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在岭南的佛教情结

至善的爱

　　绍圣年间，苏轼先被派往宋朝北部的边防要地定州，打算再作努力，整饬边防，抚恤军民。这时新党再度执政，厄运又接连而来，苏轼再遭谪贬，先是被贬至广东英州，再又被贬到更远的岭南惠州和海南。 　　天下不敢小惠州 　　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39岁时，于杭州赎青楼女子王氏朝云(12岁)，字子霞，钱塘人，精通楷书。苏轼有一首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首诗明写西湖旖旎风光，而实际上寄寓了苏轼初遇王朝云时为之心动的感受。数年后收为侍妾。绍圣三年(1096)朝云卒于惠州西湖，事奉苏轼23年，忠敬如一。 　　元丰六年(1083)，朝云生下一子苏遁，不过，未满周岁而夭折。在苏遁生下三天举行洗礼时，苏轼曾写诗一首，用以自嘲：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洗儿戏作》)其实，这首诗却反映了他入佛之后的平静心态。 　　绍圣二年(1095)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时，有《食荔支二首并引》其二有“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之句。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苏东坡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绍圣三年(1096)七月五日，到惠州后一年多，朝云突然得了一种瘟疫，不幸早别。朝云和苏东坡都信佛教，她在咽气之前握着东坡的手，念着《金刚经·六如偈》：“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六如意思是：“世上一切都为命定，人生就像梦、幻、泡、影，又像露水，像闪电，转眼之间就永远消逝了，因此没必要过于在意。”这番话不只是体现了朝云的彻悟，也体现了他们的共同信仰，同时也隐含着她临终时提醒东坡节哀的牵挂。而所引《金刚经》，又是那样的隽永、熨贴。是的，人生无常，但对人生的感悟一旦获得共振，无常之中便有了一种超越，一种瞬间的永恒! 　　“念其忍死之言，欲托栖禅之下。”(《惠州荐朝云疏》)八月三日，按照朝云的心愿，苏轼把她安葬惠州丰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葬之惠州栖禅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与李端叔二首》)“朝云葬丰湖上栖禅寺松林中。前瞻大圣塔，日闻钟梵。墓得如此，不负其宿性。”(《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二十六) 　　朝云安息之所是一个僻静的地方，黄昏时分可以听到阵阵松涛和禅寺的钟声。“而既葬三日，风雨之余，灵迹五踪，道路皆见”，“伏愿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今夜少香少花，遍周法界。湖山安吉，坟墓记坚。”(《惠州荐朝云疏》)附近寺院的僧人筹款在墓上修了一座“六如亭”，用以纪念朝云。亭柱上镌刻苏轼亲自撰写的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这副亭联不仅折射出苏轼对一生坎坷际遇的感叹，更饱含着他对一位红颜知己的无限深情。 　　惠州对于苏东坡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他在杭州西湖上初识朝云，写下了“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名句；20多年后，朝云在惠州病逝，他又将“每逢暮雨倍思卿”的哀思，永远留在西湖六如亭的楹联上。“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东坡晚年回首自己的一生写下的诗句。惠州西湖因苏东坡而与杭州西湖齐名，惠州的人文历史，也因苏东坡的这段奇缘平添了一份凄怆的独特气质。清代惠州才子江逢辰曾自豪地说：“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苏轼对于惠州文化的影响于此可见矣。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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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何处是真依 　　苏东坡贬惠，往来过南华，写了不少表示归心禅宗的文字。在赴惠途中，过金陵(今江苏南京)崇因禅院见长老宗袭，院内有新造观音菩萨像，苏东坡前去礼拜并发心愿∶“吾北归当复过此，而为之颂。”(《观世音菩萨颂》)后，果然于北返时(1100年)作《观世音菩萨颂》。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平生文字为吾累”，这是他晚年对自己平生生活经历的感慨。在新旧党的倾轧诬陷中，多次被贬谪，流放到边陲，遍游名山大川，也就有机缘来南华禅寺。在苏东坡浩瀚的著作中，现存为曲江南华禅寺所作的诗文有《书南华长老辩师逸事》、《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苏程庵碑记铭并序》、《锡泉铭并序》、《南华长老题名记》、《与南华辩老十三首》、《南华禅寺六祖塔功德疏》、《论六祖坛经》等十三篇及诗作两首。由此可见苏东坡与南华禅寺是有着密切关系的。