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佛教研究第四章明末的居士佛教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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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无量香光网文章集锦》

[圣严法师]明末佛教研究 第四章 明末的居士佛教


第四章 明末的居士佛教
　　
　　第一节绪言
　　
　　佛教在中国，自从宋室南迁(西元一一二七年)之后，渐渐式微，尤其经元朝蒙古族的统治(西元一二八○─一三六七年)，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虽曾做过沙弥，并未把佛教特别重视，以致到了西元一四二五至一五六七年的百余年间，佛教的人才奇缺，势力不振，直到明末的万历年间(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始有复苏的气象。此乃由僧侣人才的出现和居士佛教的活跃而来。
　　
　　从居士人才的考察而言，明末的时代，极为隆盛，清朝的彭际清(西元一七四○─一七九六年)所编的《居士传》(注一)，共计五十六卷，自三七至五三卷，为明代居士的传记，其中只有四人是万历以前的人，其他的有六十七人的正传及三十六人的附传，均属于万历年间以至明朝亡国期间(西元一五七三─一六六一年)的人物。也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佛教，既有了僧侣人才的辈出，也有了居士人才的陪衬，所谓红花绿叶，正因为有了许多杰出居士的护持三宝，僧侣佛教也显得非常活跃。
　　
　　明末的居士，以他们的社会地位而言，大多数属于士大夫阶级，以读书而为官吏，乃是当时唯一的最好出路。由于他们是为考试官吏的资格而读政府指定的儒书，所以他们的思想背景，是站在儒家的立场，甚至有人受了朱熹(西元一一三○─一二○○年，宋朝的儒家大学者)学说的影响，原来是反对佛教的。信佛之后的居士们，大多仍出入于儒、释、道三教之间，往往以儒家的孔、孟言论来解释或说明佛教的经典。有人把学问分成二门，一为经世的，一为出世的，儒为经世之学，佛为出世之学(注二)。另外有些居士，以儒者的基础，学长生不死的仙术，再转而学佛(注三)。因此，明末居士的思想，富有儒释道三教同源论的色彩，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此在当时极负盛名的几位佛教僧侣的著述中，也可看到同样的倾向(注四)。
　　
　　以地理的分布言，明末的文化中心，随着政治势力的消长而向南方迁移，明末的名居士，大多出生于黄河以南尤其是长江以南，北方的居士甚少(注五)。当时的儒家学术的中心也在这个区域。特别是王阳明(西元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学派的活动，给佛教的影响很大。中国的儒家学者，不论是激进派如朱熹之徒，或温和派如王阳明，在基本观念上，都是不赞成佛教的。但是王阳明的思想，取自佛教者不少，故到他的第三代学生之中，也有好几位杰出的人物，在发扬儒家教义的同时，信奉佛教，传播佛法了(注六)。
　　
　　佛教之所以能够吸引读书人或士大夫来信奉它，主要的还是由于学术研究的公开，中国史上虽曾有过禁止佛教与摧毁佛教的政治行为，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那是几次极其短暂的事件而已，儒家虽站在反对佛教的一边，却未以政治手段来压制佛教。因此，不论你赞成或反对，均有自由研究佛教及阅读佛书的机会。