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博物馆古代佛像艺术精品展

金刚三昧

中国佛像艺术虽源于印度，但开花结果却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由于它在传播和发展中将宗教性、社会性和艺术性融合在一起。并与中国的历史发展相适应。因此，中国佛像艺术能够生根并且繁衍至今。具体地说，中国佛像艺术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宗教性 　　中国佛像艺术的宗教性是它的最主要特征。佛像艺术，它首先服从于佛教经典、仪规和固有的程式，如佛像造型的“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作为造像的主要依据，“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否则，佛像就会失去“佛”味。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形态，人们相信世界以外，还有超自然力量和环境的存在，这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佛像艺术就是这种精神寄托的具体形象反映。 　　在我国历代的佛像艺术中，佛像是以礼拜和供奉为主的，而其次的一部分才是供观赏的。后者虽然宗教性较为单薄，但如果完全离开它的宗教特征，不但会削弱感人的魅力，而且还将导致它的自身灭迹。印度佛像艺术的衰落，除了它的外部因素之外，主要还可能是由于它渐渐的失去自身的宗教性；而中国佛像艺术的发展，正是长期保留了宗教特征，才代代延传到如今。 　　二、社会性 　　据联合国１９８７年统计，在全世界约５０亿人口中，宗教徒约占有６０％，即３０亿人。其中：佛教徒约４～５亿人，有些国家奉佛教为国教，数以万计的佛像艺术分布在中国和东南亚８４个国家和地区。它的分布如此广泛，而且各个国家、各民族的佛像形态又是佛像艺术在宗教性前提下的社会性，它是与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民俗文化相适应的。中国佛像艺术近２０００年以来的变革和发展就是社会化的探索。佛像，既是宗教造像，又是世俗和社会的反映，敦煌的佛像艺术，也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产，研究和观赏佛像艺术，从中可以了解历代民族风情和社会习俗。因此，中国佛像艺术的社会性也是它的生命火花，在不同历史时期，迸发着灿烂的异彩。 　　三、艺术性 　　中国佛像艺术是属于文化艺术领域的造型艺术。它是以具体的艺术形象来宣传宗教、感动信徒的。它那丰富的造型、深刻的内涵、独特的形式，对于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活跃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真善美本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境界，当宗教与艺术相结合后这三者自然地形成统一，从而使宗教艺术在人类文化领域里占据了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佛像艺术在人类文化领域占据了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佛像艺术是其中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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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铜普贤菩萨像 普贤菩萨是印度梵语意译，为我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据佛经记载：他行愿最广大，有著名的“十大行愿”，所以在佛教诸菩萨中有“大行普贤菩萨”的美名。其形象标志是骑一头六牙白象，六牙白象是其行愿广大的象征，因为六牙表示大乘佛教修行的六种内容——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相传四川峨眉山为普贤菩萨应化中国的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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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 这尊像表现的是释迦牟尼成道时形象，佛像两侧各有一站立弟子，为舍利弗和目犍连。身后有圆形背光，背光上雕十八罗汉。十八罗汉左右对称排列，其中下端左边大腹便便的布袋和尚、右边背负经箱的羯磨扎拉居士形象尤为突出。背光顶端雕本初佛金刚持，佛座正面浮雕四大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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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铜镀金宗喀巴像 格鲁派的创建人宗喀巴(1357－1419)，雪域伟大的导师，藏传佛教善规派开创者，拉萨甘丹寺的创建者，拉萨祈愿大法会的首创者，一世达赖喇嘛与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上师，是享誉南瞻部洲（全球）的一位杰出的佛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宗教改革家。 宗喀巴，法名罗桑札巴，意为 “善慧”，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传说罗桑札巴为文殊菩萨转世，于藏历第六绕迥之火鸡年（1357年，元至正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诞生在“宗喀”地方（今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所在地），故被称为宗喀巴，青海的僧俗大众尊称他为杰仁波且（意为宝贝法王）。 宗喀巴三岁时受近事戒，七岁出家，学佛九年，十六岁进藏，经常进行讲经活动，早有声誉。当时，各戒律松弛，不得人心，宗喀巴决意进行宗教改革。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他和弟子改戴黄色僧帽，以重视戒律为号召，被称为黄帽派。他先后写出《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力求纠正各教派的流弊。永乐七年初，宗喀巴在拉萨发起大祈愿法会，并在拉萨东北修建了甘丹寺，以噶当派教义为基础，正式建立格鲁派。十二年，明成祖朱棣派人进藏召请其进京，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代替自己到北京朝贡，并在中原传教。十七年，宗喀巴圆寂于甘丹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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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铜镀金大成就者萨拉哈像 大成就者指古印度修学有成就的佛教大师，著名者有八十四位。印度僧人无畏施吉祥著有《八十四大成就者传》。在八十四位大成就者中，八十位是男性，四位是女姓；五位为出家众，其他皆为在家瑜伽士。每位大成就者都有传奇的经历和智慧。透过他们的事迹，可以看到古代印度佛教徒修行生活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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