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逢净宗十三祖印光法师圆寂日（请大家进来顶礼法师！）

正气布施

　　自民国初年以来，在佛教的缁素两众间，提起印光法师的大名，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一部《印光法师文钞》风行天下，教化亦几编及於全国。在他入寂五十年後的今日，印老的《文钞》，仍是台湾印行最多、流传最广的一部佛门宝典。这固然是由於法师的文字言言见谛，字字归宗，深入显出，妙契时机:但主要还是他身体力行、老实念佛的功力所感召。

　　印光法师，俗姓赵，名绍伊，出家後法名圣量，字印光，别署常惭愧僧。他是陕西省合阳县人，出生於清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十二月十二日，父名秉纲，有三子，长名从龙，次名攀龙，法师居幼。他自小从长兄读儒书，也犯着许多读书人的毛病，即“以圣学自任，和韩欧辟佛之说。”後来病目，几至失明，病困数载，始悟前非。到了目疾渐痊，披阅释典，研究有悟，乃发心出家。光绪七年（时二十一岁），他由西安到终南山，在南五台的莲花洞寺出家，道纯和尚为他剃度。

　　据他自己写给邵慧圆居士的信中说，他出家未及三个月，他的长兄曾找到寺中，假说母亲病重，要他回家看看。回家後就逼他换下僧襞，不准他外出。後来他再度逃家，回到莲花洞寺，对他师父说:“弟子在这里住不得了。”他师父给了他一块龙洋，让他离寺去行脚叁访。初到湖北竹溪莲花寺挂单，为寺中打煤炭烧水。光绪八年四月，到陕西兴安县的双溪寺，从印海定律师受贝足戒。之後就到终南山太乙峰结茅潜修。在终南山一住五年，於光绪十二年十月，听说红螺山资福寺是修净士的道场，於是他就到北京西北怀柔县红螺山资一福寺挂单念佛。翌年，向资福寺告假朝五台山，然後仍回到资福寺。他在寺三年，曾充任上客堂杏灯、寮元等职，工作之馀，研读大乘经典。到了光绪十六年，他又到北京龙泉寺，任行堂职，翌年又住北京圆广寺。

　　光绪十九年，普陀山法雨寺的化闻老和尚到北京请藏经，请得《龙藏》，要运回普陀山，需人相助，圆广寺的人以印光作事精慎，就推荐他给化闻帮忙，因此随化闻到了南普陀，是年三十四岁。到了法雨寺，就安单在藏经楼。

　　陕西人的性格，刚劲坚毅，木呐质朴，而不自我表现。法师就是这种性格格的代表人物。他在法雨寺励志精修，唯念弥陀。一住数年，後来由於寺众一再坚请他讲经，他推辞不掉，乃开讲《弥陀便蒙钞》，听众钦佩不己，这是光绪二十二年的事。

　　讲经毕，他在珠宝殿侧闭关，一闭两期六年，而学行倍进。出关後，法雨寺的僧侣了馀与真达等，特建了一座慧莲蓬供养他居住，过了两年，众僧侣又迎请他回住法雨寺。

　　光绪三十年，谛闲法师要为温州头陀寺请藏，请他协助，他陪着谛老去了一趟北京，事毕仍回到法雨寺的藏经楼。宣统元年，年方二十一岁的太虚法师在只洹精舍就学，下半年只洹精舍停办，一位华山法师推荐他到普陀山法雨寺的法雨小学任教员，学生都是山中的小沙弥，太虚在山中住了半年，认识了法雨寺的了馀和尚，也亲近过年已五十岁的印老。宣统三年，太雪广州回到上海，转往普陀山度夏，再度和印老见面，印老阅太虚的诗文，深为赞许，曾和太虚唱和，也常一谈数小时不肯分手，这一老一少，於此时建立下了较深的感情。十馀年後，太虚推动“整顿僧伽制度”，印老不以为然，曾当面对太虚的弟子大醒说:整顿僧伽制度是“新花样”。民国二十九年，印老圆寂，太虚在重庆长安寺领导缁素数百人开追荐会，并作诗悼念。

