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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石刻档案研究
赵彦昌 王红娟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 中国古代的石刻档案形成时代久远,在我国古代历史档案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弥补了古代文书档案方面的不足,具有很高的价值。本文主要介绍了辽代石刻档案的内涵、特点和主要存在形式;然后对辽代石刻档案的直接遗存和间接遗存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最后探讨了辽代石刻档案的重大价值。
关键词 辽代 石刻档案 直接遗存 间接遗存 分布 价值
石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它取材于地面之石,镌刻文字图像,记言叙事,以昭示各方,是档案的一个重要种类。石刻档案在我国档案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内容涉及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国石刻档案的历史更是源远流长。战国至秦代,是中国古代石刻档案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石刻档案没有固定格式,大多使用未经精细加工的、形状不规则的竖石。中国收存年代最早的石刻档案是石鼓文,是公元前770年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纪功石刻。汉代进入了石刻档案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尤其是东汉时石碑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格式。隋唐时代,中国古代石刻档案进入成熟与鼎盛阶段,明清时期更是极为盛行。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石刻档案,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而辽代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保存下来的文字资料十分有限,因此辽代的石刻档案就显得更加的珍贵和重要,辽代石刻档案的相对价值也要远远高于其他朝代的石刻档案。
一、辽代石刻档案概述
(一)辽代石刻档案的内涵
“石刻档案主要是指以文字形式镌刻在石质载体上的有保存价值的历史活动记录。”[1]具体到辽代石刻档案主要是指辽代人刻在各种石材上的“墓志铭”、“经幢”、“石经”、“哀册”、“塔铭”等。辽代由契丹人创建,契丹族原起沙漠,崇尚武学,对文学的重视很少,后来虽然在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下,文化有所长进,但是由于政府严禁文字出境,就连民间私刊书籍都以死论罪,所以,关于辽代的文献流传十分有限,加之辽末女真、蒙古族对辽代的侵略,“五京兵变,缣帛扫地”,辽代有限的典籍文献散佚殆尽,由此使得今人研究辽代历史困难重重,就连元代人修《辽史》的时候都没有直接的文字可以依赖,只能求助于宋、金人的间接记载。辽代资料的及其缺乏,无疑赋予了辽代石刻档案以更加重要的内涵和意义。
(二)辽代石刻档案的特点
辽代石刻档案不仅具本石刻档案的一般特点,与其他朝代的石刻档案相比,还具备其自身的特殊性。
1、辽代石刻档案的一般特点
(1)真实性
以纸质为载体的档案常常会因为天灾或者人祸而被毁坏,有时也会因为人为的篡改造成档案记载的不真实。而石刻档案则是以石为载体的书史铭文,石头具有坚固和保存时间长、不易进行更改的特点,是历史的真实记录。陆和九先生在《中国金石学》一书中说:“洪水时代无论,已由石器时代进而为玉器时代。于是乎镂石之法兴。欲求历代种族之区别,疆域之开拓,社会之习尚,文化之变迁,宗教之流传,均宜取资金石以佐证。”宋代赵明诚《金石录》序中也指出:“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于善恶大迹,有不可诬,而又传说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石刻档案往往来自官方或者民间,是处于一种公开状态的档案,可以直接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鉴别和检验,绝大部分石刻档案记事准确、真实、可靠,是我们了解我国古代社会情况的真实史料。
(2)丰富性
