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所见之孔子人格魅力

念念求往生

武锋

   摘要：细读《论语》，我们就会发现，孔子是一位具有多彩多姿性格的人，有时还很可爱。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能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里产生重要影响，当然是源于它博大精深的思想，但与孔子本人的人格魅力也有莫大的关系。

关键词：学者；智者；仁者；通者；人格魅力
  
孔门弟子亲眼目睹了孔子的人格魅力，并为其所吸引。《论语·述而》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这是对孔子人格的一种轮廓式的描述。颜渊对孔子更是赞佩不已：“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
即使站在今人的立场上，孔子在很多地方同样让人赞赏。
  

一、孜孜不倦的学者

  
孔子是自学成才的典范，勤奋不倦的学习是贯穿孔子一生的主题。正是通过刻苦的学习，孔子才掌握了渊博的知识，并授徒讲学，成为一位大教育家、大思想家。
孔子自己承认：“吾十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正是通过学习的积累，在不断的学习中，孔子一步步得到提高，从而达到了“从心所欲”的境界。孔子学习如饥似渴，不断的寻找机会充实自己，“入太庙，每事问”（《论语·乡党》）。孔子认为学习要有正确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孔子以学习为乐，并对学习有很深的体会。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学而》）还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论语·述而》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对这一事件，《史记·孔子世家》所记略有不同：“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太史公多了“学之”两字。综合这两段记述可以看出，孔子在齐国与太师讨论音乐，欣赏了《韶》音之后被其所吸引，然后孜孜不倦的学习，以致“三月不知肉味”，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这正符合孔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的精神。孔子对学习要求极其严格，“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他常常担心自己的学习不进则退，因此时时策勉自己。孔子好学，而对外界要求不高，“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孔子把学习作为终身的事业，在学习上不断修养自己，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极力赞赏勤勉好学、 心无旁骛的人。他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
孔子同样教导自己的儿子孔鲤好好学习，特别要学习《诗》、《礼》。陈亢以为孔子对自己的儿子孔鲤可能有私心 ，或许暗里传授一些成才的“秘诀”给他。他一问孔鲤才知，孔子除了叮嘱他好好学习以外并没说什么（《论语·季氏》）。可见，孔子把好学的精神也传给了自己的后代。
孔子满有信心的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孔子以学为乐、以学为荣的精神一望便知。
对于孔子学习的最终目的，有人有过比较好的论述：“孔子注意学习传统文化，其目的并不仅在学习一些知识，而是通过学习来认识生命的意义，端正人生的态度，成就伟大的人格。因此，那种将孔子视为守旧主义者的观点，是颇值得商榷的。”[ii]
  

二、知人论世的智者

  

孔子看人不从片面出发，而是详细的考察一个人，作出综合评价。因此，孔子能看到一个人的不足，同样也能看到一个人的长处，不把人一棍子打死。所以，孔子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很恰当。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其中，最典型的是孔子对管仲的评价。
孔子曾不满的说：“管仲之器小哉！”并批评他不节俭、不知礼，批评的分量是很重的（《论语·八佾》）。但当子路认为管仲不仁时（因为管仲未死公子纠之难，反而做了纠的政敌公子小白的相），孔子极力为管仲辩诬，认为管仲有仁的一面。并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莫之知也。”（《论语·宪问》）既有批评，又有赞美，可见孔子知人论世的视界是开阔的，眼光是较高的。在对管仲的评价上，孔子也批评了无条件忠君不知变通的行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据此可以知道，孔子看问题不是从一家一姓的兴亡为出发点的，他看得更远，注意到了从大局利益考察问题。
颜渊是孔子非常欣赏的学生，孔子曾多次褒扬他。但孔子也指出：“回（颜渊）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论语·先进》）孔子含蓄批评了颜回缺乏怀疑态度的精神，此中可以看出，孔子看一个人是深刻的，不因自己欣赏而去回护他。这也表明孔子知彼知己、谦虚谨慎、不骄不傲。
季康子是鲁国的权臣，他贪欲很盛而又专权，治下盗贼很多，他就此事请教孔子。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不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如果你季康子没有贪欲，就算赏赐人民让他们为盗，他们也不会去盗窃的。这句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指出正是季康子本身的原因才有下面人们的为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孔子的见识是非常敏锐的，对贪权逐利的当权者是严厉的抨击。我们也可以从新出土的郭店楚简材料来考察孔子对类似问题的认识。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名为《缁衣》的文章，它其中有一句话说：“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以命，而从其所以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好恶，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诗》云：‘赫赫师尹，民具而瞻。’”[iii] 孔子看到了在上位者的行为对平民百姓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在上位者应该以身作则，对自己严格要求，为普通人树立良好的典范。孔子的这段话与老子“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iv]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段话也见今本的《礼记·缁衣》，只是文句略有差异，今本也缺少“《诗》云”一句。
孔子考察人一生的行事之后，提出了忠告，认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这是孔子对人们心理与生理的细致分析，对今人还有警世作用。
孔子用世屡次受挫，他认为这是外在环境造成的，外部环境能够深刻的影响一个人的发展，甚至束缚人的发展。孔子认为外部环境时有恶劣是正常的情况，有才能的人会经常受到不利情势的历练。对于不好的处境，不是抱怨叹气，而是要努力从各方面修养自己，提高应对环境的能力。他说：“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v]孔子认为对于多样的外部世界，要取随机应变的态度，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行事方式，从而达到人生目的。他说：“君子之行己，其于必达于己，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故屈节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时。是以虽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vi]当然，孔子所说的能屈能伸是有鲜明的行事原则的，那就是“不毁其节”、“不犯于义”。
  