绍圣二年(1095)六月，南迁途中，南行至广州，又南行经曹溪南华寺(今广东曲江县)，即原来的宝林寺。见到六祖惠能漆纟宁真身，苏轼不禁老泪纵横作《南华寺》诗说：“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在这里他结识了临济宗南华重辩，“某到惠已百日，杜门养疴，凡百精遗，不烦留念。”(《与南华辩老十三首》)到惠州后二人一直有音书往还。苏轼有给他的信《与南华辩老十三首》(《苏东坡全集》)或《答南华辩禅师五首》(《东坡续集》卷七)，后又作《书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六)等，并应请书写柳宗元《大鉴禅师碑》。《佛祖统记》卷四十六载：“绍圣二年，苏轼谪惠州。韶阳南华寺重辩，请轼书柳宗元六祖碑。复题其后曰：‘释迦以文设教，其译于中国必托于儒之能言者，然后传远，故大乘诸经至楞严，则委曲精尽胜妙独出，以房融笔授故也。’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而南华今无石刻。重辩师谓：‘自唐以来，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如子厚者，盖推本其言与孟氏合。其可不使学者，日见而常诵之。”苏东坡自南海北归时，重辩已亡殁，曾以茗果致奠，并书其事。当时继重辩住持南华寺的，是慧林宗本弟子南华得明。苏轼有《与南华明老三首》。 　　“绍圣二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游白水山佛迹寺”(《题白水山》)。绍圣四年(1097)苏东坡再贬海南，告命到惠州，惠守说其妻曾梦见普光王菩萨僧伽将为其送行，苏轼则以为“前世有缘”。元符二年(1099)四月十五日，苏轼作《十八大阿罗汉颂》，颂缘起于蜀人金水张氏所画，得之于民间，时值苏轼谪居儋耳(海南)。元符三年(1100)五月，苏轼被赦内迁廉州(今广西合浦)。六月二十日，渡海北还，十一月十四日，苏轼道过清远峡宝林寺，颂禅月大师(贯休)所画十八大阿罗汉。《书〈罗汉颂〉后》自注云：“佛弟子苏轼自海南还，道过清远峡宝林寺，敬颂禅月禅师贯休所画十八大阿罗汉。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五日，于清远峡，与吴复古(子野)、何德顺(崇道)、昙颖、祖堂、通老、黄洞(明达)、李公弼、林子中同游广庆寺。十一月，与李公寅游曹溪，至南华寺，会晤明老、苏坚(伯固)。全家瞻礼南华寺六祖普觉禅师之塔，作功德疏。坚公寅同游。《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有“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苏轼，先于绍圣之初，谪彼惠州，过南华禅寺，上谒六祖普觉大鉴禅师而后别。又谪过南海，遇赦放还。今蒙恩受前件官，再过祖师塔下。由此可知，苏东坡于被贬南迁及遇赦北还时各经过南华禅寺一次。据《曹溪通志》卷五载：“宋端明学士苏公轼绍圣元年甲戌八月过南华，作书苏程铭”，这就是苏东坡由颍州(安徽阜阳)被贬英州(今广东英德县)、惠州(广东惠州市)南迁时第一次进南华禅寺的日期为绍圣元年(1094)农历八月；《与南华辩老十三首》第十一首亦有记载。苏东坡第二次进南华寺是元符三年(1100)农历十二月十九日，《书南华长老辩师逸事》有记载。苏东坡第三次进南华寺的时间可从《与南华明老三首》可推断出元符三年(1100)农历十二月十九日之后五天，即元符三年(1100)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左右。苏东坡全家瞻礼，饭僧设浴，以致感恩念咎之意，为禳灾集福之因”语。全家瞻礼，是迈、迨、过、皆至也。在南华寺，追和沈辽赠南华韵，夜观《传灯录》，口占诗；从李公寅劝，欲卜居龙舒；潘衡亦在寺。留数日，登舟去。南华明长老寄四偈，作一偈以报。翌年正月初一日，苏轼作《南华长老题名记》。在《冷斋夜话》卷九亦记载苏东坡在岭南曹溪夜读禅宗书籍《传灯录》：“东坡夜宿曹溪，读《传灯录》，灯花堕卷上，烧一僧字，即以笔记于窗间曰：‘山堂夜岑寂，灯下读《传灯》。不觉灯花落，荼毗一个僧。’”(《东坡读〈传灯录〉》)苏东坡遇赦北归，消息不胫而走，宗族兄弟苏坚(伯固)致书约他到韶州南华寺会面，苏东坡一诗，有句云∶“水香知是曹溪口，眼净同看答佛衣。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诗中的“眼净”来自于《维摩经所说经》中“远离尘垢，得法眼净”之句。“追和沈辽赠南华韵”，即是他作的《追和沈辽赠南华诗》∶“哉彼上人，了知明镜台。欢然不我厌，肯致远公杯。莞尔无心云，胡为出岫来。一堂安寂灭，卒岁扃苍苔。”“作一偈以报”即《南华老师示四韵，事忙，姑以一偈答之》：“恶业相缠五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禅。却着衲衣归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对比起来，他前期写的诗，往往流露不堪世事压迫以求解脱之感；而到后期，则能以更透脱的禅理来认识世界，看待人生，作飒然超离之想。 　　苏轼曾在绍圣元年(1094)九月于贬谪惠州途中匆匆路过广州。留宿城西天庆观，旋即由白云山东行，过蒲涧，留诗《蒲涧寺》，又过扶胥南海神庙，题诗《浴日亭》，遂往惠州谪所。元符三年(1100)，“(六月)辙与兄子瞻皆自岭南蒙恩北还”(《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这个在蛮烟瘴雨里饱受折磨的66岁老人苏轼于宋元符三年(1100)六月获赦北返自儋州北归，经廉州(今广西合浦)辗转抵达广州，已是凉秋九月末，苏东坡在此番一逗留约一个月，仍住天庆观。路经广州时到一寺游览，看见寺内有古榕树六棵，应寺僧恳请之情，便题书“六榕”二字，六榕寺因苏东坡当年为寺庙题字而得名。