我国幅员辽阔,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地都形成了种类丰富的石刻档案。作为载体的石材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就其形成的石刻档案的存在形式来说,有碑、摩崖、墓志、哀册、刻经、经幢、玺印等等。“从书体上来看,有古籀、战国文字、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特别是保存了大量各个朝代的异体文字,是中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史的重要资料;就其文体上来看,它包括有歌功颂德的赞、颂、哀悼死者的碑、志、铭诔,各种诏敕文谍、诅告、盟书,各种经典文集、诗歌杂咏以及地图、谱系、楹联、题名、甚至符咒、药方等等,简言之,各个朝代的各种问题均在石刻中有所体现,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佐证。”[2]就其文字记事内容而言,则广泛涉及政治、军事、历史、文化、天文、地理、艺术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3)分散性
我国古代的石刻档案分布十分广泛,上溯先秦,下至明清、民国,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冬至碣石,西达天山,可以说无处无石刻。虽然由于历代的破坏、毁弃等原因导致古代的石刻档案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至今各地遗存下来的石刻档案的数量还是十分可观的,它们分散保存在祖国的各地。
石刻档案的分散性不仅体现在分布的分散性,其保存状况也是分散的。大多石刻档案都是分立各地自然存放的,分散性是保存石刻档案的特殊形式。现在的石刻档案有的保存在文博部门,有的保存在档案部门,有的保存在图书馆(主要是各种石刻档案的拓片),但是无论保管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因其分散而忽略其作为档案的基本性质,也不能忽视其作为档案的重要价值。
(4)双重性
石刻档案具有文物和档案的双重属性。双重性是指石刻档案是文字内容价值和美学欣赏价值的统一体。石刻档案是载体与其内容的有机结合,这就决定了它既是实体文物又是记录有文字的档案史料。石刻档案可以由文物单位保管,同时档案部门也可以将其作为石刻档案进行保管。只是文物部门侧重于收藏这些石刻档案本身,而档案部门则更注重于收藏其拓片、图片、照片等资料。石刻档案的双重性特点,决定了档案部门应加强对石刻文字的搜录、研究,让这些珍贵石刻史料为历史研究服务。因为这些石刻档案能够真实地反映某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著名人物、文化、法律、法规等,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以填补过去历史研究中某些空白和缺漏。
(5)耐久性
石刻档案的这一特点是由其制成材料的坚固耐久决定的。石刻档案顾名思义,这种档案是以石为载体的。“所谓‘石’,是构成地壳的坚硬物质,由矿物集合而成,也叫岩石。”[3]其中碳酸盐岩是分布较为广泛的一种,是石刻档案的主要原料。无机矿物质碳酸盐理化性质的稳定性决定了石刻档案耐久性的特点。石刻档案无论是经幢、碑刻、造像题记,还是摩崖等,多可以放置在露天之地,不需要其他特殊的保管条件。自石刻档案产生以来,上溯先秦,下至明清、民国,直至新中国的诞生,上下历经二三千年时间,各朝各代都留存下了大量的石刻档案,为人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石刻档案具有的不同于其它载体档案所具有的坚固性,可以使其长久保存、久远流传。
(6)公开性
公开性是指大多数的石刻档案是处于公开状态的,无保密之处,无论男女老少,无论身份地位高低,只要具备一定知识水平的人都可以进行阅读,获得石刻档案所记录的信息,并进行传播利用,完全没有任何条件的限制。就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是石刻,大部分都矗立在庙宇、城址、坟墓、桥头等醒目和险要的地方,属于公开的档案材料。虽然有些石刻是埋在地下的,比如墓志、哀册等,但是这些石刻档案出土之后,大多数也是保存在文博等部门,供人们参观和欣赏,也处于一种公开的状态。石刻档案的公开性是纸质等其他载体档案所不具有的一个特性。
2.辽代石刻档案的特殊性
辽代石刻档案除了具有石刻档案的共性外,还具有其自身固有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体现在这些石刻档案的文字上。“有辽一代官方文书及对外文谍均使用汉字,但契丹民族也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因而,辽代石刻中所用之文字以汉文为主,也有一些使用的是契丹的民族文字——契丹文(包括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此外,因辽代人崇佛,所以辽代石刻文字中也有外来文字——梵文。
