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传文学

淡然居士

大众部系的说出世部，所传持的佛传《大事》中，有「十地」的说法，一般承认这和《十地经》等菩萨十地阶位说有关，这也被视为是大众部和大乘佛教有关连的一项证明。但《大事》与其他佛传类一样，似乎都采取超部派的观点。

法藏部传持的《佛本行集经》最后记载，此经大众部名为《大事》，有部名为《大庄严》，饮光部名为《佛生因缘》，法藏部名为《释迦牟尼佛本行》，化地部名为《毗尼藏根本》，这显示出诸部派中有共通的佛传。

但以现存的型态而言，大众部的《大事》与法藏部的《佛本行集经》，以及可能出自有部的《方广大庄严经》等，谈不上完全相同，《大事》尤为歧异，总之在初期，佛传文学者并没有超越部派来作结集。

一般认为，「文学」的理想状态应该超越部派立场。如《佛所行赞》的作者马鸣和有部关系密切，但另一方面也被指出与多闻部、鸡胤部、经量部、瑜伽行派等都有关系，难以断定他属于特定的部派。所以一般认为，把他和摩咥里制咤等同列于赞佛乘一流，较为妥当。

摩咥里制咤的生存年代，被推断为西元二世纪到三世纪顷，是继马鸣之后的佛教诗人，他所著的《一百五十赞》、《四百赞》都是很伟大的诗，广为印度人所喜爱。他在这些诗中赞叹佛陀，在「佛陀接近于肉身佛陀」的观点方面，符合有部的说法，同时他说到佛德无量、智晓一切、心无边际等，则近于大乘的佛身论。此外也可见到赞叹大乘的语句，宣说六波罗蜜和空观的部分，也与大乘的教理一致。因此最近有人认为，摩咥里制咤属于大乘佛教的中观派。

当一心一意地赞叹佛陀、强调归依佛陀的诚信时，就会采用超越佛法教理的文学表现。一般认为，这就是促使佛传文学发达的诗人和宣说部派佛教教理的论师，立场不同的地方。「赞佛乘」一词也见于《法华经》，但梵本并无相当之词。其实在《大毗婆沙论》卷七九中，就批评分别论者宣说「一音说法」之偈，可以视为是指被排斥为「赞佛颂言多过实」的作赞佛颂的诗人之流。

佛传文学和赞佛乘虽可视为同一系统，但这里要简单地检视一下，马鸣以前的初期佛传文学和大乘佛教的关连。佛传文学似乎是从《律藏》发展出来的，首先，在《大事》的开头说到，此《大事》收录于说出世部的律藏。而且《大事》的名称，相当于巴利律大品第一章大犍度。在巴利大犍度中，一开始就叙述佛传，与《大事》文章相合的部分，早已被证明过了。一部分佛传文学被增广后，脱离律**立，就是佛传《大事》。与此相当的，还有化地部所称的《毗尼藏根本》，显示这些佛传一开始都是从律藏而来的。

《律藏》中制戒的因缘谈和训诫破戒的教训譬喻发达后，包含在律藏中的「佛传」被增广，脱离律藏而独立一事，正是因为它和因缘、譬喻的意图不同。被佛传文学采用的部分，可能是为了要寻求佛陀成佛的因缘，了解得以成佛的修行。一般认为，在探讨「佛陀走上什么样的路程而成佛？」「其间作了哪些修行？」等问题时，发展出了赞叹佛陀的文学。在这点上，佛传文学和本生经属于同一系统。因而，佛传文学与《律藏》并没有必然的关连。一般认为，也许是律藏中的佛传偶尔被探讨成佛因缘者所采用、利用，于是成为佛传文学的核心。　　

