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佛缘 慈母篇

我要报恩

每个人都有母亲，我也不例外。 我的母亲不但生了我、养育了我，而且还让我走上了学佛的道路。 母亲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农村妇女，不识多少字。小的时候，对母亲的印象就是任劳任怨，总有干不完活等着她。她唯一给我和弟弟讲的故事就是“穆桂英挂帅”和“狸猫换太子”。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母亲，让我看清了世界，让我走上了学佛的道路。 母亲养育我和弟弟两人，真可谓是含辛茹苦。虽然父亲在村子里也是很能干的人，但是，农村的情况估计坛子里的师兄们是不可以理解的。母亲断断续续告诉过我，我出生的时候，遇上了当地的饥荒。很多人家没有吃的，吃野草、树皮、糠等等。正是父亲的能干使我本人有了免于饿死的命运。我们家当时还能拿得出玉米粉，我就是吃那些玉米粉熬的玉米糊才活了下来。母亲一辈子怕蛇。说是我和弟弟很小的时候，母亲有一天干农活回家，看到沟边有一滩水，里边有生物游动，母亲于是冒着雨用稀泥筑了一道坝，准备把水排干，捉鱼给我和弟弟吃，因为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吃过肉食了。可是，母亲粗燥的双手把水排干后，里边不是鱼，而是蛇。 随着年龄的增大，对于母亲的养育之恩，有了深刻的记忆。白霜满地的清晨，母亲一个人扛着出锄头到茅草丛生的地方开垦荒地，为了有多一点可耕种的土地栽种烟叶，因为自幼聪明的她的儿子很快要到镇上读初中了，她希望能给儿子买件新衣服去上初中。等我以优异的成绩进了那个在镇上的县办中学时，真的穿上了一件新衣服！ 读初中的时候，每个礼拜我都步行回家，原因是要节省在学校的那几餐的费用。一个北风凛冽的周末，在我回家的路上，看到了母亲的身影，背负着重重的砖块正从生产队的砖窑里里搬运砖块。我走到了她跟前，问她那么冷的天，很多人都在家里烤着炉子火，你为什么要来？原因很简单，她的儿子在学校没有袜子。她要买一双袜子！可是她也没有袜子呀，光着脚穿着当地的布鞋。虽然是冬天，母亲却冒着汗。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的日子有了大的改善。我们家的生活也一样。母亲父亲按照当地的习惯，为我和弟弟各盖建了一栋砖房。盖建这两栋后来没有派上用场的房子的欠账还没有还清，我又考上了省里最好的中学，要到省城上高中了。母亲父亲一口气没喘，又要为我准备钱了。这一次还不同上一次了，那个中学都是大官官的子弟（母亲语）。光添置新衣服似乎还不行，至少还得买块手表吧。母亲又背起了那重重砖块了；烟叶地翻了又翻，盼着有更多的烟叶能交到收购站；家里的老母鸡下的蛋永永远远的都是拿到集市上。 山里娃子考上名牌大学了！ 我的上海某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轰动了十里八乡。 母亲除了喜悦外，更多却是更繁重的劳动！ 因为弟弟也在上中学，同样也需要钱。乡亲们送我上进省城的客运汽车时，父亲忍不住哭了。而母亲，很冷静很从容的说：“家里没有什么可想的，也没有什么可挂念的。好好学习就可以了。” 父亲时常连续 24 小时的开着他的那个拖拉机给火车站运煤还是不够足以支付我们弟兄两个的费用。 母亲一个人在广阔的田地里耕种完了，还要帮父亲到砖窑搬砖。砖窑停火没多久，母亲父亲就马上自己动手把砖块从砖窑里搬出来装到父亲的拖拉机上。因为那个时候，砖块还在烫手，其他搞运输的司机不愿干。等到砖块冷下来的时候，其他司机就来了，那么父亲也就会少运很多砖块。 上海某大学的某个学子身后隐藏着他母亲父亲的血和汗。 毕业了，我选择了马上工作。我的同学中省长书记的子女颇有几个，在有武警站岗的我的一个同学家吃完晚饭后，他父亲给秘书打了个电话，两天后我就到了当时最好的一家进出口公司去上班了。 我的佛缘 慈母篇 下 我上班了，母亲终于可以过上好日子了。然而那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 母亲的身影还是一直在田间地头，山林草丛中忙碌。每次都回答我：“好，不忙了。” 可每次都不见效。实在唐塞不了我和弟弟，总是说：“我习惯了， 我也闲不住。” 单位可不是学校，学习好不管用。你的出身低，那么你就是被欺压的对象。什么坏事都往我头上推，好事永远都轮不到我。我那同学的爸爸在省城的时候还稍有所收敛。当他进京为官后，那些土皇帝们终于找到出气口了。多年来在我同学他爸及我同学面前像哈巴狗的狗腿子似的所承受的屈辱全部发泄到我头上来了。我就像个软柿子似的任凭别人捏。记得单位的某个总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一个农家子弟，拿那么高的工资，你还有什么不满的？”云云。 