契丹人“本无文纪,惟刻木为信”。建国之后仿照汉字创造了契丹文字。辽太祖神册五年(920),太祖耶律阿保机命突吕不和鲁不古创制了一种“以隶书之半加减”而成的文字,史称契丹大字,这种字于该年的九月正式颁行。在契丹大字颁行数年之后,大约在天赞年间,阿保机又命其弟迭剌用回鹘文参照汉字制成了一种契丹文字,即契丹小字。契丹小字使用起来要比契丹大字更加简单,也比较容易学会,所以后来契丹人大多使用契丹小字。契丹小字颁行之后,并没有废除契丹大字,而是契丹大字、小字和汉字在辽朝的境内通行。“契丹字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4月,才被金朝命令废止。”[4]所以契丹文字从神册五年创制到明昌二年废止为止,使用了将近300年。另外“契丹人崇佛 ,而外来的佛经均是用梵文书写的,因而,在辽代石刻文字中,就出现了另一种文字——梵文。辽代石刻中使用梵文的基本上都是与‘佛’有关的‘经幢’ 或‘石棺’上的文字,并且多是梵文与汉文混用。”[5]
因为契丹文字在辽代的使用范围不广,且辽代书禁甚严,并且金灭辽时破坏极为惨重,因而辽亡后契丹文的图书未能保存传世。所以使得人们只知道有契丹文字,但是却不知道契丹文字的样子。早在明代,契丹文字就成了不为人们所认识的死文字。而辽代石刻档案中有一部分是用契丹文书写或者汉文和契丹文字混合书写的,这些石刻的存在和发现为人们认识和解读这种死文字提供了可能。
(三)辽代石刻档案的存在形式
有辽一代形成的石刻档案就其存在形式来说,有墓志、哀册、碑刻、摩崖、经幢、玺印、石棺记、塔记等等,种类十分丰富,价值巨大。
1、墓志铭
墓志铭即埋于墓中刻有墓主事迹的石刻。墓志铭所镌的文字一般以散文记叙死者姓名、籍贯、郡望、官爵、生平和生卒年月,称为‘志’;而文末有数句三言、四言、六言或四六相间的韵文加以概括并表达悼念之意的称之为‘铭’。墓志铭由墓碑发展而来,因东汉末年曹操曾严令禁碑,其后魏晋两代也受禁碑的影响,导致世间墓碑的数量日渐稀少。但是为了为了寄托和表达对亲人的悼念哀思,也便于子孙辨寻先人的墓地,人们将原本立于地表的刻石埋于墓中。后来禁碑被废除之后,民风并没因此改变,因而造成了墓矗于地上,而墓志藏于地下的局面。
现在发现的墓志中较著名的有在朝阳出土的统合四年(986年)十一月十八日耶律延宁墓志,耶律延宁为辽国的皇族,官至羽厥里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尉、同政事门下平章、上柱国、漆水县开国伯。这件墓志的上半部书写契丹文字,下半部书写汉字,在辽宁出土的契丹人贵族官员墓志中,有不少都是类似的用两种文字书写的墓志,他们对于识读契丹文字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再有1970年在阜新出土的主要由契丹小字书写的许王墓志,这件墓志的形制比较奇特,平面呈正八角形,整个墓志只有右侧写5行汉字,据考证墓主为耶律义先。1987年在赤峰出土了天庆三年(1113)年十一月耶律习涅墓志,墓主官至复军节度使。志文用汉字与契丹大字两种文字刻写,共保存有契丹大字1616个,是现存契丹大字资料最多的一件。
2.哀册
“哀册是册书中的一种文体,即将哀悼死者的祭文刻于册上,埋于陵墓之中。哀册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皇帝、太子、皇后等具有相当级别、一定政治地位的皇室贵族。”[6]“哀册并非是普通人的墓志铭,而是古代帝王、后死后遣葬日举行‘遣奠’时,命文臣撰文,赞颂其功德,并将此祭文刻于册上,平置于陵内柩前或石函中,一般多以玉简形式、以金银丝连缀成册。而辽庆陵所出的帝、后哀册造型独特,均为汉白玉质、方形、上下二合。册盖为覆斗式,册石为仰斗式,每通面积40多平方米。因其千余年深埋在墓中,石质优良由未受风雨之害,故毫无剥蚀。”[7]
“在辽代的墓志中,最著名的要数本世纪初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辽庆陵中出土的辽代圣宗哀册及圣宗钦爱皇后哀册、圣宗仁德皇后哀册、兴宗仁懿皇后哀册、道宗哀册、道宗宣懿皇后哀册等一批帝后墓志,其中圣宗皇帝哀册同出多石,存契丹文字刻写者两件,汉字刻写者5件,他们的出土曾经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并引起了中国和日本等国学者的深入研究。”[8]其中的道宗宣懿皇后哀册刻写在灰白色方形石上,为楷书,由张琳撰文,首题“宣懿皇后哀册”。此册是深受唐朝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风格影响的作品,厚重气派,每一字每一划都很严谨精到,是一幅当受“颜筋柳骨”美誉的作品。再有道宗宣懿皇后契丹文哀册刻写在灰白色方形石上,刻楷书兼行书契丹文字30行,经专家们认定它们是契丹小字。此册全文为契丹文字,由于契丹文字特殊的结构规律,其文字的大小难以统一,但因为其笔意一致,并没有给人不和谐的感觉,书法灵活,起笔、转笔稳健。出土的这些哀册不仅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加之有的哀册是由契丹文字或契丹文和汉文混刻的,对于契丹文字的研究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3.经幢
