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马杀贼 下马学佛——中国佛教界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十大积极作用

至善佛缘

第十，提出佛教关于制止战争的理论和方法。

太虚认为，佛教“是世界上杜绝战争永保和平的最有效办法”，佛教徒则“是人类中消灭战争创造和平的最努力分子”46。

居士黄健六则从战争期间民众心理建设的角度，论述了佛教“业报”理论对于抗战的重大作用。

他说，此次中日战争，日军虽逞凶一时，但中国多数民众众志成城，不屈不挠抵抗到底，因此“霸者在彼，而王者在我”，抗日胜利，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可是难民区中，却有很多人动辄怨天尤人，把眼前的苦难归之于命数，不做抗日的努力而拱手安居，听天由命。这种心理对于抗战建国是有害的。

这些人应该学习并遵循佛教“业报”法则，明了现实苦难的“业因”，其内因正是自身的“懒惰性与依赖性”，外因则是日本的野蛮侵略，而只有消除这些“恶因”，才会有安宁幸福的“善果”47。

福善法师认为，心地是人类文明或野蛮的总根，要净化世界，首先要净化人类的心灵。

心理上做到种族平等，就能除去自大；心理上能公平地提高人类福利，就能除去自私；心理上肃清黩武思想，就能永绝战争。

所以，中国对日本应采取“攻心”的办法，帮助日本人“把所有心地的自大自私及黩武思想，一概扫除干净，而以‘世界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为心，以‘普利宇宙众生’为心”48。

很多佛教徒也指出，现在日本到处侵略、强暴别国，“都是由于贪心的逼露，因为有了贪心，所以就侵略别人的土地，烧杀他人的生命、财产”。

而佛教有“无贪”的教谕，强调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贪取。“这‘不贪’的心理，传遍到全世界的人心中去，个个都做到佛教所说的‘不贪’，那么，侵略强暴的现象就可消灭”49，日本就会停止侵略，亚洲就会出现和平。

至善佛缘

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回顾与分析，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这种奇特的战时佛教形态，并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关于中国佛教特性特别是中国佛教与社会关系的启示：

第一，中国佛教是慈悲为怀的宗教，在民族危难，百姓惨遭战争之苦的时候，佛教能够站出来采取各种方式救济和保护难民，充分显示了中国佛教的悲悯之心和救世之情；

第二，中国佛教是善恶分明的宗教，它虽然讲“空”，但并不碍对“有”的全面体察，它对现实社会有深刻的理解，对人情世故有清晰的认识，对正义与非正义有明确的分别，这既符合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佛教的基本特色所在；

第三，中国佛教是爱国的宗教，历史上佛教始终把护国作为自己的宗旨之一，把“帝道遐昌、皇图永固”作为理想的目标，把“报国土恩”、“报国主恩”作为内心修炼的重要内容，所以，中国佛教能够主动而积极地维护国家利益，在国难当头之时，更能够为国家着想，始终保持既爱国又爱教的优良传统；

第四，中国佛教是“契机”的宗教，它能够与时俱进，随时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来调整自己，使自己的理论与实践在“契理”即符合佛教基本原理的同时，也能够“契机”即符合时代的要求，从而始终使自己与中国社会处于相适应的状态，这既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自己价值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可能，这种“契机”的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十分浓厚；

第五，中国佛教是入世的宗教，它把成佛作为佛教的最高理想，但强调成佛只能在现实世界中修行，只能在此岸最终实现，所以它的基本理念就是出世的精神和入世的行为，即以出世的心态做各种入世的事，特别是经过抗战时期的调整，中国佛教中的人间佛教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延续不断的佛教潮流，至今已经成为两岸中国佛教的主流；

第六，中国佛教是爱好和平的宗教，它呼吁抗战和参与抗战的基本宗旨就是要以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来制止破坏和平的非正义战争，以维护人类的和平、众生的安详与社会的稳定。
　　
总之，在60年前的那场正义与非正义激烈较量的战争中，中国佛教善恶分明，立场坚定，与全国其他各阶层力量结成广泛而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这种战时佛教形态是非常历史时期的非常选择，它既符合中国佛教的基本精神，也符合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大义。

