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与他的启示

淡然居士

卫塞节是纪念佛陀诞生、觉悟与入灭的日子，根据上座部佛教的传统记载，这几个日子都落在五月的满月日。自公元前五世纪以来，佛陀始终是亚洲之光，作为一位觉悟者及精神导师，他的教化所照之处，东传日本、南及斯里兰卡、西至喀布尔山谷、北通西伯利亚的广大疆域。在佛陀的卓越人格影响之下，产生了一个以崇高伦理与人道理想为指南的文明体系、一个富有活力的精神传统，它使百万人的生命，因亲证人类的最高潜力而尊贵非凡。 佛陀的优美形象，曾经是文学、绘画、音乐、雕塑、建筑诸领域展现其辉煌艺术成就的中心主题。他那温和而神秘的微笑，启示着深邃的智慧，由此衍生出成卷、成库的文稿与论著。随着当今世界了解佛陀并受其吸引者愈来愈多，一个跟随他的圈子在不断扩大，已开始对西方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因此，联合国每年专设一日，纪念这位具有伟大智慧与无限慈心的人、这位被多少个国家的千百万人尊为宗师与导师的人，这些都是很合适、恰如其分的。 卫塞节要纪念的第一个事件，即是佛陀的诞生。如果我们以传统佛教的眼光，来看待佛陀的诞生，则必须首先要考虑这个问题：“佛陀是什么？”众所周知，佛陀这个词，并非是一个姓名，而是一个尊称，意思是“觉悟者 ”、“觉醒者”。这个尊称被加诸于悉达多.乔达摩，一位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年代，在印度东北部修行与教化的印度圣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乔达摩正是被人们称之为佛教的这个精神传统的创始人。 然而，从古典佛教的传统意义上来看，佛陀一词的内涵，较之一位历史人物的头衔要广泛得多。这个词所指的，不仅是生活在某个特定年代的一位宗教导师，而是指一类人、一类典范，在宇宙纪元中有过多次先例。正如美国总统的头衔不仅是指克林顿，也泛指任何就任过美国总统的人，佛陀的头衔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类灵性职称，适用于一切达到佛陀境界的人。因此，乔达摩只是佛陀精神承传系列之中一位最近的成员，这些佛陀的生存年代，从幽暗的远古，直趋无际的未来。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对佛教宇宙观有所涉猎。佛陀教导说，宇宙并无可究的时间起点。不存在原点，不存在创世纪的初端。在无始无初的纪元之间，有诸多宇宙在产生、发展、分解，接下来，新的宇宙系统依照同样的生灭法则继续进行。每一个宇宙由诸多的生存空间所组成，在其中居住着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我们自己的有情生命。 除了我们所熟悉的人界与动物界之外，还存在着高于我们的诸层天界生命，那里有着天界的幸福和喜悦，同时，宇宙中也存在着低于我们的生存空间，即那些痛苦悲惨的鬼道、地狱等域界。居住在这些黑暗域界或光明域界的众生们，以重复不间断的生命，度过一生又一生，这个过程便称为轮回，意为继续漫游。这种毫无目的、一生又一生的漫游，受我们自身的无明与执取所驱动，重生的特定形式取决于我们的善恶业，以及身、语、意的善行与恶行。有一种客观的道德准则主宰着这个过程，确保善行带来愉快的来世，恶行带来痛苦的来世。 在一切的生存界里，生命无常，同样经受衰老、腐朽与死亡。哪怕是在天界，虽有长寿极乐，生命也并非永恒。每一种生存终将结束，继之以重生他处。因此仔细看来，一切轮回生存都具缺陷，带有不确定、不完美的特征。它们不可能提供稳定、安全的喜乐与安宁，因此不能为苦的难题而给出终极解答。 然而，在轮回缘起的域界之外，还有一个喜悦与宁静的完美域界或状态，有着彻底的精神自由，这个状态哪怕就在当下不完美的世界里，也能实现。这个状态称之为涅槃，指的是贪、嗔、痴等烦恼的熄灭。并且，从轮回的痛苦走向涅槃的喜乐，存在着一条道路，一条修持之路，把我们从无明、执取、与束缚的循环往复中，带到非缘起的宁静与自由。 多少纪元以来，这条路已湮没于世、久久无闻，因此涅槃之路不可探寻。然而时不时的，世间有人藉着独自的努力与敏锐的智慧，找到已经埋没的解脱之道。