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高僧大德的故事（转）连载

学佛无坏事

芳圃

（扶桑留鞋）


    芳圃和尚，字笠云，原籍江宁(今江苏南京)，俗姓陈。他尚年少的时候，即逶迤西进，来到湘中长沙黎仙庵削发剃度、受具足戒，研习佛法，苦修经律。
    芳圃和尚生来即聪颖过人，妙悟慧解。他修习佛法，速度之快，领悟之深，令那些先他入门的师兄们几不惭愧死。大家无不惊叹于他妙解义理，通证佛法。而在这之外，他却又无师自通，对书法颇感兴趣，而且成就不小。
    这样，当他修研到一定程度、具有一定根基之后，便有志于游历天下名刹，遍访四方名师，以求佛法的更高进境。于是，他便辞别师傅，四出探访，跋山涉水，历经千难万险。
    到了光绪初年（公元1875年左右），已然学佛有成的芳圃和尚便继席虎岑寺。在这里，他与山长（旧时称避居山林、隐而不仕的读书人）徐树钧互相往还，并构结麓山莲社，互相唱和，成为一时佳话，不多久，便声名鹊起，广播上下远近。
    后来芳圃和尚又应请而迁上林（今广西上林县）杲山寺住持。当时，又正赶上曾国藩祠庙建成，人们正四方寻觅得道高僧，前来住持祠庙祭典。在一阵查寻、搜求、比照之后，人们终于发现，这一重任非芳圃和尚不可。所以，芳圃和尚便又担负起了祭奠这位曾大帅的重任。曾国藩在清朝后期，可谓一根顶天立地的栋梁；与他相交往来的朋僚，还有出自门下的学生，多得不可尽数。所以，祭奠之期，达官贵戚，充塞道路；旌幡剑戟，遮天蔽日。芳圃和尚布置、调整、住持祭奠活动，井井有条。因此， 等到祭祀完全结束之后，芳圃和尚的法号便在大江南北、京师草野广为流传，有口皆碑。至于湘中名宿，像王湘绮、郭筠仙，更是与他往返酬答，词翰飞鸿。
    正如此时，有一位日本国僧侣名叫水野梅晓的，不远千里，来到大清，拜师礼佛。当他一路南行，准备到南岳衡山去修法取经时，路过长沙。这位水野梅晓也是得闻芳圃和尚的法号大名，所以，就特地来到麓山寺，拜谒住持芳圃法师。
    二人相见毕，自然论说、研讨起佛教教理来。水野梅晓闻听之下，对芳圃法师拜服得五体投地。之后，芳圃法师便向水野梅晓咨询起日本国佛教境遇来。水野就告诉他说：“日本的佛教，大多随着时代潮流的转移，和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以俱新。种种业力，不外兴教，保护教纲，弘扬佛旨，此外别无他说。”
    芳圃法师听罢，心中不觉大有所动。所以，第二年新春伊始，他在深思熟虑之后，便在开福寺创设僧学，同时又设立佛会。附近寺院、僧侣无不闻风响应，亦公推芳圃法师负责监督管理。这样，对推行佛法，护佑佛教，大得裨益。而新派人物侵占寺院的风习，也渐渐地被扼止了。
    到了光绪乙巳(公元1905 年)的春天，芳圃法师应水野梅晓和日本国其他僧侣的邀请，东渡扶桑参观、考察日本国的佛教。
    在日本，年近七十高龄的芳圃法师不顾一路海上颠踣与劳累，马不停蹄，四处参拜日本国的佛教名刹，又与日本国的佛教高僧研讨佛理教义，还应日本国僧侣之请，登坛说法，广演教旨，深得大家的钦敬。
    而芳圃法师在拜佛求教、参观访问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异国他乡的风景、习俗、政治、教化，再加上在佛寺中的所见所闻，无不一一流诸笔端，形诸文字。时间久了，积累多了，最后竟然集腋成裘，结成了一部《东游记》。
    与此同时，法师还与日本僧侣互相题跋，诗词唱和。当日本僧侣闻听芳圃法师书法绝佳之后，更是争相前来，求取字幅。以致纸素满前，日不暇给。
    等到芳圃法师访问完毕，准备回归故土。日本僧侣听说之后，数十百人苦苦相留，希望法师多耽留些时日，好让自己再多从他那里学些佛理。 但是，芳圃法师知道自己老之将至，而事业正多，所以归去之心，日甚一日。这样，日本僧侣见法师去意已决，苦留无用，便请求法师在临行之前将他脚底下踩着的那双破旧的僧鞋留下来，权当遗迹，四时供奉。从这件小事上，日本僧侣对芳圃法师的那种至诚至恳的景仰之心，殷殷可鉴。
    芳圃法师回到中国后，就着力培养后学，奖掖新进，并以此作己任。因为、日本之行使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教宗的兴衰，正在于后继有人。世世代代，繁衍流传，自然教宗大兴，欲灭不能。
    而岳麓山和湘中一带，以至全国其他地方的后学晚辈，也果然不负所望，一方面，苦修精进，发扬壮大教宗，另一方面，也师承有迹，扇其余风，联翩东渡，以致僧侣东渡扶桑、访问异国，逐渐形成一种风习。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开一代风行之先的芳圃法师，在光绪戊申(公元1908年)终于以七十二岁的高龄，寂然西逝。僧腊六十整。

学佛无坏事

常顺

（禽言兽舞 戏弄娼门）


    清朝末年，京师西郊的潭柘山上有一座古寺名叫岫云寺，寺中有一位远近闻名的高僧叫常顺和尚。

    常顺和尚不比一般和尚，他说征示兆，显灵感异，无不灵异常。天长日久，人们无不敬奉他为神灵再世。

    比如，和尚喜欢四处当着大家的面唱两句偈颂：

        将来罗侯岭上平，

        片野荒凉行路稀。

    这偈颂中的罗侯岭是西山上的一个大山岭，人们天天都要从岭上上下下，怎么会将来要平？

    因此，尽管大家听常顺和尚唱得耳熟嘴顺了，却到底不明白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后来，常顺和尚圆寂；不久，清帝逊位，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又过了不多久，这位袁大总统却又做起皇帝来，便命人到西山挖掘罗候岭，修通车道，但是，车道挖通之后，仅仅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便又被人民赶下了台。这不正是：“罗侯岭上平”但却又“片野荒凉行路稀”吗？

    难怪人们敬奉常顺和尚如同神灵，他果然通天入地，穷究古今啊！

    常顺和尚字智成，姓王。在俗时，乡里人常常亲昵地称他作“王三”。可是，当他还很年少的时候，父母便双双魂命归天了。所以，孤苦无依的他便来到家乡涉地(今河北涉县)的松尔寺，拜谒同兴和尚为师，祝发剃度，做起小沙弥来。

    这时的常顺，跟其他僧侣一样，蔬食苦得，勤修不止。但是，他也跟其他僧侣不完全一样，他总是幽僻独坐，不喜与他人往来；而且，当他独自静坐的时候，不读经、不禅定，却常常又一个人独自言笑，仿佛是在与别人应答对唔似的，并且如痴如醉，沉溺其中。有人见了，感到十分奇怪，就偷偷地凑过去仔细看、仔细听，但除了一间陋室、一位常顺之外，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 ，常顺和尚离开松尔寺，来到京师西郊的岫云寺，拜谒慈云法师受具足戒。等到他获得僧符度牒之后，便爬到寺庙所在的潭柘山北面的最高处，将度牒埋藏其中。回来之后，却告诉大家说：“我把度牒存放在山峰顶上了，请了一只猛虎替我看守着。”大家一听，都笑他，不信。

    常顺和尚从此便居无定所，云天雾里，来无影去无踪，令同寺僧侣颇多猜测，还以为他疯了。

    就在这岫云寺东面的半山腰中，有一个唤作蝎子洞的石洞，深不见底，阴气逼人。即使是炎夏六月，洞中却依然寒风拂面，浸人肌骨，因此，没有谁靠近这个洞子。但是，常顺和尚却经常就整天整夜地住在洞内，一点也不觉寒冷的。人们见了，才渐渐觉得这位和尚有点奇特。

    他又替人治病，无论什么疑难病症，他一概不用什么方药，而只是随手摘取一些木叶草花，再取潭水搅拌，便稠稠稀稀、汤汤草草的一大碗，说生病之人仰起脖子尽数吞下肚去，病便神异地痊愈。

    这样一来二去，常顺和尚的神奇便被人们广为传说，来向他告病求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常顺和尚便远远地逃离寺院，或栖于远山上的大树之梢，或止于悬崖绝壁的缝隙，为的只是暂避一时，以求清静修佛。但即使这样，他却仍然有被四处追寻他的病人找到的时候。于是，常顺和尚便开口谩骂，但骂归骂，常顺和尚最后还是又如法炮制一剂良药，给病人治病。

    有一段时间，津沽（今天津、塘沽）一带瘟疫流行。正好，常顺和尚游方来到这里，便大发慈悲，调治医药，为这里的人们治疗。果然又奇效灵验，一治即愈。人们十分感激。

    从此以后，常顺和尚便随时往来于京、津两地之间，时现时隐，飘忽无定；有时候甚至还向人们作禽鸟之言、野兽之舞，有时可让人觉得狰狞恐怖，有时又让人觉得新奇好玩，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他的禽言兽舞。

    于是，常顺和尚便在法号之外，又多了一个外号，叫“魔佛”。

    清德宗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的春天，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但常顺和尚却赤身跣足，提着一桶白灰粉石，在山树、 崖壁之间四处号面上一些龟鼍鱼鳖之类的东西。有人见了，又大惑不解，就去问常顺和尚，他只是淡淡地说：“天机不可泄露。你们到时候便自然就知道了。”

    到了这一年的七月，京西一带突然普降暴雨，洪大发。岫云寺门外的石桥，本来高架在数丈之深的鸿沟之上的，而现在山洪居然大到把这些石桥给淹没了。于是，林木房屋，都被洪水卷刮着，漂流而下。就连岫云寺中的铜鼎，重达千斤，也被大水冲到罗滩村南。寺前又有一株古槐树，粗可十围，也被大水连根拔去，自佛门沟一直流泻到四五十里外的房山县(今北京房山县)；却又盘根错节，随水下行，最后不偏不倚，静立沟口，犹如亭亭华盖，至今依然枝叶茂盛。

    就在山洪大涨时，有人攀登到高山巅上，从上往下俯视沟河，发现其中有一种带角的水兽，兴风作浪，翻涌腾跃。后来人们终于知道了，这便是蛟龙出山，还归东海。而早在年初早春，常顺和尚使已然预知其事——他画的那也些鱼鳖图形正是预示、象征着这场大水灾啊！至此，人们就更加叹服他的神异。
    大水过后，山寺废颓，僧侣们无不尽力化缘，准备将寺庙重新修整一新。正好这时，朝中显贵恭忠王出游山川，不日到岫云寺来。常顺和尚听说之后，便往两颊之上，一边悬挂一柄铁钩，然后端坐寺前桥头等候。
    恭忠王到来，看见常顺和尚的这副苦行自残的样子，颇觉惊奇。但他也早就听人说起这岫云寺中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异僧，难道眼前这位就是传说中十分神奇的那位高僧吗？恭忠王来到常顺和尚身边，笑着问他说：“你坐在这里干什么呢？”
    “化缘。”常顺和尚简短地答对道。
    “向谁化缘？”恭忠王又问。
    “谁肯施舍，我就向谁化缘。”常顺和尚又说。
    恭忠王一听，不觉来了兴趣。就又说：“看来你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神僧了。我听说你一次能吃四两花椒；你表演给我看看，如果是真的，我就施缘给你。”
    常顺和尚一听，二话没说，让人弄来花椒，张口便吃。不一刻功夫，果然便把四两花椒一粒不剩地全都吞吃下肚了！恭忠王一见，果然慷慨允诺，赏赐给寺院无数银两，修复费用，仅此一缘，便足够使用。
    但是，寺院的修复工作，比如纠工估值，出入经营等等，常顺和尚却从不过问。他将佛缘化到，便依然一如既往，袒胸露怀，敝衣行囊，放浪自若。
    有一回，他离开山寺，来到人声繁华的京师，却又不居止寺院，居然来到一家娼妓青楼，排闼直入，径直横卧在**睡卧的锦被方榻之上！手中却还握着两锭金锭，灿烂闪光。**们一见，无不惊奇不已，就一齐集拢来围观。等她们细细一看，发现常顺和尚肘臂之后，原来还另有一只布袋，密密实实，银光闪闪，那分明是一大口袋的白银！
    常顺利尚见大家围在一边叽叽喳喳，欲前又止，就招呼他们说：“你们既然喜欢这些金银财宝，我就把它们送给你们吧！你们过来拿去吧！”可是，这一大群青楼女子尽管爱财如命，却没有一个人敢过来。因为他们知道眼前这位放浪形骸的和尚便是那位鼎鼎大名、自己奉若神灵的“魔佛”常顺大师！
    常顺和尚见大家不肯过来，就将手中和布袋里的金锭、银饼一并扔到**们脚下的土地上，但听得一阵铿镪入耳的脆声响起，又见道道金色银光闪烁，一锭锭、一块块金银在地上四处滚动……大家一拥而上，准备抢几块揣入私囊，却发现仅在转瞬之间，这些金锭银饼却突然全都流入地中，行疾如飞，倏忽便不见了踪影。再抬头看常顺和尚，哪里还有他半点踪影？！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正月初，一代高僧“魔佛”常顺和尚显露微疾，就作了一首偈子辞别众人：
        始来终去五旬五，装疯类禽与兽舞；
        人赠别号称魔佛，愿众醒迷说三涂。
    随后，在寺中水云堂中圆寂而去。
    朝廷御史徐花农向来喜好佛禅，对神异的常顺和尚尊敬有加，日常无不执弟子之礼，敬奉礼拜。这天晚上，他突然梦见常顺和尚飘飞着来到自己家里，而且是歌舞伎乐开道，天花缤纷，一派神仙和乐之象。等到相现已毕，只听常顺和尚告诫徐御史说：“我已西归佛国净土，寺北顶峰老虎洞里的度牒，就劳请你替我多加看护了！”说完，常顺和尚便隐去不见。
    徐花农御史一下子从梦中惊醒过来，感到十分惊奇。第二天天刚亮，他便驾车奔西山而来，一打听，常顺和尚果然已于夜间子时入寂化去。于是，徐花农御史就谨遵师命，在老虎洞中供奉了一尊常顺和尚的塑像，四时祭祀。而那些曾经向和尚乞药治病之人，梦感灵异，也大致如此。

