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0日，时逢辛亥百年——大门 跨越 道路

至善佛缘

鲁迅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辛亥百年，百年间沧桑巨变。在这秋日，回望百年，你脑海会蹦出哪些词汇？这百年，给我们哪些启示？ 辛亥百年：大门　跨越　道路 本报记者 陈振凯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1年09月30日 第 07 版） 100年前，是中国的辛亥年。那年中秋节过后不久，旧历八月十八，一个脾气可能有点暴躁的士兵在武昌扣动了扳机。这声枪响引发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灰飞烟灭。这是历史性巨变。 　　 100年后，当年宫鸦的后代黢黑如旧，时而飞起在故宫博物院上方的天空。“萧瑟秋风今又是”，不同的是，早“换了人间”。 　　 （1）大门：空前的思想大解放 　　 辛亥革命打开的大门，让中华文明汇入世界潮流，让“振兴中华”踏上征程。 　　 100年前，如果你是清朝的一介草民，有幸来到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车，无论如何，你都不会产生去做“故宫颐和园长城一日游”的念头。 　　 那时，故宫还叫紫禁城，草民只有站在墙外望一眼的份。“天地君亲师”、“国不可一日无君”中的“君”——皇帝住在那里。而今，每日清晨，神武门洞开，游人鱼贯而入。这座高墙城堡，早如这国家一样，不再归属一个皇帝一个家族，而是全中国人民。 　　 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孙中山一定要写上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将政府官员称为“人民之公仆”。 　　 自从盘古开天地，这是中国空前的思想大解放！ 　　 如果说，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在器物层面学习列强；戊戌变法，“预备立宪”，是在制度层面效法西方；那么，“主权在民”则是中国与世界首次在最高价值层面上实现人类崇高精神的大接轨，中华文明自此新潮迭起，涌入崭新的世界文明共同进程的滚滚洪流之中。 　　 渴望新文明，才会发现新文明出现的曙光。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观念大解放，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启了途径，敞开了天地。辛亥革命7年7个月后，五四运动激情冲荡，科学、民主两支新潮流汇入中华血脉，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光辉射入东方文明。又过两年两个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组织中的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都曾参加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文海认为，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金冲及说，他们正是在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问题。 　　 思想解放的大门一旦打开，就没再关上，中华民族走向先进文明的前进脚步就再也没有停止。 　　 解放思想，至今还是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沉雄而豪迈。

至善佛缘

（2）跨越：中共在继承中创新 　　 没有皇帝的故宫，宫墙上一样会长草。中国太大了，她的文明崛起，绝对是世界级的难题…… 　　 辛亥革命把皇帝请出紫禁城，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皇权统治，建立起共和政体。然而，伟大的开创，也有巨大的缺陷。 　　 有人认为它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固然有失偏颇。但是,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变，大众照旧生活在悲惨境地——这绝对不该是辛亥革命的归宿。临终前，孙中山留下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有革命的决心，却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金冲及研究发现，当时的革命党人存在严重的弱点。他们不善于发动群众，其组织成员松散而复杂，有些人逐步丧失革命意志。 　　 反反复复，中国人民、中国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辛亥革命所揭示的中华文明进步的伟大使命，所创造的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契机，只能交托给最能唤起农工、最具文明先进性、最能为民族大众解放吃苦耐劳、冲锋陷阵的优秀力量，而这些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项。 　　 历史没有选错为它开辟前进道路的这支优秀力量。中共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开创的事业，其后多年，这个最终赢得民心执政新中国的政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三大历史跨越—— 　　 将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将新民主主义胜利引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轨道； 　　 改革开放，成功探索出一条将中华民族领上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其间，历经坎坷，多有牺牲，但中国共产党人意志弥坚，始终在振兴中华、走向文明复兴的最前沿！ 　　 百年来，在与浩浩荡荡“世界潮流”同行的中国道路上，中国人民经历巨变，在重塑中华文明辉煌的韧性战斗中，一次又一次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镌刻在自己永恒的心灵中。 　　 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三大巨变，一脉相承。中国和中国人展现出追求文明进步的巨大活力。 　　 回头看这百年，有一条历史走向异常清晰，这就是：百年前那个羸弱不支、沉疴难愈的庞大国家，站起来、富起来、靓起来，向世界展示着一个精伦无比的文明进步故事，向人类共同的文明进程贡献上她独特的发展智慧……

至善佛缘