找到这条道路后，他会一直走到底，彻底领悟了宇宙和生命的真相。之后他回到人间俗世，把这个真理传播给他人，让这条通往至乐之路再现人世。行使这个功能的人，便是一位佛陀。 因此，佛陀不仅是一位自悟者，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位解悟者、一位世界的导师。他的作用，是在灵性的黑暗年代里，重新发现业已湮没的涅槃之路，达到圆满的灵性自由，并向世界传解这条路径。他人也得以踏着他的足迹，证得生死之苦的解脱。佛陀并非唯一成就涅槃的人，所有那些跟随他足迹走到底的人，也都达到了同样的目标。这样的人称为阿罗汉，即有价值者，因为他们已灭尽一切无明与渴求。 佛陀的独特，在于重新发现了真相的终极原理——法，并且确立了一个药方或者说精神遗产，把解脱苦的教导保存下来、传给后代。只要这个教导还在，那些接触教导者、走上正道者，便能按照佛陀的引导，达到灭苦、脱离生死的目标，成就世间和出世间的大善。 为了有资格成为佛陀及世界的导师，有志者必须经历不可思议的漫长岁月与无数次重生，累积布施、持戒、出离、智慧、精进、忍辱、真实、决意、慈、舍这十种善业资粮，方成就预备过程。在这些前世里，未来的佛陀称为菩萨，即有志于勤修十波罗蜜、彻底觉悟成佛者。 在每一世里，菩萨必须以无私的善行与禅定努力，训练自己成就佛陀的基本素质。根据轮回的教导，我们出生时的心智非如白板一块，而带着宿世形成的一切品质、习惯与心性。因此，成就一位佛陀，需要彻底完善一切道德与灵性品质。这些品质便称为波罗蜜，即超世的美德或完美。不同的佛教传统所列的完美品质略有不同。在上座部传统中有十项：布施、戒德、出离、智慧、精进、忍耐、诚实、决意、慈心、平等无偏。无数纪元里，一世又一世、每世生命里，菩萨必须多方培养这些崇高的美德。 激励着菩萨成就如此崇高波罗蜜的动机，乃是慈悲之愿，他要把通往不灭与无上寂止的涅槃之道传播给世界。对众生深陷苦网的无限慈悲之心，滋养着这个愿望，也是菩萨在世世代代里完善波罗蜜的动力。只有一切波罗蜜具达顶峰，他才有资格证得无上智慧，成为一名觉悟者。因此佛陀的人格，代表着十项波罗蜜素质。如精雕细琢的宝石，他的人格体现着一切优秀品质的完美平衡。在他身上，这十项品质具达顶峰、融为和谐的整体。 这便解释了，为什么佛诞日对佛教徒具有如此深刻而喜悦的意义。佛陀的诞生不仅标志着一位伟大圣贤与伦理导师的升起，而且标志着一位未来世界导师的诞生。因此我们在卫塞节庆祝佛陀的诞生，是庆祝他经过无数世努力，圆满成就了一切波罗蜜美德，使他有能力把这条通往最高幸福与宁静之道，传授给世界及广大众生。 我们现在从古典佛学的高峰，下行到人类历史的平原，简单回顾佛陀的生平，直至他的证悟。这样我们得以简要总结佛陀教导的要点，侧重特别与当今社会相关的部分。首先必须强调，佛陀出生时并非一位觉悟者。虽藉着宿世的努力，已具足觉悟资格，但他必须先经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奋斗，才得以亲证涅盘及究竟真理。 这位未来的佛陀，出生于喜马拉雅山脚附近、今为尼泊尔南部地区的释迦共和国，他的名字是悉达多.乔达摩。我们虽不了解佛陀生平的确切年代，许多学者相信他生活在公元前563年到前483年间。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他的生活年代要迟一个世纪左右。传说中他是一位强大君王之子，实际上释迦国是一个部落共和国，他的父亲可能是长老资政院的首领。 作为王族青年，悉达多王子在优裕环境中长大。十六岁时娶了美丽的公主耶输陀罗为妻，在首都迦毗罗卫城过着舒适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子却越来越陷入沈思。困扰他的却是我们凡夫习以为常的，也就是那些有关人生目的与意义的迫切大事。人活着只是为了享受感官欲乐吗？人活着只是为了获取财富、地位、执掌权柄吗？还是除了这些，另有一类超世的、更真实更有意义的追求呢？ 二十九岁那年，在对生命的困苦现实作深思熟虑后，他得出结论，较之执掌王权的前途与世俗责任的召唤，寻求觉悟更为重要。于是，正当人生青壮年期，他削发剃须，披上土黄色僧袍，开始了出家者的云游生涯，寻求从生、老、病、死轮回中解脱的道路。 这位王族的苦行者，首先找到当时最著名的灵性导师求学。