学佛无坏事

戒然

（苦心修证）


    戒然禅师是清末时候上海玉佛寺的沙门。

    可是，他并不是上海人，而是宛平（今北京丰台）人。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全都只是替有钱人家佣耕，才勉强得以度日，哪里还有余钱送戒然上学读书呢？因此，少小的时候，戒然可真是大字不识一个。

    有一回，他经过居家附近的黄、白二寺时，听见内面的喇嘛正在诵念经卷。这清妙的法音一下子就把他给吸引住了。尽管他不识字，也没有听懂这些喇嘛们在唱些什么。但他却仍然为那种神秘的氛围、悦耳的法号所深深陶醉，而且心中若有所悟，小见会心。

    后来，他又跟随着大人们一起，到北京西郊西山上的潭柘寺去烧香敬神。这潭柘寺正是京西一大名刹，古木参天，林深谷幽，香火十分茂盛。戒然一到这里，便只觉得憩心幽寂，万虑俱清，为生平所仅见。再回想起从前在家边听喇嘛们唱佛诵经时的情景，回到家里，他便向父母提出要出家修行，皈依佛门去。但是，他的父母却一口回绝了他，坚决不答应。

    等到他长大到二十一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长年劳累，积劳成疾，病倒在床榻上了。于是，戒然便请求父母准允他随同北地僧侣一起南下浙江，前去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在浙江普陀县)，朝拜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普萨，为父亲祈福禳灾。父母先还以路途遥远、归期难望为借口，不想让他远行他乡。但是，戒然这回却态度十分坚决，一副非去不可的劲头。他的父母见了，心知不可阻拦，便听任他南下朝佛去了。

    来到大海之中的佛教圣地，戒然尚未朝拜观音菩萨，便被岛上的旖旎风光和佛境仙仙迹所深深陶醉。等到朝拜完毕，他更是一心之中，只存有佛业，而绝不思慕尘凡繁华了。归途之中，他又一路礼拜天童、天目、天台（均在浙江省）这些佛教名山，参谒古刹，宛如一名游方四走的佛教徒了。

    这样，等他回到家里时，已是一岁将尽了。

    后来，他的父亲去世了。戒然又再次向母亲请求出家，他母亲见他始终不改初衷，数年如出一日，便答应了他。这年，他二十九岁。

    于是，戒然便来到弥陀寺，出家做了和尚；第二年，他又来到拈花寺，受具足戒。几经周折之后，他又辗转来到红螺山资福寺，研教念佛，矢志薰染。前后坚持了七个寒暑，却依然只是仅仅能够通读经卷律论，而不能将经义奥旨了然贯通于心中。而且，无论他怎样努力，却依然只是原地踏步，不见进境。于是，戒然便思忖道：“看来，我的确根钝慧浅，仅仅只是凭借着静坐诵佛，怕是不能开启愚蒙，证通佛宝。”

    这样，戒然便发下誓愿，要勤勉苦行，礼拜名山，焚香名山，焚香诚祷，手持口诵，三步一拜，五步一叩，一定要证通关碍，求取佛境！

    心愿一起，随即付诸行动。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正月初一日 ，戒然便从资福寺出发，开始了他艰苦卓绝，跪拜名山古刹的历程。

    戒然和尚履雪峨嵋，乘云九华；东朝普陀，西入剑关；又南下天童、天目，北返齐鲁、燕山……真可谓南来北往，东奔西走，马不停蹄，行迹匆匆。历时数年，行脚几万里。

    而在戒然和尚的所有这些行程中，最为艰苦卓绝、最令世人为之惊叹不已的，则要数他爬越剑门关，进入蜀川的壮举了！

    唐朝那位天才诗人李白的《蜀渡难》让我们对入蜀之道望而生畏。他的感叹“蜀道之难知，难于上青天！”分明还在我们耳边震响。但是，就是这条“危乎高哉”的蜀道，就是这座“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剑门关，戒然和尚却要用他的一双手和两只膝盖骨跪爬过去！这是何等艰难的壮举啊！但是，戒然和尚硬是一如他发下的誓愿，脚穿草鞋，身着僧袍，背负着几卷经书、钵盂和佛杖，俯首屈躬，循蹬叩礼。无论是山岩峭壁，栈桥索道，还是严寒酷暑，风霜雨雪，戒然和尚就是凭借着他那非凡的意志和坚强的毅力，勤勉精进，不知疲倦为何物，经历两个寒暑，受尽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终于爬过这峭立万仞、高与天齐的崇山峻岭，进到四川腹地！

    后来，戒然和尚顾念母亲年老体弱，无人照顾，就准备回乡省视。于是，他便在礼拜完名山古刹之后，一笠一钵，飘然北还。等到来到燕山之时，突然之间，他猛然自省，想道：自己既然已经出家别亲，又怎么能够还一味地恋家顾亲呢？所以，他虽然离家乡已经近在咫尺，却依然没有下山前去探望年迈的母亲。这样，戒然和尚便在燕山之中四处飘游，倏忽数载。

    转眼之间，已经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统年间，武汉城里，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天下无不群起响应，革命四处爆发。戒定禅师此时早已证通关节，心中大悟佛法至宝。作为方外之人，一心游迹于寰宇之外，自然是力求躲避凡世尘间的种种争端、对抗、革命等等，而只寻一处可以清修的幽境。于是，他便重又涉淮河，渡长江，再次南下江南。

    有一次，他正居止在镇江外的金山上。这金山之上，有一座始建于东晋时的古刹，就叫金山寺，是佛教禅宗的一大宝刹。来到这里，戒然便终日端坐禅堂，参究念佛。一天，他正在禅堂之中捧读一部藏经，书声朗朗，和谐圆畅，法理通达，一听便知是一位得道高僧、耆宿在修习参悟。寺院中的僧侣们全都被朗朗法音所深深吸引住了，无不在屋外驻足谛听，不敢轻易走动，担心打扰了高僧的修研。等到戒然禅师研修完毕，大家蜂拥而进，想一睹高僧的法容。可是，正当他们拥进禅堂，却发现这高僧不是别人，而只是路过山寺、暂且居止前戒然禅师时，无不惊讶，大出意料之外。

    直到这时，年过半百的戒然禅师虽然早已学佛有成，却方始扬名东南。

    在金山寺，戒然禅师前后居止了五年，每天研习《大藏经》。他的佛法禅机，更是日见精进。他曾经告诫后学们说：“《法华经》、《楞严经》词义简明，便于诵读，尤利薰修。初学佛禅的人，修习这些经籍，一定会别有会心。”

    后来，戒然禅师离开了金山寺，又来到高旻寺，也呆了一年多时间。在这里，当时早已鼎鼎大名的楚泉、印光二位禅师对戒然禅师也颇为敬仰。

    静圆禅师初习禅宗，尚未启悟，在江天寺不期而遇戒然禅师，在一番请教之后，深有感悟。

    直到民国八年（公元1918年）的春天，戒然禅师才姗姗来到上海，居停在玉佛寺。当时，有一位曾官任清朝江苏巡抚的程德金，避居上海，遁志玄妙，参佛侍僧。一天，他来到玉佛寺，发现有一位老禅师正赤脚袒背，兀自坐立在寺檐底下晒太阳，不觉心有所动，就过去向他请教有关佛教与禅宗的修习方法。老禅师徐徐而语，娓娓而谈，如行云流流水，丝毫不见阻碍。 程公不觉大会于心，因此十分敬服。再一打听，这位老禅师正是戒然禅师。

    从此，程公便几乎天天前来参拜，聆听禅师发论玄要，周旋不已，往返不停，竟成至交。到了中华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二月，程公患了病，躺在床榻上起不来，戒然禅师就前去探访他。程公一见，就慢慢说：“人一生病，真累！真苦！”

    戒然禅师一听，不觉朗声道：“要去便去，苦由他苦。叫唤什么？害怕什么？”经他这么一呵斥，程公便不敢再说什么了。而戒然禅师见状，却又说：“我近来方始觉得自己心境开朗，好像这几十年修持佛法禅机的功夫，到现在方乃豁然！”

    可是，到了这一年的四月初一日 ，戒然禅师却也寂然归化。在这之前的数天，戒然禅师便已然预知了自己大行之期。因此，他特地为自己缝制了一件新僧袍，并一一与僧众作别。到了这一天的午后，他沐浴更衣，然后便晏然坐化。世寿六十整，而僧腊凡三十一年。

学佛无坏事

敬安

（八指头陀 佛门诗僧）


    寄禅法师，名敬安，俗名黄读山，曾任中华佛教会第一任会长，是清末著名的诗僧，别号“八指头陀”。1877年敬安27岁之时，在宁波阿育王寺佛舍利塔前燃二指，并剜臂肉燃灯供佛，自此号“八指头陀”。
    寄禅法师1852年1月3日生于湖南湘潭县石潭镇的一个农民家庭里。父名黄宣杏，母亲胡氏。他小时即易感伤。7岁时母亲亡故， 11岁时入私塾读书。12岁父又死，因无衣食，为人放牛谋生。
    有一天，与群儿避雨村中，阅读唐诗中“少孤为客早”句，不觉泪下，私塾的老师周云帆问其原因，他回答无法读书。周云帆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乃收留他在家，扫地煮饭，一有闲暇，就教他读书，并经常向人夸奖说：“这孩子忍苦耐劳，将来一定是有出息的。”不久，周云帆故事，在强烈的求知欲的驱使下，他又自动去替一个富豪子弟当书童。谁知主人不准他读书，苦差、打骂却经常接踵而至。“顾无五斗禄，宁折壮士腰？”他暗想，这种屈辱生活，必须改变！于是决心离开那里，另行去学手艺。学艺期间，他又经常遭到主人残酷的鞭打，昏死数次。
    “一日见篱间白桃花为风雨摧败，不觉失声大哭，因概然动出尘想。”想起自己父母早亡，叹息人生如寄旅，人间犹如火宅，不可久住。终于在 18 岁时投湘阴法华寺当了和尚。“孤苦无依，归命正觉，岂唯玩道，亦以资生。”他的出家，既非是为了好逸恶劳，又非科场仕途不通或情场失意，而是看到雨打桃花，感受到稚嫩妖艳的生命经受风雨的无情摧打，从而想到世间生命的苦迫。
    这正如当年释加牟尼一样。佛祖到野外去游散，偶然看田间农人的农作情形，不觉引起无限的感慨，顿生悲悯之心。 不忍贫农的饥渴劳瘠，不忍众生的自相残杀，不忍老死的逼迫。这些“世间大苦”深深刺痛了释尊的心，于是不忍再受王宫的福乐，为了探求解脱自我与众生苦难的大道，决意摆脱一切去出家。
    寄禅法师亦是由花及人，感到生之悲苦，遂生脱离红尘之愿。这种由自己身世所引发的对人生苦难的悲怀在诗人是感触颇深的，以致在他日后的诗中屡屡得以体现。他的“若使穷黎俱得所，男谁为盗女为娼？”由己及人，对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的哀哀众生表示深深的同情。这种感情也是由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所引发的。
    他出家以后，在衡阳仁瑞寺苦行五年，到浙江行脚十年，过着“树皮盖屋，仅避风雨，野蔬充肠，微接气息”的清苦生活。中年以后期虽当了住持，但其持身和生活方式都是纯禅和子式的：“破衲离披不问年”，“紫芋黄精饱我饥”，“破屋牵萝补”，衣食住行是非常简单的。
    由于他一直象穷困百姓一样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故能对众生——劳苦大众表示深深的同情，他的思想感情亦能时刻与百姓相沟通，人虽出家，心犹在世，思忧于国，情怀于民。
    他在自己的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不愿成佛，亦不乐升天。欲为婆竭龙，力能障百川。晦气坐自息，罗刹何敢前！髻中牟尼珠，普雨粟与棉，大众尽温饱，俱登仁寿筵。”作为一佛子，他宁愿舍弃“成佛”、“升天”的最高成就与愿望而希图人民的温饱与长寿。从他的诗中可以感受到他对世间大苦的悲悯。这正如他在自己的诗中所表示出来的“我虽学佛未忘世”，“咏絮无心苦民族”的情怀。
    寄禅法师和一切高僧一样，未皈依佛门之前，实为性情中人，正因为对世间苦迫的不忍，所以才发起了寄身佛门的心愿，希翼从此远离红尘，摆脱世间种种欲望以及幻化无常的染著，求得自身的清净。正因为他先天中有这样一种根性，因此，即使在出家之后依然能冷眼热肠，注视着世间众生的苦难。
    深彻的慧照中，贯彻着同情的慈悲。所以才有他的诗句“尽有哀时泪未休”。谁说出家人只顾自身的寂灭与自了？他的慈悲情怀中永远和着悲天悯人的热泪。
    寄禅法师是诗人，又是禅僧。他在修禅的过程中生活非常简朴。他在投湘阴县法华寺出家以后，拜东林和尚为师。同年冬到南岳祝圣寺，从贤楷律师受具足戒。19岁时，赴衡阳岐山仁瑞寺，从恒志禅师学禅五年。1871年，21岁的寄禅在岐山参禅，到巴陵看望舅父，游岳阳楼，有人分韵赋诗，寄禅独自一人，纵目四顾，水天一色，忽得“洞庭波送一僧来”之句。归告诗人郭菊荪，郭因此劝他学诗，并送他一本《唐诗三百首》，寄禅从此开始学诗。23岁时开始写诗，曾一度乘船到长沙麓山寺参访笠云芳圃，后游岳阳洞庭湖，后又回到岐山。
    1875年，寄禅25岁，住湘阴法华寺。夏秋之交，他离开湖南，远游浙江各名山大寺，先后经过九年时间。他先到禅宗著名道场镇江金山寺，从大定密源参禅。不久，行脚江南，漫游杭州、宁波等地，遍参禅林耆宿。1877年，在他27岁之时燃指剜肉供佛后，历游天童、茅山、普陀、雪窦等处。1881年，寄禅最初的诗集《嚼梅吟》，在宁波出版，使他在学时诗坛上获得了一席地位。1886 年，王闿运集诸名士在长沙开福寺创设碧潮诗社，参加者共19人，寄禅也被邀参加。这年秋，他又北上武昌，乘船重游金山，冬又回到湖南。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先后出版了《八指头陀诗集》以及《白梅集》。
    寄禅法师在自己多年游历的生涯中，从38岁起至51岁，先后担任过湖南六个丛林的住持：衡阳大罗汉寺、南岳上封寺、大善寺、宁乡沩山密印寺、湘阴神鼎山资圣寺，长沙上林寺。1902年，浙江宁波天童寺首座幻人率领两序首领代表前来长沙，请寄禅到天童寺任住持。天童寺为东南名刹，自明末密云圆悟重兴以来，规模宏大，俨然为十方丛林模范。清末渐趋衰落，寄禅担任住持以后，天童寺再度重兴起来。五年后，寄禅法师住持天童寺任期已满，僧众又留他重任。
    情到极处便会通过诗自然流露出来。作为一诗僧，寄禅法师将他对人间万象的感怀寄情于诗，借诗言志，苦读苦吟。他小时为人牧牛，即“带书读”，为塾师烧火洒扫，时时讨教。自从得《唐诗三百首》以来，废寝忘食，“一目成诵”。以后曾博览汉魏六朝至唐宋的名人诗集。 59 岁时还说：“余近读孟东野诗，辄不忍释手。”他的好学精神，数十年如一日。寄禅法师写诗好问，凡清末湘潭诗人，他有的拜为师，有的交为友。寄禅法师加入碧湘诗社以后，对自己所作的每一首诗，都求教于诸名宿。他本“生来傲骨不低眉”，却“每到求人为写诗”。常“为求一字友，踏破万云山。”他在吟诗时也经常是“五字难吟稳，诗魂夜不安。”他本是一个半文盲，却成为一代诗僧，少年的聪悟，记忆的惊人，诗思的神奇，在他都是次要的。杨度评价他“虽云慧业，亦以工力胜前也”，说他的成就得力于他的勤学苦练。
    近代高僧由于生卒年代适逢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之时。因此，国内的政治变革与异族列强的入侵都是他们不可回避的问题。 作为一佛子，虽皈依佛门，但生于斯，长于斯，不能不为自己的民族所罹灾难而担忧、又不能不为列强的残暴行径而愤慨。寄禅法师亦不例外，以他佛陀弟子兼诗人的情怀，忍见自己的国家遭此惨境，生灵涂炭，战火横飞。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从天津入攻北京，沿途纵火焚烧，大肆杀戮，奸淫抢掠，无恶不作。整个北方大地，火光血水，一片殷红。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到蹂躏。寄禅法师在诗中描绘了当时的情形：“强邻何太酷，涂炭我生灵！北地嗟成赤，西山惨不青。陵园今牧马，宫殿只飞萤。太息卢沟水，惟余战血腥。”1910年，日俄协约，其实质是列强互相勾结，蚕食中华领土。诗人在《感事二十一截句附题冷香塔》中概叹：“鲸吞蚕食各纷争，未卜余生见太平”。“修罗障日昼重昏，谁补山河破碎痕？独上高楼一回首，忍将泪眼看中原。”同时又用诗来歌颂表彰英勇御侮的英雄 ( 即左宗棠旧部在牛庄守卫，与日军作殊死搏斗 ) ：“折足将军勇且豪，牛庄一战阵云高。前军已报元戎死，犹自单刀越贼壕。”寄禅法师用自己的诗情来激发国人反帝救国热忱。
    他痛感国难当头之日，君主懦弱，群臣昏庸，难觅匡扶社稷的忠臣。 “落日青山远，浮云白昼昏。衣冠一时盛，肝胆几人存？”中日甲午战争，将士们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抵抗。但最终李鸿章还是代表腐败的清廷和日本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诗人在诗中哭道：“天上玉楼传诏夜，人间金币议和年。哀时哭友无穷泪，夜雨长南归来眠。” 1901年，李鸿章又代表清政府和英、美、俄等八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在这多事之秋，诗人的热血犹自激荡不己，不甘沉沦，用诗来抒发报国无门的苦痛。“声声欲唤国魂醒”；“国仇未报老僧羞”。
    1906年，诗人出家近四十载，用悲愤的心情向前来天童山采集植物标本的师生发表演说：“盖我国以22省版图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徒以熊罴不武，屡见挫于岛邻”。他慷慨激昂地提醒众人，那些金发碧眼的人其目的是奴役中华。他希望有志之士奋起，富国强兵，兴利除弊，“力革旧习，激发新政，”用“卧薪尝胆”的精神，和“磨砖作镜”、“磨铁成针”的毅力，挽救危难中的祖国。他以满腔的义愤和炽烈的爱国热情去激发人们奋发图强，拯救中华之意志。
    寄禅法师是首任中华佛教会的会长。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年，各地佛教徒代表集合于上海留云寺，筹组中华佛教会，公推寄禅为首任会长，并设本部于上海静安寺，设办事处于北京法源寺，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团体。寄禅法师在佛教危亡，寺僧被摧残之际，奋然挺身，为佛教的存亡据 理力争。1912年，各地侵夺僧产，毁像逐僧之事时有发生。为此，寄禅法师赴南京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请予保护，并在同年 l1月10日 和他的弟子道阶法师前往北京请愿，会见内务部礼俗司杜关，要求政府下令禁止各地侵夺寺产。可是请愿未获得结果，反受侮辱，他气愤地辞出，当天晚上胸膈作痛，圆寂于法源寺，世寿62岁，僧腊 45 。
    寄禅法师生于1851年，卒于1912年，他以自己的聪颖慧悟修习禅定。而且在十多年间任六寺住持，所到之处整修寺观，德高望隆，且以惊人毅力研修诗文，既为禅僧，又是诗人，达到很高的境界，成为中华近代佛教界的著名人物。他勤学好问，虚心求教的精神始终如一，令人感喟，景仰。

