏，国无谏臣，国家就要亡了，所以王莽最终灭亡。实际上，他并没有把古圣先王的道理真正学明白，只是学到一点枝叶，不懂得古圣先王讲的大道之体，不能够真正明了，不能通达古人治国之道。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没有真正把古人的教诲搞明白，结果拿到生活中一用，好象不是那么回事。都是自己没真正学明白，没真搞懂，反而怀疑古圣先贤的教诲。所以我们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最重要的是要学到这个里面的体，根本的精神、原理、原则，就是要用道德伦理来修身；而不是学一些表面工夫，不是说穿一件唐装你就是学传统文化的，不是给人鞠一个躬就是你的传统文化学得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内心要有圣贤的境界，有圣贤的存心。真正把圣贤的教诲落实到生活当中，并不是说你读了几句书，会几句文言文，能够出口成章，能够一口的之乎者也，那你就是学古圣先贤了，就是学传统文化了。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圣贤之道落实在自己身上。自己落实了，不是学一些表面工夫，而是要懂得学根本之道。《论语》里面就跟我们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群书治要》里面讲：“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右。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古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循俗未足多。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闻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者，非常名也。’古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由金石，壹调不可更；事犹琴瑟，曲终改调。故法制礼乐者，治之具也，非所内以为治也。”
这一段讲得多好！我们怎么样学习古人的这些教诲？要懂得抓住根本。“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治理国家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措施、手段，不能离开这个根本，就是利民。我们现在讲为人民服务，不能背离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
“政教有道”，进行政治教化，要让百姓做到令行禁止，人人都有美善的行为。让百姓做到仁义礼智信，不管你怎么样推行教化，目的、根本是要达到这个，大家能够做到仁义礼智信。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只要是有利于百姓，不一定是非得效法古人。如果我们有更好的做法，那不是更好吗？
“苟周于事，不必循俗”，你这个事情，能够把事情办好，能够让这个事情很圆满，你不一定要顺从旧俗。就像我们现在学习《群书治要》，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手段和大家共同学习，不必完全去效仿古人。因为时代在变化，我们做一件事情，如果用现代科技的手段能够做得更快更好，那不更好吗？
所以古圣人“法与时变”。圣人做事情早就懂得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更何况我们今人。
“立与俗化”，圣人制定这个立法，他懂得跟风俗共同演进，简单讲就是他懂得与时俱进。这个很重要。
“衣服器械，各便其用”，衣服、各种用具，最重要的是方便用。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可能现在再恢复古制，再回到坐马车的时代，那不行。穿衣服也是，我们现在不可能再让你自己去织布，来做衣服。各种用具，最重要的是要方便实用。
“法度制令，各因其宜”。各种制度、政策，最重要的是要适合时宜，所以根据以这个为原则，“变古未可非”，你改变古制也未必会遭来非议，因为你并不是为自己的自私自利。这个心境和古人是一样的，是为了利民，是为了更好地推行伦理道德的教化。所以这样做，你不会引来非议。
“循俗为足多”。相反，你不懂得随顺时事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弘扬传统文化不懂得利用高科技技术，那你就不值得称赞了。
“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读古圣先贤的这些经典，不如听他们说的话，闻其言。如果你是真明白，真相信，去落实，按照古圣先贤的去做就是了。