“经幢是在唐代初兴起的一种宗教石刻,以其形似佛教用品幢而得名。幢是梵文‘驮缚若(DhvaJa)’的译名。原本是一种由丝帛制成的伞盖形状的装饰品,顶端装有如意宝珠,下边有长木杆,树立在佛像面前。”[9]经幢一般可分为座、身、顶三个部分。各部分往往为单独的石构件,待雕好后合建成一体。主体为一根八面的石柱,幢座大多为覆莲形,下有须弥座,幢顶一般雕成仿木结构建筑顶部的攒尖顶,顶端托宝珠,幢身上雕刻经文或佛像,有些较大的经幢幢身分为若干段,称为若干级,各段之间用宝盖形石雕相隔,宝盖上刻出模仿丝织物的垂幔、飘带、花绳等。“辽代的石经幢的式样大体一致,均为塔式八面柱形。如1977年出土于北京房山县城西南40里之北郑村辽塔内的辽穆宗应历五年《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幢高3.12米,平面作八角形,由盖顶、身、基座三部分组成。辽代也有些经幢分层较多。如辽兴宗重熙年间的《车轴山寿峰寺经幢》即为八角七层。辽代经幢的八角(八面)及奇数分层均是其与佛教有关的缘故。”[10]还有刻于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的朝阳北塔的石经幢,这是迄今所见东北地区保存最好、形体最大、雕刻最精美的辽代经幢。经幢用青砂岩雕制而成,幢座雕刻佛教内容图案,从上往下,依次雕刻飞天、伎乐、八菩萨坛、过去七佛、八塔七佛名、八国诸王分舍利等;幢身阴刻佛教经、咒,这些佛经、佛教图案等,对于核定佛经、探讨佛教文化、艺术诸方面问题,都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
4.碑刻
碑是作为纪念或标记而镌刻文字并有固定形制的地面立石。据文献考证早在周朝宫庙之中就已经竖立石碑,观测日影以判断时间。到东汉时,碑刻大量兴起,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峰,其形制也渐渐的固定下来。一座完整的碑大致由碑首、碑身、碑座三个部分组成。碑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一是记事碑刻,记述某一具体事情。二是功德碑,追述某人生前德行的。三是功德碑,是纪述爱国将士开疆定边的丰功伟绩的。四是记言碑,是记述某个人的言论的。
1992年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利嘎苏木辽庆州白塔刹座内的庆州圆首建塔碑应为一座记事碑刻,它由碑座、碑身组成并接以榫卯插接。碑座呈覆斗状,碑顶圆首式,两面刻楷书汉字铭文,四周双线浅刻边框。此碑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字、书法和雕饰价值,而且其碑文中关于“孔目官”的记载,证实了辽代确有“孔目官”的设置,弥补了《辽史百官制》的不足。再有庆州白塔螭首造像建碑塔也是如此。《辽史百官制》中记载有奉宸司,但是官名未详,而此碑的出土则证实了辽代有“左、右奉宸”职官的存在。
5.玺印
玺印同义,即印章,是古代一种昭明信用的凭证。印章起源的准确年代虽然无法确定,但是根据相关的考证和文献记载,史学家和文物家们认为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在战国时期得到了普遍的使用,在秦代末期逐渐走向规范。印章不仅有独特的凭证作用,也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及书法艺术、铸造和雕刻艺术于一体,是古人留给我们后代的一种十分珍贵的实物档案。例如现藏吉林省博物馆的契丹文印,经判断其为辽代或金代初期用印。铜铸,钮呈偏方柱形,高3.4厘米。印文为契丹文字“ ”朱文篆书,印备无款。辽代契丹文字有大、小之分。此印为契丹大字,其中“ ”2字,据刘凤翥撰《辽代的语言和文字》一文,译为“之印”,其余三字在已发现的契丹大字中虽有出现,但是现在尚不能驿。所以此印对于契丹文字的研究将有一定的作用。
6.造像题记
“宗教造像题记是宗教石刻造像的纪念说明性石刻文字,又称造像碑。这种石刻档案出现于南北朝时代。”[11]其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各朝各代都有一定的造像题记保存了下来。古人开凿石窟或者在窟内造作佛像,往往都要刊刻题记,将造像人的愿心附记余下。题记的内容一般以造像时日、造像主和造像名称为主,有些附有较长的发愿文,颂赞佛法,祈求福佑。尽管造像题记内容简略,但它往往是石窟造作年代的可靠证据,对于石窟断代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题记中记录的大量的姓名、籍贯、职官以及祈福原因等等,对于研究当时的官职、民族、风俗、地理等社会情况等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例如1965在赤峰发现的石佛山造像题记,题于供养人像的右侧,共6行,阴刻楷书。其题记的内容可以与《辽史》、《百官志》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对辽史的研究有一定的补正作用。
7.摩崖
“所谓摩崖是指利用天然的石壁以刻文纪事的石刻,所以,有人称之为‘天然之石’,为刻石的一种。”[12]“摩崖一般选择一片较平直的石壁,在上面直接刻铭。汉代有些摩崖也在石壁上加以整修,凿出一块规整的平面后,再在上面铭刻。甚至有些摩崖是在石壁上凿成一个碑的外形平面后刻写上铭文。”[13]例如合尚地石刻崖题记就是在天然的石壁上刻写文字的石刻,该题记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岔河下游万合永乡白岔河东岸合尚地村东北100米的山崖上,面积1平方米,距地表4米,岩壁上直书,阴刻。
8.其他
