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
发表于 2015-9-13 11:49
|
显示全部楼层
续-《●[圣凯法师]体用真妄与两重唯识观——摄论师的三性思想》
摘自《无量香光网文章集锦》
上田义文强调依他性的重要性,只有确立依他性与唯识无境,才能建立唯识思想与如来藏思想的分野。在“尘识理门”中,在摄俗谛全体的十一识之中,分有能缘的识和所缘的尘,同时尘只不过是为识所分别而显示为无的法;在“情事理门”中,能缘的识只作为缘生而有,同时显示所缘的尘作为非缘生而非有。所以,“尘识理门”与“情事理门”都显示了三界、十八界的俗谛一切不外是识。在“染净通门”中,泯除尘和识的对立,因此,唯识无尘的主张不能由此求得根据,但却得立无明烦恼本来无体的主张。①所以,若不强调前二门的依他性,即识与境的对立关系,而强调染净关系则容易走向如来藏思想。在摄论学派的思想中,是坚持以三性为中心,并非以染净、真妄为中心;而后来的摄论师,受到北方的原有唯识思想及地论师的影响,则以如来藏思想对唯识进行诠释,则走向“真妄和合”的思想进路。
所以,摄论师道基、道奘、灵润的三性思想,其共同观点——分别无相、依他无性即是真实性。而且,对于遣二性或遣三性的争论,从思想上是没有矛盾的;但是,摄论师的本意应该只是遣分别、依他二性,而不遣真实性。吉藏《净名玄论》曾说:“三无性理,即是阿摩罗识,亦是二无我理” ②,敦煌本《摄大乘论章》卷一(S.2435)亦说:“分别无相、依他无生,名为真实”③,道奘说:“无相无生是圆成实”,说明隋唐时期摄论师的共同思想。从唯识观的实践上,摄论师主张三性三无性为同一无性理。
三、两重唯识观
真谛依分别性与依他性的对立、同一的矛盾关系,从实践论将唯识区分为“不净品唯识”(又称“方便唯识”)和“净品唯识”(又名“真实唯识”、“正观唯识”)。这种实践次第,得到后来摄论师的继承,灵润则依此提出“两重唯识观”。日本最澄《法华秀句》卷三曾记载灵润录旧译、新译不同的十四点④,道宣《续高僧传》曾记载其两重唯识观,值得我们关注。
从唯识观的实践论来说,必须以三无性为主,依三无性则有无相、无生、无性等三重观,而灵润认为只有两重唯识观。道宣《续高僧传·灵润传》说:
及《资粮章》中,众师并谓有三重观,无相、无生及无性性也。润揣文寻旨,无第三重也。故论文上下惟有两重舍得,如文第一前七处舍外尘邪执,得意言分别;第八处内舍唯识想得真法界。前观无相舍外尘想,后观无生舍唯识想,第二剎那即入初地,故无第三。筌约三性,说三无性,观据遣执,惟有两重。至如本识三相,自相受熏,依他性中说有总别三灭。又四涅槃离合义异,两处三种熏习体无有别,诸如此等有异诸师,存废之旨,陈具章疏。⑤
从“解脱诠释学”来看,唯识思想并不单纯是存在论、认识论、语言哲学等,而是以瑜伽行或禅观为中心,从而将观法、实践所得的体验,加以理论建构与集成。瑜伽行派的理论建构中心,是以“三性”说作为依据,将身心净化的过程,构筑在以止观为精髓的菩萨道修行体系——瑜伽阶梯。⑥所以,以三性说为基础,而诠释实践唯识观法的瑜伽阶梯,于是才有瑜伽行派。⑦所以,研究唯识不能仅是存在论、认识论,必须涉及唯识的实践论和解脱论。
唯识观的实践次第,并不简单分为“方便唯识”和“正观唯识”,《摄论》将唯识观分为四位:愿乐位、见位、修位、究竟位。⑧同时,《摄论》又提出“八处”为入唯识观的前方便,前三处的“三相炼磨心”、第四处“灭除四处障”、第五处“缘法及义为境”、第六处“四种寻思”、第七处“四种如实智”,以及第八处“唯量、相见、种种相貌”。
上田义文认为,在唯识观的最初阶段,先就虚妄分别说三性,即以虚妄依他性为中心,藉此遣除虚妄分别;第二阶段是以正思惟所摄的意言分别为中心,也藉其唯识观,来遣除意言分别,最后悟入三无性真如的无分别。①灵润认为,在存在论的说明时,约三性说三无性;而在唯识观的实践过程中,依遣执则只说两重。所谓两重是:第一重是前七处舍外尘邪执,得意言分别,这是观无相舍外尘想;第二重是在第八处内舍唯识想,得真法界,观无生舍唯识想。第二刹那入初地,所以没有第三重。其实,灵润的二重唯识观是愿乐位的唯识观,这是唯识方便观;初地以后,菩萨已经生起无分别智,才是唯识真观。②因为灵润缺乏具体的说明,我们只能依真谛《摄论释》,以及敦煌本《摄大乘论疏》卷七(S.2747)进行梳理。