“闻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明白了他说话的原因，“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得其所以言就是得道。知道了他所以说这话的根据，就可以说出那些说不出的道了。《孝经》里面讲：“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这个意思很简单，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在家里面父代表天，地代表母亲，这是天地，孝顺父母，就是在侍奉天地。能够明了宇宙人生大道，你就能够得到“道”。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者，非常名也”。能够说出来的那就不是常道了，这个道不言自明。能够说出来的名称，确定的名称，那不是常名，真正的常名是不可界定的。我们看，水温度低就会结成冰，温度高就会变成水蒸气，那这个水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是水还是冰？所以，那不是常名。我们明白了这个，真正明了这个道，我们就达到和圣人是一样的境界了。
“故圣人所由曰道”，圣人做事，依道而行；“所为曰事”，他依道而做的这个叫做事。道好象就是金石乐器，你调定之后就不能改了。道在我们治国就如是道德伦理，这些原理原则，不可改变，任何时代要想长治久安、社会和谐都不能废弃。
“事犹琴瑟，曲终改调”。做事情就像这个琴瑟一样，每一曲终了你要调整。法令制度、礼仪音乐这些都是政治的工具，不是治国的根本。这些制度措施可能每一个时代都要变化，但是根本道德伦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些原理原则不会变。这是古人教给我们的道理。我们如何来学习？第一是要弄懂这个原理原则，按照这个道来做事情，而不是要我们去恢复古制。一味地恢复古制不行，那是历史的倒退。
所以，我们学习《群书治要》要明了，不能学了就成了一个书呆子。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学了之后事事仿古，最后人家会觉得他怪怪的，和现代人都不合拍了。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看到最近一百多年西方的侵略、战乱、灾荒、斗争，特别最近几十年我们受到西方文明的浸染，传统文化被人忽视，很多人以为中国最近一百多年落后、贫穷，把这个贫穷的原因归结于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导致近代贫穷落后的原因，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如西方文化。这都是他们没有真正明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没有明白中国古圣先贤的要言妙道。
忽视传统文化，是近代中国走向落后的重要原因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大部分时间都是领先于世界各国的，一直到康乾盛世的时候。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里面讲到，那个时候中国科技文化都是世界领先的。可见并不是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相反，忽视传统文化，才是导致我们国家和民族开始走向落后的真正原因。
近代，特别是从慈禧太后开始，不重视儒释道三家的教育，上行下效，圣贤教育就此衰落。我们学习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古圣先王的这些治国之道能够得到普及，能够得到落实，那社会往往就会兴盛，成为盛世；一旦古圣先王的教化废弃了，没有人讲了，没有人做了，社会就走向衰落。这是我们要明白的道理。
《群书治要》里面很多地方就讲到了这一点。整本书给我们讲历史的盛衰兴亡规律，根本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圣贤教育兴盛，社会肯定兴盛，圣贤教育衰亡，社会肯定衰亡。
社会又是怎样由盛转衰的呢？在《群书治要·崔寔政论》里面也有讲：“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忲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之贱废。是以王刚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这不正是清王朝晚期衰败的写照吗？
这里讲到国家会由盛转衰，得不到治理，原因是圣贤之道衰亡了，圣贤教育没人重视了。这个君主继承太平之世已久，不能够居安思危，导致风气日渐变坏，自己不能够觉察，政治逐渐腐败也不能够变革；安于现状，整天娱乐而看不到危机。有的荒淫奢侈，不考虑国家大事，不听忠言劝告，满足虚伪，忽视真诚；有的在歧路徘徊，不知道何去何从；信任的大臣只知道中饱私囊，保住俸禄；被疏远的臣子地位卑贱，进言不能够得到应用，所以国法松弛于上，有识之士忧心于下，可悲。
讲了这么多，核心一点就是他们违背了古圣先王治国之常道。违背了这个常道，国家就要衰败了。所以《群书治要·政要论》里面就讲道：“凡国无常治，亦无常乱，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乱。后之国土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后之有也，而禹独以安，幽厉独以危，斯不易天地、异人民、欲与不欲也”。
