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讲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一）

wlxg20130220

摘自《萧祥剑群书治要五十讲》

第二十一讲  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一）


——历史的经验总结
最近200年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近现代很多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政治文明非常推崇，认为只有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国才能够解决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
其实通过深入学习，深入了解中国发展的历史，真正深入学习古圣先王以道德教化为核心的治国之策，就会明白古圣先王重视道德教育，并不是不懂得用法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证明，治国最上之策，要以道德教化为主，以法治为辅。
《群书治要》总结了历朝盛衰兴亡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适合唐朝的治政思路——以德治为主，以法治为辅。
历史得出的结论
重德教必治，独任法必亡。这是古人通过历代的盛衰兴亡总结出来的一条规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德治的国家，用道德教化使百姓安居乐业。在上古时期，还没有成文的法典，我们的先王就依靠德治的力量，让百姓安居乐业，生生不息。所以中国古代的圣贤政治，都是以道德教化为主要的治国方针。
尧、舜、禹时期在历史上是“大同之治”，夏、商、周时期是“小康之治”。这是近代一位著名的大德提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尧帝，《群书治要》里面有很多关于尧帝的记载。他作为一位天子、君王，确实没有一点私心，念念想的都是全国人民，没有想到自己，真正是圣人。所以三皇五帝的时代，是以道治天下，无为而治。那时候人都非常纯朴，讲伦理，讲道德，相亲相爱，互相照顾，根本不需要用法规制度来进行约束。人人都能够自治，这种政治在中国古代出现过，这是最理想的政治。现在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之后，企业里面也没有很多制度，但是大家都非常自觉，这都是学习古圣先王教诲的结果。
老子讲，“失道而后德”。到了尧舜禹的时候，比伏羲、神农的时候差一等，道已经做不到了，人有了私心。但是这个时候人的私心还很薄，并不是特别严重。这个时期是以德来治理天下。到了夏商周三代，这是以仁治理天下。夏商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家天下，君位都是传给自己的下一代。但是那时候君主都受到圣贤教育，都是圣人和贤人。夏商周三代基本上也是以道德教化治理天下，一直到春秋的时候这种道德仁义的教化没有人推行了，人的私心不断的膨胀，社会风气由此开始转变。春秋时期，开始逐渐产生了法家思想，后来秦始皇利用商鞅变法，废除道德仁义，单独用法治国，实施严苛的法令，结果是秦朝快速灭亡。这是中国从尧帝到秦朝治国思想逐渐转变的过程，由道德仁义最后到法家，结果秦朝很快就灭亡了。秦朝灭亡后汉朝兴起，汉朝的统治者就总结了前代历史的经验，复兴道德教化，注重道德教化，一直到清朝都是如此。
人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总结，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学习。汉朝看到秦朝单独用法治国，国家灭亡了，所以就制定了以道德教化为根本、以刑法为辅的基本的治国方针，把儒学定为治国的主要教育方针，推行儒家的礼，重视礼教，重视道德伦理的教育。尤其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把孔孟为主的儒家思想确定为国家的治国方针、基本的教育政策，从此定下了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治国原则。这种思想一直传到清朝，创建了中国历史上多个盛世。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