另外辽代的石刻档案还有石棺记、塔记、石函、石窑等各种形式,虽然这些形式的石刻档案的数量较少,但是其作用和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二、辽代石刻档案遗存
辽代石刻档案遗存按照内容的原始性(原件与非原件),可以分为两种基本形态:直接遗存和间接遗存。辽代石刻档案的直接遗存是指以原件形式保存下来的中国古代石刻档案;辽代石刻档案的间接遗存是指以非原件形式保存下来的辽代石刻档案,其主要形式是通过相关著作及石刻汇编的形式保存下来。
(一)辽代石刻档案的直接遗存
现存的辽代石刻档案基本上分布和保存在古代时期辽代的统治区域及附近地区,主要在内蒙古、辽宁、北京、山西、河北、吉林、黑龙江、天津等地。辽代石刻档案的直接遗存主要形式有墓志铭、哀册、经幢、碑刻、玺印、造像题记、摩崖、石棺记、塔记、石函、石窑等,现在一般保存在各地的文博和档案部门内。
1.内蒙古地区辽代石刻档案遗存
内蒙古地区的辽代石刻档案遗存主要有墓志、碑刻和经幢三种形式,还有少量的哀册、铭文、刻崖题记等。
(1)辽代墓志
·耶律羽墓志,1992年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庙苏木古勒布胡硕嘎查。墓志无盖,石质为灰色砂岩。正面与四边素面磨光,长112、宽103,厚12厘米。志文阴刻楷书,共38行,每行23至35字不等,原字口勾金,今已脱落。现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耶律元宁墓志 ,1993年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庙苏木古勒布胡硕嘎查的耶律羽之家族墓地中,志盖盝顶,长72、宽71厘米;志石阴刻楷书,长72.8、宽71厘米。现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耶律道清墓志,1993年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庙苏木古勒布胡硕嘎查的耶律羽之家族墓地中,志盖盝顶,上线刻花纹图案。志文阴刻楷书,志石长68.5、宽53厘米。现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驸马赠卫国王沙姑墓志,1954年出土于赤峰市大营子村西北盔甲山之南麓。墓志为绿色砂岩,志盖顶部正中雕复式莲瓣,左、右阴刻楷书“故驸马赠卫国王墓志铭”字样,下方有9行刻记,四周饰十二生肖图案。志石出土时,碎成五块,故墓志文多缺字。志文凡27行,字数37字至41字不等。
·韩匡嗣墓志,1994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白音勿拉苏木的白音罕山韩式家族墓地中。韩匡嗣墓中碑志两盒,一盒为韩匡嗣墓志,一盒为韩匡嗣夫人萧氏墓志。韩匡嗣墓志,志盖盝顶,上纂书4行,每行4字,共16字,为“故尚父秦王赠尚书令昌黎韩公墓志铭”。志石为青砂岩志,略呈方形,边长122厘米。现藏于巴林左旗博物馆。
·秦国太夫人墓志,1994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白音勿拉苏木的白音罕山韩匡嗣墓中。石质为淡褐色砂岩,志盖略呈方形,盝顶,长91、宽89、厚17厘米。纂书“故秦国太夫人墓志铭”3行9字。志石边长95、厚19厘米。志文阴刻楷书。现藏于巴林左旗博物馆。
·韩德威墓志 ,1994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白音勿拉苏木依斯力格嘎查西北11.5公里的白音罕山韩匡嗣家族墓地中。墓志为青砂砂岩,长78、宽82、厚13.5厘米。志文楷书39行,左下角有些残缺,存1400余字。现藏于巴林左旗博物馆。
·耶律遂忠墓志 ,1994年被盗墓分子从赤峰市巴林左旗白音勿拉苏木白音罕山韩匡嗣家族目墓地中盗出,后将其打碎扔至河中。由四方城派出所进行打捞,共捞出残石29块,其中属于耶律遂忠墓志的有23块。经拼对知墓志呈正方形,边长100厘米,厚15厘米。现藏于巴林左旗博物馆。
·耶律元佐墓志 ,1994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白音勿拉苏木依斯力格嘎查西北的白音罕山韩式家族墓地中。该志石为淡赭司砂岩质,略呈方形,长63、宽62、厚15厘米。阴刻楷书,凡20行,共504字。现藏于巴林左旗博物馆。
·耶律元宁墓志 ,1990年出土于赤峰敖汉旗金厂沟梁姚家沟。全文1200余字,阴刻楷书。现藏敖汉旗博物馆。
·萧氏夫人墓志 ,1989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杨家营子镇石匠沟村。为青砂岩制成,无盖,志石呈正方形,长92.5厘米,厚6.5厘米。志文阴刻楷书,从左向右换行,凡49行,横行37字,共计1062字。现藏于巴林左旗博物馆。
·宣以回纥国国信使墓志 ,1989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羊场乡罕大坝村的西山沟。志石为细砂岩质,呈正方形,边长88厘米,厚13厘米,志文阴刻楷书,但剥蚀严重,原文应为963字,现仅存413字。现藏于巴林右旗博物馆。