（3）道路：在永恒创造中拓展 　　 别人的脚走出的路，不会送我们到达目的地。自辛亥革命起，中华民族就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追赶世界潮流。“中国应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还依然是我们壮怀激烈的文明情怀吗？ 　　 民国初建，孙中山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的美好主张。在《建国方略》中，他更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勾画了前所未有的蓝图。 　　 美好理想和正确道路有时无法兼得，从前者到后者，谁也替代不了中国人跳跃那条“卡夫丁峡谷”。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找到了走向独立、民主、富强的自己的道路。中国人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最具真理性的不仅在于她对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揭示，还在于她让中国人学会“自己找路，走自己的路”。自从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的创造性勃发，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农村包围城市”、“论十大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自己的路，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整个世界的文明形态也为之一变而精彩纷呈、别开生面。 　　 学者张维为认为，人类历史上，只有千万人口量级国家、上亿人口量级国家崛起的经验，没有任何为十多亿人口量级的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的先导经验。而惟其如此，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就更有文明进步的大价值，对人类文明创造的共同进程就更有大贡献。 　　 中华民族不缺少历史意识和世界眼光，这是辛亥革命对中国人的巨大赐予。放眼世界，目光四射，去发现和汲取人类先进文明的成果，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去寻找和开拓适合本民族特点的文明进步道路，这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行为的两大特征。在这当中，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正是中国人自觉的创造、创新意识。 　　 三年前，北京奥运会上的那个“和”字，已将中国发展道路的“和谐”理念传之四海。今天，只要既顺应世界大势，勇于融合、借鉴，又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人对世界对人类的文明进步的贡献会越来越大。在人类文明的最高精神价值层面，中华民族不会缺少一个理应占有的位置。 　　 辛亥百年后的今日，“中国道路”赢得世界关注和尊重，中国人更加树立了坚持“中国道路”的信心。 　　 百年沧桑，中国逐步实现着孙中山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的美丽构想；以辛亥百年为契机，善于总结和反思的理性中国人，必将从辛亥百年的丰富文明积淀中汲取更大的力量，为走上文明进步的更高境界做好冲刺、跨越的准备！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永恒警世钟！

至善佛缘

辛亥革命, 振兴中华（转） 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尽，让我们把思绪回到那百年前神州大地的武昌城，我们耳边仿佛又响起那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中隆隆的炮声，一副英雄的面孔仿佛又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是他们为真理与民主自由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行动，才有了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他们是革命的先驱，我们应该永远缅怀他们。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如果没有优秀文化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就不打自垮。 辛亥革命离现在已快100周年了。岁月更迭，历史远去。岁月可以改变沧海桑田，但是永远无法抹去历史在此间留下的烙印，那震耳发聩的枪声将永远定格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可以这样说，随着硝烟散尽的那一刻起，人们就一直在探究这段历史时期，从中吸取有益的借鉴。 1911年的10月10日这一天，古城武昌城头的枪声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它敲响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覆灭的丧钟，引发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伟大变革。这枪炮声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光荣与骄傲，也不仅仅是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更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卓越贡献和光辉的业绩，这场革命所产生的伟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它所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也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它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意义，它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评价。2001 年10 月9 日，江泽民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辛亥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虽然它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这里，江泽民不仅精辟地指出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而且指出它“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革命，从本质上将它与以后的民主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起来。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一些民主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谁就会变成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都会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袁世凯的皇帝寿命只不过八十三天，张勋的复辟则更加短命，和从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于试登这个宝座即可为证。 