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南怀瑾老师：老师让我回去读一百遍，我才发现隐含其中的历史眼

我要报恩

讲到司马迁写《史记》，我给大家讲重要的“眼睛”了，《史记》比起《春秋》又有不同，他自己创作了一个新的历史体裁，他的精神在八书；不像《战国策》、《国语》等史料，各有各的系统。《史记》以后才有班固父子作的《汉书》，后面的历史都照《汉书》的体裁，慢慢衍变，之后有《后汉书》、《三国志》，魏晋南北朝等史书，接着是《唐书》，再有《宋史》、《辽金元史》、《明史》，清史还没有写好，民国史更没有人写了，还差得远呢。

《史记》用的是传记体，他的体裁同别的都不同。他用传记体裁，等于写小说，所以我常常告诉年轻人，你要读《史记》，想要懂司马迁写什么，最好也读《聊斋志异》。你以为说鬼话就那么无聊吗？司马迁常称“太史公”，实际上是推崇他父亲，因为从他父亲以下，一家都管历史的，同时也表达一个史官的历史责任。蒲松龄写《聊斋》，在每一篇异闻、鬼话之后，他也跟司马迁一样，他自称异史氏。所以想把文章写得好，想做个好的新闻记者，你非读《聊斋》不可，要学会他写故事的手法。他在重要的故事后面常有个评论，就是“异史氏曰”，和司马迁写《史记》“太史公曰”一样，这是我们读历史应具的一只眼睛。
司马迁写《史记》用传记体写，我先讲我的故事。我当年年轻，自己认为学问也不错，抗战初期那时二十几岁，在四川成都中央军校教课。这个时候我见到我的老师——袁（焕仙）先生。我一生的老师很多啊！唯有这位老师很特别。那个时候人家说我诗词文章都好，又说我文武全才。他听了就说南怀瑾是一条龙，我要把他给收了，这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
有一天我们两个人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学问，谈到历史，谈到写文章，他就很严厉地问我：“你读过《伯夷列传》没有？”我说：“先生啊，我太熟了，十一二岁就背来了。”他说：“嘿！你会读懂吗？”我说：“是啊，都背来了。”他那个态度，把胡子一抹，眼睛一瞥：“嗯！这样啊！”样子很难看。他这么一讲，我愣住了，我就说先生啊，我们那个时候不叫老师，叫先生。“先生啊，你讲得对，也许我没有读懂。”他就说回家好好读一百遍。我这时心里真的有一点火了，但是还有怀疑，他怎么这样讲呢？《伯夷列传》我很清楚，我现在都还能背得出大半。回来我真的把《伯夷列传》拿出来好好的用心再读，反复思惟，当天晚上明白了。我第二天去看他，我告诉他，先生，《伯夷列传》我昨天回去读了一百遍。他就哈哈笑了，说：“不要说了，我知道你明白。”你们读书称呼老师，这就是老师了，这是书院精神，让你自己读通了。这是读书的眼睛，读史的眼睛。
司马迁写《史记》，重点在列传，第一篇写《伯夷列传》，你去看看。照一般写传记，写一个人，譬如说你姓王或姓李，山东人，哪里毕业，做了什么事，讲了什么话，这是传记。但是他写《伯夷列传》，没有几句话。武王那时是诸侯，他起来革命，要出兵打纣王，几百个诸侯都跟着他，纣王是皇帝哦。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读书人。这两个老头子，“叩马而谏”，出兵的时候，把武王的马拉住了，劝他不要出兵，只有几句话，第一你父亲文王刚刚死，还在丧服之中，用兵是不应该的。第二，你更不应该去打纣王，他至少是你的天子，你周朝也是他封的，你怎么可以以臣子出来打君长呢？然后“左右欲兵之”，旁边的人要杀这两个老头子，这时姜太公说话了，“此义人也”，你们不要动手，要尊重他们，这两个是中国文化的读书人的榜样，请他们回去，好好照顾着。后来武王灭了纣王，建立了周朝，列传中有一句，“义不食周粟”。等于说，你这样做是“以暴易暴”，不过是一个新的暴君打垮一个旧的暴君而已，所以他们绝不吃周朝土地上生出的任何一颗米，两人饿死在首阳山。这是司马迁为他们所作传记的重点，然后下面都是理论，理论什么？对历史的怀疑，人性的怀疑，宇宙的怀疑，因果的怀疑，你们回去多读这篇《伯夷列传》就知道。从古至今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为什么天下的坏人都很得意啊？为什么坏蛋造反都有理呢？强权为什么胜于公理？这个因果报应在哪里啊？这是司马迁在这一篇的怀疑，也是对上下古今历史打的问号。
但是这一篇就告诉你，中国文化不赞成这些帝王，做帝王的干什么呢？所以你要去看书了。你看唐朝杜甫的诗，这是讲到历史的参考，这是看历史的眼睛，杜甫写那个唐太宗，得唐朝的天下，两句名诗，“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你看多漂亮！换句话你唐朝的天下打来的，你消灭了各路英雄诸侯，最后是你拳头大，当了皇帝，整个的国家就是打来的。毛泽东当然也懂这个，他是熟读《资治通鉴》的，枪杆下面出政权。可是杜甫不是那么讲，杜甫讲得很文雅，“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这是历史的眼睛。
还有唐人章碣的两句诗说，“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举子”，就是考取举人、进士啊这些人，读书人一辈子很可怜，死了埋在泥土里，换句话说，我们这一些读书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最后归到烂泥巴而已，读书有屁用啊。这个宇宙天下都是用权力与手段骗来、偷来、抢来的。这两句诗就把功名富贵，有钱财的，有权势的，统统批评了。唐人的诗像这样的有不少，这是历史哲学的观点。现在回到《史记》。

