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典籍类】历代本草

至善佛缘

【中医药典籍类】历代本草  （转）

序
  
中医药学源远流长。中医药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到5000年，而无文字记载的历史不可胜数。据统计，我国历代使用过的和正在使用着的中药品种，竟有近万种之多。如此多的中药材是如何发现和认识到的?答案只有一个，那是古代中国人民在与疾病斗争的长期过程中，通过不断的追求和探索而发现和认识到的。古代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不少是生命的代价。一个“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故事就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事实。每当我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博物馆，面对数千种中药标本，植物、矿物、动物，我皆肃然起敬。站在这里，你能不感到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吗?你能不感到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吗?我向来对有些关于中药的讽刺，无论那是出于何种目的和出于何人的讽刺，我皆大不以为然。当瘟疫肆虐，当疾病缠身，当性命垂危，是坐以待毙，还是起而抗争?我们的先辈们与病魔抗争，与命运抗争，不屈不挠，任何可能的努力都会采取，哪怕仅有丝毫的希望也决不放弃，故梁上尘、釜底墨、灶心土、人中白……这些都被古人尝试着用来治疗疾病。这样的尝试何笑之有?“是知笑之为笑，而不知不笑之为笑也。”成功自然是成功：即使失败亦是成功，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此次失败便为下次尝试标点出一条不可再尝试的路，成功的希望即已增大。正是通过无数次勇敢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尝试，也包括无可奈何的尝试，古人才获得了大量的医药经验和知识，才有了丰富的本草论著。这是一大笔宝贵的遗产。今天，中药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品种，无论是其应用经验，还是其理论系统，在当今世界各民族传统医药中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当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们拥有宝贵的中药学遗产。对这份宝贵的遗产，我们要整理，要学习，要继承，要研究，要尊重和善待。为什么说要“尊重和善待”，因为今天有不少人简简单单地视中药学为植物药学、矿物药学和动物药学。这就不是尊重和善待。中药学是与中医学紧密结合的，具有特有理论体系的药物学。中药的升降浮沉、四气五味、补泻归经等性质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古人故弄玄虚的产物。对中药之升降浮沉、四气五味、补泻归经等性质的认识，这是中国医药学家在植物药学、矿物药学或动物药学上的创造，是中国人的功绩。仅仅从现代药效学的角度认识中药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将中药与升降浮沉、四气五味、归经补泻等理论剥离，与中医理论剥离，它们便不再是中药了。“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傅延龄、马子密，中医有识之士也，勤奋好学，志趣高远。他们在临床诊疗过程中，面对当前较为普遍存在的不遵循中医药理论用中药的现象，深感继承古代医家用药经验的重要性，乃邀志同道合者，历时二载，编成《历代本草药性汇解》一书，以供中医药学习者和研究者置于案头几边，随时检阅。书凡20章，收录常用中药340味，约200余万字。我观其书，其最具特点者在于汇集30多部古代本草著作的论述，从药性、功效，到应用、配伍，甚为全面，洋洋大观。得此一书，“备一书而百书备”，真可以四十家论述尽收眼底，2000多年经验悉入心中。斯是好书，乐而为序，乐为推荐。
  
北京中医药大学 颜正华    20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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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祖国医学源远流长，自传说中“神农尝百草”以下，历代医药学家勤求古训，又大胆创新，在与疾病几千年的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用无数生命的代价为后人积淀下宝贵的医药学财富。据不完全统计，至清代为止，历代本草学专著已多达数百种。

医学史告诉我们，没有哪位医学大家不是通过深究经典，博览群贤，而后成名成家，从而为中医药学不断发展增添光辉的一页。所以说，继承永远是发扬的基础，这也是中药学所包含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原理。然而，随着中医药现代化的不断进展，继承问题令人堪忧。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中医药现代化可能取得了某种进步，同时中医药继承事业则相对表现为某种退步。传统的教学方法受到学院式教育的冲击，中医药赖以成长的思想土壤受到南辕北辙式的西方自然科学思想模式的冲击，中医药实践所赖以生存的对象、空间受到西医药治疗及市场经济因素的冲击等等。 总之，传统意义上的中医药事业遇到了其发展史上从未遇到的挑战性环境。?

中医药现代化，这是现代文明下中医药发展的必然。但中医药现代化不是机械分割的、形式上的现代化。以辩证唯物思想来看，不可能有脱离其历史延续性的现代化。恰恰相反，这是一门需要兼备传统的中国哲学思维与西方哲学思维的高深艺术。

本书的编写初衷完全从实际需求而来。通俗地说，希望在本书所辑历代名家对药物的药性理论中，潜移默化中医药学特有的思维方法，“尽通其意”，“医者，意也”。进，可以真正为中医药现代化做一番有本有据的研究；退，可以在临床上干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也正因于此，限于篇幅，本书精选35部本草名著，重点收载各本草古籍对中药药性的论述，突出临床应用及配伍应用的经验和精华，而不在训诂考据上作太多要求，同时附以现代药理研究结论性成果，使得古今汇萃，无论是科研工作者，还是中医药院校师生，抑或临床医师，皆可从中寻求真谛，可为科研、临床、教学及写作提供大量的资料和有益的帮助。

本书编写体例如下：?

1. 上篇回顾了自传说中神农尝本草至当代中药现代化几千年来本草学所经历的发生、发展过程，限于篇幅，本书仅精选其中35余部历代本草学名著，并对各书进行扼要介绍。

2. 下篇为各论部分，共选药物17类344种，基本上为临床上最多见、最常用的药物。每一类药先有该类药综述，基本概括了本类药物共性、特点、使用注意等内容。并根据各大类共性中个性，有的又分为几小类，分别论述小类中药物共性、特点、使用注意等，希望阅者对每类药有一总体把握。

3. 每一种药物正名参照现行第六版《中药学》教材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编写的《中华本草》，力求大众化、标准化。每一药名后附有始载本草出处。药物论述先简要介绍药物科属、药用部位、产地、生长环境、功效概述及临床用名，其中许多内容可以与诸家所论药性药理相得益彰。

4. 每一种药物论述分为【本草汇言】及【现代药理研究】两大部分，以前者为本书主要内容。

【本草汇言】基本以年代为顺序，精选了从秦汉至民国时期35部历代本草学名著对每味药物的精彩论述。其中，有同种植物不同药用部位或具备鉴别意义的不同植物放在一起论述者，为保持其内容的完整性，不作机械划分。有不同著作引用部分相同或相似名家论述者，为保证其著作的整体性，亦不作删节或修改。

【现代药理研究】扼要总结与临床较密切相关的现代药理研究，基本为结论性成果。?

本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涵盖了常用中药35部历代本草古籍的论述，既是一部本草药性汇解之工具书，更是一部常用中药临床应用与研究的参考书。最后，所有编写人员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从本书受益，并对所有关心过本书编写工作的各位前辈和同仁表示真诚的感谢！书中不当处请批评指正。还要对支持本书得以及时顺利出版的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历代本草药性汇解》编写组    20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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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草学源流与发展

“本草”一词，沿用已有两千多年之久。究其含义，一指中国传统医药学中的药物，如《蜀本草》中所言：“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二指中国传统药物学及药物学专著。在古代，“本草”学研究内容涉及采制、药性、归经、功效、配伍等一系列内容。至近、现代，随科学技术发展，进一步涉及药物资源、生药材鉴别、质量控制、药物化学、药理、制剂等丰富的内容。因其与现代药物学相比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独特理论体系，所以现代逐渐改“本草学”为“中药学”，从名称上冠以现代研究的内涵。纵观本草学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展轨迹基本上遵循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规律发生发展，并与社会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水平密切相关，这一点也正可以充分证明祖国医药学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均体现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系统的、科学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及自然环境的恶劣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种种困难。食物短缺，生存环境的恶劣使人难免得病，在本草没有出现以前，人类被迫面对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许多人因此而死亡。随着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逐渐对大自然各种生物—“食物”—有了一定了解，并在吃的过程中深化了对它们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的获得有时候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于是，在漫长时间的此种实践中，“食物”被进行了粗略的分类，如可供食用的和有毒的，在一种情况下可用的和在另一种情况下才用的等等，早期的药物可能因此产生。这一点可以从历史的“传说”中反映出来，如《史记·补三皇本记》：“神农氏以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帝王世纪》：“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虽然是传说，但基本反映了药物是“尝”出来的，这同时也反映了古代人们认识药物的艰难历程。

然而，早期的药物学知识基本依赖于口头相传，直到夏朝文字的出现，药物发展进入划时代的阶段。“药”字最早见于金文，《说文解字》释：“治病草也”，说明药与病直接相关。药物学知识逐渐被诉诸文字，文字的出现则预示着本草学理论的萌芽。随着药物知识的不断积累，药类、药效的逐渐丰富，单味药逐渐向多味药配伍发展，到商代就有伊尹发明汤液，药物的配伍与制剂也得到长足发展。周代已出现了专门“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药物作为医师“供医事”的基本手段，开始见于记载，如现在可见到的最早载药文献《诗经》里，就有荬（泽泻）、葛（葛根）、苓（甘草）、薇（白薇）等五十多种植物药的记录；《山海经》则是专门记载先秦各地名山大川及其物产的专著，共载药126种；《黄帝内经》载方剂12首，涉及到半夏、泽泻、海螵蛸、茜草等20多种药；《五十二病方》中载药已达247种之多。种种迹象表明，此时期药物学知识已得到相当程度的积累，期待着成熟的契机。