每当父亲偶尔知道我在单位的境遇后，总是无奈而沧桑的说：“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叫你妈去山神庙去磕磕头了。”所以母亲不但一样的忙碌，而且还比以前多了一项工作。初一十五，不管多忙。总要到村子外边，已经在文革中被拆除了但还有一些残垣断壁的观音寺、山神庙里烧香、献斋、磕头。 在夹缝中生存了几年后， 机会终于降临到我头上了。 公司里有个官太太，凭着老公的权利，在公司建立了个王国，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然而时事变迁，她老公也有失势的时候。就在这时，“总”之类的拿出了阶级斗争的手段，在公司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对着那个官太太做。 也就是说两个部门做同样的进出口业务。部门的头当然是个“与人斗其乐去穷”的人。做进出口当然要个懂外语的了。于是乎，终于想到了我的那个国家外语等级考试的六级证书了。 我进到那个新部门后，一如既往的扫地，倒水，泡茶，甚至给领导倒洗脚水。 天助我也！ 没有半年的时间， 公司“第一翻译” 石板上钉钉地落到了我头上。一年后，我的客户越来越多，出口额越来越大。美国纽约某个“世界 500 强”前 50 名的一个公司的 Product Manager 和是我称兄道弟。该公司不但是我们公司最大的客户，甚至是全省进出口公司当中最具声誉的客户。 公司的人都说“去美国要和 XX （指我）一块去”。因为对方接待规格高。利益也随之而来了，每年欧美逗上几圈，市里著名的吃喝场所也有我的身影了。当然身上的衣服也不再是母亲亲手一针一线缝制的了，蜕变成巴黎香榭丽大道上专卖店的牌子货了。 母亲还是一样的粗茶淡饭，还是一如既往的磕头、烧香、献斋， 尽管她的一个儿子几乎每天在糟蹋人间“美”食。 噩运还是来了。 有一天母亲给我电话（我装了一部电话给她以便我每天给她打个电话）说她嘴突然歪了，说话说不清楚。于是我叫上公司的一个司机马上冲到家，把她接到市里看病。 打了点针水后也就好了。 可是我不放心，到处咨询。最后，还是有医生说最好照个 CT 。于是我帮她找了个 CT ，有一小块阴影。任何医生都不敢下结论。最后通过弟弟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比较权威的外科医生。带了条最好的烟， 我去找那个医生，长谈了近一个小时。可能是癌症！ 当时我真的差点晕了。他的意见，不要取样化验。因为一旦是的话，碰了它的话，长得会更快。 我听了他的话。没想到这一点也变成了日后我恨自己的一个因素。 母亲终于在这个时候歇下了她的忙碌，安心静养了。 3 个月的时间不到，有一天她说头痛。 这一句话简直是晴天霹雳！因为那个外科医生说，如果头痛的话，基本上那个可以确定了。不用医生去证明了， 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母亲做了开颅手术。左边的身子不会动了。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内呀。 活脱脱的“无能无力”使我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公司问我要不要去纽约出差。 我想我可以带着母亲的病历去找美国的医生看看，就说去。 到了纽约后，那个公司把和我随同我一块去的各式各样的“总”们，“长”们用豪华车安排去参观后，来了一辆长的“卡迪拉克”，载上我。逗了几个圈后，开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原来我那个和我称兄道弟的美国人给我约了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医院的神经外科教授。 我把准备好了的病历， CT 片，赫兹共振片等等都拿了出来。 母亲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 那个年长的教授，慢慢腾腾的看完后。 看了看我，说“我不能给你开处方的”。天哪！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还好，我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方案。最后好说歹说，教授自己写下了“建议”的治疗方案。 那个纸片带到医院后，医院专门为这个纸片开了会。乍一看是很注重我母亲的病情，其实他们更多的是要证明给院领导看他们的治疗方案是“多么的和‘美国人’的治疗方案吻合”。 我把原件给了他们院，谁知道他们又会拿着那个纸片再去证明什么呢？ 由他们去吧。 我只关心母亲的病情。 狂傲的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还是没有留住喂我奶水的人。 即将续的是： 我的佛缘 缅甸篇 我的佛缘 北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