他掌握了他们的教导与修行传统，但很快意识到，这些教导并不指向自己所寻求的目标。接着他走上自我折磨的极端苦行之路，几近死亡。就在前途渺茫的那一刻，他想到了觉悟的另一条出路，一条在适当照顾身体与继续禅定、深入探索之间达成平衡的道路。他后来称这条路为中道，因为它避免了耽于感官之乐与自我折磨这两个极端。 经食物滋养、体力恢复之后，有一天他来到伽耶城附近、尼连河畔一处美丽的所在。他坐在一株大树（后称菩提树）下，发愿不达目标决不起身。夜幕降临，他进入越来越深的禅定层次。根据记载，他的心完全寂止，在入夜的第一个更次里，回顾了自己的前世，一直追溯到多少劫纪元前。在入夜的第二个更次里，他获得了天眼通，看见无数众生死亡后，依各自的业力走向重生。 在最后一个更次里，他洞察了生存的至深真相，即现实生命的根本法则。黎明破晓，树下坐着的已不再是一位寻求开悟的菩萨，而是一位佛陀、一位完全的觉悟者。他已揭除了无明最微妙的面纱，就在此生此世证得涅盘。根据佛教传统，这个事件发生在他三十五岁那年、五月卫塞月的满月夜。这便是卫塞节纪念的第二件大事：佛陀的证悟。 新近觉悟的佛陀在这株菩提树附近停留了七个星期，从各个角度思考自己所发现的究竟真理。之后，他朝这个世界凝望，看见仍深陷于无明泥沼的众多世人，受慈悲心所驱使，他决定走出来教导解脱之法。其后数月之间，他的追随者迅速增长，苦行者与居家者们听说有新的解脱之法，便来到觉悟者跟前请求归依。 佛陀每年每月，甚至于老年，始终在印度东北部的乡村、城镇之间漫游，耐心教化所有愿意谛听佛法的人们。他建立了一个僧伽团体，继续传播他的讯息。这个佛教团体至今存活着，与印度耆那教并称为世界最古老的连续性机构。他也吸引了许多居家人，成为世尊与僧伽的敬信护持者。 佛陀的教导在印度东北部社会各界何以传播如此之快，这个课题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对当前社会也有着相关性的启示。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佛教正在对越来越多的人，无论是东方或者西方，都产生着强烈的吸引力。佛教引人注目的成功与其在当代社会的吸引力，主要可从两方面来理解：一个是教导的目的，另一个是教导的方法。 在目的方面，佛陀使他的教导内容直指人生的关键难题，也就是苦，而不依赖于典型宗教的神话与神秘感。他进一步保证说，追随他的教导一直走到底的人，会在即时即地证得最高的喜乐与宁静。除此之外其它一切问题，譬如神学教条、形而上学的细枝末节、以及崇拜仪轨，佛陀将其置于一边，认为它们对目前的任务，即心从束缚与羁绊中解脱，并无关系。 法的这种实用特点，在佛陀总结的解脱道主要公式中很明确，这便是四圣谛：(1)生存是苦；(2)苦来自于执取；(3)苦的消解来自于去除执取；(4)苦的止息有一条道路。佛陀不仅把苦与从苦中解脱，作为教导的焦点，而且在解决苦的方式上，表现出杰出的心理洞察力。 他把苦的根源追溯至我们的内心。首先找到欲望与执取，之后进一步找到无明，即对真相的原始无知。既然苦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升起，那么治疗之道必须在内心里实现，即弃绝杂染与迷幻、对现实获得洞见。佛陀教导的起点，是未悟之心，紧攫于自身的疾病、忧虑、悲哀，而终点则是觉悟之心，喜悦、光明、自由。 为了从教导的起点与终点之间建立起桥梁，佛陀提出一条由八个因素组成的清晰、准确、可修之道。这当然是八正道。这条道起始于(1)对于生命基本真理的正见。 (2)接受训练的正确动机。接下来是三个道德因素： (3)正语，(4)正业，(5)正命。再接下来，是有关禅定与心智培养的三个因素：(6)正精进，(7)正念，(8)正定。当所有八因素达到成熟时，这位弟子会洞穿生命的真相、证得道果：即圆满的智慧与不可动摇的心解脱。 佛陀的教导方法，其特点与目的密切相关。最有吸引力的特点与其心理倾向有关，那就是强调依靠自己。对佛陀来说，解脱的关键在于心意的纯净与理解的正确，因此他反对依靠他人救赎的想法。佛陀并不自称有神性，也不宣称是救世主。反之，他称自己只是一位向导与老师，指明弟子必须要行走的道路。 由于智慧或者说洞见是解脱的主要工具，佛陀始终要求弟子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跟随他，而不是不经质疑地盲从盲信。