秦汉时期，国家政权得到统一，政治的安定为包括本草学在内的科学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汉书·郊祀志》记载，汉成帝建初二年，设置“本草待诏”一职，表明西汉已有专门从事研究、整理本草学的专人。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神农本草经》终于酝酿成熟，约于东汉初年成书。该书集东汉之前本草学大成，全面、系统、可靠地记载了数百年的临床用药经验，其重要性堪与《黄帝内经》媲美，为秦汉以后历代本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再次处于战乱和分裂的局面，正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所言“汉献迁徙，晋怀奔迸，文籍焚靡，千不遗一”，本草学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与阻碍。此时期不少名医家或“附经为说”，或自成新作，但大多在战乱中遗失，如华陀弟子李当之的《李当之药录》、吴普的《吴普本草》，以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提到的《胎胪药录》等。幸存于世、影响较大的只有南北朝齐粱间人氏陶弘景所编著的《名医别录》和《本草经集注》。前者是陶氏在撰写后者时搜集的汉、魏、晋名医在多种《本经》传本中所增补的新药及用药经验；后者以陶氏整理订正《本经》，增补《名医别录》，附加自家注文而成，是汉魏以来本草学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并首创按自然属性（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分类药物，以及朱墨分写《本经》和《别录》，小字注文己见的编写方式，对后世影响深远。另外，南北朝刘宋时期以雷 《雷公炮炙论》为代表的炮制学从本草学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世炮制学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东晋时期，道学家及医学家葛洪著《抱朴子》，对炼丹之法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记载了多种化学反应和操作技术，成为现代药物化学的先驱。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尤其至唐代，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另一个空前鼎盛时期，国力强盛，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本草学也因此得到较大的发展。唐显庆二年，政府命苏敬等重修本草，二年后修成《唐新修本草》，出现了首次由政府组织编写的药典性著作。八十年后，又有名医陈藏器在此基础上补遗十卷692种，并首创药物“十剂”之说，使中医理论与治疗方法结合起来，指导临床。唐末又有名医韩保升在《唐新修本草》基础上增补修订，总结本草中七情畏恶药物，首次提出本草“十八反”之说。此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本草专著，如甄权《药性论》，注重结合临床以论药，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孙思邈《千金药方·食治》、孟冼《食疗本草》、陈大良《食性本草》则从饮食与药物的关系角度记述了一些药物的功效。唐·郑虔所写《胡本草》则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及西域地区的用药情况。藏医马亚那等编著的《月王药诊》反映了藏医药特色，其中记载了不少中医学阴阳五行及藏象理论，反应了中藏医学间交流与影响。另外，唐代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地区、阿拉伯国家之间贸易往来频繁，出现了不少由海外传入国内的药物，因其中多为香类，唐末阿拉伯药商后裔李珣著《海药本草》，记述了主要来自海外香味药物及功效。总之，此时期本草学从多方面均得到巨大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世本草学继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宋代，本草学的发展迎来了一个继往开来的好时期，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应用，本草文献和资料的出版、流传从此告别了手抄历史，进入了雕版印刷的崭新阶段。新技术的出现使本草学家产生了更全面系统的整理前代本草文献的愿望。此时其药政管理更加规范严格，借助行政手段来帮助调查和搜集全国范围内药物和用药新经验，成为本草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官修本草的兴起。北宋政府在开宝六年诏令刘翰、道士马志、卢多逊等人在《唐新修本草》和《本草拾遗》的基础上修成《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又由李眆等人重新校勘，命名为《开宝重订本草》，简称为《开宝本草》。由于《唐新修本草》内容基本被全部载入，从此《唐新修本草》销声匿迹，流传中官修本草只有《开宝本草》一部。八十年后，政府又令掌禹锡、林亿、苏颂等在《开宝本草》基础上扩编，将宋以前诸家本草一并归入，扩充药物为1082种，历经三年乃成，定名为《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经》，简称为《嘉祐本草》。在此期间，政府又诏令全国各州郡呈现本地区所产本草的标本和药图，如苏颂编成《图经本草》，成为现存第一部刻版药物图谱。

20年后，蜀名医唐慎微将《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合而为一，并补充自己广泛搜集的民间药物476种，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共载药1558种，并附方3000余首，集北宋以前本草学大成，体现了宋代本草学的最高成就，因而受到后世的广泛关注。之后宋徽宗又命人反复修订，最终定名为《重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作为国家药典流传500余年，成为本草范本。直到明代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时，仍以此为蓝本，并即予了高度评价：“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此时期除了大型官修本草外，关于药性药理专述的本草著作也逐渐兴起，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宋寇宗《本草衍义》，主要依据自己的临床经验，比较诸家之说，尤其结合《素问》、《伤寒论》等名著论述药理，对后世尤其是对金元本草学影响很大。宋代炮制学较《雷公炮炙论》又有进展，发展了醋制、酒制等炮制方法，集中体现于此时期的大型官修方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宋代与朝鲜、日本、东南亚、阿拉伯诸国继续发展医药交流，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有不少记载。

继宋代开创重视本草药性药理探讨的先河之后，到了金元时期由于战乱纷起，人民颠沛流离，灾疾泛滥，此时期本草仍以探讨药理、切合临床实用为主流。典型代表就是金元四大学派对本草药性的精彩论述。张元素《珍珠囊》主要结合《素问》理论，对药物归经、引经、脏腑用药进行了精炼而实用的概括，成为易水学派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之一。随后，李东垣写《药类法象》、《用药新法》等，均切合临床实用，堪称继往而开来。其他如刘河间《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本草论》、朱丹溪《本草衍义补遗》、王好古《汤液本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名著。总的看来，金元时期本草学特点与此时期医学理论特点风格相似，既务实，又创新，所选药物均来自临床常用药品，所论药性均偏重临床实际应用，既继承《素问》药性理论，又进行大胆的创新发扬，使药性理论跨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对后世本草学，乃至整个中医学理论及临床均产生了极其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另外，在元代，食疗本草也有较大发展，如忽思慧《饮膳正要》与吴瑞《日用本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在对外交流方面，也有一定进展。此时期来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对此有着丰富的记载。

明代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科学文化的进步，本草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明代唯一一部大型官修本草《本草品汇精要》由刘文泰主编，可惜最终未刊行于世。之后这一空白被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所填补。李氏“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历经27载的搜集、整理、总结、考证，终于写成《本草纲目》巨著，载药1892种，附方11000多首，对十六世纪以前的药物学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总结，影响海内外深远。此时期其他的本草学著作也基本以偏于临床实用为主。有偏于药性药理探究的，如徐彦纯的《本草发挥》、陈嘉谟的《本草蒙筌》、薛己的《本草约言》、李中梓的《本草通玄》、《药性解》、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本草正》等都是较著名的代表作；也有偏于药物配伍组方规律研究的，如杜文燮的《药鉴》等。另外，在明代出现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本草著作，如刘纯的《本草歌括》、龚廷贤的《药性歌括》、沈应旸的《药性诗诀》等歌括式本草，对推广、普及本草学不无贡献；又有朱橚《救荒本草》、姚可成《食物本草》，均为专题性本草名著；兰茂《滇南本草》则主要记载一些滇南少数民族特产药物与经验，是历代地方本草最著名的一部。另外值得一提是缪希壅《炮炙大法》，论述了400余种药物的炮制方法，是自《雷公炮炙论》以后又一部在炮制学方面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著作。明代造船术高度发展，大大促进了海内外医药交流。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到达亚、非、欧30多个国家，中外医药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西方医药学由此开始传入中国。

清代前期和中期，“康乾盛世”，百业兴旺，本草学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后期国势逐渐衰落，本草学也随之走向低潮。虽然唯一的官修本草《本草品汇精要续集》毫无出众之处，却涌现了一大批的优秀个人论著，数目达400种之多，并以重视药性药理阐述成为这个时期本草学的主流。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是补充修正《本草纲目》的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药学专著，所载900多种药物中有700余种为《本草纲目》未载，是清代最有贡献的本草。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虽非药学专著，但对1700余种植物名称与食物进行考证，是一部对生药与药材资源很有价值的著作。另外，随着清代遵经思想的兴起，研究与阐释《神农本草经》成为一时风气。较著名的有张隐庵《本草崇原》，徐灵胎《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陈修园《神农本草经读》，张璐《本经逢原》、邹澍《本经疏证》等，分别从各个角度阐发《本经》药义，对《本经》的继承发扬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他如汪昂《本草备要》，及其后对汪书补充修订的吴仪洛《本草从新》、黄宫绣《本草求真》、严西亭等三人编纂《得配本草》、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偈》等，均从临床出发，对药性药理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精当的探讨，在临床医学领域均有着深刻的影响。清代，尤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洋炮弹打开同时，西方医药学也随之涌入。西方医学通过在中国建诊所、医院，开办医学校，翻译出版医学刊物，吸引留学生等手段逐渐扩大西医的传播范围与影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中西医比较的问题，有代表性的为唐容川的《本草问答》，开始探讨中西药的比较，也为民国时中西汇通派的兴起拉开了帷幕。