在《群书治要·体论》里面专门总结了从春秋战国时期到西汉这一段时期治国思想发展的过程，从这里就能够看到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发生的变化。《体论》里面讲：“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子产相郑而铸刑书，偷薄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株。至于始皇，兼吞六国，遂灭礼义之官，专任刑罚，而奸邪并生，天下叛之。高祖约法三章，而天下大悦。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论议务在宽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风。至于孝武，征发烦数，百姓虚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宄不胜。于是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转相比况，禁罔积密，文书盈于机格，典者不能遍睹，奸吏因缘为市，议者咸怨伤之。”
这是讲从春秋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治国思想的变化。从春秋的时候开始，王道浸坏，伦理道德教育没有，人心坏了，教化不行，道德教化没法执行。“子产相郑而铸刑书”，子产在郑国做宰相的时候，铸造了刑鼎，采用法令来治国，这种浮薄之政就由此开始。所以后人讲子产是法家的鼻祖。到了战国时期韩国专门用申不害，他也是法家，秦国起用商鞅，使用连坐的治罪办法，建立夷灭九族的株连制度。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强大，秦始皇吞灭六国，取消礼义之官，把道德伦理都废掉，不讲礼义了，专靠刑法。结果是什么呢？奸邪相并出现，天下背弃于他，所以秦朝很快就灭亡了。灭亡之后，汉高祖约法三章，天下人都很欢喜。
汉朝初期法网非常宽松，但是天下很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到孝文帝的时候，孝文帝很孝敬父母，而且孝文帝非常喜欢道家的思想。受道家思想的引导，他亲自倡导要实施清静无为的政策，大家议事都追求宽厚，天下的风气大变，差不多达到了刑法措置不用，社会一派清明。汉朝所以有“文景之治”，就是从文帝开始的。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他晚年好战，征召派遣的徭役很重，百姓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汉武帝那时候任用酷吏，百姓要是违反法律就用酷刑来斩杀绞处，结果社会上违法作乱的人越来越多。汉武帝用张汤、赵禹这些人专门来制定法令，使得法网越来越严密，法律文书特别多，“文书盈于机格，典者不能遍睹”，文书多得连主管文书的人自己都难以看完。老子讲“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律越多，盗贼越来越多。“奸吏因缘为市”，这些奸诈的官吏趁机进行钱权交易，议者咸怨伤之，天下百姓对这个议论纷纷，怨气很大，结果社会开始走向衰弱。
西汉衰亡的真因
汉朝的兴盛从“文景之治”一直到汉武帝达到了顶峰，从汉武帝这个顶峰开始又转向衰弱，汉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就是从汉武帝开始。而汉武帝怎么样由盛转衰，第一个原因，汉武帝晚年喜欢打仗；第二个原因，法律越来越严苛，尤其是到汉宣帝的时候，汉宣帝轻视儒生，任用酷吏，社会就走向下坡路了。《汉书》讲到汉朝是到了汉成帝那个时候才乱的。在《群书治要·蒋子万机论》里面，蒋济认为，汉朝衰亡实际就是从宣帝开始的。汉朝走向衰弱，远因在汉宣帝不重用儒生，重用酷吏，推行严苛的法治而导致的。
《蒋子万机论》里面讲到，汉元帝为太子时，谏持法泰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达不足任，乱吾家者太子也。”这是讲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曾经向宣帝进谏，认为现在执法太严苛了，应该任用儒生，任用那些有道德学问的人来教化天下。所以，根据这样的言论可以看出，汉朝中途之所以灭亡，责任在于宣帝而非太子。
“乃知班固步骤盛衰，发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远矣。”通过班固的记载，反映出了班固记载朝代兴衰的次第，阐明这个朝代兴衰的道理远远不如前代的史官。前代的史官主要是讲司马迁。
“昔秦穆公近纳英儒，召致智辨，知富国强兵。至于始皇，乘历世余，灭吞六国，建帝号而坑儒任刑，疏扶苏之谏，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赵高之谀，身没三岁，秦无噍类矣。”这是讲秦朝。秦朝兴起最早是秦穆公。秦穆公那时候懂得亲近儒生，招纳有才德有智慧的人，因此懂得富国强兵的策略，而秦始皇做帝王都是借着他上几任国王的余威，国家强盛起来了，所以才能够得以吞灭六国。但是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后，坑灭儒生，凭借刑法来治国。当时扶苏劝谏他不听，蒙恬向他进言，秦始皇也对他产生怀疑。他接受了胡亥的歪理邪说，相信赵高谄媚，结果自己死后三年秦国就灭亡了。所以秦国就是因为法律太严苛才灭亡的。