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敢闯、敢干、敢试，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具有爆发力、原创力，是一种宝贵的人文精神。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志士，是一群以近代知识分子和思想进步的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爱国进步群体，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怀着一心救国赤子情怀，投身到民主革命当中，发动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精神和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三个月内，颁布了三十几道革命法令，如改用阳历，限期剪辫子，废除跪拜，禁止缠足，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刑讯，销毁刑具，颁布一些关于“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等，无一不带有移风易俗，革故鼎新，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用孙中山名义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国内各民族人民的民主权利，虽然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毫无疑义是带有革命和民主性的国家根本大法。它的公布，为人民的民主权利提供了法律的根据，大大有利于民主精神的发扬。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弘扬辛亥革命精神，就是要大力弘扬敢闯、敢干、敢试的创新精神，同时也要弘扬“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就是要牢记历史所给予我们的教育和启迪，就是要继承革命先辈们的优良传统，特别是要学习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优秀品格。随着时代的发展，这股炽烈爱国精神日益成为我们民族永恒的感召力量。今天，我们要完成祖的统一大业，仍然要高举这面大旗，把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是需要以爱国主义为力量源泉。 我们青年一代要牢记历史，放眼未来，好好学习，掌握更多知识。 为了将来，为了民族，为了人民，为了祖国，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至善佛缘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转） 白岩松：中国人永远都会有梦 中国人永远都会有梦。但是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重要且艰难的梦的转换。 一个覆盖大众、建立在国家基础上、国家独立富强的梦，正在过渡到每一个公民自己梦想实现的过程，这是目前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特质。即，由国家梦向个人梦的转变。 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百年，辛亥革命是一个标志，中国走出故宫所代表的封建和皇朝，走向共和。 一百年前中国一塌糊涂，内忧外患，虽然有民主科学，但真正的梦想其实是独立和富强。 在过去的一百年相当长的时间里，个体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个体的梦想被覆盖了，甚至个体也自愿被覆盖了——它全部投身于国家大的“中国梦”实现的过程中。 这有历史原因，可能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说，也是对的。 但经过一百年的努力，起码到2008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个人的独立和国家的大梦已经差不多了。随着改革深入，个人的梦想开始前所未有地浮现出来，而且需要被尊重。 中国梦正式进入到一个——首先个体梦想被尊重，其次有它实现的空间和可能——这样一个阶段。 国家梦和个体梦两者不是对立的。国家的大梦接近实现了，给个体梦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 如果没有国家经过一百年实现独立真的富强起来，个人的梦想很难出发。弱国的注意力恐怕更多放在如何让国家富强起来。 一个国家梦想实现后，搭起了重要的平台。但个人梦在寻求实现的路径、渠道和空间时，我们更多的是忧心忡忡、是焦虑于看到的问题，这涉及到民主、公平等等。这需要全方位的思考。 个人梦想想要实现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人有个人的梦想，且这个梦想不仅仅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个人有梦是最重要的，浑浑噩噩的人也不少，我们习惯了认为问题都在别人那，习惯了指责问题都是政府的，中国人不太习惯反省自己，政府和别人都有值得反思的地方，那我们自己呢？中国人要学会面对自己和尊重自己。梦想也是尊重自己的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希望，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中国人越来越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是超越了简单的物质的梦想——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物质依然是一个梦想，但是到了这个阶段要超越它——大部分公民要有自己的梦，或者说以梦为马。 第二个就是公平，公平是一个社会环境的改变的关键，不管是高考还是公务员或者关系。 第三就是民主，中国一定要走向民主，只有走向民主，个人梦想跟国家才会有互动，国要尊重民，而民也通过民主的方式更好地推动国的建立。这三点密不可分。 可能民主和公平是个很巨大的时代课题，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四十岁时写过的十二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对于个体来说要有自我约束，在这个没有宗教基础的国度里，人要慢慢建立敬畏。 “敬”就是什么是最好的，你要去实现；“畏”就是你害怕什么，不能突破底线。 现在所有乱象都跟“无敬无畏”有关，这需要从个体去建立起来。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主公平都是一个历史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公民在做什么，恐怕要从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拥有敬畏开始。 我们也要强化和成长我们自己，否则我们往哪走？这个时代非常让人担心。民主经常被提到，我们让内心的民主意识理念足够成熟了么？每个人都会得出自己的答案，要快速地向前走。 权力对一个人品质的考验是最彻底的。 权利可以使一个人变得严谨、高尚、博大，也可以使一个人变得智昏、贪婪、卑劣。 非权力影响力是一种文化力；是一种品质力；是一种人格力；是一种凝聚力；是一种协调力；是一种智慧力；是一种决策力；是一种意志力；是一种师范力。 权力和道德结合，才能够产生真正的力量。