　　那时有一位天涯行脚的高鹤年居士，光绪二十四年到法雨寺吊化闻老和尚之丧，和印老由此相识，以後就常到普陀山去探视印老。民国元年上海的狄楚青居士创办《佛学丛报》，高鹤年向印老要了几篇文稿，交给《佛学邋报》刊登，报上署名“常惭”，世人还不知道印光之名。後来在北京政府任职的徐蔚如居士，读到《佛学丛报》上的文章，向人打听常惭是谁?最後问出来是普陀山的印光法师。民国三年、五年，他两度亲到普陀山求见印老，要到了印老几件信稿，带到北京印行，题名曰《印光法师信稿》。到了民国七年，徐蔚如搜集二十多篇信稿，重为印行，题曰《印光法师文钞》。这以後一再增益，在商务印书馆印出了铅印版，在扬州藏经院印出了木刻版，後来又在中华书局、上海佛学书局、苏州弘化社，一印再印心，这部《印光法师文钞》就风行天下了。徐蔚如为文钞作跋云:

　　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

　　又云：

　　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可谓善识法癸，竭忱倾仰者矣！

　　民国八年以前，印老在普陀山，从不收皈依弟子。民国五年，徐蔚如陪着母亲上山求皈依，印老介绍他母子去皈依谛闲法师。民国六年，北京天津大水为灾，上海的居士名流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楼等，委托高鹤年北占察灾情。鹤年回到上海，当地居士随组成“佛教慈悲义赈会”，并推请鹤年到各地劝设分会，鹤年以此到了普陀山。这时，法雨寺的方丈是了清和尚。印老关怀灾情，他认为“救灾即是普度众生”，他与了清出面，召集诸山长老，在普陀山也设了赈灾分会，大家随缘乐助。印老把他仅有的银洋拾元也捐了出来。

　　第二天，印老以陕西的小米粥和油饼招待高鹤年，吃着饭他说：“某某先生等到山上来皈依我，我决不准！并送香金，也分文不收。”

　　高鹤年恳切的劝他说:“如果是真正发心请求的，说方便皈依，普度众生，也是释尊的遗制:如果说这样作有违常住的规矩，我去向法雨寺的老当家和方文请求通过。”

　　印老这时才点头说可以考虑。这样到了民国八年，徐蔚如的朋友周孟由兄弟陪着他们的庶祖母到普陀山，再三恳求印老为那位老太太及周氏兄弟受三皈依，各赐法名。这是他受人皈依之始。以後二十馀年，他的皈依弟子遍天下，多到不可以数计。

　　印老於光绪十九年到普陀山，一住二十五年，直到民国七年，他五十八岁的时候，才出山活动。原来他想到扬州刻经处去印经，以人地生疏，约高鹤年陪他去。到扬州办完事，回到上海，高鹤年要带他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挂单，印老不讶，他说:“你的熟人太多，你陪我去，人家一定要客气办斋。你我都是苦人，何必苦中作乐，既花钱，又耗时。”高鹤年只得带他找了一所最冷落的小庙，住了下来。

　　这一次到上海，高鹤年为他介绍了沪上名流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诸居士。印老与他们广谈孔盂学理、净土因果等。分别时，这些人欲送香仪礼物，印老一一谢却。

　　民国八年，他为印经事，又约高鹤年陪他到上海。这一次高鹤年陪他到“南园”，和佛教护法居士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等见了面，为他们说净土法门。简氏兄弟供养他千元，其他居士也有供养，这怡够他印经之需。这以後，到普陀山去求皈依的人，如山阴道上，接应不暇。皈依者供养之款，他一概拿萍印书赠人之用。

　　民国十一年，定淘县的县知事陶在东，和会稽道的道尹黄涵之，以印师教化一方，汇师道行，请北京政府的总统徐世昌，颁给印老“悟彻圆明”匾额一方，铜鼓暄夫的送到法雨寺，香花供养，极盛一时。这在世人认为是难得的殊荣，而印老淡然置之，有如罔闻。後来有一位德森法师，侍印老座下，为印老校对所印的经书，偶然读到马契西居士为印老撰写的传记，才知道有徐大总统赠匾这件事，他就叩问印老。印老板下脸说:“悟尚未能，遑论圆明？瞎造谣言，增我惭愧。”德森後沫在大属高处发现了这块匾，盖因殿高匾小，平常未注意到也！

