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佛门领袖：静权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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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佛门领袖：静权大师(ZT)当代佛门领袖静权 　　当代佛教界有这样一位高僧：他一生兴修寺院而不当住持，精通经典而不著书立说，经常讲经弘教而不求闻达。但是，四众信士却把他推上了第二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座位。 　　静权（1881－1960），俗姓王，名良安，法名宽显，字静权，号实庵，出生于浙江省仙居县陈岭乡陈坑口村（建国后为永嘉县溪下乡黄皮村）一户信佛的家庭。少年追随名儒朱云卿，在仙居诸校学习经史子集，能诗善文。青年时与一张姓淑女订下白头之盟，谁知佳期来临，张氏暴病夭折；屡考秀才不中，年青丧父；这桩桩件件使他感到人生无常。于是将家产变卖，捐给村塾建造校舍，独资造桥，于1905年赴黄岩多福寺随从镜出家。1907年，转天台国清寺从授能受具足戒。白天在菜园里耕作，夜晚借月光读经。两年后，入宁波观宗寺，从天台宗谛闲大师潜心学法十余年，得其精髓。大师十分器重他，让他担任弘法研究社辅讲，至1921年任主讲。他学识渊博，定慧双开，诲人不倦。新著的《弘一大师》传记中描写了他1931年3月10日讲经的一幕： 　　暮色苍茫，烛光高照。静权法师身披朱红袈裟，高踞法座。一排排僧众在凄寒的初冬之夜静听着静权法师的宣讲。 　　静权法师从《地藏经》经义演绎到孝思在中国伦理这重要处，着重解释了生物爱的至情，人类之爱子女，是一种天生的伟大慈爱，他们不惜自己的生命，扶植着他幼小的新生命…… 　　这是由天台山来宁波姚北金山寺讲经的法会。弘一大师在两个月的法会中没有缺过一席。 　　弘一大师听讲后感动得潸然泪下。当时一些名山大寺纷纷请静权当住持，均被他坚辞。 　　这一年，民国初年担任过国清寺方丈的可兴法师（1876－1942），正在苏州主持灵鹫寺。由于可兴离开天台后的十余年，继任者治理无方，寺内秩序混乱，香火衰落。在僧众与士绅的敦请下，可兴和静权法师重返国清寺弘法。首先，他们与谛闲一起，向当局力争易禅为教，恢复国清寺的天台宗祖庭地位。接着整顿不守清规的行为，办起了天台山佛学研究社，由静权任主讲。他博通经藏熟习天台教义，讲经不看经本，口齿清楚，声音洪亮，析理入微，辩才无碍。如讲珍惜粮食，即引唐代《悯农》诗加以解释发挥。在他坚持不懈的讲授下，僧众佛学水平显著提高，教务活动蓬勃开展。四方学者闻风而至，求学、受戒，由此而在寺内外培养了一大批对天台教义造诣较深的法师。 　　与此同时，静权协助可兴四方筹资，新建了妙法堂、安养堂、放生池、迎塔楼、修竹轩、静观堂、三贤殿和香光茅篷等，规模扩大了三分之一。1936年，蒋介石回溪口做五十大寿，其妻姚治洁专程到国清寺做了7天佛事，办千僧斋为蒋祝寿。蒋为妙法堂题写了“台宗讲席”匾额。日本僧人组团朝拜祖庭，海外侨胞来此普渡胜会。国清寺蔚为浙东丛林之冠。老僧们至今对当年国清寺那种“教观并重，讲修并进，清规整肃，海众乐道”的寺风仍然记忆犹新，称颂可兴、静权的功绩。 　　抗战期间，静权有感于日冠侵略，生灵涂炭，应邀至沪、杭、甬、无锡和临海等地寺院和居士团体宣讲《大乘教典》、《法华经》和《仁王护国般若经》，倡导抑恶扬善，祈祷和平，启发和动员佛教界人士爱国抗战。1943年，应邀回仙居中祭祷抗日阵亡将士，以诵经超度亡灵。 　　1945年以后，他以利生为业，弘法为务，任缘应化，四海为家。1947年在上海法藏寺、苏州灵鹫寺及无锡居士林，主讲《大势至圆通章》等，在杭州六通寺讲《无量寿经》，法云庵讲《金刚经》，灵隐寺讲《地藏经》。对《地藏经》研习尤深。当时法会之盛，听众之多，法缘之广，堪称空前。他讲说时法相庄严，威仪非凡，语从口中出，法从心地流，侃侃而谈，使人如沐春风，赢得“活地藏”的美誉。 　　建国后，静权团结和带领佛教徒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农禅并举，提倡人间佛教，爱国爱教，为祖国统一、世界和平作了很多贡献。