1、观无相舍外尘想
唯识观实践的始终都是自觉现实自我世界的虚妄性,依虚妄分别→闻熏习→意言→如理作意→无分别智→后得智而进行主体性的展开。③灵润的第一重唯识观,是在前七处舍外尘邪执,从而得意言分别。首先,“三相炼磨心”,这是对治菩提道修习中所生的三种退屈心:一、轻贱自身等退屈心,二、轻贱能得方便退屈心,三、疑应得退屈心,以求能坚定心力勤求菩提。④同时,真谛强调在信乐位,必须信三种佛性,敦煌本《摄大乘论疏》卷七(S.2747)说:“诸胜菩萨反所信乐三种佛性等并为增上缘,善心为同类因,施等行戒出世法为等流果也。”⑤这是吸收《佛性论》的三种佛性义,对如来藏思想进行融合。⑥我们认为,真谛在此引进“三种佛性”,是从信乐位的角度,作为对治三种退屈心的增上缘。我们图示如下:
信实有——信实有自性住佛性——住自性佛性——轻贱自身等退屈心
信可得——信引出佛性—————引出佛性——轻贱能得方便退屈心
信有无穷功德——信有无穷功德——至得佛性——疑应得退屈心
第四处“灭除四处障”,一、灭邪思惟,二乘观生死过失涅槃功德,心分别于无二理,所以应离二乘邪教思惟;二、灭邪意及疑,于二谛三性等理生生起信心;三、灭法我我所执,指远离闻思法中所生的我、法二执;四、于现前境安住,思惟苦无常无我等,此心缘内境,由见境无相,见识无生,而泯除分别。由此无分别,才能入唯识四位。
前四处是以虚妄分别来说三性,强调信仰的重要性,没有闻慧、思慧,未入唯识观。如在黑暗中,人以藤(玄奘译为“绳”)为蛇,在识(依他性=因缘生)中看到我、法(分别性),并且执之为实有。所以,此时的“识”是虚妄分别,未入唯识观。⑦
第五处“缘法及义为境”,这是指生起唯识观的因,以闻慧熏习为生因,以正思惟为增上缘,由此摄持忆念而有似法似义显现。此正思惟中的意言分别,虽有见、相二种,为了遣尘所以只取见不取相。⑧第六处“四种寻思”,“名”与“义”是指诸法的能诠名及所诠义,“自性”是诸法的自体,“差别”是诸法上所具有的种种差别,在加行时,依寻思的观察慧,推求名、义,及名、义的自性、差别,实无自体可得,而唯是假立的,这种观慧就叫四寻思。⑨最后,定解名、义等四法是毕竟不可得,即是第七处“四种如实智”。⑩
通过七处的修习,进入以方便唯识观,这是以意言分别为中心的三性。四位唯识观都是以意言分别为体,如敦煌本《摄大乘论疏》卷七(S.2747)说:“明唯识观有四位,并以意言分别为体,作诸法理事等,解了一切是识分别,谓有见、相等,实唯一识耳。”11瑜伽行派继承《般若经》以来对语言的反省传统,用四寻思、四如实智的形态,统摄、综合为唯识观法,作为根源思惟的具体实践内容。①真谛译《摄论释》说:“意识觉观思惟,但缘意言分别,无别有义可缘。又必依名,分别诸法,故言意言分别。多闻熏习依止,为此法因。”②意言分别是意识生起觉观思惟,而且多闻熏习是意言分别的来源。由听闻教法的因,生起意言为性的似法、似义相,为所观与从此悟入的境界。③此时“法”是大乘十二部经中所说之教,即唯识教;所谓“义”就是唯识教中所说的唯识、三性之理。
我们有必要对“意言”(manojalpa)和“名言”(abhilāpa)加以区分,早岛理根据安慧注释《中边分别论》,以及依《大乘庄严经论》说:
意言可说是心的喃喃自语,这是要变成明确的言词以前的,引起概念化的状态之言词,或可谓是“言词”之潜在的能量。另一方面,“名言”是具体的,显在化的“言词”,或者是指“概念的思考”的意思,两者相依相辅而在造成着日常的言语活动。④
早岛理是依存在论对“意言”与“名言”进行区分,“意言”是语言的潜在化,“名言”则是明显、具体化,这样其实“意言”是种子,而“名言”则是现行。若依此逻辑,则瑜伽行派的“名言熏习”、“名言种子”,则无所指。
我们以“意言”属于以意言分别为体的唯识观,这是一种实践论的范畴;而“名言”则是属于虚妄分别的种子习气,这是存在论的范畴。从存在论来说,任何存在都是具有语言性,这是积极性的表诠;从实践论来说,认识到一切世间万有皆属于语言,则进行遣除语言的的领悟,这是一种解构语言的活动,而入寂然的存在。⑤依存在论对“意言”与“名言”进行潜在和具体的区分,明显是错误的。依“解脱诠释学”,唯识是禅观的普遍化与具体化,所有的日常生活都是禅观经验中的普遍推察,这是存在论的“名言”;而依实践论的“意言”,则是需要从日常生活进入禅观的修行。这种“回互”构成整个思想体系的生命力,即存在论与实践论的“互动”。