　　自民国七年以後，印老常到上海印经书，而苦於没有落脚的处所。後来法雨寺的真达法师，住持三圣堂，三圣堂有下院太平寺，民国十一年翻修过真达特开了一间净室，这以後印老到上海，始有了安居之所。日子久了，上海佛教人士都知道他住在太平寺，这一来，居士名流去间道的，善男信女求皈依的，以至於各方的函件，都愈来愈多，太平兰若出了名，也增加了他人事繁杂的困扰。到了民国十七、八年，他急欲找个清净的地方归隐，後来真达与沪上居士关絅之、沈惺叔、赵云韶等商议，找到了苏州的报国寺，真达花费了几千元的现祥予以修缮，到民国十九年二月，他戴还到苏州报国寺去闭关了。

　　印老到苏州後，创办了一所“苏州弘化社”，专印佛僧赠人，自浮土经论、《安士全书》、他自己的文钞，以至於各种初机佛书，前後多年印送的书籍，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百万馀帧。这种工作，全是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而已。

　　印老自奉极薄，食则唯求充饥，不求适口:衣则唯求御寒，厌弃华丽。如果有人供养他珍美的衣食，他却而不亨不得已受下，就拿来转赠别人。如果是普通物品，就交到库房，由大众共享。有一次，关絅之居士请他到家应供，他声买需高装馒头、炒豆腐渣两样即可。关居士无奈，只得在素斋席上另备这两样东西。他驻锡太平寺时，关居士去拜托，楼上楼下找不到他，最後在天井中找到了，原泳他蹲在地上洗衣服。

　　他虽薄以待己，却厚以待人，凡善男信女供养的香敬，他都拿来印佛书流通，为人种福田。他对於赈灾济贫的事，权衡轻重，先其所急。如民国十五年，刘镇华兵围西安，饿死数万人。解围之後，印老立即以印书之款，汇去去三千圆办赈济。二十四年陕西大旱，得到王幼农居士的函告，立刻拿出存折，令人提款一千圆汇去，而提汇之後，存摺馀额剩下了百元，而报国寺的一切费用全赖存褶款维持，他认为先赈灾再说。

　　他由上海迁到苏州後，一直闭关潜修，但请求皈依的不断，各界的书信也如雪片飞来，这就增了他不少精神负担。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佛教界修建护国息灾法会，推代表到苏州，请他出关说法，他推却不掉，出关到上海，在佛教净业社社址的觉园——就是早年简照南、王阶兄弟的私宅南园，后来捐出来做为净土道场说法。那是一次规模盛大的法会。当时他闻说绥道灾情严重，他立将法会上一千多人皈依的香敬，计两千九百多元，全部捐出来。回到苏州，下火车即先去提款，把仅存的印书款千元再汇区。第二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继之上海八一三战争，苏州城不能再住下去了。不得已，应妙真、了然、德森等的请求，迁到城外木渎灵岩山去住。

　　到了二十八年，印老时已七十九岁，他似预知时至，於是年十二月，在一封致德森法师的信上说:

　　德森法师鉴：凡上海所有之款，通归印《文钞》，不必一一报明。光大约不久了之将已了者了之，不能了者亦了之。光死，决不与现在僧相同，瞎张罗、送讣文、开吊、求题跋，敛些大粪堆在头上以为以为荣。……

　　二十九年春天，他覆章缘净居士的信上说：“今已八十，朝不保夕。”到了是年冬天的十月二十七日，身体不适，略示微疾。二十八日午後，他召集在山全体职事及居士等，到关房会谈，对众人说:“灵岩住持，不可久悬。”他命妙真任之，众人咸表赞同，就订十一月初九为升座之期，他说:“太迟了。”改为初四，他亦说:“太迟了。”後来改为初一，他点头称可。

　　初一举办过妙真的升座典礼，到初三晚间，他吃了一碗粥，然後对真达等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此後就精神逐渐疲惫，体温降低。到了初四早晨一点半钟，他由床上坐起来，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说完，就大声念佛。到两点十五分，他索水洗手，洗手毕，站起来来说：“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往西方。”说过，就在椅子上，面西端身正坐。三点多，妙真到了，他嘱咐妙真：“你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之後就甭诺，只尝蚕念佛。到了将近五点钟，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坐逝。世寿八十，僧腊六十。

　　印老一生，由儒入释，主张儒佛融会，学佛由做人学起。故他平日以儒家伦理及念佛法门教人。他认为，佛法包括世出世间诸法，故应於父言慈，於工禹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他说:“欲学佛祖，需先取法圣贤，倘躬有玷，伦常乖舛，尚为名教罪人，何能为佛弟子?”