学佛无坏事

宗仰

（乌目山奇僧）


    宗仰法师，俗性黄，原名浩舜，法名用仁，宗仰是他的法号，又号乌目山僧。中年，别号楞枷小隐，晚号印楞禅师。他是我国近代史上托迹空门的爱国志士，也是一位颇具影响的诗人、教育家，他忽僧忽俗，儒释同致，被人们誉为天下奇僧，是佛教界的一流人物。
    宗仰1861年5月出生于常熟南城门外一户从事米业的商贾家中，他的父祖辈开设一家黄大隆米行，虽算不上巨富，但家道也很殷实。他的母亲赵氏笃信佛教，是虞山三峰清凉寺的信女。宗仰小时即聪明好学，才智过人，对家中往来的生意不感兴趣，也从来不予过问，倒是母亲去三峰进香之时，他总是随侍在侧，所以从小就受佛门的熏陶。16岁那年，父亲和哥哥逼他学掌店事，他愤而出走，来到三峰清凉寺削发为僧。他的母亲对此并不加以阻止，却认为“一人受戒，七世超度”，是“前世有缘”。
    清凉禅寺当时的主事者是药龛上人，他的戒行在江南一带著称，与翁同和、赵宗建等士人过从甚密，而且重视培植僧材。宗仰到清凉寺以后，药龛很是器重他，对他着力加以培养，延聘名师王伊来督促他读书。宗仰得到王伊的悉心教导，又因清凉寺是千年名刹，藏书甚丰，他能博览群书，认真攻读。在几年的时间里深研释家内典，旁涉中外学说，并对琴棋书画、园林艺术等许多方面都有涉猎。他作的山水画，落笔如风雨，于苍秀中见劲气。他的诗受到龚自珍、黄遵宪、郑珍等人的影响， 苍湛突兀，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翁同和一日看到宗仰的诗文，称“ 辞茂义幽，莫测其际。”并说：“子习举子业，住著自缚， 倘入缁门，慧海之舟楫也。”从此宗仰更加视功名如粪土，对佛教经典深研细究。
    宗仰本来家资甚丰， 然他对这些资财全无兴趣，竟至愤而出家，以此可以看出他的秉性异于常人。出家后的宗仰依然我行我素，不拘小节，举止言行常被人视为触犯清规戒律。当时正值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入中国，日趋腐朽的清政府的统治也风雨飘摇。常熟城里的一些读书人经常聚在一起议论时政，担心自己国家的前途。宗仰虽已剃度，但仍旧跟这些人往来频繁，参与抨击朝政。1884年初，他应一些友人之邀出游无锡，适逢春日庙会。熙熙攘攘，所到之处士女杂处，游人云集。遁入空门的宗仰厕身之间，一些人认为他触犯了戒律。这事被三峰寺施主知道了，认为有损寺里的声誉，要求其师玉锋和尚对宗仰严加管束。玉锋对宗仰狠狠训了一顿，扬言要把他赶出寺院。宗仰本是个性极强的人，那堪受此屈辱，决定离开三峰寺，去当一名云游四海的游方僧人。玉峰和尚听说爱徒真的要走，反倒老泪纵横，亲自把他送到镇江金山寺挂单受戒，改拜该寺方丈长净为师，要求长净法师对宗仰多加关照。长净看宗仰果然颖悟非凡，一见之下，格外喜欢，于是对他也加力培养。宗仰在寺内学习日、梵、英等文字，以后又到南北名刹朝山进香，宗仰得以游齐鲁，历燕赵，继而循海过越南至闽粤，遍历各省名山大川。每到一处，领略江河秀色，山川灵气，总是赋诗作画。气益豪，诗益壮，画益进，爱国之心也更加炽烈。1899年他回到上海，这番游历开阔了他的视野与胸襟，也陶冶了他的画意诗情。
    宗仰和一切“ 位卑未敢忘忧国” 的仁人志士一样，始终以其炽烈的情怀关注着世间风云。虽身系佛门，心未忘世。他在佛学思想上提倡华严、唯识二宗，认为此二宗能使国民具有勇猛、无畏之气概。在此佛理的认识基础上，他在自己的诗画中注入爱国激情，抒发对身处末世国运的忧愤感怀以及“ 重救沉沦”和“乘时崛起”的胸臆。宗仰到上海后不久，戊戌变法失败。他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祖国河山被列强瓜分的局面，忧心如焚。1899年，他与唐常才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救国会，后称“回民公会”，即包括士农工商的爱国团体。当时俄国图霸满州，逼清政府签订密约。回民公会和一些爱国志士举行集会，宗仰登台演说， 其情辞恳切，动人心弦，令听者动容。会后致电清政府，要求废除密约。1900年，八国联军攻下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当政者固然昏庸腐朽，而海内偷安嬉戏的人又比比皆是，宗仰对此十分痛心，于1901年作《庚子纪念图》，以寄托他的愤慨和沉痛，并且希望观者勿忘国耻，应该知天下兴亡之责， 群策群力， 报效祖国。他在自序和题诗中有这样的诗句：“难倾铁泪详图画，只记颓京城下盟。”该诗和画发表后，轰动朝野，仁人志士题咏达40多首，合刊行世。一时“不忘国耻， 振兴中华”成了当时国人的共同呼声，宗仰的爱国名声也传遍海内。
    宗仰一直有感于我国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上下绵绵历数千年，在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高尚道德的民族。所以一直倡导国民道德。所以，他一直推崇华严宗。华严的理论，在普度众生，使众生头目脑髓，都可以施舍于人，毫无自私之意，是极端纯粹之道德。法相宗的理论，万法唯识，一切有形色相，无形法尘，都为幻见幻想，空无所有，是极端清净之道德。在宗仰看来，一个人如果具有华严宗的利他精神，法相宗的自净其意的品格，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在佛上，佛在心间，人人不做违心之事，丧心之事，则良心常在。象这样道德的根基，不期立而自立。有鉴于此，他特别提倡教育，在俗僧两界，他都特别注重培育人才， 以启迪民智。宗仰为此不辞劳苦，将自己的热情倾注于奔走办学之事业上。1902年，他和蔡元培，章太炎，蒋智田、吴稚辉等人在上海组织了“ 中国教育会”。这是一个以爱国教育和推翻清政府为己任的革命团体，宗仰被推为会长，蔡元培为事务长。教育会最初的目的是要通过改良编制教科书，向青年灌输新教育，认为振兴中华，推翻满清，非从改造青年思想入手。第二年，帝俄入侵东三省，我国留日学生因为组纵“拒俄义勇队”被遣返到沪；同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因反对校方禁谈时政而罢课，校方用高压政政，迫令二百多名学生退学。为收容退学青年，宗仰又设法募捐，成立了当时号称“东南革命大本营” 的爱国学社，收留从日本、南洋公学及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的学生。在此之前，他还创办过一所爱国女校。这几所学校都是完全新型的学校。这年的五月，宗仰还资助浙江大学堂退学学生组织“ 新民塾”。宗仰以他的特殊身份和他与犹太富商哈同的华籍夫人罗伽陵的佛缘关系，利用“哈同花园”的“ 安全区域”，为先后到达上海的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苏曼殊、李叔同、黄兴、陈天华、邹容、章太炎提供活动场所。
    说到底，一个人无论在僧在俗，都不过是选择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藉此来主宰自己的生命，做到来去自在。而无论在俗在僧，那些真正热爱生命的人都不肯流减生命中的热情之火，虚度此生。而是以适宜自己的方式将生命挥洒得更为淋漓尽致，从而迈向光明的境界。故前辈高僧都能在告别生命圆寂时平静、安详，实在是他们感到自己在世时的苦行无愧自己，无愧此生。宗仰法师真是如此，以他的性情， 洒脱放达，又精研佛理，添得佛法之精妙奥义， 兼通数国语言，尝游厉过国内名山大川，其眼界胸襟自然非常人所能比拟。所以，他是具备了佛法所讲的“ 器识” 的，他又将此“器识”用于自己所钟爱的事业上，造福众生。
    他尽自己的所能，帮助惨淡经营的革命党人。1903年，发生了举国震惊的“苏报案”，《苏报》刊登了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文中大骂清政府是野鸡政府。清政府下令封禁《苏报》，逮捕了邹容、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逃往日本。在事发之初，宗仰留在上海多方奔走营救章、邹二人。后来，清政府和租界捕房把宗仰的名字也列入了黑名单，因此，宗仰逃亡日本。恰在此时，孙中山自河内经西贡、暹罗抵达横滨。宗仰慕名拜访。孙中山与他一见如故，特辟楼下一房间让宗仰居住。此后两人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宗仰还出资支持了革命党人所办的《江苏》杂志。1903 年秋，孙中山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宗仰资助旅费200元，并赋《饯中山》诗一首，诗中有：“握手与君五十日，脑中印我扬子图”之句；且对孙中山壮别寄愿：“此去天南番北斗，翻来邗水奠新都。” 希望孙中山的檀香山和北美之行能叱咤风云，翻天覆地。
    宗仰古道热肠，在他人遇到困难之时总是伸出援助之手，不仅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孙中山在美国流寓期间，曾经与保皇势力进行过激烈的较量。孙中山在同康、梁等人的论战中，得到了宗仰的有力支持。1904 年，孙中山曾几次写信给已经返回上海的宗仰，要求：“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宗仰也是此中骨干成员。1905年，同盟会成立，宗仰是同盟会会员。不久，“ 苏报案”平息，章太炎出狱，宗仰守候于牢门，为之安排一切，并赠给他旅费，让章太炎三天后即去日本。后宗仰又将致公堂集资刊印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分寄南洋、美州各地。19l2年淞沪都督李燮和率师北伐，急需装备，而宗仰为之筹集巨额饷银，对革命力量作出了巨大的支持。不久，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宗仰特去迎接并安排章住在哈同花园中。紧接着，孙中山从欧州回来，船停在吴淞口，宗仰亲往迎接孙中山到哈同花园与廷芳、蔡无培等30多位革命党人会晤，共商建国大计。
    宗仰多才多艺，早在他从各地游历已毕回到金山寺时，其才识早已为各寺院中的僧侣刮目相看。当时上海犹太富商哈同正在静安寺路筹建一座花园，他的夫人罗伽陵是华籍人，崇信沙门， 要在园中建设经堂， 请群僧前来讲授梵典。于是专程前往金山寺进香，请宗仰主持其事。宗仰既通佛理，又懂得东方园林艺术。在他的主持修建的爱俪园，在300亩之大的空地上，随着地势的高低，相机营造房屋，堆砌假山，开掘河地，设计经营，颇费匠心。在园中建设经堂，开办学社，讲授梵典。在爱俪园中，接待孙中山、章太炎，组织多次救灾义赈，罗致许多学者从事经学、小学、史学、文学、佛学、文物、金石碑版等方面的研究，还出版《学术丛编》，《艺术丛编》等刊物。
    从宗仰上述的种种行动中，都可以看出他自行化他， 忘我利他，面向现实，面向人间，实施真正的菩萨行，大慈大悲救助他人的济世精神。佛法中的兹心慈行就是希望他人得到快乐，帮助他人得到快乐。悲心悲行就是希望他人离去痛苦，帮助他解除痛苦。所以，宗仰虽出家为僧，但他从虔诚的佛教徒的信仰出发，慈悲为本，在潜修的同时，兼济众生，广修善业，利乐有惰。
    宗仰的这种行为完全是发自佛陀的正觉，决非迷恋于仕途功名。辛亥革命胜利后，他的一些旧朋友都成为当政要员，达官显贵，但他却淡泊自处，仍过他清净的头陀生活，他在自己的诗中披露了这种情怀：“乾坤事了续参禅，坐破蒲团不计年；依旧在山依旧寺，推窗唤醒老龙眼。”不久，辛亥革命失败，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之职，北洋军阀登台执政，宗仰见此情景，知事不可为， 谢绝交际，悄然回到镇江汇天寺，闭关阅经，三年共览十二部经。接着又遍登庐山、黄山、九华、雁荡、天台等名山。他对革命胜利后的果实被篡夺十分痛心，在袁世凯称帝前，他作一幅《江山送别图》，题款称“ 共和末日写此用留纪念”，用“江山送别”，“共和末日”来抒发对时局的不满与诅咒。早在南京政府刚一成立时， 宗仰就立志于佛教改革，发表发《 佛教进行商榷书》。他在这篇文章中，又阐述了他一贯的思想，认为“ 大本大源，端在道德。” 而 这种道德的基础不是儒学，也不是西方人的基督教思想，是能“普度众生” 的佛教思想。后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各省也纷纷成立分部，企望把这一改革推广普及开来。然而，年轻的共和国很快就失去了灵魂，宗仰的主张及改革的尝试都成了空想，付之流水。他在返回金山寺时，为显示光明磊落，将罗迦陵从前送他的一串由108颗翡翠做成的佛珠交还给主人，连自己的衣服、书画等物一件都没有带走，只身离去。宗仰回到金山寺，由于他的影响和学识，原来的方丈青权法师决定让位于他。宗仰并无意于此，写了一副对联给青权，联云：“尔兄回山，不作此想；吾弟主席，尽可放心。”一时仰为佛门佳话。
    作为一佛子，宗仰从未忘却自己对佛教事业应尽的责任。他在精研佛理之余，还著书立说，写了不少有关佛学方面的著作。在他的著述中，始终贯穿着佛教徒主动肩负改良社会，启迪民智，改造国民道德基础责任的精神。因此，他认为必须猛省时机，力图振作，积极整顿，兴利除弊，只有如此，才能阐扬祖乘，辉耀佛庭。他认为应发扬百丈遗风，复古清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全体僧众要一律参加劳动，不搞特殊化。僧众应用自己的汗水，创造财富，造福大众，改变千百年沿袭下来的寄生生活。禅、教、律并重。禅以悟心了性为大旨，教以圆解了义为究竟，律以现身无犯为正果。另外，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还一再倡导要兴办僧教育，制裁剃度，认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准取得僧尼的合法资格，以防止游民逋客，市井无赖，流入僧籍，败坏佛门。佛教的改革应杜绝应赴也是他一贯的思想。宗仰认为，僧尼为俗人念经作佛事，是释迦牟尼佛生前斥责的五种邪命之一。如果僧尼专以经忏为业，容易给社会造成一种错觉，误以为佛教就是“ 超度亡灵。”佛教徒应该忘我利他，广做善事，以利有情众生。另外，他还利用哈同经费，从1909年起，用了9年的时间，根据日本弘教书院的《大藏经》小字本，参考日本的《缩刷本藏经正误录》以及有关的其它刻本，辑校出版了一部《频伽藏》。全藏共40函，连总目共计440册，经1916种，8416卷，这一巨大工程共耗资20万元。宗仰在《刊经记》中说：“此经之成，历事如是之难，用 款如是之巨，主人固推诚相与，坚定不移，余亦综核勾稽，因果自失。”“ 今兹藉非佛法感通，无人合相，则何以遂初心而释重负，由后思前，不觉色然喜而又怦怦心悸也。”可见他自己为这部《藏经》也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对佛教事业是一大功德。
    除此以来外，宗仰还是复兴栖霞寺的第一祖师。1919年，宗仰偕同青权法师，扬州的寂山、雨山法师去南京栖霞朝山。栖霞寺建于齐梁间，是金陵的名刹，毁于清咸丰年间的兵火中，尚未修复， 古道场的山茅中仅剩几间破屋，是法意老和尚的栖身之地。法意老和尚见宗仰等法师朝山，意识到善缘己至，口中连称“善哉！善哉！”随即跪在宗仰面前，恳切地说：“恢复栖霞古寺，惟你可为，你若不应，老僧宁愿脆死不起。”宗仰急忙将他扶起，边说：“有话好商量。”同行的几位法师都认为只有宗仰才能担此重任，并都表示全力支持。宗仰回到了金山不久，法意又备了礼品，亲赴金山，称宗仰为中兴栖霞的祖师。宗仰遂来到栖霞，亲自主持寺庙的复建工程。栖霞寺年久失修，且原有山地寺产，也沦为江宁县学产，多赖各方人士相助，宗仰起而力争。孙中山也首捐银元一万，作为归还宗仰义助革命之款。交通厅行会京沪铁路局，将南京郊区的松树村小站移到栖霞。宗仰开座的那一天，四众云集，荒郊山野中搭起了20余座芦棚。栖霞寺因宗仰的到来而日趋繁荣。寺庙的修建工程进展很快，毗卢宝殿平地而起。这个时候，整个寺庙的规模略定，而宗仰竟积劳成疾，于1921年7月圆寂，年仅57岁。