1840年鸦片战争，宣告了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开始。反动的统治阶级为了自我利益崇外卖国，积极配合帝国主义的各种形式的文化侵略。在医学领域，传统中医药学首当其冲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尤其从北洋军阀时期开始，反动政府就不断采取种种手段，妄图取消乃至消灭中医药以作为他们媚外的一项政策。此举受到中医界乃至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中医界一些著名医家，如丁甘仁、陆渊雷、恽铁樵、张锡纯、肖龙友等纷纷自筹资金兴办刊物或创立中医学校来扩大中医影响，本草学在夹缝中求生存。尽管如此，仅据民国时期不完全统计，本草专著仍达260多种，以讲义或综合性本草居多，如秦伯未的《药物学讲义》、张山雷《本草正义》、蒋玉柏《中国药物学集成》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为了保存和发展中医药学，一些中医家开始主动接触、学习西医学知识，探索一条医学新路，中西汇通派于是兴起，代表人物如恽铁樵、朱沛文、张锡纯等，其主要观点试图以西医验证中医，吸收西医之长，中西并用，最终达到中西医理的统一。但最终囿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取得显著成就，但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现代化事业给予一定启蒙，并奠定了一定基础。革命战争时期，在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医药在上述地区的红军和群众卫生保健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继续给予中医药事业以高度重视，毛泽东同志曾亲自题写了“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政府先后组织各方面专家保存整理古典医药专籍，先后编写了《中药志》、《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辞典》等多部大型著作。另外在药材资源调查和利用，设立高、中等中医院校及科研单位诸方面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科技不断进步，各种先进的设备和方法为中药现代研究提供了先进的条件。生药学、炮制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中药制剂、中药生产和质控等诸方面均取得长足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药事管理法规的颁布更使中药的发展日趋标准化和现代化。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外医药交流更加频繁、深入和广泛。种种成就有理由使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中药事业必能继往开来，中药学必将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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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代本草名著简介

一、《神农本草经》

春秋战国时期，临床中医学的迅速发展使临床药物学知识不断积累，至秦汉，国家得到了统一，医药学本身的发展也要求对药物学进行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总结，《神农本草经》遂应需而生。该书为秦汉以来多位医药学家不断搜集整理，由政府征集，大约至东汉初年成书。全书载药365种，依据药物功效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系统、全面、可靠地总结了秦汉以前医学界和民间的用药经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学经典专著，成为魏晋以下历代研究本草学的必备参考书和经典钻研对象。本书辑选尚志钧、尚元胜校注《中医八大经典全注·神农本草经》（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年7月）中有关内容，但对一些神仙、道教思想内容，如“紫苏……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之类进行了删减。

二、《名医别录》

梁·陶弘景撰写了《本草经集注》，该书在《神农本草经》基础上新增补药物三百余种，结合《神农本草经》原有药物，共计七百三十作种，广泛收集了汉魏晋以来诸名医在多种《神农本草经》传本中新增药物及（或）新的临床功效。多部早已失传的汉晋时期本草学名著，如的华佗弟子吴普、李当之的《吴普本草》、《李当之药录》中（部分）内容即可见诸本书。陶氏将其全面收集整理，名之曰《名医别录》。该书以其疗效确切、内容丰富的价值挤身于经典著作之列，仅次于《神农本草经》，对后世影响广泛而深远。本书辑录了由尚志钧辑校《名医别录（辑校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年6月）中人关药物及论述。限于篇幅，对临床功效以外的内容适当进行了节删。

三、《药性论》

唐·甄权著。甄氏为隋末唐初人，曾仕隋，至唐太宗时年已一百二十岁，以医药名世。该书注重结合临床实际议论药物性味主治，所论甚详，尤以君、臣、佐、使、使用禁忌等资料收罗较多，并多举方剂印证，对临床指导很大，对后世药学家及临床家都有较深刻影响。

四、《唐新修本草》

唐·苏敬、李勣等编篡。唐代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达，此时期出现了不少新药、外来药。加之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时值南北分裂，对北方药物载录不全，政府遂命苏敬等修订本草，历经2年修成。本书对唐以前本草进行总结修订，并以图文并茂方式开创了本草著作先河。因该书为首次由政府组织颁行的药学专著，故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上第一部药典，对当时国内外医药学界影响较广。流传近三百六十余年，至宋开宝年间，北宋政府以此为基础修篡《开宝本草》，从此《新修本草》便销声匿迹。本书以尚志钧辑复《唐新修本草》和其辑复的《开宝本草》作了详细对照，发现《新修本草》内容及原文基本被《开宝本草》所涵盖，考虑到重复，所以只选《开宝本草》辑录之。

五、《本草拾遗》

唐·陈藏器撰。陈氏鉴于《唐新修本草》多有遗漏和纷乱，遂将遗漏药物收集起来名为《拾遗》，又将纷乱的药物以详审和辨解，称为《解纷》，总名为《本草拾遗》。本书共收载大多来自民间的《新修本草》所漏载药物692种，并根据临床实践将药物分为十类，即后世所谓“十剂”：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大大丰富了方剂学治方法则，为后世按性效分类药物提供了启蒙，以至唐宋诸家本草名著，如《海药本草》、《开宝本草》、《证类本草》等都有援引本书资料。本书堪称唐代私人本草著作中翘楚，李时珍评本书：“藏器著述，博极群书，精考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本书选录为由尚志钧辑校《本草拾遗》（安徽：皖南医学院科研科，1983年10月）有关内容。

六、《海药本草》

唐末五代·李珣所著。唐代是我国封建王朝较为繁盛的历史时期，陆海贸易、文交流频繁，从而出现了不少从海外传入或从海外移植南方的药物，以香料药物居多。李珣是定居中国的阿拉伯药商后裔，家世以售卖香药为业，故李珣很早就对香味药比较熟悉，广泛搜集此类药物，又因其人擅长文学，所以最终写成《海药本草》，重点论述了香味药物的功能和应用，是唐末五代著名的地方性本草，在本草学史中独具特色。

七、《日华子本草》

目前比较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本书约成书于唐末五代吴越天宝年间。有学者认为作者姓大名明，号日华子，但后世因证据不足，多倾向于姓氏不详。全书共20卷，载药600余种，对药物性味进行了较新颍、详细的论述，并将药性分为温、暖、热、凉、冷、平六类，并对某些药提出一些新的药性。该书总结了唐末及五代时期的药物学成就，记载功用切于实效，作为一部民间本草名著，与陈藏器的《本草拾遗》齐名，对后世本草学，尤其宋代本草学的继续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本书辑录尚志钧辑校《日华子本草》（安徽：皖南医学院科研科，1983年月10月）有关内容。

八、《开宝本草》

宋开宝六年，宋太祖诏命刘翰、马志（道士）等九人在《唐新修本草》和《蜀本草》基础上，参考《本草拾遗》，重修本草，最后经卢多逊等定稿，修成《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又经李勣等重校，定名为《开宝重定本草》，简称为《开宝本草》。体例基本沿袭《新修本草》，新增133种，共载药983种，新增大多为当时名医常用的有效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本书一改以前手抄本草以流传的方法，改为雕版印刷，使中国药典性本草有了第一个印刷刊本。

九、《本草图经》

北宋·苏颂编。北宋中叶，宋廷沿令全国各州郡征集本地区所产药材标本及实物图，并收集功用，经苏颂等人于1061年编成《本草图经》，载药780种，并绘药图933幅，把辨药和用药结合起来。该书重点讨论药物来源和鉴别，药性讨论虽非每药必有，但所论药性逻辑说理性很强，对后世本草图谱绘制、识药、用药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十、《本草衍义》

北宋·寇宗奭撰。寇氏认为，医家临证，全凭熟解药理，而《唐新修本草》、宋《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及《图经本草》诸书又显不足。于是，寇氏对以上诸家本草进行了详尽的辩证考释，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医药学理论与实践，对其中470余种药物的性味效验进行补充辨释，指出并纠正了前人在论药时的许多疏漏及错误。对后世，尤其金元本草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东垣、朱丹溪均对此书极力推荐，“本草之学，自此一变”（《日本访书志》清·杨守敬）。本书所选均来自颜正华、常章富、黄幼群所点校《本草衍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3月）中有关内容。

十一、《珍珠囊》

金·张元素（洁古）撰。张氏与刘河间同时代，为金元时期易水学派的创始人。该书主要结合《素问》理论，阐述了100种临床常用药物的“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在药物归经、引经报使、脏腑辩证用药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对易水学派乃至后世临床的发展产生过指导性作用。但原书已失传，《珍珠囊》书名最早见于元·王好古《汤液本草》中所引用98条“《珍》云”，王氏在序中言“其源出于洁古老人珍珠囊也”。其后元·杜思敬在其《济生拔粹》卷五以《洁古老人珍珠囊》引录全书，共113味，较《汤液本草》所引更具体详实，但条文内容基本一致。故本书所引《珍珠囊》内容基本以《汤液本草》为主。

十二、《药类法象》、《用药心法》

元·李杲（东垣）著。金元时期是中医药学继承和发扬较为辉煌的一个里程碑。作为奠基人之一的李东垣，其脾胃内伤学说以一部《脾胃论》永载医史。李氏善于遣药，创立新方，对后世临床诊疗有极深远的影响，明代医学家王纶在春《明医杂著》中曾有“内伤法东垣”的结论性评价。所以东垣所写《药类法象》、《用药心法》是中医后学必读书目。在易水学派“升降浮沉”，“引经报使”，“气味分经”基础上，前者归纳总结诸药，功效要点之外，比较突出地介绍了药物作用于人体的部位和趋势（如脏腑，经络，三焦及四肢头目等），非常适于临床需要。后者则着重介绍与临床用药制方密切相关的一些机理，且仅被《汤液本草》引录，从书中行文风格看，更象是王好古师事李东垣时整理的东垣用药心传。鉴于此，本书对《汤液本草》中“东垣云”之类言论一并收于此条下，以便读者对东垣药论有一较完整的理解。本书辑录《药类法象》选自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金元四大家医学全书·药类法象》，《用药心法》及“东垣云”均选自张瑞贤等编著《本草名著集成·汤液本草》（华夏出版社，1998年10月）中有关内容。

十三、《汤液本草》

元·王好古著。本书是一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著作，因作者师承张元素、李东垣两位金元时期的医学巨匠，故尽得两派真传。文中载药242种，主要继承张，李二人学说，并选择结合前代诸名家灼论，最后附以己见，对药性，尤其是药物归经理论给予了特别关注，对金元时期药性理论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十四、《本草发挥》