  

三、兼善天下的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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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讲究积极入世的，在现世做出一番事业和贡献是儒家梦寐以求的，孔子当然也不例外。可以说，孔子的所有作为都是以在社会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目的的，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改造社会是孔子的理想。他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我怎能像匏瓜一样只待在一处而不被饮食？表达了积极用世的思想。而仪封人认为“天将以夫子（孔子）为木铎”（《论语·八佾》），就是说孔子必定要像“木铎”那样，用学问来发挥自己宣传和教化世人的作用。不管是为“木铎”还是不为“匏瓜”，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必须要在现实社会做出一番事业，使个人的才学得以为社会服务。
孔子有时提出“天”来支撑自己及自己的事业。孔子周游列国时曾被匡人围困，当时形势非常紧急，他的弟子产生了恐惧的情绪。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vii] 宋司马桓魋欲害孔子，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此处两次提到“天”，当然不是宿命论的意思，而是孔子借此表达自己无论如何艰难都要继续自己事业的信心，从侧面表现了孔子兼善天下的志向。同时，也是孔子在遇到挫折时对自己的安慰与鼓励，是一种自我调适的做法。
“仁”是儒家的中心学说，孔子把“仁”从人性与人际关系的立意上引申到了兼善天下这一层次，强调要把内在的精神修养扩展出来而为他人、为天下做出贡献。“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论语·颜渊》）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孔子不光这样说，他也这样做了，如周游列国，授徒讲学等等。孔子为此付出了大半生的精力，他是真正的仁者。他对自己的“仁学“抱有极坚强的信念，矢志不渝。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他还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孔子还自信的说“：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孔子对自己的“仁学”不但有坚强的信念，甚至可以为此献出生命也再所不惜，“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与孟子“舍生取义”的思想正相对照。虽然孔子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的主张变为现实 ，有时还很落魄，但在他身后有一大批人继续发扬光大他的学说，使他的学说在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他的这种思想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的士人，使他们怀着极大的责任感积极服务于社会，为中国的治平与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孔子“仁”的学说对中国士人学有所用、积极用世的思想影响是深远的。
基于以上原因，杨伯峻才说：“在春秋时代，除郑国子产等几位世卿有心救世外，本人原在下层地位，而有心救世的，像战国时许多人物一般，或许不见得没有，但却没有一人能和孔子相比，这从所有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可以肯定。”[viii]
有论者指出，孔子一心想着入仕，没有官做就惶惶不可终日。孔子入仕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只把入仕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作为一种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兼善天下，在这一点上他是没有私心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要求他积极入仕而有什么苛责，况且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比较可能实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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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乐天知命的通者

  

孔子一生不得志。早年奔波于列国，尝尽辛苦，晚年退而修书讲学。虽然孔子不得志，所历艰难，但孔子不畏惧，不逃避，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对待人生。在乐天知命、通达自得上孔子并不比老庄差。“孔颜乐处”是对这种处世态度的概括。

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句话是对颜回的肯定，实际上也是孔子自己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正所谓“夫子自道”。孔子还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若浮云。”（《论语·述而》）这种淡泊明志、宁静自得的精神支持了孔子，使他能在各种厄难中站住脚，努力追求着自己的人生境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正因为对事情看得比较开，所以当在陈、蔡被围时，子路已经不耐烦了，而孔子却可以“讲诵弦歌不绝”。[ix]