至善佛缘

2011年10月10日，我们将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尤兰田在论坛上致辞表示，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回顾辛亥革命先驱的奋斗历程，就是要继承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烈的遗志，为“振兴中华、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就是要学习辛亥革命先驱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伟大精神，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反对“台独”及一切分裂行径，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捍卫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就是要促进两岸同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共同的民族大义、承担共同的历史使命，倍加珍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齐心开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美好前景。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毛泽东 主义扬中外；精灵炳日月。——蒋介石 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在前进的。——朱德 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为国家的统一和富强贡献了毕生精力。——胡锦涛 孙中山留下的文字、解释、教条、主义，尤其三民主义，太粗糙了。——李敖 他是一个矢志不渝地投身于唯一事业———他的祖国的政治改良的人。——美 韦慕庭 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杨天石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章太炎 占据了革命者头脑的思想是以权力和武力统一的思想。——黄卧云 提起革命者，你会想到什么？ 刑场上的毫无惧意？威逼利诱时的云淡风轻？ 腥风血雨下的不改其志？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的豪迈？ 事实上“为理想而执着，因理想而无所畏惧”是拥有“革命者”这一称号的特定人群的公共特性，而且毋庸置疑革命者这一特殊人群在我们的历史中都是以道德楷模甚至半神面目出现的。这无关政党宣传，不过是身为凡人的我们对执着理想的“半神”致敬罢了。 但当我们心理上克服对革命者，对执着理想者的敬畏后，我们会发现革命者们的这种执着竟与现实中不那么特别道德的政治决断纠缠不清，我们不禁迷茫了，我们不禁思考了：难道真的是目的正义决定手段的正义？难道不崇高的手段能最后可以使得我们到达“崇高”的彼岸？ 思考了，迷茫了，为了这思考后的迷茫我们需要重读孙中山，因为他是近代中国所有革命者的导师，他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在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帝制的历史进程中，孙中山投身其中，挟十次起义的经历成为共和元勋，可以说，他与新生的民国息息相关，但若是反过来，逻辑却就未必通畅了。毕竟他仅仅是同盟会的领袖之一，能有如此的结局，除了理想聚合之外，靠得还是他不一般的筹款能力和知名度。 从现时的观点来回顾过去的历史，人们会认为，孙博士对债权人的某些许诺似乎是鲁莽大胆的，甚至是丧失原则的。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中山毫无内疚不安之感。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伟大的目标:推翻可恶的清王朝，建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政权。只要有利于这个伟大的目标，孙中山什么都能谈，什么都敢答应。 精神感动日本豪强 黑龙会帮助孙中山组建同盟会 孙中山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就连日本人都被感动了。日本民间政治组织黑龙会就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全力帮助孙中山整合反清力量，组建同盟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中国同盟会成立筹备会就是于7月30日在东京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家中召开的，而内山良平本人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日后大名鼎鼎的北一辉也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革命并非一帆风顺 同盟会内部频繁质疑孙中山 孙中山等人固然已避免了同盟会出现如洪、杨式的内讧，但没有避免同盟会的涣散。黄兴力拒章太炎等人的改选建议，不曾从根本上扭转同盟会组织一盘散沙的局面。自从孙章之争发生后，同盟会组织就已开始形同虚设，孙、章等人都在自谋发展。个中局面，严重地影响了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党人同袁世凯、黎元洪等旧式官僚作斗争的政治力量。 没有孙中山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 就没有武昌起义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他青年时代，曾经幻想过以改良的手段来挽救中国。1894年6月，他曾上书清廷直隶总督李鸿章，陈述“治国之大经，强国之大本”，遭李鸿章拒绝。上书的失败，才使孙中山“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强迫。”在这之后，至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之前，孙中山领导了十次武装起义。 二次革命前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北洋集团两个团体首次真真正正的较量。这里面曾经被赋予了民主与独裁交锋的历史意义，但事实如何，怕也说不得如此神圣。