司马迁写《史记》不同于《春秋》，《史记》有五种体裁，作皇帝的叫“本纪”；作宰相诸侯的，以及了不起的人如孔子，这些叫“世家”。古人说的世家子弟，就等于现在说的**，就是这样来的；其他普通一般的，就叫做“列传”。还有“表”“书”等体裁。他写《史记》这几种体裁，大都用传记体写，不像《春秋》，他这是首创，在司马迁以前没有，司马迁以后大家慢慢跟他学的。刚才讲列传第一篇，以伯夷叔齐代表一个高尚的人格道德，然后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而且他很特别，《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什么都写了；乃至写《货殖列传》，作生意的、盗墓发财后来称王的，什么都有，做偷儿、做妓女也可以发家的，他讲得非常白，非常清楚，有这各种列传。

司马迁引用孔子一句名言，是讲写作历史的重点，“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他说写历史、写文章，如果光讲空洞理论，没有用，他用传记体来写，等于写小说一样，把一个人一辈子的思想、行为、言语，写得明明白白的，让大家看得清楚，这是他写历史的眼睛。所以我们读历史，要经史合参，要学观音菩萨千手千眼，每一只手里有一只眼睛，每一只眼里有一只手，要清清楚楚。

《二十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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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古代的诸侯立国的大原则，是要谦让就位，最后又功成不居，所以老子就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上古文化的传统思想，后来儒道两家都奉为圭臬。而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的事实，每当拨乱反正的时候，都是道家的人物，用道家的思想来完成大业的。等到天下太平了，才由儒家的人物出来大讲治平之道。道家的功成身退，而又退得不大好的有两人，一个张良，一个诸葛亮。比较退得可以打八十分的是姜太公，诸葛亮大概可以打六十五分到七十分，因为欲罢不能，只好鞠躬尽瘁了。
道家的人不求名不求利，隐显无常，所以更觉亲切可爱。这与西方文化的观念大相异趣。我们看历史上道家的人物，要去考证他们可真要命，他们学问再高，功劳再大，最后还是隐掉了，修道去了。修道以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要了，最多报个代号叫什么子、什么老的就算了，有时还装疯装癫，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近世的西方文化可不然，一个人如果成功了，就要拿什么什么奖金，名要大，利要多，越大越多越好。由此看来，中西文化的确在基本上有所不同。中国文化真诚谦虚的精神，是孔子非常赞成的事，他大加赞扬身退之道。尤其他对吴泰伯、伯夷、叔齐等不肯当帝王，最后逃走了的这些人，称扬得不得了。这并不是他鼓励人不要当皇帝，不要搞政治，而是说你有才干的话，就好好干一番，成功了就退隐而不居功。所以孔子在这里感叹，能以礼让为国的人哪里有呢？不以礼让为国，用争夺来的，或用手段骗来的，那么文化的精神就不要谈了。司马迁就根据这个道理，写了一部《史记》，大谈其历史哲学的观点了。
说到这里，想起我以前的一位老师，他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的探花。我学习旧体文写了一篇文章向他请教，他许以在满清时考一名举人、进士没有问题，我当时也很傲慢，心想前清进士的文章，也不过如此而已。后来碰到我的袁老师，我把写的诗文拿给他看，他派头十足，瞄一眼，往旁边一搁，响都不响。我心想这是什么道理？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再给他看，又是往旁边一摆，他说：“你怎么会写文章？”我说：“人家还说写得不错哩！”我这个人狂妄得很，我说：“老师，你说哪点不对？不对的，帮我改。”他说：“《伯夷叔齐列传》你读过没有？”我说：“当然读过呀！《古文观止》上都有，我还背得呢！”他说：“你背过了《伯夷叔齐列传》，你就懂吗？”我说：“那么！要请老师再加指点。”他说，“你回去。再倒背一百遍，背完了来见我，再告诉你！”这位老师真了不起，我心里很不服气，气得不得了，其实他这种教育法，当时是要刺激我。我回去再看，后来看出道理来了，我去看他，我说：“老师！我看出道理来了，我讲给你听。”他笑着说：“好！你真懂了，不需要再讲了。你也可以写文章了，这样才能懂历史文化，文中才另有一只眼呢！”这位老师的教育手法是这样的好，实在终生感激不尽。
《伯夷叔齐列传》真难懂，司马迁的全部思想的纲要都摆进去了。在《史记》中，帝王的传记叫“本纪”；诸侯、宰相等，有功业成就的人的传记叫“世家”；再其次为“列传”，为某人的传记。讲列传，大体上应该和我们现代的传记一样，某人，某地人，家世如何，出身什么等等。可是《伯夷叔齐列传》中，叙述伯夷、叔齐的话没有几句，初看起来，还真似“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他说些什么，越说越远。文章一开头是：“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等等，一路下来，乱七八糟，东一句，西一句，伯夷、叔齐的事情，倒是没说几句。可是他把历史哲学全部的观点，都放在这一篇里。他同时讲到，上古中国文化，以礼让为国，但告诉我们，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并不是说句：“你还不错，由你来做。”这样简单，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都经过“典职数十年”，叫他跟着做事做了几十年，做部长，又做行政院长，都做了。考察他，认为他实在行了，然后才让位给他。“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中国文化公天下个个让位的过程，是这样不容易——德业的建立，需要经过这样长久的考察。他说从此以后没有了，不是你拉过来，就是他抢过去。他说得很明白，因此他说从此以后就有问题了。