学佛无坏事

印光

（净土宗师 常惭愧僧）


    生老病死是人类永恒的问题，任何一个思索人生根本与究竟的人都始终不能摆脱它对自己灵魂的缠绕。于是许多执着于精神追求的理想主义者，藉人生的痛苦经历，而逐步理解和信仰某一宗教人生的存在。在灵魂无助之时，为它寻求一个依托来自救，以使人们在对幻化无常的人生感喟中立足脚跟。现代高僧印光法师的出家正是基于自己在病榻上辗转数载而对人生究竟发出的颖悟，从此“觉今是而昨非”，回心向佛。
    印光法师，法名圣量，陕西郃阳县赵陈村人，名绍伊，字子任。法师弟兄三个，他排行最小。小时候随长兄读儒书，颖悟非常，曾考中秀才。15岁那年，在床上一病不起，如此有好几年。于是，在1881年21岁时，于陕西终南山五台莲花洞寺，从道纯和尚出家。第二年，又在兴安县双溪寺印海律师座下受具足戒。法师以净土为归，受戒前，曾在湖北竹溪莲华寺充照客，晒经书时，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始知有念佛法门。从此法师一生自行化他，与净土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弘扬净土，被净土佛徒尊为中国净土宗的第十三祖。
    法师是由儒而入佛的；他别号“常惭愧僧”。以此可以窥见他向佛后一生所为。他是从佛道而出，受惭愧心所驱的。一般人陷于重重的罪恶中，善根力非常薄弱。唯有惭愧的重善轻恶，能使人战胜罪恶，使善根显发而日趋于增进。释尊说：“惭愧是人类不同禽兽的地方。”印光法师一生无论为法为人，始终循着这种倾向光明的正觉。法师既自名常惭愧僧，身体力行潜修佛道，直指本心。做事但求无愧我心。本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这样做的客观后果，却使众生受惠，独善其身收到了兼善天下的效果。倘若世间为人，皆照此行事，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即人间早已成为充满喜乐清净的福地，人皆可以成佛了。
    法师的行动，身教胜于言教。他把自己数十年来参研佛法的心得体悟都融于日常的一言一行中。印光法师一生随遇而安，淡泊清苦，至老不变。他是北方人，喜欢吃馒头，每次吃饭只有一碗粗菜，吃完以后用馒头把菜碗擦净吃光，或者用开水汤洗饭碗。他住在上海太平寺时，有居士请他吃斋，他不去，再三请，他才嘱咐只上一盒馒头，一碗豆腐渣，居士答应照办，他才赴斋。在苏州报国寺时，有一次菜中用的酱油稍好点，他就提出批评。有一次，某居士拜访他，曾将半杯开水倒进痰盂里，也受到他的批评。他给人写信，过好的信纸都不用，都是用国产的毛太纸做信笺。有次写给别人的信，是用人供养水蜜桃的包皮纸。弟子们有时供养他的礼物，他不是推辞掉不接受，也就是转送给他人，或是交给库房，让大家一起一享受。他住的房间都是自己打扫，穿的衣服也都是自己洗，一直到79岁高龄还坚持这样做。有一次他在上海的太平寺，有一居士去拜访他，却见他在院子中自己洗衣服。在苏州报国寺时，真达和尚请他到灵岩山，已经替他备好了轿子，他却从上山到下山，始终拄杖步行，坚决不肯坐轿。法师一生都是如此，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摆一点架子。他自己就曾对人说过：“我不摆架子，也就不怕倒架子。”可见法师为人，有着很强的独立精神，决不肯徒受别人的恩惠，亦不肯以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负担，超然于物外。
    印光法师注重实干，不虚张，在情势紧急需要自己的时候毅然前行。1931年，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东边沦陷，全国民心激奋，纷纷要求抗日。1936年，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与上海佛教界人士在上海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请法师出关说法，号召全国佛教徒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法师护国利生的心愿非常殷切，欣然允诺，并告诉不用汽车迎送，不请吃斋，不会客。圆瑛法师对此一一答应。法师以76岁高龄带一位侍者，自己来到上海，每日讲法两小时，听讲的人都非然欢喜地信受，讲经期满之日皈依的人达1000多人。法师听说抗战中绥远的灾情严重，把当时所收1000余人皈依求戒的香仪2900多元都全部捐出，并附上自己原存的1000多元，等法师讲经完毕回到苏州，众人在车站迎接，请法师上灵岩山上参观近年的景象，可是法师却先急着到报国寺把存折取出将赈款汇出。然后这才和众人一起登山观赏。1926年，长安经过兵灾以后，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法师就将印行《文钞》的款项3000元，托国人速速汇往赈济。法师总急人所急，对社会有所助益。1935年，陕西省大旱，法师听到消息后，马上取出存折，令人速汇1000元。汇完以后，令人查帐，发现折中所存仅百元，而报国寺的一切需用，都靠这点钱了，法师对此也不介意。法师把自己的这些行为与保护佛法连在一起，把救助人的实际苦难视为到普渡众生。法师曾说：“救灾即是普渡众生，亦是保护佛法。”其言词中爱国爱民之情，是何等的恳切。
    法师对于佛法的理解，绝不脱离世间而虚妄谈佛。他启示弟子的是从“人乘”直达佛乘的一条学佛路线。在他的《文钞》中有这样几句话：“敦伦尽分，闲邪存诫，诸恶莫诈，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即是从人伦出发，在处理好上下左右关系的同时，尽自己的本分，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工作或责任做好。法师的话是极平易朴实而又见根本的。由于法师是由儒而入释的，所以，法师在用文钞教导在家弟子时，谈佛法而兼谈儒学。然这是出于谈论之方便，并非是混淆儒佛之间的界限。所以他说：“儒佛之本体，固无二致，儒佛之功夫，浅而论之，亦颇相同，深而论之，则天地悬殊。”又说：“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法师有鉴于我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自汉至清2000年来，都以儒学为主流。想要用佛法普度众生，非现身说法不可。正因为法师援儒入佛，他一以教化儒门弟子，一以维护佛教，苦心孤诣，非菩萨心肠莫能为。
    法师勤修佛事，广著文章。1924年，法师就以“常惭”之名在《佛学丛名》上刊载文章，为读者叹服，法师的名字就是从那时开始渐为人知的。1917年，天津的一位居士将法师给友人的三封信印行，并题名《印光法师信稿》。1918年，该居士又将法师的文稿20多篇在北京印行，题名《印光法师文钞》。后加上文稿数十篇，合订成二册，法师对于佛法的见解遂流行于海内。由于法师的文章佛理深邃。文义典雅，深入浅出。易于理解，故人人争读。就连梁启超读了法师的文章也备加赞叹，谓“印光大师，文字大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法师一生致力于弘扬净土宗，他之于净土宗在全国的勃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师第一次在上海弘扬净土是1918年，那时他正在扬州刻经院刻印《安士全书》；1919年，法师再次同高鹤年到上海，与简玉阶兄弟（南洋烟草公司创始人）及诸居士相见，法师详细解说净土法门，简氏兄弟和其他居士一起授发心供养千余元作为刊印经书的资助。后简氏兄弟还创办了净土道场——上海佛教净业社的社址。1922年，法师因校印经书一事，由普陀到上海，住在太平寺。各方人士来信皈依的很多。由于法师大量印行《安士全书》、《印光法师文钞》以及净土经论近百种，宣传净土，上海皈依他的人日益增多，净土宗从此在上海兴盛起来。1922年，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立，提倡净土的念佛法门。1926年，上海佛教净业社成立，并发行《居士林林刊》、《净业社月刊》。法师的净土宗负由此传播到全国各地，各地的居士林、净业社、念佛会、莲社等居士团体如雨后春笋，勃然兴起。1928年，由于在上海人事日繁，法师遂于1930年结束了在上海校印经书的事宜，于1930年2月离开了普陀山，到苏州报国寺闭关。走之前，将印行经书之事交给明道法师，1935年，明道法师去世。印此法师以75岁高龄之躯，自任主持流通之事。
    法师在报国寺闭关期间，在佛课的余暇，重新刊行《净土十要》，增编《净土五经》，并修写了普陀、九华、五台、峨眉四大名山的山志。四大名山志均于1937年由弘化社出版发行。除此之外，他在闭关期间，刊行增广文钞的续编。
    印光法师一生弘扬净土，人人皆知，但是，法师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通宗通教，密护诸宗，这种思想反映在他的三篇重要论文中，即《宗教不宜混滥论》、《净土决疑论》和《宋版大藏经》。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法师对于禅理也是十分透彻的。他在文章中，针对讲经教者每喜谈禅宗而指摘时弊，指出禅人误解。第二篇文章虽名为净土决疑，内容也是密护禅家宗旨。两篇论文，都深入浅出，实有发前人未发之处。他的第三篇《宋版大藏经序》文，指向五宗，“律、教、禅、密、净，五者名目虽异，理体是一，可专主于一门，不可偏废于余法，如由四门而入一城，如以四时而成一岁。其相互维持互相辅助之功，非深悉法源者莫能知。”反映了法师密护诸宗的深意，说明了他的佛学思想是以整个佛学为归宿的。
    皈依法师的弟子遍及国内外，远及南洋，不下10万人。但法师摄受居士弟子，多而不滥。1934年，孙传芳自天津来函求皈依为弟子，法师没有收录，介绍皈依北平的某位法师。名僧弘一法师很仰慕印光法师的人品道德，敬重他象菩萨一般，想拜他为师，居然拜三次，才终于如愿。第一次是来信求拜，印光法师谦辞不收；第二次来信要求拜师，依然不答应收作徒弟；第三次，弘一法师用香火烧自己的臂肉，以“臂香”拜师，这才得到印光法师的同意，收为弟子，共结法缘。随后，印光法师请弘一来到他身边住了半个月，言传身教。而且，法师教化居士弟子，虽宿儒也不宽容。例如前清老探花冯梦华，曾任安徽巡抚，喜写草书，平常人认不到一半，他写信给法师，法师指出他写的字太草了。后来，他在给法师写信时，则改用楷书。
    印光法师为人坦诚，不图谋虚名，且风骨嶙峋，他80岁生日时，召集僧众道友讲话：“道友正在为我筹办80寿辰祝寿活动，感谢大家一片赤诚好意，不必办了。我个人反对搞祝寿活动。社会上有些人为了显示权势，扩张势力而办寿，也有些人为积财、为扬名而办寿，他们都把祝寿引为光荣。可是我印光以为可耻。”当法师说到“可耻”二字时，面红耳赤，白发炸散，声音洪亮，堂内一片肃穆。日伪当权之时，日本军官拿着日本修订的《大藏经》送给灵岩山寺，有些青年僧人认为是日本人看得起，才把最好的《大正大藏经》送给法师。可是法师却委婉地说：“我们这里的僧众都是念佛僧人，不是研究经文的僧人，请把你们这么好的《大藏经》转送给有关研究人员吧！”法师拒绝了日本军官的赠送。
    法师虽然精通种种佛法，而自行劝人，则专依念佛法门。他的在家弟子，有许多是受过高等教育和在欧美留过学的。可是对于佛法之哲理，法师绝不和他们一起高谈阔论，只是一一劝其专心念佛，这种作风对弘一法师也有很大的影响。无怪乎弘一法师于1924年在给居士王心湛的一段话中说：“朽人于当代善知识者，最服膺者，惟是法师。”以弘一法师的名望与见解，对印光大师如此崇拜、敬重，足见法师在佛教界的声名与威望。印光法师的一生，诚如弘一法师的评价：“弘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所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学佛无坏事