一个国家的治和乱这都不是一定的，不可能有永久的稳定，也不可能是永久的混乱。你真正想把国家治理好，这个国家就很安定；你不想治理好，不用心，国家就会出现混乱。后世的国土、百姓是前朝有的，前朝有的国土、百姓那也是后世有的。为什么大禹偏偏能因之安定，幽王厉王却因此陷入危机？天地没更换，人民没更换，所以根本原因是想不想安定，是真想安定还是不想安定的问题。真想安定，那你会想办法学习。你看古圣先贤这些盛世的君主是怎样把社会安定的，怎样和谐社会、平治天下的，再看看那些乱世的君主是怎样失掉天下、失掉民心的。这样一学习，我们就会明白。所以这部《群书治要》里面把这些道理全部给我们讲清楚了。治理一个地方，治理一个企业，治理一个家庭，修身，道理都是一样的。
学习圣贤教诲，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现在很多人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们看到，我们国家的国力在增强，在世界上也越来越受重视。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问题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我们讲要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增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加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根本在于我们先要自己把传统文化学好，自己先做到，然后带领周围人来学习，人人都学习我们老祖宗的教诲，自然天下太平。
我们真正把《群书治要》学透、学明白，学以致用，普通百姓可以得到身心和谐、家庭和谐；领导者、企业家能够管理好单位，能够治理好企业，进而能够实现一个地方的和谐，实现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和谐。真正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最后让我们用明朝一位学者、大臣——吕坤的话来勉励我们自己：“以圣贤之道教人易，以圣贤之道治己难。以圣贤之道出口易，以圣贤之道躬行难。以圣贤之道奋始易，以圣贤之道克终难。”
我们学圣贤文化，说的容易，做到很难；学一天容易，学一辈子难；能够做到慎终如始不容易，给人讲容易，真正对治自己的习气、毛病不容易。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学习、落实古圣先贤的教诲，学习、落实《群书治要》。从自己做起，和谐身心，和谐家庭，进而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群书治要》大事记
公元631年
《群书治要》书成。唐太宗言此书：“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
公元635年
“贞观之治”成，唐太宗总结学习《群书治要》心得：“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
公元627～649年
唐太宗的贞观时代，以其太平盛世而以“贞观之治”著称。
公元713～741年
唐玄宗主政前期，唐朝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史称“开元盛世”。
公元754年
唐玄宗令翰林院重刊《群书治要》。
公元838年
《群书治要》传入日本，天皇请官员为其讲解。
公元875年
日本天皇再次于宫中大兴讲习，与群臣学习《群书治要》。
公元834～876年
日本出现盛世，文明大幅提升，社会高度发展。
公元1250年前后
《群书治要》入镰仓幕府北条氏之手，收藏于著名的“金泽文库”中，令此书得以保存。
公元1616年
《群书治要》入幕府将军德川家康之手。同年，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建立江户时代。德川家康令人以活字刊印《群书治要》，但流传不广，即“元和本”《群书治要》。
公元1781年
尾张氏重印《群书治要》，即“天明本”《群书治要》。
公元1796年
日本托在日的中国商人，将《群书治要》进贡嘉庆皇帝，贺其登基。嘉庆年间，《群书治要》由著名学者阮元收录入《宛委别藏》。
公元1920年左右
商务印书馆刊印《群书治要》，但流传不广。
公元1990年代
原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日本于1780年代出版的《群书治要》。陕西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对此书进行标点、翻译，整理为《群书治要考译》。
公元2001年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为《群书治要考译》题词“古镜今鉴”。
公元2011年
《群书治要考译》出版。
公元2012年
《群书治要译注》完成，同年英文版《群书治要360》译成。
公元2012年12月
中央党校将《群书治要译注》赠予学员。
公元2012～2013年
《群书治要》得到马来西亚等国领导人、联合国驻教科文组织大使等国际政要的传阅和重视。
跋
癸巳年中元之夜，天高云淡，月明星稀，清风徐来，临窗夜读，手捧萧祥剑先生的新作《群书治要五十讲》，浮想联翩，生起了无限遐思。
《群书治要》自其问世后，虽然成就了有唐一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其命运多舛，自宋以来即已销声匿迹，不见于中土。清嘉庆年间该书方由日本返回中国故土，但并未引起时人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