·陈国公主墓志 ,1986年出土于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东北10公里斯布格图村西之南山坡。志盖为方形盝顶,顶边有单线框,内框内阴刻纂书“故陈国公主墓志铭”3行8字。外侧4个斜面上线刻十二生肖图案。志石为灰砂岩,呈正方形,边长89.5厘米。志文阴刻楷书27行,每行6之27字不等,全文513字。现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大王墓志 ,1975年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昆都镇乌苏伊肯嘎查西山上。志盖上圆下方,略呈圭形,中高94,侧高70,宽61,厚7厘米,正面中央纂刻“北大王墓志”一行。背面正刻汉字21行。志石长方形,高96、宽62、厚6厘米。上刻契丹大字27行。志盖与志石形态不同。志盖背面第六行汉字底部还残存着一个契丹大字,志盖当利用一个原来刻有契丹大字的石碑打磨后改刻。现藏阿鲁科尔沁旗文管所。
·勃特本墓志,1992年出土于赤峰市宁城县头道营子喇嘛洞山南侧的埋王沟萧氏家族墓地中,志盖汉文篆书,志文阴刻楷书,全文500余字。现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圣宗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1995年6月经通辽市扎鲁特公安局在哲北农场从盗墓者手中收缴。志石为灰色砂岩,无盖,平面方形,边长67厘米,厚15两厘米。共计24行,每行17至44字不等,全文共计887字。现藏扎鲁特旗文管所。
·耶律宗愿墓志,2000年5月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公安局从盗墓分子手中收缴。墓志为灰砂岩。。志盖呈覆斗形,顶部中心线刻宝相花纹样,四周饰以缠枝牡丹,和十二生肖图案。志盖内亦刻志文,内容和志石相连接。志石略呈长方形,长93、宽61、厚17厘米。其底部残留有浮雕图案,当利用其它碑石的材料而改成志石。志文阴刻楷书,凡52字。现藏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文管所。
·萧孝恭墓志,1900年出土于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北朝格温都乡。阴刻楷书,全文1200余字。现藏翁牛特旗文管所。
·皇弟秦越王耶律弘氏墓志,1997年5月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陵陪葬墓中。志盖纂书阴刻描金,竖书“大辽赠秦魏国王墓志”3行9字。四边在斜面上线刻十二生肖像。志石为淡紫色砂岩,长112,宽109厘米。四周满刻缠枝牡丹文。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皇弟秦越国耶律弘氏墓志,1997年5月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陵陪葬墓中。志盖盝顶,通高39、边厚14厘米,四周阴刻单线边栏,内竖刻“大辽皇弟秦越国妃墓志铭”分3行,行4字,口勾金。志石呈方形,边长109厘米。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萧兴言墓志,2000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志盖已残,盝顶,篆书,志石呈方形,边长85厘米。现藏巴林左旗博物馆。
·耶律昌允妻萧氏墓志,2000年8月出土处赤峰市元宝山区小五家回族乡大营子村。无盖,长66.5,宽59、厚13厘米,阴刻汉字35行,共968字。与此志同出还有契丹大字墓志一盒,此契丹大字墓志长66.5、宽65、厚16.5厘米,阴刻契丹大字30行,凡878字,应为耶律昌允之墓志。两方墓志现藏赤峰元宝山区文管所。
·邓中举墓志,1976年出土于赤峰市宁城县一肯中乡万家营子村二夹心子沟西沿出土。石志为灰砂岩,志盖正中阴刻楷书“故保安军节度使邓君墓志铭”,分4行,每行3字。志石呈长方形,长61.5、宽57厘米,皆阴刻楷书,凡31行,满行28字。现藏赤峰博物馆。
·尚暐墓志,1959年出土于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南18公里的周杖子村。石质灰砂岩,志文阴刻楷书,凡35行。志石呈长方形,长100、宽69厘米。现藏内蒙古博物馆。
·刘祜墓志,1959年出土于赤峰市敖汉旗四家子镇阎杖子村之羊山,志盖为灰绿色砂岩,正方形,边长85厘米,盝顶,四斜面阴刻十二生肖像,顶面边阴刻出双线边框,内刻缠枝花纹,厚11,侧边厚4厘米,志石阴刻楷书,凡35行,满行36字,计1167字。现藏敖汉旗博物馆。
·王士方墓志,1987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南侧南塔山东麓。志文阴刻楷书,凡523字。现藏巴林左旗博物馆。
·蔡志顺墓志,1989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西榆毛子山南麓,墓地距辽上京遗址2公里左右。墓志呈长方形,长70、宽45、厚6.5厘米。右上角残缺,其余部分断为三块。志文共19行,满行27字,存446字。现藏巴林左旗博物馆。