毕竟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说，民主没有在议会里，独裁也没有先动刀动枪。 武昌枪响 光复中华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高风亮节的坦然卸下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不过为了制衡袁世凯，不让袁世凯有机会破坏民国的民主制度，孙中山强调一定要定都南京。可是此时临时政府的议员们不成熟，看不透孙中山定都南京的苦心，在投票选择中竟然高票选择了北京。孙中山面对临时议员们这种不明是非的选择，毅然逼迫议员改变投票结果。 民国大选 孙中山使袁世凯不怕战争怕选举 大选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它虽然是和平的，却包含激烈的夺权性质。孙中山、宋教仁等民生派，无不为大选胜利而欢欣鼓舞；作为北洋首领的袁世凯就向杨度透露过他的心事：“我现在不怕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可惜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宋教仁被刺案以及随之而来的“二次革命”。 为民国孙中山力排众议 坚决与袁世凯兵戎相见 宋教仁被刺杀后，社会各界以及蔡锷，黄兴等人并未看清袁世凯本质，仍幻想通过法律解决。而此时孙中山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睿智与远见，他力排众议坚决与袁世凯兵戎相见。尽管行动遭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尽管有人指斥孙中山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为权力，尽管有人骂孙中山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二次革命不是革命…… 军阀猖狂 为挽救民国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当时，他采取了一个意乎寻常的措施：要求所有中华革命党的党员，都必须履行一个向他个人表示忠诚的手续：宣誓绝对服从他的领导，并按一个手膜印，以志矢忠，表示对此誓言负责。孙中山的道理非常中肯：要想为中国自由民主而奋斗，那么革命的同志必须绝对服从革命的领袖. 弱国的内部斗争，若说没有强国的影子，根本是痴人说梦，自20世纪初开始，世界格局即以确定了这一结局，孙中山自然也没有能力对抗这一现实。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可能确实理解不了当时的情状，但当时的中国却实在没有哪家势力能够离开外援做成大事的，尤其是在北洋集团瓦解后，便连遮遮掩掩也求之不得了。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 孙中山与日本友人 孙中山等革命者在由于武昌起义而骤然被推到领导全国性的推翻清王朝运动的政治舞台前列之际，他们作为革命领袖的地位并不能在南方绅商社会中获得认同；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的正确与否，而在于此案恰恰触犯了二十世纪初以来南方绅商社会反应最激烈的所谓“出卖利权”问题，南方士绅不能明白孙中山的苦心. 为揭露袁世凯真面目 孙中山刻意联络日本 宋案发生以后，孙中山高瞻远瞩的认为“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孙中山与袁世凯都不惜代价，争取日本的支持。日本政府根据当时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实力对比并未答应孙中山的要求，转而支持袁世凯，但日本政府与袁世凯的谈判由于孙中山的介入使得袁世凯最后被迫答应苛刻的二十一条，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 为再造共和 孙中山忍痛提出租让东三省给日本 1912年1月上旬，孙中山为了再造共和，挽救民主组织了六路军队北伐，但是，各路均无很大进展，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经费。因此孙中山与日本商议出租东三省以换取经费。29日，南京临时政府所辖各军在清江浦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北伐。与森恪的谈判正是在这一情况下举行的，它表现了孙中山为取得北伐经费而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努力。 为国家长远利益 孙中山认为暂时的牺牲是必须的 纵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到获得苏联援助之前，一直在试图获得日本的支持。看上去孙中山似乎与袁世凯一样，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来换取外国支持；但应该看到孙中山所做的一切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让中国真正实现民主、自由。而袁世凯完全是为了个人私利，是否为了一己之私则是判断一个人是爱国者与卖国者的关键所在。 曾经发动过护法战争的孙中山，在落脚广东后，却放弃了《约法》，一门心思地用武力解决军阀分立的问题，而他依靠的也是一家家的军阀，但现实总比教科书复杂，军阀并非都是愚蠢的独裁者，也有心向民主的人物。但当民主和革命发生冲突时，孙中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革命。 孙中山就任大元帅 孙中山提出“除尽假共和”的问题。他说:“今天北方起兵讨贼之人，又是昔日赞成复辟之人，是非混乱，……今日反对复辟是假的，争后来之势力是真的，势力在手，又主张帝制，主张复辟的。”“我们万不能相信的……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才有幸福可享，国家才得永远太平。”孙中山的讲话可以看作他对革命独裁的一个解释。 陈炯明地方主义思想严重 最终背叛孙中山 “炯明与中山之构和，责任不在炯明，炯明受乡人托，出维持秩序，绝非受北方命令。炯明秉联省自治主义而奋斗，冀实行此主义以救国；中山赞成联省自治，则我听其令，若仍效北方军阀，作武力统一迷梦者，则我虽助中山，而粤人不谅我也。”陈炯明的自述充分表明了他不明世界大势，近代中国历史证明孙中山所选择的政治道路正确。 陈炯明反孙 因为他不理解孙中山“训政”苦心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中国人民经过一定时间素质培养后再还政于民。而观民国成立后的乱象不难明白在这个问题上谁对谁错了。 军阀毁法 谈孙中山革命独裁的合法性与民主性 孙中山留名青史不仅仅有他结合中西文化的三民主义，有他推翻满清的历史功绩，还有他不屈不挠反对军阀割据追求国家统一的护法运动，也有他体现着中国优秀文化的人格修养和越挫越奋的精神。在军阀以选举制度为玩具的时代，中国需要强力的革命的政党来为人民守护民主，培养素质。因此孙中山的独裁非但是合法的，而且还是民主的。 国共合作是孙中山革命经历的新篇章。共产党的加入，除了给国民党带来众多的战将、人才之外，还为彷徨无计的孙中山带来了同样受到封锁的苏俄的橄榄枝。当苏联的枪炮、教官与中共的新鲜血液同时流入的时刻，执掌中国对于孙中山只是时间问题了。