明·徐彦纯编著。徐氏乃朱丹溪弟子，因而受金元时期各大学派影响较深，除张从正以外，“取张洁古、李东垣、王海藏、朱丹溪、成无已数家之说，合成一书，别无增益”（时珍语）。虽为汇集诸家之说，与《汤液本草》有相似之处，但所引中有不少条文为《汤液本草》所缺漏，故仍为一部研究金元学说的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尤其在明初时期医药学界产生过颇深的影响。

十五、《本草衍义补遗》

元·朱丹溪著，明·方广增订。朱丹溪，名震亨，字彦修，元代医学家。探讨内伤杂病证治，首创滋阴降火之法，世称“养阴派”，与刘河间、李东垣、张子和并称为“金元四大家”。本书主要是对寇宗?所著《本草衍义》的补充和阐发，主要论药性，且以五行药性为特色。原书药物153种，经方广增订后新增43种，可以认为是丹溪药学的一部代表性著作。李时珍《本草纲目》所引丹溪论述基本出自本书，对研究丹溪理论和临床思想有一定的启发。

十六、《本草蒙筌》

明·陈嘉谟著。本书名“蒙筌”，意在便于初学，但在药性理论上多有阐发，李时珍曾评之为：“间附己意于后，颇有发明，便于初学，名曰‘蒙筌’，诚称其实。”《本草纲目》及后世本草专著多有引述。本书的最显著特色是以形、色、性、味、体五类高度概括药性，重点讨论辩证用药及药性药理，在药性理论上独树一帜。

十七、《本草纲目》

明·李时珍著。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钻研医药过程中深感前代诸家本草“桀谬差讹，遗漏不可枚数”，立志重编本草。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历经27年，参考800余种文献，以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蓝本，全面总结前人及诸经典著作经验，同时依据作者自己及其父的临床实践进行了转述和发挥，对1892种药物按“从贱至贵”的原则，分为16部，部下分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下列目，纲目清晰，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详尽记载药性理论的各个方面，兼涉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天文气象学等诸多自然科学领域，对后世医药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十八、《药鉴》

明·杜文燮著。本书详细论述了137种常用药物的毒性、性味、阴阳升降、归经、炮制、功能及临床应用等，对气味阴阳论述比较精详，并结合个人经验探讨用药配伍规律，是一部短小实用的药学著作。

十九、《本草经疏》

明·缪希壅著。本书主要为缪氏对《神农本草经》中临床常用的必不可少药物进行注释，分别以“疏”、“主治参互”、“简误”三项论述，专以药性为纲，结合临床用药体会和规律，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对中药药性理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十、《雷公炮制药性解》

明·李中梓著。本书载药332种，主要以归经理论阐释药性及功能主治，以归经作为药物功能的主要机制。归经理论又分为据功能主治推论，据性味推论，据脏腑关系及五行归属推论及联系易理推论等多种方法。另外，本书对药物宜忌与药性药效间关系也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不失为一部独具特色和临床意义的药物学专著。

二十一、《本草乘雅半偈》

明·卢之颐著。半偈，即全文之半。作者曾在其父卢复所著《本草纲目博议》基础上增补撰写成《本草乘雅》，分考、参、衍、断四项，后来书稿因战乱散佚，卢氏凭记忆重写考、参两部分，故名《本草乘雅半偈》。共载药377种，特点是常以儒理、佛理推演药性，从药名、生态方面阐发药理，难免带有一定玄学陋弊，但也不乏真知灼见，于临床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十二、《本草崇原》

清·张志聪著。张氏力主临床应以识药性为第一要义，而非某病对某药，“不探其原，只言其治”，所谓“知其性而用之，则用之有本，神变无方。袭其用而用之，则用之无本，窒碍难通”。论药则从性味到功能主治，均从生成禀受解释，开清代五运六气论药性之先河，在药理著作中独树一帜。

二十三、《本草新编》

清·陈士铎著。本书以药性理论著称，解释药性又多从医理，而陈氏于医理则自成一家，于《黄帝内经》之外，撰成《外经微言》，对《内经》所言医理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和深化，故其人论著多有新见。据陈氏在其多部著作中屡屡提到“晚年逢异人于燕市，传书甚多”之类，经考证此中异人最可能所指为傅青主、傅眉父子。如考据确凿的话，则研习本书不仅可以吸取陈氏辨药论医精微，对于傅青主医学研习者亦不无裨益。

二十四、《本草备要》

清·汪昂著。汪氏以儒通医，精研药理，认为《本草纲目》“备则备矣，未得要也”，于是以《本草纲目》及《本草经疏》为蓝本，结合诸家本草名著，由博返约，辑成本书。选取常用药470余种，按照自然属性分为8类，先介绍主要性味功能，然后注释阐发药理，时有创见，最后介绍产地，炮制及禁忌。论述详细实用，切于临床，故得到广泛流传。

二十五、《本经逢原》

清·张璐著。本书主要内容是论述药性理论，虽然全书在结构上稍显凌散无序，但不囿于旧说故闻，以作者的理论和临床体会阐释药理，主要反映其临床见闻及理论思维。诚如作者自言：“因不自揣，聊陈鄙见，略疏《本经》大义，并系诸家治法，庶使学人左右逢原，不逾炎黄绳墨，足以为上工也。”本书作为清初重要理论著作，对后世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十六、《本草经解》

该书署名为清·叶桂著，实为姚球所撰。每药论述分4部分：大字为药名、性味、毒性及功能主治，小字为炮制，另段小字以生成禀受结合性味解释归经以及《本经》主治功能，最后论以该药为主体的配伍组方，对临床用药具有一定意义。本书与《本草崇原》，《神农本草经读》二书曾被郭汝聪合刊为《本草三家合注》，集中反映三家运用五运六气、生成禀受来阐释药性的思维方法。

二十七、《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清·徐大椿著。全书共收《本经》常用药100种，在对每味药物经文的注释中阐述作者的药性观点。徐氏认为药性是用药处方的依据，药性的基础是形（包括气、味、臭、声、轻、重、长、短等）和气（包括时令、盛衰、嗜好等），“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取得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质，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生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书中所论大多遵照以上所言，论述药性采用多种推理方法，如取类比象（此为作者最常用），一般推理及试验推理等。因本书具有较强的说理性，更由于徐氏本人令人信服的临床水平，本书颇受后学重视。

二十八、《得配本草》

清·严西亭、施澹宁、洪缉菴著。编者在临床过程中，遇疑难之证，“必反复辩论，以故试其药”，因而合篡成书。本书以《本草纲目》为准绳，收载640余种药，分为25部，着重讨论了药与药间的相畏、相恶、相反、相使等作用关系，并结合临床实际较深刻总结了历代配伍经验，可以说是一部配伍遣药组方的专书，对后世临床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另外，本书还将40余种药物列入奇经八脉，对归经理论作出了有益的补充。

二十九、《本草纲目拾遗》

清·赵学敏著。顾名思义，本书原旨在于对《本草纲目》之补充、考订。其所收载多为沿海、江浙、边远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用药，共920余种。每种药物记载内容极为广泛，包括生态、性味、归经、炮制、功能主治等，继承、保存了一大批民间用药种类和经验，不仅补充了《本草纲目》，更对本草学的丰富和充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十、《本草求真》

清·黄宫绣著。本书堪称药学史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作者论药，“既不泥古以薄今，复不厚今以废古，唯求理与病符，药与病对”，从临床实际入手论药性，不枉“求真”之名。内容上又以主要药性作为认识功能、主治的纲领，对药物功能，主张须分阴、阳、气、血，不可混称补泻；对药物归经，强调应分别主入某经和兼入某经；对主要药性，主张气味与形质整体观。总之，本书因其临床实用性受到后学的推崇。

三十一、《神农本草经读》

清·陈修园著。本书为作者所撰《神农本草经注》中选取常用药采编而成。陈氏本人为伤寒大家，提倡遵经仿古，故本书亦为清人遵经本草学派典范。本书论药性常从生成禀受入手，兼及象数之学及归经。更有意义的是并非就药论药，而是结合仲景经方中所用之义论之，可以算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研习经方者裨益更大。本书与《本草崇原》、《本草经解》二书曾被郭汝聪合刊为《本草三家合注》，集中反映三家运用五运六气、生成禀受来阐释药性的思维方法。

三十二、《本经疏证》

清·邹澍著。本书原针对《本草述》“多引东垣、丹溪、海藏、洁古，而于张长沙、孙真人略焉”，故邹氏“专由《本经》扶发精蕴”，所论药性多随兴而发，推理则论据不一，故在药性理论上多有不足处。但本书贵在理论不脱离实践，广泛结合仲景、孙真人用药组方规律论述药性药理，将药、方、症结合起来，突出实践性和实用性，非一般尊经之作可比。

三十三、《本草分经》

清·姚澜著。本书内容简捷，共载药804味。不分卷，首载内景经络图，次载总药便览，按自然分类列药名及归经，正文以十二经、奇经及命门为纲，脏腑与经络不分，各纲下分出补、和、攻、散、寒、热各类，药名下注明性味功能主治。

三十四、《本草思辨录》

清·周岩著。本书讨论药物性能，着重性味和归经理论的思辨，广泛结合《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用药精义及历代名家注解，详加论述，凡有疑义处，均结合临床经验加以分析，提出自己见解，不失为一部研究经方用药的有益参考书。