《苏轼年谱》卷三十九载：元符三年(1100)九月，应程怀立之约，游净慧(六榕)寺；憩寺六榕下，题“六榕”。(《苏轼年谱》卷三十九)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又云：“后有‘眉山轼题并书’六字，亦凸，仅存字形而已。”(《苏轼年谱》三十九卷)因此，六榕寺大门对联“一塔有碑留博士，六榕无树记东坡”便不难理解了。其中的“博士”实指王勃，纪念他为舍利塔撰写的《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之文。如今六株榕树已经没有了，所以“六榕”实际上是历史古迹，仅留追忆罢了。门前“六榕”二字是苏东坡手迹，明代称六榕寺，并沿袭至今。 　　苏东坡为何题书“六榕”二字呢？是因为苏东坡爱妾王朝云在绍圣三年(1096)七月惠州辞世，葬西湖栖禅寺之松林中，寺僧为之建“大圣塔”，嗣后在其塔旁建“六如亭”，盖取《金刚经》“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之意，由此可鉴苏东坡的皈依我佛之心。其后，苏东坡更远则贬谪到儋州，北归之心，苏轼“心似已枯之木”矣！在净慧寺(今六榕寺)榕荫之下，苏东坡深感世人受色、声、香、味、触、法之“六尘”蒙蔽，眼前的六株古榕恰恰能遮蔽尘世间的“六尘”之烦恼，由此题书“六榕”二字与惠州所题“六如”相互辉映，皆凸显苏东坡深受佛禅影响之深。 　　苏东坡在广东的题字石刻亦不少，据《广东省县志·文化艺术志》记载：《证道歌碑》，北宋绍圣三年(1096)刻碑，碑在广州六榕寺“补榕亭”亭畔，传为释玄觉撰文，苏轼书。现存800字，漫漶难辨。苏轼在广东的碑刻还有多处，如“英德南山题名”、“英德碧落洞题诗”，广州南海神庙“浴日亭”诗碑。《潮州韩文公庙碑》，惠州西湖《德有邻堂》刻石，德庆“三洲岩”诗刻。(《广东省县志·文化艺术志》第十二章，书法·篆刻) 　　同年，苏轼曾参访过当今广州光孝寺。靖国元年(1101)，《冷斋夜话》卷七《东坡作偈戏慈云长老又与刘器之同参玉版禅》：“又尝要刘器之同参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闻见玉版，忻然从之。至廉泉寺，烧笋而食。器之觉笋味胜，问：‘此笋何名？’东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师善说法，要能令人得禅悦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戏，为大笑。东坡亦作偈曰(略)。”偈即是诗。廉泉寺当即报恩光孝寺。(《冷斋夜话》)由此可知，苏东坡曾到访过光孝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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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万里真吾乡 　　苏东坡一生几次被贬，从繁华的京都到落后的黄州，再到远离京都和家乡千里之外的岭南惠州，最后到被称为天涯海角的蛮荒之地海南岛。那时的海南岛根本不适于人居住，在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秋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一次苏东坡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这种有害于人的气候，颇使人想到长生之道。苏东坡写过下面一段文字：“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书海南风土》)苏轼由此发现一个道理：“寿夭无定，习而安之”。人命长久短浅和所居之处没有必然相关的。 　　“粤岭风俗殊，有疾时勿药。”(《雷州八首》其五)当地居民非常迷信，患病时由术士看病，没有医生。土人治病的唯一办法是在庙中祷告，杀牛以祭神。结果，每年由大陆运进不少的牛专为祭神之用。苏东坡是佛教徒，设法改变此一风俗，但风俗改变，谈何容易，他在《书柳子厚〈牛赋〉后》曾写过下列文字：“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从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元符三年(1100)三月十五日，苏轼书柳宗元《牛赋》并作《书柳子厚〈牛赋〉后》，赠琼州僧道?。《苏东坡全集》卷九十五，谓海南“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至人、牛皆死而后已。文勉道?晓喻乡人之有知者，使此种陋俗庶几其少衰。(《书柳子厚牛赋后》) 　　据苏东坡说，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惟有一幸，无甚瘴也。”这种巨大的落差在中国其他文人(像李煜、晏殊)身上并非没有过，但是能做到像苏东坡的却没有一人，正如他在岭南《定风波》中所说的一样，“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但是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达观的人生哲学，却不许他失去人生的快乐，不曾失去那份诙谐轻松。他写信给朋友说：“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优煎。”由一般世俗的看法衡量，苏东坡毕生坎坷多难。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问伯夷叔齐二大先贤，他二人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弟子问孔夫子，“这些大贤人临死之时，有无怨恨？”