正思惟的意言分别与虚妄分别不同在于,以名、义等为分别性。而唯识观的修行,即在遣除名、义的邪分别。真谛译《摄论释》说:
论曰:若菩萨已入、已解如此等义,则修加行为入唯识观。于此观中意言分别,以字言及义显现。此中是字言相,但意言分别得如此通达;此义依于名言,唯意言分别亦如此通达;此名义自性、差别,唯假说为量。次于此位中,但证得唯意言分别。
释曰:已入,谓已得四种寻思;已解,谓已得四种如实智。地前六度及四种通达分善根名加行;从愿乐位乃至究竟位,通名唯识观。若欲入唯识观,修加行缘何境界?从愿乐位乃至究竟位名观中,缘意言分别为境,离此无别外境。何以故?此意言分别,似文字言说及义显现故。唯有意言分别无别有名,菩萨能通达名无所有,则离外尘邪执。前已遣名,此下依名以遣义,义者即六识所缘境,离名无别此境,是故依名以遣义,名言既唯意言分别故,义亦无别体,菩萨能通达义无所有,亦离外尘邪执。前已遣名义,名义既无,名义自性及差别,云何可立?若离假说,无别名义自性,及名义差别,由证见此二法不可得故,名为通达。释曰:是观行人已遣外尘,于此观中复缘何境?观一切境,唯是意言分别故。⑥
这就是灵润第一重观——舍外尘邪执得意言分别,名与义构成能诠与所诠的关系,即是语言与对象。⑦从愿乐位到究竟位的唯识观,都是以意言分别为体,都是一种解构语言的活动。因为通达意言分别似现为“似名似义”,所以决定解知唯是意言分别,无有名、义及其自性、差别,从而远离外尘邪执。观一切境界,唯是意言分别。
既然一切存在都是语言性的,所以在实践论上必须破除语言的理解活动,将语言的活动归摄入主体心识。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说,解构语言所示的“共相”,于是一切存在都成为孤独的“个体”——“自相”;其次,将存在的“个体”摄入主体精神世界,因为这些“个体”是从心识似现出来的。所以,解构心识的种种活动,才能真正断除语言之根,进入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无分别智所证的境界。我们从语言哲学出发,可以看到唯识思想实践论的现代意义。
2、观无生舍唯识想
在依他性方面,意言分别与虚妄分别相同,都是有“见识”与“相识”。真谛译《摄论释》说:
明此六相无义,显入唯量观。明入唯量观已,云何入相见观?……由不见能取、所取有体,名入相见观。已明入相见观,云何入种种相貌观?论曰:一时显现,似种种相貌及生故。释曰:若菩萨见依他性显现,似种种相貌,实无有相;见依他性显现似生,实无有生。于一时中,能观种种相貌,无相、无生,名种种相貌观。①
唯识又有见识、相识二者,这是因为识似现(pratibhqsa)为境,识以非识为自性,所见是分别性,能见是依他性。这与护法系唯识强调“识转变”、“见相分为依他性”是非常不同的。②
识似现为境,而成为所见;这体现了识的自我否定性,于是能见被否定了;所以识与境是否定对立,同时又是自我同一。在能见被否定的过程中,而所见则受到肯定,于是一切“种种相”在此显现。因此,见识与相识对立的当下,见识与相识是无差别的(自我同一),相识也与见识无差别(自我同一)。非识是识的自性,所以依他性的因缘有是以无性(生无性)为自性,这样缘生即无性,无性即缘生。因此,“能观种种相貌”的同时,即是无相、无生。真谛译《摄论释》说:
释曰:若菩萨已了别一切法,但是意言分别,离此以外实无所有。由依意言分别,得了别分别无相性。若菩萨不见外尘,但见意言分别,即了别依他性,云何了别此法?若离因缘,自不得生,根尘为因缘,根尘既不成,此法无因缘云何得生?故菩萨能了别依他性及无生性,即是了别真实性。③
这是根据“分别依他”而不是“缘生依他”,真谛强调“识以能分别为性,能分别必从所分别生,依他性即是所分别,为分别生因,即是分别缘”④,依他性作为所分别,是从“变异相貌”而言,即显现(成为所见)为境(所缘),拥有一切法的相貌。