三十五、《医学衷中参西录》

民国·张锡纯著。张氏为近代中西汇通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本书所论除少数为引据前人药论外，多为自己的临床心得体会。其中西汇通学术观点，主要认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试图印证中西医理统一。论药时常中、西药并论，临床上常中、西药并用，对药性理解颇有创见。无论其药性理论还是临床应用都很有参考价值，受到后学广泛推崇。

至善佛缘

解  表  

至善佛缘

麻  黄 （《本经》）

麻黄为麻黄科植物草麻黄、木贼麻黄和中麻黄的草质茎。主产于山西、河北、甘肃、内蒙等地。原植物喜凉爽干燥气候，耐严寒，多生于沙质土壤中。味辛、微苦，性温。主归肺、膀胱经。功效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利水消肿。临床用名有麻黄、炙麻黄、麻黄绒、炙麻黄绒。

【本草汇言】

《神农本草经》：味苦，温。主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症坚积聚。

《名医别录》：微温，无毒。主治五藏邪气缓急，风肋痛，字乳余疾，止好唾，通腠理，束伤寒头痛，解肌，泄邪恶气，消赤黑斑毒。不可多服，令人虚。

《药性论》：君，味甘，平。能治身上毒风痹，皮肉不仁，主壮热，解肌发表，温疟，治瘟疫。根节能止汗。方曰：并故竹扇杵末扑之，又牡蛎粉，粟粉并根等分末，生绢袋，盗汗出即扑手摩之。

《日华子本草》：通九窍，调血脉，开毛孔皮肤，逐风，破症癖积聚，逐五藏邪气，退热，御山岚瘴气。

《开宝本草》：味苦，温、微温，无毒。五脏邪气缓急，风胁痛，字乳馀疾，止好唾，通腠理，疏伤寒头疼，解肌，泄邪恶气，消赤黑斑毒。不可多服，令人虚。

仲景治伤寒，有麻黄汤，葛根汤，大小青龙，皆用麻黄。治肺痿上气，有射干麻黄汤，厚朴麻黄汤，皆大方也。

《本草衍义》：剪去节,半两,以蜜一匙匕同炒,良久,以水半升煎,俟沸,去上沫,再煎,去三分之一,不用滓，病疮疱倒黑者,乘热尽服之,避风,伺其疮复出。一法用无灰酒煎。但小儿不能饮酒者难服，然其效更速。以此知此药入表也。

《珍珠囊》：去荣中寒。

《药类法象》：若去节，发太阳、少阴经汗。去节，煮三二沸，掠去上沫，不然，令人心烦闷。不去节，止太阳、少阳经汗。

《药性赋》：味苦、甘，性温，无毒，升也，阴中阳也。其用有二：其形中空，散寒邪而发表；其节中实，止盗汗而固虚。

《汤液本草》：《心》云：阴明经药，去表上寒邪。甘热去节，解少阴寒，散表寒，发浮热也。

《液》云：入足太阳、手少阴，能泄卫实发汗，及伤寒无汗，咳嗽。根、节能止汗。夫麻黄治卫实之药，桂枝治卫虚之药，桂枝、麻黄虽为太阳经药，其实荣卫药也。以其在太阳地分，故曰太阳也。本病者即荣卫，肺主卫，心主荣为血，乃肺、心所主，故麻黄为手太阴之剂，桂枝为手少阴之剂。故伤风、伤寒而嗽者，用麻黄、桂枝，即汤液之源也。

《本草衍义补遗》：苦甘，阴中之阳。泄卫中热，去荣中寒，发太阳少阳之汗，入手太阴经。

《本草发挥》：成聊摄云：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辛润之。麻黄之甘，以解少阴之寒。又云：麻黄、甘草之甘，以散表寒。

洁古云：麻黄，发太阳、少阴经汗，入手太阴。《主治秘诀》云：性温，味甘、辛。气味俱薄，轻清而浮，升阳也。其用有四：去寒邪一也，肺经本二也，发散风寒三也，去皮肤寒湿及风四也。泄卫中实，去荣中寒。又云：麻黄苦为在地之阴，阴当下行，何谓发汗而升上？经云：味之薄者，乃阴中之阳，所以麻黄发汗而升上，亦不离乎阴之体，故入太阴也。

《本草纲目》：麻黄乃治肺经之专药，故治肺病多用之。仲景治伤寒，无汗用麻黄，有汗用桂枝。……余思之，津液为汗，汗即血也。在营则为血，在卫则为汗。夫寒伤营，营血内涩，不能外通于卫，卫气闭固，津液不行，故恶寒发热而憎寒。夫风伤卫，卫气外泄，不能内护于营，营气虚弱，津液不固，故有汗，发热而恶风。然风寒之邪，皆由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卫气，包罗一身，天之象也。是证虽属乎太阳而肺实受邪。故其面赤怫郁，咳嗽有痰，喘而胸满。盖皮毛外闭，则邪热内攻而肺气愤郁。故用麻、甘同桂，引出营分之邪，达之肌表，佐以杏仁泄肺以利气。汗后无大热而喘者，加以石膏。《活人书》夏至后加石膏、知母，皆为泄肺火之药。是则麻黄汤虽太阳发汗重剂，实为发散肺经火郁之药也。腠理不密，则津液外泄，而肺气自虚，虚则补其母，故用桂枝同甘草，外散风邪以救表，内伐肝木以防脾。佐以芍药，泄木而固脾，使以姜枣，行脾之津液而和营卫也。下后微喘者，加厚朴、杏仁，以利肺气。汗后脉沉迟，加人参以益肺气。朱肱加黄芩为阳旦汤，以泄肺热也。皆是脾胃之药。是则桂枝虽太阳解肌轻剂，实为理脾救肺之药也，此千古未发之秘旨。又少阴病发热脉沉，有麻附辛汤、麻附草汤。少阴与太阳为表里，乃赵嗣真所谓熟附配麻黄，补中有发也。

《本草经疏》：麻黄禀天地清阳刚烈之气，故《本经》味苦，其气温而无毒。详其主治，应是大辛之药，《药性论》加甘，亦应有之。气味俱薄，轻清而浮，阳也，升也。手太阴之药，入足太阳经，兼走手少阴、阳明、轻可去实，故疗伤寒，为解肌第一。专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者，盖以风寒湿之外邪，客于阳分皮毛之间，则腠理闭拒，荣卫气血不能行，故谓之实。此药轻清成象，故能去其壅实，使邪从表散也。咳逆上气者，风寒郁于手太阴也。寒热者，邪在表也。五脏邪气缓急者，五缓六急也。风胁痛者，风邪客于胁下也。斯皆卫实之病也。卫中风寒之邪既散，则上来诸证自除矣。其曰消赤黑斑毒者，若在春夏，非所宜也。破癥坚积聚，亦非发表所能。洁古云：去荣中寒邪，泄卫中风热，乃确论也。多服令人虚，走散真元之气故也。麻黄轻扬发散，故专治风寒之邪在表，为入肺之要药。然其味大辛，气大热，性轻扬善散，亦阳草也，故发表最速。若夫表虚自汗，阴虚盗汗，肺虚有热，多痰咳嗽，以致鼻塞；疮疱热甚不因寒邪所郁，而自倒靥；虚人伤风，气虚发喘，阴虚火炎，以致眩晕头痛；南方中风瘫痪，及平日阳虚，腠理不密之人，皆禁用。汗多亡阳，能损人寿，戒之!戒之!自春深夏月，以致初秋，法所同禁。

《本草蒙筌》：恶细辛石韦，宜陈久年深。凡欲用之，须依法制去根节；单煮数沸，倾上沫用火焙干。任合丸散煎汤，方不令人烦闷。以厚朴为使，入手足四经。手太阴经本经之药，阳明经荣卫之药，而又入足太阳经、手少阴经也。发汗解表，治冬月正伤寒如神；驱风散邪，理春初真温疫果胜。泄卫实消黑斑赤疹，去荣寒除身热头疼。春末温疟勿加，夏秋寒疫切禁。因时已变，温热难抵，剂之轻扬，仍破积聚癥坚，更劫咳逆痿痹。山岚瘴气，亦可御之。若蜜炒煎汤，主小儿疮疱。患者多服，恐致亡阳。止汗固虚，根节是妙。

谟按：东垣云：麻黄治卫实，桂枝治卫虚。虽俱治太阳之经，其实荣卫药也。肺主卫，心主荣。麻黄为手太阴之剂，桂枝为手少阴之剂。故冬月伤寒、伤风咳嗽者，用麻黄、桂枝，即汤液之源也。然麻黄又为在地之阴，阴当下行，何谓发汗而升上？经云：味之薄者，阴中之阳。麻黄属阴，气味俱薄，薄则阴中有阳可知矣，安得不为轻扬之剂升上而发汗乎？但入手太阴经，终亦不能离少阴之本体也。

《本草乘雅》：麻黄表黄里赤，中虚象离，生不受雪，合辅心王，宣扬火令者也。主治寒风湿疟，标见头痛之标经，侵淫部署之首，形层之皮，致毛孔满实，逆开反阖者，宣火政令，扬液为汁而张大之，八万四千毛孔，莫不从令，而去邪热气矣。但热非病反其本，得标之病，即寒风暴虐之气，使人毛孔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劲切之性，仍未反乎本气之寒也。咳逆上气者，毛孔满闭，则不能布气从开，故上逆而咳。症坚积聚者，假气成形，则不能转阖从开，故积坚而症。盖不独本性不迁，即本气犹未变易，故仍可转入为出，易冬为春，否则妄汗亡液，败乱心王矣。

