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讳言苦?

心是莲花开

     一九八二年春天，在一次中国哲学史的讨论课中，有一位年轻人发言说：“佛家将人生定义为苦，使人产生悲观、消极、退避的人生态度。”当时似乎没有人给她满意的答复。后来我因事忙，也未能就此问题对她有所说明，但因为她的问题，可能代表许多人共同的心声，所以事后我一直觉得有写本文的必要。


　　《佛陀的启示》一书曾说，佛教对人生的看法，既非“悲观”，也非“乐观”，而为“实观”这段话，使我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诚然，释迦佛，以他大智慧的眼光，大慈悲的胸怀，不可能故意给众生泼冷水，倒胃口。他之所以在四圣谛中说人生是苦，只是依凡夫身心生活的感受而说，至于“所作已办，梵行已立”的圣者又另当别论。佛说，凡夫的心中具有贪?痴三毒，因此，时时感受到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等诸苦。当我们平心思察，何尝不是如此?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以之形容古往今来的人生，永远是那么贴切而生动。只要是成年人，相信都曾多少经历过学业、交友、升学、恋爱、婚姻、事业的挫折，甚至琐碎如穿衣、饮食、睡眠、居室都会引起烦恼。“苦”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实际，它不须经由推理得知。经验过“苦”的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未曾经验“苦”的人，也可经由观察而揣度得知。


　　“苦”是那么真实的存在于凡夫的生活感受中。人为什么要讳言苦，畏言苦呢?我分析其原因，约有四种：第一，这是讳疾忌医的心理，譬如人明明有病，却害怕作身体检查，以免治疗的花费与麻烦；第二，现实生活中，未尝无短暂的身心享乐，虽事先须付出代价，事后须忍受不良的副作用，仍紧追不舍，觉得趣味无穷；第三，有人身心较弱，一旦认定人生苦海无边，恐怕失去生存的勇气，不如说“人生处处有欢乐”；第四，以为人生若没有“苦”作为点缀、衬托，则人生将不再多采多姿，富于变化、刺激，遂以苦为乐，将“苦”合理化。


　　以上各种做法与想法，都不能正视“苦”，解决“苦”。当苦恼尚堪忍受，尚未酿成大患，或许犹可苟安于一时。可是，“小洞不补，大洞叫苦”，一旦面临无法忍受的痛苦折磨，不是怨天尤人，就是自暴自弃，造成家庭悲剧，社会混乱。穷苦则偷、抢以救急，病苦则寻短以了断，失恋则追杀情人以泄恨，犯罪则嫁祸于人以苟免……遂致产生苦的连锁反应，苦上苦，众苦交煎，殊堪怜悯。


　　有智慧的人体认苦的存在，探讨苦的起因，澈悟解决苦的方法，因此，他们能离苦得乐，转祸为福。所以对他们来说，苦不足惧，所惧者智慧不够高深，毅力不够坚定而已。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张载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这是儒家圣贤面对苦的方法。


　　仔细想来，承认苦，面对苦，接受苦的磨炼，并没有什么害处。历史上许多伟人都是生在困苦的环境里，如孔子、孟子、欧阳修、范仲淹都是自幼无父，终身发奋为雄。中外有许多慈善人士多因小时候吃过苦，深知贫病孤苦的滋味，所以一旦成功立业，便能利济他人。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往往吃苦越多，其知识更发达，同情心更丰富，品格更高超。原因是，“苦”刺激了他的思想，使他对于各种问题，深入观察、分析、推理，终于找到解决的方法。于是他们成为宗教家、哲学家、科学家，或各部门的杰出人才，能为社会国家多作奉献。


　　佛教以四圣谛为基本教义，大小乘佛法中有所谓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无作四谛。一个人若想成为罗汉、菩萨、佛，必须澈底通达四谛，而四谛的第一谛即是苦谛，所以苦谛也可以视为解脱之门。假如一个人不能体认凡夫的生活为苦，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无法避免，甚或留恋这种低层次的人生境界，当然是无可救药。但假使他厌倦世俗的忧悲苦恼，思有以改善、提升，而过一种较为自在超脱的生活，那就应该对苦谛(苦的现象)澈底体会，并进而研究集谛(苦的起因)、灭谛(苦的消灭)、道谛(灭苦之法)。


　　效用与效果，暂且不论，人类各种文化与文明的发展，都是为了解决各种问题与痛苦。而佛教说苦，更有它积极性、建设性的意义。

心是莲花开

谈积极与消极

　　这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奋斗进取成为这个时代的口号，于是普遍认为人生应该要积极，不应该消极。一个人倘若被批评说：“他最近很消极。”这就意味着他凡事不会有什么进展了。“消极”几乎与消沉、苦闷、悲观、沮丧的含义相近。反之，“积极”代表一个人充满活力、信心、目标鲜明，步伐快速，因此，比消极的人较能得到丰收的喜悦。“积极”之所以被赞许，“消极”之所以被呵斥，理由在此。


