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佛学思潮泛论——黄钊

翅膀

隋唐佛学思潮是我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它的兴起，不仅展示了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强烈生命力，而且从特定角度推进了中国儒家之学、道家之学在理论上进入更高境界。正是基于这一点，紧随隋唐佛学思潮之后，出现了宋明理学思潮。宋明理学虽以张扬儒家义理为旨归，却在思维理路及其方法方面，吸取了佛、道的智慧之果。因此，从本质上说，宋明理学是儒、佛、道三教一体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是隋唐佛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没有隋唐佛学，就没有后来的宋明理学。因此，深入研究隋唐佛学思潮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对于洞察中国学术发展的逻辑进程，至关重要。这里试对隋唐佛学思潮兴起的缘由、盛况、理论建树等问题，作概略阐述，以就教于佛学方家。
一、隋唐佛学兴起的缘由
隋唐时期，佛教出现一派鼎盛局面，发展十分迅猛，影响空前广泛，这决非偶然。它既有佛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所使然，也有隋唐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支撑所配合。下面，试分别加以阐述。
（一）佛学自身的孕育成熟，为其在隋唐的大发展奠定了根基
由于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身变革与探索，逐渐找到了在中国生根发芽的途径与适宜土壤。其一个突出成就，是通过“格义”与“连类”的方法，逐渐实现了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遇到了语言文化障碍，以致佛经所表达的教理教义，很难被中国信众所明晰与掌握，因而传播缓慢，长期难以在中国生根。这种情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改观。当时，一些佛经翻译家，通过自己的探索，创造出“格义”或“连类”的方法，借鉴玄学或儒教的一些名词概念，去翻译佛经，传播佛道，收到了良好效果。关于“格义”与“连类”，冯友兰先生曾作过简要阐释。何谓“连类”？冯先生指出：“《高僧传》说，佛学大家慧远，向听众讲佛学的‘实相义’，费了很多的时间，听众越听越糊涂。慧远又用《庄子》的道理作解释，引‘《庄子》义以为连类’，听众就明白了。”可见，“连类”，就是用中国文化典籍中所蕴含的义理，去释佛经中相类似或相近的文义、概念的一种译经方法。何谓“格义”？冯先生指出：“《高僧传》又说，另一个大佛学家法雅，因为他的学生对中国原有的思想有一定的了解，而对于佛教哲学了解得很少，他就把佛教的哲学同中国原有的思想联系起来互相解释。这种办法，当时称为‘格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学者在传播佛经过程中所创造出的这种“连类”与“格义”的方法，使佛经翻译逐渐越过了语言和文化思想的障碍，从而促成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逐步融合。如，后秦僧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的鸠摩罗什，曾与其弟子共译出《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以及《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等一系列经论。据《开元释教碌》所载，罗什师徒共译经“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出三藏记集》记为“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其在译经方法方面的突出成就，是改变了过去译经“多滞文格义”，“不与胡本相应”的译经方法，使经义圆通，“众心惬服，莫不欣赏”。其译出的经论，在当时的佛教界影响很大，其中《三论》为后来的“三论宗”的主要经典；《成实论》流行于江南，为成实学派所奉行；《法华经》乃“天台宗”的主要经典，而《阿弥陀经》是“净土宗”所依“三经”之一。这都说明，罗什等在译经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为佛教在隋唐的大发展，奠定了内在根基。因此，隋唐佛教的大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是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
（二）隋唐政治、经济、文化氛围有利于佛教的大发展
从社会背景方面看，隋唐王朝都是高度统一的封建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这为佛教的兴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一，佛教的发展，得到了隋唐王朝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人所共知，宗教的发展，总是离不开政权的支撑。隋唐王朝看到了佛教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政权稳固方面的重大作用，因而对佛教给予了极大的扶持。隋朝时，隋文帝与炀帝都出巨资扶助卷帙浩繁的佛经的翻译出版，为佛教的广泛传播鸣锣开道。唐王朝是在夺取隋王朝封建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开国皇帝李世民（即唐太宗）经历了隋末空前的农民革命战争，亲自感受到农民革命的威力。更需要借助佛教来缓和农民与封建主阶级的矛盾。李世民本来不怎么相信佛教，但却从治国安民的需要出发，对佛教予以大力扶持。他曾说，佛教教义讲“慈悲为主”，这有利于“膏润群生”；讲“因果报应”，可以教人“积善”。主张“丧乱”之后，应令天下寺院“度人为僧尼”（《广弘明集·度僧于天下诏》）；他要求起义农民“灭怨障之心，趣菩堤之道”（《广弘明集·为战亡人设斋行道诏》）。显然，这是把佛教看作消磨劳动人民反抗意识的重要工具。基于这一需要，他在执政期间，对佛教给予大力扶持。唐朝女皇武则天，曾下诏指示：“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当处黄冠之前”，使佛教势力压倒道教。他的这种作法，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因为道教所尊奉的“太上老君”，是李唐统治者的祖先，尊道教，对于李唐王朝来说，就是尊祖。武则天做了皇帝之后，千方百计要把李氏天下变为武氏天下。这就不得不同李唐王朝尊祖意识相对抗，于是借助佛教来贬抑道教，就成为她窃国的重要谋略。她曾授意沙门怀义、法明编造了一部所谓《大云经》，其中有两句“佛授月光天子常寿女，说当于支那国作女主”的偈语。对此，武氏心领神会，公然宣称“朕曩劫植因，明承佛记。金仙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禅，《宝雨》之祥后及”，以证其窃国的合法性。唐玄宗李隆基，本来崇信道教，但他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拜倒在佛门，于天宝五年（即公元746年），诏天竺僧人不空“入内立坛”，为之“灌顶”（《大宋高僧传·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此后，唐肃宗李亨又于“乾元中”（即公元758年），诏天竺僧人不空入宫内，“建道场，护摩法，为帝受转轮王位、七宝灌顶”（同上）。更为典型的是，唐代宗李豫，竟然把唐王朝的“运祚久长”，看成是佛教因果报应说的直接验证。由此，他大势张扬佛教，曾在宫内设“内道场”，“尝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设佛像，径行念诵”（《旧唐书·王缙传》）。唐统治者的这一切所作所为，无非是借助神权来维护王权。这在客观上给予佛教发展以政治保护。
第二，隋唐王朝的经济繁荣，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佛教的发展，需要相当的物质作基础。而在这一方面，隋唐王朝完全有能力予以支持。隋王朝是在结束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之后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封建帝国，在经济上有了重大发展，一度出现了“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的繁华景象。当时，隋文帝在全国各地置仓积谷，预防荒年。在某年遭遇灾荒，为赈济灾民，仅发当地广通仓粟，就有三百万石（担）。足见其物资家底之厚。唐王朝是继隋王朝之后政治上高度统一的封建帝国，这为它的经济发展，开创了有利条件。唐太宗即位后，偃武修文，恢复战后创伤，发展生产，实现了经济上的大发展。据史书所载，贞观年间，“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道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贞观政要·政体》），出现了“贞观盛世”的繁荣景象。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历时120来年，唐朝经济发展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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