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龙泉日记:道次第的特点与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三）

不二

●3月23日龙泉日记“念法功德”系列之五十六：

道次第的特点与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三）

——《教授殊胜》的启示

核心提示：遍观东西方文明发展史，“生命之学”是主流；“为学术而学术”的潮流，单纯追求知识以洞悉宇宙真相的潮流，只是其中的一支。道次第主要讲的是人的所做所思和终极信仰的关系，以及人们通过什么途径可以在每件事情上看到生命永恒的价值。

二、知行分离与“一切圣言现为教授”
　　沉重的书包，厚厚的眼镜片，堆满书桌的参考资料……然而心灵在呼唤。谁能忍受在题海中沉沦？
　　如果我们去关注当今青少年教育的现状，会不可避免的注意到，知识与生命的分离，给灵性带来了损害；过度强化考试与竞争观念，导致学生们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单一的评价模式，导致身心、德智、群己的不平衡发展，缺乏对人生宗旨和目标的深思。
　　学术研究领域展现出与此不同却又相关的一种情形。发表论文是唯一的标准，学者们为之憔悴身心，然而大部分论文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每年数万份的学位论文除了导师和颁布学位的评委会看，其他很少有人问津；理科领域的研究，可能世界上只有几十个人能够大致相互交流。同时，学者们缺乏到民间去实践的勇气和时代的担当。
　　文艺复兴的时期，牛顿、爱因斯坦的时代，那些时代曾经激动了当时的一代人，让他们有勇气突破成见、舍弃生命去追寻的那个“真理”，那个“学术的精神”，似乎已成为过去的辉煌了。人们在谈论同样的事物，同样一个理论，对它的认识也不断深进，然而背后的精神，那种追寻未知领域的好奇心，追寻真理的勇气却远不如前辈们了。这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学风的问题。近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单一学科的研究越来越趋于琐碎，失去背后那种洞悉自然奥秘的精神。文艺复兴的学者们都认为自己在追寻一个真理，它是完整的，他们的视野涉及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当这一个完整的真理被分化，当人们发现无法从自己研究的一个局部窥见“真理”和“道”的整体的时候，学术与生命就慢慢脱钩了。
　　当我们看不到终点的时候，就让我们回到起点。在一切文明的原初，宗教、哲学、科学、艺术都是一体的，是一种“生命之学”。当我们阅读古希腊哲人的作品，或者中国诸子百家的作品时，我们不会感受到那种题海书山的压迫感，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洒脱与丰满，直面真理的喜悦，月露清风的爽朗，老师与弟子之间心有灵犀的互动。
　　原始宗教中，祭司们掌握着知识，主管着教育的职能。当人们想到知识、文化，会把它与圣洁、高尚、神奇等印象联系在一起。知识与信仰、与生命密不可分。在中国古代，一直有“惜字”的传统，即对一切知识的崇敬；而直到前十几年，我们还会看到长辈们用旧挂历的厚纸为每一本新书做好书皮。有一句话，“佛法从恭敬中求”，这种对“法”的恭敬，也就是在尊重自己的生命，因为佛法是真正让自己生命改善的。不仅是佛法，任何一种文明的传承与健康发展，都需要一种基本心态，也就是敬意。
　　儒家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涵盖文化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熏陶出来的君子想必是健康，又聪锐敏感的。《大学》的开篇第一句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语道破学问是用来启发自己内在光明的德行、潜能的；是用来关爱广大的民众，也让他们的内在光明得以启迪的；这两者要力求做到究竟圆满的境地，这就是儒家的学术精神。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学问之道，无非是要找回我们迷失的本心。
　　在西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把道德伦理看做他们一切学说的中心，这种“伦理”就是如何切实改善人本身的一种学问。苏格拉底批判当时的智者学派对单纯知识和逻辑的过度重视，觉得那些与生命无关；柏拉图虽然重视几何、音乐等领域的知识，但他只是当作训练身心的方式，最终的目标也是“至善”，是个人伦理生命的圆满。近代西方的“绅士”潮流，学习知识的目的也不是知识本身，而是人本身。