　　印老生平不作寺院住持，不收剃度弟子。民国八年以後，受在家弟子皈依，二十馀年间，皈依弟子十馀万今他的着作有《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篇、《印光法师嘉言录》等。

　　民国三十年，他的弟子辈及上海缁素，在上海净业社的觉园，成立了“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刊印他的遗着，发行《弘化月刊》，宣扬净土宗念佛法门，并且尊他为净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师。

转自http://www.fjdh.com/bnznews/2008/12/14045095691.html

正气布施

印光大师[1]（1861～1940），法名圣量，字印光，号常惭愧僧。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父名
　　秉纲，母张氏儒人。大师生于清咸丰十一年（西元1861年）十二月三日。系陕西郃阳县赤城东村人。

  印祖七旬德相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及其文化陷入空前劫难中，以四大高僧为首的一大批大德菩萨应劫而生，力挽狂谰。印光大师早年遍参南北众多丛林，更在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闭关阅藏数十载，深入念佛三昧，通宗通教而专修净土。又创弘化社，广弘法化。办灵岩山净土念佛道场，为末法十方伽蓝之表率。其文字般若，更度众生无以计数。道风所播，遐迩景从，法化广被，名遍远近。仍粗衣淡饭，不登大坐，不纳出家徒众，不打经忏佛事，远离名闻利养。不离因果，不谈玄妙，倡导老实念佛，自号‘常惭愧僧’。所有供养亦捐善举，慈善救济，资助流通法宝数百万册。临终预知时至，集众开会，嘱托安排3日妙真法师升坐。4日，一切已办，乃领众念佛，跏趺而坐，含笑往生。荼毗后，更示现舍利无数。时人天同赞，圆锳大师作诗赞曰：乘愿再来势至身，圆通念佛训群伦。风光本地无他术，声教当年自有真。弘一大师(李叔同)赞曰：大德如印光法师者，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太虚大师赞言：亲其教览其文者，辄感激威德力之强，默估折服，易估崇仰，为莲宗十三祖，询获其当也。实为近代佛子僧人之典范。由于印光大师晚年往来弘法于民国江浙和上海等地，他对现代社会众生根性最为了解，留下的《印光法师文钞》等著作，被誉为“小三藏”。实为末法之慈航，暗夜之明灯，是现代众生修习佛法尤其净土法门的最佳指南。
　　大师圆寂后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因大师生前的种种神迹，佛教徒深信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化身（《印光大师永思集》中有相关记载）。
　　

  印光法师

大师化人无数，最被人称道的是，无论是谁，只要写信请教，大师都回信指点迷津，由其回信集结而成的《印光大师文钞》，被认为是佛教徒尤其是净土宗信众的修行宝典。大师幼随胞兄习儒经，涉猎释教经典，矢志参佛。光绪四年（1878），舍家离俗，入西安慈恩寺听经。光绪七年（1881），至终南山莲花洞寺，拜道纯和尚为师，剃度为僧，道号印光。次年，入双溪寺印海定律师座下受具。初，于湖北竹溪莲花寺充照客时，得读《龙舒净土经》残本，悟其精妙，一以净土为归。光绪十二年（1886），前往北京红螺山资福寺专修净土宗三年。其间，曾告假朝拜山西五台山文殊师利道场，回寺后任上客堂香灯、寮元等职，并于诵经之余，研读三藏教典，由是深入经藏妙契佛心。光绪十六年（1890），至北京龙泉寺为寺家“行堂”（为僧众盛饭菜的僧人）。光绪十七年（1891），住北京圆广寺。光绪十九年（1893），应入京请藏经的化闻和尚之邀，赴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居藏经楼，主理藏经。光绪二十三年（1897），受请为法雨寺僧众开讲《弥陀便蒙钞》一座。此后，于法雨寺珠宝殿侧闭关两期六年，终日不出房门，由人送饭食诵经念佛，而学行倍进。光绪三十年（1904），为温州头陀寺入都请藏，毕仍住法雨寺经楼。民国7年（1918）至18年（1929）间，数赴上海，弘杨净土宗，多寓太平寺。民国19年（1930），赴苏州报国寺闭关，指导创办灵岩净土宗第二念佛道场。民国26年（1937），移住灵岩，至29年（1940）农历十一月初四日五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坐化，享年80岁，僧腊六十载。其舍利子分置各寺，被尊为佛教净土法门第十三代莲宗世祖。一生著述甚丰，遗著有《印光法师文钞》四卷、续编《文钞》二卷、《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2]
纪念文集：《印光大师永思集》、《印光大师永思集》 （续编）
　　生前自奉俭约，乐善好施，曾募捐修建法雨寺、上海慈幼院等；先后于民国15年（1926）、24年（1935）、25年（1936）三次为陕西、绥远赈灾，共捐款8000元之多；民国十八年（1929），专为家乡东、西赤城村施赈1600元。
http://baike.baidu.com/view/657715.htm