《药性解》：麻黄专主发散，宜入肺部；出汗开气，宜入心与大肠、膀胱。此骁悍之剂也。可治冬月春间伤寒瘟疫，夏秋不可轻用，惟在表真有寒邪者可用。或无寒邪、或寒邪在里、或里之人，或阴虚发热、或伤风有汗、或伤食等症，虽发热恶寒，其不头疼身疼而拘急，六脉不浮紧者，皆不可用。虽可汗之症，不宜多服，盖汗乃心之液，若不可汗而汗，与可汗而过汗，则心血为之动矣，或至亡阳，或至衄血不止，而成大患。丹溪以麻黄、人参同用，亦攻补之法也。医者宜知之。

《药鉴》：气温，味苦甘，气味俱薄，无毒，升也，阳也。手太阴之剂，入足太阳经，走手少阴阳明经药也。去根节者发汗，留根节者敛汗。惟在表真有寒邪者宜用之。若表无真寒邪，或寒邪在里，或表虚之人，或阴虚发热，或伤风有汗，或伤食等症，虽有发热恶寒，其不头疼身痛而拘急，六脉不浮紧甚者，皆不可汗。虽有可汗之症，亦不可过。盖汗乃心之液也，不可汗而汗，与可汗而过之，则心家之液涸，而心血亦为之动矣，或致亡阳，或致衄血不止，而成大患也。戒之！君羌活，能散风邪。佐独活，能消脚气。同杏仁，能去寒邪，兼理哮喘。臣甘菊，能清肺热，更明眼目。身能发汗，根主敛汗。风家用之多验者，何哉？盖风至柔也而善藏，麻黄性至轻也而善驱，内用气血药以托之，外用浮剂以散之，此以善藏始者，不得以善藏终矣。阴虚发汗者，鹿角四物汤加根节敛汗。汗多亡阴者，附子四君饮入根节回阳。痈疽方起者，行凉药中兼用之，即散无疑。寒邪战栗者，疏风药中兼用之，立止不谬。痘家初发热，及痘红紫稠密，皮厚不快者，多用于行凉解毒药中，则内托外散，正气谓开门放贼，而痘亦因之稀少矣。又能散胸膈泥滞之气。表虚则忌。

《景岳全书》：若寒邪深入少阴、厥阴筋骨之间，非用麻黄、官桂不能逐也。但用此之法，自有微妙，则在佐使之间，或兼气药以助力，可得卫中之汗；或兼血药以助液，可得营中之汗；或兼温药以助阳，可逐阴凝之寒毒；或兼寒药以助阴，可解炎热之瘟邪。此实伤寒阴疟家第一要药，故仲景诸方以此为首，实千古之独得也。此外如手太阴之风寒咳嗽，手少阴之风热斑疹，足少阴之风水水肿，足厥阴之风痛目痛，凡宜用散者，惟斯为最。然柴胡、麻黄俱为散邪要药，但阳邪宜柴胡，阴邪宜麻黄，不可不察也。

至善佛缘

《本草备要》：辛温微苦。僧继洪云：中牟产麻黄地，冬不积雪。性热，故过服泄真气。入足太阳，膀胱，兼走手少阴、阳明，心、大肠，而为肺家专药。能发汗解肌，去营中塞邪，卫中风热，调血脉，通九窍，开毛孔。治中风伤寒，中犹伤也。头痛温疟，咳逆上气，风寒郁于肺经。经曰：诸气贲郁，皆属于肺。痰哮气喘，哮证宜泻肺气，虽用麻黄而不出汗，本草未载。赤黑斑毒，用热一曰斑证，表虚不得再汗，非便闭亦不可下，只宜清解其热。毒风疹痹，皮肉不仁，目赤肿痛，水肿风肿。过剂则汗多亡阳，夏月禁用。汁者心之液，过汗则心血为之动摇，乃骁悍之剂。丹溪以人参、麻黄同用，亦攻补法也。东垣曰：《十剂》曰轻可去实，葛根、麻黄之属是也。邪客皮毛，腠理闭拒，营卫不行，故谓之实。二药轻清，故可去之。时珍曰：麻黄太阳经药，兼入肺经，肺主皮毛；葛根阳明经药，兼入脾经，脾主肌肉。二药皆轻扬发散，而所入不同。王好古曰：麻黄治卫实，桂枝治卫虚，虽皆太阳经药，其实营卫药也。心主营为血，肺主卫为气。故麻黄为手太阴肺之剂，桂枝为手少阴心之剂。时珍曰：忠景之上寒无汗用麻黄，有汗用桂枝，未有究其精微者。津液为汗，汗即血也，在营则为血，在卫则为汗。寒伤营，营血内涩，不能外通于卫，卫气闭固，津液不行，故无汗发热而恶寒；风伤卫，卫气外滞，不能内护于营，营气虚弱，津液不固，故有汗发热而恶风。然风寒皆由皮毛而入，皮毛肺之合也。盖皮毛外闭，则邪热内攻，故用麻黄、甘草、桂枝，引出营分之邪，达之肌表，佐以杏仁，泻肺而和气，汗后无大热而喘者加石膏。《活人书》夏至后加石膏、知母，皆泻肺火之药，是麻黄汤虽太阳发汗重剂，实散肺经火郁之药。腠理不密，则津液外泄而肺气虚，虚则补其母，故用桂枝同甘草，外散风邪以救表，内伐肝木以防脾，使以姜枣行脾之津液而和营卫。下后微喘者加厚朴、杏仁，以利肺气也。汗后脉沉迟者，加人参以益肺气也。《活人书》加黄芩为阳旦汤，以泻肺热也。是桂枝汤虽为太阳解肌轻剂，实为理脾救肺之药也。诸家皆以麻黄、桂枝为肺经药，谓伤寒传足不传手者，误也。桂能平肝。发汗用茎去节，煮十余沸，掠去浮沫，或用醋汤略，晒干备用，亦有用蜜炒者，庶免太发。止汗用根节，无时出汗为自汗，属阳虚；梦中出汗为盗汗，属阴虚。用麻黄根、蛤粉、粟米等分为末，袋盛扑之佳。时珍曰：麻黄发汗驶不能御，根节止汗效如影响，物理不可测如此。自汗有风湿、伤风、风温、气虚、血虚、脾虚、阴虚、胃热、痰饮、中暑、亡阳、柔痉等证，皆可加用。盖其性能行同身肌表，引诸药至卫分而固腠理。

至善佛缘

《本经逢原》：麻黄微苦而温，中空而浮，阳也，升也。入足太阳，其经循背下行，本属寒水，而又受外寒，故宜发汗去皮毛气分寒邪，以泄寒实。若过发则汗多亡阳。或饮食劳倦，及杂病自汗，表虚之证用之，则脱人元气，祸患莫测。麻黄治卫实之药，桂枝治卫虚之药，二药虽为太阳经药，其实营卫药也。心主营血，肺主卫气，故麻黄为手太阴肺经之剂，桂枝为手少阴心经之剂。伤寒伤风而咳嗽，用麻黄汤、桂枝汤，即汤液之源也。麻黄乃肺经之专药，故治肺病多用之。仲景治伤寒无汗用麻黄汤，有汁用桂枝汤。夫津液为汗，汗即血也。在营即为血，在卫即为汗。寒伤营，宫血不能外通于卫，卫气闭固，故无汗发热而恶寒；风伤卫，卫气不能内护于营，营气不固，故有汗发热而恶风。是证虽属太阳，而肺实受邪气。盖皮毛外闭，邪热内攻，肺气怫郁，故用麻黄、甘草，同桂枝引出营分之邪，达之于表；佐以杏仁，泄肺而利气。是麻黄汤虽太阳发汗重剂，实为发散肺经邪郁之药也。腠理不密，则津液外泄，而肺气自虚，虚则补其母，故用桂枝同甘草，外散风邪以救表，内伐肝木以防脾；佐以芍药泄水而固脾，皆是脾肺之药。是则桂枝虽太阳解肌轻剂，实为理脾救肺之药也。《本经》治中风，是主缓风瘫痪而言。云温疟系湿疟，乃传写之误。破癥坚积聚者，表里兼治，非神而明之，难效其法也。

《本草崇原》：植麻黄之地，冬不积雪，能从至阴而达阳气于上。至阴者，盛水也，阳气者，太阳也。太阳之气，本膀胱寒水，而气上行于头，周遍于通体之毛窍。主治中风伤寒头痛者，谓风寒之邪，病太阳高表之气，而麻黄能治之也。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者，谓温疟病藏于肾，麻黄能起水气而周遍于皮毛，故主发表出汗，而去温疟邪热之气也。治咳逆上气者，谓风寒之邪，闭塞毛窍，则里气不疏而咳逆上气。麻黄空细如毛，开发毛窍，散其风寒，则里气外出于皮毛，而不咳逆上气矣。除寒热，破癥坚积聚者，谓在外之寒热不除，致中土之气不能外达，而为症坚积聚。麻黄除身外之寒热，则太阳之气出入于中土，而癥坚积聚自破矣。