他邀请发问者以自己的逻辑与智力审查他的教导。佛法与教导是经验性的、必须亲证自悟、而不是只信即成的口头教条。一个人走上修行之路，他会经历增长的喜乐与安宁，在沿着标记分明的路上进步时，这些觉受在扩大与加深。 原始佛法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之处，在于其晶体般的透明度。佛法开放而明晰、简单而深刻。它把伦理的纯净与逻辑的严格相结合、把崇高的远见与生活经验的印证相结合。尽管对实相的彻底洞察有阶段性，但是教导的初始原理，如果我们把它们视为思考指南，是当即明显易懂的。成功地掌握了每一步，自然会引向更深层次的理解，最终达到至上真理的证悟与涅盘。 由于佛陀关心的是人类一切难题中最普遍的苦，他使自己的教导极有普遍性，针对着一切的人类成员。他为古老的印度社会里各阶层人士：国王、王子皇族、婆罗门教士、商贩、农夫、甚至贱种姓者，开启了解脱之门。作为这个普遍性的一部分，佛陀也把教化之门朝女性打开。正是佛法的普遍性，使之得以迅速的传至印度地域之外，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 有些学者把佛陀描绘成世外高人，对世俗生活的困境根本无动于衷。然而，不带偏见地读一读早期佛教经文，会看出这个观点缺乏根据。佛陀不仅为僧尼们传授了禅修之路，也为生活在世间的男女居家众传授了一套尊贵的理念。实际上，佛陀在印度宗教界之外的成功，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他为那些居家弟子提供了新的生活模式，即世人应毫不动摇地坚持佛法所体现的价值观，把它与繁忙的家庭生活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 佛陀对居家人提出的道德准则，是由五戒所组成，要求戒除：杀生、偷盗、不当性事、妄语、使用醉品。心灵的内在素质在这些戒律的约束之下，体现出伦理上积极的一面：对一切生命的慈爱；与他人相处时的诚实；忠于婚姻家庭；言辞可信；心智清醒。除了个人戒德之外，佛陀还为家长与子女、夫与妻、雇主与雇工，列出了伦理准则，目的是倡导社会各阶层奉行和谐、平静、善意的准则。他还对国王们解说他们对民众的职责，这些经文表明佛陀是一位敏锐的政治思想家，他深刻地理解只有掌权者把民众福利置于私人利益之上，政府与经济才能得以蓬勃发展。 卫塞节纪念佛陀生平的第三件大事是他的般涅槃，即逝世。佛陀最后时日的故事，在《大般涅盘经》中有着生动感人的详述。佛陀传法四十五年不怠，在八十岁时意识到即将辞世。临终时他拒绝任命一位个人继承者，而是告诉比丘们，在他死后，法是他们的指导。对那些悲痛难遏的弟子们，他重复了无情的真理：无常主宰着一切的缘起事物，包括觉悟者的肉身。他邀弟子对教导与正道发问，鼓励他们为涅盘而精进修持。之后，他以彻底的平静，安然进入了不再缘起的涅盘。 佛陀入灭三个月后，五百名已觉悟的阿罗汉弟子在王舍城集会，将佛陀的教导汇集流传后世。这些经文的编集，为后代提供了教义的标准版本，作为佛法指导的依据。佛陀入灭后的两个世纪里，他的教导被继续地广泛传播。在公元前三世纪，有一个事件改变了佛教的命运，使它开始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君主阿育王，在经历了一场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血腥征战之后，转向信仰佛教以平息良知的痛苦。他从佛法中获得灵感，开始贯彻一套建立在公平、公正、非暴力、非压迫基础上的社会政策，他把这个新政策的法诰，镌刻于全国各地的石碑石柱上。阿育王尽管笃信佛教，却不把个人信仰强加于其他世人，而是提倡印度人共同拥戴的法的观念，即行善能使生活幸福，死后有好的重生。 在阿育王的护持下，比丘们在首都华氏城集会，决定向整个印度次大陆及以外地区派遣佛教使者。这些使者中于佛教后续历史最有成果的，是由阿育王之子摩晒陀比丘率领前往斯里兰卡的传法使团，他的女儿僧伽密陀比丘尼随后亦前往该处。这对王室儿女给斯里兰卡带去的上座部佛教，盛行至今，未曾衰竭。 印度本土的佛教，则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形成了三个主要历史形式。