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孩子做个有种的人”——几位语文老师的公民教育尝试

至善佛缘

“教孩子做个有种的人” （转）

——几位语文老师的公民教育尝试

文：刘彦朋
   
杭州市学军小学六年级学生黄翰尘的妈妈从来没想过，语文课还可以像郭初阳那样去教。“他想讨论一个什么话题，就会从各种角度、依托各种文本展开，而且从不给话题定式或结论，引导孩子给出自己的答案。”
   
作为一名高一学生的母亲，越读馆最打动朱勤的，是郭初阳给她的儿子金泰来推荐的第一本书———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她也被深深吸引了，几乎是陪着孩子读完整本书。
   
这两位家长都是或曾是越读馆的学生家长，都愿意冒着可能会影响孩子分数的危险，让孩子去学习一门远离分数的课程。
   
语文课要“有趣、有料、有种”
   
“我现在花大把时间做的，就是把优秀的文学或儿童文学资源进行转化，变成我的课堂素材，拿到课堂上让学生去研读、探讨，去发现这些作品深层的、内在的东西。”
   
7日上午，在杭州市文一西路湖畔大厦越读馆西校区的一间小教室，郭初阳坐在最后一排，背靠着窗户，面前摆的厚厚一摞书不是语文教辅，而是《聊斋志异》、《围城》、《奇幻世界》等一类的文学和科幻经典。
   
他曾经就职于杭州市外国语学校，与蔡朝阳、吕栋合称“浙江三教师”，同为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成员。因为共同编辑一本《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他们仨成了挑战语文教科书的“死党”。目前，蔡朝阳和吕栋仍在各自的学校教书；郭初阳则在杭州开了一家“教什么课自己说了算”的越读馆。
   
“小组本身是松散的，有几十个人，大都是中学老师，平时大家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最初我们都是《新教育读写月报》的作者，上面有我一个专栏，专门质疑小学语文教材中存在的问题。后来这家杂志的主编李玉龙就找到蔡朝阳、吕栋和我，把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分别给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三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挑错。《救救孩子》就是这次活动的成果。”
   
采访中，郭初阳一直静静地倚墙而坐。但一聊起语文教育，马上就会语速加快，并配以手势，有时还会伴随着爽朗的大笑声。
   
越读馆秋季开班第一节课，郭初阳准备的是“有趣的鬼故事”。但他要讲的，不是纯粹吓人的鬼故事，而是文学经典中的鬼故事，恐怖且有趣、有人情味的。为此，他重新翻阅《围城》、《聊斋》、《奇幻世界》、《野草》等几十本文学经典。
   
“像莫言讲过的鬼故事：要经过芦苇荡，但一趟水，水中冒出无数个小红孩，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几次都是如此，最终莫言只能在岸边呆一夜，第二天才回家。这就是最有人情味的鬼故事。”郭初阳说。
   
“我现在花大把时间做的，就是把优秀的文学或儿童文学资源进行转化，变成我的课堂素材，拿到课堂上让学生去研读、探讨，去发现这些作品深层的、内在的东西。”
   
但郭初阳的课程内容不会偏离“有趣、有料、有种”的课程宗旨。郭初阳坦陈，这“三有”来自于《读库》杂志，他非常认同这三句话。
   
“有趣，课堂设计的主题要尊重孩子的性格和特点，一定要非常有趣，首先让他喜欢，才能吸引他听下去，在有趣好玩中，不知不觉进入状态；有料就是有内容。每次除了我准备的三四页对开纸的讲义之外，还有15分钟读报探讨时间，一节课阅读量有五六千字，再加上视频材料，信息量很大，而且都是经典；第三有是有种，其实读一本书，最终目的就是要成为有种的人。一个有正义感的现代公民，不是一个思想上的奴才。”
   
郭初阳对自己研发的课程一直很自信。“这种模式很难复制，因为我对老师要求的课程研发和课堂敏感能力，体制内百分之九十九的老师无法达到。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习惯于那本教科书，很难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
   
“我们现在正在慢慢地固化一些课程，希望四五年之后，让某一年级的课程有一个标准化的范式。”郭初阳说。
   
一次“立”的尝试
   
“根据我们的研究，只要注意方法，孩子在接受哲学、政治学等一些知识时，并不比成人差。”
   
即使在杭州，由于师资、家长认同等限制，能利用业余时间到越读馆学习的也只有一小部分学生。当时正好《救救孩子》被媒体热炒，“有人质疑说我们也只能批判批判，拿不出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郭初阳回忆说。
   
这时，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出版人杨继波提议，“那你们何不自己编一套小学启蒙读物，作为家长和学生的参考呢？”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一套由5人编写的《新蒙学丛书》将在今年11月份出版，包括《为什么要开会》、《你是否相信有一个神》、《从前有个点》、《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东西买回家》等5本。著名作家、公共知识分子傅国涌在这套丛书的总序中写道：“2010年《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的出版，曾引起了公众包括许多家长对小学语文教材的关注和审视。如果说，《救救孩子》是‘破’，那么，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套读本，便是他们‘立’的一个小小尝试。”
   
作为《为什么要开会》的作者，郭初阳说这本书的原理来源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美国人开会跟我们不一样，人家开会有一套规则，每个人都有发言、表决的权力。我们所谓开会，就是领导讲话我们听，或者在下面睡觉。我们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都要开很多会，但可能从不知道怎样开会才更有效率。”
   
《你是否相信有一个神》和《从前有个点》更像姊妹篇，从科学和信仰两个角度同时解释宇宙和世界。丛书统筹蔡朝阳觉得，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读就很有意思，信仰和科学，看起来矛盾，其实对拓展孩子思维有好处。
   