《本草求真》：麻黄专入膀胱，兼入肺。辛温微苦，中空而浮，入足太阳膀胱，足太阳为六经外藩，总经络而统营卫，其经之脉起目眦，上脑下项，循肩挟脊抵腰，行于身后。故凡寒入是经，其症必见头痛，发热恶寒，腰脊卒强，无汗，脉则尺雨俱紧，是为伤风。兼入手太阴肺。麻黄空虚似肺，故亦兼入肺经。仲景用此以治寒入太阳无汗，其意甚深，盖缘津液为汗，汗即血也。在营则为血，在卫则为汗，寒伤营，营血内涩，不能外通于卫，卫气固密，津液不行，故无汗发热而恶寒。方用麻黄、甘草同桂枝引出营分之邪达之肌表，佐以杏仁泄肺而利气，是麻黄虽太阳发汗重剂，实散肺经火郁之邪。其在十剂，有曰轻可去实，葛根、麻黄之属是也。弘景曰：麻黄疗伤汗解肌第一药。又少阴病发热脉沉，有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少阴与太阳为表里，赵嗣真所谓熟附配麻黄，补中有发也。是以风寒郁肺而见咳逆上气，痰哮气喘，则并载其能治。但用此之法，则在佐使之间，或兼气药以助力，人参可得卫中之汗；或兼营药以助液，当归可得营中之汗；或兼温药以助阳，附子可除寒凝之寒毒；或兼寒药以助阴，黄芩、石膏、知母可解炎热之瘟邪，及夏月不宜用者，盖用过用则汗多亡阳，自汗表虚则耗人元气。张仲景曰：阳盛阴虚者，不可发汗；尺脉迟者，不可发汗；咽燥喉干者，不可发汗；咳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不可发汗；不痢虽有表症，不可发汗；淋家不可发汗；衄血、亡血家不可发汗；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少阴病脉沉细数，不可发汗；少阴病但厥无汗，不可发汗；脉动数微弱，不可发汗；脉沉迟不可发汗；汗家不可发汗。腹中上下左右有动气，不可发汗。夏月阳气外泄，不宜再发以夺元气耳。然果春夏值有深寒内入，则又何不可用之有。至于手少阴心之风热斑疹，足厥阴之风痛目痛，审其腠理坚闭，病应用散，亦当审实以投。功与桂枝、柴胡、葛根、芍药同为一类，但桂枝则解太阳风邪伤卫；王好古曰：心主营为血，肺主卫为气，故麻黄为手太阴肺之药，桂枝为手少阳经药，兼入肺经，肺主皮毛；葛根阳明经药，兼入脾经。柴胡则发少阳阳邪寒热往来，此则能发太阳阴邪伤营，不可不细辨也。发汗用茎。止汗须用根节。并蛤粉、粟米等分为末，袋盛扑之。时珍曰：麻黄发汗气驶不能御，而根节止汗，效如影响，物理之妙，不可测度如此。自汗有风湿、伤风、风温、气虚、血虚、脾虚、阴虚、胃热、痰饮、中暑、亡阳、柔至诸症，皆可随症加而用之。当归六黄汤加麻黄根，治盗汗尤捷，盖其性能行周身肌表，故能引诸药外至卫分而固腠理也。

至善佛缘

《得配本草》：余当审证施治。如妄用误汗，为害不浅。得肉桂，治风痹冷痛。佐半夏，治心下悸病；寒气泄也。佐射干，治肺痿上气；寒气外包，火气不通达故痿。使石膏，出至阴之邪火。为石膏之使。

铁甲痘极硬不灌浆者，酒煮炒黑煎服，痘即烂，便有生机。

发汗用茎，折去根节，先煎十余沸，以竹片掠去浮沫。沫能令人烦，根节能止汗，故去之。或蜜拌炒用亦可。惟冬月在表，真有寒邪者宜之。凡服麻黄药，须避风一日，不尔，病复作难疗。

用麻黄汗不止，冷水浸头发，用牡蛎、糯米粉扑之。

寒邪在里，脉不弛紧有力，伤风有汗，素有血证，真阴内虚，卫气不足，春时瘟疫，发热恶寒，无头疼身痛拘急等症，皆禁用。时症亦有头疼身痛拘急者，宜细察之。

《本草经解》：麻黄气温，秉天春和之木气，入足厥阴肝经；味苦无毒，得地南方之火味，入手阴心经。气味轻升，阳也。心主汗，肝主疏泄，入肝入心，故为发汗之上药也。伤寒有五，中风伤寒者，风伤卫，寒伤营，营卫俱伤之伤寒也，麻黄温以散之，当汗出而解也。温疟，但热不寒之疟也，温疟而头痛，则阳邪在上，必发表出汗，乃可去温疟邪热之气，所以亦可主以麻黄也。肺主皮毛，皮毛受寒，则肺伤而咳逆上气之症生矣，麻黄温以散皮毛之寒，则咳逆上气自平。寒邪郁于身表，身表者，太阳经行之地，则太阳亦病，而发热恶寒矣，麻黄温以散寒，寒去而寒热除矣。症坚积聚者，寒气凝血而成之积也，寒为阴，阴性坚，麻黄苦入心，心主血，温散寒，寒散血活，积聚自散矣。

《神农本草经读》：麻黄气温，秉春气而入肝；味苦无毒，得火味而入心，心主汗，肝主疏泄，故为发汗之上药，其所主皆系无汗之症。中风伤寒，头痛发热，恶寒无汗而喘，宜麻黄以发汗。但热不寒，名曰温疟，热甚无汗头痛，亦宜麻黄以发汗。咳逆上气，为手太阴之寒症；发热恶寒，为足太阳之表症，亦宜麻黄以发汗。即症坚积聚为内病，亦系阴寒之气，凝聚于阴分之中，日积月累而渐成，得麻黄之发汗，从阴出阳，则症坚积聚自散，凡此皆发汗之功也。根节古云止汗，是引止汗之药，以达于表而速效，非麻黄根节能止汗，旧解多误。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味苦，温。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凡风寒之在表者，无所不治，以能驱其邪，使皆从汗出也。止咳逆上气，轻扬能散肺邪。除寒热，散营卫之外邪。破症坚积聚。散脏腑之内结。

麻黄，轻扬上达，无气无味，乃气味之最清者，故能透出皮肤毛孔之外，又能深入积痰凝血之中。凡药力所不到之处，此能无微不至，较之气雄力厚者，其力更大。盖出入于空虚之地，则有形之气血，不得而御之也。

至善佛缘

《本经疏证》：麻黄之实，中黑外赤，其茎宛似脉络骨节，中央赤，外黄白。实者先天，茎者后天，先天者物之性，其义为由肾及心，后天者物之用，其义为由心及脾肺。由肾及心，所谓肾主五液，入心为汗也。由心及脾肺，所以分布心阳，外至骨节肌肉皮毛，使其间留滞，无不倾囊出也。故栽此物之地，冬不积雪，为其能伸阳气于至阴中，不为盛寒所凝耳。夫与天之寒，声相应气相求者，于地为水，于人身为精血津液，故天寒则地中之水皆凝为冰而不流。人身亦然，精被寒凝，则阳气沸腾，鼓荡于外，为伤寒温疟。邪热在表而无汗，津液被寒，则其质凝聚为水，而其中之气，奔迸上迫，为咳逆上气，血被寒则脉络不通，为癥坚积聚。麻黄气味轻清，能彻上彻下，彻内彻外，故在里则使精血津液流通，在表则使骨节肌肉毛窍不闭，在上则咳逆头痛皆除，在下则癥坚积聚悉破也。

昔人泥于伤寒脉法篇脉浮而紧一节，遂谓寒必伤营，风仅中卫，附以伤寒无汗中风汗出二语，以为麻黄桂枝二汤方柄，至大小青龙二汤，则既不可隶之寒伤营，又不容录之风伤卫.  遂别立风寒两伤营卫一门，以为鼎峙，殊不知风则伤卫，寒则伤营，仲景之言也。风寒两伤营卫，非仲景之言也。夫寒非风何以能及人之身，风非寒何以能中人之卫，是风与寒寒与风，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柯韵伯曰：太阳中风，脉浮紧，不汗出而烦躁；阳明中风，脉弦浮大，不得汗，合而观之，不得以无汗为非中风矣。太阳病，或未发热，或已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而未尝言无汗。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此不冠以伤寒，亦不言恶寒。又伤寒脉浮，自汗出，微恶寒，合而观之，不得以有汗为非伤寒矣。今人但据桂枝证之自汗，不究伤寒亦有自汗者，但以麻黄证之无汗，不究中风最多无汗者，谓伤寒脉浮紧，中风脉浮缓，不知伤寒亦有浮缓，中风亦有浮紧者，仲景之论，变动不居，后人偏为分疆书界，致使执滞难通，伤寒中风之说拘，则麻黄桂枝之用混，何如无汗不得用桂枝，有汗不得用麻黄，直捷了当也。善夫刘潜江之论麻黄桂枝二汤也。曰麻黄既以主气名，然寒伤营者用之，营则属血也；桂枝既以主血名，然风伤卫者用之，卫则属气也。营在脉中，伤之则邪入深，是岂止营病，且并卫病矣。故麻黄汤驱营中之邪，使这发越自卫而出，卫在脉外，伤之则邪入犹浅，然风邪干阳，阳气不固，必由卫不与营和，斯汗出耳。故桂枝汤散表外之邪，引卫气与营气谐和，虽然，麻黄何以能由营通卫，本经谓麻黄苦温。夫苦为在地之阴，是发于阴出于阳矣。犹助以杏仁之疏卫，乃能遂其由阴达阳之用，桂枝何以能由卫和营，本经谓桂辛热。夫辛为在天之阳，是发于阳入于阴矣。且助以白芍之通营，乃能遂其由阳和阴之用。盖风寒既伤于外，营卫本皆乖戾，特伤之重者无汗，无汗则以麻黄从阴中达阳，营气乃通，伤之轻者有汗，有汗则以桂枝从阳中召阴，卫气乃和，谓桂枝不入营麻黄不由卫可乎？夫寒著人则水气郁，水气郁则由卫及营，其害有不仅至营而止者，非如麻黄之气味轻扬，出入无间，能使在地之水不凝，出地之阳亦不壅者，何以使血脉利营气通耶？是营卫之义，不可不明，麻黄桂枝之用，断不必泥于在营在卫，脉法篇所谓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营卫俱病，骨节烦疼，当发其汗者，不为虚设矣。