只是未来并不确定究竟属于谁。 黄埔军校 在革命危机关头 孙中山联合苏联反对北方军阀 当孙中山还在广州率海军舰艇抵抗叛军之际，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明言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严重受挫的孙中山这时对苏俄的援助会抱以怎样一种期望。一方面想得到苏俄的援助，另一方面从列宁开始，一直到共产国际代表都再三提议国共合作，孙中山当然明白这里面的轻重关系。 苏联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奠定国民党百年基础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致开幕词：“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我们对于改组党和改造国家之外，另外有一件事要大家注意：就是从前本党不够巩固的地方，……常生出无谓的误解。全党的团结力涣散，革命常因此失败。” 孙中山“以俄为师”建黄埔军校 影响历史走向 黄埔建军，是孙中山先生在晚年作出的最重要的决策。没有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革命不会取得成功。建军过程中，当时的苏联政府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向中国派出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军政顾问。革命军的崛起与发展，在中国的苏联顾问们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和作用。而从黄埔军校走出的学生成为了近代中国史上当然的主角 双赢的选择——苏联与孙中山的政治结盟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为了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局面，积极地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同时锁定了孙中山和吴佩孚两个对象。由于在蒙古问题上的立场不同，苏俄政府最终放弃了吴佩孚，与孙中山确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对于苏俄政府和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来说，这是一次双赢的选择，是一次政治博弈的结果。国民党也因此能武力统一全国。 如果我们将孙中山当作道德的完人，政治上的纯洁者，那么，我们根本无法解释他在近现代中国政坛上如何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毫无疑问，政治的角逐并不是道德天平所能决定，只有现实主义的选择，实实在在的力量才能让他与众多对手对局。否则，我们就不是在歌颂孙中山，而是在侮辱近现代史上诸多枭雄人物的智慧了。孙中山本人能够以一介布衣成为影响至今的历史人物，岂只是“豪杰”二字可以概括得了的？ 1925年3月12日 孙中山与世长辞 吴伯雄谒陵 毛泽东：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在毛泽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他说: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强调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他在政治方面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东西。”“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马英九缅怀孙中山：“总理”永垂不朽 马英九指出，孙中山对台湾很有感情，来过台湾3次，台湾仕绅还曾帮孙中山募款。孙中山逝世之后，在台湾也引起很大震动，除蒋渭水等人发表悼文外，当时在全台各地也举办了追悼大会。他说，吴伯雄随后访问大陆，他特别托吴伯雄到南京谒陵时，向孙中山禀告一定会奉行总理遗志。谈到这段过程，马英九也不禁激动哽咽，一度无法言语。 美国人眼中的孙中山：矢志不渝的政治改良家 我对于孙博士研究的最强烈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矢志不渝地投身于唯一事业———他的祖国的政治改良的人。改良是他终其一生的抱负，是他采取不同手段用以达到的目的。诚然，他也曾似乎是这样的一个人:被坚定的信念所掌握，这种信念，只有他独自认为是正确无误的，也必须由他独自指引这个政治改革的航程到达指定的终点。 得失成败需重审：研究学者们眼中的孙中山 在邓小平解除国人的思想禁锢后，对孙中山的研究逐渐回归学术本身。党史学者金冲及呼吁“进一步加强孙中山的研究工作”，研究孙构筑自己学说体系的思想资源，研究各派人物对三民主义的各种解释。近年，更多的学者从政治学角度研究孙中山的治国、治党方略，反思他的得失。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解读“国父”与革命者孙中山。 究竟是程序正义重要，还是结果正义重要？ 乍一看这不是一个选择题，因为无论何种程序，何种过程，人类的终结追求都是结果的正义。 但仔细思考一下，我们又会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选择题。因为在程序正义缺失或受损的前提下，我们能得到结果的正义吗？ 具象到孙中山的一生，他终生致力于维护国家共和民主的制度，反对军阀独裁，为民生艰难而叹息，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这是何等波澜壮阔，荡气回肠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生啊！ 可在这一过程中，他为了维护共和民主制度选择了以党治国，他为了推翻军阀独裁而选择了革命独裁，他为民生艰难而叹息却也使得广东人民不堪重负。他的理想与他现实选择竟然全部截然相反。 为了崇高理想而采取现实而市侩的政治决断真能实现那崇高的理想吗？政治蓝图真的比国民的幸福还重要吗？这一切值得吗？

至善佛缘

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论） 2011年09月07日 04:02来源：人民日报 一百年前的中国正处于清王朝末期统治之下，政治腐朽，经济凋敝，帝国主义列强肆无忌惮强取豪夺，这个昔日的东方大国日益衰败，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面对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无数爱国青年、仁人志士满怀革命激情和梦想，为了民族之觉醒、国家之兴亡，在武昌打响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枪。