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独”是《四书》中《大学》、《中庸》里面的说法。过去的读书人,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所以,这一“理论”是无人不知的,但光知道理论,不加实践,不过是梦中吃饭而已,无补于实际。曾国藩的高明,不在于他创造了一套什么新说,而是对这一古老真理做了一辈子的实践,既使自己大受其益,又使家庭大受其益,更使社会大受其益。他在逝世前的一年零一个月,即同治9年l1月初2、初3日,总结自己一生的处世经验,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这四条,慎独是根本,是“体”;其他三条是枝叶,是“用”。此文着重讲一讲他是如何慎独的。 曾国藩20岁的时候,即改号涤生。他在29岁(道光20年4月)的日记中回忆:“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可见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即在人格上对自己有一种很高的期望。 这种期望,不同于外在的功利目的,它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是驰逐于外,还是修治于内,这是天理人欲的分水岭。他的价值取向,使他很自然地走上了自省、自责、自胜、自强的圣贤之路。他在咸丰6年9月给儿子纪鸿的信中说:“吾有志学为圣贤。”这就亮了底了,那么,圣贤的根本特色是什么呢?有一句古语:“威震四海,勇冠三军;只没本事,降服自心”我们纵观历史,环顾现实,发现有许多人,有能力征服别人,甚至征服天下,却没办法征服自己。“英雄难过美人关”,就是不能战胜自己色欲的典型表现,此外还有金钱关、名誉关、权势关……自古至今,许多人都过不了,过得了的,即入圣贤之域,他们都是一些有本事“降伏自心;的人。曾国藩以他们为榜样,可见其志趣的超凡脱俗。“降服自心”也就是征服自己,也就是《大学》里所说的“正心;、“诚意”,用功的方法就是“慎独”。我们读一读曾国藩四条日课中的第一条即知: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的心念,是最难控制的。所以,内省就成了第一步的功夫,善念也罢,恶念也罢,首先要能够省察清楚;然后才谈得上第二步的功夫:“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而要清楚地察知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心静”又是前提。一个人若是天性恬静,自知极明,则没有话说;若这一方面的禀赋有所不足,则不得不借助于静坐等手段,以牢锁心猿,紧拴意马。宋、元以后,许多儒者都试用过这一办法、曾国藩也不例外。 曾国藩做慎独功夫,以道光22年10月初1日为分界线,在这一天之前,他的用功是零碎的,偶然的。前一年的7月14日,他拜访了唐镜海先生,请教读书、修身的要领。唐先生劝他以《朱子全集》为课程,身体力行;又向他介绍了当时著名理学家倭艮峰先生的用功方法;据他这一天的日记记载,他听了唐先生这一席话之后,“昭然若发蒙也。”但从这一天起,到第二年的lO月初1日,一年多的时间,他在日记中的自我批评只有两次,一次是道光21年9月初1日发誓戒烟,另一次是第二天,他责备自己“聪明日减,学业无成,可胜慨哉!……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他的静坐,也是从这一年的12月12日才开始,13日、16日、18日、19日,共五次,其目的也不在于慎独,而是为了治病,“竹如教以静坐法,谓可不药有喜,”他真正自觉地做慎独功夫,是在他3l岁这一年,即道光22年l0月初1日,这一天,他拜访了倭艮峰先生,他日记中这样记载:“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知几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又教予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所谓“知几”,这是《易经》中的话,几者,动之微也,也就是内心深处每一个念头的活动;每一个念头都自己察知,叫做“知几”,与“慎独”的意思差不多,在倭艮峰先生的督促下,他真的不再因循,就从这一天开始,他每天都学着倭艮峰先生的样子,静坐,读《易经》,写日记检查自己的心理、行为。本月26日,他在给弟弟们的书信中,介绍了这一段时期他修慎独功夫的情景: “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功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要之药。…余自lO月初1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余自10月1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9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13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故,前嫌尽释矣! 