第一阶段，原始佛法向各方传播，教系分裂成十八个宗派，细节上各有差异。唯一保存下来的是上座部佛教，在早期曾于斯里兰卡或东南亚其它地区埋下根系。由于远离印度次大陆影响佛教变更的因素，它在斯里兰卡得以生存发展。在今天，上座部佛教盛行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中国云南等地。 从公元前一世纪起，出现了一种新的佛教形式，提倡者自称大乘佛教，表示与他们称之为小乘的早期派系有所不同。大乘佛教者把菩萨的事业作了更多注解，并把成为菩萨当作佛教徒的普遍理想，提出了对智慧的全新解释，即对一切现象的终极本质——空性的洞见。以大乘经文为灵感，龙树、无着、世亲、法称等思想家提出了一些大胆的观点与哲学体系。对于普通的佛教信众而言，大乘经文讲的是天界诸佛与菩萨对虔信者的救助。 大乘佛教在其早期的公元一到六世纪传到了中国，从那里又传至越南、朝鲜、和日本。从这些土壤中，佛教孕育起新的派系，较之原始的印度佛教形式，更适于远东人的心理。这些派系中最有名的是禅宗与净土宗，它们如今在西方也广为流传。 在印度，大约公元八世纪，佛教在演变中产生了第三个历史形式——金刚乘，以被称为密乘的隐密经文为基础。金刚乘佛教接受大乘佛教的教义，辅以幻术仪轨、神秘象征、和复杂的喻伽修持，目的是为了加速觉悟的步伐。金刚乘佛教从北印度，传至尼泊尔、西藏及其它喜马拉雅山地国家，如今盛行于中国的西藏。 在佛教漫长的传播历史中，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能完全以和平方式赢得所有信众的拥护。佛教的传播始终以师传与榜样形式进行，而从不示以武力。佛法传播的目的，从不在于赢得信众，而是在于向人们传授一条获得真正喜乐与宁静的道路。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在接纳了佛教之后，对他们来说，它不仅成为一门宗教，而且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源泉。 以佛教为灵感，在哲学、文学、绘画、和雕塑领域曾产生过杰出的作品，其价值不输于任何其它文化的衍生品。它塑造了社会、政治、与教育机构的形式，为统治者与民众提供指南，影响着追随者的生活道德、习惯、与礼节。从斯里兰卡到中国、日本，不同佛教的文化形式虽各有特点，但它们都渗透着细微然而无可错认的佛教的独特风格。 佛教在印度本土消失后，许多世纪以来，佛教不同派系的信奉者几乎完全隔离，相互间很少了解对方的存在。然而，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不同传统的佛教开始相互接触，了解其共同的佛教特征。如今在西方国家，佛教主要三乘的追随者共存于同一地理区域，这是自印度佛教衰退后的首次现象。这个密切关系注定会产生融合，或许还会衍生不同于所有传统形式的佛教新风格。西方的佛教依然年轻，难以作长远预测，但我们可以肯定佛法会在这里久驻下去，与西方文化相互接触并令双方从中得益。 佛陀的教导对当今世界有什么启示？我们正站在一个新世纪的开端，我们会发现佛教对于诸类学科，从哲学、心理学、到医疗学和生态学，均可提供有益的启示与方法，却不要求采用其资源者把佛教作为一门完整的宗教来接纳。尽管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已取得巨大进步，多方面大幅度改进了生活条件，我们仍发现自己面临着全球性困难，即便下最大决心在现有体系中改良，也难以克服。 这些全球性难题包括地区性种族与宗教的紧张局势；核武器装备继续扩大；对人权的藐视；贫富差距继续加深；本帖涉嫌刑事犯罪类广告，见者请第一时间联系管理员举报！、妇女与儿童的国际性走私；地球天然资源的衰竭；环境的衰退等。我们站在佛教立场上整体观想这些问题时，感觉最突出的一点是，它们基本上均属病态症状。外表多样性之下，乃是同一贪欲根源的诸多表现，这是一种根深蒂固、污染社会机体的精神癌症。 这个共同的根源或许可以简要描述为，把狭隘、短期的个人利益（包括我们碰巧归属的那个社会或种群的利益），置于更大范围人类集体的长期利益之上。若不把人类内心的强烈欲望揭示出来，社会诸弊端便得不到充分地解释。太多数情形下，是这些贪欲驱动我们追求分裂有限的目标，哪怕这些目标最终导致自我毁灭。 