所以,敦煌本《摄大乘论疏》卷七(S.2747)说:“根尘是所依,识是能依,从识变异种生为根尘;亦得言根尘能依,识是所依。”⑤根据“缘生依他”,根尘都是依阿黎耶识中的种子而生,所以识是能依,根尘是所依;从“分别依他”来说,根尘的显现说明了识的自我否定性,所以根尘是能依,识是所依。这样,所缘的境与能缘的识为一体,即所缘与能缘平等,这就是无分别,即是真实性。
灵润是依“分别无相、依他无性即是真实性”,因此在修三性观时,已经是三无性了,所以立“二重唯识观”。这样,同时说明了三性三无性是同一无性的思想,是可以从真谛译《摄论释》直接诠释出来。但是,隋唐时代的摄论师,确实依三无性,建立“三重唯识观”。敦煌本《摄大乘论疏》卷七(S.2747)则表现了这种趋势:
根尘既无所有,即见无相性,是约分别性无所有分。见真如见唯有识,即见依他性。见藤时无蛇,未明四微缘,识即无生见,即无相无生。即是俗识见真实性,如见四微时无藤。本为对俗识立真如,俗既空无所对,真亦绝待第一义空。如见四微亦无所有唯空,即是真实性成无性性,即非安立谛,无于二谛三性等也。⑥
摄论师以分别性无相、依他性无性为真实性,这是与灵润相同的。同时,他在引譬喻时,增加了藤由四大极微构成这一层,这样意味着三性是俗谛。因此,必须遣除作为俗谛的真实性,证入超越、绝待的绝对真理第一义空,如见极微亦是空无所有,亦无二谛、三性等教法施设。
在真谛的思想体系中,真实性既是安立谛又是非安立谛,因此灵润的“两重唯识观”与敦煌本《摄大乘论疏》卷七的作者立“三重唯识观”是没有矛盾的。而且,从唯识观出发,摄论师又有新的归纳,慧沼说:“旧摄论师四门:一、随名义别体,二、摄义归名体,三、摄尘归识体,四、摄事归理体。”① 这是对唯识观进行存在论式的诠释,而且对三性悟入次第进行细致化,而且将真实性或无性性以“理”来进行创造化诠释,从此我们可以感受到摄论学派的中国化历程。我们将二重唯识观、三重唯识观、四门列表综合如下:
二重唯识观
三重唯识观
摄论师四门
观无相舍外尘想
观分别性无相
随名义别体
摄义归名体
观无生舍唯识想
观依他性无生
摄尘归识体
观真实性无性性
摄事归理体
四、结 语
真谛的三性思想得到摄论师的诠释与弘扬,而且受到中国固有思想及如来藏系的影响,摄论学派开始其中国化的历程。净影慧远以真妄、体用、本末来解释三性,尤其是依他性包含真妄,则其“二分依他”是平面式、连续的,是《起信论》“真妄和合识”的思惟模式。而摄论师道基完全继承真谛的三性思想,而且依此对《楞伽经》、《金光明经》等相关的三性思想进行摄论学派的解释。道基认为,妄境、妄心都是分别性;从认识论与存在论来说,依他性有缘生依他、唯识依他、分别依他;从实践论来看,则有“染净二分依他”,而且他主张染依他、净依他都是有为法;真实性则以无变异义和不颠倒义为中心,以无为法摄有垢清净、无垢清净,以有为法摄道清净、正教清净。同时,他反对当时将三性视为同具有为与无为,继承“同体别用”的思想,提出七识与第八识是具有差别而又无差别。
同时,隋唐时期摄论师对唯识典籍的三性思想,文备有“九门解”,道奘有“七门分别”,道奘最后归纳为“情事理门”、“尘识理门”、“染净通门”三门,其实是包含两种型态的三性思想:一是真实性是前二无性,含有三无性的说明,所以三性同时即是三无性,亦是同一无性;二是通过否定前二性而直接成真实性,并没有经历三无性的过程。而且,摄论师是遣三性立三无性,而玄奘是约三性立三无性,说明两种思想体系的不同。
从实践论来说,灵润提出“两重唯识观”,第一重是观无相舍外尘想;第二重是观无生舍唯识想;敦煌本《摄大乘论疏》卷七(S.2747)作者依三无性建立“三重唯识观”;慧沼又提出摄论师四门:一、随名义别体,二、摄义归名体,三、摄尘归识体,四、摄事归理体。摄论师对唯识观的诠释与实践,不断得到完善,将真实性或无性性以“理”来进行创造化诠释,从此我们可以感受到摄论学派的中国化历程。