“前史书二世之祸，始皇所起也。”前面的史书是讲《史记》，《史记》记载秦二世的灾祸是谁引起的呢？就是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用严苛的法令使秦朝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下面讲：“夫汉祖初以三章，结黔首之心，并任儒辨，以并诸侯，然后罔漏吞舟之鱼，烝民朴谨，天下大治。”这是讲汉高祖刘邦最初用约法三章结好百姓，对百姓法令非常宽松，同时任用像萧何等有智慧有道德学问的人。最后他吞并各地的诸侯，采用宽松的治国政策，使得百姓变得非常纯朴，天下大治。后面就讲到汉宣帝：“宣帝受六世之洪业，继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厌兵革之苦，海内归势，适当安乐时也，而以峻法绳下，贱儒贵刑名。是时名则石显、弘恭之徒，便僻危险，杜塞公论，专制于事，使其君负无穷之谤也。”这是讲汉宣帝。汉宣帝继承前面六代先帝的宏大基业，汉朝国力还是很雄厚的。虽然从汉武帝晚年征战开始，国内已经开始衰弱，但是汉宣帝还是继承了武帝、昭帝的征讨办法，四周的民族都恐惧汉朝的武力，怕汉朝再打他们。国内的老百姓对战争也非常厌倦，一打仗老百姓是最苦的，所以天下形成归附之势。这个时候治理国家应该让民众安居乐业，应该采取与民生息的政策，但是宣帝却是以严峻之法对待百姓。他注重刑法，鄙视儒学，偏重刑民。当时权倾朝野的奸佞之臣石显、弘恭这些人谄媚奉迎，阻挡了其他人的言论，什么事都独断专行，最后使得君主“负无穷之谤”，这是指背负无穷的指责。汉朝为什么会灭亡？这里讲到，就是因为宣帝用刑法，最后使得石显、弘恭这些奸臣掌理了朝政。
“如此，谁果乱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鲠之臣，属之社稷，不令宦竖秉持天机，岂近于元世栋桡榱崩，三十年间，汉为新家哉？推计之，始皇任刑，祸近及身，宣帝好刑，短丧天下，不同于秦祸少者耳。”这是讲到底是谁断送了汉宣帝的天下呢？汉朝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走向衰弱的，根本就是因为汉宣帝爱刑法，爱这个刑法所以汉朝同样走了秦朝的老路。这里蒋济就讲到，假如汉宣帝预先想到用贤士和刚直之臣让他们来做汉朝的顶梁之柱，把国家的政事托付给这些人，而不让这些宦官奴仆来掌握国家的机要事情，汉朝怎么可能在元帝的时候就已经栋梁弯曲折断，屋檐崩塌。汉朝在汉元帝的时候已经很乱了，元帝以后汉成帝更昏庸，最后30年汉朝出了王莽之乱，就变成王莽的新朝。所以这里就讲到，过去秦始皇凭刑法治国，自己灾祸很快到了，自己死后三年秦朝就灭亡了。汉宣帝也是爱好刑法，结果也是很短的时间西汉就灭亡了。这个和秦朝的灭国没有两样，都是因为用刑法，法令太多，导致国家灭亡。
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历史，发现一个朝代兴衰的规律，就是社会兴盛的时候，往往是道德教育搞得很好，法令宽松；一到社会衰败，衰乱的时候，往往是执法严苛教化衰弱。所以严苛的法治会导致社会衰乱，这是很有道理的。老子讲“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这是真理。法律只是管人的身体行为，但是人做什么一切的举动都在于心。如果这个心起了邪念，他就会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如果心是好心，他就不可能去做坏事。要治心必须通过教育，法律只是一个最后的手段。法律，第一能起到威慑的作用。第二是对这些通过教化实在无效果的人进行惩罚。如果纯粹用法治，就会导致很多人苟免无耻，没有羞耻心。正如孔老夫子讲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你用这个法令，他最多是不去做违法的事情，但是有一些法令不能规定的，一些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事情你就没法控制。所以只有通过道德教育，人心变好了，自然不会去犯法。所以在《群书治要》里面，魏徵等人也都看到，只有通过道德教育才能够使国家真正达到社会安定、吏治清明的效果。所以提出以道德教化为主、以法制为辅这样一个治国的总体方针。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佛弟子妙音代父母师长、历劫冤亲、法界众生礼佛三拜，求生净土。

祈愿：
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
并愿以印行功德，回向法界一切有情，所有六道四生，宿世冤亲，现世业债，咸凭法力，悉得解脱，现在者增福延寿，已故者往生净土，同出苦轮，共登觉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