现存的佛传类方面，如《大事》属大众部系的说出世部，《普曜经》、《方广大庄严经》属有部系统，也有「如来藏、清净法界」等语。但现存的《方广大庄严经》则完全是大乘经典，受到后世的很多改变。《佛本行集经》属法藏部等分属各部派，不过这些在内容方面，超越部派的共通性很大。此外还有《过去现在因果经》、《太子瑞应本起经》、《修行本起经》、《中本起经》、《异出菩萨本起经》、《佛本行经》、《佛所行赞》等，所属部派不明，不过《太子瑞应本起经》可以认为属于化地部系统。

总之，这些佛传类从名称上就可明白，是以成佛的「本起」、为了成佛的「本行、所行」为重点，探究佛陀在成佛之前做过什么。所以成佛以后的记载，就很简略且不完整。这些佛传内容共同的部分，首推释迦菩萨从燃灯佛处获得授记当来作佛。当时，菩萨是婆罗门青年，名叫善慧、苏米达等，名字由于版本而不同，总之，接受授记成佛一事，便是他修行佛道的出发点。所以谈到成佛「本起」时，一定要追溯到这部分的探讨。由此发展出来的故事叙述，婆罗门青年向一名女子买了五枝花献给燃灯佛，并以自己的头发覆在泥地上让燃灯佛踏行而过，此时发起当来作佛的誓愿。也许此一「燃灯授记」，就在佛传文学者之间逐渐传说开来。

此一授记的思想在大乘佛教中，当然占有重要的地位。释迦菩萨从燃灯佛获得授记一事，大乘经典屡屡提及。但是授记之前的释迦菩萨是什么样子呢？之后自然又成了重点。于是往前再追溯上去，就逐渐宣说了自三阿僧祇劫之前开始的修行。佛典中宣说，菩萨得到授记之后，修六波罗蜜行。佛陀为了成佛，必然有不同于声闻、独觉的修行，以成佛本起为主的人当然会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在和声闻、独觉不同的、为了成佛的修行方面，就立了六波罗蜜；故一开始，此六波罗蜜可能流传自佛传文学作者。

在巴利藏的本生因缘谈中，就成了十波罗蜜，可能是后世增广。此外《大毗婆沙论》卷一七八记载，有部宗内有四波罗蜜说与六波罗蜜之说，而有部以四波罗蜜说为正统。但佛传类却毫无例外地，都说六波罗蜜。此六波罗蜜说为大乘经典所采用一事，自然毋须多言。总之为了成佛，必然有和弟子不同的、佛独自的修行方式，这就是六波罗蜜，这大概是佛传作者想出来的吧！

其次，关于菩萨直到成佛为止，需经过那些修行阶段？佛传文学中可以看到「位登十地，在一生补处，近一切种智」的定型句。菩萨经过修行阶段中的「十地」，完成修行后，便位于「一生补处」，此事佛传作者们清楚地知道。唯有《大事》细说此十地，其他的佛传类只说「登十地」。换句话说，其他佛传类中没有详细说明十地，但是佛传作者似乎十分详熟其内容。此十地的思想为大乘经典所继承一事，自不待言。

又，「一生补处」（次生补佛位之位）的思想，也谈到将来成佛的弥勒菩萨，无法决定这一思想首先用于释迦菩萨或者弥勒菩萨。佛传文学方面，若要详说的话，还有可以讨论之处，不过上述各点是佛传文学的特殊性质，而且是大乘经典明显继承的思想。一般认为，释迦菩萨下降至兜率天，以白象之形托生摩耶夫人的母胎等说法，即所谓「八相成道」（降兜率、入胎、降诞、出家、降魔、成道、转法轮、入灭）等传说，应该也是在佛传作者之间成立的。
　　
佛传文学和大乘经典虽有如上的密切关连，但不要忽略它们在本质上的差异。亦即，佛传文学探讨重点的菩萨，是已经授记、决定成佛的菩萨，其实是认同现实中的佛陀，并研究成佛之因的菩萨状态。《大事》等认为「同时多佛出世」，所以菩萨也是多数的。但这些菩萨都是已经决定当来成佛的菩萨。相对于此，大乘佛教中所说的菩萨，只是指发菩提心的菩萨，当然尚未决定成佛，是既没有接受授记，也会退堕的凡夫菩萨。