我们依“解脱诠释学”,强调存在论与实践论之间的“互动”;“意言”摄入实践论的范畴,而“名言”是存在论的范畴,反对日本学者依存在论对“意言”与“名言”进行潜在和具体的区分。而且,依语言哲学对唯识观的实践进行诠释,认为既然一切存在都是语言性的,所以在实践论上必须破除语言的理解活动,将语言的活动归摄入主体心识。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说,解构语言所示的“共相”,于是一切存在都成为孤独的“个体”——“自相”;其次,将存在的“个体”摄入主体精神世界,因为这些“个体”是从心识似现出来的。所以,解构心识的种种活动,才能真正断除语言之根,进入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无分别智所证的境界。
① 赖贤宗认为“自性”(svabhqva)一词具有三种不同的运用方式:(1)现象的世俗所共知的现存性质,如:火之热性;(2)现象的真实的或最后的本性,如:空性和现象的非存在性;(3)真实和独立的存在。见《中国大乘佛学的本体诠释学》,[美]成中英主编《本体与诠释》,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版,第101页。另外,见赖贤宗《佛教诠释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第1版,第5页。
② 汤一介《郭象与魏晋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3页。
③ 赖贤宗《佛教诠释学》,第6页。
④ 胜又俊教认为此写本为道基的作品,《佛教における心识说の研究》,日本东京山喜房佛书林1974年第5版,第797页。
⑤ 我们倾向将“存在论”与“体用论”(即平常所说“本体论”)分开,中国思想(包括中国佛学)的存在论含有“体用”思想。杨学功《关于“Ontology”词源和汉译的讨论》,罗嘉昌、宋继杰主编《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83-314页。另外,见宋继杰主编《BEINGH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94-319页。杨氏将存在论分为“本体论”与“存态论”两种。
① 《大乘义章》卷三,《大正藏》第44卷,第528页上。
② 刘元齐《净影慧远〈大乘义章〉佛学思想研究》,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年第1版,第356页。
③ 《大乘义章》卷三,《大正藏》第44卷,第529页上。
④ 《摄大乘义章》卷四,《大正藏》第85卷,第1044页上。
⑤ 《摄大乘义章》卷四说:“一曰分别性,释有两义:一、虚妄境生虚妄心,说彼境界名分别性,《摄大乘》云:似尘显现名分别性。二、能取妄心颠倒分别,说彼妄心名分别性,《摄大乘》云:诸菩萨以分别为烦恼,《摄论》复云:识以分别为性也,前约所生果而得其名,后就功能以彰厥称。二名妄想自性,释有两义:一约妄境能生妄心名妄想自性,二者妄心颠倒分别,不称实义故目妄想自性。《楞伽经》云:妄想自性,亦前约果,后是功能以题其名。三名思惟分别相,亦有二义:一、境界而生思惟,名思惟分别相,二、妄心颠倒思惟,此以妄心思惟诸尘故名思惟分别相。《金光明》云:思惟分别相,亦是就果及功能以陈其名。”《大正藏》第85卷,第1044页上。
① 《摄大乘义章》卷四,《大正藏》第85卷,第1044页上。
② 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一:“若依若缘生,是名缘起。”《大正藏》第16卷,第487页下。
③ 《摄大乘义章》卷四,《大正藏》第85卷,第1044页上-中。
④ 《入楞伽经》卷三称为“第一义谛法体相”,《大正藏》第16卷,第527页下。十卷《楞伽》是北魏菩提流支译(513),唐代实叉难陀译(700~704)为七卷。有关《楞伽经》翻译,参考D.T.Suzuki, Studies in the Laxkqvatqra S[tra,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tted, Delhi, 1999, p.4-10.