或谓麻黄治外寒固矣，然必谓外寒与身中水气相应为病，则不用佐使用寒药者乎？曰：凡用麻黄以寒药为佐使者，大青龙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越婢汤、古今录验续命汤、文蛤汤，皆用石膏；麻黄升麻汤，用知母石膏黄芩；桂枝芍药知母汤，用知母；千金三黄汤，用黄芩。然大青龙汤、古今录验续命汤、千金三黄汤，治风寒；越婢汤，治风水；文蛤汤，治水气；桂枝芍药知母汤，治风湿，仍系外寒水气交关为害。惟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麻黄升麻汤，外寒未尽，里已化热，绝不与水气相干。但一则曰汗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一则曰大下后，手足厥冷，咽喉不利，吐脓血，泄利不止，则皆已服他药。夫已服他药，何以知其发病时，不系外寒与身中水气为病耶？且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冠以不可更行桂枝汤；麻黄升麻汤，冠以伤寒，则其始为外寒无疑矣。而服药后既已变证，仍不离乎伤寒中风，此最当著眼者也。

有汗不得用麻黄，斯言信矣。然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越婢汤二证，皆有汗出，汗出更用麻黄，独不畏其亡阳耶？虽然，汗多亡阳，为佐使用温药者言耳。夫寒邪外著，热气腾沸，原因身中阴气痹阻，不与阳交，故麻黄青龙等汤义，在使阴交于阳，阳气既和，遂和于外著之阴寒为汗，设服之过剂，则阳才外泄，阴即内争，此汗多亡阳之谓矣。兹二证者，既已有汗，阳犹甚盛，不与阴和，故或逼阴于外为汗，或遂阴于上为喘，或阳郁不宣为风水，或阻气于上为肺胀，故曰汗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曰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越婢汤主之；曰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曰千金用越婢加术汤，治肉极热，则身体津脱，腠理开汗大泄，厉风气下焦脚弱，可见皆阴与阳争，不能胜阳，阳结聚而阴散漫，阳上薄而阴不下输，如是而不用麻黄发其阳，阳终不能布，不用石膏泄阳通阴，阴终不能归，故两方者，非特用麻黄，且多用（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且倍用焉。（越婢汤）然终以阴阳不能相交，刻刻虑其阴胜阳负，故越婢汤下云：恶风者，加附子一枚，其中仍有生姜三两，可见虽发其阳，泄其阳，仍不忘夫亡阳矣。

然则大青龙汤用石膏倍麻黄，义莫比于此否？曰大青龙汤与越婢汤对待，固可以知表气疏密；与小青龙汤对待，尤可以知里气虚实。夫麻黄由表实而用，用麻黄弥实，用麻黄至六两已矣。乃大青龙之不汗出，与越婢之续自汗出，固可同日而语与，地皮毛者肺之合，肺主卫，卫者一身极外之捍卫也。故表气实者，不聚于营卫皮毛，即聚于肺，心者覆于肺下，表邪既聚于肺，心气无从发舒，故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主之。如盛寒之邪，聚于皮毛营卫，虽至一身悉肿，在内之心气，犹可发舒，故无大热，续自汗出者，越婢汤主之，聚于上则欲其通于营卫，为汗外泄耳。若在营卫皮毛为肿，则不必桂枝之通，毋庸杏仁之降，此大青龙越婢之殊也。若小青龙寒水之化聚于中，与大青龙之聚于上，又适相对照。盖聚于上，能束缚胸中之阳为内热，聚于中，则侵损胸中之阳为内寒，内热则烦躁，内寒则喘咳呕哕，烦躁故佐以石膏，内寒故佐以细辛干姜。然热比于实，寒比于虚，实者治宜急，急者倍麻黄，不急恐石膏增寒于内，虚者治宜缓缓者半麻黄，不缓恐麻黄细辛亡阳于外，此又小青龙大青龙所攸分也。

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此之谓风寒两伤营卫，主持是说者非一人。柯韵伯尤在泾非之，今之说又与柯氏尤氏所说者异，不合大青龙两条，比类而疏通之，则是说终为无据矣。大青龙扼要为寒水之化聚于上，寒水之化有风甚于寒者，有寒甚于风者，风性急疾，故脉紧急绞转，寒性凝重，故脉宛转不畅。风甚者内侵亦甚，则不汗出而烦躁，寒甚者障蔽亦甚，则身不疼而但重。充其类，风甚者能内为实热，寒甚者能外为肿胀，其源同，则其治亦同，而其趋向少有不同，则其变必不能同，故急治之，急治之故用麻黄至六两也。柯氏之说善矣。然于下条，必增人发热恶寒无汗烦躁句，其理始可通，尤氏之说亦甚当，然但疏加石膏，不及倍麻黄，于大青龙意义，终未为熨贴，今之说又遗却无少阴证句，亦未为全璧也。夫少阴证非他，烦躁是也。类躁非少阴证也。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烦躁，脉数急者，为传，是烦躁为太阳证矣。夫曰烦躁为传，烦躁乃多见于少阴篇，是以知烦躁者，实太阳少阴两经接界证也。是上下两条者，皆针锋相对，无少渗漏，上条冠以太阳中风，乃脉浮紧，发热恶寒，不汗出而烦躁，则与太阳中风应服桂枝汤者异，下条冠以伤寒，乃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且乍有轻时，又与太阳伤寒应用麻黄汤者异，惟其病属麻黄，证见桂枝，病属桂枝，证见麻黄，斯合两方为一方矣。中风证不应烦躁，而烦躁，是风性善生热，亟亟乎将入少阴，故不得不以石膏从阴通阳，从阳引阴，截于中道，使从太阳解，然不倍麻黄，则散发无力，恐阴既通阳，阳随阴化，热证未已，寒证复起，是适以害之也。伤寒证应烦躁，而不烦躁，是寒性善凝聚，故身重而将入太阴，不得不倍麻黄以发其凝聚，然不加石膏，则阴无所守，恐阳邪散，阴亦随之以竭，是适以杀之矣。观乎金匮要略之论饮曰：饮水流行，归于四肢，不汗出身体于重，谓之溢饮。曰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亦可思身重之所以矣。

麻黄非特治表也。凡里病可使从表分消者，皆用之，如小续命汤葛根之治风；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之治寒；麻黄加术汤、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之治湿；麻黄连轺赤小豆汤、麻黄醇酒汤之治黄；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痹一汤、牡蛎汤之治寒热；则犹有表证。有表证者用麻黄，本经所谓发汗去邪热除寒热也。若乌头汤之治风，射干麻黄汤厚朴麻黄汤之治咳，甘草麻黄汤文蛤汤之治水，则无表证矣。无表证而用麻黄，则本经所谓止咳逆上气破微坚积聚者。然所谓从表分消者谓何？曰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曰咳而脉浮，是病聚于肺。肺者皮毛之合，从皮毛而泄之，所以分消肺病也。曰里水，曰吐从渴欲得水，脉紧头痛，是病仍在上及皮毛，与风寒不殊矣。惟心下悸一证，绝不见可用麻黄踪迹，主以半夏麻黄丸，其义最为难释。盖悸者水饮侵心，心气馁缩，固应半夏之治饮，然用麻黄通心，不用桂枝者，则以桂枝仅能通血脉，不能发舒心阳，然究病轻药峻，不宜急治，故止服如小豆者三丸，日三服以渐去之，于此见用麻黄仍欲使之和缓有如此者。

凡用麻黄发汗治咳逆，皆可知其治肺矣。治心者除半夏麻黄丸外，犹有可证者乎？然伤寒金匮除此却无明文，而在千金外台者，可考也。千金治心热满烦闷惊恐安心散，调心泄热，治心脉厥大寸口小肠热齿龋嗌痛麻黄汤，（十三卷）外台删繁疗心劳实热，好笑无度，自喜，四肢烦热，止烦下气麻黄汤，删繁疗脉极热伤风损脉为心风心风状多汗无滋润消虚热极止汗麻黄汤（十六卷）范汪疗心腹积聚寒中  痛又心胸满肋下急绕脐痛通命丸，（十二卷）皆以麻黄为君，则麻黄之通心阳，散烦满，可见矣。然则在肾独无用麻黄者乎，是亦有之。金匮曰：病厉节不得屈伸疼痛，乌头汤主之；千金有治肾劳热阴囊生疮麻黄根粉方，亦有治精极五脏六腑俱损伤虚热，偏身烦疼骨中  痛烦闷方，（十九卷）外台有删繁疗劳热四肢肿急少腹满痛颜色黑黄关格不通鳖甲汤（十六卷）皆有麻黄。则麻黄之于肾，盖治气闭精凝虚热内作之证矣。且过者功之对也。用麻黄而过，在肺则有厥逆，筋惕肉?，在心则有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在肾则有脐下悸。循其过而稽其功，则前所谓麻黄下能通肾气，而上能发心液为汗，及除肺家咳逆上气者，为不虚矣。

本经谓麻黄除寒热，仲景亦有用麻黄治寒热之方，而治寒热主剂，实为柴胡，是则柴胡所治寒热，与麻黄所治寒热，当必有别矣。伤寒论曰：太阳病，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一日二三度发，脉微而恶寒，面有热色，身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曰服桂枝汤后，形如疟，日再发者，宜桂枝二麻黄一汤；曰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宜桂枝二越婢一汤。夫柴胡所主之寒热曰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则与麻黄所主之寒热一日二三度发，日再发者，有别矣。且此则曰恶寒，小柴胡证则曰外有微热，可见寒热彼此皆有休时，惟柴胡证则不恶寒，但有微热，麻黄证则无热而但恶寒，知此则两证之异昭昭然无可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