佛陀的教导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富有价值的工具，帮助我们脱离这个陷阱。一个是对人类苦难其心理源泉的冷静分析；另一个是籍心智训练解决困难的明确道路。佛陀解释说，人类生活无论在个人还是社会领域，苦难的隐秘根蒂在于三种心理因素，即贪、嗔、痴的不良之根。传统佛教把三个因素解释为个人痛苦根源，不过把这个看法扩大开来，我们同样可以把它们看成是社会、经济、政治紧张的根源。 贪欲的普遍化，使世界成为一个全球市场，人们退化为消费者、甚至商品。我们星球的重要资源被人们无视子孙后代的福利进行着掠夺。嗔恨的普遍化，使国家与种族的差异成为猜忌与敌意的酝酿地，暴力与复仇周而复始地爆发。愚痴的普遍化，使人们根据错误的观念与政治理想，推出以贪与嗔为动机的社会政策，从而支持了这两个不良因素。 面对当今世界如此普遍多样的暴力与非正义，改变社会结构与政策当然是必须的，但只作这样的改变，却不足以走向真正和平与社会稳定的新纪元。站在佛教立场上，我们最重要的需求，是一种新的感知模式、一种大同觉知，使我们把他人看成基本上与己类同。这样做也许有困难，我们必须学着脱离坚持自我利益的呼声，上升到大同的视野，从那里出发，把大众的福利与个人福利看得一般重要。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当前人们固守的个人与种族中心的态度，包容一种世界中心伦理，把所有人的福利放在重要地位。 这样一个以世界为中心的伦理应有三个指导方针，以制约那三种不良之根。(1)我们必须以全球性的布施、帮助、合作，克服剥削性的贪婪。(2)我们必须以仁慈、宽容、谅解的政策，替代仇恨与报复。(3)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交织的整体，任何地方的不负责行为，可能到处引起有害反应。这些取自于佛陀教导的方针，可以构成一个全球伦理核心，世上一切的精神传统均易于采纳。 在全球伦理的具体条文背后，是我们在个人生活与社会政策上必须具备的一种心态。其主要代表为慈爱之心与同情之心。以慈爱之心，我们认识到，正如我们人人希望幸福和平地生活，一切众生也都希望幸福和平地生活。以同情之心，我们意识到，正如我们人人不愿有痛苦苦，一切众生皆不愿遭受痛苦。 当我们如此理解这个人人共有的核心感受时，便会以期望人们待己的仁慈与关怀，去对待与关怀他人。这个心态不仅必须应用于个人的人际关系上，而且必须应用于团体层次上。我们必须学会把其它团体，看成基本上类似于自己的团体，有权拥有我们希望自己所属团体应得的同等利益。 这个世界中心伦理的主张，并非来自伦理理想主义或者一厢情愿，而是建立在牢固的务实基础上的。长期、扩张地追逐狭隘的个人利益，是在破坏我们真正的长远利益，因为这样的方针将造成社会瓦解与生态破坏，伤害我们自身的生存。把狭隘的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下，最终有利于我们真正的善益，后者极其有赖于社会和谐、经济公平、与环境可续。 佛陀说，世上一切事物之中，影响善恶的最大力量来自于心。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真正和平，来自于人心的和平与善意。这样的和平仅藉物质进步、经济发展、技术发明是不能赢得的，必须有道德与心智的培养。只有改进自身，我们方能使世界朝着和平与友好的方向改进。这就意味着，人类如果要在这个资源减缩的星球上和平相处，我们面临的不可逃避的挑战，在于理解与把握自身。 正是在这里，佛陀的教导即便对那些尚未准备全面接受佛教的宗教信仰与教义者，也有着特殊的及时性。佛陀的教导把人类苦难的根源诊定为心理杂染，从而向我们指明了个人与团体矛盾下隐藏的根源。藉着一条道德与心理训练的实修之道，为我们指明了解决世界矛盾的有效方案，即培养自己的心智，正是这个地方，人人可以直接参与。无论持何种宗教信仰，佛陀的教导为我们大家提供了指导方针，在踏入新世纪之际，致力于建造一个更和平、更友好的世界。 摘自菩提尊者的开示

都摄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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