正气布施

自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以来，在佛教的缁素两众间，提起印光法师的大名，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一部《印光法师文钞》风行天下，教化亦几偏及于全国。在他入寂五十年后，印老的《文钞》，仍是台湾印行最多、流传最广的一部佛门宝典。这固然是由于法师的文字言言见谛，字字归宗，深入显出，妙契时机；但主要还是他身体力行、老实念佛的功力所感召。
　　印光法师，俗姓赵，名绍伊，出家后法名圣

  

量，字印光，别署常惭愧僧。他是陕西省　阳县人，出生于清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父名秉纲，有三子，长名从龙，次名攀龙，法师居幼。他自小从长兄读儒书，也犯着许多读书人的毛病，即“以圣学自任，和韩欧辟佛之说。”后来病目，几至失明，病困数载，始悟前非。到了目疾渐痊，批阅释典，研究有悟，乃发心出家。光绪七年（时二十一岁），他由西安到终南山，在南五台的莲花洞寺出家，道纯和尚为他剃度。据印光法师自己写给邵慧圆居士的信中说，他出家未及三个月，他的长兄曾找到寺中，假说母亲病重，要他回家看看。回家后就逼他换下僧装，不准他外出。后来他再度逃家，回到莲花洞寺，对他师父说∶“弟子在这里住不得了。”他师父给了他一块龙洋，让他离寺去行脚参访。初到湖北竹溪莲花寺挂单，为寺中打煤炭烧水。光绪八年四月，到陕西安康县的双溪寺，从印海定律师受具足戒。之后就到终南山太乙峰结茅潜修。在终南山一住五年，于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十月，听说红螺山资福寺是修净土的道场，于是他就到北京西北怀柔县红螺山资福寺挂单念佛。翌年，向资福寺告假朝五台山，然后仍回到资福寺。他在寺三年，曾充任上客堂香灯、寮元等职，工作之馀，研读大乘经典。到了光绪十六年（一八九○年），他又到北京龙泉寺，任行堂职，翌年又住北京圆广寺。

正气布施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普陀山法雨寺的化闻老和尚到北京请藏经，请得《龙藏》，要运回普陀山，需人相助，圆广寺的人以印光作事精慎，就推荐他给化闻帮忙，因此随化闻到了南普陀，是年三十四岁。到了法雨寺，就安单在藏经楼。 陕西人的性格，刚劲坚毅，木讷质朴，而不自我表现。印光法师就是这种性格的代表人物。他在法雨寺励志精修，唯念弥陀。一住数年，后来由于寺众一再坚请他讲经，他推辞不掉，乃开讲《弥陀便蒙钞》，听众钦佩不已，这是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七年）的事。
　　