在明末的居士之间，最受重视的佛教经典，有《金刚经》、《阿弥陀经》、《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心经》、《圆觉经》、《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六祖坛经》、《五灯会元》以及《大乘起信论》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居士之中，除了诵经、念佛、参禅之外，也重视持咒，最流行的咒文是〈准提咒〉，且有结社持诵它的风气(注七)。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佛教界，就是流行着禅、净、密、律等诸宗合一的思想，当时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蕅益智旭大师(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注八)。迄目前为止，中国佛教仍然受着这一倾向的支配；不像日本的大乘佛教，主要的虽从中国传入，他们的各宗之间是保持着严密界限的。近世的中国佛教则不然，禅宗寺院的僧侣可至律宗寺院求戒，任何一宗的僧侣均可修净土宗的念佛法门，也可持诵密宗的咒文。因此，明末的居士们，大多是他们自己接触到了佛教的书籍及修行方法，进而访问当时的高僧，求取更深入的认识和体验。
　　
　　当时对于居士界影响力最大的，是云栖袾宏大师(西元一五三五─一六一五年)(注九)，他的思想背景是属于华严宗的，而他极力主张「参究念佛」，原则是禅和净土并重并修，但仍侧重于念佛法门。所以当时的居士们，以念佛为主要的修行法门。同时由于云栖袾宏是中国佛教史上，提倡戒杀、放生运动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高僧，所以当时的居士之中，组织放生会，撰写有关放生理论的文章，设置放生池的，大有人在。此与现代西洋人士的保护动物运动的主旨，颇有不同，保护动物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戒杀和放生则除了是出于同情心之外，尚有因果报应的信仰原则在内。
　　
　　印度的大乘佛教思想，在「空、有、真常」的三大系统，传到中国的，也有三大系统。到了明末时代，「空」的思想未见发扬，唯王阳明的第三代学生李卓吾(西元一五二七─一六○二年)是以空宗为归的(注一○)，而他所见的空，不过是理论的禅，中国禅宗的根本立场，是属于「真常」的系统。因为明末的禅宗学者，大多流于虚浮圆滑的空谈理论，当袁中郎(西元一五六八─一六一○年)初与李卓吾接触而进入佛门，后来发觉此种空谈，不切实际，很容易由于空谈本源清净的佛性，或者仅知道一些如诃佛骂祖的公案而不实际修行，结果便形成了否定因果的外道邪见。袁氏因李氏而信佛，后来袁氏则极力提倡净土的念佛法门(注一一)。有宗的思想，在明末时代，也很晦暗(注一二)。说得更明显一点，明末的佛教界，不论僧俗，是以念佛法门为修行的主流，禅的修行乃居于次要的位置，禅的精神却是明末佛教支柱。不论净土与禅，均属于「真常」的系统。
　　
　　明末的居士之中，也有富于道教色彩的人物，例如袁了凡其人，是由于云谷法会禅师(西元一五○○─一五七九年)的接引而入佛教，他的「功过格」思想也与佛教因果报应的观点一致，但他积十年的岁月，行三千善功，目的在修成道教的仙人，也在佛前发愿，求诸佛及圣贤们赐给他神丹或仙草，使他在此世间活得更长一点，以便救度众生(注一三)。类似这种思想，分明是以道教的神仙信仰为基础而来修学佛法的。
　　
　　明末的居士们，并没有他们的独立组织，来作为他们的宗教活动的机构。结社修行(注一四)，也不过是约集了数位同道，在一处定期修行，并不对外活动。所谓放生会(注一五)，也不是组织，仅是将这个名目来向人筹款，购买生物释放，或凿一口池塘来给人家买了水族类生物来放养而已。居士们除了通常的修行之外，对于贫苦者的救济、狱中囚犯的教化(注一六)，尤其当他们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注意减税(注一七)、减刑(注一八)，以及兴建便利民众生活的设施。
　　