谛闲

（缁门麟凤）

    1932年7月2日 ，一位毕生以住持正法，净化人间为己任的老人，于大众的念佛声中含笑坐化。祭吊上供那一天，各界前往凭吊者不下百人。10月16日 ，灵龛送至慈溪五磊山入塔，沿途百姓焚香作礼默哀，相送者达数万人之多。这位僧人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现代著名高僧谛闲法师。
    世间皈依佛门的人有许多是以无常的生死中而觉悟到有情生命的不可永续，于是，就开始探询什么是生命的根本，来体认生命的终极价值所在。在世间所有的一切中，唯有宗教能满足这种人生的想往。于是，宗教就成为可以为理想人生提供根据的根本信念。这些人执意在短暂的人生中求得永生，在不完善中求完善。所以“盖宗教之功固足救世，然其本意则为人之自救。”谛闲法师出家的原因就源于他对人生死无常的感慨。他1858年出生于浙江黄岩，俗姓米，名古虚，号卓之。父名度润，母王氏。谛闲9岁时进入乡塾。读书的成绩很优异，后来因父亲去世，家境贫寒，于是中途退学，到舅舅开的药铺学艺，19岁时，他自己在黄岩的北门开了一间药铺，替人切脉看病，遇到贫苦的患者，他就分文不取，送诊施药。可是，没有多久，他的妻子、儿子和母亲相继病故谢世。在短短的时间里，身边三个至亲的人都离他而去，经此打击，法师非常伤心，深感药物再多、再精，医术再高明，也“只能医身，不能医心；只能治病，不能治命。”这些人生的永恒的根本缺陷，没有任何人间力量可以使人免去此苦。谛闲法师遂于1877年，他20岁时到临海县白云山从成道法师出家。不久，他大哥跟踪而至，迫令他还俗。然而他出家之心早已不可追回。两年后，大哥去世，他再到白云山，随师一起研读佛教经典。24岁时，他到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留寺参禅，不分昼夜，勤于精进，功夫日增。25岁时，他又到平湖福臻寺，从敏曦法师听讲《法华经》。因为是初次听讲此经，故茫然不知所云，颇多费解。有位高僧给了他一本《法华会义》。于是他白天听讲，晚上自己看注释，一连十多天，废寝忘食，终于玄解顿开，因此被人叹为“稀有”，“法门龙象”。
    二十八岁时，他两次到上海龙华寺，听晓柔法师讲《法华》，听大海法师讲《愣严》，精益求精，务穷其奥。于是被同学邀至杭州六通寺升座讲《法华》。答难解疑，辩才无碍，听众无不叹服。1886年，他在上海龙华寺听瑞芳法师讲《禅林宝训》，并由龙华寺方丈端融和尚授记付法，传持天台教规第四十三世。
    谛闲法师结合自己在研习法经的过程所遇到问题，结合当时干戈云扰、神州鼎沸、灾难相劫，佛化不振的状况，对于一些经卷又进行疏理钩沉，进一步剖析玄微，对经义和教理阐发得非常详尽透彻。谛闲法师 32 岁时在龙华寺讲《法华》，听众多达两千人。经期圆满后，到镇江金山江天寺，连住两年，弃教参禅。以后到宁波慈溪芦山圣果寺闭关，专修天台教义。后又接受信众的要求，回到龙华寺讲《愣严》，并完成了〈愣严经序指味疏〉的著述。此后，法师应各方信众的邀请，经常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山东、辽宁、黑龙江等地讲经说法。由于法师素有辩才，故讲处座无虚席。。
    为振兴佛法，1910年江苏南京创办全省佛教师范学校，众推谛闲法师为校长兼总监督，法师概然应聘，驰赴住所。挑选各省笃实的青年僧徒，分班讲授，解行并进，开创了中国近代僧伽教育史上的新纪元。谛闲法师对于培养僧才不遗余力。1918年，他在北京讲经完毕后，叶恭绰、蒯寿枢慷慨捐资，请开设观宗学舍，作为培养佛教师资之所。第二年，观宗学舍正式开办，法师亲任主讲，讲述了《教观纲宗》、《十不二门指要钞》等，苦心孤诣，造就了不少弘法人才，一些著名的法师如仁山、常惺、宝静等皆出于此。
    谛闲法师毕生辛勤为法，诲人不倦，他将自己对佛法的理解与参乘都通过讲经说法，使佛陀的慈悲与智慧流入人们的精神，浸润人心，使他们在纷乱的世事中不致失落自己。1915年，日本企图灭亡中国，提出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举世震惊，其中“传教自由”一条，国内佛教徒反对尤为强烈。当局为了安抚民意，派孙毓筠在北京设讲经会，请谛闲法师讲《愣严》，法师毅然应邀北上，任大乘讲习会的主讲。中外人士赴会听讲的每日达数万。当时正值民国初年，百废待举，各处都有毁庙兴学之议，围绕地方的庙产，屡屡发生纠葛。内务总长朱启铃特为此拟定了《寺庙管理条例》，征求法师的意见后，颁发全国各地。1918年，北京发起讲经会，徐文尉居士主其事，请谛闲法师开讲《圆觉经》及《大乘止观》。徐亲自南下至观宗寺迎请，谛闲法师乘轮船北上。到达北京后，他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白天撰写讲义，晚上登座宣讲，一连讲了三个多月，请求皈依的人不下数万。1921年，他应浙江省督军卢永祥、省长张某之请，在海潮寺讲《仁王护国般若经》。65岁时，他在上海净土庵讲《弥陀经》，于芜湖讲《法华经》， 后应南园居士的请求，开讲《大乘止观》。大师有感于“障深者莫通津粱，慧浅者罕窥其宗趣”，又写成《大乘止观述记》，在《述记》中法师广征博引，理明辞畅，将深奥的佛理演绎得颇为生动透彻，非常便于弘扬宣讲。
    法师试图将深奥的佛经依据自己的心得整理得机畅流通，方便初学的人，使其易于拾级而上。1928年，法师在71岁高龄时，不惮其烦地完成了八九万字的《观经疏钞演义》的编述。《疏钞》已历时500多年，年代久远，进世变迁，人的根器又不相同，难免影响妨碍对于佛法的领悟，于是将其删定加工修改为《观经疏钞演义》。就在这一年，他还把观宗寺的弘法社和研究社会并为一个弘法研究社。
    法师多年研习佛法，深感佛教于乱世对于众生心灵的救助是当务之急。1924年，当此之时历年水火刀兵，饥馑瘟疫，相继蔓延，民不聊生，国无宁日。法师认为若再不忏悔，祸患就将不堪设想。有感于此，特在观宗寺开讲《梁皇忏》，并撰成《梁皇忏随闻录》，意欲使礼忏者一见此书，顿生惭愧、恐惧之心，由此超凡入圣，返迷归悟。
    谛闲法师既通佛理，对事理看得也就非常透彻，不为名利所诱，洁身自好。当袁世凯冒天下之大韪，筹备恢复帝制时，设立“筹安会”，授意各界劝进。国人对此无不愤恨。而趋炎附势、上书劝进的政客文人也不乏其人。谛闲法师此时正在北京讲经，他正信在心，不为权势所屈，脚步不乱，多次表示“僧人唯知奉持佛法，不知有民主君主”，未曾以一言劝进。讲经期满，即振锡南归。
    谛闲法师护法爱教，还在于保护佛教的文物古迹，不遗余力。他曾几次兴修观宗寺，以使佛弟子有修行的住所和去处。1912年，他受聘住持宁波观宗寺，观宗寺原为延庆寺的观堂旧址。宋元丰中，四明五世孙介然法师按照《观无量寿佛经》，修观行法，在延庆寺乐北角空地建房60余间，中有室阁，四周环有十六观堂，以修观行，故名观宗。该寺几经修废，至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又重修殿堂，增建僧房，才独立门庭，别设方丈。谛闲法师在住持该寺期间，处众谦和，持身有则，不辞劳苦，将该寺的大殿、天王殿、念佛堂、禅堂、藏经阁，整 修户藉，并创设了观宗研究社。各方缁素，一时云集，蔚为壮观，观宗寺遂成为东南名刹。鉴于谛闲法师对于观宗寺的卓著功勋，我被誉为中兴观宗寺之祖。法师除修整观宗寺以外，还募资将天台山成万年寺和海门西方寺也修葺一新。
    谛闲法师一生奔走弘法，将佛陀的智慧注入众生的心田，开启众生的智慧之门，使人们在纷乱的世事中护持自己的心，使其不乱。而且为了使修学之人便于理解领悟，不厌其烦地将许多经卷借自己的研习心得重新整理，使其变得平实易懂，也使得许多参研这些经卷的人，沐浴了佛的智慧之光，又观其自性，安宁、坚毅地度过了此生。所以谛闲法师平生，立德、立功、立言兼而有之。其立德，在于止观圆融，勤苦自处，慈悯待人；其立功，兴建伽蓝，树立学社，培植后进，卫教弘法；其立言，法嗣天台，行修净土，疏经流布，昭示因果。所以，法师教通三藏，学究一乘，为台宗泰斗，不愧为佛门高僧。