  印祖五色舍利

讲经毕，他在珠宝殿侧闭关，一闭两期六年，而学行倍进。出关后，法雨寺的僧侣了馀与真达等，特建了一座慧莲蓬供养他居住，过了两年，众僧侣又迎请他回住法雨寺。光绪三十年（一九○五年），谛闲法师要为温州头陀寺请藏，请印光法师协助，他陪着谛老去了一趟北京，事毕仍回到法雨寺的藏经楼。宣统元年，年方二十一岁的太虚法师在只洹精舍就学，下半年只洹精舍停办，一位华山法师推荐他到普陀山法雨寺的法雨小学任教员，学生都是山中的小沙弥，太虚在山中住了半年，认识了法雨寺的了馀和尚，也亲近过年已五十岁的印老。宣统三年，太虚自广州回到上海，转往普陀山度夏，再度和印老见面，印老阅太虚的诗文，深为赞许，曾和太虚唱和，也常一谈数小时不肯分手，这一老一少，于此时建立下了较深的感情。十馀年后，太虚推动“整顿僧伽制度”，印老不以为然，曾当面对太虚的弟子大醒说∶整顿僧伽制度是“新花样”。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印老圆寂，太虚在重庆长安寺领导缁素数百人开追荐会，并作诗悼念。

正气布施

那时有一位天涯行脚的高鹤年居士，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九年）到法雨寺吊化闻老和尚之丧，和印光法师由此相识，以后就常到普陀山去探视印老。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上海的狄楚青居士创办《佛学丛报》，高鹤年向印老要了几篇文稿，交给《佛学丛报》刊登，报上署名“常惭”，世人还不知道印光之名。

  

后来在北京政府任职的徐蔚如居士，读到《佛学丛报》上的文章，向人打听常惭是谁？最后问出来是普陀山的印光法师。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五年（一九一六年），他两度亲到普陀山求见印老，要到了印老几件信稿，带到北京印行，题名曰〈印光法师信稿〉。到了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徐蔚如搜集了二十多篇信稿，重为印行，题曰《印光法师文钞》。这以后一再增益，在商务印书馆印出了铅印版，在扬州藏经院印出了木刻版，后来又在中华书局、上海佛学书局、苏州弘化社，一印再印，这部《印光法师文钞》就风行天下了。徐蔚如为文钞作跋云∶
　　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 又云∶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可谓善识法要，竭忱钦仰者矣！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以前，印光法师在普陀山，从不收皈依弟子。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徐蔚如陪着母亲上山求皈依，印老介绍他母子去皈依谛闲法师。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北京天津大水为灾，上海的居士名流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楼等，委托高鹤年北上勘察灾情。鹤年回到上海，当地居士随组成“佛教慈悲义赈会”，并推请鹤年到各地劝设分会，鹤年以此到了普陀山。这时，法雨寺的方丈是了清和尚。印老关怀灾情，他认为“救灾即是普度众生”，他与了清出面，召集诸山长老，在普陀山也设了赈灾分会，大家随缘乐助。印老把他仅有的银洋拾元也捐了出来。
　　第二天，印光法师以陕西的小米粥和油饼招待高鹤年，吃着饭他说∶“某某先生等到山上来皈依我，我

  印祖墨宝

决不准！并送香金，也分文不收。”
　　高鹤年恳切的劝他说∶“如果是真正发心请求的，说方便皈依，普度众生，也是释尊的遗制；如果说这样作有违常住的规矩，我去向法雨寺的老当家和方丈请求通过。”
　　印老这时才点头说可以考虑。这样到了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徐蔚如的朋友周孟由兄弟陪着他们的庶祖母到普陀山，再三恳求印老为那位老太太及周氏兄弟授三皈依，各赐法名。 这是他受人皈依之始。以后二十馀年，他的皈依弟子遍天下，多到不可以数计。
　　印光法师于光绪十九年到普陀山，一住二十五年，直到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他五十八岁的时候，才出山活动。原来他想到扬州刻经处去印经，以人地生疏，约高鹤年陪他去。到扬州办完事，回到上海，高鹤年要带他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挂单，印老不许，他说∶“你的熟人太多，你陪我去，人家一定要客气办斋。你我都是苦人，何必苦中作乐，既花钱，又耗时。”高鹤年只得带他找了一所最冷落的小庙，住了下来。
　　这一次到上海，高鹤年为他介绍了沪上名流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诸居士。印老与他们广谈孔孟学理、净土因果等。分别时，这些人欲送香仪礼物，印老一一谢却。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印光法师为印经事，又约高鹤年陪他到上海。这一次高鹤年陪他到“南园”，和佛教护法居士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等见了面，为他们说净土法门。简氏兄弟供养他千元，其他居士也有供养，这恰够他印经之需。这以后，到普陀山去求皈依的人，如山阴道上，接应不暇。皈依者供养之款，他一概拿来作印书赠人之用。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定海县的县知事陶在东，和会稽道的道尹黄涵之，以印师教化一方，汇师道行，请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颁给印老“悟彻圆明”匾额一方，铜鼓喧天的送到法雨寺，香花供养，极盛一时。这在世人认为是难得的殊荣，而印老淡然置之，有如罔闻。后来有一位德森法师，侍印老座下，为印老校对所印的经书，偶然读到马契西居士为印老撰写的传记，才知道有徐大总统赠匾这件事，他就叩问印老。印老板下脸说∶“悟尚未能，遑论圆明？瞎造谣言，增我惭愧。”德森后来在大殿高处发现了这块匾，盖因殿高匾小，平常未注意到也！