　　来自印度的佛法更是一种完整、系统的生命教育。佛教中的“五明”，声明（语言、音乐）、因明（逻辑、哲学）、工巧明（科学、技术）、医方明（医学）、内明（佛法）。内明是直接关于生命如何净化、改善的学问，前面四明立意于利益众生、增长慈悲和观待缘起的智慧。
　　儒释道三家在中国大地上融合汇通，产生了“身心性命之学”的说法，修养身心，复归本性，改变命运，这是三家的共识。在泛化的“生命之学”上，“身心性命之学”有了更清晰的目标（也即“成圣”、“成道”、“成佛”），对人性的洞察更深刻，提出了有力的实践方法。如果说“生命之学”只是“关于生命的学问”“用整个生命去投入的学问”， “身心性命之学”则是一种修行，是“彻底地、系统地改善、净化和提升生命的学问”，这也是中国最为独特和明显的学术传统。这一传统不以追求新的知识为标准，而以如何针对时代的特征，找到人类个体和群体心灵提升之路为目标。王阳明问，为什么尧舜没有制礼作乐而要等到周公？为什么周公没有删注六经而要等到孔子？圣人的心都是相通的，但时代的问题不同，所以所为各不相同。王阳明还特别论述了“知行合一”这个主题，强调“良知”异于一般知识，“良知”是内化了的、与我们的生命和心灵深处、与我们的终极信仰（对儒家而言即对人性本善、与天地相参的信仰）产生深切共鸣的知识。这也通于佛教讲的“正知见”，这样的知识本身就是善行的开端，因为生命已经因它而改变了。
　　遍观东西方文明发展史，“生命之学”是主流；“为学术而学术”的潮流，单纯追求知识以洞悉宇宙真相的潮流，只是很小的支流；认为科学真理是超过一切人文和社会真理之终极真理，以此为信仰的思潮则是在科学大发展之后的近代，是在科学体系越来越庞大的趋势下，人们的一种猜想和主观的愿望。而一旦身与心、知与行、生命与学术出现分离时，往往意味着一个学科或者一种学术方向的生命力已经在下滑，乃至濒临末路。在基督教经院哲学的流弊中，科学和艺术兴起了，在程朱理学的流弊中，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了，它们都将学术导上了新的方向。
　　知与行的分离，导致无意义感的产生。仿佛在应对考试和工作的压力之外，任何的享受，任何的情感，任何的思想都是如此的苍白。所从事的事业和学业并不是自己所喜欢的，最初的兴趣慢慢丧失，只是跟着人群向前奔跑，更何谈真理的发现和灵性的升华；与父母、老师、同事相处不再有那份温暖，仿佛离了很远的距离；生活仿佛被抽掉了颜色，不再能感知那些细微的瞬间，因为心已经被训练了固定的形状；读书不再有兴趣了，因为科学已经把一切都定义好了；乃至看到美丽的山水时，也不会有任何触动，因为物理学已经告诉我们每一个现象背后的原因，不过是一些原子、分子……要找到生命的意义，不能在自我中去寻找，而要跳出来，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去与他人、与万事万物相感应、相联结，比如为他人付出，比如阅读传统文化经典：因为无意义感的产生正在于“自我”的孤立，与整个世界的隔离。
　　在宗大师的时代，佛教修行者出现了两种弊端，一种是研究许多佛教经典，学了很多理论，却无法在生活和修行中落实；一种是轻视理论，特别是看到第一类人的问题后，觉得只有修行实践才是真的，理论都是说说用的，因此轻毁广大的经典。
　　“一切圣言现为教授”，道次第就是要让一切圣者的教诲对我们当下的生命有启迪、有作用。道次第中的这些法类讲了什么呢？无非讲的是一个人，他做些什么，想些什么，这每件事情的意义，和终极信仰的关系。怎么能在每件事情上看到生命永恒的价值？最初，它告诉我们学会听话和说话，就是如何与人沟通，特别是如何听和说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的东西。其次，是如何亲近一个能教我们身心性命之学的老师，我们该怎样承事这样一个生命里的贵人。再次告诉我们暇满，也就是人生有多么宝贵，用它做什么才最有意义，只有提升心灵才不辜负它。而这样的人生又无比脆弱易逝，领受过许多的痛苦，死后却不知会往何处。因此要建立终极的信仰，信仰落实到行动，则要了解世间善、恶、苦、乐的因果道理。这个道理了解了，便要寻出那背后的真谛来。心灵漂泊，苦乐幻灭，梦幻泡影，怎样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平稳和自由？自他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帮助他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每天要遇到的问题。道次第指出了它们的深意，整个佛法也无外乎此。
　　三、传统丧失与“易于获得胜者密意”
　　传统丧失，或者说“文化断层”，让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得从新开始去摸索。