前面讲过,一个人若要慎独,其前提是心静,假如欲火炽然,心粗气浮,则慎独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很深的理解。他在这一年lO月27日的日记里说: ‘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心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曾氏自称)素有忿狠不顾习气,偏于刚恶,既而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务当力主求静,使神明如日之升……知此而不行,真暴弃矣!真小人矣!” 他这一段时期给自己确定的十二条日课,第二条就是“静坐”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他这时候的静坐,已不同于一年以前那样只求一些身体上的效应了,他此时的目的,只在于心性修养上的提高,这是一次质的飞跃。我们今天亦有许多人学静坐,且名之曰“气功”,但也多半是求一些身体上的效应,这是很低的一个层次,曾国藩能够很快从这一层次突破出来,与他深厚的理论素养和高远的人生理想有关。 初学静坐,自然如初学骑马,或初学驾车一样,功夫很不容易上路的。我们且看看曾国藩蹒跚学步的足迹吧: 道光22年lO月初2日:“辰初起,静坐片刻。……饭后昏昧,默坐片刻,即已成寐。神浊不振,一至于此; 初3日:“一早,心嚣然不静……默坐,思此心须常有满腔生意;杂念憧憧,将何以极力扫却?勉之; 14日:“因心浮,故静坐,即已昏睡,何不自振刷也!” l9日:“饭后,会客一次,静坐不得力。。’ 25日:“昨日今日,俱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静坐功夫,须是习熟,若不勉强苦思,更说甚?” 28日:“起,杂思,静坐半时,不得力。” 11月13日:“树堂来,与言养心养体之法。渠言舍静坐更无下手处,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因教我焚香静坐之法。所言皆阅历语。静中真味,煞能领取,心微浮则气浮矣,气散则心亦散矣。” 14日:“起亦不早,焚香静坐半时。饭后……仍静坐,不得力,枕肘睡去,醒来心甚清……饭后,静坐半小时,颓然欲睡,可恨之至。细思神明如日之升,身体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怎么搭配外用减肥瘦脸的最快方法去黑头减肥产品排行榜最好的哪种身体滋润好毛孔什么身体滋润好用 曾国藩静坐中的这一些情形,是任何初学者所必经的过程。一个人,当他心浮气躁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觉察出自己的毛病;一旦稍稍入静,就会恍然大惊,自己原来是如此不象话。这就真正开始有自知之明了,而这一觉悟,正是转凡入圣最关键的一步。随着静功的深入,就不必特别借助于静坐,也能刻刻警觉,每一个不象话的念头,都难逃自己的洞鉴,而为善去恶,也就可以步步落实了。曾国藩一生,立德、立功、立言,誉满天下,但我们从他的日记、家书和其他文字里,根本看不出他有一丝一毫的骄矜自负之气,倒是自始至终,都是一幅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这就证明了他静功的深厚,所以能一辈子保持高度清醒的头脑,从不被自己的私欲所蒙蔽。查查历史,具有这种功力的人可是寥寥无几啊! 曾国藩力求心静,所以他对自己的毛病看得一清二楚,改过迁善的愿望也就特别迫切,人格境界的提高也就非常之快。我们读读他的日记,就不能不佩服他自我认识的深刻,以及自我批评的严厉: 道光22年l0月初2日:“午正,金竹虔来长谈。平日游言、巧言,一一未改,自新之意安在?” 初7日:“本日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都检点过不出来,自治之疏甚矣; 初8日:“果然据德依仁,即使游心于诗字杂艺,亦无在不可静心养气。无奈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未正诗成。何丹溪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与人办公送礼,俗冗琐杂可厌,心亦逐之纷乱,尤可耻也。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 11月初9日:“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 初l0日:“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 27日:“……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都从毁誉心起。欲另换一个人,怕人说我假道学,此好名之根株也。; 29日“予内有矜气,而语复浮,仍尔自是器小,可鄙。” …… 这是他初用功时的情形。但他的努力,实在是一辈子未尝稍懈,我们再读他晚年的几段日记吧: 同治8年(逝世前三年)8月20日:“念平生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极。“ 同治9年3月30日:‘‘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馀年。” 