　　不过，明末的中央政府并不理想，凡是忠贞耿直之士，往往会遭到杀身之祸。所以明末的居士，死于政治迫害的也有好几位，例如李卓吾以七十六岁高龄，被逮后，自杀死于狱中。周景文(西元？─一六二六年)被宦官魏忠贤(西元？─一六二七年)处死。事态较轻的，则有被革职归故乡的，也有自动以疾病作借口而辞职隐居的。到了明朝灭亡，清朝政府势力南下之时，又有好多正在做官或刚退官而忠于明朝的居士们被难身死(注一九)。故也可以说，除了由社会文化的自然发展，而有了若干儒家及道教学者，转入佛教，另外两个显著的原因，应该是：1.由于宋明儒家的抬头，给了佛教的大刺激，所以有云栖袾宏、紫柏真可(西元一五四三─一六○三年)、憨山德清(西元一五四六─一六二三年)、蕅益智旭(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等杰出僧人，被后人称为明末四大师的出现，使得士大夫阶级的读书人，向心于佛教。2.由于中央政府的腐败，使得人民体会到生命财产的没有保障，故以佛教的因果观来解释他们的命运，并且求于此身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可能是居士佛教在明末时候，蓬勃发达的几个主要因素。
　　
　　现以《居士传》卷三八至五三所列明末诸居士做研究的资料依据，从不同的各种角度，加以分析与整理，作成统计式的报告。(见本章第二节)
　　
　　注解
　　
　　《居士传》撰于西元一七七○至一七七五年，整整五个年头，其资料之百分五十系根据佛教的史传，余则别征一般的史传、诸家文集、诸经序录、百家杂说，统一写作而成列传五十六卷，详其入道因缘，成道功候，俾有志者，各随根性，或宗或教或净土，观感愿乐，具足师资。其编写宗旨，具见于篇首的「发凡」。此书被收于《卍续藏》一四九册。在明末的居士之中，依据《居士传》的资料，即有十二位具有儒家理学的背景，赵大洲的《二通》，将儒学称为「经世通」，佛学称为「出世通」，阐述他的儒佛会通的思想(《居士传》卷三九)。另有以孔孟之说解佛经者，如薛元初(《居士传》卷三八)及陶周望(《居士传》卷四四)，甚至有一位朱白民氏以《四十二章经》及《佛遗教经》乃是佛门的《论语》(《居士传》卷四八)。
　　

　第二节明末居士的地理分布表
　　
　　省别人数人名江苏31严敏卿、殷时训、陈近祼、顾清甫、管登之、焦弱侯、瞿元立、王弱生、王宇泰、董元宰、袁了凡、赵凡夫、刘玉受、王孟夙、丁剑虹、朱白民、庄平叔、黄子羽、钱伯韫、吴瞻楼、王先民、陈用拙、周景文、姚孟长、徐成民、蔡惟立、黄介子、黄蕴生、张大圆、蒋虎臣、严拭浙江17陆与绳、唐体如、戈以安、郝熙载、吴大恩、朱元正、虞长孺、庄复真、鲍性泉、陶周望、唐宜之、朱兆隆、黄元孚、闻子与、马邦良、虞僧孺、陶奭龄湖北6钧伯敬、袁伯修、袁中郎、袁小修、金正希、熊鱼山河北4朱纲、刘通志、杜居士、崔应魁江西4王道安、杨邦华、曾端甫、黄元公安徽4薛元初、程季清、孙叔子、吴用卿四川3赵大洲、黄平倩、刘长倩广东2杨贞复、骆见于河南1郭大林湖南1蔡槐庭云南1周楚峯福建1李卓吾不详3张爱、温月峰、李生合计78从上面的统计表，可以明白，明末的居士，集合十二个省籍，总共七十八人，以江苏省的人数最多，其次是浙江省，可知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也是中国佛教的舞台，是以江南的江浙两省为重镇。另外尚有一位江苏籍的钱牧斋谦益居士(西元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年)，竟未被《居士传》的作者列入，他与明末四位大师的关系也很接近(注一)，可能是由于在他殁后百年，乾隆皇帝将钱谦益的著作，列为**，他的名字也被从清代所著的史书中抹除，《明史》之中，未为其立传，却在卷三○八列传一九六〈奸臣列传〉周延儒与温体仁的传记中，记述了不少有关于钱谦益的资料(注二)。
　　
　　《居士传》所列明末的居士们，既以江苏及浙江两省的人为中心，当时的中国佛教，也是以江浙两省最繁荣，乃至迄于清末明初，中国佛教的著名寺院数量与僧尼数量，仍以江浙两省居其首位。
　　