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斗争的伟大里程碑，标志着神州大地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此后经过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便进入崭新的阶段；194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和百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经济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进出口规模世界第二，利用外资规模均跃居世界前列，实现了人民生活由贫困到总体小康的历史跨越，正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香港、澳门已经顺利回归祖国，并保持了繁荣稳定。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高。历史表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不懈地实行改革开放，才能使 “振兴中华”的理想得以实现。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话在今时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为两岸至今尚未统一，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伤痛。 邱震海：今天的中国是巨大的成绩和巨大的问题在赛跑 凤凰卫视9月2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 鲁韬：紧贴时事，现在开讲，我是鲁韬。今年应该算是一个大十之年，在过去的几个月之前，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再过几个月也会迎来中国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还有苏联解体20周年。所以在这么一个有这么多周年，尤其是重大事件周年的这么一年。我们也不由得思考关于模式和中国所谓的道路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开讲节目我们请来了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一起来探讨。 邱先生我记得，要是没记错的话，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他叫阿尔贝所布尔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在历史上没有模式只有道路。您是否也认为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呢？ 邱震海：首先我们讲模式，我们从语义上来大家理解以下，我个人的浅见。我认为一个东西要称之模式，至少要具备三大特征，第一你走过的道路或者你做的一些事情当然是成功的，同时这个成功是有规律可循的，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规律是可以沉淀下来的，相当一段长的时间是可持续发展的，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称之为模式，一般情况下凡是一种模式都是值得向别人去推广的。我想基本上这个模式从语义上要具备三大特征。 从我们中国来说，无疑通过1978年改革开放，尤其过去二十年市场经济，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种成功一定成功自有过人处，一定是有它的规律可循的。但是关键问题是这个规律我们自己能不能给它梳理清楚。未来的路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们怎么保证这个可持续发展。在巨大的成就的同时，无可否认我们有巨大的问题。我曾经有过一个三大论，我说今天的中国是巨大的成绩和巨大的问题在同时赛跑，就看谁跑得过谁。 但是光有这句话是不对的，一定要有第二句话，我们一定要坚信，巨大的成绩一定能跑得过巨大的问题，不光是善良的愿望也是我们客观的分析得出的结论。第三个，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巨大的成绩有一天能跑得过巨大的问题，就忽略目前我们巨大问题的存在以及它的严重性，以及我们万一对这些巨大的问题处置不当掌控不当，有朝一日也许会摧毁我们有一天巨大的成绩能跑过巨大的问题这个光明的前景。 坦率的讲，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当巨大成绩的同时巨大问题也不少。这些巨大问题又来自何方？我们对过去的成绩能不能有一个很清醒地认识，我们对过去的错误过去的问题，今天我们积累的问题，量变到质变的问题，它的来处能不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假如我们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称之为我们所有的东西是模式呢？既无清醒的规律可循，同时也无法使它沉淀下来，更无法跟您说我这个东西的巨大的成绩巨大的问题，你就拿去照搬吧。 所以我想说的是，中国巨大的成就我们每个人都无可否认，从小家到大家到国家。但这个中间，我认为其实我们称之为中国经验，或者说中国现象、中国道路，从自己来说也许更加客观一点。尤其刚才你说的今年是如此重大的一年，中国建党90周年，未来我们要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民族现代化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当然后面苏共解题，苏联解题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但对我们来说也可以有所反思一个借鉴。其实我们从新回归谈中国模式也许，我曾经有过一个话，我说今天我们需要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张扬，我们需要多一点谦卑少一点狂热。也许，我觉得在这个时刻谈中国模式也是一个合适的契机。 鲁韬：您既然提到了这么几个事件，我们就把目前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的成就放到这么一个大的时空里来看，就从辛亥革命谈起怎么来看？ 邱震海：辛亥革命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称之为重要里程碑，它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开始，它是中国现代化遇到挫折之后的另外一个选择。我们知道中国在1821年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全世界最高的，但1840年开始这个鸦片战争，后来一路就开始下滑。八国联军、圆明园到义和团运动，到义和团100年前其实是发展到低估了，中华民族掉到低谷。 那个时候坦率的讲，当一个民族它的上升期和下落期的时候，它的全体国民，尤其它的知识精英他的心态是不同的。你看今天我们在上扬的时候，我们在崛起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自豪的，我们的心情有时候会一不小心从自豪走向膨胀，都可以理解，我认为从善良的都可以，我们不要去指责这种膨胀，我们要去警示膨胀。 但是当一个国家在往下走的时候，他是焦虑的，充满一种集体的焦虑，充满一种集体的烦燥。尤其是集体的焦虑到集体的烦燥，最后会演变成一不小心一种集体的骚动。