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应如何重建

至善佛缘

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应如何重建

2011-10-06 来源：参考消息
   
【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4日文章】题: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作者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近来中国的媒体在讨论一个在世人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即“老人摔倒,要不要扶?”对数千年之前的孟子而言,“幼童要掉到井里,要不要拉一把?”这是一个不用提的问题,或者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很多行为和动作,出自人类的恻隐之心或者本能,根本不用作任何理性的思考。
   
为什么中国社会要讨论这样一个本来根本不用讨论,或者不是问题的问题?原因极其简单,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社会变得如此复杂,而必须诉诸人类理性了。
   
中国文明长达数千年不中断。中国历来视自己为一个道德的国度,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么看待中国的。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演变成一个毫无道德可言的社会呢?如同一个社会道德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原因,社会道德的衰落也如此。就中国文明来说,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在商业文明面前,中国传统道德的衰落具有必然性。中国数千年里一直是农业文明,从来就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洗礼。儒家道德可以说是农业文明的精神结晶,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就是“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从商者被排在最后,最不重要。商业社会对道德的负面影响甚至冲击是必然的,但中国统治者使用的是排斥商业的做法。这种政策在遏制商业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传统文明没有能力容纳和接受商业文明。商业文明一旦来临,传统文明对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任何免疫力。
   
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秩序,可以说是商业文明的产物。在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商业阶层崛起在传统帝国解体之后的废墟上。随着商业文明的崛起,封建价值观很快衰落。商业文明要求对事物具有一种世俗的态度,于是宗教改革成为必要。同时改革之后的宗教,也为商业社会塑造了一种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西方宗教改革和转型,因此和商业文明的兴起分不开。
   
基督教转型得最为成功。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论述这种情况的。改革后的宗教,在接受商业行为的同时,也约束着信仰者的商业行为。尽管商业行为、盈利和挣钱都被合理化,但挣钱本身仅仅只是工具,而非目的。商业行为和挣钱的最终目的,还是救赎人的灵魂。
   
受迅速崛起的商业文明的影响,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解体之迅速令人吃惊。从清末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产生于欧洲的近代国家打败。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把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诸传统道德或者文化。因此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之前,儒家传统道德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冲击。
   
近代以来,长期的革命和战争也使得道德的确立成为不可能,因为革命和战争就是要推翻旧秩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人们才觉得确立新道德的需要。不过,当时中国的做法,是以意识形态替代了道德,依靠宗教化了的世俗意识形态,对干部官员和普通老百姓的行为构成制约。
   
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未能确立一个新的道德体系?在西方的道德重建过程中,除了宗教改革的作用,政治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且随着世俗化的深入,政治在道德重建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政治的作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第一是法治建设,第二是自律社会的形成。
   
今天,人们可以从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体会到,当时西方社会把法治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何种地步。从前是宗教扬善抑恶,现在法律取代了宗教的位置。而法律是通过政治过程形成的,用来调节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并不仅仅是那些写在纸上的条规,而是一种如孟德斯鸠所说的深入人心的“精神”。
   
如果法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那么自下而上的自律社会的形成,对道德的形成和成长同样重要。西方社会一直强调社会力量,从早期的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即“市民社会”)到现代的非政府组织,都是社会力量的载体。在西方,一直是社会力量在推动政治和政府的道德化,而不是相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主义,或者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制度,是保护社会的制度保障。而这些制度的确立,都是通过政治过程达成的。这些社会制度的意义在于,社会成员只有在获取了生存和生活的基本需求之后,道德概念才会得到强化,即所谓的“衣食足而知荣辱”。
   
西方近现代道德的发展,对中国来说应当有比照意义。中国尽管也一直在强调法制和法治,但法制和法治的现状很难使人相信其有助于道德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说,法制不但没有“扬善抑恶”,有时却是在实际生活中起到了“扬恶抑善”的作用。“扶起摔倒的老人受到法律惩罚”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很长时间里,立法的主导原则就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劳动生产力,而社会正义和公平则被忽视。而当法律成为权力或者物质利益的工具时,谁来保证“善”的行为?又有谁来惩罚“恶”的行为呢?
   
社会空间的缺失也使得道德无处生存。在数千年的儒家文明里,王权尽管在理论上专制,但往往是“统而不治”。中国社会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在社会底层,乡规民约调节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各个行业也有自己的行为规则。在当今社会,这样的传统道德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基础。既然社会道德难以形成,社会群体和社会个体之间的交往,就表现为赤裸裸的物质利益或者权力行为。
   
道德是任何一个文明的内核,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社会制度,都是这个道德内核的外延。中国现在面临传统道德解体而新道德建立不起来的危机,这也是中国文明的危机。如果商业文明不可避免,那么就要重建一个能够容纳商业文明,又能遏制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结果的新道德体系。
   
世界历史表明,道德的重建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类主观努力的结果。如果新道德体系不能得到确立,无论怎样强大的经济力量,都不足以促使中国文明的复兴。

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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