·义和仁寿皇太叔祖妃萧氏墓志,1997年5月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陵陪葬墓中,与义和仁寿皇太叔哀册同出。志盖盝顶,正面边长53厘米,;平面阴刻单线边框,框中阴刻汉文篆体竖书2行“宋魏国妃志文”6字,字口勾金。志盖四边斜面上单线阴刻人身兽首着袍服十二生肖立像。志石长118、宽117、厚36厘米。志文阴刻楷书。另外与汉文墓志同出一盒契丹文墓志,契丹文墓志志盖盝顶,平面上四周划刻单线边框,内以契丹大字篆书阴刻描金文字,竖刻5行,每行4字,志文为阴刻竖行楷体契丹小字。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耶律习涅墓志,1987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乌兰坝苏木浩尔吐嘎查。墓志为绿砂岩,由志盖和志石两部分组成,志盖为盝式,长66、宽64、通高11厘米。侧面厚5厘米。盝顶台面长34.5厘米,宽33厘米。其上篆书“大横帐节度副使墓志”3行9字,四周斜面刻十二生肖图案。志盖背面楷书阴刻契丹大字37字,每行字数不等共计1616字。志石长66.5,宽66、厚6厘米,印刻楷书26行,满行25字,记601字。现藏巴林左旗博物馆。
·刘慈墓志,出土于赤峰市翁牛特旗故辽上京松山州地。志文阴刻楷书。现藏翁牛特旗博物馆。
·刘暐墓志,出土于赤峰市翁牛特旗故辽上京松山州地,阴刻楷书,现藏翁牛特旗文管所。
(2)辽代碑刻
·鲜演大师墓碑,1986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北山,距辽上京故址相去不远。碑身上圆下方,通高63、宽37厘米,方形碑座,碑身两面刻文,阴刻楷书,凡28字,字数不等,共计857字。现藏巴林左旗博物馆。
·大王记结亲事碑,1989年出土于赤峰市宁城县金沟乡喇嘛沟村。石碑为两通,均为白色花岗岩制,为长方形竖碑,规格一致,碑顶抹圆,长100、宽35、厚11厘米。碑下有7厘米的梯形石榫,似应有碑座。其中一通碑的正反侧四面均刻出细线栏,碑面无字,尽在碑底部的石榫上刻1.5厘米大小的“王”。令一通碑四面也均刻有细线栏,栏内刻有汉字27行,每行字数不等,计897字,碑额刻有6字。现藏于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
·庆州圆首建塔碑铭,建塔碑,1992年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利嘎苏木辽庆州白塔刹座内。由碑座、碑身组成并接以榫卯插接。通高68厘米。碑座呈覆斗状,座宽40.5、厚24.6、高9.5厘米。碑顶圆首式,碑身高58、宽35.4、厚7厘米,两面刻楷书汉字铭文,四周双线浅刻边框。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庆州白塔螭首造像建塔碑,1992年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利嘎苏木辽庆州白塔刹座内。由碑座、碑身、碑额三部分组成,并以榫卯插接。通高111.5厘米。碑座由上下两块大青砖叠砌而成,座宽54.3、厚27.5、宽17.5厘米。上部呈覆斗状。碑身高73.2、宽42.5、厚9厘米,阴刻汉字楷书12行,共340字,碑侧一面刻有镌字人等名姓9字。碑额宽48、高21、厚7.8厘米,中部雕一龛室,龛框边线刻卷草纹图案。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庆州五层塔室碑铭文,此碑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利嘎苏木辽庆州白塔第五层塔室内。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佛事碑,出土于赤峰市宁城县。碑身圆首,高83、宽44厘米,碑文印刻楷书,残存14行。现藏于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
·王延福办佛会发愿碑,1993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巴彦琥硕村。此碑为灰褐色砂质岩,呈不规则长方形,上部窄薄,下端宽厚。碑底部有半圆形突出的插榫,正面较光滑,其余各面均为粗加工,高38、宽20、厚8至12厘米,正面刻字7行,右侧刻字2行,背面刻字5行,共156字。现藏巴林左旗博物馆。
·创静安寺碑铭,原在赤峰市宁城县大宁故城南榆树林子乡蒙古十家子,碑石汉白玉,高337、宽127厘米,29行,每行60字,楷书。碑额篆刻“大辽大横账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15字,碑身还阴刻契丹文,现皆漫漶不清。现藏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
·木叶山顺孝寺碑,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高35厘米,上部略呈圆弧形,上刻两龙,互为背向,下部刻莲花纹5枚,上、下以横线隔开,碑身阴刻汉文行楷10行,满行21字。现藏巴林左旗博物馆。