正气布施

自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以后，印光法师常到上海印经书，而苦于没有落脚的处所。后来法雨寺的真达法师，住持三圣堂，三圣堂有下院太平寺，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翻修过，真达特辟了一间净室，这以后印老到上海，始有了安居之所。日子久了，上海佛教人士都知道他住在太平寺，这一来，居士名流去问道的，善男信女求皈依的，以至于各方的函件，都愈来愈多，太平兰若出了名，也增加了他人事繁杂的困扰。到了民国十七（一九二八年）、八年（一九二九年），他急欲找个清净的地方归隐，后来真达与沪上居士关之、沈惺叔、赵云韶等商议，找到了苏州的报国寺，真达花费了几千元的现洋予以修缮，到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二月，他就迁到苏州报国寺去闭关了。

  印光法师遗墨

印光法师到苏州后，创办了一所“苏州弘化社”，专印佛书赠人，自净土经论、《安士全书》、他自己的文钞，以至于各种初机佛书，前后多年印送的书籍，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百万馀帧。这种工作，全是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而已。
　　印老自奉极薄，食则唯求充饥，不求适口；衣则唯求御寒，厌弃华丽。如果有人供养他珍美的衣食，他却而不受。不得已受下，就拿来转赠别人。如果是普通物品，就交到库房，由大众共享。有一次，关絅之居士请他到家应供，他声明只需高装馒头、炒豆腐渣两样即可。关居士无奈，只得在素斋席上另备了这两样东西。他驻锡太平寺时，关居士去拜访，楼上楼下找不到他，最后在天井中找到了，原来他蹲在地上洗衣服。
　　他虽薄以待己，却厚以待人，凡善男信女供养的香敬，他都拿来印佛书流通，为人种福田。他对于赈灾济贫的事，权衡轻重，先其所急。如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刘镇华兵围西安，饿死数万人。解围之后，印老立即以印书之款，汇去三千圆办赈济。二十四年陕西大旱，得到王幼农居士的函告，立刻拿出存折，令人提款一千圆汇去，而提汇之后，存折余额剩下了百元，而报国寺的一切费用全赖存折款维持，他认为赈灾事急，余事均可从缓。
　　印光法师由上海迁到苏州后，一直闭关潜修，但请求皈依的不断，各界的书信也如雪片飞来，这就增了他不少的精神负担。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上海佛教界修建护国息灾法会，推代表到苏州，请他出关说法，他推却不掉，出关到上海，在佛教净业社社址的觉园－就是早年简照南、玉阶兄弟的私宅南园，后来捐出来做为净土道场－说法。那是一次规模盛大的法会。当时他闻说绥远灾情严重，他立将法会上一千多人皈依的香敬，计两千九百多元，全部捐出来。回到苏州，下火车即先去提款，把仅存的印书款千元再汇去。第二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继之上海八一三战争，苏州城不能再住下去了。不得已，应妙真、了然、德森等的请求，迁到城外木渎灵岩山去住。

正气布施

顶礼印光老法师！

正气布施

我要报恩

顶礼印光老法师！

顶礼印光老法师！

顶礼印光老法师！

德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