同治10年10月初1日:“余前有信至筠仙云,近世达官无如余之荒陋者。倾接筠仙信,力雪此语之诬。余自知甚明,岂有诬乎!” 同治l1年2月初1日(逝世前第四天):“余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惶悚惭郝!” 我们看看他在逝世前的第四天,此时他已62岁,但那种惭愧自责的心情,与他31岁初修慎独时的心情,几乎一模一样,他是真正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正因为他没有一天不是如此严格要求自己,所以,他的一切事业,均由诚敬中发出,故感人至深。我们已经知道,天下有那么一种人,他们能征服他人,甚至征服天下,人们一般称这种人为“豪杰”,但豪杰们的这种征服,只是一种外力的控制,服从者并非对他们心悦诚服。人们跟从他们,或出于利诱,或出于威逼,其心理基础是贪婪和恐惧,所以,卑鄙和脆弱是其根本特点。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国家,其秩序的稳定若仅仅建立在这一基础上,那是极其危险的,只要控制者一旦失势,就会全线崩溃。历史上的秦朝、隋朝,以至近代的袁世凯政府、蒋介石政府,都是最好的教训。所以,我们不能过于迷信票子(奖金)和刀子(刑法)的效力,那是要吃大亏的。人们服从别人,除了贪婪(趋利)和恐惧(避害)两种心理之外,还有一种心理,就是感动。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这一批人,都是受孔子人格力量的感召,而自觉地追随他的,这不同于人们的跟从豪杰,那是出于被动。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绝非威逼利诱的结果。我们只要读一读这些国家元首们的传记,就会深深敬仰他们的道德,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有圣贤修养的人,所以能使老百姓感激涕零,心甘情愿服从他们的领导。 曾国藩齐家、练军、治国,所在功绩赫然,天下瞩目。他成功的核心原因,在于他刻刻慎独,心地干净,从而感动了他人。当他感动了一个家庭的时候,便全家大小都自觉地遵循他的教训;当他感动了整个军队的时候,便全军上下都自觉地服从他的约束;当他感动了一带地方的时候,则地方官民都自觉地谨守他的教化。他的后继者李鸿章,后来政治地位比他升得更高。李鸿章接待他人时,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播弄之,惟事曾国藩,有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见梁启超《李鸿章传》)。李鸿章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这种不怒而威的感化效果,充分证明了他慎独之功的深厚。他这样的人格,发而为诗,便为感人之诗;发而为文,便为感人之文;发而为事,便为感人之事……他这一特点,也正是一切圣贤的共同特点。圣贤们征服的虽只是自己,却能感动天下人。所以,豪杰们的事业如花炮,虽然显赫一时,转眼就烟消火灭;圣贤们的事业则如长江大河,源远流长,万古常新。今天,曾国藩去世已有一百多年,已无法用权势逼迫我们,也无法拿金钱诱惑我们,但他所写的书,仍然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可见人格的力量,是不受时空限制,而可通天下古今为一体的。 为了更具体地了解曾国藩“感人”的特点,我们可以再看一个小事件,以概见其余。 他在道光22年l0月初1日自觉地实践慎独功夫之前,曾与一位叫小珊的朋友闹了一场别扭。他初1日下决心重新做人,初9日,即撕下“面子”,主动找小珊认错,他这一天的日记,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自责: “晡时,赴小珊处。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漫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l3日,他又与另一位朋友请小珊吃饭,释怨于杯酒之间。我们试站在小珊的立场上想一想,面对曾国藩这位朋友的这种主动上门、至诚自责的态度,焉有不深受感动之理?所以,他给弟弟们的信中说,他与小珊“从此欢笑如初,前嫌尽释矣”,正是顺理成章的事啊!做他的朋友是如此,那么,做他的儿女,做他的部下,又有谁不对他心悦诚服啊!这样的人生境界,若事业不成功,那才是咄咄怪事呢。但一般人都只是在外观上艳羡他的功成名遂,假如我们站在他本人的立场上,长期累月过这么一种纯洁内心的慎独生活,又会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他有几句自我总结,说得很精彩:“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原来,他一辈子都心无挂碍,一辈子都自在快乐啊!这正是颜回的“不改其乐”的境界,也正是孔子的“乐以忘忧;的境界,这才真正是值得我们羡慕,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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