大乘经典固然说普贤、文殊、观音等大菩萨，但同时也叙述一些连名字也没有的菩萨行者。这类无名修行者发起菩萨的自觉一事，无法溯源自佛传文学中的菩萨行赞叹，必然存在其他原理。从这个角度来说，佛传文学与大乘经典虽有密切的关连，但同时，其本质却截然不同。

本生经与教训譬喻：在此简单叙述与佛传文学有关的本生经和阿波陀那（譬喻）。《大事》的全名是「大事教训譬喻」，本生和教训譬喻在佛传文学中极难清楚区分。这是由于教训譬喻在经年累月的述作过程中，随着时代而改变了意义。本生经和教训譬喻都属十二分教，最初的成立很早。如《阿含经》中的《大本经》，已有教训譬喻存在。十二分教之一的教训譬喻大多译为「譬喻」，也可说是「教训譬喻」。

阿含经定型之后，教训譬喻便逐渐被独立述作，属于巴利《小部》的《阿波陀那》便是这一阶段的作品。后来陆续有各种教训譬喻的着作，但形成譬喻文学盛况的经过则不得其详。总之，现存许多教训譬喻大多公认是西元前后的作品。上述的《大事》以外，《撰集百缘经》、《天业譬喻经》、《须摩提女经》等，其著作年代也历经很长的时间。这些似乎脱离教训譬喻的原意，发展成为「故事文学」的一环。

其次，本生经属于九分、十二分教之一，可见其成立得十分早。巴尔胡特栏杆上雕刻有本生图，附有本生铭文的就有二十种，所以西元前二世纪，本生经就已成立，其后著作了许多本生。本生经是释迦的前生故事，但它的题材大多取源于古来的印度寓言，所以内容和教训譬喻相同处颇多。以本生为名的作品中，巴利的《伽陀》可以说最完备，其中收录了五四七个本生经。

汉译有《生经》五卷，另外内容相同的，有《大庄严经论》、《撰集百缘经》、《天业譬喻经》、《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菩萨本行经》、《僧伽罗伽所集经》等多种。此外《六度集经》及《菩萨本缘经》等，是将本生改写为大乘风格的作品；《大智度论》所引用的本生经也具有强烈的大乘色彩。

因此，根据这些本生经似乎可以认为，大乘思想是从本生故事发展出来的。但《六度集经》中含有比《般若经》晚出的经典，所以要慎重地考虑具有大乘色彩的本生，以及初期大乘经典成立时间，这两者的前后顺序。

佛传文学、本生经、教训譬喻之间，虽然难以明确区别，不过似乎可以推断出，这些故事文学的作者，在大乘思想的兴起中发挥了某种作用。重点在于，他们以何种方式营生？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与什么样的人接触？如果能够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在阐明大乘思想的起源上就大有助益；但遗憾的是，从本生经及佛传文学中，似乎无法获得这部分的线索。

此外在「譬喻」方面，也有名为「乌播磨」的譬喻。《百喻经》和《贤愚经》等相当于这一类。佛教自原始佛教以来就擅于利用「比喻」。一般认为，譬喻者的譬喻可能就属于这一系统。《大毗婆沙论》引用、介绍了许多譬喻者的教理，但也有人认为，譬喻者后来成立为经量部，所以譬喻者的实际情况不详。

这一系统中著名的有童受（鸠摩罗逻多），著有《喻鬘论》等。一说他与龙树同时代，但《大毗婆沙论》并没有引用他的著作，所以他可能是《婆沙论》成立以后到《成实论》成立之间的人。《成实论》引用了他的诗，中亚发现的梵语断片中有《Kalpanamanditika》，为童受所作。但其内容与汉译的《大庄严经论》一致，而汉译本却是马鸣所作，因此引发了学者间的争议。
摘自平川彰《印度佛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