孔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苏东坡移贬海南儋州，路经广西藤州时恰好遇上贬于雷州的苏辙，兄弟俩人在贬途中幸会而悲喜交集，携手同行至雷州，寄居天宁古寺。他觉得该寺环境幽静，便应住持僧人的要求，题写了“万山第一”四个字。为消除谪居的悲苦，兄弟俩常到罗湖游玩，徜徉于绿水翠荷之间。宋元符三年(1100)正月初九，25岁的哲宗皇帝崩逝，群臣及太后于是立神宗第十一子端王即位，就是宋徽宗。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东坡也在被赦的名单内。刚到雷州一个月，他接到让他去永州(今湖南零陵)的命令。年少即有用世之愿的苏东坡终于结束了多年的被贬生涯，从儋州(海南岛)北返而归。在回返之途经广州时巧遇弟子由，对他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30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亦有记载：“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易传》、《论语说》、《书传》)，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由此看来，苏轼后期的主要精力仍在研究儒家典籍。 　　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宋绍圣四年(1097)六月，苏东坡从惠州贬至儋州时已年逾花甲，居儋州三载，以著书为乐，写下大量著名诗文，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学遗产。 　　在北返路过金山寺时，苏东坡曾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一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由此，他结束了多年的贬谪生涯后对自己困厄的“官运乖舛、数度因人诟陷而被贬”的人生所作的总结，这也成了他的自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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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死而生皈净宗 　　七月十八日，苏轼在临终前，对守在床边的三个儿子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亦云：“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他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充满了自信与达观，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又告诫人们神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但遗憾自己已经回天无力了，他说道：“看来西方极乐世界是有的，但我现在已经用不上力了。”并嘱咐他们说：子由要给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亦云：“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崇山下，子为我铭。’”几天之后，他似乎有点起色，让两个小儿子扶他由床上坐起，扶着走了几步。但是觉得不能久坐。 　　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维琳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虽然苏东坡不能坐起来，他愿让维琳方丈在他屋里，以便说话。二十六日，他写了最后一首诗。维琳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劝他念几首偈语。苏东坡笑了笑，他曾读过高僧传，知道他们都已死了。他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是不是？”鸠摩罗什为印度高僧，在汉末来中国，独力将印度佛经三百卷左右译成中文。一般人相信他是奠定大乘佛法的高僧，中国和日本的佛法即属于此一派。鸠摩罗什行将去世之时，有几个由天竺同来的僧友，替他念梵文咒语。纵然这样念，但是鸠摩罗什病况转恶，不久死去。苏东坡在《二十四史》中的《后秦书》中，读过他的传，还依然记得。在《纪年录》中亦有记载：“径山老惟琳来，说偈，答曰：‘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乃能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摩什，神咒真浪出。’琳问神咒事，索笔书：‘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并出一贴云：‘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有不起之尤，非命也耶！’盖绝笔于此。”此为苏东坡临终前的疑惑。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鼻尖上放一块棉花，好容易看他的呼吸。这时全家都在屋里。维琳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在他耳边大声地说：“端明！不要忘记——现在，要想来生!”然而苏东坡却轻声叹道说：“西方不是没有，但我这里使不上力气。”