这种骚动也许我们可以从辛亥革命当时，当然我们历史已经过去，我们不可能用英文的虚拟语态跟你说假设当时我们不这样，都已经没有用了。但是我们要去看这种骚动来自何处。 坦率的讲，当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开始以后到1860年，其实中国已经有了，当时有了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那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30年，改革开放同样也是30年。我在很多演讲当中我把洋务运动跟改革开放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我觉得这两者中间有内在的联系。 首先它的外在特征很相近，第一，它都是不流血的，都是改革。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从来没有成功过，从商鞅变法到十一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到戊戌变法，从来没有成功过。只有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基本成功。请允许我比较苛刻的说基本成功，因为我们后来还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但是洋务运动它第一次的改革，非流血的改革第一次，这个特征跟改革开放非常相近。第二个是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第三个是富国强兵，都非常像。 为什么改革开放基本成功，洋务运动全面失败。洋务运动全面失败非重要的就是1895年在甲午海战的时候败给当时的学生日本，使中华民族感到非常惨痛，所以集体的焦虑产生了。 所以这种由于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们变得集体焦虑，变得集体的烦燥变成集体的骚动了。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辛亥革命一百年的时候，也许我们像外科医生一样的，下这么一个判断也许不为过。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华民族现在继续还在烦燥，继续还在骚动。今年一百年本来是两岸的人民可以同时来庆祝的，或者至少是纪念，但是由于我们目前的政治上的很多纷争还无法跳出，也许一百年以后我们会为今天感到遗憾。 一、中共自成立时起便具有的特点及对思想建设的长远影响 在中共成立的背景中，有两个大的方面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个方面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中国所经历的严重的民族危机。在挽救民族危亡的过程中，具有新思想的中国人逐步认识和提出了中华民族面临的四项历史任务，即实现国家现代化、争取民族独立、恢复国家统一和开展社会革命。这四项历史任务源起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交织在一起，相伴前行，贯穿了整个20世纪，至今没有最终完成。历史地看，对于中国各派政治势力来说，能否承担起并不断推进这四项任务的解决，决定着它们的前途和命运。 第二个方面是20世纪第二个十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是催生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因素。首先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场革命虽然带着浓厚的保守色彩，但它毕竟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专制帝王统治，开启了伟大革命时代的序幕。自此，中国出现了思想解放的潮流，萌生了现代政党政治。随后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扭转了中国思想界的方向，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实现了关键的转折。这场由中国在巴黎和会遭到外交失败而引发的空前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国内北洋军阀统治的性质。自此，中国激进革命者学习的榜样不再是西方民主制度，而是苏维埃俄国建立的工农政权。1919年由苏俄牵头成立的共产国际及其1920年后对远东革命的关注和支援，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过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标志着党的正式成立。成立之初，中共就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选择马列主义，或者说马列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是由于它提供了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思想武器，即：开展阶级斗争以实行社会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革命政党。这是当时传入中国的任何其他思想或理论所不具备的。尽管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有限，但他们无疑在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震撼和启示，立即便把马列主义作为开展革命行动的指南。 第二，党的纲领以中国现实的政治需要为依托。虽然从形式上看，中共的纲领受到共产国际的极大影响，但其反映的诉求却完全是中国的。党的最低纲领即现阶段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一最低纲领与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具有高度一致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这其实与中国传统的“均贫富”和“大同”思想暗合。 第三，中共在最初的革命活动中就表现出自己鲜明的阶级属性。中共成立之初，党员人数很少，成份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但是，中共却采取了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采取过的办法，即深入中国社会底层，与工农结合，发动工农运动。 上述三个特点，对党的思想建设具有长远影响。主要是：中共的奋斗目标是可以长期坚持的，而且这一奋斗目标对立志改变中国面貌的先进分子和希望改变现状的广大人民群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同时，中共也有理由相信自己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和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