1957年，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上海市政协委员、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晚年为国清寺迎回息养，1960年10月22日示寂，与可兴法师合墓于香光茅篷。 　　静权一生戒行精严，教演天台，行归净土，解行并进，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大德。所传《天台宗讲义》、《地藏经略解》和《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讲义》，都是他的弟子根据他平时讲经说法记录整理的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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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权法师，是佛教天台宗的当代高僧。他生于1881年， 俗姓王，名良安，是浙江永嘉县陈岭陈坑口村人。 静权法师，是佛教天台宗的当代高僧。他生于1881年， 俗姓王，名良安，是浙江永嘉县陈岭陈坑口村人。他的父亲王贤堃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由于从小受佛教思想的熏陶，少年时即颇具善根，乐善好施，喜欢为别人解忧除难，对于钱财的把持与功用超乎一般人。青年时，父亲去世后，他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十亩土地，他竟一分未留，全部充作公用。他将五亩土地捐给母校黄皮村塾扩建校舍，使地处山区的儿童有较多的入学机会，又将五亩土地变卖500银元，加上家中的资金，独资建造一座黄皮至龙潭坑、章山一带的要冲石拱桥，从而消除了雨季水涨之际过往行人溺水的危险，余下的二亩交给侄辈作为祭祀祖先之茔产和公共福利基金。自己两清风，只身空手，另谋生路。所以，在俗时的静权法师，虽对佛法尚未有远彻的领悟，然他对于资财的态度却非常达观。邻近陈庄与半山村，为了一片山林，争执不休，从对骂、打架，发展到双方聚众持枪，策划大规模械斗。静权法师听到这个消息后，赶紧赶到现场，对双方进行劝解、开导，使之分清利害得失。经过多次苦心斡旋，终于化戾气为祥和，免除了一场不应有的武斗流血事件，使山林纠纷得到合理的解决。佛的苦是不忍见他人之苦，即苦在他人的身，疼在自己的心，静权法师年青时就素有慈悲救世之心，用自己宽大的心胸，不辞劳苦地来化解世俗的纷争。正是在他固有的根性中有这样一种慈悲，这份慈悲也就成为，他日后披剃出家的根由。 静权法师幼年即入村塾读书，能诗善文，儒学造诣颇深。但与功名无缘，屡考秀才不中。后父亲病故，他悲伤忧郁，感到世事无常。于是将家产一一理毕，就投到本省天台山国清寺，拜在授能和尚门下，出家为僧，法名宽显，字静权。这时是1905年，法师25岁了。不久法师辞别师长到宁波，投到谛闲法师门下，研习天台宗教义，时谛闲法师门下英俊云集。静权法师本来有儒家基础，经过十年刻苦学习，成绩显著，学业优良。谛闲法师把观宗弘法社主讲的重担交付给了静权法师。从此后，法师便以讲学讲经为己任，声名鹊起，逐渐蜚声浙东。 静权法师精通经论，熟研佛理，德高望重，一些名山大刹请他当住持，法师立誓不做方丈，他虽不贪慕虚，但并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兼善天下。所以，除了讲经说法对世人救心之外，对于诸名山大寺，凡力所能及者，一律设法维护。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创建于隋朝，是天台宗创立人智者大师的道场。l930年，静权法师因此山礼祖时，见到殿堂失修，香火冷落，感叹不已。恰好此时可兴和尚来任这里的方丈，请法师驻锡弘法，共图复兴。法师概然应允，经他提议设立了灵台宗研究社，以重振宗风。法师自任主讲，指导学僧深入研究天台教观，数年以后，成就显著，形成了教观并重，讲修双进，清规整肃，海众乐道的寺风。国清寺出现的新气象，使远近的四众都来参学朝拜。在静权法师的主持下，从1932年到1937年间，又重建、新建了大殿、天王殿、韦殿、金刚殿和两侧的配套厢房、迎塔楼、斋堂共十几处。1937年到1940年，又新建于妙法堂、静观堂、三贤殿、和香光茅蓬等。全寺的面貌焕然一新，金身佛像清净庄严。