学佛无坏事

弘一

（烟雨楼台 无悔此生）


    “悲欣交集”。当弘一法师用他那留下无数传世之作的妙笔写下这几个字时，回望三十九个春秋的在俗生涯以及遁入空门的二十四年的岁月，此时的心境也许只有这四字能涵盖与包容了！而法师身后，这四字又留下了那么多众说纷芸、莫衷一是的解释，在他传奇而谜一般的一生中再度涂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为后世无数景仰法师的人猜测、迷惑、感怀。而法师正当盛年，由昔日的风流佳公子及名噪中华的名士，毅然皈依佛门，潜心修律的行为，又使多少俗家弟子，勘破迷情的生活，循着法师的人生轨迹，做了永久的解脱。
    死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与选择的，因为有生，就注定有死，而如何在这个“向死而在”的过程中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则每个人有太多的自由。众生在现实与超脱之间常感无所适从，而能将崇高的超脱与平淡的现实和谐合一，确是将人间的痛事悟透之后才有的正觉，难舍能舍，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解放自我的世界的新人。许多人将法师在俗与出家后的生活视为截然的对立而不能理解，实际上，终其一生，他的出家行为与其在俗世时一样，依然是他忠于生命，忠于自己的延续。
    弘一法师1880年生于天津，俗姓李，名叔同，幼年即聪慧无比。父亲是一位笃信佛教的在家居士，在叔同五岁时去世。也许是父亲的言行濡染了年幼的他，以致成为他后来遁入空门的最始的缘起。在此后三千多个寒暑中，叔同以他独有的秉性与感悟，对所历经的人间世事，无一不是全身心的投入，自由自在地挥洒着自己的生命，无论是对自己的国家 、热爱的艺术以及钟爱的红粉知己 ，都倾入了生命中的全部热情。1898年当李叔同结婚后的第二年，正值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李叔同十分崇拜康有为，赞同变法，他曾以“ 南海康君是吾师 ”来明志。这种对于变法志士的崇拜侵透了他对于国家命运的忧怀与热爱，这种情怀又可在风靡大江南北的《祖国歌》中窥见 ：
    “上下数千年 ，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 ，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 ……，允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
    这是何等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度而感到骄傲 ！而在1905年秋，他正值年少，东渡日本留下的告别祖国的《金缕曲 》中，又一次酒意诗兴，豪放满怀。
   脉“恨年来絮萍飘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 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堪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其中“度群生哪堪心肝剖”一句也许是他出家为僧前朦胧时心迹的剖露，是他在浪迹天涯、遍尝人间滋味种种之后，终感在尘欲所累的世间，随波逐浪、自救不了。所以才终于从黑漆激绕的世间解放出来，热肠而冷眼地透视人间，为身忘世，勘破自我。
    对于自己所钟爱的艺术，李叔同更是体现了这种忘我精神。作为中国第一家话剧团“春柳剧社”的创办人，他所扮演的《茶花女》一剧中的女主角玛格丽特以及在日本登台演出的《黑奴吁天录》中的女主角爱美柳夫人，都给人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象。尤其是他所饰演的茶花女，其优美婉丽，使台下的观众为之动容，情不自禁地跑到后台去与之握手。作为美术家，他既擅长丹青，又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洋油画的人之一，他工于素描、水彩、油画、国画及图案设计。作为音乐家，他集作词、谱曲、演奏于一身。他的一曲《送别》至今还传唱南北。“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其中的情韵使多少不堪离别的性情中人感怀。此外，他善书法、金石，各体的碑刻他都临摹过，写什么象什么，即使在出家摒弃了一切艺事之后，也亦独独没有放弃书法，常以手书的经文佛号赠与他人，继续以他的艺术与对佛的参悟来启迪世人。对情爱，李叔同亦是倾其真情，无论是对生身之母，还是欢场女子，亦或是异国女郎，他都是以人的情感挚爱着。他对母亲极尽孝道，因为念其母不是父亲的正室夫人，他格外体谅母亲的一颗孤苦与难以为外人道的情感，不惜携母南下上海，为的是给母亲一个舒适宁静的环境以慰其心。甚至在他出家以后，每逢母亲的忌日，他都要设法纪念。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多才多艺多情，潇洒豪放的翩翩佳公子，在从日本回国后，竟于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在杭州虎跑大慈寺剃除须发，披上袈裟，正式出了家。
    出家后的李叔同，法名演音，号弘一。从此将他半生“绝代才华绝代姿”的生涯划上一个句号，竹杖芒鞋，严持戒律，勤学苦修，广事弘扬，成为被佛教界推崇的中兴南山律宗的一代高僧。
    以李叔同的盖世才华与绝顶的情智，在他刚值三十九岁的盛年就已达到了艺术的颠峰。但他是绝不会囿于其中而满足的，他要向着生命的最根本深处去探究。说到底，学术、文艺不过是生命存在所依托的形式，连身体都是生命的物化，而财产、子孙、情爱也只是生命存在的外延。对生命的究竟与根本的探究是弘一法师这样悟性极高的人最终要追寻的。本来众生的苦迫，皆因贪爱所系，爱为系缚的根本，也是现在、未来一切苦迫不自在的主因，爱的含义极深，如胶漆一样粘连而不易摆脱。 虽以对象种种不同 ，而有种种形态的爱染 ，而对于身体、财产、子孙、情爱以及艺术、事业都可归于爱染的种种形态，是世间无明的境界之爱 ，即 “ 有我即有我所 ”。由于爱本身的特点 ，于是就有无限的欲求与无限的烦恼。“ 什么是自己，什么是自己所有？”这是李叔同在体验了生命爱染的种种形态之后注定要思索的问题。他先在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 ，又读了一些理学和道学的文章，于是到虎跑大慈寺去断食。第一周，半断食，渐减食量；第二周，全断食，只饮泉水；第三周逆着第一周的顺序而行之，一直断食十七天。他将断食期间的感受详细记录下来。这段时间他的感受非常清凉，感觉亦特别灵敏，能听人所不能听到的。悟人所不能悟到的。有此体验之后，他始觉此间的喜乐才是生命的真乐，是超越世间为贪爱所系缚的一切的人境之乐，找到自己，找到真我。出家前，弘一法师把平生所用的印章赠给西泠印社，把书籍、字画、衣物，分赠给几个学生，毅然离俗弃世，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把俗人以之为苦的视为至乐。唯此，才能解释为什么出于豪门世家，遍尝人间锦衣玉食 ，在温柔富贵之徜徉徘徊了半生的叔同终于参破世间的迷情，一入佛门，青灯古佛，勤研戒律 ，终此一生。唯有此，才能解释昔日怜香惜玉的叔同，能在与已厮守了十年之久的爱妻前去探望之时，闭门不见，致使其痛不欲生，挥泪离去。哪知此时的弘一法师已非昔日的叔同，他早已不为世间的爱染所系，一心向佛，遵守戒律。
    出家后的弘一法师生活极其严肃，一改昔日贵公子的面貌。他起初修净土宗，后修律宗。律宗是很严格的，一举一动都要严守戒律。弘一每次坐藤椅时，都要把藤椅摇一下，怕一下子坐下去会压死藤椅缝中的小虫 。他曾亲侍当时名播中外的印光大师，亲眼目睹大师俭朴的生活，这对弘一影响很大。他的生活也极尽俭朴，他常把别人对他的供养移作佛教事业经费，自奉很薄，他行游各地时，锡杖芒鞋，三衣一钵，有时自己还挑行李，完全是一个苦行头陀。他严守“ 过午不食 ”的戒条，有时缺医少药，生活清苦，以致于体质都变得非常赢弱。弘一法师到浙江、福建一带由寺院挂单或闭关，每到一处都要用大量的时间整理佛经，以振兴南山律宗。他把修道参佛的功夫融于日常的意理机趣。出家后的弘一法师，旧日的朋友学生常去看他，还有慕他在俗的声名的人，想一睹他的风采。但法师清癯消瘦，淡泊笃定，全无当日的风流意气之态，且常微笑默然，并无高谈阔论，致使慕名前去的不少人非常失望。这恐怕是悟道之人的心态，明白以后不愿也不能更多的表达。很多向他求字求教的人，弘一法师也只是写一些最为常见普通的如“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持赠，言谈之处总是让人潜心修律，严守戒规。而且他对人的教诲也是从日常的生活着手，全无故弄玄虚之处，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万事万物。拜他为师的宽愿法师一直跟随在弘一法师的身边，弘一教他学文化，教育他怎样处世接物，认真做人，并教他许多格言。如 “放宽肚皮容物 ，立定脚跟做人”，“律己宜带秋气，处世须带春风 ”；“临事须替别人想，论人先将自己想 ”；“立志要苦 ，意趣要乐，气度要宏，言动要谨。” 所以，出家后的法师对人对事淡然处之，不掠不怒，从容应对，真正做到了他教诲于人的“ 人到无求品自高 ”。他对宽愿法师说过：“ 人生在世，有三大难得。一是中国难得，二是佛法难闻，三是良师难遇。”弘一法师对此还逐条加以解释，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众多、地大物博、风景秀丽、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能做中国人是何等幸福。佛法难闻 ，则是做一个和尚并非穿 袈裟就算是皈依佛门了，必须排除一切杂念，坚持戒律，勤学苦修，才能得道，才能超度众生。学佛得道，必先求得知识学问，深透理解佛经的精义。要达到这一步，又需借助一定的 方法，这就需要良师的诱导教诲，指引道路。这是弘一法师究 其平生所悟，言词虽平实朴素，然却是为身处世的中道，是法师的自觉觉人，自度度人，虽是对出家弟子而言，而对于声闻之人，亦有本限的义理。他不仅这样教诲后生弟子，在出家修行的过程中那种认真严肃，首重器识的高尚品德，较之在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弘一法师既从繁华的世间遁入空门，早已把浮名看淡，因此在他修行期间对于世俗的应酬，尽量回避，尤其不结交官场中人。1937年，弘一法师应青岛湛山寺之请，前往讲律。行前约法三章：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名。而且为了防人接船，他特地临时改搭他船。到了青岛之后，除讲律外，闭门谢客。有一天，青岛市市长来访，法师拒绝会面。市长设斋邀请，也请不到他。弘一法师特写“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的偈句来婉谢市长的盛情。 1937 年抗战爆发，法师不顾炮火连天，依旧按预定日程行事。这年冬天，厦门时局紧张，大家劝弘一法师赴内地避难，他却坚决不愿离开厦门，自己给所住的房室题名为“殉教堂”，誓为诸寺院护法，与共存亡，如逢变乱，愿以身殉，并以诗“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来言志。这种高标傲世的节操亦可在他 1941 年冬的红菊花题偈的诗中看出：“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他自称“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对此解释“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他把身、家、国三者的认识统一起来，真正做到了忘却我所有的世间，勘破自我，不从自我的立场看世间，从而真正地理解了世间，救护世间。也从此语中亦可以看出，他早年对祖国的满腔热血，这时已融化到虔诚的弘法中去，并且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了。
    1942年，弘一法师自感将不久于人世，提前将自己的死期写信告知几位如夏丐尊一样的知交，然后写下“悲欣交集”的绝笔，此时，他眼中盈满了点点泪水。
    弘一法师的一生，无论是做人、为僧，都将生命的热情倾注到自己所热爱献身的事业中，以过人的智慧对生之方式进行自觉的选择，从而使他的生命在生死流变的过程中超越了生死，作了永久的解脱，实现了无限清净 。