　　再看这些有名的居士们，多半是有功名的士大夫阶级，故对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力很大。
　　
　　注解
　　
　　钱牧斋作〈八十八祖道影传赞附三大师传赞序〉有云：「余与(袾宏、德清、真可)三大师宿有因缘。」(《卍续藏》一四七．四九九页D)
　　
　　钱牧斋作《楞严经疏解蒙钞》卷首之一，曾提及智旭之名，又在《灵宗论》卷五之二收有蕅益智旭致钱氏的两通书信。有关钱牧斋的资料研究，参看圣严着《明末中国佛教の研究》第一章第五节第七项。

第三节明末居士的功名地位表
　　
　　功名人数人名进士第一2焦弱侯(焦竑)、朱兆隆进士30王道安、黄元公、赵大洲、黄平倩、严敏卿、殷时训、陈廷祼、王弱生、王宇泰、董元宰、丁剑虹、周景文、姚孟长、蔡惟立、张大圆、蒋虎臣、严拭、陆与绳、虞长孺、陶周望、马邦良、蔡槐庭、杨贞复、钧伯敬、袁了凡、袁伯修、袁中郎、袁小修、金正希、熊鱼山举人2刘长倩、王孟夙诸生11杨邦华、顾清甫、管登之、袁了凡、刘玉受、朱白民、黄介子、唐体如、郝熙载、朱元正、唐宜之儒生1王先民秀才1黄蕴生隐士1杜居士国子监1殷时训右都御史1王宇泰礼部尚书1董元宰刑部主事1李卓吾知府3瞿元立、李卓吾、管东溟知县2袁了凡、钱伯韫中官1张爱以上表可见，共计七十八名居士之中，竟有五十位是功名中人，此仅限于《居士传》的资料所见，若另以他项史料来作进一步的查考，可能另有新发现。如今所见的明末诸居士，只有二十八位，不知其功名地位，然据《居士传》的取舍标准而言，他们也绝不是白丁。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似乎是《居士传》的作者对明末居士佛教的一个默契的要求。

　第四节明末居士与僧侣关系统计表
　　
　　僧名人数亲近僧侣的居士姓名
　　
　　云栖祩宏
　　
　　1535-161524王道安、严澄、戈以安、孙叔子、唐体如、郝熙载、蔡槐庭、虞长孺、黄平倩、鲍性泉、陶周望、唐宜之、王平仲、王弱生、王孟夙、丁剑虹、朱白民、黄元孚、闻子与、黄子羽、陈用拙、周景文、马邦良、庄复真
　　
　　紫柏真可
　　
　　1543-16034陆与绳、董元宰、马邦良、陈伯贞
　　
　　云谷法会
　　
　　1500-15793顾清甫、鲍性泉、袁了凡
　　
　　憨山德清
　　
　　1546-16233顾清甫、闻子与、朱白民密藏幻余2瞿元立、董元宰
　　
　　闻谷广印
　　
　　1566-16361王孟夙高原明昱1王宇泰
　　
　　一雨通润
　　
　　1565-16241王先民
　　
　　鹤林大寂
　　
　　?-16301陈用拙散木1鲍性泉(案：散木即是曹洞宗东越云门寺住持湛然圆澄)
　　
　　雪峤圆信
　　
　　1571-1647
　　
　　博山无异
　　
　　1575-16301程季清
　　
　　自平法主
　　
　　蕅益智旭
　　
　　1599-16551程季清
　　
　　汉月法藏
　　
　　1573-16354蔡惟立、刘长倩、黄元公、熊鱼山
　　
　　大树弘证
　　
　　1588-1646
　　
　　问石弘乘
　　
　　1585-16451刘长倩顶目弘彻1588-1648
　　
　　密云圆悟
　　
　　1566-1624
　　
　　径山通容
　　
　　1593-1661
　　
　　无明慧经
　　
　　1548-16182黄元公、黄介子庐山宗宝1金正希灵岩继起3金道照(女)、张大圆、熊鱼山华山蘗庵1金道照(女)(案：蘗庵即是熊鱼山出家后的法号)灵隐巨德1金道照(女)
　　
　　硕机弘圣
　　
　　?-16581张大圆大博行干1602-16731蒋虎臣
　　