·办集胜事碑,赤峰市宁城县出土,碑身高73、宽37厘米,龟趺,碑文阴刻楷书,19行,满行31字。现藏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
·黑山崇善碑题名,1981年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罕山南麓。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石花岗岩,碑首高83、残宽123、厚16厘米,螭首为四龙浮雕,分左右各两头沿周边下垂,碑额微凸,位于碑首的正中,长42、宽38厘米,呈矩形,额书与字迹因剥蚀严重,已无法辨认。碑身高244、宽154、厚18厘米,碑阳与碑阴均用汉字铭刻,碑侧未刻铭文,阴刻楷书,碑阴尚可辨认的字为2812个。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中京诸寺沙门施财题名碑记,出土于赤峰市宁城县铁匠营乡大明城,即辽中京遗址内,已残,残高93厘米,15行,每行29字至33字不等,阴刻楷书。多已漫漶不清。
(3)辽代经幢
·曷鲁墓园经幢记,经幢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左旗。
石佛山造像题记,发现于1965年,位于赤峰市东北22.5公里。题于供养人像的右侧,共6行,阴刻楷书,后被毁。
·饶州安民县经幢文,1971年出土于辽饶州安民县故址南150米 ,呈六边形,此经幢文曾收录于1931年康清源先生编著的《经棚县志》中。现藏林西县文物管理所。
·饶州陀罗尼经幢残文,1974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右旗西南30公里小城子乡樱桃沟村,高50厘米,每面宽14.5厘米,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上京开化寺经幢记,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查干哈达乡哈巴气村山谷中,即清前召庙。经幢前经后记,经为陀罗尼经言等四种经咒。
·佛说佛顶尊胜罗尼经幢,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丰水山乡洞山村的一个山坳中,先经后记,记分三行,每行21、22、28字不等。
·上京开龙寺经幢残文,1930年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已残,其中一片残存文字4行。现藏巴林左旗博物馆。
·上京弘福寺经幢文,1930年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哈巴气村山谷中,前经后记。
·庞延则造幢记,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左旗,已残碎,仅存13行,每行10余字不等,阴刻楷书。
(4)辽代哀册、铭文、刻崖题记等
·石释迦佛教铭文,本铭文刻于辽中京故城内出土的石释迦佛像上,此佛教造像出土于1956年,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馆。
·圣宗陵幢记残文,解放前发现于赤峰市巴林旗索博利嘎苏木辽庆州故址南门之北,庆州塔之南,石幢残存三截。第一石高97、宽73厘米,存12行,每行12至17字不等;第二石高93、宽39厘米,5行,每行17字;第三石高67、宽73厘米,12行,行5至10字不等。
·合尚地石刻崖题记,题记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岔河下游万合永乡白岔河东岸合尚地村东北100米的山崖上,面积1平方米,距地表4米,岩壁上直书,阴刻。
·夏蕴石棺记,1959年出土于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10余里的土窑子村。石棺长113、宽85厘米。盖顶面长83、宽53、厚7至12厘米。石棺记刻于盖顶上,上部篆书“故谯国府君夏公佳城石棺志”4行12字。下部楷书10行,共96字。现藏赤峰市博物馆。
·义和仁寿皇太叔祖哀册,1997年5月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陵陪葬墓中。册盖正中平面边长63厘米,阴刻单线边框,内阴刻“太叔祖哀册文”,竖刻两行,行3字,字口勾金。册盖四边的斜面上阴刻人身兽首十二生肖立像,册石长120、宽118、厚36厘米,阴刻楷书。另外与汉文哀册同出有契丹文哀册。契丹文哀册,册盖上阴刻篆体契丹大字,竖刻5行,共15字,口勾金。册石长118、宽116、厚40厘米,直刻楷书契丹小字。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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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2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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