学佛无坏事

曼殊

（行云流水一孤僧）


    有情是佛法的中心与根本，而佛法的真义也正是从此去把握的。世间的一切学术、教育、经济、政治、法律及科学的声光电化，无一不与有情相关，无一不为有情而出现人间，无一不是对有情的存在。如离开有情，一切就无从说起。所以，世间问题虽多，根本为有情。一生放达浪漫的情僧苏曼殊，也许正可以由此来读解。
    曼殊1884年9月28日出生于日本横滨，其祖父苏瑞广，广东香山县人，以经营进出口商业起家。其父苏杰生亦经商，为日本横滨万隆茶行买办，居住在横滨山下町三十三番地，娶一妻三妾。曼殊生母名若子，是其父所雇日本女仆。曼殊出生未三月，若子就离开苏家而不复返，杰生将曼殊交其妾河合氏（日本人）抚养，曼殊认河合氏为其生母，终其世不知自己非河合氏所生。河合氏曾经与一日本商人结婚，生子女各一人，前夫死后才改嫁杰生。为此，曼殊曾怀疑自己是河合氏与前夫之子。以曼殊的性情，必要究其来历，而毕竟又不便问及，于是，这便成为折磨他一生的难言的痛事。所以才有日后写给友人信中的话：“家庭事虽不足为外人道，每一念及，伤心至极矣！嗟夫！刘三，曼诚不愿栖迟于此五浊恶世也。”此生来历尚且不能证得，这可能是诱发曼殊对人生虚无感叹的根本所在，不然不会有每一念及使“伤心至极”的感叹。而他投身的世间，也并非澄清明朗，尽如人意，眼见众生浮沉世海，以他清高淡雅的品格，视富贵若浮云，更不肯将此生托附于这红尘中的名利场。
    于是，佛门便是他觅得的一块安身立命的“净土”，以抗拒平庸污秽的世俗人生，寻求解脱人生痛苦的所在。
    曼殊的人生观始终贯穿着大乘佛教的入世度生的积极精神。他虽身为佛门弟子，但这并未妨碍他对社会的关注，对世间的有情及对人生的体验，激发了他文艺创作的激情。佛教本是人间的佛教，理智的正觉与解脱的自由在人间而不在天上，所以，在曼殊对人、对社会的行为以及他的文艺作品中，无不充满了既重视人间，又能从中解脱的正觉。也因此，世俗的功名利禄与儿女情长均不能缚住曼殊，使他成为它们的奴隶。他以自己的生命投身于其中，既作了热切而深刻的体验，又能够 “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于是，无论名场、利场还是情场，终不能成为曼殊永久的栖身之地，而他的一生终不为外物所累。世界上能似曼殊一样豪放洒脱，如闲云野鹤，来去无牵无挂，又有几人？
    早在1900年冬，曼殊16岁时，中国留学生发起组织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反清革命团体青年会，发起人为叶澜、董鸿伟、汪荣宝、冯自由等，曼殊由冯自由等人的介绍，亦列为发起人之一。不久曼殊即考入振武学校学习陆军。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俄国也伺机觊觎我国东北，以青年会为骨干的我国留日学生极为愤慨，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推举陆军士官生蓝天蔚为队长，天天操练，准备开赴东北对俄作战，实际上也是为推翻清政府作准备。曼殊也参加了拒俄义勇队，不久，该组织被政府勒令解散。叶澜，秦毓鎏又秘密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曼殊亦参加其事，进行爱国活动。此时，负担他学费的表兄林紫垣反对曼殊参加革命活动，迫令其缀学回国。曼殊一面迫于经济困难，一面也想回国有所活动，而此时原军国民教育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回国从事革命活动。于是，曼殊于1903年9月乘船回国至上海，到苏州吴中公学任社教，与包天笑、汤国顿等相交甚欢，后又到上海，任《国民日报》社翻译。这个时期的曼殊进行了很多文字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译著。文章如《女杰郭耳缦》及《呜呼广东人》，以及翻译法国雨果的名著《惨社会》(《悲惨世界》) 。后《国民日报》停刊，曼殊设法离沪返港，找陈少白。其父苏杰生听说曼殊在香港，到港找他，想叫他回家娶亲，曼殊避而不见，陈少白劝他随父亲回家，他不告而别，终手跑到惠州某破庙削发为僧。这时是1904年的春天，他取法号曼殊，又号元瑛、玄瑛。曼殊本是性情放达，激情满怀，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然为人在世，总有许多的不自由，于是，披剃为僧，皈依佛门便成了他最终的去处，佛门净土也成了他理想的去处。
    皈依佛门后的曼殊依然保有一颗热情激荡的心，不曾让它有片刻的冷却，他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然他的入世度生并非为了贪图功名，纯粹是从救护世间、教化人类处行事的，既是为了生命自体的体验，亦是以己之存在度脱众生。这此均可以从他1904年后从事的一系列活动中觅到踪迹。出家以后，曼殊即漫游暹罗、锡兰，又随乔悉磨长老学习梵文。1904年夏秋间归国，曼殊到长沙访秦毓鎏于湖南实业学堂，并留该校任教，同时与华兴圣洁的同志时相过从。华兴会在湖南发动起义失败后，他又去南京，任江南陆军小学教习。1906年春，曼殊重至长沙，在明德学堂教援图画，暑假后应刘师培之邀，赴芜湖执教于皖江中学。1907年，苏曼殊偕刘师培、何震东夫妇东渡日本，住在东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社，与章太炎同寓。在此期间，他在《民报》及增刊《天讨》上发表的文章、绘画作品以及翻译英国诗人拜伦的诗、研究佛学的文章等得到章太炎的指点和修改。刘师培、何震东夫妇创办《天义报》，他又搬到《天义报》社。
    1908年10月，曼殊应扬仁山邀请，赴南京，任祗洹精舍英文讲师。 祗洹精舍是佛教学校，旨在为佛教界培养佛学人才，开展佛学研究。曼殊对此推崇备至，认为该精舍的创办为末世之盛事，“佛日重辉，或赖此耳”。1909年期间，他先后辗转东京、上海、杭州，是年冬，印尼爪哇华侨创办的中华学校托南社聘请教员，经人介绍，曼殊遂前去担任英文教师。1909年11月南社成立时，柳亚子给他去信并邀他参加，请他经常寄诗给南社。辛亥革命爆发时，适逢他仍然羁留在爪哇，闻讯后他极为兴奋，急欲回国，在他写给柳亚子、马君武的信中说道：“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其激动神往之情溢于言表，流露出他对于国事的热切关注。在此以后的时间里，他从爪哇返回国内，转入了小说创作时期，连续在国内的杂志上发表《南洋话》、《冯春航谈》及《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以及《碎簪记》。在此期间，他经常往返于日本、上海、杭州、苏州、安庆之间。去日本是为了省视母亲，去杭州则住在雷峰塔下白云庵中，去上海则与南社诸名士畅游，去苏州则住在郑泳春（柳亚子妻舅）家中，与郑桐荪、沈燕谋同编《汉英辞典》及《英汉辞典》。
    1917年，曼殊仍来往于杭州、上海、日本之间，肠骨病加剧。秋天，病重之时住在上海蒋介石家中，冬天，住海宁医院就医，1918年迁入法租界广慈医院。此时的曼殊经济非常拮据，将自己的衣物典质一空。在病中，他还托人带信给陈独秀、蔡元培，希望病命愈后能得到一些费用，送他到意大利去学习绘画，一直到1918年5月2日，他在上海病逝。
    从曼殊的一生中可以看出，他投身于革命纯粹是出于一腔生命的热情，是属于生命自身的狂流。这种热情始终贯穿于他的的一生，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他对于自己长于斯的国土充满感情，常为自己祖国的命运忧怀。他的诗极尽此情。“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极目神州余子尽，袈裟和泪伏碑前”。他翻译拜伦的诗《哀希腊》，与自己的爱国感情起了共鸣，以致于他泛舟湖中时。朗诵《哀希腊》篇，歌而哭，哭而歌，被人疑为精神病发作。曼殊性情虽狂放不羁，但对祖国的至情却始终没有半点游移，而且还格纣自尊、敏感。他虽在日本出生，母亲又是日本人，他对母亲河合氏的感情又极深厚，但每住在日本时，他却总说：“然吾是弱国之民，无颜以居，无心以宁。”故住不多时，就想回国。在国内他又思念在日本的母亲河合氏。所以他总是来往穿梭于中、日两国之间。这些都表明曼殊无论是对自己的祖国还是对养育自己的母亲，都怀有一颗至诚的心。正是这颗慈悲悯人的心使他在皈依佛门之后，依然热切关注着人间社会，以自己的惭愧心来感应着社会的丝丝缕缕，不忍众生的种种疾苦，将自己的痛苦与众生的痛苦融成一片，见众生的苦想到自己的苦，他人的苦是自己的苦，他的痛就是自己的痛，苦在别人的身，忧在自己的心，同体大悲，自悯悯人。佛法的修行，原非单纯在于对一切有情的悲悯而忽视人类自身。如忽略这普度一切有情而以人类为本的精神，像某些人专心于放生，对鸟兽虫鱼大发善心而对于罹难的人类及人间的悲苦漠然置之、不闻不问，这实在是违反了佛法的精神，本末倒置。佛法的德行，不但为自他的相处，更应从自心扩大到“器世间”的净化，使一切在优美而有秩序的共存中，充满生意的和谐。这正是曼殊在对自己生命体认的过程中所感悟到的，所以他虽出家为僧，然从未将自己的悲喜优苦与世间大众隔绝开来。
    曼殊在经年的佛学研究中，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佛学思想。他的思想主要阐述于《答玛德利庄湘处士书》、《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及《告宰官白衣启》等文中。首先，他认为佛教衰微的原因不在外界，而在佛界内部。寺庙建在城市中，或靠近城市，僧侣难免感染市俗气。“不事奢摩静虑，而惟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因对僧侣贪图财物，被人轻贱，故佛教日益衰微。他认为振兴佛教之道，在于弘扬正法，纠正歪风。其次，他主张宣扬佛学真理，反对以诵经念佛而谋利。他对于以应赴为职业，藉道场以糊口的俗僧，进行不遗余力的痛斥。他从佛教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说明佛教的始祖只注意宣扬真理，而不干谋利的事。他说：“检诸内典，昔佛在世，为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间天上，莫不以五时入教，次第调停而成熟之；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灭度后，阿难等结集三藏，流通法宝”。而“应赴之说，古未之闻”。他说只顾做道场经忏的僧人“自既未度，焉人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他批评那些以佛法谋利的僧人实际是盗施主的财物，“且施者，与而不取之谓。今我与以法与人，人与财与我，是谓贸易，云何称施？”再次，他反对佛教徒趋炎附势，攀援显贵，跪拜皇帝、俗官。他认为佛教的流传，关键在乎士民的信仰，而不先遣王者的提倡。所以，他批判护法需赖王者之说：“诡云护法须赖人王，相彼染心，实为利己，既无益于正教，而适为人鄙夷”。另外，他主张寺院住持实行民主选举。反对衣钵相传。认为衣钵所留，争端即起。最后他主张设立佛教学堂，宣扬佛理，培育人才。认为设立佛教学堂是抵制清末毁坏寺庙之风的好办法，振兴佛教的关键在于弘扬正法，培养人才。总之，他认为佛门宜断三事：一者礼忏；二者付法；三者趋炎。第一断者，无贩法名，第二断者，无争法名；第三断者，无猥鄙名。能行斯义，庶我薄伽梵教，无泯将来。所以，曼殊的佛教思想是极力反对将法作为衣食之资与贩卖之具。正因为此，章太炎说曼殊若：“天假以年，俾得行其志，而实现其主张，则曼殊也能成佛教中之马丁·路德”。曼殊的这些佛学思想与他的为人处世实是相一致的，他的出家为僧而又界入世俗生活“由释而儒”，对比起那些虽皈依佛门，然而却藉着佛门沽名钓誉，看似严守戒律，实则内心充满私欲之人不知要高出多少，要真实多少。他实在是依托着佛门的净土，尽情地挥洒着他的浪漫气质。当年郁达夫评苏曼殊的诗比画好，画比小说好，而“比他的一都要好”，的“是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曼殊“适性自然”，从不刻意求取什么。他的佛学思想也正表明他讨厌趋炎附势。辛亥革命时他十分兴奋，有人以为他参加过革命团体，革命胜利后总可以当官显赫起来，他却说“昨晤穆弟海上，谓故乡人传不慧还俗，及属某党某会，皆妄语也。不慧性疏懒，安敢厕身世间法耶？”故辛亥革命后，他即转入小说创作时期，人品则更为孤高傲世。所以，当他的旧日朋友刘师培夫妇变节，成为端方的走狗与清政府人员勾结之时，有人因之诋毁他，怀疑他。章太炎曾为他辩解：“元瑛可诬，乾坤或几乎息矣。”陈独秀说：“至于人情世故上面，曼殊实在是十分透彻。不过他不肯随时俯仰，只装做癫癫疯疯样儿，以佯狂免祸罢了……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曼殊从不想当官，也不曾追逐名利，他一生穷困潦倒，经常陷于三餐不继的地步。一时囊尽，竟拥裘高卧数天，不吃不喝，忍着饥饿。即使如此 ，他也不肯随俗浮沉。他宁肯向朋友借贷而拒绝显贵者的拉拢。这正“是他的有所不为的精神，矫世易俗的抱负”。苏曼殊确是“独行之士，不从流俗，然与朋友笃挚，凡委琐功利之事，视之蔑如也……佛有苏元瑛，可谓厉高节，抗浮云者矣。”朋友对他的评价的确十分中肯。
    曼殊性情浪漫、散淡，他身上充溢、散发着艺术气质。他的小说与诗逸艳，充满着情网与解脱的矛盾。曼殊深知，“儿女情长，殊堪畏怖”，所以他的小说字字凄切，满纸泪痕，他的诗亦品格高雅。曼殊实是有真性情的诗人，他以自己的文艺作品处乱世而葆其真，不得不傲群小，书冷音，实则全都寄托遥深。所以，尽管曼殊为僧不俗，他始终脱不开自己的一腔人间情怀，以自己所感感人生，以自己所受之苦推想世间大苦，悲天悯人。所以，评品曼殊，倘不是以佛门弟子来看他，而是从一个生命中充满着悲愁忧喜、热情满怀的人来看他，则会倍感曼殊其人，实为难得。
    正如一位无限喜爱曼殊的老先生称许的那样，曼殊其人，说不上特别崇高或伟大，可就是不俗！