至今该寺的僧众对静权法师的丰功伟绩，还念念不忘，称颂不已。 静权法师一生致力于讲经说教，由于他国学根基颇深，又加上出家的深钻细研，尤善天台教义。所以，他从1921年一直到1960年入灭，其精力全部放在开座讲法上。在1921年至1937年间，以所居的观宗、国清两寺为主要讲坛，主要着眼于培养学僧，讲授的是天台所宗的《妙法莲华经》，培养了一批对天台宗有较深造诣的法师，对以后天台宗前发扬广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静权法师的讲经说法，并不是仅仅对佛法、佛理本身的演绎，而是以出世之心，谈入世之事，用佛陀的智慧去诱发众生的真智见，进行大启示。故法师能在1937年至1945年间全国抗战时期走出寺门，到江浙一带名山大寺和居士团体等处说法，运用讲经之机，启发佛教界抗日救国。他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就是针对日寇侵略我国，生灵涂炭，国难民危的具体情况，阐明只有“护国”才能安稳教义的道理，并藉此开导佛教徒要热爱祖国，参加抗战。 由于静权法师在俗时攻读儒学，所以颇能接受儒家的孝道。《地藏》一经即是记录了释迦为其生母说法的内容，提倡子女应当孝敬父母。抗战胜利后的时间里，静极法师，以利生为事业，弘法为家务，云游四方，随缘化生，教化的重点是在家的信众。因此，他主要讲授《地藏菩萨本愿经》。本生在世间，是离不开众缘的。多数时候，尤其是在家的信众的修行，不是离群隐世索居的修行，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处理好一些事务，在烦恼中求得解悦，这是普通人所必须面对的，不能避的。法师的选择正是出于此。静权法师由于对《地藏》一经研究得非常精微，所以在当时的讲经独步天下，尤为精采，有“活地藏”的美称。每当开讲此经，法师总是身披红色袈裟，结跏趺，两目下垂，不看经本却侃侃而谈，对经意和故实疏理得细密有致，井井有条，毫无遗漏，听者无不为之叹服。 建国之初，上海法藏寺的兴慈法师圆寂后，该寺全体僧众礼请静权法师临该寺讲《地藏经》和《愣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法师讲经期满以后。该寺僧众和上海佛教界恳切挽留，任法藏寺主讲。从此静权法师在法藏寺讲经较多，但仍游化诸方，一直到他西逝之前，应天台国清寺的僧众一再请求才回山息养。 静权法师1960年12月20日圆寂，在寿80岁，僧龄55岁。法师一生由于参破俗世的一切，对事情重在实质，而不徒追求外在形式，故一生以弘法利生为己任，虽兴寺庙而不当主持；虽毕生弘教讲经却力图隐姓埋名；虽精通经论而不著书立说。法师文字功夫颇深，以他的经论的告研习与独到的见解，著书立说应当是信手拈来的事情，但法师坚持不肯开笔，犹对讲经弘法不知疲倦。对于他来说，能将经典的深奥妙义用圆融的意理灌输到佛教徒与信众的心里，滋养他们干涸的心灵，使具有佛性的众生能从慈门入，一睹佛门的庄严美妙之殿堂，从而把握难得的人生，造善因，得善果，不致有入宝山而空手归的遗憾。因此，他总是自谦地说：“我说经，都是依据祖师的见解讲的，而自己对佛法没有新的心得，还有什么书好写呢！”这是何等谦虚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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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以后，他以利生为业，弘法为务，任缘应化，四海为家。1947年在上海法藏寺、苏州灵鹫寺及无锡居士林，主讲《大势至圆通章》等，在杭州六通寺讲《无量寿经》，法云庵讲《金刚经》，灵隐寺讲《地藏经》。对《地藏经》研习尤深。当时法会之盛，听众之多，法缘之广，堪称空前。他讲说时法相庄严，威仪非凡，语从口中出，法从心地流，侃侃而谈，使人如沐春风，赢得“活地藏”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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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佛法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