而《我是中国人》侧重阐释中国人的国民性。蔡朝阳解释说，这本书强调的是：我是人，我生活在中国，是中国的文化赋予了我中国人这个特性。同时，这本书还对中国人为什么不爱排队、爱闯红灯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常立是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硕士生导师，《从前有个点》的作者。因为与蔡朝阳教过同一名学生朱桂英，两人在两年前结识。他这本书通过15个小童话故事，讲述了宇宙、质量、时间的起源等。作为一名5岁孩子的父亲，常立发现，“根据我们的研究，只要注意方法，孩子在接受哲学、政治学等一些知识时，并不比成人差。”
   
“公民社会常识是应该让孩子们知道的。现实中我们的孩子最先接触的是爱国、爱民族等这样一些抽象、宏大的东西。等他们读了硕士、博士，却要反过来教他们电梯要先下后上、不要随地吐痰。这就是本末倒置，正常的肯定是先掌握常识，意识形态的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判断。这也是这套丛书的价值所在。”蔡朝阳说。
   
“离开学校反倒让我更接近教育本身”
   
“我们小小教书匠，改变不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是打个喷嚏，让大家知道教科书得了重感冒，小心传染。”
   
9月9日，教师节前一天，绍兴市稽山中学却一点也没有过节的气氛。因为绍兴市正在创建文明城市，检查组可能随时去学校检查，这让稽山中学的空气也变得紧张了起来。“麻辣语文教师”蔡朝阳就在这所学校任教。
   
对“麻辣语文教师”这个称号，蔡朝阳并不感冒，“那只是我们本地报纸的一个噱头。”
   
蔡朝阳觉得自己是一个低调的人，特别是在学校，“这种中规中矩的单位，领导不喜欢太出头的。像我教了十几年，最近连续两年高考语文最高分出在我班里，但体制内的各种‘优秀教师’、‘满意教师’都没我的份。因为我跟媒体接触太多，领导认为我不是体制培养的人。”
   
“实际上我是温和的改良者，因为我也很体谅我的领导及一些照本宣科的老师，理解他们被体制束缚得身不由己。比如说中小学的班主任老师，到处都是繁琐的事情，自己还有孩子，根本没有时间研究教学问题。”
   
蔡朝阳曾一度认为学校教育演绎成了精致的“暴政”。“对分数和升学的膜拜，简直武装到了牙齿。比如说一所高中的高三有十四个班，教育局要求学校必须考上200名一本，学校就把200人分到各个班去，重点班30人，普通班10人，作为单科老师必须保证10名学生的单科分数达到该科一本的平均分，工资、奖金都跟这个挂钩，太精确了。”
   
“教育体制把学生和老师当做机器，老师很难在里面发挥个人的特长，只能在外围做些事。”蔡朝阳一脸苦笑。
   
或许正是这些原因，最终促成郭初阳在2008年“逃离”公办学校，创办了越读馆，跟公立学校比，现在他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课程本身。“让老师变得简单、纯粹，我们就是上课的，所以我绝大部分时间用来备课，离开学校反倒让我更接近教育本身。”
   
而吕栋说：“我们小小教书匠，改变不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是打个喷嚏，让大家知道教科书得了重感冒，小心传染。”
   
利用中秋节三天假期，金泰来正在看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朱勤觉得儿子可能理解不了这本书的全部内涵，“但他掌握了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现实有了跟以前不一样的认识。”
   
8日上午，家住杭州春天花园附近的徐承志来到越读馆给上小学6年级的儿子报名。他说，之所以来给孩子报名，一是朋友推荐，二是因为《救救孩子》扉页上印的那句康德的话：“父母在教育孩子时，通常只是让他们适应、认识当前的世界———即使它是个堕落的世界。”
   
就在郭初阳们千方百计地试图打破体制束缚，呼唤让孩子回归常识时，近期，教育部在一场教材修编培训会上再次明确要求，课本修订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程渗透，并将其写入《品德与社会》等学科的新课标。
   
有出版社预计，按照这一要求，新编教科书中将会有更多革命小故事、革命诗歌等，外国文学、童话故事的内容将受到挤压。即使在地理课中，也要站在国家认识观念的角度考虑；讲世界地理时，可以强调对非洲的援助，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一位一线语文老师认为这“有点祸害人”，因为孩子对革命题材的小故事，主要是看“比较精彩的打斗情节”。学习飞虎队、刘胡兰这类英雄的故事，引导不好，会让孩子产生盲目牺牲的冲动。
   
而蔡朝阳也发现，现在很多普通年轻人的戾气很重，常因为一件小事就打群架、提刀砍人，甚至在一些学校也时有发生。“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一直是仇恨教育，把爱与同情忽视了。历史课我不反对战争的讲述，但语文课、课外读物里面，就应该多把一些人文的东西放进去。”
   
2001年以来的第八次课程改革，打破了以往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垄断教材编写的统编模式，曾被视为一大进步。而据媒体报道，目前中小学文科教材正酝酿回归统编。我们的孩子到底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材？百年树人，可别伤着了那些娇嫩的祖国花朵。
   
格记者手记
   
郭初阳、蔡朝阳、吕栋，浙江一群活跃在教学一线的语文老师，通过一次对小学语文教材的集体挑错走到了一起。他们自称教书匠、空想家、思想小贩。他们有的还在体制内，却无时不在琢磨如何打破现行教育体制的束缚；有的已跳出了体制，却发现远离了学校，才真正接近了教育。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培养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现代公民。
   
他们认为，对小学语文教材，仅仅是批判、质疑是不负责任的。眼下，他们历时一年编纂的新蒙学丛书即将出版，从理性、建设性的角度，向小学生提供一套公民启蒙读物。他们的尝试能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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