　　以上所举二十八位僧侣的名字之中，以莲池大师云栖袾宏的影响力最大，有二十四位居士，受过他的指导教化。他不是一位做研究工作的佛教学者，而是一位涉猎三藏经典并且兼通儒道之学的修行者，重视律仪，鼓吹《梵网菩萨戒本》，却对律藏未作精到的探究。教理源出华严宗的系统，也未有独到见地的著述。行持以西方的弥陀净土的法门为指归，着有一部《阿弥陀经疏钞》而被后代的净土宗徒尊为莲宗第八代祖师，同时又提倡「参究念佛」，主张禅净合一，集有《禅关策进》一书，对于中国明末以来的禅林行者，有极大的影响。从他所作《竹窗随笔》一书，可以看出袾宏的学殖丰富，兼理内外、老庄乃至天主教，护教弘法之心非常急切。又从他所辑的《缁门崇行录》一书，可以看出，袾宏重视缁流的实行实修，远过于对经教的理论钻研。着重实际生活中的威仪细节，细入牛毛，也着重对于忠君报国、待人接物、济物利生、因果报应、修持感应等信念的阐扬，可谓不遗余力。唯有这样的一位大师，始能受到当时众多居士的崇敬和亲近，若仅以学问、艺术及事业为专长的僧侣，不会得到居士群的拥戴，最多将之视为方外的朋友而不会为之心折。仅重于禅修或持戒念佛的僧侣，虽受尊敬却不会被居士们奉为指迷的良师。唯有像莲池大师这样的高僧，始能受到众多士大夫居士们的亲近承教。因此，袾宏的佛教思想及其修持观念，便成了明末居士群的主要标榜，此一趋向直到清末民初，历久不衰。
　　
　　明末的居士们，多半是与某一位高僧之间有关系，也有几位居士和数位同时代以及两代的高僧之间有酬对。当然，未见于《居士传》的明末其他僧侣，未必即与这些居士们之间没有来往，但他们对于当时的士大夫阶级的居士们，并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力，当是可想而知的事。

第五节明末居士与明代理学家的关系
　　
　　明末居士，有两大类型：一类是亲近出家的高僧而且重视实际修行的，另一类则信仰佛法、研究经教却未必追随出家僧侣修学的读书人。第一类型的暂且不提，第二类型的居士，大抵与阳明学派有关，所谓左派的阳明学者，便是理学家之中的佛教徒，而且这一批居士对明末佛教的振兴，有其不可埋灭的功劳。现在根据《居士传》所见的资料，列表介绍他们的姓名及与理学家的关系如次：姓名与理学家的关涉《居士传》李卓吾其学不守绳辙，出入儒佛之间，以空宗为归，于时诸老师，独推龙溪王先生、近溪罗先生，尝从之论学。又尝与耿天台、邓石阳，遗书辨难，反复万余言，抉摘世儒情伪，发明本心，剥肤见骨。卷四三管志道管登之名志道，太仓人，学者称东溟先生，为诸生，笃学力行，隆庆初知府蔡公建中吴书院，以登之为师。(管氏乃是王阳明的第三代，其关系为王阳明－王心斋－耿定向－管志道)卷四四杨贞复贞复早岁读书白门，遇建昌黎允儒，与之言学有省。允儒者，近溪罗氏弟子也。其后贞复官京师，近溪适至，遂受业称弟子。时执政者不悦学，近溪遂南归。贞复叹曰：『吾师老矣，今者不尽其传，异时悔可及乎？』乃移疾归，依近溪以卒业焉。卷四四陶周望与同官焦弱侯，相策发，始研求性命之学。已而请假归，过吴江，与袁中郎论学三日。上剡溪，谒周海门，参叩甚力。每自抚膺曰：「此中终未稳在。」一日读方山《合论》，手足忭舞，语弟奭龄曰：「吾往者空自生退屈也。」海门尝致书诘其所得。卷四四殷时训名迈，号秋溟居士，应天人也，早岁肆业南京国子监，与江西何善山游，闻阳明王子之学，又受教于司业欧阳南野。卷四二焦弱侯初弱侯师事耿天台、罗近溪，已而笃信李卓吾，往来论学，始终无间居，常博览群书，卒归心于佛氏，天台尝引程子斥佛语以相诘，弱侯复之曰：「伯淳斥佛，大抵谓出离生死、为利心。……」卷四四瞿元立元立受业于管东溟，学通内外，尤尽心于佛法。卷四四严澄师事管东溟，传其学。既又与瞿元立参究宗乘。卷四○袁中郎初学禅于李卓吾，信解通利，才辩无碍，已而自验曰：「此空谈，非实际也。」遂回向净土。卷四六蔡惟立惟立少好阳明子之书，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士，授杭州推官，寻迁礼部主事。崇祯初由主客郎中，出为江西提学副使，发明良知之学。卷五一金正希初好阳明、近溪之学，为文洞达原本。卷五二以上所举见于《居士传》的记载的，共有十一位，另于《居士传》中有传，却未提及系理学家出身者，例如赵大洲贞吉居士，乃是王心斋的再传、王阳明的四传，他是徐樾的学生。并在《明儒学案》之中，即录有赵大洲贞吉先生的学案。他在当时的儒士之间，拥有很高的影响力。另外又有陶周望、焦弱侯、金正希等三位居士，也在《明儒学案》中可以读到他们的事迹和学术思想的介绍(注一)。
　　