⑤ 《摄大乘义章》卷四,《大正藏》第85卷,第1044页下。
① 真谛译《摄大乘论》卷下说:“无分别智自性,应知离五种相。五相者,一、离非思惟故,二、离非觉观地故,三、离灭想受定寂静故,四、离色自性故,五、于真实义离异分别故。是五相所离智,此中应知是无分别智。”《大正藏》第31卷,第128页上。
② 《摄大乘义章》卷四,《大正藏》第85卷,第1044页下。
③ 《中观论疏》卷七末,《大正藏》第42卷,第115页下。
④ 道基《摄大乘义章》卷四说:“问曰:前说依他但是有为,非无为者……云何无为非依他性?答曰:夫是依他必从种子生因而生,真如本有非生因生,故非依他,而彼真如藉缘而显说有了因,《摄大乘》云:‘四德本来是有,不从种子生,从因作名,故名种子’。”《大正藏》第31卷,第1045页中。
⑤ 《摄大乘义章》卷四,《大正藏》第85卷,第1045页下。
⑥ 真谛译《摄大乘论释》卷六,《大正藏》第31卷,第191页上。
⑦ 《敦煌宝藏》第23册,第42页-46页。
①遁伦(或称道伦)与琳法师(智俨之师)大约为同一时代之人,故盛举神昉、圆测﹑元晓﹑璟兴等人之注释﹐因此推定遁伦大约是650--730年代人。他完成《瑜伽论记》第一卷的年代是大周长安五年乙已之岁(705年)。有关《瑜伽论记》的相关情况,参考杨白衣《道伦〈瑜伽师地论记〉之研究》,《华冈佛学学报》第7期,1984年,第113-134页。
② 《瑜伽论记》卷十九之下,《大正藏》第42卷,第759页上-中。
③ 《瑜伽论记》卷十九之下,《大正藏》第42卷,第758页下。
④ 上田义文认为,“缘生依他”又分为虚妄分别的依他和意言分别的依他。见上田义文《大乘佛教思想》,陈一标译,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第1版,第130页。
① 《华严五十要问答》后卷,《大正藏》第45卷,第529页下。
② 因此,“智如合一”与“直觉”不同,直觉还是有对象,如现量的认识;而“悟”则是一种主客一元的认识。
③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疏》卷上一,《大正藏》第33卷,第431页下-432页上。
④ 《三无性论》卷上,《大正藏》第31卷,第867页下。
⑤ 遁伦《瑜伽论记》卷十九之下说:“真实性非依他性为其性,故说真实无性性。依梁《摄论》乃说遣真实性,得无真实性,故名真实无性性者,录文人误也。”《大正藏》第42卷,第756页下。
⑥吉村诚《真谛译〈摄大乘论释〉の受容について--三性三无性说を中心に》,《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49巻第2号,2001年,第230-231页。
①上田义文《三性说の类型的考察》,《佛教研究》第2卷第6期,1938年,第39-40页。
② 《净名玄论》卷六,《大正藏》第38卷,第897页中。
③ 《摄大乘论章》卷一,《大正藏》第85卷,第1016页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