中国佛教的这一光辉历史，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佛教是一个慈悲的宗教、善恶分明的宗教、爱国的宗教、契机的宗教、入世的宗教以及爱好和平的宗教。

至善佛缘

【注　释】
　
　①《佛海灯》第2卷第3期，1937年1月12日。
　　
② 圆瑛：《致日本佛教界书》，黄夏年主编《圆瑛集》第1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③ 欧阳渐：《与陶居士书》，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下册第89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④ 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304 页。
　　
⑤ 秦启明：《弘一大师李叔同书信集》第50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 繁辉等：《我们是一支降魔生力军》，《海潮音》第26卷第2期。
　　
⑦ 太虚：《佛教最要的一法与中国急需的一事》，《海潮音》第20卷第1号，1939年1月15日。⑧ 太虚：《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海潮音》第20卷第2号，1939年2月15日。⑨ 印顺：《太虚法师年谱》第181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⑩ 《海潮音》1938年，第19卷第7期。
　　
11 太虚：《佛教的护国与护世》，《海潮音》第20卷第1号。
　　
12 天慧：《美记者访问佛教领袖记》，《海潮音》第26卷第5期，1945年5月1日。13 陈星：《护生画集》第1集，.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本。
　　
14 繁辉等：《我们是一支降魔生力军》，《海潮音》第26卷第2期，1945年2月1日。15 弥勒著、玄奘译：《菩萨戒本》，《大正藏》第24册，第1112页上。
　　
16《太虚大师最近的护国言论》，《海潮音》第22卷第5号，1941年5月1日。17 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315 页。
　　
18《蒙藏月报》1931年，第9卷第1期。
　　
19《康导月刊》，1939 年第11 期。
20 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第83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21 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304页。22《申报》1938年4月13日。
　　
23 刘曼卿：《国民政府女密使赴藏纪实》，民族出版社1998版，第16页。24 福善：《一九四四年的新期望》，《海潮音》第25卷第1期，1944年1月1日。25《社会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呈稿》，《民国档案》（3）第39页，1996年。26《策动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办法大纲草案》，《民国档案》（3）第39页，1996年。27《佛教访问团总报告书》，《民国档案》（3）第42页，1996年。
　　
28《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致社会部呈》，《民国档案》（4）第3页，1996年。29福善：《僧人抗敌史话》，《海潮音》第27卷第5期，1946年5月1日。
　　
30印顺：《太虚法师年谱》第195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31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下册）第939页，台湾东初出版社，1984版。32葛壮：《宗教和近代上海社会的变迁》第23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33 另据王劲著《甘宁青民国人物》（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所说，这次捐款总数为90万元银币，可购买的飞机总数则还是30架。另外，根据该书所说，中央政府赠送的牌匾为“输财为国”。34《蒙藏月报》第16卷，第9、10期合刊。
　　
35《边疆通讯》第3卷，第8期，第17页。
　　
36《圆瑛等致内政部呈》，《民国档案》（3）第37页，1996年。
　　
37 游有维：《上海近代佛教简史》第13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38 辛补堂:《抗日救国匹夫有责》, 《西藏民族宗教》1995 年第2 期。
　　
39 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04页。

40 [日]中浓教笃：《战时下的佛教》第79页，国书刊行会，昭和五十二年。41 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6月版，第166页。42 醒心：《读陈立夫先生言论有感》，《海潮音》第27卷第4期，1946年4月1日。43 法舫：《佛教短评》，《海潮音》第21卷第5、6号合刊，1940年6月1日。44 广文：《从佛教的立场上分析胜利的意义》，《海潮音》第26卷第12期，1945年11月1日。45 象贤：《忠告日本佛教徒》，《现代佛教》第5卷第5期，1932年5月10日。46 太虚：《告全世界佛教徒》，《海潮音》第26卷第10期，1945年10月1日。47 黄健六：《抗建青年之心理建设》，《海潮音》第23卷第7期，1942年7月15日。48 福善：《一九四四年的新期望》，《海潮音》第25卷第1期，1944年1月1日。49 演培、贤惟：《记孔副院长讲演》，《海潮音》第21卷第5、6号合刊，1940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