　　从以上的表中所列，见到的理学大家的大名，除了已成佛教的居士之外，共有王阳明、王龙溪、罗近溪、耿天台、邓石阳、黎允儒、周海门、何善山、欧阳南野等人，也就是说，明末的这几位居士，与理学家的渊源特深，尤其是与阳明学派的关系最为密切。
　　
　　以上诸位儒者身分的居士，有的是与僧人做朋友，比如李卓吾尝剃发、去冠服、居禅院，出家而不受戒，后来再度被冠服，恢复儒士身分(注二)。金正希延请庐山宗宝禅师，礼之闭关，相对作《断五欲说》(注三)。瞿元立与密藏及幻余二位僧侣之间的关系，乃是为了筹刻《径山藏大藏经》而结合的道友(注四)。不过也有的是以儒者身分师事僧侣的，例如陶周望晚年参礼云栖袾宏莲池大师，受菩萨戒(注五)。蔡惟立去官家居时，往来邓尉，参三峰的汉月法藏，有省，而作〈三顿棒颂〉云：「原来佛法无多子，三顿三拳已较多，悟去即今便一掌，错向高安参老婆。」(注六)
　　
　　注解
　　
　　《重编明儒学案》卷二七「泰州学案三」收有「赵大洲先生贞吉」的事略，并附其所作〈克己箴〉一篇(国立编译馆出版，正中书局印行)。
　　
　　《重编明儒学案》卷二八「泰州学案四」收有「陶石篑先生望龄」的事略，并附其所作「论学语」三条。
　　
　　《重编明儒学案》卷二九「泰州学案五」收有「焦淡园先生竑」的事略，亦录其「论学语」七条，其第七条即引《净名经》语谓：「某往日看世人无一当意，然只是心未稳妥，非干人事，《净名经》云：『仁者心有高下，故见此土为不净耳。』若真能致中和者，岂有不位之天地，不育之万物哉！」
　　
　　《重编明儒学案》卷四一「诸儒学案八」收有「金正希先生声」的事。《居士传》卷四三(《卍续藏》一四九．四七五页A─B)。《居士传》卷五二(《卍续藏》一四九．四九八页A)。《居士传》卷四四(《卍续藏》一四九．四八○页B─C)。《居士传》卷四四(《卍续藏》一四九．四七七页C)。《居士传》卷五一(《卍续藏》一四九．四九五页B)。

第六节明末居士的修行分类
　　
　　明末的中国佛教，大抵是学与行并重兼顾的，在行持方面以禅行及净土行为主流，净土行者尤占多数，持咒、诵经、礼忏则为副行，但也有人禅净兼修，也有人是先参禅而后专精于净土念佛的。现举其人名及其所修的法门，列表如下：
　　
　　禅行者12人殷时训、朱元正、杨贞复、陶奭龄、朱兆隆、董元宰、程季清、刘长倩、黄元公、黄蕴生、金正希、蒋虎臣净土行者28人严敏卿、杨邦华、孙叔子、朱纲、郭大林、刘通志、郝熙载、杜居士、吴用卿、张爱、陈廷祼、虞长孺、黄平倩、鲍性泉、唐宜之、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丁剑虹、黄元孚、闻子与、吴瞻楼、王先民、陈用拙、骆见于、周景文、马邦良、黄元公之母修念佛三昧者6人王道安、陆与绳、唐体如、蔡槐庭、焦弱侯、王孟夙禅净双行者5人严敏卿、严澄、陆与绳、顾清甫、朱白民先禅后净土者8人王道安、虞长孺、鲍性泉、陶周望、焦弱侯、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
　　
　　其他尚有由学道家而入禅门，又从禅门转入念佛行者，庄复真便是一例。又有儒道释三教并修兼重，则为管志道、赵大洲、王弱生、曾端甫等人。又有以儒家为基础、以道家为附从、以佛教为究竟者，则为袁了凡等辈。另有从修道家长生之术而修念佛三昧者则如朱白民等。
　　
　　由于宋以后的禅宗流于泛滥不拘，没有一定的准则作为修持的依凭，徒逞口舌机锋之能，与实际的宗教修养了不相关，所以初接触时，确有与人以清新活泼之感，处之日久，若无真明眼人指导，又无恒心苦参十年、八年的工夫，禅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晚近以来的中国佛教徒，多以仰信弥陀愿力，祈求往生西方净土，从宗教修养及宗教心理而言，这是正确和正常的现象。
  　第七节明末居士所依用的经论疏钞等佛教文献
　　
　　佛教的三藏教典，虽称浩瀚，被历来的佛教徒们所常用常讲和注释的，却并不这么多。从《居士传》的记载之中，见到明末居士们所常用并且被普遍、重视的，仅有两种，那就是《金刚经》、《楞严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