在一次弟子们的言志中，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后，喟然叹曰：“吾与点（曾皙）也！”（《论语·先进》）这种诗化生活触动了孔子的心弦，并深深为之向往，但又被诸事阻绊，因此才有“喟然”一叹。

孔子有时也开开玩笑，露出了幽默、可爱的一面。一次孔子到了他的学生子游主管的武城，听到了弦歌之声。夫子莞尔一笑，曰：“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治理小小的武城还用得着行礼乐教化吗？）子游对曰：“昔者言偃（子游）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从这种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性格中很本色的一面，特别是“莞尔”一词，让人想见孔子和子游开玩笑的情态。

孔子对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知道自己的主张可能得不到时人的认同，在积极用世的同时，也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这样实际的思想出现。所以说，孔子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做事，但也顾及到了实际情况，他不是不知变通的人，否则他晚年也不会回到鲁国去修书教学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可以说影响了以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观点。孔子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态度是达观的。“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x]面对郑人的揶揄，孔子不但没有生气，而且还非常高兴，因为“丧家之狗”正道出了孔子奔波列国的辛酸，孔子可以借此以解嘲，也表明孔子不怨天尤人的达观态度。因此，孔子“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xi]

钱穆说：“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xii]、“孔子讲人生，常是直指人心而言。由人心显而为世道，这是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亦可说是中国人的宗教。”[xiii]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郭店楚简新材料的发现，我们越来越清楚的看到孔子乐天知命思想的发展情况。马王堆汉墓帛书发现了属于易学系统的《要》、《系辞》、《易之义》、《二三子问》等文章，证明孔子晚年曾经非常重视易学的研究。[xiv]换句话说，孔子晚年更多的重视形上学的思考，因为易学是打通天道的。马王堆帛书中还有一《五行篇》的文章，是孔子关于人的身心修养的言论，探讨人心与外物的关系，其中有语云：“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心曰若（诺），莫］敢不［若（诺）。心］曰进,莫敢不进。［心曰退,莫敢不退。心曰深，莫敢不深］。心曰浅莫敢不浅。”[xv]这是一种高扬主体性的哲学，有“将‘心’升华至一种世界精神或绝对理性的境界”的倾向。[xvi]可见，孔子对心性问题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说，孔子有自己对天道与人道的认识。陈鼓应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和马王堆帛书的新材料，提出了《易传》的哲学思想属于道家而非儒家的观点，认为这一观点“不仅打破了学界公认的看法，也推翻了二千年来经学传统的旧说”。[xvii]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这就完全忽略了孔子晚年对易学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易学所作的发挥。不能因为孔子在《易传》中也讲形上学，即将它归为道家作品，因为孔子有自己的一套对天道与人道的认识。孔子讲天道最终还是强调人的社会责任，这与老子讲天道强调人内心自发性的东西是有区别的。[xviii]对这一问题，郭沂驳正甚详，可参看。[xix]关于心性问题的论述，在郭店楚墓竹简之中发现的就更多了。郭店楚墓竹简中属于儒家的篇章有《缁衣》、《成之闻之》、《性自命出》、《穷达以时》等，越老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些著作属于注重心性问题的儒家子思学派的作品。[xx]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孔子的思想对子思的思想应该是有影响的。我们可以通过子思学派的思想反观孔子的思想。其《穷达以时》篇说：“有天有人，有人又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xxi]作者考察了客观环境与人的主观行为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制约作用。这就可以与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相互发明。其《性自命出》篇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xxii]这种天、命、性、情、道依次而下的心性学说是很有特色的，特别是“道始于情”一句，可以看出儒学对人的性情是很重视的。所以，庞朴先生说：“情的价值得到如此高扬，情的领域如此宽广，都是别处很少见的。……这种唯情主义的味道，提醒我们注意：真情留露是儒家精神的重要内容。真情流露就是率性。”[xxiii]从子思学派的思想我们可以反观孔子对心性修养肯定也是有所议论的，前面的论述就是极好的证明。所以，孔子乐天知命的思想有其渊源所自。

  

以上撮取几方面谈了孔子的人格魅力，我们看到了一个性格丰富的、有声有色的孔子。从孔子身上，我们也可以约略观察到儒学之所以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原因。诚如太史公所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xxiv]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