常州诗人钱世雄(又名济明，晚年自号冰华老人)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他的道教道理。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中亦有记载他们三人的答回：琳叩耳大声曰：“端明宜勿忘。”公曰：“西方不无，但个里著力不得。”钱世雄曰：“至此更须著力。”答曰：“著力即差。”(《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下]卷四十五)语遂绝。宋·周火军《清波杂志》卷三亦有此记载。在《佛祖统记》卷四十六云：“七月，东坡苏轼卒于毗陵。时钱济明侍旁曰：‘公平生学佛，此日如何？’轼曰：‘此语亦不受，遂化。”“而子瞻终于毗陵”(《天竺海月法师塔碑》)，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迈问后事不答，是日公薨。实七月丁亥也。”(《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下]卷四十五)苏轼临终时，儿子迈走上前去请示遗教，但是一言未发，便去了，“诸子……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享年66岁。苏轼在自己生前就很喜欢的常州病逝，时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在《答径山琳长老》一诗注云：“其(东坡)常州《与东坡问疾》诗云‘扁舟驾兰陵，自援旧风日。君家有天人，雄雄维摩诘。我口吞文殊，千里来问疾。若以默相酬，露柱皆笑出。’”(《答径山琳长老》)死后他却葬在了“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崇阳峨嵋山”(《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四十五)，是因为嵩山周围地区“土厚水深”，“兄没有命，葬我崇山，土厚水深。”“嗟哉吾兄，没于毗陵，返葬郏山。兆域宽深，举棺从之，土厚且坚。”(《再祭亡嫂王氏文》)此种葬法为北宋士人所崇尚，苏轼也不例外。临死半月之前，他曾写给维琳方丈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只道者。” 一代天才诗人苏轼，给人的怀念不仅是诗词歌赋，他的散文、书法、绘画、音乐、医学、建筑、水利、农业等，各方面的才能，都曾嘉惠世人，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一颗悲天悯人的菩萨心。他虽处于艰困环境中，仍不懈创作，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响的奇文佳作；他的豁达、坚韧，以及在诗词书画上的成就堪称为中华民族千年来难得的旷世奇才。今天我们吟读苏轼之诗、之文、之词，品味其书画，再看他得意或者贬谪之时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很好的启迪。“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东坡居士过龙光，求大竹作肩舆，得两竿。南华?首座，方受请为此山长老。乃留一偈院中，须其至，授之，以为他时语录中第一问》)，苏东坡老人在其人生最后一个春节的这两句富于哲理禅思的诗句，似乎可以作为令后人永远玩味的遗言吧!“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风物殊异、衣食难继的海岛，有什么魅力让一个走遍大江南北的老人认为此游奇绝为平生之冠呢？康熙年间，琼山知县茹铉在《重修苏公祠记》中说：“山川之奇能开人之性情而供其笔墨，文人之奇能发山川之灵秀而留其名胜。”“人以地传，地以人重。” 　　苏东坡不幸而谪居岭南，在不少寺院留下墨宝、石刻，他到韶州南华寺、月华寺、清远峡山寺，广州蒲涧寺、廉泉寺(今光孝寺)、净慧寺(今六榕寺)，到过灵州(今广州内)宝陀寺，并感梦而作诗云：“灵峰山上宝陀寺，白发东坡又到来。前世德云今我是，依稀犹记妙高台。”他还到过新会宝积院，种下“东坡荔”。此外还到过惠州的永福寺、栖禅寺、大云寺，雷州的天宁万寿禅寺，还曾到过海南的桄榔庵(后改为东城寺)，另外，据梁廷楠《东坡事类》汇集的苏轼诗文来看，他曾到过的寺院还有东莞西资福寺，惠州嘉?寺、博罗香积寺、延祥宝积寺、罗浮栖禅精舍等地，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在岭南仍然与僧侣有着密切的来往。苏东坡在一些寺院所题诗文、匾额，已成为世代文人墨客、僧俗四众学习和珍重的文化遗迹，这又是岭南人之万幸。今天，苏东坡生命的一部分已与岭南的山水完全融为了一体。综上所述，苏轼在贬谪期间学习佛老，只不过为了取其有补于世的一面，以便充实内心，应付千变万化的人生难题，并不失其关注现实、豪迈进取的本色。 作者:达亮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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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喜赞叹

浅画

愿一切众生。得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正法。 愿一切众生。得清净光。照见世间。极微细色。 愿一切众生。得离翳光。了众生界。空无所有。 愿一切众生。得无边光。身出妙光。普照一切。 愿一切众生。得普照光。于诸佛法。心无退转。 愿一切众生。得佛净光。一切刹中。悉皆显现。 愿一切众生。得无碍光。一光遍照。一切法界。 愿一切众生。得无断光。照诸佛刹。光明不断。 愿一切众生。得智幢光。普照世间。 愿一切众生。得无量色光。照一切刹。示现神力。