学佛无坏事

圆瑛

（为法为人 苦证菩提）


    圆瑛法师是中国现代著名高僧。他一生爱国爱教，为法为人，宗说兼通，台贤并重，禅净双修，解行圆融，是佛教界为人宗仰的一代楷模。
    圆瑛法师生于1878年，是福建古田县端上村上，俗姓吴。圆瑛小时候即能过目成诵，聪颖过人。17岁之时，便觉人生如梦，便想舍俗出家，被他的叔叔极力阻拦，没有能够如愿。18岁时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更加坚定了出家的决心，于是到福州鼓山涌泉寺，礼莆田县梅峰寺增西和尚为师，法名弘悟，字圆瑛，号韬光，自号一吼主人，三求堂主人，灵源行者离垢子等。19岁时到鼓山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
    圆瑛法师在出家受戒后不久，就显出过人的智慧。他参方访道，游历名刹。他先在鼓山安居，亲近妙莲老和尚，学习律仪。半年后到大雪峰寺，亲近达本老和尚。圆瑛法师在寺里修习苦行，勤于劳动，受到众人的好评，他任饭头、菜头之职有半年之久。21 岁时，他到常州天宁寺亲近冶开老和尚，修习禅定五年。后又随宁波天童寺寄禅老和尚习禅六年。以后又一一参拜了通谛、谛闲、祖印、慧明、道阶等尊宿。令人称奇的是，圆瑛法师每到一处，听经不过几天，座主法师就允他重讲。圆瑛法从容演说，辩才无碍，大众非常惊异，赞叹同声。后圆瑛法师研教观，究向上，悉心学习，终于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令海内外善信同仁共仰他的风范。后来圆瑛法师又不辞劳苦，朝礼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佛教名山，得到很多感应，虽然饱历风尘，辛苦无比，然而即事会心，得大成就。
    法师曾在天宁寺，带病参禅于禅七中，忽然定境现前，顿觉身心异常清廓，作一首偈云：
        狂心歇处幻身融，内外根尘色即空。
        洞彻灵明无挂碍，千差万别一时通。
    从此以后对于以前不曾明了的经论，一一透彻。但法师并没有对已达到的境界而心生自满。26岁那年，又到宁波的天童寺亲近寄禅老和尚，从他习禅。28岁的冬天，在禅七中，又出现定境，比前时更胜。一时身心俱空，湛寂圆明。又作偈：
        山穷水尽转身来，迫得金刚正眼开。
        始悉到家无一事，涅槃生死绝安排。
    此后法师的慧业日日有所增进。到了36岁，读永明、莲池两位大师的著作，深信念佛法门。寄禅法师禅净双修四十多年，并在 1935年秋天，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以此作为讲经弘化净土的道场，并组织圆明莲池念佛会，高扬净土宗的宝炬。日本学者道端良秀在他所著的《中国佛教史》一书中，对法师弘扬净土宗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圆瑛法在净土宗方面也有着伟大的成绩，继云栖大师之百年后，在弘法和著述中，作了巨大的贡献。”
    佛法，是从一般的恋世的自私的人生，引向出世的无我的人生，即从家庭而向无家，从自他和乐而向自心净化；再从自心净化而回复到自他和乐，从自他和乐中净化自心，从自心净化中增进自他和乐，实现国土庄严，这是净化自心与和乐人群的统一。所以，菩萨行的真精神，是“利他”的，要从“自他”和乐的悲行中去净化自心。这就不能专于说教一途，应参与社会一切正常生活，广作利益有情的事业。所以，佛法是从利他行中去成佛。圆瑛法师亦是如此，他从宏观处着眼，认为要弘法利生，必先振兴佛教自身。他深感中国佛教界，如不加强团结， 完善僧团组织，结集成强有力的组织，对内对外都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法师毕生毅力于佛教的组织工作，希图通过加强佛教组织来振兴佛教；形成和乐清净的僧团，能适应现代社会环境而获得社会的信仰，能净化身心而得个人的解脱。不忽略社会，不忽略自己，在集团中实现自己，而佛法也就达到 了“久住”的目的。早在1907年寄禅和尚住持宁波僧教育会时，圆瑛法师就极力加以襄赞，多方面加以筹划。1928年第一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在上海觉园召开，议决成立中国佛教会，这时才有了全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自这时开始一直到抗战后，法师曾担任过七届中国佛教会的主席或理事长。全国解放后，又与赵朴初、虚云、喜饶嘉措、巨赞、陈铭框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并被选为首任会长。圆瑛法师献身于佛教界的团结工作，任劳任怨，负责全国的实际的护教和教务工作，得到了全国佛教徒的崇敬和爱戴，同时也获得了国际佛教界的尊敬。日本人道端良秀在他的《中国佛教史》一书中对法师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作中肯而符合实际的评价：“圆瑛法师在民国初期着手筹备中国佛教会，经公开选举，由他担任会长，各省曾分设分支机构，直接开始进行各项活动，请求政府改正以提取寺产办学目的的《寺庙管理条例》，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于民国18年11月改为《监督寺庙条例》，清除了对寺庙的直接迫害。”
    圆瑛法师的行为一切都是围绕着护法而行的，护法必须先从佛教组织及僧伽自身做起。所以，法师不遗余力，培养僧才。在 1909年初法师住持宁波鄞县接待寺时，除扩建寺宇，积极整理寺务外，也创办了佛教讲习所，历时多年，培养出了许多人才，后来到了南洋的槟榔屿，又创办了槟城佛教研究会。以后又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设立楞严专宗学院和上海圆明佛学院，至今海内许多著名的大德高贤，有许多人是从这些学院毕业的。
    教化众生，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讲经弘法，使佛法的深妙义理能通行于世，为众生所领悟，让佛的精神流入人的心里，进而使人与人之间在佛光的普照下，和乐、清净、安详。去掉导致人们争斗残杀的私欲烦恼。所以法师从未忘记弘法讲经，把弘法视作家务。圆瑛法师于31岁时开座讲经，几十年来，讲席遍及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北京、天津、厦门、潮州、长沙、武汉、台湾、香港，并远及南洋、新加坡、槟榔屿、苏门答腊、日本和朝鲜。他先在福州鼓山涌泉寺，乃感普贤菩萨暗中摩顶安慰。然后又精研大乘法宝《首楞严经》数十余年。他自己曾说到过，当年为钻研经中的深奥疑难之处，他就把其中不懂的一一写下来，贴在墙上，逐条静坐参究。明白一条，就扯下一条。达样有八年之久，一墙的不明白之处，全都扯了下来。对一部《愣严》，痛下了这样的功夫，其中的义理，自然通达无碍。他一生讲这部经有十三遍，每讲必作充分准备，不断地从此经中开发出新义。圆瑛法师一生讲经，所开大小讲席达数百座，皈依到他座下的弟子数十万人，影响非常深远。
    圆瑛法师由于多年弘法，声名远扬，德高望重，各地名山大寺，纷纷礼请他做住持。法师一生十主禅林，领众学修。他所到之处都是清规整肃，海众安和。他曾先后住持过福州雪峰崇圣禅寺、宁波七塔报恩禅寺、天童禅寺、福州鼓山涌泉禅寺、福州瑞峰林阳寺以及南洋槟榔屿极乐寺等佛教历史名刹。法师每到一处，都进行不用程度地整修，既为佛教徒提供了良好的活动场所，又保护了国家的文物古寺。如大开元寺的两座石塔，是世界闻名的胜迹，20年代圆瑛法师住持该寺时，塔身年久失修，多有破损，有倾倒的危险。圆英法师经努力劝得几位施主檀越布施净财，将塔进行了修复和加固。更为难得的是法师每住持一寺，都严于律己，故僧众都能恭敬肃然，和谐有序。他在住持天童寺时，曾对众宣誓：“不贪名，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一次，有人不慎造成火灾，烧毁了九处五十多间大屋。法师作为方文，先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亲自四出募集资金，予以修复。在全寺僧众和十方信士的协助下，天童寺很快修复如初，且更为壮观。1929年，法师住持福州雪峰寺期间，适逢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常盘大定博士到此山访问，并记述了对法师的印象：“和尚很有骨气，一见有豪杰之风，并富有统理大众的才干。”足见他对圆瑛法师的推许和敬仰。
    法师特别重视社会福利，将其作为他弘法利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除了到处讲经说法，以法布施，使佛理深入人心，成为人之精神依托以外，还特别重视福利国的施好，做到财法二施并重。他以救助人的物质困迫为己任，解救众生之苦。不但救心，而且还救身。民国初年，他开始任宁波佛教会会长时，创立僧民两校。僧校用以教育出家的青年，民校用以教育贫寒子弟。1918年，他又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兼施以工读，多方面来培养，得到社会的好评。1923年法师在南洋讲经时，遇到星州的转道、转物两位和尚，三人共同发愿，重兴泉州开元寺，并创设开元慈儿院，以收容失去父母的孤儿。法师亲主其事，教养兼施，按照普通学校设置学科，慈儿院免费供给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课本、纸笔等。1926年，法师为给慈儿院筹集资金，再次远渡南洋群岛讲经，筹得巨额资金，使慈儿院得以维持。慈儿院从筹建到建国之初将近三十年的岁月里，收容和教出的孤儿数以千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法师的所作所为是真正的大慈大悲，救世救人。他并非以自己对佛法的领悟理解而囿于独善其身，而是以自己的些微点滴救助世间的百姓，兼善天下，使他们解脱苦难，感受佛光的普照，从而激发起对佛的信仰，使佛陀住持世间。
    圆瑛法师是发扬农禅传统的高僧之一。他的目的是通过僧人的劳动来达到自食其力，不依赖于社会。农禅学风是从唐代兴起的，中唐的百丈怀海禅师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来要求自己，成为佛教千古流传的光辉典范。 1909 年，圆瑛法师在宁波创建接待寺道场时，亲自操理百多名僧众的衣、食、住、医药等。遇到经济困难时，愁得连饭都吃不下。有一年春节快到了，寺内过年的东西还没有着落，圆瑛法师赶快到宁波城里想办法，运回一大车过年的东西，寺里的僧众无比感动，都流下了眼泪。还有一次，他为寺里购运柴米，亲自撑船，不料船翻落到水中，圆瑛抓住船帮随船漂了很远，才被人抢救上来。寺里吃水困难，需要挖井，他就下井淘泥。房子坏了，他就上房修补。盛名之下，他并不养尊处优，还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圆瑛法师的优良品质还在于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时，决不为了自身的清净袖手旁观，而是出于人间情怀，积极救助。且在国难当头之时，通过对佛法的阐释来鼓舞士气，将佛陀的勇猛无畏的精神深入到人们的精神中去，。1931年，法师担任全国佛教会主席，“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法师当即代表中国佛教会通告全国佛教徒修建护国法会，并致书日本佛教界，“我佛慈悲平等救世为主义，贵国号称信奉佛教，则对国际间，应实施慈悲平等主义，而造成东亚和世界之和平。”他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并写下了忧国忧民的对联：“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表达了他虽皈依佛门，然仍未忘世，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情怀。
    1937 年，法师在江西庐山般若精舍讲经之际，“七七”事变发生了。法师立即返回上海，召开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自任团长。随即紧急通知南京、上海地区各寺庙派出青年僧伽二百人，前往上海玉佛寺报道，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由弟子宏明任队长，在该寺集训。接着，法师又在上海清凉寺开办准备收容伤兵的佛教医院和圆明讲堂等九处佛教难民收容所。僧侣队在集训满月时，上海的“八·一三”战争爆发了，当地驻军奋起抗击，僧侣救护队也开赴前线，出发前，法师对全体队员讲话，要求每一个成员以“大无畏”、“大无我”和“大慈悲”的“三大”精神做好抗战救护工作，并说这“三大”精神是大乘佛教的救世学说的原则。法师对此作进一步的阐释：“无畏”就是无所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抗战救亡中去；“无我”就是忘却身家之我见，置自身生死于度外去救护别人；“慈悲”就是救苦救难。
    针对当此之时日本侵略者入侵我国的情形，法师以后又对弟子们解说“慈悲”的含义：菩萨慈悲，不能“一任强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视弱小无辜横遭杀戮”，不能“眼看着无数生命在残酷敌机下被摧，尤其不忍听那为了抗击日寇而负伤在沙场上断臂折足的哀呼惨号”，所以“挺身而出，惩一以儆百，诫少以救众，负起抵抗侵略的救世之工作”，“这正是大悲大勇的菩萨行”。法师在国难当头之际，为鼓励僧伽开赴抗日前线，对于佛法的阐释是极符合佛理的。佛是大勇大悲而无畏的，负起普度众生的重担，一往直前，在紧要关头，能将自身充沛的生命力，转化为成佛度生的大愿大精进，不懈努为，最终成的佛的大雄。后僧侣救护队开赴战场，他们对牺牲的战士进行掩埋，将负伤的战士和难民送往后方，昼夜奋斗，英勇顽强，受到国内外爱好和平的人士前赞扬。由于战事继续扩大，法师又指令组织“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和”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一直到沪、汉等地上相继沦陷，三个救护队各自随军转移他地。
    救护队、医院和收容所的经费开支原来是由上海联合救济会负责的，不久经费的来源就发生了困难，法师决定再度到南洋筹集经费。1937年10月，他带弟子明旸到了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果、马六甲等地，呼吁恳请当地的华侨组织成立“华侨筹款救国委员会”，来支援祖国抗战。并借讲经的机会，积极宣扬筹款救国，倡导“一元钱救国运动”赢得华侨、华裔的热烈响应，大家纷纷募捐，到1939年总计募得十余万无，先后陆续汇到上海。、
    法师对于佛理的参悟形成正见，即而正信不疑，故能在关涉生命与尊严面前，义正辞严，舍生忘死。1939年法师从南洋回国后驻锡上海圆明讲堂。不几天，日本人藤井草宣前来“邀请”法师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遭到法师的拒绝。随后农历的 九月初一 ，在圆明讲堂莲池佛会成立时，法师正在大殿上礼佛，突然来了四辆日本宪兵队的汽车，几十个宪兵包围了大殿，以抗日分子的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弟子明旸。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法师受到严刑拷打。日本宪兵用手枪指着他的胸膛说：“你怕不怕死！”后又把他们师徒二人解往南京日本宪兵总司令部。宪兵们面目狰狞，虎视眈眈，气氛十分紧张，法师一心念佛，平静如常。在夜闲人静，万籁俱寂，法师接受日军的审讯时，从容镇定，理直气壮，义正辞严。更为令人敬佩的是，法师虽然身陷囹圄，可依然念地狱、天宫皆为净土，除受审以外，还连续打了三个静七，并绝食以示抗议。经过一番较量以后，日本宪兵队长看到圆瑛法师威武不屈，转而劝诱法师与之“合作”，法师以老病辞之。日寇无奈，只好将师徒二人放出。以后，日寇又几经纠缠，企图利用法师的声望来为他们服务。圆瑛法师对外宣称闭门谢客，专事著述《愣严经讲义》来应付他们的纠缠。法师在这次生死劫难中，面对强暴，临危不惧，从容应对。这全赖他平时修持深入，三昧定力功深，以致于他的弟子明旸每一念及，至今仍旧激动不已，谓“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长”。在中国佛教学院师生请求法师赠言时，法师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相勉。这正是法师依于人的立场，善用人的特性，不碍人间正行，来趋向于佛性的完成。
    法师遇事不乱，心中颇有正见，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一代高僧的缘由。全国解放前夕，上海人心惶惶，居住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教友和弟子，有许多来函来电并买好飞机票，催促法师到南洋安度余生。法师均以“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来作为复信，婉言谢绝。
    圆瑛法师一生为法对人，堪为楷模。他自己参佛悟道，并将自己的心得谆谆教于他人。一次，有人想皈依他为师，他和蔼地寻问对方为什么出家，对方回答说：“感到人生很苦，也觉得佛门清净安乐”，愿出家成为象法师那样有道德，有学问，讲经说法，教化余生的法师。圆瑛法师听后严肃地说：“出家学做法师，不是最大志愿，必须发起‘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的大菩提心，才是最大的志愿。”圆瑛法师正是循着这种认识精进前行的，他自行化化，利乐在情。他知道小寺生活清苦，经常寄钱资助僧众道粮，还给自己的弟子寄零用钱和衣服。全国各寺庙里的当家知事，一般的僧众，寺庙的公事，还有其他人遭遇困难，只要求助于法师，他都会尽为相助。每逢圆明讲堂举办法会，一些不务正业的氓流僧也来混饭吃。法师对他们也给予照顾，先叫人给他们好的斋饭吃，然后每人一个红包，又严肃地接诲一番，使其欢喜而去。1952年，法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乎洋区域和平会议之后，回到上海圆明讲堂，举办了四十九天的和平法会，收入的香金达亿元（旧币）以上。除了一些开支外，法师将其余的全部供给各地大小寺庙，资助僧众生活。法师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平等利人的菩萨精神，为佛教徒和世人所崇敬、赞叹！
    法师精进勇猛，辛勤劳作，积劳成疾。1953年，他身体每况愈下，在病中，法师神情一如往常一样安定。曾对明旸等人说：“我今病势严重，恐难痊愈……身心尚感安乐，无挂无碍，出家人置生死于度外，以疾病为助缘，余号‘三求堂主人'，平生以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为宗旨。现在福慧已求，最后只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在1953年的夏天，法师辗转于病榻之际，弟子明哲护侍。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他恭敬地前问：“如何行使佛子的使命？”法师慈目微笑，略一沉思，即说：“发菩提心，严持净戒，弘宗演教，利乐人天。”稍停片刻后，又说：“为法为人为证菩提，爱国爱教爱护和平。”是年的七月中旬，法师自知尘缘将尽，决意归老于宁波天童寺，于是束装就道，前往宁波。到宁波一个月后，即9月19日 ，这一天，法师精神极好，毫无异状，叫明旸将他的衣裤鞋袜取来，为他更衣，然后扶他到庭前，打坐有一个小时。该夜11点，诸师和信徒们都集到法师前一心念佛，法师的嘴唇也微动，默念佛号。11时15分，法师用慈眼向左右环视，作告别示意后，闭目正卧，在大众的念佛声中，安然逝世。
    法师一生确实做到了他自我要求的那样，始终把弘法做人，利民护国，饶益有情看作成佛之甚，众善之首。他的这种大德永远启迪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