　　一个民族文化在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都会留下丰厚的积淀。一栋房子该怎么盖，它的朝向、内部的设计，小到一块砖该怎么摆，都有其特别的内涵，是很多代人生活经验的积累。在文化融合中，当人们发现新的方法更有效，更强力的时候，老的方法连同其中许多深刻的内涵，就可能被遗忘。不幸的是在建筑行业，以及许多其他行业，我们恰恰处于这样一种情形当中。古人盖出的房子可以屹立千百年，而当今的房屋在设计时，往往只考虑五十年、七十年的使用寿命；城市的布局规划同样缺乏长远的考虑。传统的方式虽然有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地方，不容易全盘继承，但至少应该了解和领纳其精神。丧失了传统，我们的民族就成了一个五千岁的婴儿。
　　以上说到的只是器物层面的一个例子，说到底不过是一些知识和经验，是容易弥补的，然而背后的生活习俗及伦理，以及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和信仰，身心性命之学的内涵，则不是短期内能学到的，而需要长期熏习。
　　不仅在中国，世界各个国家都存在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在现代化浪潮中，如何保留传统并发挥它的价值，如何避免传统文化被流行文化侵蚀。
　　在道次第的论述中，“易于获得胜者密意”与此相关，“胜者”与上文“圣者”同指佛陀，也可以扩展到一切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人。这里谈到了两点，一是老师的重要，生命之学是一定需要靠老师、靠真正有这种体验和内涵的人来传递，各种传统的工艺、技能也都要很好地与老师互动才能领纳到老师的心法。第二点，就是圆满教法，依据道次第这张心灵地图的参照，可以将用心方法的内涵比对出来，且互不违背。
　　四、道德滑坡与“极大罪行自趣消灭”
　　道德滑坡也是现代人经常提到的问题。然而伦理道德的背后是信念和信仰，是生命的安顿。只有当生命有了一个安稳的止息之所，才能以此为基点启发符合道德的行为，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当内心还不安，没能清晰地在各种价值之间抉择时，一个人的行为是没有力量的。
　　也就是说，信仰是道德的前提。而在现代社会中，信仰遭遇的问题便是各文化互相解构导致的崇高性的消失。在东方，儒家传统伦理受到巨大的冲击，在西方，“上帝死了”。导致人们思想的混乱，社会思潮变化起伏，加之网络的传播，一个人的思想形不成稳定的体系，而是在随着各种讯息起伏波动。
　　要解决道德滑坡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价值冲突的问题，也就是找出一套普世的价值，为一言一行抉择出正确的轨道。反过来，每一个行业都需要自己的一套符合新时代的标准，规定怎样做才健康，对己、对众有帮助，能把行业带入良性竞争与发展。一旦这种伦理和轨道形成，人们就会慢慢去遵循，因为现代社会各种矛盾带给人心的压力，已经逼迫人们不得不从伦理和信仰中求得解决。
　　“极大罪行自趣消灭”针对的主要的“罪行”是“谤法”，可以理解为“否定那些对人类生命提升有帮助的价值观和方法”，这样做的后果是严重的，这是价值冲突中的一种典型现象。各种价值观和修行方法各安其位，并行不悖，相互配合与增进，也就避免了“谤法”。那么解决道德滑坡的问题，抉择出人类伦理之出路也就并不遥远了。
                                                                       
                                                                     
                                                                     

                                                                       

本文转自学诚法师博客，有问题的同修，请到学诚大和尚博客提问。左侧点击‘我要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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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恩行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