　　但我们深一层观察，一个人倘若利用他的活力，去追求错误的目标，并充满信心，步伐快速，有朝一日，目的达成，结果会如何呢?岂不是落得害人害己的下场。


　　社会上许多败类，有“学”有“术”，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想”，也很积极。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人物”给人的观感如何?于是我们有一种“积极未必是好”的领悟。俗语说：“有志者事竟成。”有“志”未必值得喝采，要紧的是看他立的什么“志”。所以《优婆塞戒经·毗梨耶波罗蜜品》说：“精进二种，一正一邪，菩萨远离邪精进已，修正精进。”


　　假使我们再深一层观察，消极乃是对某种事物不感兴趣之谓，一个人若对他生而为人，觉得无意义、无价值，以至于变成醉生梦死，行尸走肉，当然不对，但如果他只是对于作奸犯科，投机取巧，或饮酒食肉、声色犬马，不感兴趣，态度消极，这种消极至少对社会人群没有什么害处。假使他在“诸恶莫作”或“淡泊寡欲”之余，进一步能“众善奉行”或“转欲火为慧火”，那么他的表现便值得赞扬。许由、巢父的高蹈，陶渊明的退隐，似乎有“独善其身”的意味，但较之那些小头钻面或脑满肠肥者流，这些人格清高的风范，对社会何尝没有贪夫廉，懦夫立的教化作用。因此，对于历史上这些“消极”的隐士，我们虽不必十分欣赏，但似乎也不用过于苛责。


　　因消极而趋于消沉、苦闷、悲观、沮丧的人是值得同情的，身处五浊恶世，众苦交煎，生存何其不易，这些人都是较弱的一群，但决非不可救药的一群，因为本着他们对人世较深刻的体验与观察，何尝不能在“泪眼中见到天国”?他们有可能将消沉转为沉着，苦闷转为苦心，悲观转为悲悯，沮丧转为对昨日之我的扬弃，拉起人生的风帆，重新航向无边安乐的彼岸。


　　邪精进的人总有一天会尝到苦果，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别看他们一时踌躇满志，趾高气扬，十分可恶，其实他们十分可怜，比起那些消沉苦闷的人，他们的觉悟较晚，解脱也较迟，他们必须等到心中的“妄想”行不通，计划不受欢迎，进展受挫折、延迟，身心交瘁，灰头土面之际，才会“猛醒”。万一他们的“福报太大”，得以“所求如意”，那么他们的罪业有可能延到来生，直至恶贯满，罪报纷至，他们才有“良心发现”，“改邪归正”的一天。


　　一个人积极地“明悟心性”，发展完美的人格，充实学识，提高智慧，端正品行，利乐有情，无论如何是正确、有意义的。但是过度奋斗进取的结果，也使人精神紧张，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减低工作效率，造成所谓的“欲速则不达”(孔子)，“其进锐者退速”(孟子)。因此，积极精进的人应该要注意到孟子说的不“揠苗助长”，“勿忘勿助”，“盈科而后进”，佛家说的“平等修集，不急不缓”(《优姿塞戒经·毗梨耶波罗蜜品》)以及“沙门学道……心若调适，道可得矣，于道若暴，暴即身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恼，行即退矣，其行即退，罪必加矣。但清净安乐，道不失矣。”(《四十二章经》)消极于罪恶之造作或欲望之追逐的人，无论如何可享有较多的逍遥，所以自古云：“知足常乐。”他们不必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胸中没有冰炭，脸色不必伪装，但假若一切贪欲没有了，连正当的希望也没有了，低俗的趣味放弃了，连带也放弃高贵的理想，否定一切事物的存在与价值，使生活由悠闲、轻松、宁静，变成无所事事，懒散、无聊，这便是非理的消极，也是佛家所呵斥的“恶取空”，达不到“空灵”、“空明”，而是走向“枯寂”、“死寂”。因此，我们要知道，正确的消极，其目的只是为要腾出宝贵的光阴，洗净心灵的污垢，宁静致远，悲智双修，建设净土，而不是自得其乐，或放弃一切。


　　综上所论，可知积极未必是好，消极也未必不好，这要因事而论。而且积极与消极应讲求分寸，过分的积极与非理性的消极都是无益有害。


　　一般人以为西方思想较积极、进步，东方哲学较消极、保守，显然只是肤浅的看法。平心而论，西方人与东方人各有其积极奋斗的方向，也各有其消极、漠视的一面，近代西方知识分子重视物质的研究、增产、控制与享用，而漠视精神主体的启发、修养、开拓与净化，东方古圣先贤反之，重精神而轻物质。同为追求人生至乐，只是看法有别，努力目标有别，以东方圣哲的立场来看，幸福之本在心不在物，西方唯物论者以为物质是基层建筑，精神是上层建筑，物质为先，精神为后，究竟谁是谁非，只有各人凭智慧去思索了。《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论语》有子曰：“君子务本。”树犹有根，人可无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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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念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净土一莲

何以故

淡如水

如是非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