武王统一天下，“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把武王的马拉住，告诉武王：“你不能这样做”。原因如何如何。武王以后，礼让为国的精神就更没有了。不过说得没有这么明显而已，必须你自己去体会。所以有人说《史记》是汉代的谤书。实际不止是汉代的谤书，是对中国历史严厉批评的一部谤书。但是司马迁有一个把握，他说要把这部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个牛可吹大了，换句话说，他把当时的学者骂尽了。他等于说：“你们还能看懂我的书吗？只有把它藏起来，将来会有人看得懂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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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孔子认为最值得钦佩的，确定了人格，立志不变，自己认清楚了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目标。他这个人格不管什么环境，永远不变，不动摇，同时不辱其身——这四个字是很难的，拿社会的现象与历史作一个对比，就会知道，历史上有许多人降志辱身。有人在一个时代变更，尤其国破家亡的时候，例如宋末、明末时期，有很多人，或为了怕死，或为了一己的功名富贵而降志，降志而后辱身，招来不知多少侮辱，被人看不起。但是话说回来，有许多人还以辱身为光荣的，对这种人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同时由这点，也可以了解我们中国思想文化，对于人格教育的建立是很重视的，再说不辱其身的事例，我们但看社会上许多人，虽然发财了，但是乃由降志辱身得来，也是很可怜！对于不辱其身的定义，广义的是坚定人格，高尚其志，这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认为真够得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只有伯夷、叔齐他们，这两个人连皇帝位置都不要，可以做到栖心道德，视天下如敝屣。

《论语别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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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读一次两次不行的哦，要读好多次才可能懂。我读《史记》的经验告诉你，当年抗战的时候，我在成都，那里有个很有名的学者，前清最后一榜的榜眼商衍鎏先生，我也拜他为师。有一天我问他：“老师啊，你们当年考进士是怎么考的？”他说：“你怎么问这个？”我说：“那我的文章如果参与考试怎么样？”他说：“应该可以。”我心里想，那么容易啊！可是真讲读书很难，每个字都要很用心，这是一件事。
后来我问袁老师，袁老师说：“听说你跟商老师问当年考进士。”我说：“我看前清这些举人、进士的文章差不多，我认为很平常。”袁老师把胡子一抹，瞪我一眼，他说：“你书读过很多，《史记》当然很熟，有一篇《伯夷叔齐列传》你读几遍？”我说两三遍，可是好句子都会背啊！袁老师说：“不行！你要懂得写文章，把《伯夷叔齐列传》读一百遍，再来跟我讲话。”我一听很不服气，可是他是我的老师，当年跟老师是这样讲：“是！”不讲话了，只答应是。回来很不服气，再拿《史记》出来读一读。哎呦！我发现是有问题！当年认为读懂的，现在好像没有看到的地方很多啊！再来。哎呦！越看越有问题，最后真听老师的话读一百遍，然后来跟老师说。他一看说：“你不要说了，你懂了。”所以，读书做学问真难！我现在提出来请你们注意。

《漫谈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